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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气跑之后,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怀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系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儿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后來他与我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到了榮祿与慈禧之間的那种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后,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么法西斯主義,日本怎么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几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謚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余,還表示以后少賜謚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后,又添了這么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极為复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划的。 鄭孝胥反對我离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策划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了由于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愿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并不把日本當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將亡于共產,共產則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戰爭是看做要實行“共產”的。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后,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与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体,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遲早被“亂党”、“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后,他認為要想复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种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關于“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极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同時還叫他的儿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与美國商(務)部長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 鄭孝胥認為,這類的計划如果能實現,我的复位的時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羅振玉的勸說,打算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詣行在。召見,詢日領事約談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輿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猶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气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為日本所留,興复之望絕矣!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為君之日。 他提出過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無法辦,我也表示了贊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游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來如蒙各國支持“复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体成立。” 鄭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說:“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他說:“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后。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那時我還不知道,作為辛亥革命風暴導火線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原來就是鄭孝胥給盛宣怀做幕府時出的主意。假若我當時知道這事,就准不會再那樣相信他。當時听他說起辦鐵路,只想到這樣的問題:“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問過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他說:“待如上賓,許以优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我又問他:“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么辦?”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申出來的日益体系化的鄭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贊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气脈,恢复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后,曾向段祺瑞活動“复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攏軍閥、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里始終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愿望尤其顯得熱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可以看出來。 當我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時,陳寶琛擔心的是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背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謝米諾夫這個關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系。當謝米諾夫吹噓列強如何支持他,而各國干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机來了,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舉兵起事,并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了,只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了不少詩。他的日記里有這樣自我欣賞的描寫:“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剝极而复,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复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謝米諾夫。包文淵、畢瀚章、劉鳳池同至國民飯店,……皆大歡暢,約為同志,而推余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國騙子羅斯,以辦報紙助我复辟為名,騙了我一筆錢,后來又托鄭孝胥介紹銀行貸款,鄭孝胥因羅是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給他從銀行借了四千元。鄭垂覺得羅斯不可靠,來信請他父親留心,他回信教訓儿子說:“不能冒險,焉能舉事?”后來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羅斯這筆錢到期不還,銀行扣了鄭的存款抵了賬。盡管如此,當羅斯底下的人又來向鄭借錢的時候,由于謝米諾夫的關系,經多布端的說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給了那個騙子。當然,我的錢經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譏笑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陳寶琛,后來在歎息“蘇龕(鄭宇),蘇龕,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豈非慷他人之慨!” 后來,他由期待各國支持謝米諾夫,轉而渴望日本多對謝米諾夫加點勁,他又由期待各國共管,轉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對中國的干涉。當他的路線轉而步羅振玉后塵的時候,他的眼光遠比羅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館以及天津日軍司令部和領事館,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動的對象是直接找東京。不過他仍然沒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為“開放門戶”請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東京活動的建議,得到了我的贊許,得到了芳澤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個在日本朝野間頗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經過這個浪人的安排,和軍部以及黑龍會方面都發生了接触,后來,他很滿意地告訴我,日本朝野大多數都對我的复辟表示了“關心”和“同情”,對我們的未來的開放政策感到了興趣。總之,只要時机一到,我們就可以提出請求支援的要求來。 關于他在日本活動的詳細情形,我已記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記摘錄几段如后,也可以從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廣泛活動的蛛絲馬跡: 八月乙丑初九日(陰歷,下同)。八點抵神戶。福田与其友來迎。每 日新聞記者攜具來攝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館小憩,忽有岩日愛之 助者,投刺云:兵庫縣得芳澤公使來電囑招待,兵庫縣在東京未回,今備 汽車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華會館。又至捕公廟,复歸西村館,即赴汽車 站買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館。來訪者有:大阪時事報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淨回,岩田之友小山內大六,為國雜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東館午飯。夜付本多吉來訪,談久之。去云:十點將复來,候 至十二點,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將訪竹本,遇于門外,遂同往。內藤虎來談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來訪,密談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電話告:長尾昨日已歸,即与太田、大七走訪之。 長尾猶臥,告其夫人今日匆來,遂乘電車赴大限。……岩田愛之助与肅邸 四子俱來訪。憲立(定之)密語余奉天事,消息頗急,欲余至東京日往訪 藤田正實、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攝影,复与肅四子共攝一影,乃 訪住友經理小倉君。…… 庚午十四日。長尾來談,勸取奉天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長尾雨山以電話約勿出,當即來訪,遂以汽車同游天滿 官金閣寺而至嵐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頂,若無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隱約見岩岫壓檐而已,飲酒食魚,談至三時乃去。 癸酉十七日。……長尾來贈畫扇,送至圓山公園,左阿、囗家、狩野、 內藤、近重、鈴木皆至,頃之高瀨亦至,唯荒木、內村在東京未歸。……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詣長尾辭行。……太田來云,東京備歡迎者 甚眾,將先往約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時至東京下火車。至車站投刺者數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岡野皆來帝國旅館。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曉亦來。岡野自吳 佩孚敗后囗而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談日政府近狀頗詳,謂如床次、后藤、細川 侯、近衛公,皆可与談。 癸未二十七日。……送過水野,复同訪床次。床次脫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樂部,將為第三党之魁。岩田來。小田切來。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來。山田來。汪榮寶來。……夜赴近衛公之約,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衛詢上近狀,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稱,長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來約九月初八日會宴,坐客為:平沼騏一郎,樞密院副議長;樺山資英, 前內閣秘書長;牧野謙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國,早稻田教授; 國分青崖,詩人;田邊碧堂,詩人;內田周平,能漢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肅邸第十八子憲開來訪,今在士官學校。……津田靜枝海軍大佐邀 至麻布區日本料理館,為海軍軍令部公宴。主席者為米內少將,坐客為: 有田八郎,水野梅曉,中島少將,園田男爵(東鄉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軍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來。參謀本部總長鈴木,次長南,以電話約十時會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鈴木詢上近狀,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長云: 如有所求,可以見語。對曰:正究將來開放全國之策,時机苟至,必將來 求。吉田茂外務次官約午飯,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岡部長景子爵,高 田中將,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憲開、李寶璉、劉牧蟾來訪。李劉皆在士官 學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來。与水野同訪后藤新平,談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將,野中、多 賀二少將,田鍋、松平皆在座,頗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戶登長崎九,長尾雨山自西京來別。富岡、 福田皆來。十一點半展輪。…… 他在日本,被當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熱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舊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過天津總領事,白井是副領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時把我接進日本兵營的那位大任。岩田愛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槍的那位黑龍會會員,佃信夫則是不肯在總領事有田面前談“机密”的那位黑龍會重要人物。不管他們在中國時怎樣不和,這時卻彼此融洽無間地共同接待著“鄭大臣”。除了這些過去曾直接出頭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來做過首相、陸相等要職的近衛(文囗)、宇垣(一成)、米內(光政)、平沼(騏一郎)、鈴木(貫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還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財閥,此時全都出了面。也許鄭孝胥和這些人會談時,他的“開放全國之策”引起的反應使他太高興了,所以在偽滿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經走進了打開的“門戶”,他仍然沒有忘記共管的理想,一有机會便向外面宣傳“門戶開放,机會均等”。這猶如給強盜做底線的仆人,打開了主人家的大門,放進了一幫強盜,當了一幫強盜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招徠。這自然就惹惱了已經進了門的強盜,一腳把他踢到一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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