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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就從文獻最少的夏代起計，每一個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麗以及和政治的關連；任何一個朝代的美麗女人，倘若沒有強烈的政治陪襯，便不會享大名，流傳后世。 舉例來說，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紂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為亡國的美女，是禍水！雖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殺，王都東遷，人們也就含糊地將之列入亡國禍水類中。 這是中國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個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進化，政治權力興替間，總會有一些美麗的女人出現，組織和构成所謂的“歷史悲劇”，于是乎，有所謂“女禍”，有所謂“紅顏薄命”等等說法。 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壽全歸”的。長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給范蠡作結，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漢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慘。王昭君雖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樣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漢民族的心理上，這樣的遠托异國，又總是可悲的。再往下數，歷代美女，几乎脫不了悲終。而從青春華茂到悲辛收場，有史以來，集其大成而又奇詭多變，故事流傳最廣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貴妃楊玉環。 我處理中國歷史，以夏禹為有史之起點，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傳說，完全不能稱為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為：秦始皇帝統一中國；南北朝的大混亂；唐玄宗天寶之亂；蒙古人統治中國；孫文創中華民國。 這個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寶之亂為中國命運的轉折點。自天寶之亂以后，中國就長期向衰了，這是從文治教化整体的輝煌而言，一時的武功或疆土擴大，是不足道的。 天寶之亂，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應是當時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學家們，把天寶之亂的重點落在馬嵬坡事件上，于是，楊貴妃便成為中國歷史轉折點的代表人物。 這其實是很荒唐的，但把一個并非政治性的女人來承擔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國趣味——中國哲學的奧妙所在。 把這個大包袱讓楊貴妃背上，在當時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為證；唐僖宗朝宰相鄭畋有詩如下：肅宗回馬楊妃死，云雨雖亡日月新；終是圣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這一首詩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個字，寫盡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興的關鍵所在：“楊妃死”，危亡的厄運解除，“肅宗回馬”，即太子李亨离開父皇而領一軍奔靈武自立為帝，展開反攻，收复失土，中興唐皇朝。亦即“云雨雖亡日月新”七個字所表現的，“云雨雖亡”是楊貴妃的，“日月新”則是唐肅宗的，那意思是：楊貴妃雖然遭難但唐皇朝終于复興。 這一首詩包含的意義很廣，對楊貴妃之遭難，寄予同情——一死而中興國家，死亦得所。 ——中國的舊詩，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括敘事和評論在內；但毛病在于這需要熟知史實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舉鄭畋這首詩，后來被人改（或抄誤）成“玄宗回馬楊妃死，云雨難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證唐朝人把本朝的興亡之際的大包袱推到楊貴妃身上。而這一段歷史，又是中國史的轉型期，是以越到后來，楊貴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從夏禹開始到現在，四千零數十年間，沒有一個女人身負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時，我們泛泛而道楊貴妃，一個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轉蛾眉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長恨，屬于儿女情的，但是，擴大了來看這一個故事，所包含的實在很多。 以上是楊貴妃故事政治、歷史的方面。 而在文學上，楊貴妃其人更張廣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楊貴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楊貴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國文學創作最大最廣的共題。 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論自由的朝代。唐朝人雖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語言上忌諱，但忌諱的范圍以私人之間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無忌。批評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詩作文，甚至講得很不堪，亦不會遭禍。在楊貴妃生前，文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有之，到她在馬嵬驛遭難后，她的故事迅速地發展成為文學創作上的主題，并且隨著時間而更加深廣，漸漸，唐朝的文人把歌詠楊貴妃故事當作一种“考試”式的共題。白居易的《長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來的第一名。但在“長恨歌”出現之后，文人依然熱心于自這一個“共題”而孜孜不倦于“考試”，借此來練習和表達自己的史才，詩筆，議論，想象…… 唐代著名的詩人李商隱，對詠楊貴妃故事是极為熱衷者之一，李商隱所作不及《長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評斷，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過，從李商隱的作品中，卻讓我們得知了：唐人對皇家的言論自由到了可惊的寬容程度，舉例：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華清宮） 這首詩是諷刺的，但力求在“考試”中作惊人語，結果卻不倫不類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楊貴妃沒有“使”她的皇死，這成了什么話？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隱最出色的一首詠楊貴妃的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這兩句雖沒沿襲《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為楊貴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廢被囚。這對楊貴妃逃亡到日本傳說，有進一步的傳播作用。同詩最后兩句：“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蘆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傾國，王輦何由過馬嵬”，那是直接批評皇帝無力護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虛假，亦屬于言論自由的頂端了！更有一首：“驪山有感”詠楊妃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這首詩一些也不見好，但卻赤裸裸地寫出了玄宗皇帝奪取儿媳為妻的事實，再道出壽王以后處境的尷尬。詩雖然不見佳，但總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亂地取了一些詩句，為了引發楊貴妃故事的若干特出點。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諱的，楊貴妃先為李隆基的儿子、封壽王的李瑁之妻，后來父皇取儿媳為妻。 這是楊貴妃故事的第一階段，當中國的社會道德律更變之后，有許多“衛道”之士，拼命要否定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實俱在，無可否定，求告和恫嚇兼施，命人們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為尊者諱”，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說他這一宗亂倫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國自南宋以來積累起來的社會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長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盡辦法來遮掩楊貴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證”楊貴妃雖壽王妃，但卻是處女入宮，所以，唐玄宗雖有丑聞，并不太嚴重。 這是可怜亦复無知的新道德保衛者的自我欺騙。唐朝人自己不以為是違反道德律的；官文書記載，至今仍存，后人為了后起的對婦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從而也可見中國的文化的向衰。為此，在講故事之前，特別將它提出來。 關于楊貴妃的婚姻，現存“唐大詔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稱為圣旨的東西）卷四十，“諸王冊妃”類，及“王妃人道”類，有兩封詔令，直接提到，一封詔令，間接相關，摘要如下：冊壽王楊妃：“維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詔曰（中略）……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壽王妃……” “同中書門下”，即是宰相。冊楊玉環為壽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冊妃，等于現在的訂婚。“冊”后，尚有不少繁文褥節（見開元禮），大約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結婚。估計：楊玉環嫁到壽王李瑁那儿，應在開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遲些，或開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遲，便少有可能了。（按：舊、新兩唐書的楊貴妃傳，對楊玉環出身，似有故意的錯亂或隱蔽，舊唐書連楊貴妃的父名都弄錯，且完全不提先嫁壽王事，新唐書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實，加入先為壽王妃語，但對楊玉環的父叔，卻蒙混過去，因為新唐書取舊書資料，二傳皆亂采傳說，荒唐不經，不必深信。） 壽王的親母武惠妃，為皇帝所极寵，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楊洄，据史書載：楊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謀，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李隆基于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將這三個儿子廢為庶人，隨后又賜死于城東驛。武惠妃這樣做，据說是為她親生的儿子李瑁奪取太子地位，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卻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時才四十歲。史書說，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楊玉環入宮，中間有一個轉折，并不是名義上直接由壽王妃變成貴妃的，“唐太詔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中曰：“……壽王瑁妃楊氏，……屬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宜度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楊玉環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書》本紀第五玄宗紀，開元二十八年條下云：“十月甲子幸溫泉宮。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 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雖缺了年月，但參照本紀，我們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楊氏奸好，當在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溫泉宮時帶到驪山以供淫樂的可能最大）。如此，則度為女道士的正确時間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親母竇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屬太后忌辰”，當是開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楊玉環做壽王的妻子，應當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結婚至四年，豈有再是處女之可能？何況，唐朝人又并不重視處女膜的。 楊玉環入宮為女道士（在內宮的太真觀，不是長安市的太真觀），過了四年多，才被冊立為貴妃。 父、子之間共妻奪妻，以“女道士”作為過渡，說起來，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親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則在這四五年間沒有正式妻子了。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為儿子壽王冊韋氏為妃，冊韋氏為壽王妃詔，亦存，同見“唐大詔令集”卷四十，皇帝為儿子再冊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冊楊太真為貴妃。兩冊時間頭尾在內共十一日。雙重喜事來得也真快。 楊貴妃入宮問題，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國歷史、文學、乃至社會上的大問題，衛道之士，竭盡心智要縫補一個古人的處女膜。以現代觀念看，這是很無聊之事，但在過去六百年間，此事關系社會風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國女人裹小腳，等于半廢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腳，使中國長期不能進步，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說出在楊貴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楊貴妃又背上了一個社會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屬于正派的有關楊貴妃的大事，這屬于嚴肅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講講馬嵬坡事件的來龍去脈。讀者們將來看故事，可以有一個概念，同時，也輕松一些，把楊貴妃可能沒有死而逃到海外說一說，考一考，事屬渺茫無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楊貴妃背著上面所說的包袱為幽雅和風趣一些。 中國文學史上杰出的、傳播最廣和久遠不衰的敘事長詩：《長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楊貴妃的故事串連成此巨制，他寫楊貴妃在馬嵬坡事變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這是文學作品上記楊貴妃的死，是記實。只小有考證上的錯誤：楊貴妃死于馬嵬驛時間為：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載，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時，天子只四軍，据舊唐書玄宗皇帝紀：“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 “六軍”是在楊貴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馬嵬坡事變，只可稱“四軍不發”。不過，文學作品上這樣的小誤，實無損記實，因為有不少專家編著的史書，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也一樣系錯了時間，甚至，連舊唐書本身，也前后錯記，六軍建制，玄宗紀系時和肅宗紀系時亦各記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長恨歌》，那是為了簡單明白，只用十四個字注出了楊貴妃之死。 舊唐書本紀第九，記馬嵬兵變：“……丙辰（按：辰應為申字之誤）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會吐番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于驛門，眾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乃誅楊國忠，眾方退。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回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新唐書本紀第五，記馬嵬兵變云：“……丙申，行在望賢宮，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及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暄；賜貴妃楊氏死……” （按：楊暄為楊國忠之子；二書所記載，以新唐書确。） 又：舊唐書五十一，列傳卷第一；后妃上：“玄宗楊貴妃”云：“……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軍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复奏，帝不得已，与妃詔，遂縊死于佛室，時年三十八。瘞于驛西道側……” 新唐書楊貴妃傳所載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數語：“帝不得已，与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 司馬光資治通鑒引實錄記馬嵬事變較祥，錄如下：“……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此時名李靜忠）以告太子，太子未決。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与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搏按：馬嵬驛之西門。）軍士追殺之，屠割支体。以槍揭其首于驛外門。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軍士圍驛，上聞喧嘩，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愛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愿陛下審思之，將士安，陛下則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玄禮等人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搏按：秦國夫人已早死，資治通鑒誤。） 根据以上的記載，楊貴妃縊殺于馬嵬坡的佛堂（依唐實錄），應該無疑的了。楊貴妃死于馬嵬，葬于馬嵬，在官文書中，應已确定無疑。同時，我們只從上舉簡單的官式紀錄，即可明白：馬嵬兵變，實在是李亨（唐肅宗）所發動的。唐代皇位繼承權，自來就不穩定，李亨雖為太子，但能繼承与否，不到最后，實無由知。因此，李亨集團乘亂發動兵變，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殺楊貴妃，乃在于楊國忠，因為楊國忠是一個有權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國忠，即無法弒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遜位。是以馬嵬兵變發生，楊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隊得訊，即不再隨駕赴蜀，而自帥所部趨渭濱，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涼，再轉靈武，便自為皇帝。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唐紀三十四，据唐實錄述馬嵬事件發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來，有如下一段記載：“……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后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東宮內人予太子。” 這是經過修飾了的篡位之情況，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這里看得出李隆基無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楊國忠，國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楊貴妃死，旨在損李隆基的尊嚴。因此，驗尸云云，陳玄禮決不會認真。再者，陳玄禮為了將來自存，以一個軍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認真驗看貴妃遺体，褻瀆之罪大矣。這方面，史書所載，亦已很明白；四軍將士聞楊貴妃死訊，即歡呼，陳玄禮免甲胄而拜，那是說明了他們并未去驗看楊貴妃的遺体。于是乎，楊貴妃生死之謎，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連串故事發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長安，為太上皇，權力已失，他欲改葬楊貴妃而不能公開進行，乃使內侍秘密進行，舊唐書楊貴妃傳云：“……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坏，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凄惋，乃命圖其形于別殿，朝夕視之……” 新唐書楊貴妃傳略同，但無“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坏”之句，只言：“啟瘞，故香囊猶在。” 以上兩种唐書，皆根据唐實錄，文字太簡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強調香囊仍在，這記載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錯覺，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長安之后，本身處境极劣，改葬楊貴妃為秘密進行，不見尸体，自將引出大事來，甚至會影響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為之諱。至“尸体已坏”說，乃是飾詞吧？ 因為，楊貴妃不曾死的傳說，在當時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長恨歌傳，當是据傳說而將楊貴妃故事神化，不會是完全受漢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響，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長恨歌》時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傳說而才會聯想及之。再者，《長恨歌》中記臨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訪楊貴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這里應已點出了楊貴妃葬處無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間傳說，白氏應不會如此寫；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碧落是天堂，黃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歸地府，臨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則“兩處茫茫皆不見”，又進一步說出了楊貴妃的未死；三、“忽聞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時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為頻繁，“海上仙山”，無疑是指日本，實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這樣的寫法，是文學的而非歷史的，在文學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無味了。然而，白氏《長恨歌》用“海上仙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當能明其所指。再者，陳鴻所作《長恨歌傳》，對于《長恨歌》中的傳說“仙話”，作了很有力的結語：“世所不聞者，余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在此，陳鴻把歷史及民間傳聞分割了開來。可是，民間傳說，有時卻比較歷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楊貴妃不死于馬嵬之說，便流傳開來。不但在中國如此，在日本國，楊貴妃逃出中國，卒于日本之說亦甚。而且，在近年間，楊貴妃故事又泛起來。 先說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現于電視，自稱是中國楊貴妃的后裔，而且還展視古代文件作佐證。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轟動，竹內好主編的日文雜志《中國》，并詳記其事。我在那時也曾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關楊貴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偽真自然無法鑒定（說老實話，偽的多）。但存在久遠則是事實。 其所謂遺跡而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楊貴妃在日本有兩個墳墓，一在荻町的長壽寺，又一在久津。兩墓皆為石塔，但形狀不同，我沒有親至墓地察看，所見到的只是楊貴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楊貴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銅），亦傳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長壽寺，据說是楊貴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為唐使送往，而兩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處，俱未曾見到“真跡”，人們指一尊佛像謂為即楊貴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間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為導游者任意指點而敷衍。 雖然如此，楊貴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記載。我看到好几种有關楊貴妃的文字記載，是古之好事者虛构，或是傳奇小說類，亦無由辨別，也不欲認真去辨別。各种文件記載不同，一說楊貴妃東渡，侍女從口，大多死去，楊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說，楊貴妃受到日本禮遇，還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說楊貴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帶入中原与李隆基…… 凡此，如認真去作史料看，那應是無稽的，但是，作為傳奇故事看，卻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們應該從“故事”的角度去推測：楊貴妃是否不死于馬嵬坡？是否能東渡日本？ 從史書的縫隙中找線索，這兩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歷史的考据。 首先，楊貴妃不死于馬嵬的可能性很大。 綜合舊、新兩唐書及實錄与通鑒等記載，馬嵬之變的經過如下：第一階段：唐天寶十五載六月辛卯（初九），安祿山部眾攻陷潼關。 ——按：唐天寶十五載七月，李亨奪權，即位于靈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寶十五載又稱至德元載。 潼關失守，河東、華陰、馮翊、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長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態嚴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訊方法，每三十里設戍所，每日暮，放煙一炸，報告平安，下戍所見前戍所舉煙，便隨之而舉，如此，在很短促的時間內，訊息即可傳數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楊國忠議事，決定出奔。繼而上朝，百官惶惶，對時事皆無所指陳，在緊張中的朝會，毫無結果而散。 此日，宮中已秘密從事出奔的准備。 六月十一日，宮中在准備出奔中觀望，而朝中則已大亂，楊貴妃的姊妹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入宮，与皇帝相見，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因而楊國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亂，有人逃難。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揚言御親征，自然，官員對此是不會相信的，因為哥舒翰在潼關的大軍二十万人已崩潰，長安及近郊已無可戰之兵，皇帝不可能親征也。 其次，皇帝發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現在官名，即長安市長）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崔光遠升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并命劍南節度大使穎王李□赴鎮，令本道預備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項不同的記載，舊、新唐書及實錄等皆言奔蜀出于楊國忠之謀。但《幸蜀記》文則稱：楊國忠力主堅守都城勿逃，宰臣韋見素主逃亡，与之力爭。并且爭執甚烈，韋見素還說出楊國忠通敵，所以不愿皇帝走云云。最后，皇帝接納韋見素的意見逃蜀。（楊國忠通敵之說，絕對無稽，因安祿山起兵，以誅楊國忠為號召，楊國忠絕無通敵可能。《幸蜀記》此說，應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內（興慶宮）移居北內——唐皇宮以太极宮（最舊），稱西內，大明宮稱東內（為主要宮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宮宮城），北內，在地方上應是玄武門西內苑禁區；不過，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時期，以興慶宮為起居，大明宮在興慶宮之北，因此，移居北內，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宮，因為興慶宮獨立孤處在市區中間，安全防衛不及其它宮城，所以移居，是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調雙禁軍，厚賜錢帛，并選了九百匹馬。 ——這些事，都是在宮城內秘密進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東宮城之內的皇子皇孫、部分嬪妃以及楊貴妃与其姊妹、親近宦臣、宮人，以及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等，悄悄出延秋門而逃。 ——按：長安城九門，東三門曰：通化、春明、延興；南三門曰：啟夏、明德、安化；西三門曰：開遠、金光、延平。 其北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為宮城。皇城東南西共七門，北面通宮城三門，宮城北通西苑、禁苑，為定武門、重玄門，定武門即前時之玄武門。延秋門之名不見于呂大防長安城圖，永樂大典及程大昌宮城圖亦闕其名，僅李好文《唐三苑圖》志之，延秋門實在是唐宮城之外，并在西內苑之外，為西北宮外禁區的外苑城門，其地為漢時古宮城所在，亦即漢未央宮之西城，此西邊牆城，自北而南，有三門，曰：雍門、直城門、延秋門。 皇帝一行人黎明時從延秋門禁區逃出，則前夕之移居北內，當是住玄武門禁軍中，非如前人所謂住大明宮也。 我特別指明逃走的地方，是為著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連住在宮城以外的皇族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時逃走了，皇城中人當時亦未知，是日，官員們依然入朝，等到宮城開啟，內宮宮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棄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亂，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竄；流氓宵小，出動偷竊搶劫。長安城于一日之間，陷于空前大亂中。而此時，安祿山部，尚在潼關，距長安有數百里之遙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內侍監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陽望賢宮准備午飯。結果，王洛卿与咸陽縣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陽望賢宮，已日中，大家都沒有飯吃。楊國忠去買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餅供皇帝充饑，未曾逃走的民眾，以粗飯、麥豆獻給這一行逃難者。皇子皇孫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狽相立刻顯露了，此去多艱，可以由此而想見。——這頓午飯，先是狼狽，后來，還是由隨行的御膳造了飯菜，供應逃亡者群。 下午，未時集中，再出發西奔，夜將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按：金城距長安八十五里，屬京兆府，本名始平縣，唐中宗景龍二年（公元七○八），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員送行至此而別，唐帝乃易始平為金城縣。） 金城縣令已經逃走，縣中百姓已大多亡匿，兵士們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諸人，胡亂宿于驛中，內侍監袁思藝看情形不妙，帶了几名親信先逃了。 這情形，比在咸陽時更加狼狽。 當夜（或次日清晨）監軍潼關的王思禮，自間道逃抵金城，報告守潼關大將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達興平縣境的馬嵬驛。 兵變和政變，就在馬嵬驛發生。 在此，先說明一下馬嵬的地形，驛柵城在馬嵬坡西，其東側有佛堂，可能附于驛亭，皇帝則止歇于驛亭。楊國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員和朝官在一起，那時，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員二十余人，找到楊國忠等，要求食物。陳玄禮屬下的四軍，此時當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結，于是，借此机會制造兵變，他們說：楊國忠和吐蕃外交人員在一起是謀反，立刻發動，楊國忠當亦有家甲，急奔赴驛柵城，至西門，被叛兵追上殺害，其長子戶部侍郎楊暄、韓國夫人，亦被殺——他們二人的死址，當在馬嵬驛亭以東。國忠死處則驛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處的距离，無法准确考据，大約，驛柵亭与佛堂驛亭之間的距离，應在一至二里之間。 楊國忠被殺時，皇帝但知外面喧鬧而不明發生何事，應可想及距离不會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寫過的賜楊貴妃死之事發生。 楊妃死后，四軍暫安，皇帝大約立刻离開了驛亭而西行向柵城。 那時，在后隊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馬嵬境內。馬嵬事變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問訊，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隨行入蜀了。結果，皇帝分后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予太子（實際，這些軍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一些結果并不是立刻決定的，其間，有會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廣平王李俶為代表，而皇帝，則派皇子李瑁（壽王，楊貴妃的前夫）及高力士為代表，与太子談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馬嵬柵城与后軍之間。 那是在一天中發生的事故，而且，時間應只在下午。這可從路程算出。 興平縣屬京兆府，据元和郡縣志：“興平縣東至府九十里。”又載：“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馬嵬距長安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憊不堪，第二日的啟程時間，當不可能太早。故大隊抵馬嵬，當在午刻，蓋准備在馬嵬城午飯者，兵變發生的另一促成，當与午飯無著落有關，各有關史料皆言將士既疲且餓。而最值得注意者，當是吐蕃使者群以無食而找楊國忠。則馬嵬之變的時間，可以斷定發生于六月四日午時，再深入一些，時間應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或更晚些而午餐尚無著落，外交人員才會找宰相訴說。 從楊國忠逃而被追殺，進而戮毀肢体，懸首驛門，其子楊暄及韓國夫人即令同時被殺，但御史大夫魏方進則于楊國忠被殺后出而呵責兵士時被殺；之后，又有韋見素出，被叛兵打傷頭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輪到皇帝聞訊，以及由高力士問明情由，陳玄禮要求并殺楊貴妃，李隆基不應，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賜死。如此，楊貴妃死后四軍罷亂，計時當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別行，壽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當在申時。 楊貴妃被縊死，執行者是內侍，在逃亡中，大約不可能找到縊殺人的專家，而縊死一個人，通常并不是一縊即死的。 內侍們對楊貴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縊至气絕而未斃命。四軍以皇命賜死，再或見縊，又或得知執行者報，以楊貴妃死而解圍罷亂，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現實的情勢則迫他非离開貴妃死處不可，如此，皇帝与從府及軍士走后，貴妃复蘇，就只有隨侍奉命料理殯葬的內侍、宮女群知了。 楊貴妃待人仁厚，宮中侍從，對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這樣的事，設法救援，應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壽王李瑁，楊玉環本為至愛，他妻子被父皇所奪，遇此，豈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与貴妃的關系，自更不必說。因此，楊貴妃倘若未死，代為掩飾及協助她另路脫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极可靠的。 這是楊貴妃可能不死逃向別處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測。 其次，是楊貴妃赴日本的問題了。 當時，在長安有不少外國使臣，日本國遣唐使唐玄宗朝最盛，人數多，除外交官外，學生、僧侶、商人更眾（見日本人本宮太彥著：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那些外國使臣也隨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當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變而取間道行。這有佐證可資參考。 從長安逃出來時，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門后，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曉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權人物，應該早就有知，或早已准備，因此，在當天黎明之后，大約較皇帝出奔遲半個至一二個時辰間，其余的顯達，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宮城北禁苑西門出，通過渭水上的便橋至咸陽，沿大路向興平、武功、扶風而進。至興平馬嵬驛時兵變，道路自然受阻。在后面的人，不少另行覓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進，如楊國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一（或二）及虢國夫人，皆走別道，逃至陳倉始被殺害。 据當時的各种史料綜合報道：馬嵬事變時，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其渡渭而南行者，可以分為：渡水至終南，再分路，向西行赴盩厔，向郿、斜谷關——這是繼續西行的。次為至終南后，入秦岭山區，轉向南行折東西出武關。那是赴湖北的路。 楊貴妃走哪一條路呢？可能渡渭，至盩厔，再折南入山——她先到盩厔，預備入蜀。大約發現入蜀危險（李隆基已喪失權力，因而無目的地折向南行。），走湖北，也是可能的。 她在道路中當然會得到一些消息，她可能選擇的亡匿之地應為兩湖与江淮地區。 自同一方向而南行東行的逃難者群，在路上相遇的可能不會太少——楊國忠的妻及子与虢國夫人母子，在陳倉被殺，官史對楊國忠的本系子孫的記載，在理論上都有交待，但是，在實際上卻太欠詳細了。 楊國忠有四個儿子，依長幼為：楊暄、楊朏、楊曉、楊晞。官文書記錄：楊暄与父同死于馬嵬；楊朏陷賊被殺，楊曉逃至漢中被殺，楊晞隨母死難于陳倉。 其中，楊暄、楊晞二人之死，殆無疑問，楊朏婚皇室，妻為万春公主，位鴻臚卿（等于外交部長），陷賊而死之說，頗難成立。楊氏一系對皇室西奔的消息，得知自然最早，且其余三子及多數外國使臣均為首及次批逃出者，何以楊朏會不及逃出而為安祿山所俘？此可疑之一。其次，謂楊曉為漢中王李瑀所殺。考李隆基于馬嵬事變后，奔亡至散關，改組隨行的軍隊，分四軍為六軍（人數极有限，据《鄴侯家傳》云：“玄宗幸蜀，六軍扈從者千人而已”。按此千人之數，當為被太子奪兵之后所余人數。），其作用大抵為擴充扈從隊伍，納入諸王家甲等，以抑陳玄禮龍武軍之勢。六軍分由壽王李瑁等統率。分六軍事在六月二十日，地為散關。同時，再命穎王李□先行入蜀部署。 李隆基于六月二十四（丙午）由散關抵達河池——按：河池郡在散關西南，即今陝西鳳縣，此邑在唐代數易名，或河池，或鳳州，為自散關入蜀孔道之一。由道路里程計算，李隆基在散關應休息了三天，蓋自散關至河池，一日可達。 在河池，蜀郡長史崔圓奉表來迎，李隆基即任命崔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由于崔圓之來，報告蜀中丰饒及甲兵全盛（可能崔圓也帶來一隊兵來迎駕的），如此，情勢轉佳，李隆基乃任命侄子隴西公李瑀（讓王李憲之子，汝陽王李璡之弟。文人，品學兼优。），爵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御使。 李瑀赴任，自河池至漢中（即今陝西南鄰），其間冊命受爵等，雖在非常時期，估計亦要兩天吧？赴任途中，計情應先到褒城（屬漢中治，漢中隸于梁州，唐時，梁州曾一度易名褒州，州治在褒城，旋又以漢中為首邑）視察一日，再到漢中，則其到達時，當在六月底七月初。楊曉如由褒斜路奔往漢中，應早七八日或竟早十日到，漢中為重鎮，要非亡命者避匿之所，除非有特別的背景，楊曉似不會愚蠢到留在漢中不走而待李瑀來打殺的；何況，李瑀進爵得官，為李隆基所授予，李隆基自散關入蜀，一路任命，都是為重建本身權力謀，李瑀承叔父皇帝之旨，即當不致任意處死楊曉。 因此，楊朏、楊曉二人之死，應該存疑。 又：楊朏之妻万春公主，后來再婚，嫁楊錡（楊朏從叔），大歷年間始卒。而楊錡前妻則為玄宗太華公主，天寶年間死。万春公主傳中未提及楊朏之下落。 又次：楊國忠四子，最幼者楊錡，据宰相世系表，官太子中允。据舊新唐書百官志：“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在唐代，京官能至正五品下，是要經過相當年月的。楊國忠雖當權，但依法不可能超擢自己的儿子，何況，太子中允是掌實務的中上級官員，要做校正啟奏、總司經典等職，沒有相當才學，是不能做的，從出仕至官太子中允，應磨歷十年左右，楊家雖特出，六七年時間總要的。無論如何，楊錡死時，年紀總有三十。据此，楊氏四子，均已婚，且都可能有子女，然而史書俱不載國忠的直系孫輩男女。 楊氏為舉世著名大族，天寶一代，寵顯之盛，無以复加，楊國忠的從弟，事變后皆獲保全，其后且仍能通婚皇室。由此推論，楊國忠的孫輩男女，逃脫馬嵬之難的應不在少。 如果楊國忠的儿子或孫儿女有人逃出，以楊氏之權勢，在混亂中，找庇護者要非大難，應知楊國忠雖為史家列入奸邪大惡，但其人有才，能任事，門下士几遍天下，史書不免于受成王敗寇觀念支配，和當時實情，必多出入，因此，楊國忠后裔逃出者之一二支或一二人，在道路上与楊貴妃相合，再由某种机緣而合于日本遣唐使，因而東渡，在情理上，也不相悖。再者，楊國忠為相日，其子楊朏為鴻臚寺卿（外交部長），對諸蕃外使及日本遣唐使等待遇殊优，日本使者在長安者，与楊氏亦必有相當情誼，危難之間救助浮海，更為人情之常。 綜合上述，楊氏在日本留有一支，或亦有此可能。但是，至今在日自稱楊貴妃后裔之人，應為楊國忠的后裔。 ------------------ 中文東西网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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