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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把他們稱作DUI DOI（髒孩子），即越南女人和美國人的后代。他們在國人的欺辱和輕蔑中長大了，成為一种敏感的回憶媒介，同時也成為十多年前被打敗的敵人的象征，難怪他們多數都离開了那個國家。 從1982年以來，有二千八百個越戰混血儿到美國定居，估計越南共有二万個以上這樣的混血儿。白宮宣布，只要越南政府允許這些人离境，美國對越戰混血儿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包括他們的養父母）予以全部承認。但是，离境過程被越南繁瑣的公事程序和必須的行賄受賄搞得非常緩慢。無論是越南還是美國政府，都想把那些并非直系親屬，卻又极想利用混血儿這件事到國外去的人清除出去。 1984年春天，攝影師P·J·格利弗斯和其他美國記者訪問胡志明市（西貢）以前，越南當局把許多那樣的越戰混血儿集中到一起，并把他們藏了起來。然而，格利弗斯以義務拍照為名哄騙了導游，終于追到那些混血儿，并把他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周刊上。 格利弗斯從1986年便開始對越戰進行報導，至今已數次往返越南。他發現，越南當局對這些越戰混血儿其他越南人并無二致，但是那些申請要求去國外定居的孩子卻遭到非人的迫害：不享受國家發放的副食補貼和保健費，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甚至得不到法律保護。 格利弗斯說：“一旦那些越戰混血儿宣稱‘我們不再是越南人時’，便會遭到殘酷的迫害，輕則流放到邊遠的地方或者遭到逮捕、拷打和監禁，重者則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 那么，越南當局為什么這樣仇視那些處于社會最底層可怜巴巴的越戰混血儿呢？為什么他們對這一無法掩飾的事實如此恐懼呢？難道越戰混血儿的存在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政權构成威脅嗎？ 要回答這樣复雜的問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從歷史和人類學的角度看，越南民族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反复混血的演變結果；与其說越南人屬于黃色人种，倒不如說他們屬于黃白混血人种更為确切：帶有黃色人种血液的中國人与帶有白色人种血液的印度人經過漫長的混血過程，最后結合成為印度支那人种。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是在反复混血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种相互混血的現象在近几個世紀變得更加縱橫交錯。然而，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混血儿曾陷入象越戰混血儿那樣無望的絕境，也從來沒有哪一种混血現象如同越戰混血現象那樣遭到如此強烈的厭惡和仇視。 在越南，無法法僑、華僑以及馬來人和印度人与當地的越南人結合起來，一代又一代地進行混血，几乎沒有人注意到究竟產生了多少法越、華越、馬越、印越混血儿，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甚至忘記了他們的存在，而把他們作為整個越南民族的一員來看待。 越戰混血儿則有所不同，越南一般認為越戰混血儿的出現是因為越南女人遭受了美國士兵的強奸而產生的。當然，越南人所說的G.I（美國士兵——譯者注）是指1954年至1975年除南朝鮮、台灣以外的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希腊、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國家的士兵而言。二十年中，不胜枚舉的越南女人怀上了美國士兵的后代，并把他們生下來撫養成人。雖然越南人在性的方面有其獨特的放欲行為，可是對于一個婦女的貞操是相當重視的。了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越南當局為什么對越南混血儿諱莫如深的緣故了。 几乎每一個人越南人都把越南混血儿看做他們民族的恥辱，好象越戰混血儿的出現使每一個越南人都有一种被強奸的感覺，這深深地刺痛了妄自尊大的越共政府。盡管在越戰時期越南人常常用屠殺、強奸等字眼攻讀攻擊美國人，但是他們一直認為，凡是戰胜者就會實施屠殺和強奸，而失敗者則會遭到被屠殺、被強奸的命運。現在他們不是象被他們擊敗的敵人一樣，以同樣的方式以柬埔寨手無寸鐵的婦女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和強奸嗎？自從1978年11月25日以來，有多少柬埔寨婦女在遭受越南軍隊和移民的強暴下生了柬越混血儿。 然而，那些是越共政府引以為自豪的事情，他們不無驕傲地認為，只有戰胜者才會在其他种族中混上自己的血液。當美國政府宣布將接收所有的越戰混血儿之時，越共政府象以往一樣，把這一政策指為“帝國主義的又一個陰謀”。越共總書記黎筍一方面假裝仁慈地發表談話，“給那些不幸的戰爭孤儿發放救濟和口糧”，一方面又下令將所有的“戰爭孤儿”隱藏起來。 越戰混血儿是在80年代成為正式問題開始困扰越共政府的，那時一些混血儿在他們母親的慫恿下向到越南來的外國人尋找幫助，表達他們希望离開那個國家的愿望。盡管他們選擇定居“父親”的國家的借口無可指摘，實際上他們對于究竟前往哪個國家是從不挑剔的。使越共政府更為惱火和感到有失体面的是，那些曾經被越共政府描述為遭受強奸和蹂躪命運的受害者的越戰混血儿的母親們，也都無一例外的渴望著趁此机會离開她們自詡的“保護者”——越共政府。 在一位胡志明市（西貢）的少婦匆匆塞到我手里的一封信中說：“我确實曾經与美國人一起生活過，并且于1973年生出一個孩子：阮。他不愿意去上學，因為他長得很象美國人，這使他感到羞辱。” 類似那位少婦的信件，往往是經過蓬頭垢面的越戰混血儿的手交到外國游客或新聞記者的手里，有的母親還教會他們為我們寫出“G.I”（美國士兵）兩個縮寫字母。越共警察曾千方百計地試圖在美國記者到達之前，將所有的越戰混血儿并進胡志明市附近的一個收容中心，但是由于他們缺乏精确的統計資料而告失敗。 在所有的越戰混血儿當中，處境最為窘迫的是那些黑人父親与越南母親所生的后代。越南人對黑人的蔑視已經由來以久，他們從來沒有把當時法國殖民軍中的黑人雇佣軍當做占領者，而是鄙夷地罵他們是“黑豬”，認為他們只能干一些下流的事情。越南人的這种思想非常頑固，尤其是吳庭艷總統曾經十分粗魯地拒絕過美國黑人顧問到他的軍隊中去。1964年以后，大批黑人士兵進入越南，估計至少有五千個以上具有黑人血統的混血儿至今仍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城市和農村。 十三歲的黎氏么坐在檳知市永福學校的教室里，比其他同齡的越南少女高得多。她的臉上明顯地呈現著黑人血統的特征，皮膚是黝黑色的，頭發也不象其他越南少女那樣平直，而是具有黑人頭發那樣的卷曲。 她母親共分娩過15次，然而只有12個孩子活下來了，而黎氏么是在母親已經38歲的時候出生的。象戰后許多越南婦女為避免遭受越共迫害而聲稱的那樣，么的母親堅持說她遭到了一名闖入家中的黑人士兵的強奸，而她的家人對那件事情已經沒有記憶。但是當問到她如何解釋第二次又有一名黑人血統的孩子降生，并被溺死（這些情況是她的儿子對記者說的）時，那位可怜的婦女用雙手掩住了她的面部。 從表面上看，么很受同伴們的喜愛。她對記者說，她為能夠當上少先隊長而感到驕傲，而且她還有許多要好的朋友。她尤其強調說，她是越南人，不愿望离開越南到美國去。說完之后，她下意識地看了看站在她身邊的越南校長，一名四十歲干瘦的男人。校長似乎很滿意地邀請美國記者拍攝學生填登記表的場景。 這顯然對么是一個考驗。學生們在一間辦公室前排著隊，不時向我們投來好奇的目光。么不加思索地填寫著登記表，并堅決地寫上了“京族”（即越南族——譯者注）那樣的字。然而，她在填寫父親一欄時停了下來，接著，她用筆划了一個刪號，那种符號一般是表示死亡的。當她轉過身來時，淚水已經流滿了她的臉頰。 “那是一個感人的場面。”《生活》周刊記者格里弗斯說：“我終于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孩子异口同聲地表示他們不愿意离開越南。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女孩子轉過身時涌出的淚水，盡管越南官員故意擋住了我手中照相机的鏡頭。” 所有的記者都懂得，使一個身處越共政府統治下的平民在公眾場合說真話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單獨与那些平民的接触只能引起他們的恐懼，因為那樣很可能會導致他們被怀疑，甚至被投入監獄，罪名對越共那樣根本沒有法制的政府當然不會存在什么問題。 即使是那樣，已經擺脫了恐懼感，現在平靜地生活在美國舊金山的段氏卯還是把那些含有黑人血統的越戰混血儿在越南的真實情況披露了出來。 十五歲的段氏卯入境時身高為5.2英尺，体重一百零五磅（1.58米，42.3公斤——譯者注）皮膚黝黑，四肢修長，比起其他的越戰混血儿含有更多的黑人血統，也正因為如此，她在越南飽受欺凌，她的七個同母异父的兄妹也為此而感到莫大的恥辱。 段氏卯出生在越南南方多樂省邦美蜀附近的山區，那里曾經設有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后來，她的一家遷居到了沿海的宁順省的安福鎮。 談到她在越南的生活時，卯說所有越南的孩子都叫她“黑豬”，時常毆打她，她的七個兄妹也漸漸不理睬她，吃飯時也要与她分開。在學校里，越南學生拒絕与她坐在臨近的座位上，他們對于那些比他們高出許多的女孩子產生了無法克制的敵意，而教師交沒有設法消除那种敵意。相反，當卯十二歲的時候便遭到了一位男教員的強奸。那位教員是以誘騙和威脅的方式，在一個中午把卯帶到空無一人的校舍內施以強暴的，并且在以后的几個月里一直蹂躪她，甚至當她怀孕的時候還要把她說成“思念美國侵略者父親”。 一個下午，那位教員唆使几名男學生在放學后截住了卯，把她帶到鎮外的樹林里進行毆打，然后剝光她的衣服，把她堵住嘴捆在樹上，用她的書包套在她頭上后，猛踢她的腹部，因而致使她流產了。第二天清晨，一名住在附近的村民發現了被赤身反捆在樹杆上，已經昏迷不醒的小姑娘，連忙叫來村民把她送到醫院。 卯聲稱：她曾一遭到數名男學生的公然輪奸，而教員和校長根本不管。她的母親領著她到越共治安人員那里述說了發生的事情，但是越共治安人員粗暴地侮辱她們，將她們赶出來。此后，卯為了躲避教員和學生的歧視，只好退學。然而，那并不意味著她找到了安身之所。 卯并不是一開始就提出移居美國的申請，事實上，她根本沒有產生過那樣的奢望。從對她施加各种歧視的家里逃出之后，卯就加入了乞丐和小販的行列，在濱海城市頭頓的一個私營海灘賣椰子和花生給在那里洒日光浴的俄國人。她的同伴都是一些和她一樣的越戰混血儿，或者無家可歸的戰爭孤儿。所以她對那里的生活很滿足。“我不想再回到家里，也不想到美國去，听說在美國經常殺黑人，那里太危險。”卯第一次對記者說。 与卯一起在頭頓海灘賣花生的還有一位名叫雪梅的十三歲的混血姑娘。格里弗斯說，她長得很象愛爾蘭人，碧藍色的眼睛和純真的笑容使她的生意非常好。身穿許多地方已經開線的黃襯衫和肥大的藍褲子。雪梅平靜地坐在海灘一張空著的太陽傘下与同伴嘻笑著。她不知母親在什么地方，也根本不知道有關她的父親的移居美國那樣的事情，但是她明白她与其他越南人是不一樣的。她的表情似乎對人們說：“這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越南有許多儿童都是孤儿，這又不是世界的末日。” 對于那些淪為乞丐和流浪儿的越戰混血儿的离境手續，越共官員非常迅速并不無愉悅地給与批准。在他們看來，美國人不過是在為越南清除一些“垃圾”。吳庭艷總統也曾試圖清除過那樣的“垃圾”（他曾發動過一個“淨化城市”的運動），但是引起的是更多的批評和攻擊。越共政府不希望象吳庭艷總統那樣，而想利用美國人的“失誤”（他們是那樣認為的）來幫助他們樹立一個仁慈的形象，又解決了令他們頭痛而無法解決的問題。這無論從哪個方面都對他們是有益的。 然而時隔不久，越共總書記黎筍忽然指責美國安置戰爭孤儿的措施是“企圖拉攏人心”和“丑化”越共政府，他認為美國又在仁慈的幌子下搞什么“陰謀”。 1985年7月13日，越共外交部長阮基石對西方記者說：“美國發動侵略戰爭造成了大批孤儿，而今天有些美國人又想借此來表現他們的仁慈，在越南人沒有愈合的傷口上放一些鮮花，這是十分無恥的。那些慈善家為什么不在沒有把刀子扎進別人心髒前住手，而專門從事以贈送棺材來標榜自己的事情呢？” 此后，許多越戰混血儿在公共場合“失蹤”了，被越共警察關進了設在郊區或鄉村的收容所去；還有一些越戰混血儿“要求撤回他們的申請”。 十六歲的正拼命地跑，逃到稻田里去躲避采訪他的美國記者，因為他認為攝影師會把他帶到美國去，越共警察曾經那樣恐嚇過他。最后，在攝影師的百般安慰和哄騙下，他在站成一圈嘲弄人的儿童中間接受了拍照。 那個叫正的小伙子在五歲的時候就遭到父母的拋棄，他們無法忍受人們歧視的目光和譏諷，將他撫養成人的養父母。他不堪同學們的嘲弄和辱罵，悄然离開了學校，來到距离檳枳市六英里以外鄉村种水稻。他很滿足于那种耕种的生活，害怕美國記者破坏他終于逃到的那個平靜的、沒有人嘲諷他的地方的生活。 許多越戰混血儿都受到過越共類似的恐嚇，因此，他們不再敢表示他們希望到美國去的愿望。對于那些到美國去或積极找西方記者尋求幫助的越戰混血儿，其遭遇大都非常悲劇。 1986年2月從永隆收容所逃出、渡海逃到泰國的八名混血儿講述了越共警察殘酷虐待他們的真實暴行。 那八名越戰混血儿是在一名好心的越南漁民的幫助下，從昏鐘鎮經暹邏灣逃到泰國庄他武里市的念喔，然后獲得了前往美國定居的注冊，而護送他們的那位漁民德卻被越共巡邏船開槍打死了。 長著一雙藍眼睛的十八歲的裴氏青的遭遇顯然是八個越戰ＸＨＥ中最為悲劇的，她讓記者看了細椰毛繩在她手臂和腿上勒進她肉而留下的很深的疤痕。為她作治療檢查的泰國醫生沙粲·乍魯達隆說：“太可怕了。我簡直不知道越共警察是怎樣殘害這位姑娘的，她身上至少還有几十歲傷口仍在化膿。” 八名逃到念喔的越戰混血儿中的一名成，十四歲，親眼目睹了越共警察對青的殘酷手段。他說，一天下午，因為青在學習課里打磕睡，被越共警察仰縛在屋里的長凳上，命令其他混血儿用長竹板抽打她的肚子和胸部。如果有人不用力抽打，也會被縛在長凳上去。青被打得血從嘴角流了出來，還要不斷咒罵自己。越共警察認為那种拷打還不能夠懲誡其他人，讓成和另一個混血儿去外面捉來兩只細腰蜂，然后扯開青的衣服，逼迫他們拿著細腰蜂蟄青的乳頭。成和那個孩子把細腰蜂的尾部對准青的兩只乳頭，使細腰蜂的毒針刺進去。青的乳頭被蟄得腫起來很大，許多天滴著膿水。而越共警察不僅不許給与治療，反而每天學習課之前還要強迫成和那個男孩子用嘴從青腫的乳頭吸取膿水喝掉。 “越共警察非常痛恨我。”青說：“我因為有一次我對美國記者說希望盡快到美國去，我不愿作一個越南人。” 青是被越共警察從胡志明市（西貢）她的住所抓走的。越共警察在把她帶走之前警告她的養父母說，如果再与美國通信，她將受到嚴厲的懲處。因此，在青被捉去的一年之中，她的父母一直保持著沉默。 作為“危險分子”，青經常遭到越共警察的体罰和各种殘酷的嚴刑拷打和人身折磨。1985年5月，收容所的主任榮強奸了她。由于擔心她把那件事告訴其他的混血儿，榮便把她單獨關在一個很小的屋子里。然而，青還是把事情想辦法告訴了別人，于是，惱怒的榮開始和各种毒刑折磨她。 一天，榮把青帶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棟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關進了他秘密設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間爬滿數百條蛇的屋子，進門處用一張從上到下的鐵絲网攔住，可以觀察到蛇的活動。青被推進“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襲擊，身上和臉上許多處被蛇咬中。她望著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厲地慘叫著，而榮惡毒地站在鐵絲网外觀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過去才把她拖出來。 青并不是被關進那個“蛇窟”的第一個人，也不是最悲慘的受害者，因為那個屋子里都是一些無毒蛇，專門用來殘害和恐嚇違反規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間屋子里，榮曾把她帶去觀看處死一個二十五歲的女村民，則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惡的劇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剝光衣服扔進籠里，毒蛇爭相從鼻孔、嘴、陰道和肛門鑽進那個女村門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纏繞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膚，几分鐘之內她就中每抽搐著死去了。 盡管青一再進行了“悔罪”，哀求他將她放出，榮還是把她關了近三個月，而且每隔一至兩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進行折磨。 在拷打青的時候，榮總是凶狠地問她還想不想到美國去，盡管青早已發誓她已經打消了那個想法。 從永隆收容所出逃的最后几個月，榮對關押的越戰混血儿采取了更加殘酷的折磨。他經濟命令混血儿們一起脫光衣服站到烈日下去暴晒，或者強迫他們互相毆打，而每天晚上他還要帶一名混血姑娘到他到住所去，逼迫那位姑娘喝下大量的酒，直到她醉倒，再施以各种下流至极的強奸和凌辱支滿足他的獸欲。 有一次，一名十五歲的混血姑娘企圖乘榮酣睡的時候用繩子將她勒死，結果被榮發現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戰混血儿，讓他們在院子里挖了一個深坑，活埋了那個未遂的“謀殺者”。 那名被反捆雙手的姑娘被推進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頜。榮命令所有的越戰混血儿都跪在那個只有頭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觀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臉憋得漲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髒水，艱難地喘息著。漸漸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來，喘息使她來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個小時以后，那姑娘的頭偏向一邊死去了。而榮卻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頭發剪掉了。据說姑娘的頭發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錢的。 遭受殘酷折磨的越戰混血儿終于在越歷春節到來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們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們的漁民的幫助，乘坐他的漁船逃离了那個罪惡的世界。 八名越戰混血儿住進了醫院。他們身上都帶有輕重不同各种創傷，其中有一個只有十歲的男孩子的腿里還扎著一根長釘，他說那是榮對他踢石子的懲罰。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戰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報道斥責為“帝國主義慣用的伎倆”，而后在大量的事實和證据面前，它忽然對此閉口不談，尤其是美國記者當眾出具了几名混血儿傷勢診斷書和他們的控訴之時，越共外交部長阮基石居然裝聾作啞，無賴地說：“那即使是事實，也絕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這一有損形象的謊言在越來越多的證据面前更顯得日益尷尬。每一個來美國定居的越戰混血儿和他們的親屬都證實了他們辦理离境手續時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嚇和阻撓，有的人還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巴黎競賽》、《明鏡》等西文報刊的200名記者在1985年4月30日越共慶祝西貢陷落10周年時，接到了一個具有黑人血統的越戰混血儿的求援，并親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個小伙子推出人群，給他戴上手銬之后拖走了。 1982年8月24日，《遠東經濟周刊》記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貢）街頭見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個試圖上前与自己說話的、年僅十歲左右、長著一雙藍眼睛的越戰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著他的耳朵帶走了。据說，那個小男孩是從附近一個收容中心逃跑出來的，那里在西方記者來到胡志明市（西貢）之前就關押了几百個越戰混血儿。 《生活》周刊攝影師格里費斯采訪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鸞瑛一家。十八歲的混血姑娘鸞瑛和母親胡氏秋是靠在黑市賣服裝來維持生活的，因為自從胡氏秋提出去美國定居的申請之后，她們的口糧和救濟就被停發了。但是她們并沒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嚇倒，盡管獲得离境批准尚遙遙無期，她們還是決定把房子捐贈出去。 “每一個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憶到与十四歲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見面的時候說。香已經獲得了一張出境簽證，她和母親及姨媽住在胡志明市（西貢）一座只有兩間光線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個混血儿姑娘，當時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擠滿了看熱鬧的儿童。在當地的人民委員會的官員們還未來赶來之前，我拍完之后盡快地离開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將變得可怕無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車！”十五歲的混血儿王進秀成（又名菲利蒲）這樣說。他的親生父親是德克薩斯州人，于1973年离開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戰混血儿的生活狀況，成的境顯然要好得多。他和母親住在一棟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戰爭年代任法國駐西貢大使館高級職員的祖父遺留下來的財產。成興奮地告訴記者，他將要到美國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歲，和她的母親王氏美芳也獲得了到美國的簽證。玲的生父是前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職員，在玲剛剛出生的時候，便离開越南回國了。 但是，能夠象成和芳那樣順利獲得移民簽證是相當困難的，越共政府官員普遍的受賄和官僚作風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當多的越戰混血儿滯留在社會的底層。 在胡志明市（西貢）的一個空曠的、居住著二十個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帶著她的兩個混血子女：十二歲的女儿阮氏春妝和十一歲的儿子阮俊英等待著獲准去美國的簽證。据阮氏合說，妝和英的父親是美國空軍的軍官，當時他在美國已經有了一個妻子降兩個女儿。 我采訪的另外一個混血姑娘黎氏蓮遇到了同樣的情形。她的父親也在戰爭結束前几年回到美國去了。開始，十七歲的黎氏蓮經常收到她父親寄來的錢和物品，自從收到他的美國妻子寄來的一封沒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沒有得到過有關她父親的任何消息了。“別再試圖与我的丈夫聯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這樣對她說。我采訪她的時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張殘舊的照片，那是她父親1970走時和母親的合影。當蓮剛剛三個月的時候，她的母親就去世了。從那以后，蓮便和她養母隱陳氏娉生活在一起，她們母親女倆在胡志明市的西區有一家自己的店舖，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簽證之后，她們的固定的生意卻受到了妨礙。因為她們擔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會從她們親戚的手中把她們的家和店舖沒收掉。娉最近寫信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說：“當我們沒有希望离開越南時，我們憂心重重，焦慮万分。現在我們被允許了，我們又慌亂，難過得不行。” 越戰混血儿的問題現在似乎已經結束了，雖然不那么圓滿，但是所有能夠离開的混血儿都爭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國家去了。大量的報道和圖片表明，他們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們并沒有忘掉他們曾居住在越南，也沒有忘卻那些未獲得簽證而滯留在越南的親屬和朋友們。現在，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所在國的公民，用亨利·貢的話來說：“這里才是我的祖國，但是我們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記得我們是從越南來的，從我們永遠不愿返回的統治下逃出來的。”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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