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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印度支那半島上，有一個狹長的、給法國人和美國人留下了無比的怀戀和遺憾的、使他們既熱愛又憎恨以至使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几代人都難以談起的熱帶國家——越南。 越南這塊土地，曾經是法國人以至美國人的天堂，他們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繁衍，也曾經在這塊土地上沒落、死亡。或許，這就是我們一直回避，同時也在不斷思索的緣故吧。 我們在這里談起這個奇妙國家：既不是指它二千二百多年悠久的歷史，也不是指它名貴丰富的物產或大片的熱帶森林的橡膠園，因為無論如何事實已經表明，它不是一塊伊甸樂園，在那里至今仍然彌漫著風火和硝煙，就象几百年、几千年來一樣。當然，這樣說并非意味著越南是一塊荒蕪的不毛之地，它有著丰富的自然資源和枚不胜數的物產，盛產各种象咖啡、椰子、橡膠、甘蔗等熱帶經濟作物，擁有象楠木、紅木、紫檀木、烏木、玉桂等名貴木材，埋藏著象煤、鐵、錫、鋁、鋅等大量礦產，生活著如虎、豹、鹿、象、犀牛、孔雀等珍禽异獸。然而，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越南的歷史。只有當我們目睹到那些勤勞、倔強的越南人民及他們同整個世界既相賴依存、又格格不入的關系時，才有可能對這一民族產生某种形象具体的概念。 越南人民，作為一個极其重要的關鍵問題，是因為它具有根本的性質和指導的因素，否則我們對所謂“越南問題”的任何探討都將一無所獲。另外，對一個民族的人民探討，其基點應該建立在那些人民已經反映給我們的或者沒有反映給我們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客觀存在的獨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傳統，并由此而進一步深化。 現代的統計資料表明，越南全部人口中婦女遠遠超過了半數以上。在這樣一個以婦女為主体的國家里，如果忽略或輕視這一客觀存在的現實，將被證明，并且已經被證明是荒謬絕倫的。甚至可以說，一再在談什么“亞洲的生產方式和國民素質”，而不把婦女問題作為一個關鍵因素去考慮的話，那么我們絕不可能對越南的整個社會結构有一個最起碼的了解。 如果我們敢于不怀任何偏見和主觀臆斷地回過頭去縱觀整個越南的歷史就會發現，無論那些在我們眼里看來是倔強的還是柔順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二千多万越南婦女，竟然起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決定性的作用。正象越南共產党總書記黎筍在他的《以階級觀點看婦女問題》中所說：“婦女比誰都更富于民族感，越南民族的偉大、美麗，首先屬于越南婦女。”法國人、美國人同越南人在這塊狹長的土地上進行了兩場漫長的戰爭：一次是為了維護一塊殖民者最后的樂園；一次是為了保留盡可能多的在亞洲的非共產党統治的政權。盡管法國人和美國人為了各自的目的留下了大片的鮮血和財力，結果都無可奈何地愴然离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那些手無寸鐵的然而決定著整個社會結构的越南婦女。 据越南古代傳說，他們的祖先是由一种叫作“恩鵝”的鳥生出一百個卵蛋孵化而成的。 在越南國家形成后的兩千多年中，直到1882年法國人把越南置為保護國以前，它几乎一直處于中國的一個外邦郡領的地位。所以，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越南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甚至越南著名的愛國者潘佩珠還把越南稱作日本、中國的同文國家。 由于許久以來，占人口多數的越南婦女构成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在越南的歷史進程中許多事件都表明了她們的作用，身受其害以富于反抗精神的越南婦女作為主要的力量，不斷地顯示她們的民族特性。 大量的歷史材料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美國人，在對待越南婦女這個問題上都犯了极大的錯誤，即把她們當作無知的、缺乏頭腦的，甚至根本不值得去考慮的因素。他們自己或者通過和他們一樣無知的越南統治者，公開地或秘密地對那些不乏頑強的婦女們進行奴隸式的統治。 由于越南婦女多于男子的特殊情況，多妻制度在越南一直延續到本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越南的男子視婦女為隸屬于自己的奴仆和玩物，無論這對她們的人格或肉体的摧殘，在世界上都是极為罕見的。 越南古代有個黎襄翼皇帝，在他乘船旅游的時候，要婦女赤身搖船來取樂；還有一個叫鄧麟的皇族，每當出游都帶上許多奴仆，遇到有姿色的婦女就當場捉住，立即用布幔圍出一塊空地，把婦女拖到里邊奸污，然后再把那名婦女的耳朵和乳房割下帶走。這种對婦女施暴的行為在越南平民中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如把婦女的衣服剝光后令其伏在地上，肚子下立一截芭蕉莖以便受痛后不能躲避，然后進行毒打；再有把婦女赤身裸体地捆在一張用芭蕉莖扎成的筏子上，插一塊寫著“罪狀”的牌子，放到河里去等等。其中最為殘忍的是一种叫做“象踩”的酷刑。 法國人戴拉·比沙勒在《中圻和北圻的現狀》一書中描述了“象踩”的情況： “當監刑的官員當眾宣讀了那名將受刑婦女的‘罪狀’之后，人們抬起一塊蓋在地上的木板，露出一個剛好使一個人能夠坐下來的深坑，把眼蒙白布、雙手反綁的‘淫婦’帶來放進坑里，然后由司象牽過一頭經過專門訓練的大象往坑里踩下，直到‘淫婦’粉身碎骨為止。” 由于國勢的衰竭，中國人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對越南的統治只限于令其承認隸屬的地位而已。這時候，來自歐洲的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踏上了這塊青竹遍地的土地。在從此以后的八十多年中，越南成為高傲的、把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婦女視為動物的法國人的樂園。 富爾在《百多祿傳記》中說：“如果當時法國人是真心幫助百多祿（即越南）的話，那么在十八世紀末葉，我們就可以在越南已經建立了保護制度，而不必在以后使用戰爭了。” 法國人發現，越南是個資源丰富、人口稠密的農業國，有著足夠的良好條件成為一個為法國提供原料和廉价勞動力、并為之傾銷商品的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破產的手工業者、生活無落的城市貧民，不得不把自己最后的財產——勞動力出賣給法國人，而形成一支新的雇佣勞動者隊伍。而在這個新的勞動階層之中，越南婦女的人數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1913年巴黎出版的《安南人民》一書中說：“安南婦女非常有才華，她們從來不拒絕做任何困難的工作。” 越南婦女的勞動效率的确很高，能夠很快掌握許多熟練工种。當時的法國人也認為：“對于各种精密、复雜的机器，安南婦女和儿童都操縱得出人意外地好。”然而，盡管婦女從事同男子一樣的工作，得到的工資卻遠遠低于男子。 之所以法國人被越南人深惡痛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國人從來沒有把越南人看作是与他們自己一樣的人類。這一點表現的最為典型的就是1937年在河內舉行由法國總督戴薩爾主持的“研究工人計日工資專題會議”的“標准化分配額”。會議認為：“一般安南工人每日生活費只需二十五分，其中，大米八分、鹽四分、蔬菜四分、房租三分、藥費三分、衣服六分、納稅一分。”從這里，不難看出法國人對越南人所持的態度。 北圻棉紗公司經理杜布列說：“要挑選一百條狗是不容易的。至于苦力，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頭，就立刻有成千個跟你們同种的苦力代替你們。”在這种思想的支配下，法國人對越南婦女不僅從經濟上表現出來，而更多的是表現在對他們精神和肉体的欺凌方面。北越領袖胡志明寫到：“無論在什么地方，婦女們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農村里，她們到處都碰到統治老爺、軍官、軍警、海關人員和車站職員們的殘暴行為。” 我有幸在布魯科利圖書館看到一本H·L·詹姆斯著的《在安南國土上》一書，從而有可能對法國人在這塊土地上的行徑与美國人后來支持的那個政府作一番比較，因為詹姆斯在他的書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法國人在越南的一些情況。 1.南定紡織厂 南定紡織厂是北圻（北越）最大的紡織厂之一，建于1900年，那里正式的工作時間是每天十五小時。由于過長的勞動時間和連續的勞動強度，女工們疲憊不堪，經常發生被机器碾過致死或者軋斷手臂的事故。在法國人看來，那些女工根本不需要什么勞動保護和福利享受。她們在忍受所有的苦難中，最難以忍受的是女性特殊的苦難：處罰、毆打、調戲和奸污。每當听到法國工頭特利肅先生的名字，她們就會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1931年，新聞記者羅布報導過特利肅先生的暴戾行徑。 “南定紡織厂大約一千名女工中，有個名叫貝氏娃的十七歲的女工，她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一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厂方丟失了一個紗團，約五、六百克，偷者是十五歲的女工海。 “為了不受處罰，女工們都提前十五分鐘來到厂里。這是避免因遲到一分鐘而被扣掉二、三分錢的最好的辦法。人們看見海已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被綁在柱子上了，誰也不敢問，因為怕被怀疑是海的同伙。 “突然，特利肅先生來了，人們四散跑開。為什么要跑呢？誰也沒有說什么，也沒有犯什么錯誤，只是怕工頭怀疑自己同情海。跑得最快的是貝氏娃。工頭看見了，大聲喝道：‘小丫頭，來！’ “貝氏娃蹲下，瘦棱棱的雙手捂住臉，身材高大的特利肅先生走過來，用鞋尖猛踢貝氏娃的肚子。小姑娘倒在地上抽搐，不能動彈了。當特利肅先生發現她不省人事的時候，才叫來一輛人力車，問明貝氏娃的地址，讓人把她拉走了……” 2.錫普礦區 錫普礦區的女工在1941年以后，一直占礦工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這些女人身穿草衣，口里嚼著血紅的檳榔，彎腰曲背地推著小車，臉上沾滿了漆黑的煤灰。她們所謂的衣服，只是一件類似的裙子的、長及膝蓋的草圍，內身則赤裸著。一些年輕的婦女要等很長時間，才能穿上一條類似三角褲的粗布丁字帶。女礦工要洗澡，則需等一個晴天，躲在偏僻的溪間里脫下衣服洗晒，這期間她們只能泡在水里等衣服晾干。 盡管把她們視為猴子一樣的奴隸，那些遠离故土的法國人還是清楚地意識到她們同時還是女人，而對于在他們心目中作為猴子和女人的混合動物，他們表現出了极其野蠻原始的性情。 錫普礦區第一經理比勒選出十几個在女工中較為標致的姑娘，讓她們沖洗干淨，然后每天輪流為他們拔腋毛和胡須，并做一些雜務。當然，這些女工除了做上述的事情以外，最重要的是充當比勒發泄獸欲的工具，而這种發泄并不是有著人類情愛的成份，恰恰相反，他身上只存在种本能的欲望和撫摸一只動物所具有的感覺。 在翁門選煤車間，工長利比索命令工人在車間內修筑了一個地下室，四壁圍以木板，地上舖席子，每當他要發泄獸欲的時候，便從女工中任意挑選一名帶到這個地下室去強奸，而反抗者會遭到毒打以至解雇——因為他知道這兩种懲罰都是那些女工所懼怕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強烈反抗的、倔強的姑娘。在他的命令下，四個男礦工把她強行抬入地下室，并按住她的手腳使利比索發泄獸欲。之后，利比索先捆起那個女工的四肢，然后用粗繩勒在她的身上。第二天的下午，工人們打開了地下室的門，發現那個女工已經窒息而死。但是，工人們又能夠怎么樣呢？他們低著頭，臉色陰沉地把那個女工的尸体抬了出去，車間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靜。 煤礦的看守都是從法國殖民地來的黑人雇佣兵，盡管他們自己被礦主所歧視，但他們對于越南的女人卻表現出极為強烈的优越感。這些黑人雇佣兵常常利用女工們下班回家或者在溪間洗澡的時候把她們捉住強奸。一次在法籍警長奧菲的縱容下，十几名黑人雇佣兵捉住了一個正在溪間洗澡的女工。他們在溪邊把她輪奸之后，又用繩索反綁起她的雙手，牽著她赤身裸体地跑回礦井，然后繼續折磨她；最后，他們把已經奄奄一息的女工丟進一個小斗車滑入坑道。 那些黑人雇佣兵還在上班時間闖入廁所，在那里強奸女工。煤礦出入口的黑人看守，几乎每天都要利用檢查的机會在女工身上摸來摸去。這种日常慣例的侮辱，激起了煤礦工人的抗議。他們要求：□使用女工頭管理女工；□為女工另行設立廁所。這兩件簡單的、無須爭辯的要求，被礦主當即否決了。 比勒在离開越南的時候說：“我認為已經盡力為他們做了他們需要的一切。” 1954年的春季，法國人面臨著這樣一個挑戰：要么放棄這塊与其他殖民地迥然不同的世外桃源，要么就必須与憤怒的越南人作一番生死的較量。從1945年開始的越南人的反抗終于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軍事力量，与法國遠征軍正面交戰了。 早在1946年初，北越領袖胡志明就先后寫過八封信給杜魯門總統和美國國務院，要求美國幫助越南人從法國的統治下贏得獨立。但是美國對于共產党越盟的呼吁并不予理睬。在大陸中國陷入中國共產党人之后以后，杜魯門政府開始著手支持保大皇帝，并且向法國人提供軍事援助以對付共產党領導的越盟。1954年5月，德怀特·艾森豪威爾總統讓他的助手起草了一個決議，要求國會批准把美軍投入印度支那。艾森豪威爾兩次向法國政府明顯地暗示，他愿意用美國的軍事力量進行干預，以防止法國人在印度支那遭到失敗。 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一份保存在國務院的檔案中，向駐巴黎大使敘述了美國政府的困難處境：“我們完全承認法國的主權地位，我們不愿意讓人看出我們有任何企圖損害這個地位的跡象。同時，我們也不能閉目不看這個事實，即這個問題的雙重性，而且我們收到的情報表明，法國人既不理解另一方面，反而在這些地區還繼續存在那种非常過時的殖民觀點的方法。” 然而，那時美國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印度支那被共產党所控制，那么可以預料，泰國和緬甸等鄰國將落入共產党的統治下。那時東南亞其他國家將處嚴重的危險之中。 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從米諾骨牌理論”的影響下，美國終于決心投入印度支那戰爭。以特拉普內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開始在越南与法國遠征軍進行了合作。不久，法美兩個參謀部制定了包括使用戰術原子彈在內的“禿鷲計划”，同時兩艘美國航空母艦被調到北部灣海域待命。 不幸的是，盡管法蘭西共和國在這塊殖民地上已經气息奄奄，但是它對美國一直保持著高度的猜疑之心，并且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美國軍与法國遠征軍協同作戰。他們的這种心情在駐印度支那法蘭西聯邦部隊前總司令納瓦爾將軍《印度支那的末日》一書中得以充分的說明。他寫道：“美國人在物質上幫助我們，但在精神上卻反對我們。他們一方面盡量利用法國的‘拳頭’——并且把這看作是他們反共計划中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們進行破坏行動，甚至損害我們的利益。” 法國的這种憂心忡忡，不即不离的態度，終于導致了它在奠邊府的慘敗，以致它不得不在日內瓦協議書上簽字而永遠失去了它在遠東的這塊殖民地。 1954年6月1日我隨愛德華·蘭斯代爾上校到達西貢之前，一直在菲律賓政府設在馬尼拉郊外麥肯利堡安全訓練中心任教員。那是一所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的進行反顛覆、反游擊戰和心理戰的學校。我們一共十二名美國教員，主要教授如何開展非常規戰和反游擊活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主動來對抗東南亞各地區的顛覆活動。 正當我接到調往關島附近的塞班島訓練基地的命令，并准備起程的時候，又一封變更調令送到麥肯利堡安全訓練中心。變更調令通知我在二十小時內赶到馬尼拉，隨同雷蒙·馬格賽賽總統顧問愛德華·蘭斯代爾上校、菲律賓高級軍事助手納波萊昂·巴萊里亞諾上校和三名副手以M.A.A.G.（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名義前往西貢，協助吳庭艷政府公安、警察部門進行工作。 愛德華·蘭斯代爾上校當時三十六歲，已是一個享有盛名的傳奇式人物。他曾協助雷蒙·馬格賽賽總統平息了菲律賓共產党領導的民抗軍分子的暴亂，以反游擊專家而著稱。他隨后于五十年代在越南活動的如此廣泛，因而他就以兩本描寫亞洲故事的小說主角的模特儿而聞名，即：格萊姆·格林寫的《沉靜的美國人》和威廉·萊德勒与尤金·柏迪克合寫的《丑惡的美國人》。人們都認為他很象《沉默的美國人》一書中的“皮利”，或者《丑惡的美國人》中的“希蘭達利上校”。他主張在越南建立反叛亂部隊，而不是常規軍隊。 當時，蘭斯代爾上校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讓他的小組成員在8月11日以前進入越南，因為那個日子是日內瓦協議規定的凍結外國軍事人員人數的截止日期。隨著日期越來越近，西貢軍事代表團面臨著可能只有兩名人員在當地的危險，除非采取緊急行動。 我与M.A.A.G.團長蘭斯代爾上校等人于6月1日下午4時在美國克拉克空軍基地第十三航空隊的SA-16飛机的護送下由菲律賓到達了西貢。我們帶去的物品极為簡單，只有隨身的衣服和必要文件，另外還有一台借用的打字机。 降落机場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點麻煩。當時西貢正下大雨，能見度很低，著陸時我們都被拋出了座位；等到走出机艙我們才發現，飛机已經滑出了跑道，并且一只輪胎也在著陸時爆炸了。 到机場迎接以蘭斯代爾上校為首的中央情報局所屬M.A.A.G.成員是美國駐西貢大使館代辦羅布·麥克托爾和國防部所屬M.A.A.G.團長約翰·奧爾丹中將，以及法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讓·卡博內爾上、越南國防部部長黎玉振、軍事長官阮文偉等人。我們分乘八輛汽車，在一隊全副武裝的保安部隊護送下來到了美國大使館。希恩大使設便宴為我們洗塵，并宣布委任蘭斯代爾上校為助理空軍武官。他說，馬上由M.A.A.G.的美國軍官与越南軍官舉行咨詢性會議是不适宜的，建議我們的一切活動應該在美國与越南政界領導人接触舖平道路之后進行。 當天晚上，我們住進了阮文偉上校為我們租的位于邊城市場西側一棟法僑的二層帶花園的小樓里去，并通過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電台，建立了同華盛頓的秘密通訊聯系。与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卡貝爾立即取得聯系之后，蘭斯代爾上校立即召集小組成員布置任務。由于我能夠講一口流利的法語，所以我的具体任務是通過法國遠征軍讓·博內爾上校盡快同北上的天主教民兵接上頭，并配合盧西恩·科奈恩中校招募一個由越南人組成的小組（即后來的“平”小組）。臨行之前，我到美國大使館向譯員赫利爾先生請教了一些必要的越語，然后隨阮文偉上校同一同前往西宁爭取一支被稱為“聯盟”的高台教武裝部隊。 1954年6月17日上午10時，我們乘坐的CW-4軍用吉普車，在二十二號公路上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已經進入了“聯盟”部隊的防區。在一個叫作“盞盆”的小鎮關卡，我們接受了身穿法式軍裝、腰挂手榴彈的高台教軍人的盤查。阮文偉上校向他們出具了證明。一個面目凶惡、滿臉胡須的軍官盯著我看了半晌，然后突然抓住我的手說：“oi cha oi！”（越語，表示惊訝）他命令士兵給我們拿來几個椰子和食物，然后十分親熱地与我們攀談起來。半個小時以后，我們在那名軍官的陪同下，啟程前往“聯盟”總部所在地西宁。 “聯盟”領袖鄭世明將軍是一個雙頰凹陷，身材彪悍的軍人。他在一座淺黃色前法國官員的豪華官邸的大廳里接見了我們。談話是用法語進行的，為的是使我能夠及時了解鄭世明將軍的態度并作出反應。交談中我發現，鄭世明將軍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具有不可遏制的排外情緒，對法國人和“越盟”（他認為“越南”的共產主義也与法國有關）有著种族仇恨，主張“把他們徹底從越南鏟除掉”。為了證實他的決心，我們被領到“聯盟”總部參觀了已經淪為奴隸的法國俘虜。 在總部后院的空地上，十几名帶著腳鐐的法國人赤著上身，正在挖一個方型的大坑，周圍有几名荷槍實彈的越南士兵在樹蔭下監督。大滴的汗珠從那些法國人頭上落到土里，他們腳上的鐵鐐發出叮當的響聲。鄭世明將軍告訴我們，他要在這里修建一座堅固的指揮部，作為防止受到其他教派攻擊的堡壘。 与鄭世明將軍的會談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他要求我們為他的由三千名士兵組成的部隊提供電台和武器，他將以“聯盟”的名義北上与“越盟”作戰。事實上，由于日內瓦公約的簽訂，“聯盟”北上計划很快就擱淺了。為了表達他的熱情，鄭世明將軍以虎肉設宴招待我們，挽留我們在那棟豪華的總部里過一夜，并且第二天派專人護送我們返回西貢。 6月18日早晨，我們在二十名騎腳踏車的高台教士兵的護送下离開了西宁市，緩慢朝東南方向行進。此時，天下起了大霧，潮濕的空气吹來使人感到有些悶意。漸漸地，霧气在我們面前凝成了白色的屏障，几英尺之外變成茫茫的一片，我們不得不停止行進，下車來到附近一個橡膠种植園休息，等待霧气散去。 這家橡膠种植園主名叫陳助，大約四十歲左右，身穿黑綢的寬大衣褲。他告訴我們，他祖父經營的這塊橡膠种植園一度被法國紅土公司強行買去，而本應分五年付清的錢款被法國人單方面以一塊貧脊的位于灰土地帶的橡膠种植園頂替，他的祖父被逼著在契約上簽了字。那塊灰土橡膠种植園的面積只有五十公頃，而且產膠量极低。他的祖父万般憤慨地聯合了几家越南橡膠种植園主上訴到法院，均被輕易駁回。最后，他的祖父含恨死去。1953年，陳助隨同高台教的部隊打回這里，從法國人手里奪回了這塊橡膠种植園。 “現在我雇佣著140多名割膠工人。”他指著橡膠林用法語對我說。“另外，我還購買了一輛卡車。這儿再也不是法國人的天堂了。”說完，他哈哈笑了起來，同時還不斷地用手傳出口哨的聲音，許多工人都放下工具向里跑去。 陳助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述著他的橡膠种植園。那時霧依然很大，我們只能望到膠林淡灰色的邊緣。我請求陳助帶領我們去參觀一下他的橡膠園和工人吃早飯的情形。陳助沒有任何猶豫，就笑著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拉起他吵鬧不休的七歲儿子陪我們朝橡膠林走去，然而還沒有走到橡膠林的邊緣，他的儿子忽然按著肚子大聲哭了起來，陳助尷尬地笑了笑，告訴我們他的儿子患了痢疾，請他的助理陪同我們到橡膠林去，然后背起他的儿子走了。 進入橡膠林約二百碼左右，我們來到一座低矮的小木屋的前面，那是給工人做早飯的伙房。可是奇怪的是，工人們并沒有坐在小屋前空工設置的板凳上吃早餐，而是聚集到小屋西面圍觀什么。 他們看樣子很高興，不停地喊著：“Co hai！Co hai！”或者“Co con gai！” “他們喊的是什么意思？”我問那個助理。 他搖著頭告訴我：co hai的意思是大姑娘，而北方人則說co con gai。“看來這里的割膠工人也有許多北方人。”他說。 “他們現在圍在那里干什么呢？” 盡管我從他們喊的內容里猜到他們可能在干著某种荒唐的事情，但卻不能相信他們真地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卡博內爾上校告訴我越南人經常干的那种群交，何況其中還有許多女工也在一起喊著：“Co hai！”呢。 助理說他也不清楚發生了什么事情。“或許，”他說，“工人們在玩一种什么游戲吧。” 我們好奇地擠進人群，向里面望去。我們看到，工人們圍在圈子中間，三個神色慌亂的白人婦女正在几名手持割膠刀的越南工人的逼迫下脫著衣服，其中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婦女臉上有一道刀痕，鮮血還在流淌。她們被工人的喊聲嚇坏了，惊恐的眼睛盯著他們手中的刀子，不住用顫抖的聲音求饒。而工人顯然不懂法語。听了之后反而哄笑起來。 “這是怎么回事？”阮文偉上校奇怪地問。 “她們是‘聯盟’部隊剛從祿宁捉來的俘虜。”助理說。“一周以前，法國軍隊被人們打到柬埔寨去了，鄭世明將軍把抓回的法國士兵送去作苦工，把女人分給我們作仆人，這几個法國女人就是派到這儿給工人做飯的。工人都非常仇恨法國人，所以要拿她們取樂。一天前他們就要戲弄她們，被老板阻止了。看來，這次她們恐怕要遭殃了。” 這時，那個肥胖的法國中年婦女已經戰戰兢兢地脫下了她的裙子，許多越南人涌過去侮辱她，有人托起她巨大沉重的乳房或摸她的下身，還有人拿來繩子丈量她肚子的尺寸，一個越南女工嘻笑著挽起褲腳，比量起她那位可怜的、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被人當做稀奇的動物觀賞的法國婦女的腿部。……忽然，持刀的工人揪住她的頭發，使她向前彎下身子，然后從后面把手塞進她的下身讓其他工人觀看。工人們發出惊歎的喊聲和笑聲，又有十几個工人擠過去按同樣的方法輪流在她的身上試驗，甚至一個越南女工也把手伸了進去。那位法國婦女忍受不了痛苦，呻吟著向前傾倒，但是被几個越南人揪住了。這時候，另外兩個法國婦女也被剝去了衣服推到圈子中間。她們看上去都很年輕，似乎是法國文職人員的家屬。由于她們強烈地掙扎，几個越南人反扭起她們的雙臂，迫使她們接受這种野蠻的侮辱。看到這里，我感到十分憤慨，想過去阻止那些工人胡作非為。但是被阮文偉上校拉住了。“你會被他們當作法國人的。”他悄聲說。“過去法國人糟蹋越南婦女，人民都恨他們。現在這樣也并不過分。” “請救救我們吧！”一個法國姑娘看到了我，發出凄慘的哀求。她的雙臂被反扭到背后，頭几乎都碰到了地面。一個越南人正把手使勁向她的下身里插著。此刻，我已經無法控制我的情緒，摔開阮文偉上校的手沖上前去，揮拳打倒了正在企圖把手全部伸到法國姑娘下身里去的越南人，又抓住反扭她雙臂的兩個越南人的頭向一起猛撞，他們無聲地倒下了，被放開的法國姑娘也摔倒在地。正當我要向扭著另一個法國姑娘并惊愕地望著我的越南人沖去的時候，我的頭部突然遭到了一根木棒的襲擊。 我頓時失去了知覺，然而等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被越南人用繩子緊緊地捆綁在一棵橡膠樹上。我努力睜開眼睛，頭部一陣劇痛，同時感到額角淌下冷絲絲的血來，使我一只眼睛的視力模糊了。那時霧似乎小了一些，我看到阮文偉上校也被縛在一棵橡膠樹上，而那個助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暴怒的工人把我們團團圍住，手中揮舞著割膠刀，看樣子要把我們殺死。阮文偉上校不停地用越語向他們喊話，好象在對他們解釋：“Chinh thi nguo My！”他重复地喊著。后來我才知道，阮文偉上校為了不使割膠工人把我當作他們憎恨的法國人殺死，极力向他們解釋我是從美國來幫助他們打敗法國人的，之所以這他們才沒有立即對我下手。這時，那個助理帶著陳助和二十名護送我們的士兵匆匆赶來，把工人驅散了。 “你不要同情那些法國母狗！”陳助用法語說，恨恨地用手中的拐杖指著赤身裸体蜷縮在地上的三個法國女人。“你想不出我們受過的苦難，當年這個橡膠園里有七十多個越南姑娘都被法國人糟蹋了，就連十歲的女孩子和臨產的孕婦也不放過。如果有人反對的話，不是遭到他們的毒打，就是被他們殺害了。現在不同了，我們就是要用他們對付我們的辦法對付她們，不管誰都一樣，讓她們也受一受我們受過的苦難。” 他給我們講起了他同父异母妹妹賢的遭遇。 1949年8月15日，他年齡只有二十二歲的妹妹賢參加了要求法國种植園主根据當地气候情況改善工作條件和發給津貼的停工運動，并与另外六個女工一起躺在路上阻止种植園主的車輛進入种植園。8月19日，种植園主調來法國軍隊進行鎮壓，逮捕了賢和另外六名女工。她們被帶到法國軍營中，遭到了強奸、鞭打的酷刑拷問。法國士兵把她們被打的鮮血淋漓的身子浸到鹽水池中，然后將她們一絲不挂地捆起來放到8月酷熱的太陽下去暴晒。賢和另外六個姑娘被拷打折磨了三天之后，法國士兵把她們帶回了橡膠園。 “那天清晨我帶了一筆錢送給那個法國种植園主，請他出面釋放我的妹妹。”陳助回憶道：“當時我的父親已經病得很重，不能親自去那里，便讓我陪同繼母一起到了那個种植園。大約早晨八點多种，一百多名法國士兵押送著賢和另外六個姑娘沿著大路朝橡膠園走來。法國士兵一面走，一面用腳踢她們。我看到她們都非常虛弱了，臉上布滿鞭痕，連走路都十分困難。快到通往种植園進口處的大門時，一個姑娘暈倒在地上，法國士兵一涌而上，把她的手腳反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棍穿過去把她倒懸著抬進种植園。法國士兵把全体工人都召集到一塊空地，拿槍逼著他們挖了七個齊腰深的坑，然后把几個姑娘反縛在木樁上放進坑里，把土填到她們的胸部以下，宣布要殺死她們。我和繼母急忙去找种植園主，可是等我們一起返回那塊空地的時候，發現賢的兩只乳房已經被法國士兵用刺刀割掉了。在他們的槍口之下，我們不敢反抗，只好默默地收拾賢的尸体。這時，法國士兵把另外六個被半埋在土里的姑娘的上衣撕開，用點燃的樹枝慢慢地烘烤她們的乳房，直到她們慘叫著死去。所有在場的越南人都把仇恨隱藏在心里等待著，而現在复仇的時候來到了。”他輕松地笑了。 那次虎口脫險的經歷使我在以后与越南平民的接触中极其謹慎，同時也認識到了這個民族對法國人痛恨的程度，以及越盟為什么能夠輕易地戰胜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法國遠征軍，盡管當時我對他們的過分報复心理不甚了解。直到几年以后，當我們美國人（從總統到士兵）被激發起同樣強烈的情緒，以同樣的方式對越南婦女和儿童進行同樣，甚至更為殘酷的報复的時候，我才体會到那些割膠工人當時的心情。 霧气已經散去，橡膠林清晰地顯露出來。我最后望了一下那三個已經被割膠工人吊到樹上去的法國婦女，然后跟著阮文偉上校鑽進了吉普車。在開出几百碼的時候，從膠林中傳來女人尖厲絕望的嘶叫聲，我不由地歎了一口气。 后來我從越南同僚那里得知，自從1945年開始，這种在被捕獲的法國婦女身上發泄仇恨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的農村和山區十分普遍，而這种事往往會激發法國軍隊以大規模屠殺來報复。一次，越南人在中部城市明坎把一個法國商人十五歲的女儿引誘到郊外強奸。那個法國少女被越南人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受盡各种折磨，當法國軍隊追蹤到距离明坎七十八公里外一個叫驕諾由口的地方時，那個法國少女已經被越南人肢解在大路旁的一座草屋里。法國人憤怒了，他們在返回明坎途中每遇到一個村庄都要捉几名越南婦女，最后他們把帶回明坎的七十多名越南婦女一起殺死，埋在那個法國少女遭受“雜交”的河旁，并且在那里樹起一塊牌子，以此懲戒那些正在進行報复暗殺的越南人。 然而，越南人的決心使得法國人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最終把他們的遠征軍赶回了歐洲，留下日漸孤立的法國商人的家屬替他們贖罪。雖然許多已經加入法籍的（如陳文敦將軍等）和親法的（如楊文明將軍、陳善謙將軍等）高級官員的竭力庇護，但是北方的法僑商人仍然盡一切辦法盡快离開那個地方。 就在這种情況下，我接受了一個當時最危險的任務，即：利用我能夠講法語的便利條件，化裝成法國商人混入河內，具体指揮“平”小組進行活動。 “平”准軍事小組是盧西恩·科奈恩中校負責，通過一個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組織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動組。早在我到達河內之前，他們就已經由美國海軍薩賓上將的第九十八特混艦隊送到海防登陸，而陳納德將軍經營的以台灣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時候為“平”小組把武器從西貢偷偷運送進了海防。 1954年9月中旬，我乘坐民航運輸公司接運法僑難民的C-41飛机到達了河內。 當時的河內正處于一個狂亂的時期，到處擠滿了沒有地方住的難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貴，人們的神經越來越緊張，每當入夜便可听到冷槍的聲音。正象蘭斯代爾小組以日記形成撰寫的1954年6月—1955年8月准軍事小組活動報告中所說：“使人們回憶起了我們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數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們在結婚、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經常以此為指導，基于這個原因，我向蘭斯代爾上校建議讓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學進行心理戰宣傳。在他的具体負責下，一位名叫趙定的愛國者編寫出一本歷書，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學家也編寫出預言歷書。歷書對越盟領導人和活動作了可怕的預言，而對吳庭艷總理的新政府則說了吉祥的預兆，并預測將在南方實現統一。 這些歷書被空運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鎮銷售，或者偷偷運進越盟地區。我十分高興地看到越南平民爭相查閱歷書的情形，難民的數字急劇上升，無論住在城市的居民還是從農村涌入河內、海防的人們，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這种情況非常出色的幫助了“平”小組的活動，所以他們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時間便成為普通公民，表面上從事日常的民事活動，我利用這种有利時机，把供給“平”小組的武器和設備隱藏到北方還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區，下一步就要盡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對中國的來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動亂，以便削弱隱匿于中國共產党羽翼下日漸丰滿的越盟的影響。 在美國新聞處處長喬治·赫紳爾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擬定了一些對越盟軍隊和河內政府進行心理戰的新戰役，即加深越南人擔心中國在越盟統治下實行占領的心理。對于越南人記憶猶新的1945年中國國民党部隊在入越受降時的殘暴行為，許多包括越盟的人員都怀有一种恐懼的心理。當時以中國國民党盧漢將軍率領的陸軍第一方面軍進駐越南北部接受日軍的投降，斷然以波茨坦公告為理由拒絕了在河內總督府懸挂法國國旗，因而導致了中國軍隊与法軍及支持法國的東京民兵發生了武力沖突。好戰的陳修和將軍警告法軍駐北越司令薩朗：“……（如果）法越之間發生沖突，中國的軍官和士兵肯定會站在越南方面同你們作戰。”經陳的授意，中國國民党第六十軍軍長命令一三○師“清除”在海防登陸的法軍。由于大部分東京民兵在那次戰役中站到法軍一邊，所以一三○師的在擊敗法軍遠東艦隊之后迅速對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進行了血洗掃蕩。他們每到一個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殺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進行強奸，然后對她們施行活埋、火燒、剖腹等殘酷的報复。這种有失人道的行為使許多越南人對中國存下了恐懼心理，尤其是中國軍隊在1946年交防法軍，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賣了的怨恨。 基于這個心理基礎，我們根据一個偶然事件精心編造出來一個悚人听聞的謠言。 那個偶然事件發生在1959年7月7日吳庭艷剛剛從美國返回西貢的當天，那時，法軍已經從東京灣地區的天主教省份發艷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內和海防，要求得到槍炮以便挺身出來与越盟作戰：他們對法軍撇開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滿了气憤。就在這個時候，兩名美國軍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彈襲擊守衛倉庫的法國部隊的計划。女民兵說，她們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經過安排，由海防的中國商人為她們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個中國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摻入飯食的藥物麻醉，給她們戴上沉重的鐐銬送入設在他家樓房內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對她們輪流施以強奸和蹂躪。獲得這個情報之后，“平”小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內与我接洽，于是一個新的黑色心理戰計划形成了。 9月23日，我和八名攜帶武器的“平”小組成員由河內到海防之時已經入夜，在一位爭取過來的越盟警察的帶領下，我們迅速赶到南朝門，包圍了那個中國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鐘的時間，“平”小組就輕易地解除了那個中國商人兩個保鏢的手槍，把他們同中國商人一起捆了起來。由于中國商人不會講法語和越語，審訊由懂得漢語的越盟警察來進行。那個肥胖的、已經開始謝頂的中國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馬上指出了設在佛像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鑰匙。 我們進入了地下防空洞的通道，打開沉重的鐵門，來到潮濕的、散發著霉臭的關押女民兵的地方。 那是一間用大石塊砌成四壁的洞室，牆壁上長著青苔，地面有一些積水；不知什么原因在一邊兩牆之間安裝著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鐵管，三名只穿著褲衩的女民兵跪在地下，雙手被縛在鐵管上，身上有一些便溺。當她們被從鐵管上解下來的時候，她們的雙臂都已經不能夠活動了，因為除了對她們施行強奸和蹂躪時以外中國商人一直把她們那樣縛在鐵管上，實際上已經使她們的手臂變成了殘廢；另外兩個女民兵的遭遇更為凄慘，中國商人為了防止她們逃跑，竟然割斷了她們的腳筋。 僥幸的是，盡管她們蓬頭垢面，削瘦孱弱，受盡各种折磨，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她們說，除了中國商人的強奸之外，她們還要遭受兩個保鏢的摧殘，而她們几乎是在饑餓中度過了兩個多月，因為中國商人每天只給她們一鍋稀飯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國商人的暴行，“平”小組成員激憤异常，竟將中國商人和他的兩個保鏢當即打死了。 我們按照預先制定的計划把五名女民兵帶回河內，告訴她們那個中國商人是中國部隊的特務，并据此散布出我們精心編造出的謠言，說中國在東京灣地區的一個團對越南控制的一個村庄采取了行動，中國人強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經過考慮，這個謠言由在河內的越南心理戰連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個連的士兵一言不發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執行任務，但是沒有回來，他們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東京灣的人們談起了中國師在越盟控制地區的不軌行為。經過調查，原來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謠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國士兵如何把剝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樹枝上當靶子打、中國人用刺刀剖開孕婦的肚皮或把年僅七歲的越南女孩子輪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東京女民兵活生生燒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內容。 這种意外的宣傳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為了增加謠言的可信性，“平”小組成員分別將五名女民兵帶到難民中去，讓他們看女民兵已經傷殘的手臂和腳。結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間很快地動搖了，就連越盟內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吳庭艷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尤其是居住在農村和山區的人們听到這個謠言之后，紛紛离開了家園，大批匯入難民的行列。而本來就處于惊慌失措狀態的法國僑民競相搭乘法國專門接運他們的飛机逃往南方。 這次心理戰的成功使蘭斯代爾上校第一步計划得以順利進行，于是“平”小組的活動立即轉入第二個階段：擬造越盟的傳單和盡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設施。 在阿倫德爾上尉的協助下，“平”小組搞出了一張以越盟抵抗委員會為名的傳單。除了談別的事情以外，這份傳單還要求乘波蘭和俄國輪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員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襲和潛艇的攻擊，傳單還要他們准備御寒衣服——御寒衣服這項是為了配合一個口頭的謠言，說越盟人員是被送到中國去當修筑鐵路的勞工。并且，經過改造的謠言又加入了對女越盟人員的恐嚇，說根据与中國達成的一項秘密援助協議，越盟挑選五十万十歲至二十五風歲之間年輕標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國，而中國則派遣二十五万軍隊幫助越盟對越南北方進行軍事占領。 与此同時，另一份捏造簽名的傳單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個准軍事小組散發的，小組的代號為“家”（即阮文偉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簽名的傳單指示東京地區的人們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內地區時應該如何行事、談到的項目包括財產、貨幣改革和接管后給予工人三天假期等等。傳單散發后的第二天，到難民登記處要求离開的人增加了兩倍（多數是原准備留下的法僑和華僑商人），兩天以后，越盟貨幣（盾）下跌了一半。越盟通過廣播斥責這些傳單：這些傳單看上去非常象真的，甚至絕大多數一般越盟成員也認為廣播中的斥責肯定是法國人更弄的詭計。 在河內進行心理戰襲擊還帶來了其他后果。 “平”小組爭取了河內警察局的一個高級官員作它的成員，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組成員可以從獄中得到釋放。他協助“平”小組成功地進行了破坏有軌電車線和污染儲油的工作。 爭取這位名叫武統善的越盟高級治安官員的工作，是在東方匯理銀行河內支行阿皮爾·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進行的。 1954年10月初的一天黃昏，我与“平”小組的一個成員冒雨來到阿皮爾·杜松先生位于費利克斯·富樂爾街三十七號的寓所，一棟法式的、窗上裝有鐵柵的灰色三層樓房。 給我們開門的是一個操著一口純正法語的越南禿頂老頭。當我遞上阿皮爾·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們帶到了一間豪華的客廳。在那里，我們意外地見到了法國諜報人員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談中，阿皮爾·杜松先生告訴我們，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經接到指示把法軍在河內的諜報网轉交給中央情報局使用。由于10月9日法國最后一批部隊將撤离河內，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經沒時間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諜報网成員的檔案和聯絡暗號及密碼交給了我們。 回到住所，我將那份法國諜報員的檔案逐一加以分析，著重閱讀了有關河內警察局高級治安員武統善的材料。武統善當時四十二歲，其祖父武鴻卿系“親華派”（中國國民党政府）的越南國民党前主席；武統善于1947年參加過越南聯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門工作，并同時兼任法國諜報人員。 然而，當我同“平”小組成員找到武統善的時候，他的樣子几乎使我徹底灰心喪气了。 我們是在新亞大酒家對面的一個丫頭唱館里見到那位前法國諜報人員的。他當時正躺在一個單間的竹床上，法國女孩子給他做著按摩，床下的一個銅制水盆里有兩塊藍白色條紋布。顯然，他在那里已經呆了很長時間，正品嘗著一般越南人不可想像的滋味。見到我拿出聯絡用的黃銅牌，他有點惊訝地從床上坐了起來。 “杜松先生要我們來找你。”我用法語對他說。“他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單獨談話。”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個法國女孩子打發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這里來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對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無嘲諷的語气說。“因為我認為越盟的官員在這個時候應該呆在他的辦公室里，而不會出現在這种難堪的場合。” 老實說，從見到武統善開始，我就開始對雅克·塔利丹少校領導的諜報人員的能力和可靠性產生了怀疑。我無論如何在這位越盟的高級治安官員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碼的确認的依据；面前這個人是個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樣子，這使我非常失望。自從到了越南，我見到過許多很真誠的愛國者，但同時也遇到不少帶有法國式貴族派頭的越南人，他們与其說在同法國人進行一場戰爭，倒不如說在同法國達成一項“協議”更為确切。 “我很高興能為你們工作。”武統善听完我的介紹之后這樣說。“過去的一段時間，我与法國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們現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遺憾。” 這是我進入越南以來第一次听到一個越南人，而且還是一名越盟高級官員如此明确地表示他對法國人的友好態度；几個月來，在越南到處似乎充滿了仇恨法國人的情緒，甚至連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開的場合表示了他對法國人的不滿。 “如果共產党中國占領了越南，”他接著說，“那么它就會對整個東南亞發動侵略，而它的僑民就會起來響應。越南是越南人的，誰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個決心的手勢，“每一個越南人都應該起來抵抗侵略，保衛自己的國家，保衛婦女和儿童不落到共產党的手里。”他看起來慷慨激昂，說個不停。 “你大概在擔心自己不能再到這里來抽鴉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對時局的考慮，我還是講了一些勉勵的話。他積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參加對越盟作戰；我向他解釋，他留在越盟內部同樣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樣工作并接受更高的報酬，只是暗中從事破坏活動。對這一些，他很勉強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組的四名成員在企圖進入河內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現代化印刷設備時被早已占領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員抓獲，送到河內警察局。那几名成員關了几小時之后，就被武統善放了出來。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統善還數次放過被捕的“平”小組及反對越盟的人員。 進入11月份，我接到蘭斯代爾上校的指示，准備把“平”小組撤回南方，我們日夜守衛在屋子里，開始銷毀一切可能帶來麻煩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給全体組員分發了自動武器和手榴彈，以預防在完成任務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況。 然而，就在我們准備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統善忽然私自決定親自幫助我們去散發剩余的傳單。結果，警察發現他，在早晨沒有行人的河內街道上追蹤他的汽車，最后向他開槍，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組成員，作為法國特務被關進了監獄。 其他“平”小組成員順利地如期返回西貢。 11月6日，我乘坐一位法國銀行家的專車赶到嘉陵机場，登上了民航運輸公司接運法僑的飛机。 但是，在這之后有一小段不愉快的插曲：“平”小組一名攜帶武器的成員因在土倫（峴港）火車上与吳庭艷總理的軍隊由于誤會發生槍戰而被捕。他同一個麻瘋病人一起上了手銬，受到審問，兩人被用一根棍子打出血來。警察告訴他說，那樣他也會患麻瘋病，然后又把他們兩人一起鎖在一間很小的牢房間。得悉這個事件之后，西貢軍事代表團的科奈恩中校立即設法与警察局聯系，把他營救出來。 我在河內的期間，西貢發生了由陸軍參謀長阮文馨將軍領導的一次未遂的政變。阮文馨將軍是蘭斯代爾上校1952年就在菲律賓結識的好友。當時參与政變的人還有越南陸軍領導突擊隊的麟中校、參謀部的佳上尉及陸軍電台的負責軍官胡通明中尉，這些人都在9月9日被國防部長黎玉振下令逮捕。在阮文馨將軍11月29日去巴黎之后，他們也相繼去了巴黎。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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