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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給總統的備忘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來就已十分尖銳的對立更加白熱化。它導致了緊張而苛刻的參議院听證會，使我陷入与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立的僵局，同時引發了參謀長們將全体辭職的傳聞。它推進了我与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最終分道揚鑣的進程，加速了我從五角大樓的离去。 在那個夏天和秋天突發的一系列事件使總統和政府、國防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們很難將注意力僅僅集中于越南。我們面對的是如山洪般驟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問題。一場中東戰爭促使莫斯科与華盛頓之間的熱線首次起用；蘇聯反彈道導彈計划使東西方之間的核平衡面臨傾覆的威脅；希腊和土耳其關于塞浦路斯問題爭端的陰影使北約的東部側翼出現危險；在我們國內几個主要城市的种族騷亂；當然，還有不斷興起的反戰示威，包括一次企圖關閉五角大樓的大規模的行動……新聞界開始報導包括我在內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壓力的一些征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也暗示他不想尋求一九六八年的連任。 在我遞交備忘錄后的兩個星期里，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總統和我不下七份備忘錄作為回應。正如《五角大樓報》后來所評論的那樣：“華盛頓的造紙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產紀錄。” 參謀長聯席會議感到特別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議：應在我們對越南的最低目標中排除那些意義不夠明确的部分。 正如我曾經講過的那樣，我強調我們的政策將基于兩項原則：“一、我們所承擔的義務僅僅是為了使越南人民能夠獲得權力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二、一旦這個國家停止自救，我們的義務也將終止。”參謀長聯席會議聲稱，這個原則与美國在越南現行的國家政策和目標相悖，將被排除在進一步考慮之列。 他們指責說，我的論點違背了体現美國現行政策和目標的第２２８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而該文件，他們著重指出，仍是當前美國政府的戰時決策性文件。 實際上，第２２８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麥喬治·邦迪給迪安·腊斯克、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個簡要的筆記。其中寫道，總統已決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報告中有這樣的話：“我建議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們准備對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國內的局勢得到控制。”但是，我的報告同時還包括這樣一個關鍵的限制條件：我們當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來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須依靠自己贏得戰爭。 參謀長們搞錯了，我們的政策并沒有改變。但他們也是正确的，因為，近几年來我們已偏离了該政策規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問題從未解決。如果南越政府像他們歷來所表現的那樣，即不能贏得更無法保持人民對它的支持，并据此打敗叛亂者，難道我們應該去替他們做嗎？ 參謀長們還极力主張美國部隊對北越進行更猛烈的海陸空立体攻擊。他們對這個建議如此重視，因此要求我就該建議提請總統注意，當然，我照辦了。五月二十日，他們交給我另一份備忘錄重申他們的觀點，即入侵北越、老撾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國部署美國部隊已變得非常必要，同時，存在對南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他們強調，所有以上這些行動都突出地顯示了我們需要動員美國的預備役部隊。 他們堅持冒險挑起核沖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惊。 為了解決我与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問題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報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組織他的專家們進行分析評估，提出一個變通的方案。報告的結果十分明确：我們不相信任何計划……能夠將軍用物資以及其它必需物資的運輸量減少到足夠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影響在南越的戰爭，或降低河內在戰爭中堅持下去的決心。中央情報局解釋說：“這個結論基于無可辨駁的事實：公路网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個非常深廣的緩沖地帶，几乎可以肯定沒有哪個封鎖計划可以達到那樣的邏輯目標系統：使人員和物資向南越的滲入量低于現有的水平。 參謀長們怒不可遏地抵制這個分析報告，并繼續施加壓力敦促采取更猛烈的轟炸行動。 尖銳的對立不僅存在于高層文職和軍事官員中，同時也存在于軍隊內部。例如：大約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和海軍部長保羅·Ｈ·尼采收到了一份簡短的情況介紹，署名是海軍越南評价小組。我最近還回憶起這樣一個插曲。一位已退役的海軍少將尤金·卡羅爾交給我一本他的上司海軍少將吉恩·Ｒ·拉羅克的回憶錄，里面寫道：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軍部長保羅·Ｈ·尼采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在和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談話之后，他、保羅·Ｈ·尼采要求我組織一個包括十名海軍將級軍官和一名海軍陸戰隊將官的小組，去越南進行實地考察，以便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 保羅·Ｈ·尼采明白地表示他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那些已為人熟知的情況不感興趣。此外，他還指示該小組要集中注意力對一九六七年美軍在南越的狀況和美國可做的選擇進行盡可能客觀地考察。 遵照海軍部長的指示，我召集了十名海軍將官和一名海軍陸戰隊准將組成了一個小組，開始著手工作。在越南考察期間，我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莫邁耶將軍、庫什曼將軍、艦隊司令員及其艦隊參謀人員進行了多次討論，并詢問了各級軍官，包括地面部隊的軍官，部署在南越沿海的艦隊上的軍官以及扼守在河道入口處的海軍軍官。 近六個月的時間，該小組考察了一系列可供選擇的作戰方案。這包括：在南越西部和北部邊界建一座牆；在港口布雷；大規模空中打擊；摧毀江河上的交通運輸線；對所有這些以及其它被篩選的方案的考察結果是：沒有一個足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取得預期的軍事胜利。 另一個附加的方案提出派遣美國部隊到北越去，經海軍陸戰隊官員估計，這將要求在該地區至少增派五十万美軍。我們觀察小組一致确信，其結果毫無疑問會引起中國對北越的干涉。 我們小組提供的考察結果證明，在越南要取得軍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打算把這個報告先提交給海軍部長、國防部長和五角大樓的一些高級官員，由于我們這個小組的非正式性質——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組成的，還由于當時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宮盡力防止我們調查結果的傳播，海軍作戰部副參謀長霍拉西奧·里維羅將軍私下強硬地向我表示，該報告的傳播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以及我在海軍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堅決反對使我們的調查報告被擱淺了。 尤金·Ｊ·卡羅爾將軍在他的公開信里告訴我：“是吉恩·拉羅克的獨立意志和決心要匯報事實，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當時越南的形勢導致他度過一段短暫的軍事生涯后過早地從海軍退役。”尤金·Ｊ·卡羅爾和吉恩·拉羅克后來成為美國軍事思想的雄辯的民間批評家。 參謀長聯席會議凶猛的備忘錄攻勢并沒有懾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賽勒斯·Ｒ·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總統拒絕他們的計划。我引證聯邦調查局的分析報告，指出我們确信大規模的戰爭升級將導致一場災難：“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顛覆河內政權以外，是沒有東西能使北越下決心放棄抵抗，只要他們相信他們有机會贏得在南方的‘消耗戰’……而足以使河內政權瓦解的行動也將足以把我們帶進与中國和蘇聯的戰爭。”我們還強調說：“參謀長們的計划將使美國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們建議的許多方案都需要調動大規模的防衛力量，与我們所提方案相比，達到他們所預定的目標將導致數倍的損失。總統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現在的讀者一定會感到奇怪——如果他們以前不是被長時間蒙蔽的話——這么多精明強干而又富于經驗的軍隊和文職官員，怎么可能對這种關系人民生命和國家前途的大事不進行系統地思考和全面透徹地詢問呢？簡單地說，這樣一個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排擠”掉的原因是：越南僅僅是我們面對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 一九六○年華盛頓面對的一系列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令總統和他的助手們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們收到中央情報局關于埃及將要入侵以色列的報告。當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約旦和敘利亞等其它阿拉伯國家的支持。我們擔心，假如埃及認為必須達到它的目標——摧毀那個猶太國家——它將會同時接受蘇聯的支持，而以色列無疑也得到了同樣的情報。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很久以來就計划在六月二日舉行會晤，以便就我們共同關心的全球性問題進行探討。當這一天到來時，迫在眉睫的埃及戰爭成為議事日程上的首要議題。我們比較了對情報的分析和對沖突結果的預測，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見，包括誰將獲胜：以色列——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回憶起當時，一方認為以色列會在十天內獲胜；另一方則預計七天，但同時我們也都認識到這樣一种戰爭的結果是很難預測和控制的，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工作是無与倫比的，但它提供的情報卻是令人擔憂的。他們報告說以色列計划先發制人，率先攻擊埃及。從某种角度來說，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進攻無疑會減少以色列的傷亡。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以色列先發動攻勢，它將冒失去美國公眾支持的風險，因為此舉可能招致蘇聯的干涉從而使美國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長阿貝·伊本曾訪問華盛頓，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邀請他到白宮的家庭住宅區做客。當時總統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參加，以便敦促伊本勸說以色列內閣取消率先進攻的計划。我們以為這樣做已經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進攻了埃及，戰爭持續了六天，在此期間，以色列對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發動了攻勢并取得了決定性的胜利。他們奪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島、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樣，我在早晨七點鐘到達五角大樓。 一小時之后，我桌上的電話響了，一個聲音說道：“我是作戰辦公室的史密斯上將（我們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保證有一個海軍或陸軍上將在作戰辦公室值班）。史密斯將軍說：“阿列克謝·柯西金總理接通了熱線電話要求与總統通話，我們應該怎樣答复他？” “你為什么給我打電話？”我問道。 “因為熱線的終端在五角大樓。”他回答說。 熱線是古巴導彈危机的遺產，它設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檢查線路是否暢通外還從未使用過。我甚至不知道它的電話線路終端就在我的辦公室下面。我告訴史密斯上將：“將線接到白宮值班室，我要和總統通話。” 我知道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正在睡覺，但我還是接通了電話。不出所料，一位在總統臥室外值班的侍衛官接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要和總統講話。 “總統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說。 “我知道，但請叫醒他。” 后來我得知，總統与迪安·腊斯克和沃爾特·羅斯托就這次危机進行電話交談直至凌晨四點。他拿起電話，睡意朦朧地咆哮著：“見鬼，你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干什么？” “總統先生，熱線已經接通，阿列克謝·柯西金要与您通話。我們應該說什么？” “我的上帝，我們應該說什么？”他回答說。 “我建議，告訴他十五分鐘后您會在值班室。我馬上給迪安·腊斯克打電話，我們在值班室与您會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們通過熱線与阿列克謝·柯西金交換了意見。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獲得了攻擊敘利亞的胜利，形勢變得异常緊張。有一次，柯西金實際上在說：“如果你們想要戰爭，你們會嘗到苦果。”當然，那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為什么蘇聯總理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敗了埃及和約旦后，看起來就要移兵威脅大馬士革。 為此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告訴阿列克謝·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蘭高地，它就會接受停火。同時，總統同意命令第七艦隊靠近敘利亞海岸，以便使蘇聯明白，對他們在該地區的任何行動，我們都會有所反應。几小時后，以色列和敘利亞接受了停火建議，第七艦隊也停止了東移。雖然信息的交換使形勢明朗，但這個插曲揭示了在冷戰中期，美蘇維持全球平衡時的關系是多么微妙。這進一步解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壓倒优勢的感受，同時也說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使我們無法傾全力于越南。 現在對我來說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將我們引向了從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為此付出的代价——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所受到的破坏——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想。我們失敗了，為什么會失敗？這失敗能否避免？從我們的經驗中可以吸取什么樣的教訓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轍？學者們無疑將希望研究并揭示這些問題。這個念頭在戰爭結束后的今天更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決定讓我的國際安全事務助理約翰·Ｔ·麥克諾頓著手搜集材料以備將來的學術研究。我告訴他要擴大搜集面和相關的文件范圍，不要僅限于我們國防部，還要包括政府各部門、中央情報局以及白宮。由于我要求這項工作盡可能地做到客觀，因此我對約翰·Ｔ·麥克諾頓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于曾激勵我做這件事的同樣沖動，使我說出了上面的話。我從未想過對總統和國務卿提到此事，因為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終卻使三十六位參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員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開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個月后，約翰·Ｔ·麥克諾頓悲劇性地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整個搜集工作由萊斯利·Ｈ·蓋爾布負責。當時萊斯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官員，現在他擔任了對外關系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來的備忘錄、情況記錄、電報以及各部門的報告。几年后，萊斯·Ｈ·蓋爾布利告訴一位研究人員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電話，然后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要求……我去見很多人，解釋這項研究工作，告訴他們我想要下列材料。他們全都說：是的，當然……沒有一個人拒絕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萊斯利·Ｈ·蓋爾布的小組就美國二戰后對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頁的研究報告。這已遠遠超出為研究人員收集原始資料的范圍。整個工作總起來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一方面反映了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評述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萊斯利·Ｈ·蓋爾布和他的小組實際上無法接触白宮檔案和一些高層政府部門的文件。盡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項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 它体現了我要求盡可能客觀的宗旨，他們几乎搜集了到那時為止与越南有關的所有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從各個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務，這种有助于學術研究的努力卻導致了意外的結果。一九七一年，曾為萊斯利·Ｈ·蓋爾布工作過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泄露了這份材料，主編將之命名為《五角大樓文件》并開始節錄連載其內容。這使林登·Ｂ·約翰遜和尼克松兩屆政府中的官員們感到十分尷尬。當第一篇節錄出現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報紙上時，尼克松總統的司法部立刻動用其屬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繼續發表。 雖然我早已离開了國防部，但我仍發現我被違心地卷入了該事件的幕后活動。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的主編詹姆斯·Ｂ·斯科特·賴斯頓与他的妻子薩莉，同我和瑪格麗特在我們家一起進餐，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電話進了書房。几分鐘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著一張紙說：《紐約時報》的主編和律師起草了一個聲明，“非常有禮貌地拒絕了”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停止進一步刊載的要求。然后，他向我們讀了手中的草稿，問我有什么想法，我說：“時報應該繼續刊登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當然，最高法院最終還是允許《紐約時報》繼續報導了。 由于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与越南決策有關的人員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銳的批評和指責。關于我為什么要制造這個事件，各种謠傳不徑而走。一位觀察家甚至聲稱我是在羅伯特·Ｆ·肯尼迪的授意下這樣做的，目的是抵毀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以便幫助博比·肯尼迪進行一九六八年的總統競眩這真是荒唐透頂！但是當迪安·腊斯克后來問我為什么沒有把搜集材料的事告訴他或總統時，我感到非常后悔，我本應該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 迪安·腊斯克是我所見過的公職人員中最富于獻身精神的一位，他對總統以及政府的忠誠表現在各個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發生的一個插曲僅是其中之一。 一個炎熱的下午，迪安·腊斯克打電話給我，問他是否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告訴他應該是國防部長到國務卿的辦公室去。“不，不，”他說：“這是私事。”我說我不在乎是私事還是公事，十五分鐘后我會到他的辦公室去。 當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他從辦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說：“我必須辭職。” “你瘋了。”我說，“你在說什么？” 他說他女儿正打算嫁給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黑人同學。他不想讓總統擔上這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他當時的想法，但對當時的我來講卻十分清楚，他相信由于他是個南方人，又為一位南方總統工作，這樣一种婚姻——如果他沒能阻止它或者不辭職——將會為他和總統招致廣泛的責難。 當我問他是否對總統談及這件事時，他說沒有，他不想給總統添麻煩。 “見鬼！添麻煩。”我說，“如果你辭職才真是給他添麻煩呢！我知道他不會同意你辭職的，如果你不告訴他，我去對他講。” 迪安·腊斯克告訴了總統，總統的反應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祝福了那即將締結的婚姻——就我所知的范圍內，這件婚事對迪安·腊斯克或對總統來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個人方面都絕對沒有任何影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總統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況，我攜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爾·Ｇ·“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貢，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埃爾斯沃思·邦克十分樂觀地向我們進行了情況介紹。埃爾斯沃思·邦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于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國駐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蘭說：“并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們正在緩慢但又穩固地取得胜利。如果我們不斷擴大我們的戰果，通往成功的步調還會加快。”埃爾斯沃恩·邦克實際上同意了這种分析。他相信戰爭會取得胜利，但要有一個嚴格的附加條件（這曾是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中心立場）：“最終，他們（越南政府）必須自己贏得胜利。”威廉·威斯特摩蘭明顯地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又提出增派二十万美軍部隊的要求，我堅決反對。理由就是埃爾斯沃思·邦克所闡述的觀念。 戰爭在緩慢進行，逐漸增加的人員傷亡，和國內不斷擴大的意見分歧，使總統感到沮喪和憂慮。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從越南返回后，于七月十二日向他匯報我們的考察結果。當談到一個問題時，總統問道：“難道我們真能贏得這場該死的戰爭嗎？” 我在西貢得到的樂觀報告暫時緩解了我長期以來對戰事進程產生的怀疑。我告訴總統：“不存在軍事上的膠著狀態。” 并說，如果我們堅持原定的計划，我們是會贏得胜利的——當然最終結果還要取決于越南政府的表現。但是，我仍然對轟炸的效果保持怀疑。我告訴總統，我還是反對軍方擴大戰爭規模的要求。 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喚起，并堅定了我對地面戰爭也存在的怀疑。 現在，我對轟炸的態度已經公開化，并引起了強烈的爭論。當自由主義者和溫和派批評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能夠防止戰爭升級時，兩党中的鷹派則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全力支持下，向總統施加壓力企圖擴大戰爭。鷹派最擔心的是總統、迪安·腊斯克和我的態度。民意測驗顯示公眾情緒正在倒向他們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的結果是：支持加強軍事壓力的人与支持撤兵的人相比占微弱多數（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這种日漸增長的鷹派意識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下設的准備和調查小組委員會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該委員會由約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領導。約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們——斯圖爾特·賽明頓（密蘇里州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遜（華盛頓州的民主党人）、霍華德·坎農（內華達州的民主党人）、羅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亞州的民主党人）、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緬因州的共和党人）、斯特羅姆·瑟蒙德（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党人）和杰克·米勒（衣阿華州的共和党人）——在轟炸問題上持強硬路線。几個月以來，他們一直激烈地抨擊政府的轟炸計划。六月份，當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了解到，總統接受了我的建議准備保持有限的轟炸后，他們開始准備作戰了。他們向最高軍事長官和我表明了他們的意圖，要求召開听證會。 听證會在八月召開，其目的在于迫使白宮取消對轟炸的限制。當時他們沒能如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這些听證會是一場政治災難。他后來曾對厄爾·Ｇ·“巴斯”·惠勒說：“你的那些將軍們在斯坦尼斯委員會的听證會上几乎用他們的證詞毀了我們，我們在听證會上被謀殺了。” 听證會開始的前一天，總統警告我將會面對非常激烈的場面。我對總統說：“我對此并不擔心，因為我确信我們所做的是正确的。”總統看了看我沒有再說一句話。毫不奇怪，總統的政治嗅覺比我敏感多了。 听證會于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間舉行。持續了整整十個漫長的日子，成為我生活中最嚴峻的插曲之一。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在開場白中明确表示了他的態度：“國會正越來越關注這一問題。即，如果我們只是把美國士兵丟進游擊戰的深淵，而不嘗試更有效地切斷敵人的供給線，那么派出更多的部隊去越南是否明智……我個人認為，暫停或限制轟炸對我們來說都將是一個悲劇，或者說是致命的錯誤。” 然后，一批海、陸、空高級官員開始發言。其中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五名全体成員和參与轟炸的五名高級指揮官，每一個人都表示全力支持約翰·斯坦尼斯的觀點。實際上他們告訴參議員：#轟炸北越是美國對南越戰爭戰略部署中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轟炸使北越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和破坏，阻止了他們對南方進行的人員和物資的輸送，使他們對南方越共武裝的增援受到限制，降低了其在南方組織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從而減少了美軍的傷亡。 ·沒有轟炸，北越在南方的軍事力量會成倍增加，那將迫使我們增派八十万部隊。為此將多耗費七百五十億美元。 ·為修复轟炸所造成的損失可牽制五十万北越部隊，否則這些部隊可用來更直接地增援南方的叛亂。 ·現在停止轟炸將會是一嘲災難”。它會導致美軍傷亡的增加和戰爭的無限期延長。 ·目前的轟炸距离預期的結果相差很遠，如果政府文職官員不能夠听取軍人們的意見，取消他們對空襲施加的全面限制，局面就仍將如此……緩慢的轟炸速度，轟炸目標只集中于河內和海防南部地區，對柬埔寨境內的避難所過度容忍，未能關閉海防港或使其保持中立……所有這些和其它規則使轟炸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果。 ·此外，“漸進主義的教條”和對真正關鍵性行動給予支持的拖延，為北越提供了建立鞏固的空防系統的時間，增加了美國飛机和駕駛員的損失和傷亡，同時使北越能夠通過建立儲備庫和進行疏散，為將要遭到破坏的設施（如汽油、原油、潤滑油等）提前做好准備。 將軍們對他們認為是最關鍵的問題——在華盛頓的文職官員干涉下的戰爭方式，進行了抨擊。在他們看來，這樣的打法正在取得胜利，但也使人員喪失了生命。但我卻深信我們正在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且并沒有使戰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后，八月二十五日，小組委員會邀請我進行答辯，我准備了充分的事實去進行反駁。首先我提請參議員們注意，我們的轟炸行動有三個目的：一、降低北越不斷向南越進行軍事滲透的規模，或者增加其付出的代价。 二、提高南越人民的士气，當轟炸開始時，他們正處于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 三、向北越領導人表明：無論何時，只要他們繼續對南方進行侵犯，他們就會在北方付出代价。 以上是我們一九六五年二月開始轟炸時的目標。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它們仍將是我們的目標。我花費了一天的時間，耐心地、詳盡地向參議員們闡述了這些目標制定的過程，解釋了由此實施的對轟炸的限制。我說我們已經認識到任何規模的轟炸——除非消滅北越和它的全体人民，而這是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人都不會做出的計划——也不可能使北越人員和物資向南方的滲透量降到那樣低的程度，以致不足以支持現有水平的軍事行動。任何規模的轟炸，除非种族滅絕都不可能削弱北越繼續戰斗的意志。我強調在北方的轟炸并不能使我們廉价地贏得戰爭。 我告訴參議員們，轟炸運輸線遠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北越擁有一個非常多樣化和靈活的運輸系統，這包括鐵路、公路、水路和山間小路。北越部隊在這些道路上利用火車、卡車、駁船、舢板、人工搬運以及驢、馬等（我請他們注意每一頭牲畜可運送五百磅物資）。這個運輸系統技術要求很低，极易維持。對于在南方進行的軍事行動的有限需求來講，它有能力提供數倍于此的物資，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根据我們的情報得出的分析，敵人在南方的兵力除食物外，一天只需要十五吨的物資供應。而從北方到南方的運輸線，即使在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仍舊擁有每天二百吨以上的運輸能力。我又指出，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對北越進行了十七万三千架次的轟炸——數字之巨大，簡直可与二戰時盟軍對德轟炸的總架次相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用于對運輸線的直接打擊。 其次，我轉向在北方的固定目標這個議題——工厂、發電厂、倉庫、火車站等，這些只占我們攻擊目標的十分之一。 我解釋道，在确定這些目標時我們曾進行了逐個的分析。對其軍事重要性，美國和越南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引起戰爭升級的危險等諸因素進行了慎重的比較和平衡。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給總統和我三百五十九個目標，其中二百零二個，也即百分之八十五已被付諸實施，其余五十七個未被批准，參謀長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七個价值有限，九個是小型煉油厂，總計僅能為北越目前的儲備能力提供不足百分之六的供應。二十五個是不太重要的非石油類目標，散布在有重兵守衛的地區，根据我的判斷，不值得為它們付出美國士兵的生命。還有五個過于靠近中國。最后十一個仍在討論中。 我試圖使人們明白，對固定目標給予的過分關注，反映了我們對北越簡單的經濟需要和其戰爭能力以外的資源，缺乏基本的了解。雖然，我曾指出過北越已喪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發電能力，但是，其總和尚不及波托馬克電力公司在弗吉尼亞的亞歷山德里亞發電厂發電量的十五分之一。況且，蘇聯和中國——非越南本土的工厂和煉油厂——為此越提供了大部分戰爭需求。 我指出，每月一期的由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處合作編制、分發給所有的高層文職和軍事官員直至總統的報告“北越轟炸評价”，毫無例外都是以這樣的詞句結束：不斷增強的空中打擊使北越的空中防御系統出現了重要變化，給北越的經濟活動造成了廣泛的破坏。但是，北越仍舊保持著對目前在南越和老撾的軍事活動的支持，并且在提高其戰斗水平与軍事組織的能力。 我告訴參議員們，如果我們仍舊要擴大空中打擊，人們可能會建議增加一個新的目標：轟炸港口和在海港布雷，特別是在海防，以便阻止北越運送必要的物資支援在南越的戰斗。我說這樣做的确會嚴重地干扰北越對南越的戰略物資滲透。 但是，比現在所運送的少得多的物資就足以保證北越對南越的軍事行動繼續進行。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樣，据估算，在南方的北越軍事力量除食物外每天只需要十五吨左右的物資。這与北越每天五千吨的實際進口能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況且，北越的進口能力還遠不止于此。据估計每天通過港口、中國邊境的公路、鐵路可運送一万四千吨物資。 目前大量的物資均通過海防港進口……其中包括大部分的軍用物資，如卡車、發電机和建筑設備等。但是，這些物資也僅是北越全部海上進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所有的軍事裝備（据可靠情報分析，這些裝備總量達每天五百五十吨）都從海上進口。這种對海防港的過分依賴只是出于方便而非必要。因為海防港被證明是最方便最經濟的進口途徑。如果它和其它港口被關閉，根据不切實際的設想，關閉港口將會限制所有的海上進口。而北越仍可通過鐵路、公路、河道維持每天八千四百吨以上的進口。更進一步地說，即便由于空中打擊使它在公路、鐵路和江河水道上的運輸量減少百分之五十，北越還是能夠保持其目前進口量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每天進口的軍事物資的總量遠比這少，因此，很明顯，切斷海上運輸線并不能迫使北越在南越的軍事行動降至現有水平之下。 北越的海岸線綿延近四百海里。很多地方都适合進行海灘活動。在海防港布雷或徹底摧毀海防港的設施并不能阻止外國船只在沿海卸貨。全力封領這些駁船，甚至不惜冒破坏一些外國船只的風險（這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迫使北越將海運轉向陸路，全部依靠共產党中國。而北越和中國的共同邊界大約有五百公里長。 反對擴大空中打擊的事實很清楚，大家要做的只是認真看一下統計數字。但是我的證詞引起了异常激烈的爭論。 參議員霍德華·坎農對我們討論的議題沒有興趣，他把矛頭轉向我，指責我在對越南的軍事部署方面總是不情愿遵循軍事人員的勸告。他說：“很久以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這些目標——就被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通過并提出。我很奇怪，你是否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在軍事目標和戰爭事務方面的建議沒有被采納。” 我回答說：“憲法將統帥軍隊的職責交給一位文職官員——總統。我确信其目的并不是讓他盲目地听從軍事參謀們的建議。因此你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憲法授權的范圍內，總統有時會做出与軍事參謀人員的建議相反的決定。” 我繼續說道：“憲法規定當軍事統帥進行軍事決策時，軍事部門以外的其它部門也應參与行動。當然那就是我們正在做的。這与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否有信心沒有任何關系。如果我們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信心，他們就不會是參謀長了。” 從這時起，會議轉向白熱化。從我和斯特羅姆·瑟蒙德參議員的交鋒可看出當時听證室里不斷上升的緊張气氛。 “部長先生，我對您的話感到异常失望。我認為它會令共產主義者們感到欣慰。這是對共產主義退讓的言論，這是一种失敗的言論。”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這個听證委員會面前，沒有一個与會者……（他）曾說過，批准那五十七個目標……就會對縮短戰爭進程有任何重大影響。” 在持續了整整一天的漫長、嚴酷的听證會即將結束時，我做了一個總結性的發言。這是一個呼吁理智的發言。 在越南南方進行的悲劇性的、長期懸而未決的沖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動對北越實施打擊成為頗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雖然這种期望很誘人，在我看來它完全是幻想，追尋這樣一個目標，不僅是無益的，還會給我們的國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無法預料的危險。 小組委員會最后一致通過了一份報告。報告嚴厲譴責了我在戰爭決策上的獨斷專行。宣稱“謹慎地控制和對可選擇區域的限制性規定，已使我國空中打擊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戰果。”參議員們總結道：“我們不能問心無愧地要求我們的地面部隊繼續他們在南越的戰斗。除非我們准備用我們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來強化我們對北越的空中打擊……理智和審慎的思考要求關于戰爭的決定應与專業軍事人員的判斷保持一致。” 听證會后不久，就有傳言說我的證詞几乎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引發了一次“起義”。几年以后，一位報界人士馬克·佩里寫道，在我參加听證會后，厄爾·Ｇ·“巴斯”·惠勒招集了一次參謀長們的會議，在會上，他們決定全体辭職。海軍陸戰隊司令小華萊士·Ｍ·格林上將和海軍作戰參謀托馬斯·Ｈ·穆勒上將很快否認了這一報導，我對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實造成了我們的分裂，它們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也付出了代价。厄爾·Ｇ·“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經受了嚴重的心髒病的打擊，這是最終導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爾·Ｇ·“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崗位，在私下的會議或公開的听證會上提出他的意見，他的態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動性和對抗性，正如他在約翰·斯坦尼斯听證會上所表現的那樣。曾与我共事達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級軍事指揮官也都一如既往，繼續為他們的國家和統帥忠誠地服務。 在這段時期，總統顧問班子中關于越南問題的分歧不斷加深，這從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兩個材料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爾姆斯送給總統一份他個人對轟炸效果所進行的評估報告。報告指出：自從一九六七年三月以來，我們每個月對北越出動一万架次的飛机進行轟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盡管有這樣大幅度的升級，“盡管河內面臨不斷增加的困難、經濟損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擊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問題。他們仍然能夠滿足自身需要，同時繼續支援他們對南方的侵犯，實際上軍事和經濟物資的運輸量還在不斷增加。” 兩周后，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給總統一份附有三十三頁報告的特別備忘錄，這份文件最近剛剛被解密。備忘錄中提醒總統：“附加的文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當人們知道它的存在時，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給您。”備忘錄里寫道：由于我們在越南的卷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職責之一是考察會出現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國家評价辦公室，我請教了一位經驗丰富的情報分析專家，試圖闡明美國在這場沖突中的利害關系。 他選擇的回答方式是寫了一篇題為《在越南失利的含義》的文章。我相信你會發現它很有意思。這份材料沒有給也不打算給任何其他政府官員看。 在沒有指出理由的情況下，作者咨詢了他所在部門的三十個或更多的人。他們存在著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這樣一個困難的題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這些被咨詢的人中，其看法比預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將在此強調一下，這篇文章并不試圖辯論現在是否應該結束或繼續戰爭，我們也不是失敗主義者。它僅僅針對一個假設的問題，該問題是作者為自己設計的，即：就美國的政策和美國的整体利益而言，一個不利的結局將意味著什么。 理查德·赫爾姆斯說這個報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細致地分析之后，文章總結道：前述的討論已廣泛地涉及許多方面和諸多可能性，任何過于确切的結論都將會歪曲我們的宗旨，同時也超出了一個嚴肅的判斷允許的范圍。下面就是這篇文章試圖表達的主要的實質性內容。 ａ．在越南的失利對美國的權威將是一個重要的挫折，這將限制美國的影響力，損害我們的一些相關利益。這些利益從某种角度上來講是目前很難确切預料的。 ｂ．或許最終的結果不會永久地損害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為許多地區的秩序和安全行使職責的能力。 ｃ．最大的潛在可能是自我傷害：內部的糾紛將使我們無法進一步充分地、明智地使用我們的力量和資源。 ｄ．這种能力的降低會對東南亞及其相鄰地區產生最大的影響。該地區的某些國家可能會面對國內的騷亂和外部的巨大壓力，并由此導致政治上的重新組合。同樣的影響在其它地方不一定會出現，即使出現也會比較容易控制。 報告以這樣的詞句結束： 任何誠實的、不帶偏見的分析家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美國接受在南越的失敗、那么在那一地區繼起的新的同類危机中它將不必再付出代价。 但是，一個曾經聚集了大量的資源并擁有軍事強國威信的世界霸權，一旦其地位受到削弱，對它支持的一般安全体系來講，當然會有某种程度的損害。在越南這個案例中，繼續戰爭將明顯引起直接的損失，而承認失敗則要冒最終的風險，但要權衡兩者的得失，卻似乎又缺乏一個公認的尺度。那些不得不進行這种痛苦選擇的人們可能也已意識到了這一點。 如果這里所做的分析能夠全面推進討論的話，那么，它就意味著一种趨向：相對于以前大部分爭論所得出的結論而言，承認失敗所承擔的風險或許是更有限度和更易控制的。 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從未見過這份備忘錄，据我所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也從未將它給任何人看過。 一些人可能會說這件事實本身就揭示了總統不夠坦率的性格特征，從而導致對越南問題的決策失誤。一位總統最親近的顧問，在有關這類問題的一份手稿中寫道：我無法确切地描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決策方式的弱點，他不喜歡由集体合作做出決定——他更愿意單獨征求每個人的意見。無論何時他從不讓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愿嘗試接受“和平期限”，注定了暫停轟炸的失敗。總之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是造成我們對越戰爭決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這一點不時地在政府控制戰爭的過程中顯示出來。 林登·Ｂ·約翰遜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有時自己給自己制造麻煩。讓一位高級顧問提供備忘錄，對戰爭中的基本策略進行質疑，卻又不允許他与其他同事對此進行探討，這當然不會把政府管理好。人們還可以舉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證明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獨裁特征”，但是我認為把一個總統的失敗僅僅歸結于他的某种個性特征未免過于簡單化了。他的部下應該想出辦法彌補其領導者身上的個性缺陷，我們有責任去發現政策中的矛盾，揭示這些矛盾，討論解決的辦法，如果我們當時這樣做了，我們就可能改變政策。 迪安·腊斯克的秘密備忘錄說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報局的大部分高層分析家們都相信，當時我們應該從越南撤軍，以避免使美國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損害。在我開始接受約翰·斯坦尼斯小組委員會的詢問時，他們通過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處的分析報告表達了這一觀點——我們不可能通過轟炸北方而贏得這場戰爭。我五月十九日的備忘錄也曾指出，我們將在越南南方繼續付出沉重的傷亡代价，卻并不能保證取得胜利。 面對這些情況，將如何解釋：為什么政府沒有更加努力去尋求和談和仔細考慮撤軍？回答是，當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對戰爭的進程持完全不同的態度。許多有影響的國會成員和公眾也同意他們的觀點。總統被這些因素所左右。 這种反對者在九月七日對我發動了凶猛的攻勢。在辛迪加所屬的一份報紙的專欄中這樣寫道：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厭煩了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欺詐、決策失誤和專橫自大。這個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軍事問題上從未正确過。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在約翰遜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顯跡象是：軍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于發表反對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意見，這一點最近經常被人們提到……參謀長們敢于公開反對他這一事實，在我看來，只能意味著，人們已确切地感覺到白宮正在放棄對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支持。 巴里·戈德華特寫下了這篇文章。 實際上，在听證會期間及以后的一段時間里，約翰遜政府正在与河內緊張地進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触，這個代號為賓西法尼亞的秘密接触開始于七月，持續了三個月，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國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會談舖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在几天暫時的离開后，我回到五角大樓的辦公室，我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大堆從世界各地發來的電報，其中一份是給迪安·腊斯克的，帶有一份給我的副本，電報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發來的，他正在參加帕格沃西會議——一個由科學家和學者參加的國際會議。 他說，他剛剛進行了一次或許我們會感興趣的接触。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法國人，此人打算在美國和北越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以便為和平創造條件。還有一名叫雷蒙德·奧布拉克的法國人，當亨利·基辛格表示愿意和華盛頓商討此事時他也要參与進來。現在亨利·基辛格想征求我們的意見，看如何答复他們。 我打電話給約翰·Ｔ·麥克諾頓，問他們對這個電報采取了什么行動，他說沒有。 我問他認為應該怎樣做。 “你怎樣想？”他謹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我說。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嘗試去打開談判的大門，但都沒有結果。這很可能又是一個夭折的紀錄。”他說：“不過，既然沒有什么風險，我們何必不試試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訴他：我會帶著這個電報去參加星期四与迪安·腊斯克和總統的午餐會。 當我在第二天的午餐會上提出這個問題時，迪安·腊斯克和總統都說：“噢，鮑勃，這是又一個死胡同，我們以前碰到過多次了，忘了它吧。”他們這樣想當然有充分的理由。盡管這种事很明顯屬于國務卿的工作范圍，我最終還是說服他們讓我來處理。我向他們保證我將以某种适當的方式來進行，不會使美國政府感到難堪。 然后，我開始与亨利·基辛格進行了一系列的商談。第一步，我先得查清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背景。調查的結果是：雷蒙德·奧布拉克是一個左翼社會主義者，馬爾科維奇是個科學家。几個星期之后，奧布拉克顯示出他政治上的精明，他是胡志明的老朋友。胡一九四六年在巴黎与法國人談判時，曾住在雷蒙德·奧布拉克的家里，并且他還是雷蒙德·奧布拉克女儿的教父。 与此同時，我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見，詢問他我們應怎樣著手工作。他表現得极為杰出，在与北越接触和對他們所提建議如何反應等問題上，他都為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此外，他還證明了他是雙方信息准确的傳達者。 七月上旬，我們的工作已到了關鍵時刻。當時我确信應讓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去河內，我們要求他們重新向河內提出方案Ａ和方案Ｂ。根据這兩個方案，如果北越做出采取相應行動的許諾，美國將暫停或終止轟炸。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于七月二十一日到達河內。胡正在生病但同意見他的老朋友奧布拉克，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隨后會見了北越總理范文同并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當他們提出停炸方案時，北越總理說：“我們要求無條件地停止轟炸，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和談將不會存在其它的障礙。”他表示愿意保持這個渠道，并建議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通過北越駐法國的總領事梅文蒲（音譯）向他傳遞進一步的消息。 當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在河內時，我抽出時間去照顧瑪格麗特。她的潰瘍病越來越嚴重，看起來需要手術治療。手術于七月上旬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進行，術后瑪格麗特非常虛弱并經受著巨痛的折磨。為此，我們決定去怀俄明度假，瑪格麗特、克雷格和我乘飛机到達座落在洛基山脈特頓山腳下的杰克遜水灣邊。這里是世界上最壯觀的地區之一。在那里，瑪格麗特在一個小旅店休養，克雷格和我去攀登大特頓山，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其它兩支父子登山隊，一隊由我的軍事助理斯坦利·里索帶領，另一隊的隊長是格倫·埃克薩姆，他曾在三十年前率領過我們的登山隊。精疲力盡的体力活動，奇偉壯麗的群山，征服險阻而帶來的滿足感，以及在這种情況下把人們緊緊連在一起的同甘共苦的友情，所有這些使我們度過了一個無比美好的假期。 登山結束后，我們租了一輛車，在后座上為瑪格麗特裝了一個床，然后一路駛向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我們渴望看一看在大雪村附近我們那幢別墅，它正在建造中——我們想察看一下反戰示威者對它進行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他們曾有兩次想燒毀這幢房子。破坏不是很嚴重，但我們仍很擔心，因為那些縱火犯費盡心机要燒掉它。在后來的几年里聯邦調查局也經常報告有人企圖這樣做。例如，在帕蒂·赫斯特以“共生解放軍”的罪名在一九七○年被逮捕時，聯邦調查局在該組織伯克利的一個車庫的地板上，發現了破坏我們雪村別墅的計划。別墅的每一個臥室都清楚地標上了居住者的名字。一天下午，在阿斯彭附近的群山中進行了一次遠足后，我們返回駐地。克雷格和我發現我們租的那幢房子被一群喊叫著的示威者包圍著。我們赶快避開了他們的視線。在這次意外事件后，我們結束了度假回到華盛頓。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离開河內，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們到達一小時后便會見了他們，并將信息傳達給我們。我和總統与迪安·腊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會上討論了亨利·基辛格的電報，認為這是我們曾得到的關于和談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給亨利·基辛格起草新的指示，第二天我口授了一封給亨利·基辛格的信。 給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備忘錄： 你可以將下列信息交給你的聯絡員，請轉交范文同：如果能夠推動美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之間為尋求解決爭端而進行的建設性會談，美國將愿意停止對北越的海、空轟炸。我們認為，無論會談公開還是秘密進行，越南民主共和國都不應利用限制或停止轟炸的机會。對于會談所要達成雙方問題解決這一目的，他們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將明顯地帶來抵触作用……美國准備与越南民主共和國立刻進行私人接触，以尋求以上目標的實現，或商討越南民主共和國對這方面希望做出的任何建議。 總統在八月十一日批准了這一備忘錄。亨利·基辛格回到巴黎。在巴黎，從八月十七日起，他同切斯特·庫珀一起与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切斯特·庫珀匯報說：“法國人不斷地告訴我們說。當我們的轟炸正達到破紀錄的規模時，他們怎么能夠使北越相信美國對和談真正感興趣呢。”他們提出是否在他們下次去北越時，美國可以減少它的轟炸，以此作為一個信號告訴河內美國很重視他們的信使。亨利·基辛格和切斯特·庫珀答應向華盛頓轉達他們的建議，他們也确實這樣做了。八月十九日總統同意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四日暫停轟炸河內周圍半徑十公里之內的地區，以保證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安全，同時向河內證實亨利·基辛格作為中介人的作用。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同時也是我們事先沒有考慮到應加以防止的是，就在計划停火日期的前几天，我們對北越進行了一場异常猛烈的轟炸。由于北越的天气不好，因此海軍和空軍都有一些轟炸任務沒有按時進行。八月二十日，當天气轉晴時，美軍出動了二百多架次的飛机，遠遠超過了以往的紀錄。此后，對河內、海防和中國邊界的猛烈轟炸又持續了兩天。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根本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一日，北越拒絕了他們的入境申請，理由是：轟炸使他們在這個首都的訪問過于危險。北越接著指出，在這個時間同意他們入境，正如雷蒙德·奧布拉克后來告訴我們的：“將是我們的，最終也是你們的恥辱。”使我們的外交和軍事行動結合起來的努力又一次悲慘地失敗了。 但雙方仍使通道敞開著。九月八日，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告訴梅文蒲（音譯）：“亨利·基辛格將要在九月九日到達巴黎，并逗留十天。梅文蒲說，如果在這期間停止對河內的轟炸，也許會發生一些事”。我們保證那段時間不會轟炸河內，但是對其它地方的轟炸仍在繼續，包括九月十一日對海防的一次大規模空襲。在當天，北越用一种憤怒的措辭拒絕了我們八月九日的建議。以下是他們聲明的一部分：在對河內的攻擊逐步升級之后，在持續不斷地攻擊的威脅下，美國人傳達了他們的信息，很顯然這是給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只有當美國無條件地停止轟炸和停止一切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其他軍事活動之后，才有安排對話的可能。 那天，亨利·基辛格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對這些情況進行了分析。然后指出：美國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按照北越聲明的字面意義來理解，關閉美越和談通道。二、把這一聲明看做艱難复雜的討价還价過程的第一步。亨利·基辛格寫道：“總起來講，我更傾向于再進一步。”我們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准備提出能使河內回到談判桌上來的建議時，我們的做法卻是如此的蹩腳。 我們對這個問題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備，這一點在兩星期前我与Ｗ．埃夫里爾·哈里曼談話時就開始意識到了。Ｗ·埃夫里爾·哈里曼此時是國務院的官員，負責考察与越南談判的可能。他曾建議：如果我們确實對和談感興趣，就應該重新确立我們的目標。他指出：北越決不會無條件投降。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我們必需理清自己的思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組織一個聯合政府，我們無法避免這個結局。 Ｗ·埃夫里爾·哈里曼表示贊同。遺憾的是，我們誰也沒有努力促使政府官員們就這個基本問題進行討論，也沒有把這個建議提交河內。 總統、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九月十二日見面對談到亨利的電報。總統感到奇怪，既然停止轟炸可推動建設性的會談，為什么我們不能實行。我也有同感。但迪安·腊斯克問道：“我們真的准備進行一系列或許根本沒有任何積极意義的會談嗎？”我們妥協了，發給亨利·基辛格一個電報請他通過赫伯特·馬爾科維奇轉交梅文蒲。在九月十三日，美國飛机重新攻擊河內和海防。亨利·基辛格報告說，當他那天遇到赫伯特·馬爾科維奇時，馬回答他：每次你帶來一個信息，你們就轟炸北越一個城市的中心，如果情況仍舊是這樣，他不打算再做信使了。 我們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的午餐會上又討論了這個問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堅持要保留這個通道，他說自二月份以來首次進行了對話：“通話的聲音總算比以前稍大了點。” 他接著加上一句：“努力使他們保持通話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河內周圍停止轟炸也應在所不惜。 沃爾特·羅斯托反對說：“我看不出轟炸与談判之間有什么關系。” “我也不認為我們想通過轟炸得到和談，”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尖刻地回答。雖然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迪安·腊斯克和我一致認為對北越一些固定目標的零星轟炸不會對戰爭有太大影響，但我們無法提出一個使河內回到談判桌上來的方案。因此，爭論繼續進行。 在那天的晚些時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給總統一個備忘錄，敦促總統保留賓西法尼亞通道。他寫道：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不知迪安是否同意。備忘錄是這樣開始的：“巴黎——亨利·基辛格活動的重要性基于這樣的事實，即這是我們尋求与北越進行對話的努力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由于北越不斷提出轟炸升級損害了和談的努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力勸總統應“盡可能地消除”北越對我方和談誠意所持的怀疑。為此，他解釋說：我并不相信河內目前想要進行嚴肅的和談。但我認為無論從形勢還是從公共關系方面來講，我們對這种可能性進行一些嘗試都是很重要的。我不認為，對北越境內少部分目標推遲轟炸，將會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們都知道，這些目標在這個星期還是在下個星期被摧毀，對戰爭進程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個會對尋求和平產生某些作用的外部机會，我承認机會的确很小，但我要利用這一机會，因為結果將很重要。 總統勉強接受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建議，他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薩斯的圣安東尼奧發表了一個以賓西法尼亞方案為基點的講話，該講話被稱之為圣安東尼奧方案。這個講話比以前美國發表的公開聲明更進了一步。它提出如果我們得到私下的承諾，保證停止轟炸會立刻導致建設性的談判，同時北越將不會利用停炸的机會向南方增加人員和物資的輸送，我們就會停止轟炸。 總統的講話并沒有感動河內。當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在十月二日會見梅文蒲時，北越的總領事說，講話是“對他們的侮辱。” 河內繼續抨擊我們的許諾是有條件的——視能否“推動建設性的談判”為准。我們也拒絕改變措詞，盡管我曾提出這并不很重要，即便我們停止了轟炸，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重新開始。但是，如果北越并無誠意，我說什么都沒用，政府中的爭論仍在繼續進行，意見并不比以前更統一。 十月十八日，我們開會討論是否要放棄賓西法尼亞通道，迪安·腊斯克、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沃爾特·羅斯托、馬克斯威爾·泰勒和亨利·基辛格從不同角度論證應使它保持暢通。總統顧問阿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敦促關閉它。我堅決反對。我相信，如果我們停止轟炸，對話隨后就會實現，一些存在的可能性會導致爭端的解決。而在今后的十二個月中我們必須推動問題向最終解決靠近，因為公眾對戰爭的支持不會持續太久。總統指示亨利·基辛格，向北越轉達我們堅持尋求對話的愿望，同時也表示了我們對其近期反應的不滿。 十月二十日，梅文蒲拒絕會見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他說：“沒有什么新的內容可談，形勢正在惡化，沒有理由再對話。”這標志著賓西法尼亞通道使命的完結，但它卻為一九六八年談判奠定了基礎，這一點是無法抹殺的。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兩万名憤怒的反戰示威者在五角大樓前游行，決心要關閉它。 我們事先已得到了要游行的消息。九月二十日，總統召見我和其他几個人商討如何處理。我告訴總統我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五角大樓沒有任何自然屏障，這樣一座龐大的建筑——當它在二戰中被建成時，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樓——被柏油馬路和數英畝草坪環繞著，人們可以從五個方向走近它。 我們決定由配備來福槍的部隊圍住五角大樓，讓士兵們肩并肩地站在環形柏油馬路的中間，在他們和示威者之間安置一些武裝警察。我們知道，一道防線不可能擋住几千名沖向大樓的暴徒，除非戰士們開火，但我們不打算這樣做。因此，我、厄爾·Ｇ·“巴斯”·惠勒和他的軍事指揮官們同意在五角大樓的中心院落內布置增援部隊。這里是一大片草坪，午飯時雇員們喜歡坐在草地上晒太陽。如果示威者在部隊防線上沖出一道缺口，大樓內的士兵可以沖出來把缺口封住，這樣就不會使沖突擴大。我們決定在夜間用直升飛机將這些援軍運送到五角大樓的內院。 我告訴總統說：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開槍，而我也不打算下達這种命令。我補充說：我、厄爾·Ｇ·“巴斯”·惠勒和代理檢察長沃倫·克里斯托弗將在我的辦公室和大樓頂層親自指揮這次行動。 示威的前一天，通過陸軍參謀長向所有參与行動的士兵、軍官和武裝警察發布了一份由陸軍副部長戴維·Ｅ·麥吉弗特簽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行動准則：為維護國家机關的權威，我們要完成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我們既要堅持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集會和表達意愿的權力，又要保護政府部門的財產和日常工作的進行。我們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們也同樣不能容忍阻礙憲法所授權力的合法使用……過強或過弱的反應我們都應該避免，我們的行為必須堅定但又不失尊嚴。我們要致力于這樣一种行動方式：絕對減少可能的流血和傷亡，減少逮捕人數。在可行的范圍內分辨違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護政府雇員（軍職的和文職的）工作和財產的任務。 當我在將近三十年后重讀戴維·Ｅ·麥吉弗特這些話時，我仍舊不禁為美國軍人的職業道德和盡責的作風感到自豪，這些軍事指揮員們計划并實施了一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隊伍分兩個部分，《華盛頓郵報》做了這樣的報導：一部分聚在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之間的冥思湖邊，這個湖具有獨特的建筑風格，因而很受人們的稱道与喜愛。在那里聚集了五万多人，他們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學生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樓前。這群人數量較少，据五角大樓報導有兩万人左右，它的前列約有三千人，由一些鬧事者組成，這些人給反戰運動划上了深深的傷痕。 游行隊伍的前列的确有很多鬧事者，他們使用各种手段企圖迫使軍隊使用武力。一些年輕的女人用他們的前胸去沖撞肩背來福槍筆直站立的士兵，有些甚至解開了她們上衣的紐扣，士兵們沒有動。示威者向士兵們投擲泥團、袖標、傳單、木棍和石塊，士兵們仍站在原地不動。一群示威者想沖破防線，士兵們退守到五角大樓的門前，內院的增援部隊沖出來幫助他們擋住了示威者。几個示威者想進入大樓，但立刻被驅赶出來。人群開始逐漸散去，還有几千人逗留到深夜，他們在樓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后一個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离去。 《華盛頓郵報》在對示威的報導中曾這樣說：“雖然從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著出現暴力沖突的可能，但始終沒听到一聲槍響，也沒有什么嚴重的傷害見諸報道。” 我在大樓的頂部和其它几個有利的角度注視著整個事態的發展。几年之后一名記者問我當時是否感到害怕。當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險的，所幸這次事件有惊無險。但我卻不得不想到，如果這些示威者更有紀律一些——像甘地那樣——他們就會達到封閉五角大樓的目的。他們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樓周圍的馬路上，那樣我們將會發現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將他們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樓的開放。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繼續征詢各方面的意見，以便有助于他在戰爭決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變。他征求了麥喬治·邦迪的意見，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開會討論。 麥喬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的立唱—在以下陳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認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樣正确。在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后來“哲人”小組成員們的一致意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麥喬治·邦迪在同一份備忘錄中對總統提出勸告：我不打算過多地傾听那些遠离戰場，只花費一天時間匆匆瀏覽一下相關材料的人的話。” 他又補充說：“特別是那些雖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況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圍坐在內閣會議室巨大的辦公桌旁的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這里的全班人馬。那時的“哲人”小組成員曾敦促總統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掌握之中。保羅·霍夫曼、喬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眾所周知他們反對總統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請。鮑勃·洛維特和杰克·麥克洛伊也不在場，他們被邀請了，但未能參加。現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遜、喬治·鮑爾、奧馬爾·布雷德利、麥喬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爾特·迪安、杜·狄龍、阿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國務院官員鮑勃·墨菲和馬克斯威爾·泰勒。 當總統宣布會議開始時，他列出了五個問題：一、除了在越南已經做過的，我們還能做什么？ 二、關于北越，我們是否應堅持我們的做法？我們是否應在港口布雷，摧毀堤壩，或者我們應全面限制對北越的轟炸？ 三、我們是否應對和談采取被動的政策？我們應該積极尋求和談，還是應放棄和談？ 四、我們應從越南搬軍嗎？ 五、我國政府應采取什么積极的步驟聯合本國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Ｂ·約翰遜提出了正确的問題，但是以他一貫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夠使“哲人”小組成員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關鍵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組成員們听取了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喬治·卡弗的簡短介紹。這兩人是中央情報局的越南問題專家，對戰爭一貫持樂觀態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組成員們沒有看到任何書面材料，特別是沒有見到海軍少將拉羅克頗具說服力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在越南取得軍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們更沒有看到理直德·赫爾姆斯的分析：即美國從越南撤出所冒的風險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樣令我失望的是，總統也沒有向“哲人”小組成員出示前一天我給他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闡明了我對美國在越南所處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對如何處理這种兩難處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斷。我在備忘錄的附信中，指出了我們面對的嚴酷現實，我說：“在東南亞繼續我們現在的行動是危險的，這將會使我們付出巨大的犧牲并招致美國人民的不滿。”同時，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對總統來講，在越南問題上放棄我們傳統的做法，改變事態的進程是多么的艱難。但那正是我所建議去做的：“在備忘錄中有一個變通的方案（對我們的現行方案而言）。” 我告訴總統：“這份備忘錄只代表我的個人觀點。”接著我指出，“由于這些觀點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沒有給迪安·腊斯克、沃爾特·羅斯托或厄爾·Ｇ·“巴斯”·惠勒看過。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們討論并向您匯報我們的共同建議，我將照辦。”我希望總統在研究了我的備忘錄后，會讓我將它發給我們高級軍職和文職助手們進行廣泛、深入的分析和討論。我知道我的建議會引起激烈的爭論，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們的确提出了我們必須給以解答的問題。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沒有發生。 在備忘錄的開頭，我展望了即將來臨的一年。我強調說，我确信：“從美國的公眾利益著眼，繼續我們目前的戰爭進程，并不能使我們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國人民日益減少對我們卷入越南的支持。”此外在這段時間里，我們將“面對增加陸軍部隊的要求，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預備役軍人入伍。”其結果自然是使美國一九六八年的傷亡人數成倍增加。我引證了我們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計：“死亡人數大約要增加一万五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受傷需要救治的人數將增加三万至四万五千個人。” 我又一次重复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對轟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軍事沖突低于現有的水平，也不能挫敗北方的戰斗意志，我強調說：除非他們确信不會胜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指望用來摧毀北越的意志，這种确信只有他們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准奮長期留在越南以保證南方人民的獨立選擇時才會產生。但不要期望敵人會比美國公眾更早地得出這個結論。由于緩慢的戰爭進程和對不斷升級的擔心，美國公眾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們怀疑是否已對所有通往和談的途徑都進行了真誠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尋求和談的表面姿態。几個月之后，我們將在擴大戰爭和喪失美國人民對越戰的支持兩方面都將受到不斷增加的壓力，同時，要求美國撤軍的呼聲也會不斷高漲。 因此，在我看來，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能否堅持在越南的行動，直至達到我們在那里的目標。 我著重指出：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使沖突得到迅速解決的建議——通過擴大地面戰爭和空中轟炸的規模，除了冒擴大戰火的危險外，并不能帶來什么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認為唯一切實可行的計划就是，一方面穩固我們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向北越證明，我們對北方的空襲并不會阻礙導致和平解決爭端的對話。對此，我提出以下具体步驟：·宣布一個穩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轟炸北越以便尋求和談。 ·考察我軍地面部隊在南越的作戰情況，以便減少美國的傷亡。將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責任轉交給南越政權的武裝力量，并讓他們了解戰爭的破坏作用。 “哲人”小組成員們無法知道所有正在進行的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資料的情況下，他們對越南政治和軍事形勢的先人之見決定了他們的回答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關于在南方的地面戰爭，他們看到巨大的進展和改進，因此敦促總統進一步加強目前的計划。關于轟炸北越，除了喬治·鮑爾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應繼續進行。關于談判，十一人里有八人指出，共產党人將永遠不會做出讓步，一旦敵人意識到他們決不會胜利，他們自然會減少敵意并最終放棄。關于我們是否應該撤退，他們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后，關于怎樣聯合美國人民，他們的建議是，強調“隧道盡頭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戰斗、死亡和危險。 這次會議及其結果代表了美國确立對外政策時的集体智慧。這些在各個領域里最有經驗的領導人，曾花費了過去二十年的時間成功地應付了冷戰的挑戰和危机。如果他們的感覺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爾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蘭不斷報告越南戰事的進展，又怎么能夠指望總統掙脫他們已定形的思路之网，去面對我几天前擺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實和選擇呢？ 我從未就我的備忘錄得到總統的答复。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總統送給迪安·腊斯克一份我的備忘錄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應，同時告訴他不要給任何人看。總統還讓沃爾特·羅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況下，將備忘錄的內容透露給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馬克斯威爾·泰勒、威廉·威斯特摩蘭、埃爾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貝·福塔斯，并讓他們進行評論。 直到著手進行這本書的准備工作時，我才了解到這些情況，并知道了他們的反應。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個极端，他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另一個极端是阿貝·福塔斯，他認為，備忘錄的作者或許過多地目睹了反戰示威游行。 “該分析和建議”，他寫道： 几乎完全依賴于對美國公眾輿論的評价，以及從該評价所產生的結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設。我根本不同意這個觀點……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議的方案更糟糕的東西了……無疑它將會在這個國家引起撤軍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對它實際上是什么給予充分的估計，這是走向撤退進程的第一步。根据我的觀點，這并不意味著對國內反戰情緒進行安撫，而只是對它的放任和回避（這种回避也是應該的）。這是給中國共產党人在世界上擴大影響的一劑補藥，是我們在亞洲多米諾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歡這個備忘錄。他寫道：“我不同意備忘錄中提出的建議……我相信，該方案提供的行動步驟將會妨礙而非推動爭端的解決。”對于我停止轟炸的建議，他說道：“我無法理解這個邏輯。”他主張，“穩定在這里的确切解釋就是：在放棄和沮喪的觀念支配下，去尋找我們走出沖突的道路，而在這個沖突中我們喪失了我們的意志和決心。”他最后說：“總統和他周圍所有的人都希望結束戰爭，但我們的子孫后代將會要求，這种結束應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為前提，我們的目的是：挫敗中國和蘇聯支持下的北越對南越的侵犯。 總統并未征求麥喬治·邦迪對備忘錄的意見。麥喬治·邦迪交給總統一份內閣會議討論概要，他提請總統進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夠确立某种逐漸降低費用的模式，從而使戰爭堅持五至十年。我認為，這個時間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員們預言過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寫道：“那就是我們根本不打算以現在這种戰爭速度持續那樣長的時間”。 為什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努力使人們對這個如此尖銳、并明顯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顧問班子的問題進行全面、公開的辯論？或許他的失敗就植根于他意識到越南問題是很難處理的，不存在什么滿意的解決方法——也沒有辦法使他的顧問班子保持一致，或許，他曾清楚地看到改變戰爭方向的決定權就在他自己手中——但這是一個他不能讓自己做出的決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備忘錄只完成了一件事：使兩個互相熱愛、互相尊重的人——林登·Ｂ·約翰遜和我——之間的矛盾達到了爆發的頂點。几星期之后，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通知我被選為世界銀行總裁，我在一個很平常的日子里离開了國防部。 我不知道在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還是激憤，或許二者都有。 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對發展中國家很感興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爾舉行的美國報業編輯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引起很多爭論的講話，其中談到這個問題。我說：“在我們中間有一种傾向，認為我們的國家安全問題僅僅是一個軍事問題，我不同意這种看法。當一個國家的發展達到某階段時，它便不能再簡單地依靠購置更多的軍事武器為自己買到安全。我們現在就已處于這樣一個階段。我相信，國防支出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可形成兩條上升的曲線，在到達某一點之前，兩條曲線同步上升，之后，曲線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斷美國到一九六六年會達到曲線的平坦處，我相信我們現在已到達了這一點。 我告訴編輯們，与增加軍費相比，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那些真正需要并要求我們幫助的國家，但提供幫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他們愿意并能夠自助。”我提到，窮國与富國之間已經很危險的距离仍在擴大，在一些國家中財富正在制造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并經常導致國家間的沖突。總之，我相信，我們應通過把更多的美元從軍費中轉到對外援助上來，以便獲得國家安全。 在戰爭年代，人們大概不會指望听到一位國防部長說出這种話。這次講話遭到國會中鷹派的猛烈抨擊，給總統（他對此并無明确態度）帶來很大的煩惱。但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這种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給喬治·伍茲那樣的答复。當時，剛吃過午飯，他告訴我，他作為世界銀行總裁的五年任期即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他希望我能夠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但同時告訴他，我曾告訴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職位的人——其中包括一個華爾銜的合伙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薪水的一個職位——如果總統想讓我留在現在的位置上，我將不考慮其它建議。 當時，我曾把与喬治·伍茲的談話告訴了總統。總統一直沒再和我提起過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總統突然問起這件事有什么新的進展。我告訴他，我仍對喬治·伍茲的建議感興趣，但只要總統需要，我會留在國防部。 “你應該得到這個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總統說，“我的責任是幫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權限之內的任何東西。” “人們對總統負有責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說。這件事就這樣擱置下來。 十一月八日喬治·伍茲來拜訪我，我們一起乘車到白宮，我要在那里參加一個午餐會。喬治·伍茲說，銀行的新總裁很快就將被選出，他想告訴喬·福勒——財政部長和美國銀行行長，他負責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選人，但直到几年后，喬治·伍茲才告訴我總統和喬·福勒做了什么。在向世界銀行董事會提出我的名字之前，喬·福勒去征求總統的意見，喬治·伍茲說他自己想做世界銀行的總裁，因此他告訴總統，按照慣例要提出三個名字。總統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個名字是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金融時報》登載了我被提名的傳聞。兩天之后，喬治·伍茲和世界銀行的五名董事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提出了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宣布我將离開五角大樓去世界銀行。 最大的諷刺是我不知道總統自己是否确切地意識到：為什么我們會分手？這种分离是怎樣發生的？他知道我對政府和他都是忠誠的。正如我曾說過的，我感覺得到他對我怀有同樣強烈的感情，盡管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沒想過我會辭職。我相信，我沒有這樣做使他感到寬慰。 那么，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為我生病了，雖然報紙報道了這樣的傳聞。總統曾對他的助手說擔心我會自殺，就像杜魯門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Ｖ·福雷斯特爾那樣。 從那時起，大家似乎都認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沒有如此。 我的确感到有壓力，我与美國總統不和，我提出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緊張，但我并沒有接受治療。除了偶爾吃几片安眠藥片外，我沒有服用任何其它藥物，也從沒想到過自殺。 事實是，我得出了結論，并直截了當地告訴總統，在越南的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可能使我們達到目標，因此，我們應該通過談判尋求一個比較接近的政治目標。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准備接受這個事實。對我們雙方來講，情況越來越清楚，我不會改變我的判斷，他也不會放棄他的看法，因此，必須做出某种決定。 很多朋友在當時和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都說我做錯了，他們認為我應該辭職，以表示對總統政策的抗議。在這里，我要解釋為什么我沒有這樣做。總統（除副總統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選官員。他指定每一位內閣成員，內閣成員除總統外沒有自己的選民，因此，內閣成員對人民負有責任，內閣成員的權威和責任來自總統。但是，也存在這樣的事實，即由于內閣成員經常在公眾中露面，有些內閣成員會形成獨立于總統之外的權力。 從某個角度來講，我擁有了這樣的權力，一些人說，我應該通過辭職來使用這個權力，向總統的越南政策挑戰，為那些尋求改變這一政策的人帶個頭。 我認為，那將有違我對總統所負的責任和我擁護憲法的誓言。 我永遠不會忘記迪安·艾奇遜告訴我的事。迪安·艾奇遜說，三十年代初他在羅斯福任職期內做財政部副部長。當時，他發現自己無法接受總統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辭職了。羅斯福曾對他說，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憲法規定辭職的官員，我決不會忘記這個教訓。 簡單地說，盡管我与林登·Ｂ·約翰遜在越南問題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舊忠實于政府，忠實于他。我感覺到，他對我抱有同樣強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開的那一天，我仍舊相信我可以影響他的決定，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我的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個月后我离開五角大樓的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隊攻打遠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軍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鮮半島附近的公海上北朝鮮扣押了美國情報船普韋布洛號；一星期之后，越共對美國駐西貢的大使館進行了爆炸和進攻，發動了血腥的“春節攻勢”。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進行了關于越南的最后一次公務活動。出于經濟、政治和道德的考慮，我拒絕了威廉·威斯特摩蘭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万軍隊的要求。我的繼任者克拉克·克利福德后來批准了這一申請。 我离任的時間正在臨近，我給總統寫了下面這封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我找不到适當的詞句表達此刻我內心的情感，五十一個月前，您要我在您的內閣中任職。在我一生中從沒有任何時期曾帶給我這樣多的矛盾和斗爭，也從未伴隨有這么多的滿足。斗爭將永無盡期，且不斷增強。而若沒有您在每一步都給予我全力的支持，我的滿足將會很少。 任何人都會為自己能在這屆政府中任職而感到驕傲。它在人權、健康以及教育等領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一百多年的疏忽自然不會在一夜之間得到糾正。但您排除阻力，推動和勸導這個國家進行了基本的改革。在未來的几十年中，我們的子孫將從這些改革中獲益。我深知您為此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中付出的代价，我們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受惠于您。 我將不說再見——因為您知道，只要您召喚，我會隨時響應。 您忠實的：鮑勃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瑪格麗特也給總統和總統夫人伯德寫了信，她收到了總統令人感動的回信，其中寫道：這次分离使我們雙方都感到如此凄涼。你知道，如果要我等待一個“合适的時間”和鮑勃分手的話，那就是大約二十四小時之前，我獨自离開了辦公室。 從沒有任何人像你丈夫那樣令我如此欽佩和欣賞。 你信中的許諾將使今后的日子呈現光明。雖然我們的生活將會從此改變，但是正如你所寫的那樣，伯德夫人和我將永遠不會改變我們對你們倆人的感情。這种感情會永駐于贊美和感激之中。 愛你們的：林登·Ｂ·約翰遜 二月二十九日總統為參加我的告別儀式來到了五角大樓，我們一起乘電梯去我的辦公室。電梯上升時卡在兩層樓之間，開電梯的警官通過就急電話呼叫維修工，維修工問：“你們是滿載嗎？”警衛回答：“當然是。”我們電梯卡在那儿大約十到十五分鐘，不用說，總統的貼身保鏢緊張得快瘋了。 最后，一個維修工從頂部爬進去，把我們解救出來。 然后，我們向閱兵場走去，它位于五角大樓旁河流人口處的前方。由于處在戰爭時期人們都情緒不高，但禮儀還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隊組織了全套的告別儀式向我表示敬意。 這包括講演、樂隊、儀仗隊、禮炮和海空軍聯合進行的戰斗机編隊飛行表演。告別儀式在猛烈的暴風雪加雨中進行，這看起來真是再合适不過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飛行表演。而講演用的擴音設備也發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濕，最后掃興地离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在白宮東廳向我頒發了自由勳章，當時在場的有我的許多親戚、朋友和大批華盛頓官員。七年前我就站在這同一個房間里，驕傲地進行就職宣誓，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個冷酷、講究高效率的人，但當時我卻變得异常激動。今天我又是如此。當輪到我講話時，我看著總統開始說道：“我找不到合适的詞句來表達我今天的心情。”然后我突然被噎住了，驕傲、感激、沮喪、傷心和失敗等各种不同情感交織在我心頭，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假如我能夠說出來，我要說的將會是下面的話：今天，在經過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后，我結束了与一個就我所知性格最复雜的人的最親密的合作。在這個房間中的很多人認為林登·Ｂ·約翰遜是粗魯的、平庸的、狹隘的、工于心計的、虛偽的。 也許在某些時候，他會表現出這些特征之一，但就其個性的整体而言，他遠遠超過這些。我相信，在几十年之后，歷史將評价他做了很多。例如：通過諸如“人權法案”，“選舉權法案”和“偉大社會立法”——他提醒我們全体，看清我們對窮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种族偏見受害者所負的責任。在這方面他所做的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對于越南，這個他繼承下來的戰爭而言——應該承認我們和他一樣，都沒能更明智地去處理——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本應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瑪格麗特重回白宮東廳。這次是她獲得榮譽，我作為旁觀者，卡特總統授予瑪格麗特自由勳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瑪格麗特發現閱讀在學習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項“重視讀書”計划鼓勵和幫助有缺陷的年輕人進行閱讀。當時，瑪格麗特正處于与癌症長期斗爭的末期，在授勳儀式舉行后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時全國已有七万志愿者在她創建的組織中工作。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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