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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推遲就越南問題做出決定是因為他想全力贏得一九六四年的總統的選舉。有些人甚至斷言他出于政治考慮而隱瞞了大規模擴大戰爭的意圖——他想使共和党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看上去像個戰爭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Ｂ·約翰遜當時有使戰爭升級的計划，他也從未對我講過。我相信他沒有這樣的計划，他從未向我或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他因為面臨選舉而希望我們在越南退縮不前。事實上，關于該做什么事，他的顧問們也未形成一致意見。 在此期間，南越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使我們更加難以做出抉擇：要么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要么阻止南越的淪陷。對搖搖欲墜的西貢政權應采取什么措施，我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使我們舉棋不定，使我們的政策混亂不明。我們對這個困難而危險的問題越來越灰心和絕望，這就像一條黑線一樣貫串于我們的爭論當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競選活動中，巴里·戈德華特在越南問題上一直堅持強硬路線。三月初他曾說，在越南的法國軍隊十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之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量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樹林。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把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十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不用說，這种好戰言論使許多選民大為吃惊。 与此同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似乎是穩健和謹慎的模范。八月十二日，他在紐約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說中提到了越南問題，這是他較早的評論之一，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內涵和創見的。演說詞反映了執筆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執筆人的姓名未做記錄），但其中的信念無疑是總統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充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們在危机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几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么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价后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沖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蕩都將埋下破坏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种子。 我們堅持這么做是由于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么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么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歷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于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怀疑，道德因素的确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极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影響。我認為有影響，例如，我們避免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在美國竭力确定其在冷戰世界中的适當角色時，這個問題值得爭論。 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几個月和選舉后的很長時間內，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美國的右翼勢力迫使我們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使我們与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加大。為對付這种壓力，他談到了經常縈繞于他腦際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針對巴里·戈德華特說：“有些人迫切希望擴大沖突。他們呼吁我們派美國青年去做亞洲青年應該做的事……這种行動根本無助于解決越南的實際問題。”他說：“南越人有保衛他們的自由的基本責任。” 他在競選過程中一再重申 這個觀點，從新罕布什爾到俄克拉荷馬，從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當時隱瞞了什么嗎？對我們這些幕后謀士來說，林登·Ｂ·約翰遜在越南的目標十分明确。“贏得戰爭！”他作為總統第一次与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開會時說。他從未偏离過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价和風險去贏得那場戰爭。 他本來可以向美國人民講述更多東西。我們當時未就向越南派遣戰斗部隊達成一致意見，一項在最低限度內動用美國空軍的計划也爭論了數月之久，我們越來越怀疑西貢能夠被長期固守。總統從未公開透露過這些事情。如果他這么做，他或許可以說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們處在极度的混亂之中，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沒有這么做。 當然，政治家們在這种形勢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 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競選中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當時的口號是：“他將使我們遠离戰爭。”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謀求向德國宣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競選中也未做到這一點，當時他說他不會派遣美國軍隊參加歐洲大戰，但不久我們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堅信，巴里·戈德華特獲胜將使美國陷入險境，并會威脅到世界的穩定。他還認為，只要目的——巴里·戈德華特的失敗——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只在某种意義上是准确的。他講了事實，但遠非全部事實。 總統未對公眾開誠布公并不意味著他心中已有了擴大戰爭的計划。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從一九六四年初開始就要求強化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但威廉·威斯特摩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南越領導人阮慶主張推遲。當麥喬治·邦迪和我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議林登·Ｂ·約翰遜改變政策時，我們也不能肯定應該擴大戰爭還是從越南撤退，但迪安·腊斯克反對任何改變。 從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漫長的政治生涯來判斷，某些人或許會說，在競選未見分曉的情況下，他可能向公眾隱瞞了介入戰爭的決定，這也許是事實。但這与下述說法相去甚遠：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決定。所有的證据都表明是另外一种情況。 巴里·戈德華特在競選中對我和總統大肆攻擊。他總是強調美國已做好了參戰的准備，不論是核戰爭還是常規戰爭，他再三聲稱我在竭力削弱美國的國防。三月二十日，他“公開指責”說，“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國務院正在單方面裁減軍備。”八月十一日，他宣稱：“在目前的國防領導層完全忽視新式武器的情況下，我們的核能力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強了語气，指責我“蓄意……使我們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競選自傳《我的立撤那年秋天在《華盛頓郵報》上做了選載，內中稱：現任國防部長已成為一种所謂的國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設計者，這种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將使共和党的盾牌變成千瘡百孔的瑞士干酪，這种政策將……使我們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采取走向核戰爭的毀滅性步驟……我重申：這項政策的設計者是現任國防部長。簡而言之，現政府的國防政策是在單方面裁減軍備。 現在我講述事實。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對巴里·戈德華特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說，我軍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在以后五年中將有所增加，核彈頭的數量——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的前任湯姆·蓋茨制訂的計划中提到過——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總的爆炸當量將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開聲明：“美國和蘇聯的全面核攻擊將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殺死一億美國人，蘇聯人的死亡數量會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會視此為‘胜利’。”我不斷強調，并公開聲明，我們的核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和重大風險，這使巴里·戈德華特极為惱火。他在聲明中暗示，他認為常規戰爭和核戰爭沒有實質性區別。他甚至建議總統指示在越南的美軍將帥使用我們軍火庫中的任何武器。我對此殊難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于巴里·戈德華特經常大聲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慮的主張，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其會產生預期的政治影響。因此，他要求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亞特蘭大召開的民主党大會上向綱領委員會發表聲明。就傳統而言，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不參与政党政治。但令我遺憾的是迪安·腊斯克和我向總統作了讓步，在大會上發了言。 有時候，這位來自亞利桑那的參議員似在反對我而非總統。他指責我對福特汽車公司推銷愛澤爾牌汽車的決定負有責任，一九五九年這种汽車的全面失敗是美國商業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個案。他指責我在破坏我們的國防計划。巴里·戈德華特知道我對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划沒有任何責任，但他堅持強調我有責任，以致于福特汽車公司前執行副總裁歐內斯特·Ｒ·布里奇——巴里·戈德華特競選運動的主要捐款人——最后不得不寫信給這位參議員的競選總部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与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划毫無關系。” 然而，這位參議員繼續攻擊我，通過報刊傳遍了全世界。結果，當我在以后的歲月里受到批評時，記者們總是稱我為“愛澤爾牌汽車之父”。 在競選過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兩個目標：避免讓美國軍隊介入，同時保衛南越不受共產党的控制。 二者兼顧變得越來越困難。与此同時，南越的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在西貢政府臨近覆亡之際，對該采取什么措施，在華盛頓和西貢的領導層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我們一次接一次開會，一次接一次交換備忘錄。我們舉棋不定，因越南問題的复雜性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及混亂而感到灰心和沮喪。但是我們依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八月十三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我們在東南亞采取行動的几种選擇。備忘錄反映了他、迪安·腊斯克、我以及國務院和國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見。這份備忘錄及其相關的問題在此后五個月內成為我們關注和激烈爭論的焦點。 備忘錄開頭承認“南越的情況不妙”，并說阮慶繼續掌權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貢的領導層顯露出了失敗主義的征兆，這反過來給我們的選擇造成了壓力。或者直接投入美軍擴大戰爭，或者考慮談判解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無异于投降。備忘錄唯一一條明确的建議是：“我們必須繼續反對關于越南的任何談判”，因為“沒有軍事行動的單純談判不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麥喬治·邦迪列舉了可能采取的軍事行動，從擴大偷襲到全面動用美國空軍轟炸北越以及北越勢力在南部的供給線，不一而足。他贊賞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項建議：我們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為開始擴大軍事行動的預定日期。 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我們應該准備美國空軍空襲北越目標和胡志明小道的計划，目的在于摧毀河內的戰斗意志及其繼續補給南方越共的能力。這与我們的地面行動計划最終形成了我們以后數年的軍事戰略。當時和后來，參謀長們均未對下述問題做出充分估計：這些目標能否實現，軍事行動會持續多長時間，人員傷亡會有多大，資源消耗和所冒風險有多大。 為了完善空襲戰略，參謀長們列出了聞名的“九十四個目標名單”。名單包括北越的各個飛机嘗交通線、軍事設施、工業設施和軍事偵察路線。他們認為，空襲這些目標有助于防止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土崩瓦解。這項計划沒有提到實施空襲的許多飛机將從南越的各個机場起飛，而這些机場的安全須由美軍來保衛。 我讀過建議書后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評估空襲這些目標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參謀長中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九月四日的討論中，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認為空襲的理論基礎有嚴重缺陷。雖然參謀長們已多次聲稱“獲得成功的最佳軍事行動策略是（通過空襲）摧毀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動者的能力”，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不同意這种說法。他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据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毀，南越的越共暴動也會以目前的節奏持續很長時間，甚至會更加頻繁。”因此，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告訴同僚，雖然轟炸北越可能會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動，“在南越及其邊界地區鎮壓暴動的戰斗可能會獲得胜利”，但他建議暫時擱置“九十四個目標名單”，除非北越人或中國人入侵南越或老撾。他認為這項建議符合參謀長們的預計：空襲九十四個目標“极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國人做出大規模反應。 但是九月八日參謀長們与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會談紀要”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的其它觀點。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提出的空襲效果問題在此后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既是我与總統爭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參謀長們与在越南的將帥之間爭執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國會還就此問題舉行了兩次听證會，在听證會上，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以及軍方的代表贊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觀點（受到了總統和我的多項決定的支持）。 參謀長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凸現了其它更重要的問題。空軍和海軍中支持空襲的人相信轟炸會產生巨大效力，但他們沒有准确估計在特殊形勢下空襲的效果。陸軍（特种部隊除外）和海軍陸戰隊發現很難對游擊隊進行有效反擊。所有人員（包括我在內）都嚴重低估了河內的決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強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關于九十四個目標的有關問題，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复見于一份軍事演習報告中，這次演習的代號為“Ｓ—Ⅱ—６４”，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軍事演習局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舉行的。報告總結說，對北越進行“軍事轟炸不會很快使南越的暴動停止”，而且“對（敵人）較低的生活水平也許只能產生非常之小的影響。” 西貢政權解体的速度甚至快于我們与總統討論該采取什么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馬克斯威爾·泰勒怒气沖沖地來電說：“只有出現一個卓越的領袖才能扭轉局勢，但這里沒有喬治·華盛頓。”自從肯尼迪政府組建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穩定視為我們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現在馬克斯威爾·泰勒說這已做不到了。不久后提交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反映了他的判斷。報告稱：“在南越很難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戰爭的穩定的政府。” 這兩份評估本來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它的可能性。但我們沒有那樣做，主要是因為沒有人愿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由于我主要依据的是《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而且在書中經常引用它們，所以我先對它們做些介紹。一九五○年，中央情報局創辦了獨立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其使命是對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利用了來自各個情報机构的報告，包括國務院的情報和調查局以及軍方的情報机构。按照慣例，國家評估委員會把評估報告的草稿發給各個情報机构征求意見，對于各种意見，國家評估委員會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然后，評估報告被轉至高級審查委員會——美國情報委員會，并最終呈送到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中。他將把評估報告直接呈交總統和總統的高級顧問。 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大部分時間內，原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肯特領導著國家評估委員會。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見過的擁有最激烈和最強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一個人。即使我与他意見不一（這种情況不常出現），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報告對我影響极大。 九月九日，當我們与總統開會討論可能的行動策略時，他的軍事顧問們之間的巨大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空軍參謀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認為有必要立即對北越實施空襲。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Ｇ·“巴斯”·惠勒）、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部長、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大使均認為，我們不應對北越采取极端行動而使目前虛弱不堪的西貢政權過度緊張和勞累。 南越的政治動蕩深深地困扰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十分擔心這种情況將使我們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馬克斯威爾·泰勒直接了當地說，我們絕不能讓河內取胜。厄爾·Ｇ·“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強調指出，參謀長們一致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著失去整個東南亞。迪安·腊斯克和約翰·Ａ·麥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沒有人（包括我在內）詢問，我們是否能夠或者怎樣才能阻止這种情況發生！總統最后指示迪安·腊斯克告訴那些希望立即進攻北越的參謀長們，我們不會讓我們的拳擊手在第一個回合都堅持不下來的情況下參加十個回合的拳賽。“我們至少應該讓他做好堅持三到四個回合的准備。”他嘟囔著說。引人注目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討論過戰爭的升級將對競選產生什么影響，當時离大選僅剩兩個月時間了。 林登·Ｂ·約翰遜擔心南越虛弱不堪是對的。四天之后，南越又發生了一場政變。這次政變是軍隊中的天主教徒發動的，他們認為阮慶將軍与佛教徒的關系太密切了。天主教徒進軍西貢，占領了政府的几個部門和設施，最后被忠于阮慶將軍的青年軍官赶走了。 与總統討論了此次事件后，迪安·腊斯克致電馬克斯威爾·泰勒說：“南越領導人的內訌現象給外界留下了极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領導人不能宣布暫停內部的爭斗，那我們參戰有何意義呢？”甚至小格蘭特·夏普上將也表示怀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電厄爾·Ｇ·“巴斯”·惠勒說：“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勢极不穩定，會給我們未來的行動方針造成某些嚴重問題……相信政府的決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報局同意這种觀點，指出：“目前的形勢將在未來几周內繼續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脅美國在南越的現行政策和目標的政治基矗”在一片凄風苦雨中，喬治·鮑爾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長達六十二頁的備忘錄，對我們現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議。就其深度、廣度和對傳統觀念的沖擊而言，備忘錄与作者同樣极為出色。喬治·鮑爾頭腦敏銳，才智過人，文筆流暢。喬治·鮑爾是個大西洋主義者，堅信美國与歐洲的關系高于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在德國擔任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部成員。五十年代法國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時，他擔任過法國政府的顧問。由于他被公認具有強烈的歐洲傾向，所以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他關于越南問題的觀點均有所保留。 喬治·鮑爾一開始即指出：西貢的政治局勢已嚴重惡化，而且，建立一個足以鎮壓暴動的強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沒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選擇的政策：一、繼續奉行目前的行動方針；二、接管戰爭；三、對北越進行空襲；四、尋求政治解決。他對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認為我們的現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軍事上日益虛弱。直接參戰將使美國人的生命在叢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損失。轟炸北越既不能摧毀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還說空襲無助于加強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變了這項判斷）。 喬治·鮑爾對“我們可以在空襲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論調特別提出了質疑。他尖銳地寫道：“一旦騎上虎背，下來就難了。” 只剩下第四种選擇了。鑒于我們“几乎沒有注意到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喬治·鮑爾指出“我們應該立即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備忘錄沒有使我們循著政治解決途徑走下去。他認為談判條件應包括：一、北越保證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動；二、一旦河內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貢成立一個有能力掃清暴動殘余分子的獨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況下，西貢政府仍然有權要求美國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證西貢政府的獨立性繼續不受其它簽約國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于在主張無條件撤退。我們根据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潛在影響來考慮這种可能性。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河內支持的巴特寮繼續在老撾向前推進，蘇加諾使印度尼西亞向共產党陣營靠得更近，馬來西亞面臨著受中國支持的暴動者的巨大壓力，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在繼續宣揚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宮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在繼續針對西方發表好戰聲明。考慮到這些威脅，我們認為無條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喬治·鮑爾同意這個結論。正是這個內在矛盾使他的備忘錄出現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們面臨的問題；他正确地考察了我們考慮采取的行動本身具有的風險；他正确地呼吁我們更加重視談判；他還正确地列出了談判的目標。但是，他建議的措施能否實現這些目標卻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喬治·鮑爾討論了備忘錄。我沒有找到當時討論的筆錄，但我相信我們把觀點表述清楚了。喬治·鮑爾承認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他說他意在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能夠導致其它解決方案的研究思路”我們沒有拓寬研究思路，犯了嚴重錯誤。我認為我們四個人都有錯，都有責任。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層全面展開討論的建議。他得到了我們的尊重——但他本應得到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當時應該立即和總統討論備忘錄，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通過總統的助手比爾·莫耶斯把備忘錄轉給總統時，總統才注意到它。我們本應把備忘錄還給喬治·鮑爾，讓他盡快呈交給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評估和分析。我們沒有反省我們的推論，即他尚未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喬治·鮑爾的想法有了改變，趨同于我的立場：向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后再展開談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為越南問題費力勞神，麥喬治·邦迪講了一些令我永遠難以忘怀的話。他說，國務卿在尋求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國防部長的我卻在謀求談判。 這些諷刺言論充分反映出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多么令人煩惱。 十月份，阮慶的權威日漸削弱，把權力還給文官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使南越的形勢進一步惡化。十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表示對南越形勢頗為擔憂。他們提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計划，包括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和南越。他們提出這些建議的前提是，美國退出南越或東南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選擇。 參謀長們非常著急，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備忘錄盡早呈交總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爾·Ｇ·“巴斯”·惠勒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他說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采取進一步的行動，那么我們就得撤出南越。馬克斯威爾·泰勒的觀點則完全不同。我問他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有何評論，他說，那些建議完全脫离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越南人在南越是為他們自己而戰。”數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蘭來電說：“除非不遠的將來在南越能出現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美國在南越內外采取軍事進攻都不會阻止南越一天天衰敗下去。” 由于這些建議嚴重對立，總統于十一月二日讓威廉·Ｐ·邦迪牽頭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重新研究可供選擇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Ｂ·約翰遜贏得了大選的胜利，在當時來說，他是美國歷史上以壓倒优勢的得票數獲胜的人。 工作小組的工作是從零開始的。 工作小組全面考察了 各种假設、前提和選擇方案，重新評估了我們在南越的立場和在東南亞的目標。考察工作經歷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訝的結論。由于十二月一日要与總統開會，工作小組起草了一份報告，其部分內容如下：如果我們不采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党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党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這种軍事行動有在亞洲導致嚴重沖突的巨大風險，它不可能僅限于空軍和海軍的行動，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朝鮮戰爭規模相當的地面行動，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參謀長們低估了這些風險，認為這些風險“比繼續現行政策或撤出東南亞的選擇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決心規避的正是這些風險。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在隨后几年內對我們空襲北越的行動造成了重大影響。 更重要的是，我們想避免核戰爭的風險。 參謀長們及其僚屬在各种場合提到核戰爭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戰爭的風險，這使總統和我感到震惊。撇開核打擊所引發的道德問題不談，向擁有核武器的對手首先使用核武器無异于一种自殺行為。我不想夸大參謀長們的觀點所包含的風險，但我認為即使是災難性事件的低風險也應回避。一九六四年我們還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教訓。我擔心我們國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這樣的教訓（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們的安全极為重要，我在附錄中做了詳細闡述）。 十一月十九日，總統得到了進一步的報告。迪安·腊斯克告訴他，工作小組已開始集中研究三种選擇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二、對北越加大軍事壓力；三、“介于二者之間”的策略是，對北越加強壓力的同時，与河內保持聯系，如果河內希望如此的話。他向總統保證，我們不會竭力推動任何一种選擇方案，所以，總統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認為對國家最為有利的決定。 十二月一日雖有陽光但天气很冷，地下覆蓋著薄薄的一層白雪，這是冬季的第一場雪。到林登·Ｂ·約翰遜牧場過感恩節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已經返回，要与他的越南事務高級顧問就工作小組的建議做出決定。從西貢飛來的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副總統赫伯特·漢弗萊的出席說明了會議的重要性。總統再次听到了，關于南越政治形勢變幻無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將嚴重破坏我們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詞。 工作小組提出了三种選擇方案（“在一定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提出來）：一．在無希望避免失敗的情況下繼續無限期執行現行政策。 二．對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線和參謀長們提議的九十四個目標進行猛烈轟炸，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進行談判。 三．逐步展開上述轟炸行動，目的相同，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較校軍方人士也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參謀長們偏好第二种方案；馬克斯威爾·泰勒希望從第一种方案逐漸演變為第三种方案；威廉·威斯特摩蘭希望第一种方案再執行六個月。 會議召開前不久，中央情報局提交了對轟炸效果的評估報告，這使事情變得更為复雜。報告附和參謀長們的觀點，認為北越的交通運輸線和工業基地极易受到空中打擊。但中央情報局強調說，由于北越的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庄，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轟炸既不能給北越造成難以克服的經濟難題，也不能削弱河內向南方的游擊戰提供足夠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報局還指出，北越領導人認為西貢政府的垮台指日可待，所以他們可能忍受大規模轟炸而不改變政策。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向總統提出的選擇方案顯然充滿漏洞。我們沒有面對几個基本問題：一．如果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之時我們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贏得戰爭（這需要政治穩定），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漸近的”轟炸計划將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進行談判的基礎是什么？ 三．假設能夠迫使北越進行談判，美國在談判中能達到哪些目的？ 四．如選擇第二和第三种方案，在轟炸進行過程中需要多少美國地面部隊去保衛南越的空軍基地和防止南越軍隊的崩潰？ 五．每一种方案將使多少美國人傷亡？ 六．國會和美國公眾將對我們的選擇做出怎樣的反應？ 不用說，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頗感沮喪和灰心。他面臨的是极難應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問題，談了不少意見。表露出了他的憂慮和絕望情緒。“我們能做什么？”“為什么不說‘是這樣！’”“我們有哪些資源？”“如果他們需要美元，給他們。”“算帳的時候到了。”“如果我高燒一百零四度，我不會打我的鄰居。我想首先与他和睦相處……所以當我們讓厄爾·Ｇ·“巴斯”·惠勒出擊時，我們可能受到回擊。” 對最后這句話，馬克斯威爾·泰勒回答：“我怀疑是否河內有還擊之力。” “在中國人涌進朝鮮之前麥克阿瑟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林登·Ｂ·約翰遜怒气沖沖地說。 總統最后決定：“我想給馬克斯威爾·泰勒最后一次獲得政治穩定的机會。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討論（轟炸北越之事）。”他贊同分兩步走的計划。 第一步，對北越人進攻美國目標的行動進行報复性轟炸的同時，對老撾的各條滲透路線進行空中偵察。第二步是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馬克斯威爾·泰勒可以利用這一前景鼓勵南越領導人維持好秩序。 馬克斯威爾·泰勒返回西貢，給南越領導人帶去了如下訊息：美國繼續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穩定，這意味著將軍們必須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對政府。然而這項命令沒有產生任何效力。西貢的將軍們与從前一樣拉幫結派。馬克斯威爾·泰勒回去后不久，他們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裝，發動了另一場政變，其目的似是要以軍事統治取代文官政府。 這次政變激怒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他視此為對他個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領導人來見他，對他們嚴加斥責，就像教官訓斥新兵一樣。也許他的法語出了點問題，他諷刺那些顯然不理解他關于穩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員說：“你們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現在我們得看一看怎樣才能解開這團亂麻。”這些訓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對他的怨恨，而且沒有任何具体結果。 怀著沮喪和絕望的心情，馬克斯威爾·泰勒向華盛頓呈交了一份年終總結，指出：“如果局勢每況愈下……我們應該尋求擺脫目前……与南越政府的關系，撤回我們的大批顧問……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擺脫這個靠不住的盟國，讓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負其責。” 我們這些讀過馬克斯威爾·泰勒此電的人沒有重視這段內容。我們（我相信也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導致“遏制堤壩”決裂的事情。事后才明白，馬克斯威爾·泰勒提出的策略——執行一項迫使南越人要求我們离開的計划，或者因局勢混亂而迫使我們撤回顧問——將使我們大大地減少生命損失、資源消耗，也不會使我們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樣嚴重的失敗。顯然，抽身而退是我們理應選擇的政策。 但我們未做此選擇。 相反，我們繼續思考采取何种軍事策略的問題。十二月三十日，總統在致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份私人電報中表示，他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再請求准許轟炸北越頗感惱火。他對馬克斯威爾·泰勒說：“我得到的軍事建議都呼吁大規模轟炸北越。我從來不認為能從空中贏得這場戰爭……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數量的地面部隊……我更希望美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強。”這項大規模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的建議是較為突然的。 馬克斯威爾·泰勒對此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這是我与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從西貢收到的最好的分析報告：我們在此面臨著嚴重惡化的局勢：政治騷亂持續不斷，軍隊不負責任，勾心斗角，平亂計划有气無力，反美情緒正在滋長，越共直接對美國人采取恐怖主義行動，在整個南越道德淪喪，信心喪失。除非這些情況發生變化……我們不久很可能會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政府，一邊与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組織）和河內尋求和解，一邊要求我們撤离……基本上沒有時間改變這种局面了。 然后他轉向地面作戰問題。他謹慎地向總統指出，根据以往的軍事經驗來估算，擊敗越共需要動用大量軍隊：人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動經常獲得成功。越共的基礎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經過多年發展，已達到目前的規模（擁有大約十万名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他們在北越和老撾有無償提供物資的后勤供應基地。就我所知，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擊戰役是不具備下述兩個條件的：平叛軍隊的人數超過游擊隊十倍以上；切斷游擊隊的外援。 馬克斯威爾·泰勒強調指出，過去兩年中，南越政府軍和游擊隊的人數比率從未超過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比例。 他繼而反問道，我們該做什么？他說，我們不可能“改變這個國家的特點，創建一個難以生存的領導集團，大量增加南越的軍隊數量或封鎖邊界不使敵人滲透進來。”他認為，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采取新指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唯一可能有獲胜机會的選擇……是漸次展開空襲以直接打擊北越的意志”，以便創造“有利形勢与河內談判”。他同意總統的看法，即游擊戰不可能從空中打贏。空襲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領導人的意志施加壓力”。馬克斯威爾·泰勒在這封長電中最后警告說，“我們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須冒險作出改變”，因為“現在不采取積极行動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遭到失敗”。 然而我們沒有采取行動。一月初，越共在几次戰斗中重創了南越的兩支精銳部隊。据得到的情報，北越的正規軍已開始進入南越，所以南越軍隊的失利使我們更加擔心河內和越共正在准備發動西貢及其軍隊難以抵擋的全面進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些事件使我极不情愿而又痛心地認識到，改變政策的時刻來臨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宣誓就職前一星期），麥喬治·邦迪和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呈交了一份簡短但內容极具爆炸性的備忘錄。那天早晨，我們与總統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宮談判廳深入討論了備忘錄，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曾在該廳咨詢過內閣成員。麥喬治·邦迪和我認為事態已發展到嚴峻關頭，我們想讓總統了解，這种事態對我們的想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告訴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現在我們兩人堅信，我們的現行政策只會導致災難性的失敗。我們目前在等待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十二月份的各項命令顯示，我們不會采取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除非我們能夠得到這樣一個政府。在過去六個星期中，這种努力未獲成功。鮑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絕無成功的希望，除非我們的政策和側重點發生變化。 西貢的根本困難來自當地人們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來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避免為堅決反共的政策盡職盡責。由于我們沒有堅決反擊越共對我們的設施發動的猛烈進攻，使我們最好的朋友們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們一樣清楚，越共正在獲得農村地區。同時，他們看到美國的巨大力量引而不發，他們感覺不到美國政策的堅定性和積极性。他們認為我們不愿意冒重大風險。就我們已做的事和准備要做的事而言，這种認識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如果他們鼓起勁來，情況就會不同。不過，這的确是事實，至少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我現在是這么認為的。 我國起來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權不穩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實和最有決心的人。這种情緒既能在西貢給我們的電報中看到，也能在華盛頓最忠實的參謀人員中看到。基本命令規定，在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前，我們將不采取進一步行動，而在我們坐視不管的情況下，誰也不會指望會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執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對我們不想控制的事態做出被動反應。 鮑勃和我認為，最糟糕的策略是繼續扮演這种被動的角色，這只會導致最終的失敗和在蒙受恥辱的情況下被迫退出。 我們提出兩种選擇。第一种是在遠東動用我們的軍事力量，迫使共產党改變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謀求談判，控制我們目前面臨的軍事風險。 鮑勃和我傾向于第一种選擇，但我們認為兩种選擇都應該加以仔細研究，并在您面前進行辯論。 我們兩人都了解，任何選擇都將引出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知道，最終的責任不由我們承擔。我們完全支持前几個月中您不愿放棄中間策略的做法。我們兩人都認為，應該繼續盡一切努力改進我們的地面作戰，并支持南越政權。但是，我們兩人都認為這些都遠遠不夠，采取更強硬的措施的時机已經來臨。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們的意見。 他不反對我們的說法：局勢正在日益惡化，問題很難得到解決。他不能肯定這种惡化的趨勢能夠停止。 他的看法是，擴大戰爭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們必須找到能使我們的現行政策行得通的辦法。如能做到這一點當然很好。鮑勃和我認為這不可能。 經過几個月的舉棋不定和猶豫不決之后，我們來到了岔路口。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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