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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通常會導致不确定、困惑和錯誤，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后的六個月中，這一點表現得出。一大堆沒有答案的疑問和無從下手的棘手問題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頭上。在處理越南的問題上，他表現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風格。隨著我們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淵，這些問題也變得日趨明顯，令人极為厭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這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當約翰·Ｆ·肯尼迪在達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講時，我正在五角大樓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与我的高級助手麥喬治·邦迪、預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學顧問杰羅姆·威斯納一起開會。我們正在對防務預算進行審核，白宮打算于一月份將其提交給國會。審查這個預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標，并确保這些目標与總統對外政策的目標相一致。會議之后，我准備飛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節的周末，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威爾·泰勒一起，向總統提交我的計划。 我們的討論正在進行之中。大約下午兩時，我的秘書通知我接一個緊急的私人電話。我离開了會議室，獨自到辦公室里拿起了電話机。電話是博比·肯尼迪打來的，聲音似乎顯得格外的孤獨和遙遠。他簡洁而平靜地告訴我，總統遭到了槍擊。 我一時不知所措緩慢地回到了會議室，用几乎無法控制的聲音，向大家報告了這一消息。盡管听起來非常奇怪，但此時我們并未陷入絕望之中：事情來得過于突然，以致于我們并不知道該做點什么。這樣，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繼續進行我們的審查。 四十五分鐘之后，博比·肯尼迪打來了第二次電話，總統已經身亡了。我們立即中止了會議，人人都沉浸在淚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還不知道是誰策划了暗殺，也無法預測將會發生什么事情，我立即會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我們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時期的標准，全球之內的美國軍事部隊應進入戰備狀態。几分鐘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來電話，他要求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時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等候運送其兄弟遺体的飛机到來。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樓，我們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飛机，飛往安德魯斯。我們從波托馬克河上飛過，透過舷窗默默地看著它。我們已經恢复了鎮靜，但仍不知道應該說點什么。 我們到達安德魯斯后不久，那架藍白相間的總統專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陸的指示燈仍未熄滅。 博比·肯尼迪轉身對我說，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飛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顯，對于一個處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時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卻了他的好意。 遺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發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發生的事情仍縈繞在我的腦際。約翰·Ｆ·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識，但后來我們則親密無間。不像后來的一些政府首腦，他們大多將自己原來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從原來的同僚逐漸發展成朋友關系。我們能夠互相開玩笑，并可以互相大聲嚷嚷。正是由于這种關系，總統之死對我來說，猶如一場巨大的災難。 在家里，我与瑪格麗特一起勉強吃了點東西。剛剛吃完飯，博比·肯尼迪從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打來電話，說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檢的完成。我立即驅車前往醫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員坐在那里，一起靜靜地等候著。凌晨時分，我們陪伴著總統的遺体返回了白宮，在那間華麗的東廳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蓋著一面國旗，這面他曾經為之效力并鐘愛万分的旗幟，被柔和的燭光照亮了。 這時，人們在將總統安葬在哪里的問題上，持有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為，應將他安葬于馬薩諸塞州他的家鄉，我說，他并不只是馬薩諸塞州的總統，而是美利堅合眾國五十個州的總統，因此，首都才應是他的長眠之地。 我動身去挑選一塊合适的地方，去了國防部負責管理的阿林頓公墓。這天早晨天色陰暗，下著細雨，墓地籠罩著薄薄的晨霧。看守人會見了我，我們一起并肩穿過了一塊塊環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處，標志著一座座的陵墓。這些美國人都曾為他們的祖國效力，有些是在戰爭時期，也有些就像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一樣，服務于和平的時期里。當我們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時，我停住了。我抬眼遠眺，目光穿過了紀念橋，甚至在這霧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遙遠的林肯紀念堂。“就是這塊地方了。”我平靜地說了一聲。 那天的晚些時候，我被介紹給一位公園服務處的管理員，就在几個星期之前，這位小伙子還陪同約翰·Ｆ·肯尼迪游覽過阿林頓公墓。當我告訴他所選中的地點時，他點頭稱是。 “几周之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參觀這里時，”他說道，“他也停在了這一地點上。他眺望了遠處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說了一句，這里是華盛頓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絕的杰基最終也同意了這個地點，下午的晚些時候，我与她一起來到了這個地方，當我們緩緩穿過這墳墓的海洋時，天气仍然陰沉沉的。我們來到了我選中的那塊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贊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這同一塊墓地上。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約翰·Ｆ·肯尼迪也并非完人。他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政治家。有時候，政治活動——尤其是他的下屬們的政治活動——也會采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极有助于說明這一點。 一天，我接到羅德·馬克利的電話，他過去曾是我的助手，這時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副總裁，負責政府方面的事務。他說他獲悉了某些消息，并認為，我一定希望了解此事的詳情。 他告訴我，雷德·達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總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東海岸工厂向國防部出售產品的事務，有人告訴他，除非他的區域向民主党進行財政捐助，否則，合同將被取消。在福特之時，我曾与達菲共事多年。我問羅德·馬克利，這件事情明顯是違法的，達菲為什么不直接向我報告，我對此事的确有些惱怒。羅德·馬克利說，雷德·達菲擔心我在部里提到此事后，有關人員會對福特公司采取報复行動。 我對羅德·馬克利表示了感謝，挂上電話，并立即給空軍監察長威廉·Ｈ·“莽漢”布蘭查德中將打去電話。我說，“莽漢，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不要告訴別人，包括空軍部長，也包括參謀長。”莽漢來了之后，我告訴了他我所听說的事情，并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擱下手頭的事情，全力調查這件事，并將結果直接向我匯報。” 大約一個月之后，我打電話給莽漢，詢問他的進展情況。 他回答說，情況比所報告的還糟。他已經發現了其它的案件，与國內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關。六個月之后，他將一份厚厚的報告放在了我的辦公桌上，匯報了那些已發生的事情。當我問到誰應對此事負責時，他提到了一個人物，他說，總統的助手肯尼·奧唐奈將這個人派到了空軍開發辦公室。 我打電話給空軍部長，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開除那個人，并不做任何解釋。然后，我給肯尼·奧唐奈送去了一份報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條，說此人已不再為國防部工作了。我從未收到過對此事的答复。 對于總統的角色，約翰·Ｆ·肯尼迪有清楚的認識。一天，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我与他討論了總統執政的問題。我畫了下面這個簡圖：權力１９６１時間１９６９ 垂直的軸線代表著權力，平行的軸線標志著時間。“總統先生，”我說，“你帶著极大的權力走進了辦公室，我希望，在离開它時，你已經使用了這些權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來看是對國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無成。”“鮑勃，”他說，“這正与我的想法不謀而合。”他思考著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認為，他將會按照這种方式來行事。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也擅長退后几步來觀察問題，以便更為廣闊的察覺事物之間的各种關聯。他善于將歷史与現實結合起來看問題。在他執政期間，我們几個人偶爾也于晚間聚會，討論某些問題，這被稱之為“核桃山研討會”。一次，在白宮家庭住宅區中舉行的聚會中，總統的助手阿瑟·施萊辛格帶來了他的父親，即哈佛著名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先生，他是這次聚會的特邀嘉賓。非常遺憾，由于國防部的公務纏身，使我無法离開，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問瑪格麗特，我不在時誰在唱主角，“討論進行的如何？” “絕對精彩！”她說，“無人能夠插上一句話！整個晚上都讓約翰·Ｆ·肯尼迪的問題占去了：‘你如何評价一個總統？’‘評价的標准是什么？’‘為什么您認為Ｘ總統比Ｙ總統更偉大？’”約翰·Ｆ·肯尼迪將世界看成為歷史，他站在一個更深遠的角度上來看問題。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領袖，帶著一种异乎尋常的個人魅力和感召能力。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人，他都能打動他們的心靈，都能与他們友好地相處，對于政治領袖來說，這正是一份极為珍貴的無价之寶。在這個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給我們帶來了幸福和幸運的感覺。 他的影響仍然存在著。在他死后的許多年里，作為世界銀行的總裁，我和瑪格麗特到處旅行，曾到達過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到達過印度、尼日利亞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絕的小村庄，這里极少能見到美國人。正是在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瞧見了他的像片，人們從報紙或雜志上撕下了這些相片，將它們釘在了棚屋的牆上，這是其擁有的最為寶貴的財產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約翰·Ｆ·肯尼迪正适合了他們的需要。如果他仍活著的話，我堅信，我們的國家和整個世界也將會得到更多的利益。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對國務院迪安·腊斯克的領導极不滿意，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總統去世不久之后，當我從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說，他有意在第二次連任時讓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擔任國務卿時，我還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會謝絕這种邀請，這主要基于兩點理由：我對迪安·腊斯克有著深深的敬意和熱愛，并且，我還從未認為，我具備了擔任國務卿的資格。此后，在擔任了七年的國防部長和十三年的世界銀行總裁后，我的想法或許會截然不同，但是，當時如果約翰·Ｆ·肯尼迪硬要讓我干的話，我則會敦促他任命麥喬治·邦迪，在歷史、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學知識上，我根本無法与他相提并論。 在本書的敘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麥喬治·邦迪。在我与他為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兩位總統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給予我极大的影響。這是我想在這里特別提到的。縱覽我的一生——無論是在福特、國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銀行——我總是試圖發現那些才華出眾的人物，并“借助”他們的智慧和力量來增強我的能力。麥喬治·邦迪正可以歸入這一范疇，他二十二歲時成為哈佛的年輕教師，二十九歲時成為亨利·史汀生傳記的作者，三十四歲時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維最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對以往四十年的觀察而言，迄今為止，他是國家安全顧問中最富才華的一位。 如果約翰·Ｆ·肯尼迪不死，他會如何來處理越南問題呢？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經無數次地向自己提出過這一問題。迄今為止，我一直拒絕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主要基于兩個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談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總統從未向我透露過，他對未來的考慮是什么。而且，在吳庭艷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樣考慮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現和影響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會大大變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測——或者是其他人的——無論已死的總統將如何行事，我都無法斷言，我們的國家將會獲得什么樣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過對那些當時資料的反复審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認為，如果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不死，他极有可能會把我們拖出越南的深淵。他將會做出這樣的結論，即：南越人是無力保衛自己的，西貢當局在政治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而試圖以大規模增派美軍作戰部隊來彌補南越軍力不足的舉動，將是一個极不明智的行動。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樣，他會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考慮問題，即，南越乃至整個東南亞將會因此而陷入共產主義者之手中，我仍然堅信，他會做出上述的結論的。相比于我們今天的權衡，當時，他會認為損失是更為慘重的，但是，他仍會接受這一結果。這是因為，他將會清楚地意識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條件——即，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贏得這場戰爭，而為了取得胜利，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堅實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備。約翰·Ｆ·肯尼迪也會同意這樣的觀點，即撤离將會造成“多米諾”式倒塌的連鎖反應，然而，他仍然會相信，在付出了鮮血的慘重代价后，堅守在那里最終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在執政之初，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就要求其組閣班子中的官員，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去閱讀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槍炮》。他說，這本書清晰地描述了歐洲首腦們如何一錯再錯，結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禍之中。并且，他強調地指出：“我決不愿意重蹈他們的复轍。” 在我們閱讀了該書之后，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又再次告訴我們，“我們將不會貿然地卷入戰爭。” 縱觀其整個執政期間，約翰·Ｆ·肯尼迪似乎銘記著這一教訓。一九六一年四月“豬灣”危机期間，他頂住了中央情報局和軍界首領們的強大壓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條——就像他對已准備就緒、隨時准備行動的古巴流亡者們所詳盡解釋的那樣——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絕不會以武力介入的形式來支持入侵。他始終堅持了這一立場，即使情況已非常明顯，就像其最終的結果那樣，如果缺乏支持，這次入侵行動將會夭折的。 無獨有偶，在古巴導彈危机的緊要關頭，我也目睹了同樣明智的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頂點——之時，總統的文武顧問中絕大多數已准備提出建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不將導彈從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國將對該島發動攻擊。 然而，那個星期六 約翰·Ｆ·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說著自己的觀點——不僅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麥喬治邦迪參加的小型會議上——美國必須竭盡全力去避免卷入毫無把握的戰爭風險。如果必要的話，他似乎宁愿將美國過時的朱庇特導彈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蘇聯在古巴安置導彈的行動相抗衡，從而避免被卷入戰爭的風險。他十分清楚，這樣的做法將會招致土耳其、北約組織，以及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大部分高級官員的強烈反對。２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這一避免使我們卷入戰爭的立場上。 因此，我有理由認為，約翰·Ｆ·肯尼迪最終將會將我們拖出越南，而絕不會使我們更深地卷入在里邊。現在，我之所以要闡明這一判斷是因為，只有這樣，我才有必要說明下述的問題：我們——包括林登·Ｂ·約翰遜，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死后，他繼承了決策者的角色——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決定，致使五十万美軍部隊最終進入了越南。為什么我們會這樣做，以及我們的行動將會提供什么樣的教訓？ 盡管暗殺所帶來的极大創傷，國家卻不能因為失去了約翰·Ｆ·肯尼迪而停止運轉。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禮的准備工作正在進行，橢圓形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已准備就緒，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會見了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時，他正在華盛頓匯報情況）、約翰·Ａ·麥科恩和我，地點是他任副總統時的辦公室里，其位于白宮正西方向的舊行政辦公大樓里。 在我所認識的人們當中，林登·Ｂ·約翰遜是最為复雜、最有頭腦和最為勤奮的人物之一。他的個性猶如一個五彩斑斕的万花筒：坦率与虛偽、慷慨与吝嗇、怜憫和冷酷、文雅与粗魯交替地閃現出來。他的形象顯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色彩，這使我不禁聯想到沃爾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詩句：我自相矛盾嗎？ 對了，我的确自相矛盾； 我遼闊無比，我包羅万象。 他諳熟政治事務，并認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确定美國人民之間所存在的差別，并協調這些差別，以使這個國家的發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按照這种觀點，地認為，這時正是他擔任總統的最佳時机：一個种族動亂和經濟狀況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時期。 盡管，作為約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員已有三個年頭，但是，林登·Ｂ·約翰遜還從未与我們中的任何一位有過密切的工作關系。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在派別上存有隔閡，這必然使林登·Ｂ·約翰遜心中存有疑問，約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員們是否會不打折扣地忠誠于他。如果不是說在几個小時之內的活，至多在几天的時間里，他就明白了，無論是迪安·腊斯克還是我——盡管我們全力輔佐約翰·Ｆ·肯尼迪——來到華盛頓都是為了效力于我們的國家，而他目前已成為這個國家憲法所規定的最高統帥。在隨后的几年中，他不會找到半點理由來怀疑我們對他的忠誠。然而，在他入主白宮之時，我与他之間的關系還似乎形同路人。 從他掌握了總統的大權到我卸任离開五角大樓，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都竭盡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間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于我与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之間的關系，這种關系則大相徑庭，顯得更加的复雜。林登·Ｂ·約翰遜性情粗暴，無論是對敵人還是對朋友都不例外。他精于琢磨每一個人，以發現其弱點，一旦找到了弱點，他就會試圖利用這一點。他有時甚至极為霸道，但對我還從未有過如此的舉止。 他深知，我會坦率地對待他，只會告訴他我的觀點，而不是告訴他那些我認為他喜歡听的東西，而且，一旦他以總統的身份做出了決定，我將會毫不遲疑地全力貫徹他的意圖。坦率和忠誠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條，我認為，無論約翰·Ｆ·肯尼迪還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都會對此點有深刻的印象。 他們熟知，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他們所得到的東西，如果我持有异議，我將絕不會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与所有偉大的領袖人物一樣，他們需要的東西正是最后的結果。 在一點看法上，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是會不謀而合的，就像亨利·福特二世早已領教的那樣。只要他們將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們即可安枕無憂了。他們深知，我的忠誠絕不會中途改變，我的目標也會与他們始終如一。 對于一些國防部長管轄范圍之外的事務，兩位總統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詢和幫助。這使我的生活變得复雜化了。 這里例舉一件在一年秋季發生的事情。我的儿子克雷格成為圣保羅學院橄欖球隊的隊員已有三年的時間，并且，已被提名為全新英格蘭隊的中衛，然而，我和瑪格麗特卻從未抽出時間來目睹他在球場上的風彩。他最后一場賽事定于十一月份的一個周末。我對總統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于星期六下午离開，星期日早晨再返回辦公室。林登·Ｂ·約翰遜抱怨地咕嚕了一句：“停止這段時間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對此事表示了默認。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康科德，當我們一住進旅館，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与總統通電話。電話接通后，總統抓起電話對我大聲嚷嚷道：“你在哪里？”我耐心地說明了我的去處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辦法使那些該死的鋁价跌下來。”他怒气沖沖地說。我回答說，我對鋁价一無所知，并且，無論如何，他應當讓商務部長來處理這類事務。“噢，如果你愿意將個人的享受置于總統和國家的利益之上的話，”他停頓了一下，“那么你就呆在那里吧。”我答复說，“我向您保證，瑪格麗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賽，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辦公室。”他砰的一聲放下了電話。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樓后，立即打電話給白宮我以前的助手喬·卡利法諾，問他事情發生的原因。他告訴我，在期望較高价格的情況下，生產鋁的公司抬高了他們的价格。由于擔心此舉將會触發全國的价格膨脹，故總統要求設法使价格回落。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能做點什么呢？”我問喬·卡利法諾。我們討論了一兩個小時，最后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自從朝鮮戰爭以后，盡管并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卻一直對原材料進行大量儲備，以适應長期戰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鋁的儲備。我們何不告訴那些生產鋁的企業和公司，我們打算將一部分儲備的鋁拋向市場呢？此舉將肯定會導致鋁价回落。 我立即撥通了鋁業協會主席約翰·哈珀的電話，說：“約翰·哈珀，長期以來，你們共和党一直要求我們削減赤字。我們終于找到了一條途徑來做到這一點，我希望你將支持我們。 我們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儲備的鋁，并將其收入轉給財政部。”“你這混蛋，”他說，“你想敲詐我們。明天早晨我會去你的辦公室的。” 星期一，約翰·哈珀和埃德加·凱澤以及他的律師勞埃德·卡特勒會見了喬·卡利法諾和我。經過長時間的磋商后，我們制定了一個導致价格下跌的計划，賣出了部分儲備，并且沒有造成市場的混亂。 林登·Ｂ·約翰遜接手的越南局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錯綜复雜，艱難或危險隨時可能出現。近十年來，其領袖苦心經營，將各种离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發生的政變已結束了他的統治生涯。林登·Ｂ·約翰遜曾對政變持有反對的立常南越傳統中就缺乏統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紛爭、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敗輪番侵蝕著這個國家，与北方鄰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發展的游擊暴動相比，其破坏程度絕不遜色。在吳庭艷喪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擁護用政變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認，其繼任者能夠穩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實證明，即使這种估計也是過于樂觀的：在林登·Ｂ·約翰遜執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權就兩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個多月中，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況且，留給林登·Ｂ·約翰遜的還有一支負責國家防務人員的隊伍，盡管，問題尚不明顯，但是，越南問題已足以使他們分裂成眾多的派別。這支隊伍的高級成員們尚沒有勇敢地面對一些基本的問題，即先是艾森豪威爾，然后是約翰·Ｆ·肯尼迪所面臨的那些問題：南越的陷落究竟對美國的防務构成何种威脅，其嚴重程度是否達到了應采取极端的行動去阻止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們應當采取何种行動？這一行動是否將包括美國空軍和陸軍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發動攻擊呢？這樣做，是否會构成与中國進行戰爭的風險？就最高程度而言，這樣一個計划在經濟、軍事、政治和人員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終我們能獲得成功嗎？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為昂貴，是否應該對其他的方案——諸如中立化和撤离——進行仔細而認真的研究？ 林登·Ｂ·約翰遜繼承了這些問題（雖然，它們還未十分明确地擺在他面前），并且，是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繼承的。 這些問題的遺留貫串了他執政的整個時期，并繼續延續了數年之久。總之，相比于約翰·Ｆ·肯尼迪從艾森豪威爾那里繼承的問題而言，林登·Ｂ·約翰遜所繼承的問題明顯得更為糟糕，其危險程度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就職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Ｂ·約翰遜對他的助手比爾·莫耶斯坦率地承認，他就像一頭鯰魚，“剛剛咬住了一條碩大肥美的蠕虫，而其中卻隱藏著一把鋒利無比的鉤子。” 与人們捕風捉影的說法相反，在他就任總統之際，林登·Ｂ·約翰遜無論如何也不會忘卻越南問題的。盡管，他僅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訪過這個國家一次，在約翰·Ｆ·肯尼迪執政期間，他也几乎沒有參加有關這個問題的會議，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對此問題有敏銳的認識，以及他對處理此問題上擔負的責任。在他就職以后，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關越南問題的顧問人員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會議。 有些人認為，他召集這次會議是基于國內政治的原因。据說，由于距离大選已不到一年的時間，他擔心，如果他不做出參与和堅定的姿態，他將會面臨共和党人中強硬派和右翼勢力的強大攻勢。 我無法苟同這种觀點。誠然，在他的腦子里，國內的政治問題總是首當其沖的，并且，他的确也擔心，明顯的弱點將會導致他在國內政治中處于不利的形勢。此外，他還擔心，如果美國無力或不情愿承擔起維護防務的職責，那將會影響我們与同盟國的關系。然而，林登·Ｂ·約翰遜頭腦中不容動搖的信念則是：蘇聯和中國正在全力以赴地實現其霸主地位。 他將南越的陷落視為其目標——打破我們的遏制政策——中的關鍵步驟，并決心阻止這一格局的出現。林登·Ｂ·約翰遜比約翰·Ｆ·肯尼迪更堅定地認為，相對于直接使用美國軍隊所花費的開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將會使我們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這一觀點曾左右了他的思維和決策。這也是他對戰爭政治性質理解上的重大失誤。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明确無誤地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說，他想要贏得這場戰爭，并且，至少在短時期內，他將优先考慮軍事行動，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社會改革。他認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它國家上，美國已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贏得戰爭！這就是他所要說的全部話語。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對美國駐西貢的全体人員進行統一領導，摩擦、嚴重的分歧、乃至明顯的敵意，正明顯地存在于大使館文職人員和美軍軍官們之間。總統需要一支有力的隊伍，他認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擔此重任的合适人眩兩天之后，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２７３號將總統的指令編入了政策。极為明确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的政策仍保留了約翰·Ｆ·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觀點：通過提供訓練，在不公開使用美國軍隊的情況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們粉碎由外部共產党人指導和支持的陰謀活動。”但是，林登·Ｂ·約翰遜也批准了一個秘密計划，由中央情報局支持南越軍隊，來反對北越的行動。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魯魯會議上這個計划被首次提出，后來，它成為著名的“３４Ａ行動計划”。 兩周以后，總統要求我去与他商討有關越南問題。他向我發表了一通演說，他确信，美國政府并沒有完全在做其應該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參加完北約組織會議返回的途中，去西貢看看，以查清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特別問道，秘密行動的計划是否應該進一步加大。６几個月來，在美國的支持和指導下，一個旨在反對北越的小規模秘密計划正在實施之中，其項目包括：間諜人員的打入，宣傳材料的散發，情報的收集，以及廣泛的破坏行動。 但是，由于河內共產党人嚴密的組織控制——這包括几乎每一個北越的村庄和城鎮中的“街道委員會”，以致于，他們能夠察覺最小的變化——因此，這一計划并未收到像樣的效果。 因遵循打擊北越，但又不由美軍直接介入的方針，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要求增加秘密計划實施的強度。 威廉·Ｐ·邦迪伴隨我進行了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麥喬治·邦迪一樣，威廉·Ｐ·邦迪也繼承了他們父親哈維·Ｈ·邦迪的正直和聰慧，老邦迪曾長期成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約翰·Ｔ·麥克諾頓以及其后的保羅·Ｃ·沃恩克（他繼承約翰擔任了國防部部長助理，負責國際安全事務）一起，威廉·Ｐ·邦迪是我在越南問題上最可信賴的顧問之一。我們在巴黎的會晤結束后，即在奧利机場登上了一架軍用噴气机，為了直飛南越，飛机盡其可能帶上了足夠的燃料。我們在大霧中向跑道上移去，噴气机的引擎開始加速做起飛的准備，這時，一架ＴＷＡ客机突然在我們前方的霧中隱現出來，几分鐘之前，它剛剛降落在這里。我們的駕駛員薩頓机長急速地拉動了剎車，几秒鐘之內（時間好像停止了一樣），恐懼籠罩著我們，我們都惊呆了。這時，輪胎、机輪和剎車閘里噴出了火焰，我們急忙從緊急出口撤离了飛机，但是，薩頓机長的高超技術卻挽救了我們，以及那架ＴＷＡ客机上約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這時為止，我所得到的軍事情報均認為，我們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國防情報處送來的備忘錄，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們卻成功地維持、甚至改進了其戰斗能力。該報告還進一步指出，除非南越軍隊增強其行動，越共將很可能增加其活動。 這一令人沮喪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開的西貢會議上，再次得到了證實。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吳庭艷的政變已造成了政治權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軍隊將領們迫不及待地填補了這一空缺，他們熱衷于西貢的政壇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另一個极為明顯的事實是，南越的軍官們提供的情報大大失實，蒙蔽了我方軍援人員的眼睛，致使他們在以前的匯報中，大大夸張了軍事進展的情況。在我們返回之后，約翰·Ａ·麥科恩向總統匯報說：“事情再清楚不過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們從南越軍官那里得到的統計數据，以及美國人員所提供的情報，均存在著嚴重的失實，而我們卻使用它們估价了戰爭發展的趨勢。” 在我們西貢的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上將都同意，南越進行戰爭的物質資源——包括美國提供的訓練援助和裝備物資——已經到位了，但是，他們同樣認為，南越必不可少的領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現。然而，他們還認為，盡管形勢已极為嚴重，但其絕非已無法挽救。 為了加強越南人的實力，保羅·Ｄ·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個計划，打算擴大秘密行動的規模。這也是對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審查這類計划的聯合机构３０３委員會也批准了該計划。隨后，在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Ａ·麥科恩和我的建議下，總統批准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試驗性計划，將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該計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對南越的入侵也將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來，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竟是如此的荒謬，以致于我們做出了毫無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后，對于新聞界，我的談話還是稍有保留的。在戰爭期間，或許，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几乎無法保證自己的坦率和誠實。我認識到，令人失望的評論不僅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支持的人們（南越人），也會使我們企圖戰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這是一個极為深奧、而又難以忍受的倫理道德的兩難窘境：在戰爭和危机時期，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徹底的坦誠，而又不使敵人受到絲毫的鼓舞和寬慰？ 總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兩次采訪中，我是這樣說的：“我們注意到，越共的活動已极為明顯地增加了”（這是真實的）；但是，然后我又補充道，“我們考察了南越的計划，并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將會獲得成功”（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說法）。 在對總統的報告中，我的看法則是极為坦率和沮喪的，“局勢极為糟糕，”我告訴他，并預言道，“除非在隨后的兩到三個月中出現逆轉，否則，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實現中立化已是最佳結果了，而更為可能的則是，共產党人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 我告訴他，無論是吳庭艷的繼承者，還是美方人員中都存在著問題。南越的將軍們均無執政的才能，他們明爭暗斗、內訌不斷，在戰場上卻仍在節節敗退。反對政變的人曾擔心出現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這种結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美方人員則缺乏統一的領導，他們很少交流信息，猶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我嚴厲地指責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評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失職。實際上，他從不与保羅·Ｄ·哈金斯進行接触，并獨自把持了從華盛頓發來的重要電報，拒絕讓對方看到電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來指揮一次綜合性的行動，而美國在南越的人員正處于此類行動中。我補充道，迪安·腊斯克、約翰·Ａ·麥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們都打算幫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勸阻。不管怎么說，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擔任著大使的職務。 我們返回華盛頓不久后，總統收到了一份由參議院多數党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備忘錄，該文件建議，美國應謀求建立一個中立的東南亞——既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國人的控制，這可通過某种形式的停戰或其他的方法來實現。總統要求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此方案做出反應。 我們三人一致認為，邁克·曼斯菲爾德的方案將會導致南越落入共產党人之手中，并會對美國和西方產生极為嚴重的后果。我呈述了當時美國最高層文武官員們的基本看法：在東南亞，老撾將几乎肯定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會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而實際上，則接受共產党人的統治。泰國所做出的姿態將會更加搖擺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亞騷扰的馬來西亞也會做出相同姿態。甚至，緬甸也會將這种局勢的發展視為一种清楚的標志，即，這一地區目前將只能完全地納入共產主義陣營之中（這也將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后果）。 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對泰國持有堅定的立場，即使馬來西亞也做出堅定的姿態，即使諸如法國之類相距遙遠、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個真正“中立”的東南亞，似乎仍無可能出現于事態的這种發展中。 在其它亞洲國家、以及在其它地區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國家的眼里，南越將不僅是對美國堅定性的一种考驗，而且也是對美國處理“民族解放戰爭”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驗。就亞洲范圍而言，事情是极為明顯的——例如，對日本來說——美國的脫身及對共產党人統治的認可，將會嚴重地影響人們的信心。廣而言之，任何一個在未來受到共產党人威脅的國家，也無疑會有理由怀疑，我們是否將會對他們負責到底。甚至，從理論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遠的地區，這一情況也有可能會出現的。 我之所以廣征博引了我的備忘錄，這是基于兩點理由：為了表明，對于選擇我們的現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离——我們的分析和討論竟是如此的膚淺和有限度；并且，也為了闡明，對于美國和西方的安全來說，東南亞的喪失將產生嚴重的后果，目前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面前，無論就其緊迫性還是其詳細程度而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備忘錄強化了總統早已持有的立常由于我們訓練戰略在几個月前，已表現出失敗跡象，我們的態度也開始几乎難以察覺到地逐漸傾斜——到了直接運用美軍作戰部隊解決問題的立場上。我們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為我們的擔憂正在不斷地增加——事后來看，极為明顯，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懼——擔心如果我們不依此行事，將會產生嚴重的后果。 然而，我們并未就某些重要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這包括：從最遠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种類型的美軍部隊？我們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說，如果我們提供軍事部隊，那么，在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以及人員的傷亡上，我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确，這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被嚴格地審查過。 一個深不可測、變化多端的深淵，就在我們的腳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進行更為激烈行動的建議。他們聲稱，總統在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２７３號中已無條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實并非如此，總統肯定不會不顧及人員傷亡的代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繼續說，“為了取得胜利，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是，美國必須准備拋棄眾多的自我設置的限制，因為它們目前已束縛了我們的手腳，并采取更為大膽的行動，盡管，這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這一備忘錄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備忘錄也從未回答這些軍事上的關鍵問題。 總統、他的顧問人員和我，也像聯席會議的成員們一樣，忽視了這一問題，這是不能原諒的。我們的職位要求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盡管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沒有主動提到這些問題，而我們卻應該要求他們做出回答。小布魯斯·Ｂ·帕爾默上將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擔任了軍長的職務，后來又成為駐越軍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為了陸軍副參謀長，他后來寫道：“在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向總統或國防部長指出過，我們正在實施的戰略方案或許會遭到失敗，以及，美國將無力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認為，這一批評的确合 情合理，但是，我們——他們的非軍方上級——也犯有同樣的失誤，即沒有強迫他們做出這樣的估价。 為什么我們忽略了提出的這些疑問，并找出它們的答案呢？我將還會更為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但是，現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們當時還承擔了許多的責任与義務，這也成為我們失敗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不穩定，以及蘇聯對歐洲的威脅，這些都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占用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也沒有一個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班子，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需要處理的事務，它只是我們盤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們在目標上也缺乏靈活和可變性，并且，我們從未對那些与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們就像一位內心充滿了煩惱、肩背重負的行者，手里卻攥著一張只標明了一條路的地圖。渴望前進的強烈動机驅使著我們不停地前進著，卻從未停下來去進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別的途徑是否也會通向我們的目的地。 在備忘錄中，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也指出：“我們与南越人正在按敵人的標准進行著這場戰爭，”并且，“痛苦地受到了我們自己設置的限制的約束。”這些限制包括“將戰爭保持在南越的邊境之內，”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軍的作戰部隊。”他們建議，我們應當放寬對戰爭的限制，這包括：使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從訓練南越人轉移到使用美軍的戰斗部隊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區里，進行戰爭。在長達兩頁半紙的文字中，這一建議實際上已根本改變了美國的現有政策，但仍几乎沒有列舉必要的理由或基本的分析。 成員們要求我与國務卿討論他們的備忘錄，我這樣做了，之后，我們向總統進行了簡單的匯報。總統要求成員們提供一份詳細的建議，在其后的一個月中，他們著手制定了基本的計划，其优先考慮的內容有：使用美國空軍襲擊“胡志明小道”（這是一套分布于叢林間的運輸路線，北越使用這條路線途經老撾和柬埔寨進入南越），和北越的軍事和工業目標。 成員們認為，這一計划的實施“不大可能會導致中共大量的正規地面部隊進入ＤＲＶ（越南民主共和國，即北越），”但對莫斯科是否會發起“行動，即按照蘇聯的判斷，這一行動將會增加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還有所擔心。 成員們的計划中提到了戰爭到核戰爭升級的問題，在考慮美國在越南的行動中，我還從未想到這一點。但是，從這時為開始——并且，貫穿其后的整整四年中——我已決定要盡量減少風險，這一風險表現在，美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軍事行動將會導致中國或蘇聯的地面或空軍部隊与美軍進行直接的對抗——無論使用常規武器還是核武器，無論在亞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區。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与我持有相同的觀點。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這一擔憂曾致使我們多次否定了某些反复出現的建議，在四年之中，要求更為迅速地加強空戰和擴大地面戰爭的建議，曾不時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倘若總統接受了軍界人士的建議，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較低水平的行動方案，我們就會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這方面令人信服的證据從未出現過。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擴大行動的規模將會給美國和南越造成更大的人員傷亡。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眾議院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面前，我談到了這些問題，當時，我正在為我們在越南的進展情況進行作證。眾議員哈里·謝潑德（加利福尼亞的民主党人）說，“部長先生，我非常欽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結論：‘在阻止共產党人取得胜利上，除了采用我們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無法設想出還會有其它的選擇’。”他指出，在早些時候，我將我們的政策描述為一种對南越提供訓練和裝備物資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現在我卻聲稱，我們將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們實際上的意圖究竟是什么？ 我停頓了一會儿，才開始做出答复（今天，這個問題已很清楚）：“單獨的軍事能力是無法解決越南的所有問題的，或者說，在世界的許多其它地區也是如此。”我繼續說道，“目前在越南進行的戰爭，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來取得最終的胜利。在眾多的條件中，要想贏得這場戰爭有一條是必不可少的，即一個強大、穩定、效率极高，并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和信賴的政府。”最后，我以下述結論結束了回答：“倘若，對我們力所不及的領域避而不談，不坦言相告我們對此的擔憂，我將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在對國會和新聞界的陳述中，我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听證會上，我就說道，“南越的首要問題并不是軍事問題，其政治和經濟問題才是其首要的問題。除非我們將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引進這個國家，否則，絕不會有軍事解決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事態發展所造成的強大壓力，以及對我們行動的發展缺乏清晰的認識，我們已經在改變方針了。二月二十一日，總統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和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已著手制定一個詳細的計划，以加強對北越的反抗，這涉及外交和戰場兩個方面。”他還說道，我將于三月份前往西貢，以便听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見，此行之后，“我們將做出明确的決策。” 同一天，我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一系列反對北越的行動進行審查，這些行動旨在“誘導該政府放棄援助和支持在南越和……老撾進行的暴動和起義。”我詢問了中國在印度支那地區、泰國、南朝鮮或台灣可能做出的反應，以及針對這些反應，美國的海、陸、空軍將應做出何种姿態。基于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复雜性——以及，在未來的某些時候，他們与我們進行直接對抗的可能性——我建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就應付這些問題而建立專門的計划机构。 三月二日，聯席會議提交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回答了我的問題。其中，他們重申了他們的看法，“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他們指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當准備摧毀北越的軍事和工業目標，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實行海上封鎖。他們承認，針對這些行動，中國有可能以軍事介入來做出反應，并認為，如果美國僅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應，將极有可能無法迫使中國放棄其行動。他們接著補充道，“進行核攻擊將极有可能”逼迫他們就范，但是，即使這時，他們也未明确無誤地指出，他們的計划將足以阻止南越的喪失。 顯而易見：聯席會議的成員們已認識到，他們的計划涉及美國政策的改變——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极力敦促，希望這一計划能夠被采納。 在這几個月中，南越的局勢仍在逐步地走向惡化。政變之后，軍政府奪取了權力，但它仍無法阻止事態的惡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伙年輕的軍官在阮慶將軍的率領下，推翻了這個內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華盛頓既沒有鼓勵也沒有推進這次政變，事實上，這不過代表著局勢長期的混亂。這种局面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焦慮和擔心進一步加深了，他擔心，政治上的長期動亂將會粉碎軍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認為，我們必須要使阮慶成為“我們的孩子。” 個頭不高，長著一對鼓出的眼睛，留著一撮山羊胡子，頭上常常頂著一頂紅色的貝蕾帽，阮慶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堅強、机智、敏捷，具有強烈的抱負，但也有些矯揉造作和虛偽。他只有三十七歲，曾在萊文沃恩的軍營里接受過美軍的軍事訓練，此后，他先后擔任過師長和軍長，具有廣泛的軍事閱歷。 但是，他對政治和經濟事務則所知甚少，几乎是一無所知。盡管有這些局限性，但許多美國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國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仍認為他是南越將軍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當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啟程前往西貢之前，總統在白宮召見了我們。在他臨別前的指示中，他說：“鮑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慶將軍在一起，面帶微笑并揮動著手臂，這可以向那里的人們顯示，這個國家自始至終站在阮慶的背后。” 總統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對我來說，無窮無盡的局促不安則始終伴隨著我。在三月中旬的几天里，只要美國人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即可目睹我的風采——与一位正在進行競選的政治家极為相象——我們周游了整個南越，從湄公河三角洲到順化無處不留下了我們的身影，与那位身材矮孝精力充沛的阮慶將軍一起，我們肩并肩地站在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面前，試圖使他在其人民中樹立起權威。由于我們仍然沒有認識到，北越和越共的斗爭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因此，我們也絕不可能意識到，鼓勵人們認識到阮慶和美國的一致性，對于廣大的越南人來說，极有可能僅僅強化了他們的某种觀念，即，阮慶的政府并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從美國那里得到了支持。 處于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縛之中，我仍然企圖避免誤導公眾的看法，使他們正确地認識我們的進展。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們于夏威夷停下來加油，這時一位記者問我：“你昨天引證事實說，目前越南的局勢非常嚴峻，是這樣說的嗎？”我回答道：“是的，我認為是這樣。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報告的那樣，那里的局勢非常嚴峻……在三個月中，我們已看到了三屆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這种政局的變化，大大加強了他們的進攻、恐怖和騷扰的行動。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回到華盛頓四天以后，三月十六日，我對總統做了匯報，指出，自從政變以來，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嚴重的惡化。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政府的弱點已變得极為明顯。由北越支持的暴動和起義正与日俱增，然而，最為致命的因素則是，阮慶政府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的視察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阮慶絕沒有寬廣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識到此點，并非通過交談，而僅僅通過大部分村民們無動于衷的面部表情，即可獲知。進而言之，他對軍隊的控制似乎也是難以确定的。 我們再次討論了行動方針的選擇。由于多米諾式的效應，撤离似乎是無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几次場合中，這已有定論，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樣，它仍不會得到眾多的支持。我也探討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結論是，戴高樂的主張將只會導致共產党人在南越的得手，對于西方的安全來說，其嚴重的后果与美國撤离的后果并無二致。無人想到要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戴高樂——就像我們從這种對西方的“沖擊”中所得到的那樣，他也會受到同樣的損失——能夠接受中立化，為什么我們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國總統的公開言論并未涉及中立化的實質內容，因此，它只是一种缺乏嚴肅性的泛泛而言。在我會見了林登·Ｂ·約翰遜之后的几個星期里，法國外長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對迪安·腊斯克承認道，巴黎缺乏一個中立化的詳細方案，并指出，法國也不希望南越陷落于共產主義的陣營中。 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向戴高樂施加壓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標，做盡可能的努力。然而，我們并未這樣做。 我也向總統匯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建議，告訴他，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計划已被詳細地討論了。就已得出的認識而言，此舉可能會導致中國人介入軍事的風險，与此同時，此舉也并非就能徹底擊垮北越的信念，嚴重地削弱他們的能力，使他們停止支持在南越地區進行的起義和暴動。然而，由于似乎沒有更佳的選擇，參加西貢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對這种襲擊表示贊同。此舉猶如一种孤注一擲的力量，它將使我們的對越政策向前推進若干年。資料和分析均顯示，空襲將很難收到應有的效果，但是，由于決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說任何事，來阻止共產党人的行動，以致于那些令人泄气的報告常常受到人們的冷遇。 盡管，這是西貢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我仍然提出了反對發動空襲的建議。我指出，阮慶与我的看法一致，他聲稱，他在南越的基地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難以承受北越可能進行的報复。盡管，我沒有提議介入更多的美國軍隊，但我還是同意，著手就美國空軍襲擊北方做出計划。但是，對于引進美軍地面部隊一事，我們則未做任何的討論。 我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統，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級文武官員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Ａ·麥科恩和威廉·Ｐ·邦迪。然而，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他們的意見時，海軍陸戰隊司令小華萊士·Ｍ·格林上將和空軍參謀長柯蒂斯·Ｅ·勒梅上將不同意我的報告。小華萊士·Ｍ·格林認為，如果我們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應集中美國的力量來全力實現這一目標（大意如此，并非原話）。柯蒂斯·Ｅ·勒梅則認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補給路線應當遭到轟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議相同，并且，總統也贊成我的建議。 除了小華萊士·Ｍ·格林和柯蒂斯·Ｆ·勒梅以外，對于我反對立即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建議，其他一些人也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這些批評者斷言，總統在空襲一事上的勉強態度，來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選即將來臨之前，他將盡力避免一場國內發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權利，林登·Ｂ·約翰遜正在為參加競選而努力，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決定任何問題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這种觀點。我并不認為，這一觀點可以完滿地解釋，在當時，為什么他會做出反對空襲北越的決策。當時，即使是阮慶本人也反對此种行動。 并且，我之所以反對這一舉動是因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夠避免風險，避免中國或蘇聯的報复。任何一屆總統均有足夠的理由來考慮國內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為依据，來解釋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兩屆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失誤，則是我無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應總統之要求，在華盛頓的一次頒獎宴會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發言，面對美國公眾概括性地描述了我們在越南的情況。十分湊巧的是，在前一天，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Ｊ·威廉·富布賴特——后來，成為我們最坦率的批評者之一——在參議院做了一個題為《舊神話与新現實》的重要演講，對于越南問題，他所提出的觀點与我次日晚上發言的主旨不謀而合。在談到談判時，他說：“在當前的軍事環境下，我們無法設想利用談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結束這場戰爭。”因此，他接著說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僅有兩种現實的選擇擺在我們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來擴大沖突的規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來增強南越人的實力，使其在現有的水平上，進行戰爭并取得胜利。執行部門的主管官員必須對這一問題進行徹底的審查；并且，直到他們對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見，我們似乎仍不能做出選擇，只能利用眼前最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軍隊。無論何种特殊的政策被決定，有一點必須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況下，美國將繼續義不容辭地履行其承諾和責任。 在我的講話中，依据我的觀察，我對越南問題發表了几點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日趨惡化；”“目前對這一形勢做出估价仍明顯存在著困難，該戰爭的形式和特點決定，得到的信息并非總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從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這意味著，政治和經濟問題与軍事的解決方式同等重要，”并且，“越南前進的道路將是极為漫長的，充滿著重重的艱難和挫折。”這些觀點無疑都是准确真實的，然而，接下來我對我們方針的選擇談了看法，即早先我向總統提出過的那些選擇，這次，听眾們將會得出結論，我并未就我們的問題，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聲稱道：中國共產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只紙老虎，并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面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斗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机，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胜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服務。 在北京尚未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知中國地緣政治的目標，也無法檢驗我的判斷的正确与否。但是，當時，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級助手們的共識——包括軍方和政界——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亞當·亞莫林斯基，盡管，他并非一位中國問題的專家，但他說，我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一事例再次体現了我前面提到的觀點：在對缺乏經驗的領域中進行決策時，高層的政府官員需要隨時得到專家、內行的幫助。如果我們的身邊有更多的亞洲通，或許，我們就不會如此淺薄地分析中國和越南。在古巴導彈危机之時，我們曾得到了內行的指點；在我們處理有關蘇聯的事務時，我們也通常得到了這种幫助；然而，在我們面對東南亞的事務時，我們則無法借助類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ＮＢＣ電視台的記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樓的辦公室里，對我進行了采訪，會面即將結束時，他問道：“在什么樣的條件下，這個國家會考慮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說，在從南越返回后，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向總統匯報的選擇之一，正可回答這一問題：南越之外的軍事行動的介入，尤其是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我結論性地指出：“無論最終我們被迫使用什么樣的行動方針，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將它視為一种補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進。” 我將這种說法作為一种信號，提醒人們注意所有可能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情。 大約正是這時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慶將軍改變了他的想法，開始以一种進攻姿態來反對北越了。漫長而乏味的戰爭使人感到厭倦，南部戰局毫無進展，加之河內的不斷介入，令人极為憤怒和煩惱，阮慶開始將眼光投入了北方，急于在那里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會見中，他提議應向北越發出警告，他們在南越進行的任何騷扰行動都將會得到嚴厲的報复。并且，他特別問道，美國是否准備轟炸北越。總統向我建議，在我与西德首腦會見之后，從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貢停下來，協同馬克斯威爾·泰勒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和阮慶，對這個問題進行再次的審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貢會見了阮慶。他說，自從我三月份訪問以來，他的确已改變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３４Ａ計划在反對北越方面，并未取得有效成果，并且，它似乎也難以取得這樣的效果（我同意這一判斷）。与他三月份的說法恰恰相反，阮慶爭辯說，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确還缺乏穩固和力量，但這可能正是一個立即向北越發動攻擊的恰當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點被糾正。 然而，在我啟程离開西貢之前，阮慶又突然再次變換了想法。這時，他對我說，他不想對北越進行立即的空中襲擊，因為，他并不准備動用南越的軍隊來參与行動，也并不希望使用美國的戰斗机。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對，他要求立即對北方進行打擊，這包括切斷進入南方的物資和人員輸送，和摧毀河內進行戰爭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指出，可能會出現另一次政變來推翻阮慶，在這种情況中，“美國應當做好准備，极有可能會在金蘭灣里指揮這個國家的行動。”我几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變，或者說，一旦其出現之后，應對其做出何种反應上，我也無力向總統提出像樣的建議。 正是在這种信念發生動搖和混亂的情況中，我發表了一個心血來潮和欠加考慮的公開發言，從那時起，這一發言一直緊緊地追隨在我的身后。四月二十四日，在國防部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出現了下述的對話：記者：部長先生，參議員（韋恩）莫爾斯（俄勒岡州的民主党人）已經將此稱之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您對此有何看法？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這是一場美國政府的戰爭。我按照總統制定的政策行事，并明顯与國務卿進行了緊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說（在上面的意義上），我并不反對稱它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 我認為，這是一場极為重要的戰爭，我愿意与之發生聯系，并為贏得其胜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試圖說明，面對重大的分歧和沖突，我感到，我有責任去做任何事情，以盡可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報中存在著虛假和不實之處，身處于西貢和華盛頓兩地的美國軍政官員，對問題的理解又存在眾多的分歧。有鑒于此，總統和我都一致認為，必須派遣一名總統身邊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訪越南一次，親自將考察的結果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匯報，并通過新聞界告知美國人民。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結果，与華盛頓的其他任何高級官員相比，在戰爭問題上，我的看法對公眾的觀點有了更為緊密的影響。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我從不試圖否認這一點。在其它的政府中，這一角色或許會屬于其他人，然而，在此屆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報局向總統、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就越南問題提交了一份專門的情報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喪的：整体而言，南越的形勢仍處于极為脆弱的狀態之中。盡管，南越在戰爭中的實力已有所增強，但是，從整個國家來看，越共的壓力并未減弱，并繼續侵蝕著政府的權力，暗中破坏著美國和越南人的計划，以及打擊著南越的士气。還無任何跡象顯示，這种趨勢已到達“底點，”如果在年底之時，這种衰落的趨勢仍不能被阻止的話，南越的反共立場將极有可能無立足之地。 由于并無現成的計划來阻止“衰落的趨勢，”几天之后，我們批准那些秘密行動計划繼續延長四個月，它們原定于五月三十一日結束。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承認，３４Ａ行動計划到此時還未收到像樣的效果，但他們認為，該計划還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潛力。然而，事實證明，在此之后，該計划的實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并且，极有可能，它最終也導致了北越在東京灣（即北部灣——譯者）做出的重大反應。 面對中央情報局令人沮喪的估价，以及聯席會議成員的強烈建議，總統要求國務院和國防部准備一個涉及政治和軍事的綜合計划，對北越采取逐步升級的行動。結合這個計划，國務院擬定了一項議案，以期得到國會的批准，同意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擴大軍事行動。 這正是一個起源，后來它成為了東京灣議案。此舉正反映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態的發展迫使我們擴大戰爭，我們也必須避免杜魯門總統在朝鮮所犯的錯誤，即在國會尚未批准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除非它也處于“起飛”之中，否則，國會是絕不會對“緊急著陸”負責的，林登·Ｂ·約翰遜說。因此，他執意認為，如果他不得不發動軍事行動的話，那么，在印度支那地區的任何重大軍事行動，都首先要得到國會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手下的一個小組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草擬的國會議案，該文件批准總統在南越和老撾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動用軍隊”來保衛他們的安全。同一天，我們（不包括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研究了這個草案。我認為，如果總統決定，在未來的兩至三個月中將動用美國作戰（而不是訓練）部隊的話，那么，我們就應立即著手提交這份議案，否則，我們還需等待時机。 盡管局勢仍不明朗，但是，我們全都認識到，轟炸北越或派遣美軍作戰部隊進入南越，都將會帶來极大的風險。馬克斯威爾·泰勒認為，南越政府的崩潰或胜利都不會在短期內出現，因此，在秋季來臨之前，美軍仍應該按兵不動，而不是擴大行動。三月二十六日，我們与總統進行了會晤，但最終毫無結果。他要求我們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的繼任者駐越軍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以及費爾特的繼任者火奴魯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海軍上將小格蘭特·夏普進行會見，討論未來的事態發展。 威廉·威斯特摩蘭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擔任了美國軍隊在越南戰區的司令員，在導演的眼里，他的确具有一副標准的將軍形象。他舉止瀟洒、堅毅果斷、极為坦率。他畢業于西點軍校，二次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他均任作戰部隊的軍官，并是美國軍事科學院的前任負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既沒有巴頓那樣的自負，也沒有柯蒂斯·Ｅ·勒梅的固執，但卻分享了他們的堅毅和對國家的忠誠。 火奴魯魯會議于六月一日召開，地點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寬大的會議廳里。在以前的場合中，至少某些与會者是充滿了信心的，然而，這次則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位到會者均流露出憂郁和擔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對事態的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但是，他的看法极為孤立。 討論圍繞著一份草擬的行動計划而展開，該計划在華盛頓已被擬定，但尚未得到總統、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認可。其主要的內容包括：一份提交給國會的議案，与河內的接触和聯系，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強的軍事壓迫行動，其頂點是對北越進行有限度的空中襲擊（這將盡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軍來執行）。几天以前，一份《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已做出結論，這樣的計划极有可能導致，河內在支持起義和暴動方面收斂一些，盡管，它同時也強調，河內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結合這個行動計划，四方面的事情被進行了討論：無論是向北越發動空襲，還是策划一場軍事進攻來打擊北越，西貢都還需要几個月的時間來進行准備；鑒于中國人介入的可能性，几個師的美軍需要進行部署，以阻止其進攻；美國公眾仍未完全相信，東南亞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最后，國會做出适當的決議將會有助于取得雙重的效果，既可表現出美國的決心，也可教育那個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被提出和進行回答。會議結束之時也未對此做出結論。 對于這個草擬的行動計划，我 們并未做出決定。 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描述火奴魯魯的討論，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我們已接近了重大升級的邊緣——但卻未對其后果或其它的選擇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變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擴大軍事行動的決定，政府決定，將向國會提交草擬議案的時間推遲到九月，因為，估計到那時，參議院將會完成公民權議案的審批。以后，批評者們曾指責說，總統在几個月中一直將議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時机——或者說創造時机——使它“溜”過毫無戒心的國會。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剛從火奴魯魯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确定出“對東南亞的合理軍事目標”，并且，也沒有批准“實現該目標的軍事行動方針”。他們提出了兩條方針：首先應當選擇的是，摧毀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選擇是，中止它對南方起義和暴動的支持。然而，他們卻沒有就任何一條方針提出計划。 當馬克斯威爾·泰勒閱讀了他們的備忘錄后，他指出，這并不是“我們選擇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進而對他們的首選方針表示了反對，它將“极有可能會引起升級的風險。” 隨著一九六四年共和党總統競選運動的白熱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應當辭去現職，集中精力去加強他党派中的溫和派的實力。對于加強美國駐南越隊伍的實力，此時正是一個絕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選派一名盡可能強有力的大使。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和我都主動想攬下這個差事，但是，總統選中了馬克斯威爾·泰勒，并還委派了Ｕ·亞歷克斯·約翰遜去協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蘭替換保羅·Ｄ·哈金斯一事之外，此舉也標志著，總統已決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動，去增加美國對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動的作用。 在總統決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選近在眼前，他問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總統競選伙伴的提名。新聞界早已推測過此事——例如，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就曾提到了這种可能性。然而，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許會再次考慮，并撤回邀請的。總之，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但是，總統仍有計划在等著我，八月一日他對我說，在他下一屆任期中，他要我擔任他“主管內閣事務的首席行政副總統。” 林登·Ｂ·約翰遜從未解釋過這句話的含義，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處理一些防務之外的事務，只要我能夠做的話，我總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絕了林登·Ｂ·約翰遜作為副總統競選伙伴提名的請求，這并不是因為我認為成功的概率极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認為，假如我能有幸來世再生，我將會抓住一切机會去訓練自己，爭取參加競眩在一個民主的体制中，解決眾人間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數人支持的行動方針，使國家的發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這正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對于一位政治家來說，這既是對他的挑戰，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當時，我還缺乏政治家的素養和技藝，我對此了如指掌。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收到了另一份評价材料。它提出了一個疑問，總統在几天前也已提到過這個問題，即：南越和老撾的喪失极有可能在東亞引起“多米諾效應”。既不會負參与決策的責任，也沒有為以前政策進行辯護的必要，這些政府中最高層、經驗最丰富的情報分析專家們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南越和老撾落入共產党人之手中，將會极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党人強占這兩個國家。失敗于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并且，在遏制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党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他們繼續說道：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党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只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胜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并大造輿論。相比于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后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這种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极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們的分析似乎再次證實了我与其他一些人的恐懼——回溯往事時似乎体會不到，但當時的确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臨著极其嚴重的風險，而我們則仍然沿著危險邊緣滑向深淵。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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