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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30日，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現任“疾病控制中心”下屬傳染病中心主任，來到我在十五號樓的辦公室。 他說：“喬，我剛接到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拉塞爾將軍（GeneraI Russell）打來的電話。彼得·賈林（PeterJahrling）分离出一种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一模一樣，是在弗吉尼亞州雷斯頓（Reston）地區私人養的猴子身上發現的。” 賈林是美國出血熱方面的主要研究人員之一。不過，埃波拉病毒會在弗吉尼亞出現嗎？在華盛頓郊區，那么肯定？多虧我當時是坐在倚子上。這個消息一時讓人難以置信，我需要時間好好考慮一下。 “他們怎么會想到要分离病毒呢？”我問道。 “顯然，他們是在尋找猿出血熱（SHFV）的流行原因，于是在組織培養中發現了絲狀病毒，”弗雷德又說，對于這一發現，彼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吃惊。我們都非常了解彼得，几年前就是他完成了雷巴抗病毒素猴子實驗，并且證明它可以成功地治療拉沙熱。近來，他一直從事美國猴子實驗室猿出血熱流行的調查。猿出血熱是發生在猴子身上的一种嚴重疾病，本應該只存在于非洲，也可能在印度出現，一旦猿出血熱開始蔓延，就會造成浩劫。科學家們除了知道猿出血熱病毒（SHFV）是一种大顆粒的去氧核糖核酸病毒外，對于其它一無所知。我們“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參与這些調查，也不可能參与，因為SHFV是一种動物疾病，它不會使人類致病，實際上，它甚至不會傳染給人類。 彼得被召去雷斯頓協助調查一次猿出血熱的流行，表面上看，這次調查似乎是常規性的。他從被感染的和死亡的猴子身上采集了几份血樣，做組織培養，然后進行檢查，當然他是不會發現任何异常情況的。可是他的助手對于在電子顯微鏡下的發現大為震惊。他叫彼得過來看他剛拍照下來的一張血樣片子。照片上呈現出一條巨蛇樣的東西。彼得馬上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助手大為震惊，那蛇樣的東西像是一种絲狀病毒，而且，它看起來像人類所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它像埃波拉病毒。 仿佛這還不夠惊心動魄，這些猴子不是來自非洲，它們是最近才從菲律賓進口的。在亞洲原本沒有任何猿出血熱，更不用說埃波拉病毒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邀請我們共同討論這一情況，商討對策。畢竟“疾病控制中心”在醫療和實驗中比其他任何机构在對付埃波拉病毒方面有更多的經驗。而且“疾病控制中心”也有責任對任何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進行調查。此時，卡爾·約翰遜已不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工作了，他于1982年离開“疾病控制中心”后一直在那里工作。1985年离開研究所后在加利福尼亞獨立工作。這真是遺憾，他在出血病方面的經驗應是十分寶貴的。 在去華盛頓的路上，弗雷德和我仔細討論了几個緊要問題。病毒是怎樣從非洲進入亞洲猴子体內的，是用船把猴子從亞洲運到歐洲的嗎？是否有人把猴子從非洲私運到了亞洲？他們是否接触過從非洲來的病毒源？猴子是被裝在客机的貨倉里運進來的。它們被關在木板箱里，放在大貨盤上運輸的。那些名聲不太好的販運者運送它們的條件很可怜。但是這些猴子是搭乘荷蘭航空公司的飛机入境的，与其他航空公司相比，它們的境遇稱得上是豪華。 另外，我們猜測，假如這种病毒根本就不是來自非洲。而實際上是從非洲來的絲狀病毒的一位新成員呢？就我們所知，這种絲狀病毒家族只有兩位成員；埃波拉和瑪爾伯格。埃波拉病毒有兩种病毒菌株，只存在于扎伊爾的北部和蘇丹的南部。而瑪爾伯格似乎是烏干達維多利亞湖周圍地區以及肯尼亞西部埃爾岡山（Mount Elgon）洞穴地區特有的病毒，在南非的一所醫院里出現了一例無法解釋的瑪爾伯格病例。病人一直在津巴布韋旅游。僅此而已。這是我們當時了解到的有關絲狀病毒起源的全部情況。盡管許多研究者為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沒人知道病毒來源于何處。 關于瑪爾伯格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瑪爾伯格出現首批病例時，絲狀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确定下來。調查人員确認病毒來自最近從烏干達進口的猴子身上。31名實驗室技術人員，獸醫，動物管理人員以及与他們接触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后來了解到，即使考慮到旅途的勞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計的要高得多。大約在3個月里，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兩到三只。 這回我們得格外小心。也許又是上次情況的重現。 有趣的是，我們從沒想到這一新的發現竟然是實驗室污染的結果。這本不應成為一种不合理的解釋，可是我們對彼得的工作質量過于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說他從猴子身上培養了埃波拉，那就被認為是這么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飛机，就租了一輛汽車往馬里蘭的弗雷德里克開去。一到迪特里克堡（F0ri Deirick），我們就直奔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總部。為討論形勢而召開的緊急會議就要開始了。所有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高級官員都來了。包括拉塞爾將軍，分部主任，彼得·賈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們介紹給丹·達爾加德（Dan Da1gard），海薩頓實驗室的獸醫，那就是這批猴子的進口單位。我很高興看到弗吉尼亞州衛生部的代表也應邀參加了會議。 在會上彼得·賈林首先介紹了他的發現，講述了達爾加德從雷斯頓的海薩頓實驗室采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經過。顯然，獸醫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發現過猿出血熱的病例，并且認為又出現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确實很相似，事實上，他是對的。猴子的确受到了猿出血熱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術員瓊·羅德里克（Joan Rhederick）又一次證明為什么觀察實驗室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她注意到一個培養皿里的細胞一下子就不見了，有什么東西殺死了它們。彼得嗅了一下敞開著的培養皿想找到細菌污染發出的气味。他對結果不大滿意，就把培養皿交給一個叫做湯姆·蓋斯伯格（Tom G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熱情工作的年輕的實習醫生。彼得讓他准備材料用電子顯微鏡實踐一下他新獲得的技術。其結果已被記者里查德·普雷斯頓（RichardPresron）發表在《棘手地帶》（TheHot Zone）上。看上去，确實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賈林想起他嗅過的那只培養皿里盛滿了這种東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動，是不是太過分了？在潛伏了多年之后，竟然突然出現在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室里，難道連美國首都也難逃此難了？ 毫無疑問，我認為無論這是一种什么病毒，都應給予關注。此時，圍坐在桌旁很少發言的軍事代表團的代表也議論了起來。 會議室里的人們興奮起來，爭相發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參加會議的人中，除了我以外，沒有人真正見過攜帶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著他們的議論，我回憶起在扎伊爾，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著煤油燈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樣的情景。那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可是在這里，在華盛頓，真是這樣嗎？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研制一致的行動計划，賦予一切有關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權。此事非同小可。為達到這一目標，我要与弗吉尼亞州衛生部緊密合作，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幫助。這是納稅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資金要它去做的事。 會議決定由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繼續研究解決動物的問題。由他們負責弄清楚病毒在實驗室動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這种病向外界傳播。在軍事代表解決全部猿的問題時，我隨州衛生部門工作，以限制其對人群的威脅。這是我們的責任分工。后來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帶》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備承擔整個運作。弗雷德和我都沒有這种打算，我們也從未表示過這种觀點，這可不是我的一貫風格。此外，無論如何，我們沒有解決有關猴子問題的能力，我們歡迎軍隊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傳工具最敏感的陰影里進行的。直到此時，我們一直沒有獲得來自華盛頓的對于病毒性出血熱研究項目的重大資助。我們只能坐等，眼睜睜地看著大筆資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勞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時我們會開玩笑說：“我們最需要几只帶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來跑去，那會引起一些注意。國會才會明白這些病毒确實存在。” 突然間玩笑成真，我們明白，一旦消息傳出，新聞界會使我們喘不過气來，我們知道很可能記者們把小型攝影机和微型錄音机也帶到了會場，這更增加了會場緊張的气氛。 新聞媒体的關注只能意味著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調，冷靜從事，以避免出現混亂。我處理過芝加哥的拉沙熱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現在新澤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訣是保持鎮靜，估計出可能的危險，制定一項計划去限制這些危險。向人們解釋清楚發生的一切，讓他們冷靜下來。与新聞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事實，決不評說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慮，也會表現得鎮定自如。 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新聞發布會，它是由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聯合召開的，會上簡要地說明在弗吉尼亞雷斯頓地區實驗室的一群猴子身上發現了類似埃波拉的病毒。我們的行動計划要求我們識別在海薩頓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況；評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會被感染。為此，我們需要調查其他進口動物，也許這樣會弄清楚雷斯頓地區從哪些地方來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這項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檢疫部承擔。 有一段時間，檢疫部一直在關注猴子貿易中的環境和條件問題，因此他們的行動是積极有效的。我們的工作量從一開始就十分飽滿，整個行動很快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協作力量。 弗吉尼亞州衛生部派來工作的人們個個精明強干，他們不僅是在專業上十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頭腦清醒，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不易。 我向他們解釋埃波拉是能傳播的，以及還沒有傳播等情況，遠比預想的難度要小得多。他們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組織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類。實際上，這沒有必要，而且還會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憂慮。不過，對于州衛生官員來說那是相當便利的，他們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鎖的策略。本州的官員們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記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這個机會大出風頭。這樣，我們想表達的一些信息——我們在醫學領域和實驗室的經驗告訴我們，有必要保留這些病毒傳染----被歪曲了。但布倫特·布萊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個例外。他是費爾法克斯縣地區報紙《新聞報》（The Journal）的記者，他不僅寫出了不少好的報道，還向社區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隱患。 我著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蘇在內研究疫情擴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蘇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實際經驗的人。我同史蒂夫·奧斯特洛夫（Steve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以及弗吉尼亞州衛生部門的人們一起，開列了一張接触過猴子的人員名單，并設計了調查問卷表以便能估定他們受感染的程度。我們不得不對每一個与動物或它們的細胞組織有過接触的人進行調查。 事情的發展并非一切順利。當我赶到海薩頓實驗室時，發現除了我們分別處理的動物實驗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動物細胞組織有過接触的全体雇員已被召集開會。我沒有安排這樣的會議。這是公司的主張。主持會議的是軍隊的一位獸醫病理學家。她的工作是和實驗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會議組織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實際上，在邀請我發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駁，只是不得不耐著性子听她對這种病的不著邊際的描述。當眾反駁她与事無補。會使大家認為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給人一种事態失控的印象，這當然會無故地造成擔憂。當我最終有机會發言時，我告訴大家他們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實際上病毒不可能從實驗室的動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書小姐身上。即使与一塊感染了的猴細胞組織呆在同一房間里，也肯定不會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險的人是那些与生病的動物有過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會者保證我們要把這些人識別出來，對他們進行密切的觀察。很自然，人們想知道一旦他們患病會出現什么情況。我告訴他們，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們將在費爾法克斯縣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我強調指出，醫院的醫務人員已做好准備來應付這樣的局面，我說，畢竟我們已确認在非洲即使那些与這种病和將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緊密接触的人們，傳染率也僅大約百分之十。在那些長期看護重病人的人群中，危險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險來自傷口或感染了血的一种儀器的針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員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實驗室環境。而且在報告的病例中都与傷口、抓傷及針棒無關。另外，我在蘇丹見過成排的將死去的病人，在扎伊爾看到過這种病傳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識和經驗去接受挑戰，扭轉危机。 我在海薩頓工作時遇到的最理智的人當數達爾加德博士，他是負責猴子的獸醫，同時，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壓力。他為動物擔憂，同時，他得考慮它們感染人類的可能性。他還不能忽視此次事件對他賴以生存的實驗室的財政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任何事件中，雇員們都保持了鎮定，至少，他們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聞界和議員們說三道四。他們和我們一道工作，按照他們与任何動物或動物細胞組織接触的程度自己組成各危險群。 在整個過程中，就是否埃波拉會通過空气傳播展開了大量討論。每當埃波拉現形的時候，這個灰毛怪就會露頭。有關人類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學提供的證据，包括1976年，1979年和瑪爾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發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盡管對許多病人的治療是在通風條件差的茅屋中進行的，從他人身上感染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別是与他們的血液、尿、嘔吐物或下瀉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過煙霧傳播的，羅伊·巴倫和我在扎伊爾就會被傳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發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因為接触了一頭死于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輕人帶回家中。同樣，是接触了被感染的動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鮮肉是流行的誘因。确實，由于有了對此傳播途徑的了解，才使艾倫·喬治（Alain Georges）和來自朗絲國際醫學研究中心（Le Centrelnternationale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們得以及時地控制了疫情的傳播。 問題是無法證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傳播的。你可以證明有些事确實發生了，但你無法證明它從未發生過。我們有空气傳播的鮮明的例證，如水痘，流感，麻疹，但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顯的區別。首先，它們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傳染源，呼吸系統則是主要目標。為了通過空气向人類傳播，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聯系的。這是疾病傳播的主要戰略。第二，由于麻疹一類的疾病具有如此輕易而快捷的傳播方法，它們襲擊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數的非洲病人是在沒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護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結核這樣的病菌都會輕而易舉地傳播開來。在這些病例中，許多都受到了傳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們不同。 确實，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實驗表明空气傳播几种出血熱病毒是可能的，但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臉上，在這樣在壓力下面罩可以輸送大量的病毒。在這個實驗中，所有的動物都被感染了。顯然，這不是自然傳播。這項實驗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緊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細菌，包括皮膚表面的非致病細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細胞。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實驗沒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細菌有机体作為控制手段對實驗目的進行說明。 即使有了證明，我也相信雖然空气傳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個別的。這并不是我最關心的，我們曾經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過病毒者的綜合名單分類。按照他們接触的程度，把他們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類，然后對各類進行觀察。我們确保每天与名單上的人接触以便掌握他們的整体健康狀況，并檢測他們是否發燒。 此外，我還要保證准備好适當的藥品和病房以便為可能出現的病人提供醫療。我們的工作方針与在芝加哥時的一樣，病人將被正規醫院接收，并得到應有的醫療照顧，可能還包括隔离護理技術。這樣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熱病人需要最高質量的醫療護理，這一點除非病人能比較容易地得到，特別是得到監護，否則就談不上。第二，病人很難住進四級高控病房。在為病人尋找醫院就醫期間會喪失寶貴的時間，而且更多的人將在運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熱患者難以承受運送時的顛簸，因為他們的心血管系統很脆弱，有發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險，搬運會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醫務人員也許不能保持三級護理的高標准，除非他們每天練習。如果大城市的醫院沒有這些設備，有些事情就很難辦。 我有證据支持我的觀點，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熱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況下被送進了倫敦一些醫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們康复后也沒有得到診斷。在沒有隔离護理下，沒有一位醫務人員受到感染。阿茲基韋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熱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級醫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沒有一個受感染的。 我和費爾法克斯總醫院的流行病學家和傳染病專家阿蘭·莫里森博士（Dr。AllanMorrkon）以及監護小組的醫務入員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仔細听我講述對他們面臨危險的估計，并听我解釋他們應該采取的預防措施。為了應付不測，庫卡·佩雷斯（CucaPerez）搞來一個移動式實驗室配有檢測第四級病毒病原体的設備。這樣。我們就有能力在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給任何病例檢測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時做出診斷。庫卡負責在必要時做試驗。 我們沒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頓的一個動物飼養員早上去上班時發燒，并開始嘔吐。在气氛高度緊張的猴子實驗室里，這足以使人們拉響警報。病人被急送醫院并收進了監護室。醫務人員按常規接收病人。使用了我們建議的保護措施并給病人做了全面檢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刻意識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對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傳統形式的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個顯著症狀是突然發燒、肌肉酸痛、關節痛、頭痛，你會立即感到生病了，而這個病人沒有任何這類症狀。 但是，也許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們對它一無所知。因此，我們得為這种病的不同表現做好准備。在2．1小時之內，庫卡的一系列呈陰性的檢查結果證實了我的印象。不是埃波拉。這時病人退燒了。据我猜測，那人的病是焦慮所致。考慮到雷斯頓的環境。我不責怪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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