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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達塞格布韋馬沒多久，就同這里的來自各方派遣人員做了朋友。傳教士不必說了，主要的是年輕的志愿人員。有的是美國的和平隊，再不然就是与它相當的英國海外志愿服務隊。兩者的差別在于海外志愿服務隊在招募人員時講究根据具体任務招相應人才，只收干過那一行的行家里手，看重資格經驗。因此，這些人的年齡就得多上几歲，也成熟懂事得多。 美國和平隊的志愿者，通常在村子里落戶。干的是農業方面的項目。要不然，就教英語。他們天生性格開朗，總是一副開心的神情。不過模樣很邀遏，邀遏得沒有有個干淨的時候。拿穿著打扮來說吧，總是滿身紅棕色塵土，全是本鄉本土紅磚粘染的。兩只手又用棕櫚油染得黃亮發光。當地煮炸烹煎都是用的這种食油。他們沒有多少錢，這并不奇怪。什么時候能叨扰別人一頓飯、一杯啤酒、哪怕一口可樂，反正，只要是別人請他們的，他們一概感激不盡。如有聚會，有請必到，好在我們這里派對一類的聚會有的是。 喬有他自己的一套用人方針。項目需要能干幫手，他就從和平隊里挑，挑最好的。我剛來塞拉利昂那會儿，項目中心正雇著三名和平隊隊員。一個名叫約翰的汽車机械工，我們跑公路的卡車全歸他保養。第二個是醫院管理人員蘇珊·斯科特。第三個是蘇珊的丈夫，電工，負責我們的發電机安全運轉。 至于那一幫英國海外服務的志愿人員主要是醫院里出身的專職護士。她們在英國本上就是拔尖的好手。她們之所以來非洲，就是出于追求冒險和換換生活方式的心情。再說，她們對久居國內毫無興趣。因為她們如獲升遷，必然是做行政工作。而她們這些人的本性喜歡的還是實地動手的經歷，認為這要比填單子、划表格強得多。 后來，我結交了她們中間的三位：迪爾德麗（Deirdre）、萊斯利（Lesley）和希拉（Sheila）。三人中，資格最老的是迪爾德麗，她來塞拉利昂已有兩年了，萊斯利和希拉初來乍到，需要一些時間來适應這里的環境，如當地習俗和文化差异等。 迪爾德麗有一位好友和同事，芳名珍妮·桑德斯（Jenny Sanders）。兩人身分相同，都是英國最高資格的護士和產婆（助產士）。當時，珍妮在我們住地25英里以外的潘古瑪醫院工作。 特別要說明一下，潘古瑪緊鄰鑽石礦區。赶來這一帶打工的人，都擠在狹窄的住所里，像沙丁魚罐頭似的同老鼠擠在一起。簡直成了滋生拉沙熱的肥沃土壤。這家醫院本身，由于曾經出過院內感染拉沙熱病例，一時成為塞拉利昂同行業中的先例，多少有點名聲不好。 珍妮不管這些。她在潘古瑪過得挺美，生活的熱忱毫不受損。說穿了，是從來沒有人把几年前醫院職工曾因感染而死亡的不幸情況告訴過她。珍妮正在青春年華，生活無限美好。她玩橡皮回力球，也游泳。當地鑽石礦有俱樂部。那里有這些設備條件。她朋友多，未婚夫多米尼克還形影不离，呼之即來。因為他也是英國海外志愿服務隊員。他的工作是在塞格布韋馬學校里教書。 珍妮日常忙于護理病號和接生嬰儿，過著老一套的上班生活。誰也沒有同她和她的隊友們提起過拉沙熱的厲害，也沒有人告誡他們要謹防感染的危險。這种無視危險、不承認現實的做法，有點儿像大家合起伙來搞鬼似的。如果同當時當地有關拉沙熱的宣傳搞得無處不在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十分荒謬的。凡是拉沙熱方面的事，不論是誰，都是來我們這里求助的。奇怪的是，就是這個英國海外服務志愿隊部門，從來沒有向我們提過。也許這些英國人非常偏執，他們通常總認為：為什么要美國人插手？英國的机构沒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何況這里原來還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后來弄清楚英國海外服務隊的隨隊醫生已是古稀老人。他原來是倫敦高級貴族醫院貝爾格雷維亞的醫生，可能他這一輩接触過的傳染性疾病不會大多，更不用說這類奇怪的拉沙熱病例了。 星期日的早晨，意味著是項目工作人員一天休閒的開始。在平房面前，葡萄袖樹蔭下，隨意看看書何等愜意。不會有什么大事的，所以那天醫院里招呼鮑勃·克雷文馬上赶過去，顯得十分突兀。我們都弄不懂，有什么事情這么要緊非得要項目主任親自出馬？ 克雷文隔了一個小時才回來。從他臉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憂心的事。他脾气不好，沉默寡言，大家沒有什么好同他多談的。這次原也沒有指望他多說上几句什么。然而他反而向我們通報說海外服務志愿隊的潘古瑪護士中有一位病了，來住院。她發燒，同希拉和萊斯利同住一室，再一問原來是珍妮。克雷文接著又說，潘古瑪醫院的英國老醫生邁克爾·普賴斯負責照料她。邁克爾雖然認為珍妮得的是傷寒，要不就是瘧疾，他還是把克雷文請去，因為他怀疑也可能是拉沙熱。 我去探視時，珍妮自己認為她可能染上了瘧疾。我打從第一次見到她，就喜歡上她了。她長相俏麗，典型的英國金發姑娘。特別是性格好，樂樂呵呵的。她說前天晚上，她已經感到頭痛了，還有點發熱。她沒在意，還去參加了一次舞會。邁克爾醫生首先假定她得的是瘧疾，就用氯奎因來治。服藥后無任何起色。我們開始怀疑起來，認為不太像瘧疾。那么，只能是下一种可能了，她或許真的染上了拉沙熱。 然而證据不足，不能下定論。珍妮身上沒有出現拉沙熱的抗体。這一點當然不能說明多大問題。拉沙熱得病初期，找不到抗体是常見的情況。再查珍妮的肝功能AST指標，也還沒有達到喬認定作為拉沙熱治療依据的標准。雖說這是喬訂的標准，但确實有用。根据這种檢驗不出具体結果的情況，鮑勃決定暫不開始用雷已抗病毒素治療。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鮑勃的決定是正确的。 盡管這么說，我們卻絲毫未能寬心，喬當初逐條訂下這些診斷依据，是把患者從住地送來醫院這一段耽誤的時間也估算在內的。一般說來，當地患者都是指望在家中等上几天能好了就万事大吉。要拖到實在沒法拖下去才送醫院。老百姓從經濟上考慮，教會醫院再便宜也還是得花上一些錢。此外，還有一點當地的特殊情況：生病先找巫醫，這是慣例。醫院從來是被當作万不得已時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誤，等病人送進醫院，基本上都已經到了疾患嚴重階段。 但是珍妮的情況全然不同。她才發熱兩天，真要是感染上拉沙熱的話，病情剛剛開始，离發作且遠著呢。這就意味著化驗的結果都可能相對正常。然而病毒治療的關鍵卻是要求一感染就下手，越早越好，才能制止病毒种下難以挽回的惡果。珍妮事件以后，我們如果再遇上珍妮同類病例，只要有拉沙熱的可能，我們都下得了手按拉沙熱治療； 第二天，早上，我同一位名叫庫爾布拉（Coolbra）的護士一起走進院子的時候，說到珍妮的情況。他也十分關注珍妮，而且一直在認真觀察。他是我們知道的這幫人中間同拉沙熱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一個。我在等他回答我要求他談談他的看法時，垂下雙眼，盯著腳下窄窄小道上的青草不敢看他臉上的表情。 “她得的是拉沙熱。” 他說得斬釘截鐵，沒有絲毫怀疑或猶豫。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們繼續悉心護理珍妮。醫院病房條件大簡陋，朋友們把她安頓在希拉和萊斯利住所里。我們下午下班，從實驗室回駐地，途經那里時，天天可以看到她在廊下坐著。多米尼克陪在旁邊。小伙子可穩不住了，愁個沒完。要是珍妮真的沒有問題，他也免不了心痛她這心痛她那，現在，不用說，更是著急得發瘋似的。 三天過去，情況依舊，雖不見好，也沒有向坏里發展。待到星期四下午我們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證實。 珍妮突然間開始痙攣抽搐。接著就是昏迷，失去知覺。無可怀疑：痙攣是拉沙熱最坏的症狀之一。實際上我們知道凡出現痙攣現象的拉沙熱患者無一幸存。痙孿現象意味著病毒已侵入腦部。當天晚上，珍妮開始注射雷巴抗病毒素針劑。目前，再也無法可施，只有等待——并希望。 翌日一早，我們又給珍妮驗血。這次的結果十分明确。抗体陽性，肝功能試驗的指標上升得快极了。再也不存在所謂的情況含混不清問題，珍妮不只是病了，而且已呈現出拉沙熱患者垂死前的一切症狀。 星期五晚上，克雷文值班護理。實際上項目的全体人員都自發動作起來。鮑勃一發困，邁克和唐就把他替換下來。我和唐娜負責實驗室方面的任務。連沒有醫藥技能的人員也都投入搶救活動，盡其所能提供合作支援，如讓護理人員隨時都能吃飽喝足。真要論重輕主次的話，迪爾德麗和她的一些朋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她們分4小時一班、24小時輪流值班，保證珍妮身邊有兩個護士守著。分分秒秒都無間隙。她們奉獻愛心的行動臻于至高無上境界，我承認凡我所見到過的護理工作，都無法与之比擬。她們給珍妮勤翻身，防止出現褥瘡。她們給珍妮擦洗、吸痰排液，保持呼吸暢通。她們監理靜脈點滴動靜，定時准量給珍妮注射雷巴抗病毒素。盡管她們所能用以進行這一切工作的器械設備都嫌簡陋普通，她們都能盡力做好。 在此期間，珍妮一直沉睡昏迷，毫無知覺。針扎進去，沒有任何刺痛的反應。面對這种情況，護士們一如既往地沖著珍妮該說的說、該問的問。她們相信只要她們問、她們說，憑她殘存的知覺，她總能听到她們的所問所說，從而從中得到有助于她戰胜病毒的勇气。可是她們心中苦。她們是懂行的醫務工作者，她們都承擔著她們的知識讓她們看清的事實的壓力，星期五晚上，她們全明白，珍妮要死了。 另一方面，所有護理人員為了保證自己不受感染，都采取平時處理拉沙熱患者和對待他們的分泌物時一貫使用的既簡單而又絕對一絲不苟的規定措施，謹防万一。首先，准都要戴好口罩，套上手套，穿上罩衣，才能進入珍妮的病房。人与人之間感染，不通過空气，而是血液接触。對于橡針尖或鋒利的器械操作，大家一舉一動都慎之又慎、小心在意。漂白粉的作用跟在普通病房內相同，大量使用。 每一個進入珍妮病房的人，都先得听我們給他或她上課。先解釋拉沙熱病毒的傳染途徑和方式，隨后仔細說明注意事項。對護士們和多米尼克還多加一層預防措施，都給服用口服雷巴抗病毒素。万一傳染上了也好先抵擋一陣子。這套操作和防護程序得歸功于喬及其同事們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已經成了項目中心的規章制度。其中：一部分是病毒的情況介紹，另一部分是護理人員的保護措施。 与珍妮待護病房相毗連的是一間起居室，現在已自然而然地成了多功能廳：飯堂，咖啡茶座，休息室，一切為我們所用，開會于斯，溝通信息于斯，稍恿片刻以利再戰也于斯。我們還有個任務是多方支持多米尼克，不管怎么說，他對醫藥疾病一竊不通，更容易惊慌失措、需要多加安慰鼓勵。他在病房里陪珍妮坐著，肩并肩、手握手，說說話。總的說來，這些還是不夠的。他還應該多起些作用，還能多起些什么作用呢？說來果然還有他為她更大的用武之地。 病毒使珍妮出血失血，因此需要輸血補血。問題是珍妮的血型特殊，是RH陰性血。可能給她獻血的人因此就不能有非洲人了，因為非洲人全都是RH陽性血型。我和唐娜兩人星期五就開始進行用珍妮的紅血球和血清同獻血人的血清和紅血球交配、用測試能否凝集的交叉配合法，設法找出能提供RH陰性血液的輸血人來。我們驗血的對象只可能是全院的白种人。我們抽驗的第一個人就是多米尼克。似乎我們很走運，反正當時我們真是這樣想的，多米尼克竟然正好是RH陰性。 邁克爾急著給珍妮輸血，我們肯定，需要的血量很多。我們不想等輸完了多米尼克的血再說。我們還是接著干我們的交叉配合查找更多合适血源的工作。 下午將近黃昏，我從外面返回實驗室，只看見唐娜蹲坐在實驗室門的台階上，旁邊就是通常患者坐著等候試驗結果的木條長椅。唐娜手里拿著那塊我們用來做交叉配合試驗的碎磚。我們的方法把獻血人的血液同專用試劑混和起來。要是試劑出現凝聚現象，也就是集結成塊，等可以看得出粗糙的紅色顆粒，就成了。什么試劑得出什么反應，也就可以判定是什么血型。此法簡單，然而往往可靠。要是哪處不具備品种齊全的血庫的話，就只能用這個全世界都采用的方法。唐娜跑出來坐在外面，想光線好些，抓緊日落前的一段時間觀察凝集變化。她臉上有股焦慮不安神色。我看出來了。“出什么事啦？”我問道。 她轉過臉來望著我。 “瞧這儿，”她說道。“我這次是查的我自己的血……可是……” “可是什么？” “我們用的試劑說我是RH陰性血。” “你是RH陰性血嗎？” “蘇，依我所知我是RH陽性！” 這簡直亂了套了。我們決定馬上多查几份血。果不其然，不管查誰，查出來的結果都是RH陰性。這等于是向上拋擲50次銀市。落下來一看連續都是正面向上，話可以這么說，概率法則證明沒有這种可能。總之，全体非洲人和85％的白种人都應該是RH陽性。足以解釋出現這种現象的可能性只有一個：我們現在用來查驗血型的抗清已經過期，因而失效。我們兩人面面相覷，決定應該立刻采取措施。時不我待，兩人直奔醫院，搜遍所有冰箱，設法找出些貯藏日期較短的抗血清來。 總算走運，我們在一只塞得滿滿的冰箱犄角旯旮里翻出了一些日期較近的試劑。兩人再次直奔化驗室，把做過的血樣重新再過一遍。多米尼加的血樣領先，他的血現在正在流進珍妮的血管！這次查出來的結果果真不是RH陰性，而是RH陽性，同珍妮的血型不合！ 于是兩人重新直奔珍妮病房馬上把輸血裝置關掉，遲了，已經輸進去了一部分了。 把RH陽性的血液輸入RH陰性血型的婦女身內不至于引起急性反應。別的血型混交則完全可能。不過，有部分婦女對RH抗原會產生抗体，今后如果怀上RH陽性男人的孩子，定會發生特別嚴重的妊娠困難。話又說回來了，此時此刻已經顧不到今后怀孕方面的問題，珍妮能否活得過今晚，我們還說不好呢！反正要是沒有血型合适的血，她是肯定活不過去的。要血——而且是RH陰性血。去哪儿弄到使現在試驗方法已經靠得住了，在試驗過的血樣中，沒有查找出RH陰性的血型，又有什么辦法呢？ 去哪儿找RH陰性血型的人呢？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珍妮急需解決的，她由于肺部積液，出現了嚴重呼吸困難，而且急速惡化。珍妮需要氧气。這所醫院在塞拉利昂可以說相當不錯了，卻還是連供氧設備都不具備。凡是現代化的醫院的最基本設施，包括調光机在內，這里全都沒有。 好不容易找到了兩只沒有用過的氧气瓶，問題是，重新灌裝得上弗里敦。來回兩百英里我們都已領教過的崎嶇公路是場疲勞戰。現在交給了英國海外服務隊的頭頭和他的司机去完成，要等布賴恩兩人把裝滿氧气的氧气瓶扛回來之后我們才得進行另一場艱巨的任務。采用什么吸氧方法呢？這里迪爾德麗和她的伙伴們平時都使用插鼻式導管導入氧气。其不理想的原因是輸入气量不足。在這种情況下，珍妮需要換气設備。擴而大之，珍妮需要一切齊全的特護病房。就算在塞拉利昂能找到這樣的醫療條件，她也病得不宜搬動。現在只能靠自力更生、盡我們的所有吧。 等決定從鼻腔導入氧气后，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這种方法輸氧，等于禁止使用蜡燭。而蜡燭在我們發電机不能工作對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照明工具項發電机不能工作又是司空見慣的常事。氧气瓶一開，再點蜡燭，我們都得隨同爆炸飛上天。于是大家又忙乎開了，上塞格布韋馬借的借、找的找，盡可能搜羅手電筒和手電池。這些都經過考慮并備妥以后，我們這才有條件給珍妮輸氧。 到星期五晚上，珍妮已昏迷了前后計24個小時。她昏迷的程度越深，呼吸起來就越加困難。鮑勃知道珍妮已經引起肺水腫。体液還在充灌肺葉，妨礙呼吸功能。我們怕的就是出現這种情況。當初我們做猴子血小板實驗時，就曾領教過這种危象。我們從實驗中發現的就是病毒不知怎么搞的能讓肺血管不能維持應有的功能。之前，也是同一天，測試珍妮血小板的結果，也證明是同樣的功能喪失。 我和鮑勃商量讓珍妮試試我們一直在實驗的前列腺素研究中的方法。首先她現有的情況同實驗中總結的標准全部吻合，更何況她的拉沙熱險情已屬死亡階段，而我們試驗的藥物曾經用于敗血性休克，效果很好，興許這個前列腺素也有遏制病毒的致病作用并幫助恢复珍妮的血小板功能，兩人反复商量，一致認為此舉有得無失，此得之大就是能保全珍妮的性命。接著就安排給藥輸液，邊輸邊觀察珍妮的反應。基本上每10一20分鐘監測一次，以便調整劑量和輸送的速度。除此以外，又只能等，靜候結果了。 將近子夜，珍妮的呼吸顯得非常困難，每次都得大聲咕咯。病房里由鮑勃、邊爾德麗和萊斯利陪著她。四人共呼吸、同命運，仿佛人們常說的一鼻孔出气一樣。鮑勃輕輕旋快輸入前列腺素的速度，想加快取得療效。真的她在几分鐘之后看上去有了些動靜，呼吸顯得稍為輕松了些。鮑勃一點不敢疏忽大意，想再看看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決定再加大劑量。珍妮果然又咕嗜作聲，鮑勃也就再次加速輸藥，咕嗜聲也再次回落，呼吸不再窘迫。于是鮑勃決定繼續給藥，只要能使局面改觀，就給下去，一直給下去。 當天晚上，我离開病房回去休息時，按情況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過次日凌晨。生死如此，我們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像平日一樣起床，去小坡頂上岩石那儿我的三塊石灶點火煮早點，路上迎頭碰上從對面過來的鮑勃，鮑勃一副倦態。一夜未睡，然而精神振奮而緊張。他一反常態，話多起來了。 “真是奇跡，”他說道。“珍妮活下來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說完，鮑勃這才回平房去歇一會儿。早餐后，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視珍妮。她還活著。但知覺卻還是沒有恢复。好在呼吸舒暢多了，發燒也下去了。 我們這幫人除了布賴恩同英國海外服務志愿隊的司机為了每次灌氧气而去弗里敦外，都离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韋馬。電話當然是沒有的。除了偶而用無線電同美國大使館聯系几次外，同弗里敦別無任何聯絡途徑。其實無線電常坏，靠不住。可是我們現在還需要血，得從塞格布韋馬以外的別的地方去搞。想來想去同外界聯絡的辦法，舍此別無它法。那就是當年喬在扎伊爾時發揮聰明才智的老辦法：請傳教士幫忙。人們來了。像當初移來非洲地區時那樣來了。不聲不響地來了。響應無處不在的道听途說、小道消息、口頭傳說，自發地來了。都來獻血。有的開著破爛得叮哨響的卡車來，有的騎著摩托車來，也有的踏自行車來，只要能把他們駝來就行。人人都是紅塵扑扑、滿頭滿臉都是，卻沒有一個嫌長途奔波、說牢騷話的。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關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運。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友，大多是陌生人，只听人介紹了她的遭遇便自動來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顧找出一個合适的獻血者來。有這么多手續要辦，簡直忙得不可開支，像接待、記錄姓名、繃緊壓脈帶、選找靜脈管、消毒、插針頭等等。我埋頭干活，顧不得抬頭看人，連副面相都不記得，重要的是胳臂。然而，我知道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因為听口音是各色各樣的：美國的、英格蘭的、愛爾蘭的，蘇格蘭的、加拿大的、德國的、北歐的。我一邊抽血，一邊也給他們介紹情況，說我們打算怎么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懸絲。 一遍一遍，我們在那塊碎瓦片上驗血，做交叉配合測試，當然使用的是新試劑。一遍一遍我們得出同樣的結果——陽性，陽性，還是陽性。沒錯，只有15％的白人是RH陰性。陰性在哪儿呢？我們确信一個RH陰性的獻血者遲早定會出現的。 真的出現了，也許，是上帝的賜予。這算不算是天意的標志，或者應該看成神的風趣呢，這我沒法說得清。這位中選的RH陰性血型獻血者一身傳教士打扮，來自凱內馬的天主教會。他是珍妮的最后一個獻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況在有些方面逐漸穩定。但總的情況還是嚴重的。我們說不准她這會儿好些、隔會儿又會怎樣。危殆的症狀并未消失。腦袋和頸脖部分呈現腫脹模樣，那就是拉沙熱末期的症兆。腫脹自頭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脫形，沒有了原先的俏麗金發姑娘模樣。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變得無法辨認，判若兩人。 与此同時，珍妮還出現了大腦下神經遮斷所致肢体僵硬的現象，也就是患者全身變形，頭向后彎，上肢向后展伸，雙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后拉。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說明高級腦功能全缺，体姿自然變形。珍妮本人完全沒有意識，對任何刺激都無知覺，她的這些朋友們還是繼續仔細護理著她，一直對她說話。她們仍然堅信她能听得見。我們再一次陷入無能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著希望。 采取血樣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不管事態有多惡劣，對疾病的研究是我們不變的職責。但是，無可回避的事實擺在面前，我們神經受挫、計窮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盡，然而這場苦難的經歷總能有個盡頭。 日复一口，珍妮還是掙扎在死亡線上。我們企盼著能出現轉机，既然病情的發作已達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潮漲潮落，也該是消退的時候了吧。可是任何一點所謂我們察覺的有所好轉的跡象，其實都是我們腦中的想象。一切照舊，都沒有變化。這种情況我們還能忍多久？我們還能文持多久？意外問題果然開始露頭了。 那一天，我剛從珍妮身上抽出血樣，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腳面前碎成一大片。當時因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里洗了，發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笨手笨腳。我從一時震惊失措中轉過神來，同唐娜對望一眼，就馬上往沾污地面上洒漂白粉，讓消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時才擦洗干淨。失手當時旁邊沒人，血也沒有濺開，沒有禍害別人。真是嚇死人了。 珍妮的高燒終于退了。這場人同病毒之間的大戰，以我們得胜告終。這是聊可告慰的一點。沒錯。但是僅此一點而已。她還是沒有恢复知覺的任何跡象。我們為此而爭論了半天。怎么辦？五個都是醫生，還專門同拉沙熱打過交道。把珍妮從病毒手中奪過來并沒有了事，這樣嚴重的腦損傷豈不要讓她永遠昏迷后半生，一直做個植物人？這是我們最擔心的間題。我們以為眼下的情況得找個腦神經專家看看，才能摸清損傷的程度，然后再決寇該怎么做。也許該給她用類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儿找腦神經專家呢？應該把珍妮送回倫敦去！趁現在狀況還好，可以經得起搬動，全程空運，靠飛机解決問題，也許成。走公路豈不要了她的命？ 無線電又坏了，不能用。無法向弗里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這儿百里顛簸土路，直接找英國代表團方面的人洽談，提供安排。我和鮑勃自告奮勇，因為我熟悉我們該同倫敦方面哪些人聯系，而鮑勃作為項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這條破路的折磨，一到弗里敦，顧不上洗去塵土，立刻上門找英國高級專員。他看上去挺胄幫忙，滿口答應說我們需要的幫助，他全明白，說他十分關心珍妮。他立刻著手聯系，聯系上后讓我們同倫敦女王廣場的一流神經科醫院直接談話。于是我把我們的要求說了。對方醫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過，他又強調說，決定權不在醫院，要經過科佩特的伍德醫院的醫務高級顧問批准才行。這一點我過去听說過，英國确有此規定：凡出血熱之類的病例有關事宜慨由他監理。 我剛同這位高級醫務顧問在電話里搭上話，他就迫不及待要讓我明白他本人曾處理過9件拉沙熱病例，在英國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著，他又說關于拉沙熱的一切有關問題，他沒有不知道的。倫敦北區就有科佩特·伍德醫院的專設“泡沫”隔离病房，倫敦區域范圍內出現的出血熱症狀的病人，不論确診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說，他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划腳對他說長道短重复拉沙熱患者的治療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紹說我恰好是在西非洲拉沙熱的中心地帶与研究拉沙熱十余年的科學家共事等等情況，等于白說。他置若罔聞。他的態度實在令人吃惊。 “你們全都干得不錯，”他完全是一副居高臨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勵，好好干。千万就地把她照顧好。” 我气往上涌，使勁往下壓。“閣下，”我說道，“這是5個完全夠格的醫生對她的診斷。她的拉沙熱已經完全治好了。現在要給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發症。我們的一致觀點是這里的設備不足，不可能進行适當護理，而且她非進行腦神經檢查不可，這些只能由倫敦醫院來解決。” 高級顧問就是無動于衷。反而說我們估計錯了，病人飛行不宜。總而言之，按他的說法，我們全不懂事，全在胡來。 他一副針刺不透、水潑不進的口气。“本人認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來是毫無道理的，讓英國的醫務人員冒此風險是不合适的。”他正式表態說。 我再次強調喬學識丰富、經驗老到，判斷不會有錯，就算還有感染殘余，也是微乎其微，只要謹防針刺之類、避免血液直接接触，談不到什么大風險。他全不理會，口口聲聲要我們在當地護理，就是死在當地，也要比把拉沙熱帶回去，讓倫敦冒感染拉沙熱的風險好。我們解釋說病人燒已完全退盡，現屬無燒症狀，根据所有數据實錄，從方方面面看，所謂風險，也是絕無僅有的了。但是，對他說來，解釋不解釋，都一樣。連我們一再強調珍妮年輕，事業性強，專業上有一套，為了非洲的窮苦百姓，抱著奉獻的理想，遠涉他國等等，全白搭。一切同他無關，他對她不負任何責任！我傷透了心。卻拿他毫無辦法。此時此刻，我真為我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們旁邊听著電話對話的高級專員副手也深震惊。等電話挂上，他二話沒說，走出房門，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級專員听到這位埃德蒙顧問的態度，也生了气。這下就好了。我离開專員辦事處才半小時，高級專員副手跟著就打來電話。那天碰巧，弗里敦的電話管用。我正在英國海外服務志愿隊隊部接到電話，高級專員向我宣讀一封文句十分得体、但措辭相當強硬的電報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顧問之間的談話概述一遍，誰都听得出其中譴責和抗議之意。高級專員說此電即發倫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個壓得住埃德蒙顧問的人物來解決問題。 該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著好大一個立見成效的希望的話，失望也就更大。事實上，接下去什么動靜也沒有。看來英國的官僚机构真是僵硬透頂。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辦得通的事，在英國顯然還會碰壁。 一句話，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務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證英國醫務人員不受病毒的侵害。既然說這句話的科佩特·伍德醫院埃德蒙顧問也說了應該讓非洲的醫務人員繼續護理好這位拉沙熱患者這樣的活，我只能這樣認為：非洲醫務人員肯定是無足輕重的了。 我返回塞格布韋馬，失望透頂。我塵土未除，疲勞未消，一腳踏進院子。好消息迎面面來，唐娜沖著我說： “珍妮醒過來啦！”她大聲嚷道。“她听得到別人的聲音，有反應。誰護理她，她都能認得出來！” 久違了，這樣好的喜訊。唐娜告訴我說，她在教會的無線電里听說，珍妮的父母已經動身要來這里陪伴她。我也寬了心，總算能讓當爸媽的看見自己還活著的女儿，而不是一個處在昏迷狀態中的陌生人了！ 珍妮的雙親來到了塞格布韋馬。當然痛苦心酸。剛一照面，滿臉惊恐的表情無法掩飾。我心想他們是不可能体會珍妮剛不久還挨著鬼門關邊上站著的情景了。還有一點，現在太樂觀，為時尚早。果然二老剛來不几天，珍妮又出現了反复。她得上了肺炎，細菌性的，來勢凶猛，甚至喘不過气來。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動气管切開手術。气管切開手術是把气管切開，在口子上安一根管子，另辟呼吸通道。動完手術，珍尼的好朋友們又是一番自我動員，安排新一輪妥善護理。首先是抽除痰液，保證气管通暢，不至于把手術切口堵塞。她們使用小型的腳踏抽水泵，同導管連，否則不可能直接從支气管抽吸。既然用了導管，又得增添配用抗菌素。 就這樣，珍妮再度緩慢地恢复過來。頭部和脖頸一大片的腫脹消褪了，逐漸重現年輕姑娘的昔日丰采。只是消瘦和蒼白得可怜，像她本人，但更像是她本人的复制品，也許可以說像是她自己的幽靈，幻象。 喬回來了。他一到塞格布韋馬，大家搶著把前后經過對他說了。整個事情的發展使他惊訝不已，看到珍妮撈回一條小命，連說太走運了。使他十分覺得不妥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潘古瑪醫院不該發生珍妮感染拉沙熱病毒這樣的意外事件，怎么可以誰也不聞不問落實保護員工的措施呢。第二就是治療方案本身的問題了。 “以后，”他說道，一定要吸取教訓。下管是哪家醫院，哪位員工，只要出現象這樣的接触拉沙熱患者的情況，就得用雷巴抗病毒素處理。今天說來容易，珍妮一到塞格市韋馬，當時就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才對。” 他說，事到如今，該做的都做了，他也沒有更多可做的了。大家現在最為關切的是要把珍妮送返倫敦才好。 在我徒勞往返弗里敦之后的第10天，我們听說高級專員的電報事實上還是在倫敦產生了影響。英國當局改弦易轍，推翻了原來的決定。他們已經允許把珍妮送回去。這個結果使我感到意外，看來我的表現比我自己認為的要厲害得多。可是時過而境未遷，珍妮的問題還多，還都沒有解決。但是准也沒有料到她的苦難的最坏部分還在后面呢。 把珍妮撤出，運返英倫，竟然采用全副軍事行動，這真是准都沒有想到的。倫敦方面認為有必要動用皇家空軍，運送象珍妮這樣日見康复病患已除的年輕護士，在他們看來這是件嚴重大事。在塞格布韋馬的歷史上，為她如此送行倒真是一件熱鬧非凡的盛舉。我們擔心的問題中，就有确保珍妮赴英全程安全舒适一條，因為她的心血管系統很不穩定。從塞格布韋馬列弗里敦這一段正常人都得骨痛腰酸的艱難路程，讓珍妮車行，珍妮絕對承受不了。有人就去打通關節、走門路。塞拉利昂總統西亞卡·史蒂文斯慨允借用他的私人直升飛机。遣憾的是直升飛机只能降落在當地的一片足球場上，而足球場离項目中心所在地還有足足一英里糟糕透頂的小路要通過。珍妮上飛机時的場景了不起：城里人大都來了，而且熱情高漲。然而把珍妮送到飛机停靠場地的過程又得煞費心力。 只有自力更生，臨時想法。能把珍妮連床墊帶人一起裝上去的只有我們的一輛卡車，而且是運鼠專用車。活鼠死鼠全是它運。我們運送的還是供試驗拉沙熱病毒的實驗室用鼠。連我們自己都覺得此舉頗具諷刺意味。 我們來到飛机場地，隨机來的英國醫生如臨大敵。為此行接送任務，他給自己配備了大家從電影《星球大戰》中才能見到的全副裝備。此時他立刻戴上像平時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防毒面具模樣的呼吸面罩。兩名法籍直升飛机駕駛員看傻了，等扭頭看見從車上抬下躺在床墊上的珍妮，他們禁不住擔心起來。 “運她有沒有危險？”他們問道。 顯然，誰也沒有事先向他們打過招呼。只能由我們自己出面，盡量向他們說明白，說我們天天同珍妮守在一起，從來不認為會有任何危險。差勁的是我們自己的這位空軍朋友。這對珍妮很不利。 我搶步上前，把呼吸面罩從他手中一把奪了過來。 “听著，”我說道：“你拿上這個就足夠了。” 說話間，我在他現在空空的兩手中塞過去一副手套、插鼻用的吸气套管和清理肺部的手泵。醫生卻也沒有反抗。我直感認為他知道我是對的。再說，當天一上午他都在我們的病房里呆著，檢查了比倫敦所謂的專家一輩子接触過的拉沙熱病人少說也得多上一倍的真正患者。 四周多的是觀眾，都見到現場這一出好戲。直升飛机一升空，大家齊聲歡呼起來。拉沙熱對他們說來大熟悉了，都知道此病的厲害。有人能活過來，得到康复，好大喜事，讓大家高興。現在，珍妮有人送回去了，我們省了這一趟。不過，現在回想，要是有我們陪著走的話，不用說，她會好得多，再也不該受到她后來受到的那种對待了。 隆吉机場一听到直升机來了，嚴陣以待。很明顯，珍妮還是被當作傳染性极大的病人。否則為什么要命駕駛員在机棚后面降落，躲開眾人的視線？說起來，好像是執行秘密軍事任務。直升机剛著地，運輸机上就跳下一隊頭戴防毒面具，身穿紅色防護隔离服的皇家空軍。他們一上直升飛机，首先把珍妮塞進泡沫隔离箱，飛快扛回運輸机，飛走了。 就在飛机啟動升空前，這幫英勇的机組人員沒有忘了把防護裝置脫下、拋向跑道。這就是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排除只存在于他們想象中的感染危險的應付辦法。無法諱言，接照他們的看法，這些防護服對英國是太危險了，而留給塞拉利昂當地人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當時這一幕惡劣丑劇，英國海外服務志愿隊長布賴恩從頭至尾看在眼里，震惊之余，慚愧得無地自容。好在他尚能自持，還知道把這些廢棄物塞進小車，馱回了塞格布韋馬，也把經過向我們說了一遍。 大家听了，真不知是該哭該笑。不管怎么說，誰都同意我們得開一個舞會，來上一次烤山羊大宴。此時此刻，誰都該輕松一下了。晚會非常成功，化裝表演增添了出奇的高潮。因為邁克爾和兩名護士把英國運輸机組人員拋棄在跑道上的防護套裝穿了上場，尤其精彩的是，還戴上防毒面具，出盡洋相。因為隔著防毒面具，怎么喝清涼可口的星牌啤酒呢？ 他們三人還真的有辦法，痛痛快快喝了個夠。 究竟是誰出的餿主意把珍妮關進所謂的隔离箱，那种害怕根本不存在的危及飛行机組人員的風險的用心，昭然若揭。哪里是為了珍妮考慮。十分明顯，誰考慮了珍妮的苦痛？如此病弱之軀，心血管系統波動不穩，需要悉心照料猶恐不及，哪能往泡沫盒里一塞了事？尤其惡劣的是，泡沫盒里無空調，豈不是干烤珍妮？ 她的囚禁生涯并非僅此而已。英國醫學界和社會群眾因無知而盲目惊恐，對拉沙熱怕得要死，硬要把珍妮留在所謂的隔离艙內長達60天之久。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珍妮能夠逃脫拉沙熱帶給她的厄運，真是命大。但她能熬過英方給她安排的這一段隔离治療，更是命大，而且是真正的命大！事實是，她只有在尿中殘存少許病毒，這也是康复了的拉沙熱患者的常見現象，根本無需繼續隔离。常規治療完全可以解決問題。后來珍妮終于得從隔离艙解脫出來。終究因為禁銅日久，舉步也很艱難，當今，世界多數地區已經排除使用隔离艙的概念。唯獨英國固執不變，獨行其是。 具体的傷害之外，竟然還做得出進一步刺痛患者心靈的事來。英國海外服務志愿隊收到一份相當于75000美元處理費用的帳單。他們沒有醫療保險。要是當時大家按喬的意思辦，讓一名醫生陪珍妮坐民用英國喀里多尼亞航線班机頭等艙，那這份帳還不知要貴上多少，因為英國當局可能就要扣押飛机，對全体乘客都來上一遍檢疫！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生病那一段的情景從來沒有再在珍妮的腦子里出現過。再使勁想，她自己也只能記得她到達塞格布韋馬的那一天，嘴里直說有點發燒和頭痛。別的，全記不起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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