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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艾滋病的來歷的重要意義在于可以掌握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規律。沒用多久，情況開始明朗。中非和東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區。感染的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后來又發現了一种不明其底細的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處。盡管猿猴身上從未出現過類似艾滋病的症狀，不少人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一點，認為艾滋病是由猴子傳染給人的。于是乎，人類感染源的問題有了定論。然而，按流行病學的看法，這一假設根据不足。猴子以叢林為聚居地。艾滋病卻盛行于城市。我們盡可以乘興追索作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這种方法導入歧路，离題太遠。所以，還得尋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繼續進行。所有參与有關研究的人員都開始看清楚：病毒傳播的效率并不很高。傳播途徑必須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問題，比如輸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針頭，或者濫用不洁針頭之類。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出什么結論來呢？“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一直有一個問題盤旋在我心頭。現在還得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只不過，應該稍加更動，以便調整我的思路，開闊視野，不妨把追問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這個問題改變力：在本世紀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為人們察覺、無聲無息地隱蔽蟄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樣的病例，凡屬于感染一類的，我見過許多。卻從來沒有見過像艾滋病這類的。回想中只有肺結核病例的症狀同非洲農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時以來扎伊爾，跟非洲其他地區一樣，有了深刻快速的變化。變化之最，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這塊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農村涌向城市，尋找活計。至于非洲農村地區的情況，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區，拿兩性關系為例，不能同金沙薩這類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語。城市中肆無忌憚的濫交、雜交這類開放現象，尤其在偏遠農村地區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极為強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嚴重。而且非洲農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棄即婚，迅即喪失自由。社會制度限制了性關系混亂的存在。相應的，艾滋病的蔓延減少到最低程度，根据這种情況，艾滋病本身傳播率不高、潛伏期又相對較長，雖然有所流傳，流傳程度和范圍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過出現少數几例發病情況。何況，發病的初起階段，既然不是常見病，自不會興師動眾，而已，而且容易誤診或忽視，這些地區本來就缺醫少藥，更談不到合适和必要的醫療診斷設施。對扎伊爾這類窮鄉僻壤地區，我太了解了，根本無醫藥可談。因此，可以認為，艾滋病就是在這种情況下悄然在非洲農村流傳的。 我提議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許可以稱作縱向研究的試驗，看看以上這個假設是否站得住腳。先規定一段研究的時期，比較非洲農村逐個階段的感染率。正在這時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發問題開展調查時，我們曾經在揚布庫周圍一帶采集過600份血樣，交“疾病控制中心”妥為冷凍貯藏保管，我知道我們下一步該怎么辦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實驗室的負責人員，要求他們用1976年采集的血樣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檢驗。那時做這樣的檢驗，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市面上買不到這方面的設備，試劑都得由實驗室自行加工生產。再說，敲定最后結論的檢驗稱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來极不容易，花費的時間同它的名稱同樣冗長，比簡單得多的“西方墨點法”繁瑣。后來干脆換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從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質的抗体。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樣本的結果，等了好几個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檢驗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類的蛋白質。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蹤標記標明。附有放射性示蹤器。放射性信號的強弱同接受試驗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這种試驗的优點是靈敏度高、結果具体明确。 我們等待結果。真可謂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賭說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過數目估計相當低。究竟低到計么程度，我希望還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會攤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机會吧。為了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計，證實1876年時偏遠的扎伊爾北部普遍出現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据。 終于，艾滋病實驗室找我的電話來了，說試驗已全部完成。 酵素鏈免疫吸收檢定的一系列檢驗，目的為了尋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法各個檢驗的證實，在600份血樣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說1976年期間，居住在揚布庫地區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勞德·伯納德醫院的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1986年的一項研究內容證實，1976年，來自蘇丹的血樣中出現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說每1000個人中有9個是受了感染的。這個結論同我們在扎伊爾摸IAgh情況非常相似。當然，我們并不就此罷手，我們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試試能否從這5份血樣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來。大多數病毒脫离了人体就難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則几分鐘，多不過數小時，它們往往就在血樣中死去。為了保證它們的生存，采集血樣的過程和隨后的保存措施，必須极其小心。揚布庫首次進行研究時，我們沒有用心在意。在處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從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細胞。可惜揚布庫的一批血樣沒有保存血細胞，而只是血清。 這些血樣遠涉重洋送到亞特蘭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運輸法。干冰的溫度保持在攝氏零下几度。但是，我們沒法回避歷經漫長10年這個事實。在保持病毒存活這一點上說，10年太長了。尤其一切相應條件遠不理想，滴定率相對說來很低。我們也知道，出現抗体的5個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當時，還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還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發中的幸存者。這5個人誰也沒有出現任何像艾滋病這類疾病的症狀，——至少那時候沒有。 承擔從5份血樣中提取病毒這一項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務的是一位年輕婦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簡·格徹爾。她身材高而瘦，年約三十五六歲，确是科班出身。由醫務技術員干起，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就是在我們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學位后，她又參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實驗室工作。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會。她一如既往，又以她歷來接受各個項目時同樣的熱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簡的工作得到實驗室一名矮壯墩實的技師的協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納德（Donald）。兩人搞了自己的組織培養系統，并開始在這個系統里養育那极少一點點寶貝似的血清。為了查清5份血樣中有沒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從新鮮血液中培養出淋巴細胞，也就是從淋巴組織中把細胞分离出來。所謂淋巴組織是指淋巴結節、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統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頭，淋巴細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應。試驗要求的條件是，淋巴細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簡和唐納德先得促生和繁殖這些淋巴細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樣混在一起。說來容易，真要做起來，既費時又費心。安排組織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經驗，都得靠高度敬業精神。就算這些都具備了，還得碰運气。日复一日，簡和唐納德兩人給培養基補充養分。該換的換、該添的添。全靠在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細胞繁殖增長。再就是定時試驗了。要查看有沒有逆轉□出現。這种酵素性質的□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見到它，就知道那話儿來了。正是通過這种□，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這是再正常不過的艾滋病病毒的遺傳物質，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屬于体細胞的行為。這才是為什么在正常情況下，体組織或体液中找不到□的道理。要是有□出現的話，隨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這部分混合体中。理論上雖是如此，誰也不能肯定一定會有什么結果。需要放長線是肯定的，有沒有大魚能釣上來，仍是個未知數。再說，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們曾經從1983年采自瑪瑪那模醫院病人的血樣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頭一年的事。這次在扎伊爾，我們認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分离出象這樣長時間的古老病毒來。 如此這般，几經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樣在新鮮的細胞培養基中不見動靜。終于有一份血樣出現了反錄活動增多的苗頭。簡和唐納德暫且按耐住激動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樣放入新鮮的人体淋巴細胞培養系統中進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無論在哪一部分新鮮細胞中，逆轉錄□猛增。這就是說，我們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簡和唐納德提取出來的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來研究該病毒的演化史。因為愛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現對眾多科學家來說，無疑在弄清不同時間和空間分离出來的艾滋病病毒之間的關系方面提供了幫助。有些科學家進一步給這個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遺傳信息序列。還有些科學家根据序列更進一步探索出這個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代發生過多大的變化和哪一些變化。用簡單的話說，我們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個變种之間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間關系的親疏近遠，而且有了進行判斷和加以分別的准确手段，把這些研究成果歸納起來，勾畫成可以稱之為世系圖之類的种譜。病毒的种譜條塊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實非的异點，就一望而知了。興許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類獲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經同出一源，但兩者的遺傳史程卻證明它們分道揚鏢，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這類病毒是首先見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還是從人到猴，可能我們永遠解不開這個謎。我們所能肯定的，是這种兩者間發生的感染關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們同時希望我們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們樂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給索爾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對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論是索爾克研究所或其它單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無效。 雖然我們在實驗室里把病毒分离出來了，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卻還是個待解的謎。艾滋病善于偽裝，而且偽裝的面目大多，不僅裝來像肺結核，還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圍，都很難辦。治病救人，總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數，目前使我們處于困境的就是這一條了。 形勢發展得很炔。我們1983年在扎伊爾的調查，加上同時在盧旺達開展的另一個調查，證實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帶是整個中非。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傳染性疾病部門的負責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薩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勁十足、熱情洋溢。我同他初識于1979年我赴蘇丹的途中。我們的難題正好是他的職責范圍。經過大量的電話和書信往來，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他，使他認為确實有必要由世界衛生組織出面主辦和實施一項相應項目。問題卡在他的頂頭上司哈夫丹·馬勒博士（Dr.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難說服，他就是理會不了目前情況的重要性。后來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開始進行中非共和國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爾和蘇丹接壤，人口約240万。1976年我追蹤埃波拉病毒時，也是在這個國家。當時我企圖從它同扎伊爾北部邊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實現。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該國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時用來堵塞通道的那些樹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廢舊渡船也已更換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長阿蘭·喬吉斯。法國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屬殖民地國家里有一個實驗室网絡。這個實驗室是其网絡中的一個，阿蘭長著典型法國人的枯葉色頭發，精力充沛、熱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辦的事辦好。他愛吃，所以燒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評酒專家，專評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話，他就是個同誰都能比個高下的潛水運動員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關項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熱，這兩項原是我們倆的共同愛好。 1996年開春不久，有些病人從一頭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負責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蘭。阿蘭一接手工作就認定疫情，立刻動手，用不著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們展開調查的過程中，我們很快認識到艾滋病病毒已經光臨中非共和國。1985年4月里，我們同在班吉。當時我問過阿蘭是不是愿意操辦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主辦、在中非共和國召開的非洲艾滋病會議。在他表示原則上同意后，我給在日內瓦的法哈里·阿薩德發了一份電傳，建議1985年10月份舉行一次艾滋病問題的工作會議。也就是說，排在已經要排好在歐洲召開的另一次會議的前一個月，法哈里并不反對。為了擴大會議的參与范圍，我們決定除了歐洲和美國的与會者之外，還邀請16個非洲國家的代表，我們打算讓會議成為講壇，借此讓有關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廣為傳播，也讓不是非洲籍的科學家們听听艾滋病陰影籠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實情況。世人（包括科學工作者在內）不借异域實況、缺乏地理知識的為數不少。讓大家了解該疫病流行的情形對于事態發展只會有利而無害。來到非洲的西方科學家對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是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也可以因此而睜大眼睛見識見識外面世界，這是另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可說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圍內，也是數一數二的貧困國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處于讓·貝德爾·博卡薩皇帝的淫威統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禮一次就揮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侖，自立為帝，宣稱他的國家為帝國。在被廢黜驅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國已然貧瘠之至的地皮，殺害他的對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惡名遠揚，博卡薩更是眾惡之翹楚。 說外表上看來，她只是個小小個子的可愛女人。我則同希拉米切爾搭檔，仍在班吉各類人群中繼續調查。 班吉位于烏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業中心，人口為34万。我們調查的重點人群之一，就是所謂的“自由婦女”，像我在前面提到過的扎伊爾的那瑪及其同伙那樣的女人，都屬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的隨意賣身者。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賣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牆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認出她們來。我們找上門去時，听說我們保證保密，決不在調查報告里引用她們名姓，她們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們出賣肉体的場所說來可怜，例如，一輛德國大眾小貨車的殘破車身，弄几塊硬紙板墊墊，再在窗口檔上几條破布爛衫，就成了小小一塊外人勿問的隱私地了。多虧當地有個醫生定期給她們檢查，我們調查過的都在其中。所以，我們開導她們、提醒她們、告誡她們所冒的風險時，就容易多了。對我們來說，循跡覓蹤，進一步弄清感染的層次也較為輕松容易些。早在1985年，這些賣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對這個數字，我們認為過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鱗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個人商量由誰來牽頭在日內瓦搞一個防治艾滋病的重點項目。防治的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我提名喬納森·曼。自從“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他已經在扎伊爾打開局面，很有聲勢。我以為再沒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選了。10月份班吉會議時，法哈里有机會同喬納森會晤，可以當面听听喬納森的意見。不出我所料，兩人一見就很投机。可是對法哈里問他是否愿意搞一項世界衛生組織的艾滋病項目，喬納森卻沒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幫助法哈里為這個新机构出點主意。后來喬納森還是出山了，擔任籌建和領導這項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性艾滋病項目的工作。這項工作在隨后五六年里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對付艾滋病的其它同類項目所無法比擬的，法哈里才大壽短，兩年后突然英年早逝。這個項目也就成了他留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遺贈。 在此期間，同行間爭淪得如火似茶的，還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班吉定義”。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已用它作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眾代表多年來臨床經驗所得出來的綜合性條文給艾滋病下了定義，得到一致通過。實踐證明，這個定義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斷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圍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沒有試驗條件的地區，作用更大。此項定義的主要內容，如長達1個月或一個月以上的發燒不退，体重驟減，減幅大于10％，瀉痢久久不止等等，還有若干次要症狀，如肺結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連續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這次具有奠基意義的會議的科學家中，有的是非歐兩洲研究艾滋病的權威和頭面人物。湊巧的是有兩位弗朗索斯，而且都來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諾西（Barre一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領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諾西·弗朗索斯當之無愧地為關鍵人物。她的邏迄知名也是理所當然。她是盧克·蒙塔溫教授（Pro．Luc Montagnier）實驗室的工作人員。1983年時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學家。當時傳媒炒作熾熱，廣告和報道不分，大做“發現”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沒了她的學術貢獻意義。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實功不可沒，成就來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鑽研素質和百折不回的執著精神。后來她成為聲譽极高的費薩爾國王醫藥科學獎的得主。弗朗索斯現仍埋頭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發展中國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倫·韋齊內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聞遐爾的論文共同執筆者。這篇論文寫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內容。布倫·韋齊內特名實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員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調查中貯存的血樣复查試驗工作，也有她的貢獻。她得出的結論是蘇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爾1976年的數字。 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會議期間，差點無意中釀成一場大悲劇。要是大禍果然發生了的話，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會議，在休息期間，主辦人組織過一次直升机下鄉郊游，兩位弗朗索斯結伴同行。起飛20分鐘后，坐在駕駛員一側的布倫·韋齊內特無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槳的操縱杆，致使螺旋槳停轉。直升飛机頓時急劇垂直下墜。幸虧駕駛員反應迅速，搶在飛机完全喪失高度之前，穩住了飛机。等飛机停穩，補學家們踏上堅硬的地面時，還心有余悸，顫抖未消。這些科學家都有獻身精神，可以從容面對實驗室里意外感染的風險，但要讓他們接受飛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國莽莽荒野的下場，實在不能甘心。 從中非共和國返回亞特蘭大，我腦子里仍然索繞著艾滋病流行的起源問題。但至少現在有了一條重要的獨一無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時扎伊爾北方農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們還從一個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們還不得而知的是，前后這些年，發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況又如何。如果我們現在的假設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長，農村地區的感染情況也應該維持不變。我們分析在那些僻遠鄉村地區，病毒傳播也就差不多是這种程度。多不了，也斷不了，不至于出現大爆發、泛濫成災。我們關心的是要落實這個假設，從而可以進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們還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過試驗加以證明，從而也可以進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來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農村人口外遷、生活方式變化，尤其是涉及性行為方面的問題等等因素有關。看來，非得派個人去扎伊爾進行一番調查不可。于是，凱文·德科克（Kevin DeCock）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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