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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完成在倫敦衛生与熱帶醫學學院的碩士學位學業之后到了牛津（Oxford）。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轉入病毒學。人家告訴我，那里沒有空額。失望之余，我將目光轉向另一方向，并找到一個職位，跟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細菌學家和教師，在鄰近的邱吉爾醫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導該院的細菌學實驗室。我的最高上級是約翰·托賓（John Tobin），他是公共衛生實驗室主任和病毒學主任。約翰年紀五六十歲，行動迅速、熱誠、詼諧，有點自行其是。哪里有新東西，他就出現在哪里，雙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實驗室的橙子上來自動手，做點技術工作為樂。凡愿參加的人。他都樂意吸收進來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約翰是第一個教我病毒學的入。 “在病毒學中”，他對我說，“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時我們正准備組織培養物，——長在試管里的細胞一—必須十分小心不使它們感染細菌和真菌。那是個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們用螢光抗体檢驗法一一一种叫做免疫螢光（IFA）的技術一一來檢測一种新發現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肺炎的微生物。約翰并不糊涂；對他來說退伍軍人病是或不是一种病毒，沒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緊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樣。病毒學家使用免疫螢光技術要比細菌學家來得多。它确證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螢光染料使你能看見微生物，因為它在一定波長的紫外線下會發黃光。抗原把抗体當作“外來”入侵者的物質。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細菌或器官移植体。這些東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統，后者又轉而制造出保護性抗体來對抗他們。如果沒有這种机制，人類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當時最討厭的抗原之一當然就是退伍軍人病。它同1976年在費城召開的美國退伍軍人會議的參加者中間神秘地爆發的致命肺炎有關。雖然那次爆發已經過去兩年，約翰是英國第一個研究該細菌的人。鮑勃·米切爾也積极參与。于是我們三人就合作進一步研究這种疾病。 我們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進行。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當實驗室技術員將要回家的時候，約翰便來找我說：“蘇，讓我們來發螢光吧！”別人或許以為這是一种很怪的邀請，但我對此熱烈響應。這是非常有趣的。我丟開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養物，同他們一起工作到深夜。我們之所以在業余時間做這些，主要原因是因為技術員們會擔心和不高興。他們會想我們在干什么？把他們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險之中？而且他們會想還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軍人病更易致病？這就是我的“追獵第四級病毒”生活的開始——處理別人認為危險的東西！ 然而我不在乎這种危險。我估計，只要我正确對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預防措施，我就會是安全的。此外，我對約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長時間了，并且知道怎樣對付它們。 我們所做的關于退伍軍人病的工作開始有收獲了。約翰和我被請去向臨床呼吸疾病小組作報告。我們講了我們對這种疾病的知識著重在症狀。醫生們常常把退伍軍人病誤診為常見的肺炎而從來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們确知這种疾病的傳染要比人們想像的更為廣泛。我們是正确的。我們在顯微鏡下研究的這种疾病即將直接出現在邱吉爾醫院的病房里。而將要提醒我們注意這個事實的人正坐在听眾席上。他是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名叫馬丁·纓爾斯（Martin Muers）。 我們作報告的几天以后，馬丁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正從拉德克利夫醫院打電話。那醫院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學中心，就在我們的山腳下。 “我將對一位做過腎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窺鏡檢查”，他說，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許患了退伍軍人病。需要做些什么來檢驗一下？” “請你從肺部深處（越深越好）取一個任何能取得的樣品，注意在取出的過程中避免污染”。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一會。無疑，馬丁是在揣摸怎樣才能滿足我提出的規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議。然后他說：“讓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時過去了。時間已經晚了。實驗室技術員已經回家了。我透過窗子看見馬丁騎著自行車朝山上走來。他帶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條支气管窺鏡小管。好极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將它們剪開。”我說。 我將燒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們來做什么。我需要的東西就在這些小管子里的某個地方，但是怎樣把它取出來？我不能腳地將管子割開，因為那樣會使它感染到分散在管子外壁上的各种各樣的呼吸道里的細菌，這些細菌會長滿在退伍軍人病的病菌上，我就會找不到它。這种管子有一個极細的開口，而我沒有更細的東西可以伸進去。管內的東西大粘，不能用一支消毒過的皮下注射針將它吸出來。而且不管怎樣，小管比任何我手頭有的針要長。我要的是一种既長且細并且無菌的東西，可以用它伸進管內吸出其中的東西。 因此我自己來做我所需要的東西。我將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燈上加熱，然后等它在火焰中變紅時，將它拉長到我能做到的最細的程度。我不得不試做几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后才得到所需要的東西。我終于得到一根細長、极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細到能夠插進那支气管窺鏡小軟管里。我走到放樣品的柜前，打開風扇以保證适當通風，再戴上一副手套。我打開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無菌鉗將一根小軟管取出，然后將小管兩端剪掉，插入我的細玻璃管，慢慢地將它推進去。 成功了！ 我設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東西。然后將它放在鮑勃·米切爾和我于同一天制備的退伍軍人病菌的培養基上。這种培養基是微紅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一种加入了鐵、維生素和少許血液的半固体狀的瓊脂凍制成的。如果粘糊狀的樣品在培養基上長出一些帶黑色暈圈的東西，那么我們便找到了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蹤跡。 三天之后，情況看來令人失望。沒有發現什么東西，但是我為至少沒有出現污染而感到欣慰。鮑勃·米切爾比我有經驗，注意到培養基里發生了一些變化。對于肉眼似乎沒有任何變化——只是在一滴粘狀物下面出現了一小點棕色。他拿起培養盤用光線透射上面的瓊脂讓我看。看見了！可以勉強看出一道微小的暈圈圍繞著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狀物下面的針尖一樣的東西。那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這是在美國之外、在一個活著的病人身上分离出來的第一例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我們高興地把馬丁請來。 “祝賀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給他用紅霉素吧。”這是治療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選藥物。 于是我們面臨這樣一項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樣感染的。約翰和鮑勃成功地闡明了患者可能是從腎移植室的淋浴間里感染的。那里我們發現了同樣的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菌株。我欣慰地報告，病人經成功地使用紅霉素治療，康复了。 几個月后，我調到倫敦南部一個叫吐汀（Tootin）地區的圣喬治醫院從事一項真正屬于病毒學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個百折不撓的求婚者，“退伍軍人病”總是跟隨著我，也許是我總帶著它。我肯定是這樣受指責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區醫院（Kingston upon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學服務机构。細菌學總技師馬爾科姆·史密斯（malcolmSmith）找來對我說，他正為日常工作之外無事可于而厭煩。 “現在開辦病毒學服務工作，我很想找點新工作做，”他接著說。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軍人病菌株和約翰·托賓給我的試劑，連同我從邱吉爾醫院偷運出來的培養基一并給了他。我對此必須小心謹慎，因為人們害怕接近退伍軍人病病菌。但馬爾科姆不在乎。我把內裝致命病菌的試管遞給他，并說：“略，馬爾科姆，配好制劑，看你能否發現一例退伍軍人病。”有誰能拒絕這樣的建議呢？ 兩星期后，我正在金斯敦醫院參加一次會議。門打開了，我們停止了說話，抬頭看見了馬爾科姆的臉。他高興地笑著。 “我找到了一個！”他胜利地宣布。 “找到一個什么？”我問道。 “一個退伍軍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揮舞著夾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間的一張紙片。那是一份實驗室報告。他把我給他的微生物培養起來做成了顯微鏡載片用來檢驗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結果顯示出退伍軍人病病菌的高滴定量抗体。他是在查閱了几份實驗室檢驗申請書之后，發現一個病例的描述，似乎像退伍軍人病，然后才找到那個患者的。后來他告訴我說，他打電話把這個消息通知了那位負責治療的住院醫生。當時那位住院醫生說：“什么是退伍軍人病？” “沒關系”，馬爾科姆答道。“只需給我送些血清來。”注院醫生送來了血清。 我立即与倫敦北部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總部的傳染病監測中心的克里斯·巴特利特（Chris Bari1ett）聯系。克利斯是當時英格蘭有數的几位流行病學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津時從他那里學到過許多東西。他听了這個消息時，同我一樣興奮，但同時他傾向于采取保守態度：畢竟只是一例，不能說明出現爆發。我們決定對此病例收集盡可能多的信息，再作定奪。 一星期后，馬爾科姆又來到我在金斯敦的辦公室，臉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兩個病例！”他說道，顯得非常得意。 听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只孔雀的獵手，所有三個病例可能都是從我們的新醫院大樓里感染的。正是這樣。 “好，馬爾科姆，”我說，“我想我們真的已經碰上了一次爆發。” 我又一次電話告知克里斯·巴特里特。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克里斯說，“我馬上就來。” 突然間，我成了一名偵探。疾病爆發的起源在那里？傳播的方式是什么？我很快意識到一項傳染病調查工作包含比組織培養和病原体更多的東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學。我正要學習一所醫院的管道系統是怎樣運轉的。第一件事：沒有明顯的空气調節系統。美國人說退伍軍人病來自空調系統，但我們沒有任何空調系統。那未就老老實實地囪到畫骨板上去吧！指導我查看藍圖和運營一所醫院的技術的是一位名叫戴維·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師。沒有他不愿意為克里斯、馬爾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興趣檢驗的話，他只是簡單他說：“好，大夫，”于是將他的巨大身軀鑽進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組去采集我要求的水樣。我學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机构的設計比你所想像的更為缺乏規則。雖然這所建筑是新建的，但并不是每一件東西都安裝得妥貼。當我回頭去檢查藍圖時，發現大多數管道的走向与設計不符。這點使工程師們感到惊訝不亞于我。因此，戴維帶著我們考察了管道系統，到處收集樣品，只要我們認為什么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動的水。 一星期兩次我參加工程師會議，我變得如此地沉浸于他們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以至于——毫不夸張他說——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們建議在某處找到一個單向閥。 為了檢測細菌的蹤跡。我們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樣。一旦裝滿了水，這樣大小的桶就很沉重。因此，為了運送它們，我們需要某种運輸工具——在醫院中沒有比輪椅更為易得的運輸工具了。我們到處攔截輪椅。雖然我們盡可能地謹慎從事——我們不愿讓醫院職員和病人知道我們的目的——但偷竊輪椅無論是多么暫時性的行為，也不能逃過人們的注意。 “晦，把那個東西拿回來！”我們會听見人們在我們背后叫嚷。 我們干脆假裝沒听見，飛快地跑走。 從水里分离細菌是困難的。盡管如此，馬爾科姆干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將每個桶里全部25立升的水通過一個過濾器，然后他必須將過濾膜上殘留的沉積物注射到豚鼠身上，看他們是否感染上退伍軍人病病菌。當時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為什么要對水管系統感到如此強烈的興趣？很簡單。美國研究人員認定空調系統是退伍軍人病的來源。雖然在牛津我們能夠證明在淋浴室里也能找到退伍軍人病的病菌，但證据仍然帶有偶然性。在任何情況下，不管我們如何搜索，在金斯敦醫院找不到空調系統，我們也并未真正想找出一個這樣的系統，歸根結底，英格蘭既潮濕又寒冷。不錯，我們确實發現一個用于手術室的空气冷卻系統，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無一進行過手術。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個從愛丁堡乘英國鐵路（火車）來旅行的學生。作為暑期臨時工，在醫院清洗地板。他在頂層干活，那里窗戶洞開，因此他也許曾暴露于裝在房頂上的通風系統的排出物中。另一個可能性是在火車上受到感染。這是一個有趣的設想，但得不到現有證据的支持，當其他患者感染這种病時，沒有一個和通風系統有任何接触。因此，我們也被迫排除這一假設。最后，我們發現12例，大多數是在醫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一個嬰儿，這是嬰儿感染退伍軍人病的第一例。實際上，是嬰儿的母親作出的診斷。孩子曾經進過這所醫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時孩子得了肺炎。當孩子又被送進醫院時，這次是英格蘭北部海岸一個避暑胜地的一家醫院。醫生不能斷定哪里出了問題。最后這位母親問道：“會不會是那個什么退伍軍人的玩意儿？”向公眾宣傳是有好處的。 不僅我變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還有机會認識大气生物學領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生物學是一种古老的藝術，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品。當時生物戰爭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時，要檢測我們難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們從波登（Porton）請來了二戰時期的專家來檢驗空气樣品。雖然30年內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變，他們卻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在醫院的房頂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們想弄清气泡是否會飄進上層的窗戶，那里有精密的檢測系統可以記錄下它們的存在。顯然是沒想用這台机器來指示空气的流動，不管它的目的如何，這項試驗難得有机會進行。它們不是在一個天然多風的、像英格蘭這樣的島上進行的。不出所料他們的數据沒有說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親屬在當地電視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發的消息便為大眾知曉。電視台播放了對一位門診醫生的電視采訪報道。在表面上友好談話的掩蓋下，記者開始對那位門診醫生進行查究，向他提出難題，對此他顯然是毫無准備的。他的陳述被斷章取義，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認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觀點。例如，那位門診醫生純粹出于疲勞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鏡頭。當它出現在電視的畫面上時，看來好像他是在對門診工作中的疏忽作自覺有罪的回答。 傳媒記者煽起被激怒的親屬在醫院門外舉行集合；因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參加。盡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驗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圍，試圖向這幫人解釋為什么患者會死去。事實上，我們向他們保證，醫院的行為是高度負責的，我們的醫生們恰當地診斷和處治了患者，而我們則竭盡全力處理感染源。當然，有諷刺意味的是，要是我們從未作出診斷，就不會有控訴，因為首先無人知道任何關于退伍軍人病存在的情況，那些病例被簡單地標明為“肺炎、病源不詳。”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懲罰的一例。 醫院工作人員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經常向他們重复保證，以平息他們的憂慮。我們盡力使他們相信，進入醫院大樓護理病人對他們來說是絕對安全的。他們逐漸克服了恐慌。在許多方面，工作人員和病人認識到我們正在切實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樹立了信心。然而我們無法使所有的人都高興。仍然有一些人要我們對這种疾病負責，僅僅因為我們告訴他們存在著這种疾病。 同時，馬爾科姆繼續從我們給他的水樣品中培養退伍軍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檢驗結果還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能夠确定感染的來源。一天晚上，戴維·哈琅值班，對護士們抱怨病房熱水供應不足作出回應。他到設備間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設備間是向整個醫院供應熱水的。那里有三個大圓筒，即液体加熱裝置。當時只有一個裝置在運轉，供應熱水。第二個是空的——關閉起來待修。第三個停著待用。他打開那個停用的加熱器的蒸气供應閥以增加熱水的流量。當蒸气將水加熱時，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將各個層面的水翻動混合，然后進入熱水供應系統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維·哈琅得了肺炎，住進了醫院。我們怀疑他得的是退伍軍人病。雖然我們從來未能确證這一點。用紅霉素處治之后，他開始康复。無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想要找到解開整個調查過程中困惑他的疑團。忽然他的靈感來了，從床上坐了起來，大聲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周圍沒有人。這對他更好；在他有机會證實他的預感之前，他不想說任何話。一俟他感覺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設備間。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進行日常維修的加熱點。他向筒里凝視，看到底部稠厚，呈鱗片狀的濕源液的沉積物。他舀出一些沉積物，放進一個無菌瓶里，然后帶到馬爾科姆那里。 戴維的靈感立刻被證明是對的。那沉積物產生令人惊訝的退伍軍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醫院的熱水系統里。戴維斷定這种病菌必然在熱水器的底部繁殖——歸根結蒂，退伍軍人病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為它生長在圓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溫總不夠高到足以殺滅它。只是當戴維回憶起他打開那台停用的熱水器的同一大夜里發生了兩起新的退伍軍人病病例時，我們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當戴維把水箱底部的髒物攪起來時，他無意中使退伍軍人病病菌進入了熱水系統，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當天晚上洗了淋浴。他無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們進行了几次實驗，設法防止再發生這种情況。可否將熱水器消毒以全部殺滅其中可能會有的微生物？我們決定對一個圓筒進行試驗，將水溫提高到沸點，然后再看結果。在加熱水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測量圓筒外壁表面溫度。當測溫儀表向華氏212”攀升時，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來越強烈的恐慌感。這些圓筒設計的耐高溫度沒有這么高。我害怕戴維要被炸死。他帶著溫度探測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熱到什么程度，溫度計的指針繼續上升，而我認定所有設備都要瀑裂并將他浸透于熱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都活下來了。可是圓筒里的陰險的微生物卻沒能生存。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后依靠來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爾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學家。她有一個漂亮的儀器用來測試水管材料資助細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軍人病病菌放進她的儀器之前，一切听來都有點枯燥無味。病菌在橡皮墊圈和堵縫之類的水管材料上生長得好极了。她發現當一個水龍頭或噴淋頭有一段時間沒有用過，再啟用時，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滿了退伍軍人病病菌。至此我們對人們是如何感染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那是通過飲用水感染的。為防止新的感染，我們制訂了一系列指標，要求將冷水氯化并將熱水加熱使微生物無法生長。 我對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學方面的經驗，成為我于1981年在倫敦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的基礎。此時，我也獲得了皇家病理學院病毒學研究員資格——大約相當于持有美國部委證書的資格，我的生活開始轉變。但我對轉變的令人激動的程度一無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當去見戴維·辛普森，向他求職。他十分樂意幫助，但他必須獲得必要的經費。于是，我們共同向惠爾康信托基金會（We1c0me Trust）申請研究員職位，使我成為一名專職的病毒學家。這個職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國外工作。我被邀請去泰國進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時間為三個月。由戴維和瑪麗·沃瑞爾（MaryWarrell）領導的一個科學家小組在曼谷的瑪希多爾大學（Mahidol University）設立一個研究項目。瑪麗是狂犬病病毒學專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來我轉到圣喬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們兩人相知甚捻，沃瑞爾夫婦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統產生的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護蛋白質即干扰素來醫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無能幸免于死的。但是戴維設想，如有合适的診療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藥劑，也許能夠存活。 使這項工作如此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必須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是一個后期狂犬病患者。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現的病症。讓他保持鎮靜是主要問題。護士們要不斷地去滋潤他的干枯、皺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覺時，用水濕潤他的嘴唇也會引起可怕的痙攣。我想他可能會躥出窗外。這种疾病使他對任何一种輕微的触摸都作出過敏反應。我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干扰素治療法失敗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瑪麗建立了一所病毒學實驗室，我們在那里從我們的病人的腦活組織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然后使它們在老鼠身上生長。我處理老鼠是沒問題的，但對蛇确實有點問題；實際上，我從病理學的角度考慮，害怕它們。對我來說不幸的是，戴維被有關蛇噬的問題強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實驗室只有兩間動物室——一間放戴維收集的蛇，另一間放兔子。 戴維聲稱蛇不會得狂犬病，而兔子會的。因此我們將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內。由于我必須用鼠作實驗，所以我每天必須兩次走過蛇所在的地方。戴維有几條十分令人討厭的蛇。我每天早晨總要面對恐慌，因為我必須進入作為動物室的那間屋頂上的茅屋。這些不是普通類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鏡蛇，它們對我抱怀疑態度——跟我對它們的怀疑一樣。一旦它們瞧見我，它們就會朝我發出噬嗤聲并沖向前來。戴維向我保證它們跑不出來。戴維對我對這些動物的厭惡感的唯一讓步是允許我不參加每星期一次擠毒液的工作。我后來發現戴維的保護措施不像人們吹得那樣完美；有一條蛇确實逃跑了。他們當時注意不讓任何人告訴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調回英格蘭從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況鮮為人知。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對它的興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這种病毒是怎樣對人体造成如此災難性的影響的。1983年春天，當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時，另外一次對我一生有久遠影響的机遇出現了。珍妮·科爾伯恩和我接到邀請一一連同來回旅程机票——去參加“疾病控制中心”召開的第一次退伍軍人病會議。金斯敦醫院爆發的退伍軍人病病菌，因為我們關于管道系統的工作，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作為對這項工作最熟悉的兩名研究人員，我們被要求報告我們的發現。 我离開前的兩個月時，戴維寫信給他認為我到美國后應該會見的兩個人。一個是卡爾·約翰遜，他當時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工作。另一個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領導。他的名字叫喬·麥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約瑟夫·麥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當我從曼谷回到英格蘭開始從事埃波拉研究時，我知道我有許多東西要學習。我從未在第4級病毒情況下工作過。由于處理病毒的危險性，我不能讓任何人幫我。我知道必須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對病毒活動方式感興趣，因此需要能夠提出著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學的檢驗報告。病理生理學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興趣的一個方面是病毒對毛細血管系統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影響。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關，有證据證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會受影響。內皮細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襯里，并將血液和血細胞保持在血管內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變得容易滲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細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內壁細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為了幫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紹給蓋伊·尼爾德（GuvNield），他在蓋氏醫院（Guy，s Hospiial）的腎髒部工作。蓋伊曾對腎髒病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做過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樣能夠應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術。我還必須學會怎樣在一所第4級病毒實驗室里工作，能運用最簡單、最可靠的技術和設備。我必須學會樣樣事情都自己來做。我准備對活的病毒進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經被殺死的病毒。這是因為我將要用的技術依賴于生物測定，一是測定血細胞功能的試驗。假如殺死病毒則會同時殺死細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細胞進行研究，我必須對含有活病毒的活細胞進行研究。 我一進入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就幸運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師的幫助。戴維·辛普森告訴我，他讓喬夫·普拉特（Jeof Plaff）來幫助我進行埃波拉病毒研究。喬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禮物，他是一位有經驗的熟練的樹木病毒學家，頭腦冷靜，并樂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支持了。沒有喬夫我將永遠不能完成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實驗。這是令人精疲力盡的工作。我們必須用猴子做試驗。因為猴子是我們唯一能夠加以感染的動物，而且還能為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情況提供良好的模型。我們能夠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過程，并能夠實現我們所要進行的審慎的檢驗。幸運的是，當時沒有人類患者，如果有的話，他們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揚布庫那樣的地方。在那樣地方進行試驗是因難的。我們必須有可控制的條件，其目的是對這种疾病進行深入了解，使我們想出應付的辦法。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費力地進行凝血試驗、肉皮試驗和血小板功能試驗。所有這些試驗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籠子里的猴子組成的專注的觀眾面前進行的。它們也是一群很健談的觀眾。一俟它們從我們施加的麻醉劑中蘇醒過來時，就沒辦法使它們住嘴。有時它們還向我們扔東西。 除了實驗工作，我們也必須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這些地方我們要依賴亞瑟·巴斯克維爾（Arthur Baskerville），一個獸醫和細胞病理學家，大多數解剖都是由亞瑟擔任。當我看到這些解剖標本時，使我惊訝的是咬肌即猴子顎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類的顎肌要大許多倍。它提醒你永遠不要讓猴子咬著。亞瑟開始用鋸子解剖猴腦是最危險的時刻。鋸子開始鋸碎骨頭的時候，我越來越怕一些飛濺的碎屑中可能帶有埃波拉病毒。我總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內清點人數。如要過了五天而無人出現發燒的現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時。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實從我的第一次實驗中活下來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們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嚴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獨它徹底痊愈了。對此沒人能解釋清楚。离我前往亞特蘭大參加退伍軍人病會議只有兩天了，我不能再耽誤。我必須決定怎樣處置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難的決定。我感到它從感染中奇跡般地康复，理應得到休息。只是波登·當的規定是嚴格的。要是可能，每當我和喬夫离開實驗室之前他們會把我們放在高壓鍋里消毒一番；因此他們不可能同意讓一只猴子活下來，喬夫和我只好傷心地勉強決定犧牲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親自執行，乃決定由戴維動手。戴維理解我的心情，幫我完成了這項痛苦的任務。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亞特蘭大的飛机，准備到那里去報告我們在金斯敦醫院的管道系統中的發現，到達美國海關時，一位移民官員間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過任何傳染病。幸運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擔心我會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說出來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義遣返英國。 我們在會上的報告引起了相當轟動。這使我們惊奇。其所以那么轟動，原因之一是我們給會議帶來了新信息。直到那時，普遍被接受的知識是，退伍軍人病完全是通過空調器感染的。我們告訴他們，退伍軍人病病菌能夠在熱水器和淋浴噴頭中生長。另一原因是，具有像珍妮那樣專長人才是罕見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響還因她年輕、金發和美貌而增強。 那天晚上我和喬通了電話。他說來接我，但又說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沒進城了。”他說。 他駕駛一輛破舊的鴻達牌轎車（這輛車后來被稱為“喬車”）設法找到了我。 他來到旅館的大廳，作自我介紹，然后帶我去參觀“疾病控制中心”，我興奮极了。“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麥加圣地。我對“疾病控制中心”的規模之大，對它的人員那樣無拘無束和友好的態度，深感惊訝。在喬的辦公室里，我們深入討論了病毒性出血熱的病理生理學。這是今后我們多次各自或共同還要涉及的題目。他談到的每個問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發現他既是一個好的听眾，又是一個健談的人。這正是我需要的科學的反饋。 自然，我急于告訴喬我在波登剛剛完成的實驗。 我們有數据證明，血小板和內皮細胞在顯微鏡下看來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們的功能，我解釋道。“我已經基本上證明，猴子的死亡是因為它們的循環系統不能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 用簡單的話來說，血液沒有凝結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因此結果可以想見。先是血液不會凝結，然后它通過血管的遭到損害的襯里滲漏到外面。患者于是多處出血，肺和各种組織被從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漿狀物。奇怪的是，雖然不管疾病對循環系統有多大損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見的被一些電影和暢銷書所散布的錯誤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沒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樣被液化或變為大雜燴。事實上，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神秘之處是無論用肉眼或在顯微鏡下加以觀察，那些器官顯得相對地完好無損。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組織保留下來。事實上，有時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方法是因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議的是即將死亡的患者的災難性的崩潰，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學性的——就是說，并沒有細胞的破坏。這就是為什么這种病發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話，為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們能使患者度過危險階段，那么康复將是完全的。這就讓我們有机會想出辦法來對付埃波拉病。 喬對我的發現极感興趣。他曾經見到過許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而現在我提出了一個較好觀點來解釋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細胞學和病理學。喬曾在西部非洲進行過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這种關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討論自然地刺激了我們的食欲。喬請我吃飯，我欣然從命。 第二天我离開亞特蘭大去訪問設在馬里蘭州費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在門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堅持留下我的護照才讓我進去。我見到了卡爾·約翰遜（KarI 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后者是疾病評估部主任，是個舉止文雅的人。雖然我說不清楚他是否記得我所做的工作，但他确實提到了它。我在訪問中遇到的第三個人是吉恩·約翰遜（GeneJohnson），軍隊中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負責他們正在進行的猴子實驗的科學家。他告訴我他將要“完全地解決這個病理生理學問題。”我對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給我的印象是有問題的，因為他主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發生的那些關鍵的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會留下什么痕跡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喬相遇。他是從扎伊爾回來途經倫敦的，他是去進行扎伊爾的第一次艾滋病調查的。他到達倫敦后找不到我。顯然是戴維·辛普森給錯了電話號碼。經向查林·克羅斯（Charing Cross）旅館查詢，他繼續努力尋找我。當喬下定決心去做什么事情時，他不會讓任何東西把他擋住的，當然不會被英國電話系統難倒。最后他終于找到了我。鑒于他所遭遇的麻煩，也因為他對我的工作所表現的興趣而感到榮幸，我愉快地請他出去吃了一頓美餐，整個后半夜我們坐在我在溫布爾頓（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興高彩烈地談論科學，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場，他搭乘回亞特蘭大的班饑。在他正要登机時，他說：“你一定要到亞特蘭大來，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實驗。” 那是在我們打賭的時候。我告訴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說，“拉沙熱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們一致同意打賭的贏家將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會要求得到這瓶酒。同技師希拉·米切爾（Sheilamiichell）和唐納·薩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套間里做了一次有關拉沙病的實驗。我得到同我預言相同的結果。喬非常雅致地承認了這點并請我出去午餐。作為一個寬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這瓶酒的一小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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