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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時候，我回到了亞特蘭大，准備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亞特蘭大享受家庭生活之樂。但沒有机會。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發的消息。我們是通過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對于具体情況只有一星半點的信息。我們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這個恩扎拉在1976年出現了埃波拉，也是為了這個恩扎拉，我曾從扎伊爾對它進行了史詩般的旅行。附近一個名叫延比奧的城鎮也受到波及。我們听說有几個病人已經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無人知曉。首都喀土穆的蘇丹政府遠在恩扎拉的北邊，它再次實施了強行隔离施，禁止到這一地區旅行。顯然，除了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外，它還進一步限制了信息，因為喀土穆已實行了全部禁運，控制貨物出入傳染區。 根据以前我們對這一致命的、暴發性的疾病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迅速作出反應。這意味著在接到世界衛生組織通知后的24小時內，我們的小組一定得起飛。幸運的是我們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電話，讓我們星期五傍晚准備飛往日內瓦。那樣我們就有時間在星期六早晨會見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但首先，我們有几個間題要解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确定我們到底要到哪儿去。我們有一張繪制得不好的有關這一偏遠地區的舊地圖，我們撣去了上面的灰塵，并試圖确定延比奧在恩扎拉的哪個部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最有經驗的人員剛剛去了約翰內斯堡，這使我們的問題复雜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有關出血熱的會議，就剩下我們少數几個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夠參加這一小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萊爾·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項目辦公室外地工作服務部主任。萊爾有一張寬闊的、帶著笑容的臉和凌亂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門宗派中的農民，我猜想萊爾能吃苦耐勞的特點是在南科達他州農村的嚴冬里鍛煉出來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過時間不長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學家都知道萊爾。他1969年參加過尼日利亞最早的對拉沙熱的調查，因此懂得情況的緊迫性。我問他是否能找一個合格的人与我同去，這是一個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務：他或她得适應性強，有冒險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險的條件。這個人還要能馬上啟程。 我認識萊爾·康拉德已經多年。他的馬廄里總有一匹馬，需要賽馬的時候就用它。他還有超人的本領，能使別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萊爾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們挑選的人未經好好審查，后果不堪設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去扎伊爾，中途經過大西洋時，認為出血熱不是他的專長，就回去了。他有權這樣做，因為合同中沒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樣的熱病毒的發生作斗爭。他拖了這么久才把疑慮告訴我們，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個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內亞組織的對該國全國拉沙熱情況的調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找一位會說法語的人。他們派來了一個資歷不到兩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在几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衛生部的辦公室里見到了這位新招來的人。他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皮短褲和一雙長統靴，腰帶上還挂著一把大刀。我穿著我通常穿的短袖襯衣，可能系了一條領帶。他原來是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要么他念的書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為我后來知道他的姐姐在倫敦為托洛茨基運動工作，几內亞當時正由一個假冒的共產主義政權領導。這個政權煞費苦心才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到發展——是西非發展最慢的國家。這的确說明一些問題。我新招來的這個人一定以為他已經死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天堂。衣冠楚楚、打著領帶的衛生部長看了眼他的打扮，問他是打算去打仗還是去村子里工作。顯然，思想的純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許那就是他的服裝風格。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半時，政府讓他离開那個國家，由几內亞人自己完成了這項工作。 我們沒有時間和財力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确信我們找到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人。萊爾沒有使我們失望。 他用明顯的中西部口音說：“喬，我剛為你找到了一個小伙子，他是個無所畏懼的登山員，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他的名字叫羅伊·巴倫（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腦子里。但听起來他很不錯，——直到萊爾又說：“順便說一句，他也從來沒有出過國，好好照顧他。” 后來知道，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一項重要調查。根据流行病情報所的最重要的傳統，他將在前進中積累經驗，邊干邊學。無論怎么說，他得到了萊爾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們可能需要的設備和供應品。當我們要到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時，我們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個秘密武器：海倫·恩格爾曼（HelenEngleman）。她是一個肩膀寬寬的、敦實的、儀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許多技術人員見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軍陸戰隊工作。海倫坐在轉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轉椅就在電話机和一堆記滿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號和數字的分類表的旁邊。她的辦公室里彌漫著煙霧，她的煙灰缸總是滿滿的。海倫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響。這种聲音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時，是自討沒趣。 海倫是一位令難以置信的細致的組織者。她往床腳柜里塞的東西比許多人往小運貨汽車里裝的東西還要多。除了為我們准備的顯而易見的一些裝備——針、注射器、試劑、顯微鏡玻璃片，抽樣瓶一一她一定還會准備在非洲臨時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帶、記號筆、紙張、鋼筆和鉛筆。海倫把我們所有的隨身用具都塞進了兩個板條箱里。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沒有帶，那就是可折疊的野外實驗室。扎伊爾第一次爆發埃波拉時我曾使用過。我們現在對這些病毒已經很了解了，認識到主要危險來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質的傳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個累贅，要不是明确規定非帶不可的話，我們可以像在塞拉利昂進行拉沙項目時一樣，就在敞開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預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們竟忘了帶手電筒，我們天真地以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個。我們本應該有先見之明。 我們又一次沒有時間取得去蘇丹的簽證，所以當我們抵達日內瓦時，世界衛生組織給了我們聯合國的護照和簽證。羅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紐約的航班，聯系了從肯尼迪國際机場起飛到日內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個地方丟掉了行李，把我們留在蘇丹中鄒，除了背上背的外，沒有供應品，沒有換洗衣服。我們是幸運的，或者無論怎么說似乎是幸運的。我們在路上沒有丟失行李，還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頭等艙，給了我們一頓美餐，這可能是我在飛机上所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飯。 但是我們兩人都感覺難以享用這么好的飯菜。這也許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日內瓦一出海關，就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听取情況介紹。我們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飛，因此我們必須在三點鐘回到机場，赶這一趟航班。聯合國的一些大樓巍峨壯觀，座落在一個大公園里的一片精心養護的草地上。出租汽車經過一連串白色的辦公大樓，最后到達了盡頭，我們在這儿下車。世界衛生組織總部使參觀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擁擠的房子，沒完沒了的過道和自動扶梯。這是一個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來的地方。我們到了四樓，那里是傳染病部。病毒組的組長保羅·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薩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歡迎我們。這兩人非常不一樣。保羅是地道的法國人，法克里則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羅沉靜、穩重，而法克里則熱情奔放，雖然這是我第一次与保羅會見，但已久聞大名。1976年他和一個小組去過蘇丹，但我想他沒有到過恩扎拉。不過，他的職位使他了解我們為何而來。他50多歲，灰發修剪得很短，穿著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國陸軍在海外服過役的前上校。他一生專門從事節肢動物傳染病毒——由節肢動物傳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別是黃熱病。這一專業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專業旅行中，确實參与了尼日利亞對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尋工作。他把自己恰當地看做是法國在熱帶醫學實踐方面留下的遺產的繼承人。但是，像大多數傳統一樣，他也有其弱點。他的模式是軍事化的，因此沒有大多的靈活性，甚至在最需要靈活的地方也不靈活，但這不等于說他缺乏某种力量。專制的模式能保證把調查研究組織得格外好。在這方面，不幸的是法國當時沒有派人去蘇丹。 与保羅相比，阿薩德是一個圓胖的、愛喧鬧的人，一頭波浪式的濃密的灰白頭發，很有幽默感。他的笑聲可以用里克特震級來測量。他的秘書瓊（June）后來告訴我們，憑他在過道里能產生回響的笑聲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總是樂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學習，這使得他与保羅明顯不同。保羅表現出好像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他們的區別還表現在他們的穿著上：保羅喜歡色彩暗淡的服裝，而法克里的衣著則像是万圣節前夕穿的衣服。他最愛穿耀眼的鑽色襯衣，系一條同樣引人注目的圍巾而不是領帶。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他會繼續大力促進對出血熱的研究。因為以前我們彼此都沒有在一起共過事，因此我們小心翼翼地彼此繞了一會彎子。保羅和法克里開始講到那時為止他們所听到的情況。園為我對恩扎拉地區了解，他們要我講講對這個地方的看法。 我說：“根据我的經驗，我們很可能看到許多很分散的病例，這對診斷、檢疫或防止病毒擴散沒有什么幫助，或根本就沒有幫助。由于這一地區實行了封鎖，對我們來說，政府使事情更加复雜化了。” 我們都認為，由于信息不足，很難了解疫情爆發的范圍，又由于切斷了對該地區的所有貿易，我們可能會發現要把我們的供應品帶進這個地區也有困難。保羅和法克里非常關心我們的后勤，如何使我們的設備能完好無損地進入蘇丹南部。他們對世界衛生組織在喀土穆的當地代表有些擔心，顯然那位代表會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會受到很大損害，因此与他打交道時要拐彎抹角，要有适當的禮儀，要有一點炫耀。他們擔心他不僅幫不上忙，反而會是個障礙。 1976年爆發過流行病后，世界衛生組織采取預防措施，貯存了一些物資，因為類似的考察隊可能需要它們。他們帶我們到了貯藏室，里面有起保護作用的紙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還發現了几個遮蓋整個面部的、預防有害生物物質的面罩——樣子很難看，戴起來非常不舒服，它們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們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護性的工具，把它們与海倫為我們包裝的物品放在一起。沒有時間了，我們急忙赶往机場，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傳染爆發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作好准備，以防小組成員在蘇丹邊遠地區感染了埃波拉。我們已和比利時駐喀土穆大使館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發生了這類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聯系。同時，我們決定，撤退最好是從歐洲派一架飛机來協助進行，飛机到達蘇丹之前，可先在開羅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現場隔离箱帶來。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這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出發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靠的計划。 事實很快證明我們錯了。 到達喀土穆時，我們為自己鼓鼓气，以便會見保羅和法克里所介紹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執的官員，但我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討人喜歡的助手前來迎接我們。他告訴我們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來就不多）都取消了，因為政府設立了防疫線。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鎮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兩小時內就要起飛。也不知道是否很快還有另一次机會。我們必須迅速作出決定，這真是進退兩難。本來我們以為在喀土穆會有足夠的時間收集更多的有關流行病的信息，弄清當地的政治情況。最后我決定獨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勢。從那里，我可以盡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將羅伊留下，收集世界衛生組織為我們在喀土穆存放的防護衣，期望晚些時候我們在恩扎拉相會——假定他能夠到達那儿。 蘇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內加爾航空公司、布魯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爾）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現已停業）這些無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經驗，也經受不了這次飛行給我們這些可怜乘客帶來的神經緊張和心髒怦怦跳的感覺。飛机能起飛似乎是一個奇跡。而這次航行能夠安全著陸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說下面一句就夠了：飛往朱巴途中的恐懼早把我對流行病的擔憂一掃而空。 經過了緊張不安的兩小時后，飛机降落在一個坑坑洼洼的簡易的柏油跑道上。終點站不過是一個上面蓋著有光澤的馬口鐵屋頂的大棚子。只看見几個人，荒蕪的气氛籠罩著這整個地方。飛机立即開始滑行，掉頭飛回喀土穆，沒有載任何乘客，因為飛行員不愿在附近停留。 雖然我們正好在赤道的北邊，我對這樣的酷熱仍然沒有准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腳挪到另一只腳前面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在我出發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從在朱巴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那里盡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關流行病的情況。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圍著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飾的、上面有馬口鐵屋頂的房子。酷熱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顯然，聯合國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人。他們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天气熱。蘇丹這部分地區經常處于騷亂之中，叛軍不斷威脅著當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節也總是缺少糧食，現在則更難搞到手了。情況雖然不好，但這里的局勢（別人告訴我）比這個國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開始問他們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樣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談的人都未听說過朱巴發生過這類病例。我會見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教士也僅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個國家的西部可能在發生著什么事情，但他們不能肯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這里不會有什么收獲。由于交通阻斷，受疾病侵襲的地區几乎沒有通訊聯系，我對這些不應該感到奇怪。我正到處尋找交通工具時，羅伊·已倫來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飛机來到朱巴的。這架飛机是他設法從喀土穆的官員那里征用來的。這給了我很好的印象，這說明萊爾選中的人是好樣的。羅伊顯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證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調查研究人員。有他在身邊，我感到幸運。警察飛行員將繼續把我們送往恩扎拉。這個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們得乘坐聯合國的卡車，經歷一次艱難的、塵土迷漫的長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車輛，与羊和雞一起瞞珊而行。如果乘汽車，我們勢必得躲過為禁止旅行和維護防疫線而建立起來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們解釋我們前來的原因。 現在有了運輸工具，我們就可以出發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為一旦駕駛員听到了有關流行病的情況，他們對整個計划的熱情肯定會下降。不過，他們同意繼續飛行。我們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處，然后出發去延比奧調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奧醫院的搖搖欲墜的小屋里，我們兩人跪在地上，僅靠煤油燈的燈光開始察看病人，為他們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這樣，飛行員回亞特蘭大時就能將這些寶貴的抽樣帶走。 第二天，飛行員愉快地上路，帶著血液抽樣回到喀土穆。我們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現在要安頓下來繼續我們的調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發。 到達這個小鎮兩個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時候來了一位老婦人，她來自埃波拉确已發生的地區。她發著高燒，神志失常，還在抽搐。在我跪著從她手臂上取血樣時發生了事故。當我開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時，她猛地動了一下，這時針頭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進了我的拇指。 當沾滿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破了你的皮膚時，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繼續工作——沒有別的選擇。那天傍晚，羅伊通過靜脈注射輸液管為我注射了我們帶來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漿。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沒有。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檢驗。 現在別無其他選擇，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們繼續進行調查，現在情況特別緊急，因為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調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數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繼續傳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內制止這一病毒，也不能讓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這种病毒傳染給別人。 這一次我決定要在現場用海倫精心包裝的試劑對埃波拉作出診斷。但我還需要一些專門設備。我幸運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發時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紐文霍夫（Simon VanNienwenhove）。西蒙曾沿著更加靠南的路線尋找扎伊爾埃波拉病的發病根源。他仍然在這個地區工作。他是一個比較粗壯的比利時人，看起來像一個16世紀佛蘭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讓人替他畫像的自由民。雖然他外表輕松，甚至有些懶散，但實際是個對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滅非洲一种厲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這种病是由一种惡性單細胞寄生虫侵入血液和大腦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點像瘧疾，不過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种特別髒的、名叫采蠅的昆虫傳播的。西蒙渴求簡朴，過著隱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實的非洲職員照顧他。他把他作實驗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給我們做住房。他一點不擔心我們會把埃波拉病毒帶進他的設備里。他在非洲危險地區里生活大久了，不會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們的技術專長。他的實驗室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有一個汽油發電机供電，還有一個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這使我們不必再手搖曲柄來分离血液，因為冰箱能起同樣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將抽樣直立著放在冰箱內過一夜，而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漿与血液分開。第二天早晨，血細胞就會凝結，沉淀到試管的底部。我可以輕易地將浮在上面的、金黃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須記住血清里可能充滿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開始，我們都重复著同樣的工作。我走進實驗室，開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進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試驗。用螢光抗体試驗就能完成這一工作。海倫已經為我們准備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馬射線使其不能活動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細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螢光標記，然后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如果它閃閃發亮，那就是陽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結束時才去看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試圖盡早把試驗做好。我們需要盡快知道誰是陽性。就從冰箱里拿出每一個抽佯，然后對它逐個進行觀察。我試圖集中精力盡可能客觀地做這件事，但是現在我還在著重尋找一位病人的名字。當我知道那塊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時，我把它放在了一邊。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觀察完畢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塊玻璃片，這是延比奧醫院那位老婦人的抽樣。如果玻璃片上的黃色螢光染料發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陰性，也未必意味著我沒有染上此病。這位婦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產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這樣我可以取得第二個抽樣。我的心在跳動。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個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歲。我是他們唯一的贍養人——當時我的妻子沒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標准的人壽保險，但我不想讓家人依靠這一保險過活。我想，為了他們，我也不能病倒。 我猶豫了一會，然后調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顯微鏡下。調節旋鈕，把焦距對好，這樣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細胞。為了集中注意力，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對自己說，要把這個血清看作是別人的。它和我沒有關系。 當我調整顯微鏡時，細胞開始成形了。我尋找著。在我來回觀察玻璃片時，看到的細胞都呈灰色、綠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輪廓和細胞核，到處附著螢光的斑點。沒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們洗得很干淨。我檢查了陽性控制：它呈黃色，在閃閃發光。 它是陰性，很清楚是陰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采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須檢查一次，同時，我還得繼續我的工作。 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要找到已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后想法控制他們与家人接触。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個監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還不高、傳染性還不強時，能盡量找到他們。這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很難。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你可以求助于醫院，可是在蘇丹不行。在這個國家，醫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別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這個病的爆發引起了很大的恐懼，以致當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醫院里要死亡時，還不讓家人照看他們。為什么要讓你的親人孤獨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洲，家屬十分重視死亡儀式。同樣重視的是下葬地點的确切位置。如果醫院不能保證把遺体送回讓親屬進行合适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愿意把病人送去醫院的。 顯然，沒有病人親屬的合作，我們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我們不讓他們照顧他們的親人，我們就達不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決定鼓勵他們繼續他們的做法，但也要求他們采取一些簡單的措施，防止感染。我們告訴他們，要盡一切努力護理你們的丈夫或女儿，我們理解這是多么重要，但當你們這樣做時，請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術服。我們從庫存中拿出這些東西提供他們，并使他們了解該怎么做。為了便于這一工作的進行，我們向每位病人家屬指定了一至二位醫護助理，負責照顧病人的親屬。減少与病人的接触是切斷病毒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同時，還能保持家庭的傳統。1996年在加蓬，一些年輕人因處理一頭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們中間爆發。當時阿蘭·喬治（Alain Georges）就是采用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 當然，我們對死者的埋葬問題仍未解決。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喪葬儀式中，哀悼者与死者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不是傳統的喪葬習俗，1979年在蘇丹和扎伊爾這一疾病的爆發就不會這么廣泛。現實情況是，在下葬前，我們沒有辦法不讓他們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糞便都清洗干淨，因為不這樣做就將尸体埋葬，這是對家屬很大的冒犯。我們想，最好的做法是在舉行這些儀式時确保沒有一個人受到感染。我想，為什么不用我們在醫院里使用的那种溶液呢？畢竟，接触的程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現在不是進行隔离護理，而是采取隔离辦法清洗尸体。我們想出了一系列的衛生措施用來准備尸体埋葬。由于我們還得監督這些葬禮，因此對它們的程序已很了解。為了回報他們的合作，我們向他們的家屬保證，如果他們的親人死在醫院，我們將會把他或她的尸体送還給他們進行埋葬。我們的這一折衷辦法被廣泛接受。這使我們感到滿意，但并不感到吃惊。人們畢竟害怕埃波拉，這是可以理解的。盡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党得奇怪，但為了避免感染，這一代价是很小的。此外，服飾——不論其式樣或動机如何——在他們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滿意的是這意味著他們能夠繼續保持他們的傳統習俗。 我們几乎馬上就看到了我們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愿意前來進行檢查、驗血。這些就是需要我們走進樹叢去尋找并說服和我們一起回來，在我們及其家人的監護下照顧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奧地區的大多數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過長滿灌木叢的羊腸小道才能到達那里。當然，沒有當地的地圖，因此只得靠找人為我們領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時，我們也不知道會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為許多家庭是不愿意把他們生病的親人交給陌生人帶到醫院去的。然后，我們得設法找出誰与誰是親戚，誰与誰不是。一個男人可能不止有一個妻子。一個女人可能說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將這記下來。然后她會指著另一個男人說：“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負責地把那記下來。然后你會問第三男人是誰，她會說：“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們將所有這些兄弟都記下來了——可能有9個或10個之多，這就引起了我們的怀疑。即使對一些大家庭來說，兄弟也夠多的了。費了一些時間我們才弄清，她對兄弟的概念与我們的完全不同，在許多文化中，把一個男人稱做兄弟，把一個女人稱做姊妹，這是另一种方式表達某某人很重要，因此應當給予与有血緣關系的親人間樣的愛和尊敬。給予尊稱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歡。但在進行流行病的調查中，在明确一群人——或“有共同特點的一組人”——的身份時，這肯定沒有多大幫助。 羅伊·巴倫，蘇丹衛生部的醫生奧姆蘭·朱貝里（QmranZuberi）和我，我們三個人分頭活動，想在當地埃波拉病患者還沒有把疾病傳染給周圍的人之前就找到他們。一個當地醫院的護士把我帶進了小樹叢。在開始追蹤病人時他最有辦法，因為他自己就來自一座像這樣的大院，与這一地區的許多人都很友好，并且熟悉他們的生活習慣。在确定誰想誤導我們時，他特別机敏。他總是使用紐約或芝加哥任何正派偵探在進行調查時所使用的同樣技巧。首先，他會向人們詢問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況，然后會以贊德語（Zande）翻譯給我听，告訴我：“這個人說我們應該到那邊去，到西邊去，在那里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患有埃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說：太棒了，咱們走吧。 但是護士會搖搖頭，給我使個眼色，示意我不應該如此匆忙。 這時他會說：“先生，這個人在撇謊，你可以從他眼睛的轉動看出來。“ “好，你是說沒有女人得埃波拉。” “不，不，不！先生，沒有錯，一個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說的那個地方，而是應該向東去。” 當我問他是怎樣獲得這樣聰明的，他總笑著說：“我們還站在這里干什么？” 就是靠護士的這一直覺，在一個下午的晚些時候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院子里。它似乎像幻景一樣坐落在高高的草叢中。院子里有几間用泥磚砌成的茅草屋。這些上面有茅草屋頂的住房的布局，通常是圍成一個圈，中間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掃得很干淨。小屋按嚴格的等級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邊。第二個老婆住在第二間，以此類推。在中間的院子里，通常你會看到女人們用一根五、六英尺長的木杆在一個大的木臼里搗玉米。其他人在准備當地的其他主食。孩子們、雞和其他牲畜在周圍亂跑。那里有一個用三塊石頭壘成的灶，几縷炊煙從一口大鍋的下面升起。鍋就放在石頭上，它的里層已經黑了。誰住哪問屋子都有嚴格的規定：氏族的首領住第一間小屋，他的長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間，第二個儿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間，以此類推。 我們的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都很清楚我們為什么到那里去的。護士走到一個男人面前，用贊德語向他打招呼。 “院子里有誰病了嗎？”他問道。 他搖搖頭，表示沒有。他一再說每個人都很健康。 即使沒有翻譯，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說謊，”我的向導用他慣常的權威口气說“沒錯，他在撒謊。” 護士繼續圍著一個圍欄走著，圍欄里養了一些雞、山羊或綿羊（東非洲很難把它們分開）由一個男孩子照看著。我的向導轉向男孩，問他知不知道有個女人病得很厲害。男孩疑懼地打量著他，向導又問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動著，后來停在我們右邊的一個小屋上。我們知道該到哪儿去了。 一個我估計大約有20歲的年輕女子，被從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親戚的院子里，這是把病人藏起來不讓當局知道的一种辦法，這樣病人就不會被帶走。可是沒有人試圖擋住我們的去路，她躺在一個墊子上，臉上和四肢的汗珠晶瑩發亮。她在發燒，并已昏迷。當我問及此事時，他們告訴我她已經病了四、五天了。 我沒有什么辦法阻止埃波拉的傳播，唯一可能的治療方法是用起康复作用的血漿。但是那能管事嗎？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确實沒有其他辦法。病毒哇對治療埃波拉完全無效。我們除了給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漿外，如果還能做些別的什么，那不是更好嗎？也許使用那种方法，我也會發現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這個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發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說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給我們看護。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把她送到醫院后，不會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們絕對會把她的遺体送還他們進行适當的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醫院，這還是個問題。即使有運輸工具，一般的車輛也無法穿過高密的草叢。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她抬出去。我總是很樂觀，我估計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條公路——或者無論怎么說，看起來像一條公路的地方——約需45分鐘，于是我們派一個送信的先去安排我們的小卡車。我則找了女人家里的兩個成員幫助我們抬擔架。 那真是一場戰斗，天气酷熱，十分潮濕，一路穿過草叢。天漸漸黑了下來。在天黑之前到達大路，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叢中過夜，誰知道那里面會有什么東西？此外，我們還要看路往哪走，我們要盡快給她血漿。我們所用的時間比我估計的多了一倍。當我們到達公路時，已經是黃昏了。不幸中之万幸，女孩子已經昏迷了，她已感覺不到疼痛。小卡車正等著我們。 我們一到延比奧，就在隔离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為她找了一個單人病房。這個房間不舒适。但是我們已無能為力。屋子不通風，沒有窗子，除了污濁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悶熱外，其他一無所有。 我穿上紙做的保護服，戴上外科面罩和雙層外科手套。蘇丹醫生奧姆蘭与我們小組一起工作。他自愿協助我對病人進行靜脈注射，并開始輸液。但他選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這就錯了。罩住整個面部的呼吸器，換气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霧而變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換气大多，就會迅速產生二氧化碳，沒有什么東西比惊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層霧气。我的同事神經非常緊張，我說什么也不能使他相信這并不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 他開始抱怨天气太熱。當我抬頭看他時，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臉了。這時，我們試圖在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下固定好靜脈注射器注射血漿。固定靜脈注射器的杆子不過是一根比較直的木柱，釘在作為底座的兩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后在上端釘進一個釘子，把它彎起來作為鉤子，用以挂靜脈注射器的瓶子。無論怎樣看，它都像一個十字架。 忽然，我的蘇丹朋友小聲而含糊不清他說，他感到頭昏，虛弱無力。 他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堅持下去。”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讓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自己為這位年輕的婦女把靜脈庄射器支撐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無法与她說話。雖然她渾身被汗水濕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膩膩的。她的血壓驟然下降。到了無法測量的地步。 我雖然知道給病人輸液大多有風險——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滲透，最后有可能使肺部充滿液体，把它們浸沒——但我覺得已別無選擇。顯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須使她的血壓升高。這只有輸液才能辦到。但是別人告訴我，她已有整整24個多小時不能進用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嗎？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這樣重的情況下能有效嗎？我真希望在她發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實不知道這种治療在任何階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經歷過的唯一的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于1976年在扎伊爾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國用了免疫血漿，后來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所以說不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問題很簡單，我們現在手頭只有血漿，我給她用了兩個單位的血漿，這也許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會使她進一步惡化。畢竟我已用它在自己身上做過安全試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血漿的療效之一是在短時間內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這意味著一旦使用了血漿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現當作良好的診斷指示器。一般認為是血漿中的抗体殺死了病毒。換言之，對一個使用了免疫血漿的病人來說，當你測量其人的抗体時，你不知道那是誰的抗体。在這种情況下，由于在給免疫血漿之前我們已來了血，所以我們無法發現埃波拉的抗体。這可能意味著她還處于發病初期，這就比較好，或者說，這告訴我們，她沒有感染上埃波拉，這也比較好。但是，我比較肯定這個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當我測試她的抗体時，我滿意地看到，她以前沒有抗体，現在僅在比8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漿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這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東西可以与病毒作斗爭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圍開始出血，她的糞便中也有了血。現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跡。 奇跡沒有發生，在我們費力把她從樹叢里抬出來的兩天后，她死了。如果說血漿起作用，在這個病例中并沒有得到證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況怎么樣呢？在我的体內，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發展呢？ 還有理由抱著希望。那個老婦人——她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情況已經有了變化。現在她正坐著，在友好地交談。現在她看起來不像患過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興了，即使少數已經康复了的病人也沒有這樣快地能坐起來，這樣歡樂。現在我的賭注是，她可能得了別的病。于是我怀著很大的期望，從她身上取了血樣。毫無疑問，她在康复。如果她沒有抗体，那么，一開始她就沒有得過埃波拉。這一次，我沒有推遲試驗她的血清。事實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這一抽樣中細胞像什么。 我決定單獨做這件事。當我走進西蒙的實驗室時，我盡可能地保持鎮靜，我的手心是濕潤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將馬上知道結果了，我曾經看過許多陽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無問題地判斷出陰性血漿。 我使自己堅強一些，仔細地看著玻璃片，首先檢查陽性和陽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實驗在進行。老婦人血清中的細胞又一次呈現出墨綠色，呈陰性。她從來就沒有患過埃波拉，我也從未受到過感染。 要形容我當時如釋重負的心情是困難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剛剛又一次獲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來。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檢驗，就沖出了實驗室。我要告訴羅伊，我想用一大瓶蘇格蘭酒慶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們把酒都已喝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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