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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從亞特蘭大獲得物資和器材的持續斗爭開始得到了回報，我有理由相信會繼續不斷地得到試劑供應。現在我們更加接近我們的目標，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療。頭一項工作是開始對潘古瑪或塞格布韋馬醫院里曾經患過拉沙熱但后來幸存下來的病人進行調查，他們現在對拉沙病毒應該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們對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興趣，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血漿會是最有效的。我們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為他們能捐獻血漿，而不會損害他們的健康。自然，我們還得希望他們的血液里沒有拉沙病毒在活動。為了确保血漿是安全的，我們力圖只挑選那些至少已病愈三個或四個月的人。我們擔心的不僅僅是拉沙病毒。我們也通過血液檢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過血清傳播的。 那是20世紀70年代未，我們對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或艾滋病還毫無所知，我們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還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過血液傳播。那時我們對內型肝炎也一無所知。如果我們知道的活，就不會如此熱心地采取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漿。我們感到幸慰的是，后來，80年代未，我們去塞拉利昂開始搜尋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感染時，除了弗里敦的兩名妓女和几名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外，我們沒有發現其他病患者。可能當時艾滋病正從中非傳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夠的理由得出結論說，70年代在東部省沒有什么或者根本沒有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感染。現在情況不同了，如果血清療法帶有風險，那么，拉沙熱病也一樣。在我們工作的第一個月內，我們看到約翰·卡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們得設法做點什么事。 從邏輯上說，收集血漿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們得找到可能捐獻血漿的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已回到他們自己的村庄。如果他們是流動的鑽石工人，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他們。一旦我們發現了我們正要找的人，并說服他愿意獻血漿，那么，我們得提供交通工具和當天的食物。為了增加吸引力，我們還給予他們兩周的鐵質補給品和一袋兩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獻血，其全過程往往要占用現場工作組一整天的時間。不久我們就認識到，這樣一項計划可能需要很多錢。 甚至向可能的獻血者解釋什么叫獻血，為什么我們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這整個概念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經歷，以至他們不知道怎樣理解它。大多數病患者都是不識字的村民，他們對醫藥的了解，僅限于巫醫給予他們的藥粉和藥水。如果它們無效，就會到一個有白人醫生的醫院，得到白入醫生的魔法，而不是巫醫的魔法。我們得想出一些比較簡單的解釋——另一個文化障礙：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們心理都相信本地的醫藥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來對付他們。有個時期謠傳“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還有謠傳說我們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敗我們的敵人。要么是我們幸運，要么就是我們的人會說話，盡管非常困難，我們成功他說服厂大約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參加獻血。 一旦我們從血液里分离出血漿，我們將包裝好的紅血球再輸回獻血者体內。由于他們對我們抽出的血和輸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發生了。現在他們往往完全相信我們招募他們是為了某种巫術。我們不能肯定這是加深了他們的怀疑，說我們用不祥的符咒欺騙他們，還是高超的魔力贏得了他們的尊敬。也許兩者都有一點。 不僅僅是因為得到血漿的費用高，從而對我們集体財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個過程還需要大量的時間。我們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沒有血庫，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來自一位家庭成員或者一位朋友，即使這樣也不是免費的。因此，我們創建的血漿制度怎樣才能扎根，特別是當時沒有支付血漿費用的明顯資金來源？少數病人得到昂貴的治療，而多數病人卻無法得到治療，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最好是：治療必須實際、合理和便宜。的确，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怎洋才能廣泛地利用血漿。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輸注。但這是我們所有的一切。于是我們繼續努力，決心要找出有效的藥物。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种簡單的藥物——治療拉沙熱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藥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數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殺死病毒的同時也殺死了宿主細胞。此外，治療必須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還有，這种藥物在長時間內應當非常穩定，這樣才可以把它帶到邊遠地區，在不大理想的條件下儲存起來，直到應用。我們追求的是一种神奇的藥，差一點都不行。 后來，卡爾·約翰遜寫來一封信，卡爾善于給我發短電報和寫短信，其中一兩句話就可能改變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現在是這個。 卡爾在信中提到猶他洲立大學研制成功了一种較新的藥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對治療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療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脫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藍圖，是使細胞變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莖和葉子的遺傳物質，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將信息從基因傳到核糖体—一一种圓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質工厂，生產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可是，許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當作信使，而是當作它們自己的遺傳物質。在這方面，病毒是獨特的有机体。人們對病毒哇如此有興趣、對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遺傳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質。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嗎？ 卡爾告訴我，他已經在組織培養方面試驗抗拉沙病毒的藥物，并告訴我，彼得·賈爾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進行類似的試驗。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療它們。這個藥的實驗數据，包括對人体上的實驗數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為已經成功地利用它醫好嬰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點是易于生產，將來可能便宜，在室內溫度下能保持穩定——也許塞拉利昂的室內溫度不行，但我們可以將它放在冰箱里。 這可能是我的魔彈。我很興奮，但我知道我們還需要等待實驗室關于拉沙病毒的實驗結果出來后才能考慮我們自己的治療計划，這倒不是我們想浪費時間，坐等彼得的猴子進展如何。我們還須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國管理局有關使用藥物和血漿的許可。這需要時間，所以我們得立即行動。 第一步是要准備一個書面議定書，對治療試驗作出詳細說明。在亞特蘭大，卡爾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韋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別病原体流行病學家——分擔這一工作。這份議定書還要得到塞拉利昂國家倫理委員會、“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HRSC）以及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這不是一件不關緊要的事情。議定書里全面、詳細地寫上了這一項目的科學根据，還要寫明將如何進行這一研究。議定書里還對病人的知情同意書作了确切的說明。絕對不能拿人做實驗。麻煩就出在這里，只有當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內容，他才會答應簽知情同意書。和我們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木多數人只能說一种當地部族的語言。不管怎么說，他們當中有一半人怀疑我們可能在玩弄巫術，雖然他們非常有禮貌，嘴里不會這樣說。對這樣一些人，向他們解釋一個复雜的醫療程序只有翻譯成門德語后才可以。但門德語這類部族語言沒有詞來表達“臨床試驗”或“逆轉反應”這些概念。所以，我們怎樣才能恰當地告訴他們我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什么？ 我們使一些概念簡單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將意思譯成他們的當地語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將意思傳達過去的字眼。簡言之，我們需要這個有希望的課題來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藥，雖然對拉沙熱尚未試用過，至少我們可以向他們保證，對人体使用這种藥物已證明是安全的。我們也將告訴他們，沒有辦法治療拉沙熱，這僅僅是試圖找出一個治療方法。我們不能對任何事作出保證。要解釋這一切，我們得依靠我們譯員的技巧。由于大多數病人甚至不會簽名，我們能盡力做到的是請他們在知情同意書的下面按一個大拇指印或畫一個“調”，表明已向他們念過知情同意書，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讓我們試一試。 与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相比，塞拉利昂國家倫理委員會對我們設想的辦理知情同意的手續沒有什么大的意見。畢竟塞拉利昂人對他們的國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事情做不到。他們也知道拉沙熱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國家倫理委員會是由當時塞拉利昂衛生部的主要官員馬塞拉·戴維斯（MarCellaDavis）博士創建的，對于這一高度合作可能會有更好的理解。后來當他的繼任者貝爾蒙特·威廉斯（Belmont Williams）主持這個委員會時，這一議定書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要求當地的一個倫理委員會對此給予批准，盡管在塞拉利昂沒有這种委員會。幸好，貝爾蒙特·威廉斯是開明的，辦事很有條理。她是一位克里奧人（krio）——奴隸的后代，這些奴隸從美國逃出來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居，但發現那里對非洲后裔來說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們是這個國家最有文化、最先進的一群人，他們的混雜語經過百年左右的發展，后來成了該國的通用語。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爾（Brisiol）學醫，那是英格蘭西部一所非常好的醫科學校。她不僅能干，辦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們的項目。在我們的請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尊敬的醫生，任命他們為國家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她發給了他們我們的議定書，并請他們發表意見。雖然有几個人提了問題，他們對議定書沒有大的异議。 可是，在這個國家受到過任何科學訓練的人太少了，這增加了我們的負擔，也增加了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的負擔。我們得确保我們的做法不僅正确，而且不會利用未受過教育的人來謀私，不得使他們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們試圖利用他們。在醫學研究中，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醫學研究中，下述問題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煩惱：你怎樣才能充分告訴教育水平很低的人們有關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風險，這事不好辦。 國家倫理委員會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想獲得知情同意書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可是，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不能同意讓未受過教育的人接受臨床試驗。該委員會的成員都沒有在像塞拉利昂這樣偏遠的地方工作過，他們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們自己的無知束縛了他們自己，因為他們試圖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國醫院的經驗為先例來對事物進行判斷。人体免疫缺損病毒研究也不時碰到問題，特別是在非洲和亞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醫生經常不告訴病人他們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体兔疫缺損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負擔不起任何治療費用，并且，如果病情傳開后，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拋棄他。 最后，我們終于得到了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接著我們還得与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進行交涉。由于試著用病毒哇治療拉沙熱是一件新鮮事物，我們需要管理局頒發研究中的新藥許可證。我們估計沒有什么困難就能得到這一許可證，因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廣泛試驗，為研究它對其它疾病的效果而進行的一些人体試驗已證明它是安全的。我們宁愿依靠醫藥公司所匯編的現有資料而下愿進行我們自己很費時間、很花錢的試驗。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僅負責批准藥品在美國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實際上也起著同樣作用。許多自己沒有這類机构或自己沒有足夠專門技術的國家，它們也依靠食品与藥物管理局所提出的建議和作出的決定。 到了1978年11月，我們手頭已有了必需的許可證和令人滿意的實驗室數据（卡爾的組織培養，彼得的猴子或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的試驗），表明病毒哩對拉沙病毒可能有效，沒有什么毒性或根本就沒有毒副作用。我們也有了隨時可以使用的血漿。這時，我們已經工作了18個月，對拉沙熱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們知道在這個地區，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患拉沙熱的大約占10％至15％，總的說來，醫院里這個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們也能更好地預測誰可能活下去，誰會死去。在接納的病人中，肝□（AST）高的，其危險比肝□低的更大。 于是我們開始工作了，我們的第一項工作是要建立一個制度，按照我們議定書里規定的標准，決定誰將接受口服病毒哇，誰將接受血漿治療。肝□超過某一危險標准的病人——在我們最初的研究中認為這表明其后果不佳，將接受這种或那种治療。我們已決定，鑒于拉沙熱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們能提供任何一點幫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這時，我們還不清楚哪种治療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療是否有效。通常臨床試驗要求有一個用作對照實驗比較標准的“對照組”——給病人服用一种無效對照劑（即一种溶液，它看起來像藥物，其實不過是糖水）——目的是要“瞞過”研究人員，這樣就不會因他們的熱情或偏見而影響病人或實驗效果。對照組提供了中性指數，可用其測定真正藥物的效果。問題是在對照試驗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經對照試驗。至于拉沙熱病人，我們知道許多未經治療的病人都會死去。因為實驗室的數据看起來很有希望，我們的委員會決定在我們的實驗里不利用未經過治療的病人。因此，我們決定將我們對新病人治療效果与以前未經治療的病人的情況作一比較。 沒有對照組，我們只得依靠想象力。我們的确不知道什么血漿會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究竟是否能起作用。畢竟沒有人通過直接殺死病人体內的病毒治愈過爆發性的病毒感染。所以我們隨意地將病人分成兩組。一組服用從我們寶貴的儲存中拿出來的免疫血漿，另一組服用病毒哇——可能成為我們的特效藥。開始時我們通過靜脈滴注對一組病人注入兩單位的免疫血漿，另一組則服用病毒哇膠囊。護士們必須与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已經服下膠囊并且沒有吐出來。有時，如果病人的喉嚨不習慣吞藥，因而吞不下去，我們得把膠囊拆開，將藥粉溶入水中。如果病人吐了，我們要設法給他再服一次藥。對15歲以下的儿童不做這一實驗，（后來我們為儿童單獨做實驗）。我們也將孕婦排除在外，因為我們擔心會傷及胎儿。 這是一場賭博，具有最大的風險。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對我們的感激之情常常令人感動。至少我們在進行嘗試。至于我？我屏息以觀之。結果失望——至少對血漿是如此。 病人繼續涌入，要讓他們或他們的親人同意治療，這已不成問題。他們來時，病情不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較厲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療。于是我們求助于他們的親屬。只要想治療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們都不打發他們回家。有的病人來時，發高燒，劇烈頭疼，渾身劇痛，喉頭紅腫，扁桃体上明顯有膿。這些是早期症狀。其他病人，有的已開始嘔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頭一直顫抖，有的病人則牙床与內髒出血。他們在吐血，他們的直腸或陰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來時，頭和脖子腫的特別大，血壓驟然下降，這是拉沙熱的嚴重症狀。 但這些還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斷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過了早期階段，進入嘔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會死去。根据我們的經驗，凡是不斷抽搐的病人，沒有能活下來的。 我們繼續進行了將近兩年的血漿治療實驗。我們輕輕地將靜脈注射針打進了一個個病人的手臂，注入我們寶貴的免疫血漿。但病人還是死了。工作人員感到泄气。我們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這么大的希望，現在我們開始認識到即使當時我們有了血漿并對約翰卡馬拉進行了注射，也無濟干事。 但這是臨床試驗，不能要求你對它事先作出判斷。你只能做試驗，試驗結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結果，決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當時還有病毒哇小組。依我看，這對病人的療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預計可能會死去的少數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轉，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還僅僅是因為幸運？唯一的辦法是對實驗數据進行分析。在當時還沒有個人計算机的情況下，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進行。我們將所有的數据送給了他們，還有病毒分离抽樣。在進行這一項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亞特蘭大就開始分析結果。首先，我得學習我离開后在“疾病控制中心”安裝的新的計算机系統。在与數据和計算机大師們一起努力奮斗后，最后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結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兩种治療辦法都無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凜冽的數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沒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這樣輕易地放棄。我對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還有另一种方法來判斷實驗結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數据。這一次，我決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開始把病人基本上分為兩類：我們開始治療時屬于早期的患者，和屬于晚期患者。在我們的第一次分析中，我們沒有考慮接納病人住院的時間：病人是什么時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時候到醫院來看病的？現在我考慮到了從發病之日起到我們開始使用病毒哇時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無論我們怎樣查看免疫血漿的數据，結果都一樣。在每一病例中，血漿都不起作用。無論我們多么早就治療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樣。但是有了病毒哩，我發現了一線曙光，也許是我們正在尋找的奇跡所發出的一點微光。如果病人在發病的頭六天或七天就住了院，病毒哇增強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個多星期，膠囊的效果就更差。我們總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數目小，差別也不大大。我們得再試試。還有一些問題：在發病初期將藥物的劑量加大是不是效果會好一些？采用靜脈注射，我們就得使藥物血濃度更高，使更多的藥物能進入病毒隱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過靜脈注射，藥物會更有效嗎？ 是的，我想用靜脈注射病毒哇。但還有几個問題。我們得再一次通過整個批准程序。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用于靜脈注射的病毒哇。因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其他地方都不生產。而且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不讓我們利用這种藥，因為它堅持所有藥物都要按照一定的標准生產，而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證。 這一次，我們得擬定一個詳盡的議定書，它將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問題，以便得到美國食品与藥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費了8個月起草新的議定書，使它通過了所有批准步驟，管理局也很快采取了積极行動。我們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們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盡管效果不大。第二，我們已表明它顯然是無毒的。但要想得到這种藥，困難仍很大，但最后說服了美國制造商專門為我們的研究作准備。 1982年，我們准備開始用靜脈注射病毒哇醫治病人。由于人道主義原因，我們省去了對照組。我們已經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們得向每個人提供真實情況。我回到亞特蘭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該項目的主任一一雖然我在研究期間還經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維亞和中美洲進行過調查試驗，她給拉沙熱項目帶來了許多經驗。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組織者，對一個總是雜亂無章的地方來說，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有利條件。她對當地的實驗室有很大影響，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實驗室里工作時一樣。直到1990年，我們仍在亞特蘭大利用她的目錄系統。帕特里夏決定將主要的實驗室從凱內馬遷到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醫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沒法弄來的資金，增添了一些設備，使我們自己能分离病毒。這減少了許多麻煩，不用總是把抽樣送回亞特蘭大。在帕特里夏的指導下，我們將首次在塞格布韋馬試驗用靜脈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納（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擔任主任后，這一研究仍繼續進行。 當病人到來時，我們總要跟自己的一廂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爭。我看見一個男孩，名叫阿馬社（Ahmadu），是由他父親送來的。他是一個過分瘦長的小伙子。父子二人從潘古瑪坐了三小時的波達一波達車（poda一peda）來到這里。可是，那時我們已不在潘古瑪醫治病人。這醫院的領導已更換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負責的修女，她戰胜拉沙熱的辦法是宣稱它根本不存在。 這個男孩最初發病時，他父親說他們找過巫醫。過了兩三天，喝了許多藥水，吞了許多符咒，后來還吃了藥粉，結果病情加重。他的父親絕望了。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對他的孩子說，“我們得到塞格布韋馬去。” 父親把年輕人放在實驗室外面一個舊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馬塞利（JamesMasser1y）的技術員走出來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護士長庫爾布拉（Coolbra）來到這家人中間，開始問他們一些我們調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問題。表格填好后，讓他父親把男孩背進病房。他用一塊手織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圖型的鄉村棉布將他的儿子裹了起來。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塊布。 同時，詹姆斯在實驗室里分別進行了兩項試驗，一項是用分光光度計測試他的肝□量，另一項是用熒光顯微鏡檢查他体內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計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量高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門冬氨酸鹽轉氨□，一种肝里面的□，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們的經驗，患拉沙熱時，肝□量達到150通常就意味著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會死亡。因此，任何人的AST超過150后，我們就要對他進行治療。阿馬杜的AST超過了這一數字的兩倍，一個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過去看熒光顯微鏡。它裝在兩位和平隊員用舊木箱搭成的一個樣子很怪的小房間里。從一位工作人員住處“借來的”顏色明亮的門帘懸挂在小房間的正面，使它看起來像馬戲穿插表演時一個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這些門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對熒光進行觀察。 也許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這不是巧合。詹姆斯·馬塞利正在觀察這個男孩子的命運。在德國政府贈送的顯微鏡下面，被熒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細胞變成了明亮的光團。詹姆斯看見病毒的滴定量還低，因為他仍處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這么高，我們得立即行動。從臨時代用的小房子出來后，他向庫爾布拉證實了這位經驗丰富的護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結果。 詹姆斯說：“他需要治療。” 庫爾布拉立即拿來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靜脈注射器。盡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熱，他從實驗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沒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還有一些血。當庫爾布拉將他翻過身時，他只能呻吟。當護士長一看見好像是靜脈，就把針扎了進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親在這個期間一直不知所措地靜靜地看著這一切。庫爾布拉轉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給了他手套，指給他看了漂白劑溶液，并告訴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開了。 庫爾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邊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還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熱病患者。 每隔6小時就要輸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厲害。看來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階段。 兩天過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別忙，所以當她走到男孩床邊時已經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著的一位老人正喝著熱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轉向了老人。 “阿馬杜在哪儿？” 人們听說過如果家屬認為病人將要死去，他們會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為人們認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開嘴高興地笑著，他咂咂地喝著茶，向窗子做了個手勢。帕特里夏通過無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見男孩正坐在樹下，滴注器就靠在旁邊。附近是他家里的三個成員，要他嘗嘗他們為他准備的一些飯菜。 老人說：“你看見他們了吧。他正在吃東西。” 真令人惊奇，這個男孩子本應當死的。 我們繼續治療了一千五百多位實驗室證明他們患有拉沙熱的病人。死亡率從16％急劇下降到5％以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治療方法已在全區聞名。每當我伴隨著拉沙熱專用卡車外出時，人們經常會走出他們的住房，讓我們停下，和我們握手。我已記不清他們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認出他們來。他們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們研究的數据明确證實，靜脈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別是在發病的頭7天內注射，效果更好。我們能證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會迅速下降，因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們的研究完成時，我們及早治療的病人几乎沒有死去的。當我們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上發表了我們的成果時，我們創造了一個歷史奇跡：利用藥物有效地治療了爆發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對這一划時代的研究作出了貢獻：特別重要的有伊莎貝爾·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韋布，柯特·斯克里布納（Curt Siribner）、鮑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貝內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擔任過這個項目的主任。 但失敗的情況又怎樣？大多數是在接納入院時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時病毒已經造成了很大損害，病毒哇已無能為力。我們得尋找其他方法幫助他們。此外，還有一群拉沙熱病患者，我們當時不知道怎樣對他們進行醫治。這些人困難特殊，因為不是一條生命，而是兩條生命受到了威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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