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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國的“焚書坑儒” 殘害反抗的人民群眾 黑色集團的黑色思想——种族選擇和絕對服從 勃洛姆堡一弗文契案件 波蘭占領軍身后的尾巴 施倫堡建立部隊情報机构 伐爾克里計划 希特勒和他的御用工具党衛隊把德國人民拉進苦難的泥潭。 焚燒進步書籍，鎮壓反抗者，灌輸納粹主義理論，使德國成了法西斯的策源地。 在占領區， 黑色魔鬼殺人如麻， 嗜血成性，無情的殺害婦女和儿童。野蠻的“人質法令”，使數万人冤死九泉。 強大的陸軍同党衛隊的騎士們爭風吃醋，卻屢屢敗下陣來，令人不得其解。 蓋世太保的基本任務是：禁止對納粹教條進行任問評論，消滅政權的敵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甚至連那些僅僅敢于怀疑制度优越的人也不例外。党衛隊保安處把重要材料搜集成卷，把他們認為是党的敵人的人做了登記。對這些人的政治活動和職業活動、家庭、朋友、住址和可能去的避難所、秘密的社會關系、個人弱點和愛好一一作了詳細說明。所有記錄都存檔，以備适當的時候加以利用。 在海德里希領導下的党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這兩個組織監視著公眾輿論。作為党的机构的党衛隊保安處負責情報工作，而作為國家執法机關的蓋世太保則負責逮捕、審訊、抄家等任務。 納粹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遠是對的。因而任何德國人必須相信這一點。這時的德國儿童自上學那天起，就要接受“元首永遠是對的”的教育。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６日，鮑曼規定：“為使党的所有部門以及他們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系，我代表元首進請蓋世太保領導人在今后參加党和他們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會議。” 這樣，蓋世太保就能依靠上万個鎮長和村長的耳目來監視每一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思想動態。 國家公務員更要受到監視。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戈林在一份傳閱文件中告誡那些干部要監督國家公務人員的言行，并把那些對政權持批評態度的人通報上來。他們用這种方法達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國的工人也同樣受到監視。每家工厂企業都設有納粹党的支部。“勞工防線”這個新的納粹組織已代替了工會，它控制了社會保險、合作社、工資等。勞工陣線負責把党員、工人或職員中的不滿行為上報給蓋世太保。文化和宣傳部門由戈培爾的宣傳部牢丰地控制著。過去的通訊社為國家“德意志通訊社”所代替。每個記者都必須加入新聞全國協會，由它監視編輯的行動。 電影院和電台、報刊也牢牢地控制在宣傳部手里。 “文獻院”和作家協會把所有依靠寫作生活的人都監視起來。只有該組織的成員才有權發表文章，而且只有政治可靠的人才能被吸收到這個組織里來。“文獻院”要向宣傳部匯報新老作品中出現的有害的東西。圖書館早已被清洗。 在柏林國家劇院門前，他們焚燒了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此外，一些著名作家、詩人和科學家，如亨利·海涅、馬克辛姆·高爾基，伊利亞·愛倫堡、阿伯爾特·愛國斯坦等的著作也在熊熊大火中化為灰燼。 由戈培爾在德國國歌聲中親自指揮的焚書行動，在其他大學也如法炮制。許多知識分子和狂熱的大學生悲劇性地參加這一否定人類文化科學、否定德國文化科學、從而也是否定他們自身价值的行動。 許多詩人和作家受到迫害。波恩大學哲學系把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托馬斯·曼從榮譽博士名單中除掉。愛因斯坦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弗立茨·哈伯爾、亞馬斯·弗蘭克和古斯塔夫·赫爾茨等一千多位學者、教授和教員被迫停止了在德國的教學和研究活動。 世界著名的演員和導演帕倫貝爾格、巴塞爾曼、莫伊西、考爾特乃爾等被赶下了舞台。音樂家和樂隊指揮欣德米特、克萊姆佩爾、布施等几十人被驅逐出德國。世界聞名的畫家、普魯士藝術學院院長馬克斯·利伯爾曼被迫退職，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天才演員克特·考爾維茨离開了藝術學院，她的劇照被污辱為“墮落藝術”。 德國醫生學會在清洗了猶太人之后成了納粹醫生協會。衛生部成了內政部的一個部門。紅十字會這個連戰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竟然划規党衛隊領導。 到了１９３７年的時候，大學里的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個研究委員會領導全德國的科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所謂的科學机构里竟沒有一個科學家。擔任這個机构的主席是戈林，成員中包括希姆萊、鮑曼、凱特爾之流的納粹党領袖。 事實上他們真的不需要科學家，戈林研究所不想研究什么該死的科學，而只想研究如何統治德國人民。 在德國，重要人物的談話、外國人的談話也要被竊听。一种特殊裝置自動錄下談話內容，這在當時确屬高科技。 經濟部長沙赫特在１９３４年惊异地發現，有人在他的會客室里安勞了一邊隱蔽的傳聲器。是他的女管家在為蓋世太保效勞。她通過竊听器每晚可以在自己的臥室里竊听到主人的私下談話。 在德國，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党衛隊、蓋世太保的監視，沒有一個人會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他們可能已被貼上危險的政治標簽，列入名單，不幸隨時會降臨頭上。 在德國國內，党衛隊和蓋世太保一直為鎮壓抵抗組織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不能理解這些同他們有著純亞利安血統的同胞為什么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反對偉大的元首。 １９４２年，許多地下反納粹小組活躍在柏林和其他城市里。 共產党員羅伯特·烏里希就是一個小組的負責人。戰爭期間，烏里希以柏林亞斯令燈泡厂為基地，同埃森、漢堡、希爾德海姆、慕尼黑和多特蒙德的反法西斯組織進行聯系。蓋世太保偵察到這個小組的存在，派人打入小組，使上百名成員壯烈犧牲。舒爾策一博伊森一哈納克小組是由藝術家、作家、職業軍人、記者、大學生和工人組成的，他們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种名為《內部陣線》的刊物，致力于爭取成百万的外籍勞動者參与反對納粹政權的共同斗爭。他們還有自己的電台，定期向盟軍遞送消息。 １９４２年８月，這個小組的一百多個成員被蓋世太保逮捕。蓋世太保在審訊中的殘忍令人難以想象，被捕者大部分被絞死。 鮑姆領導的完全由猶太人組成的小組，在柏林焚毀了挑釁性的“蘇維埃天堂”展覽。由于小組中出了叛徒，蓋世太保逮捕了這個小組的所有成員。十八名年齡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青年被絞死。此外，還有大量的猶太人被作為人質槍斃。 蓋世太保在１９４４年破獲了德國國內最大的抵抗小組——由共產党員澤夫科夫·貝斯特萊因和雅各布領導的小組。 澤夫科夫小組通過社會民主党人尤利烏斯·勒伯爾同“七·二Ｏ事件”的人取得聯系。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打擊希特勒，而決不像那些陸軍將領那樣是想建立一個軍政權，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的國家。 在蓋世太保狗一樣的嗅覺下，這個小組的成員全部落入魔掌。他們的判決書上寫道： 澤夫科夫、雅各布和貝斯特萊因都是共產党的老干部。他們對我們的國家和元首充滿了刻骨仇很，甚至在開庭審訊時，也對此直言不諱。他們是不堪教育、不可教藥的人。在戰爭的第五個年度里，他們又使德國共產党有了很大的發展，并試圖瓦解國防軍，給國家帶來嚴重危害。 納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學發現了一個名為“白玫瑰”的抵抗小組。這個小組油印和散發繆恩斯特主教、加侖伯爵的小冊子和從席勒論文《盧庫爾戈斯的立法和校倫》中摘錄的几篇文章。 １９４３年初，“白玫瑰”隊員開始公開抵抗，大膽地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標語刷在牆上。他仍向國防軍散發傳單，呼吁軍人的良心和自尊的复蘇。海德里希的繼任人卡爾登勃魯納親自處理這個案件。 蓋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動。２月１９日，小組的成員在慕尼黑領導大學生進行了政治集會，蓋世太保的一個小頭目記下了正從一扇窗戶里向外散發傳單的一對年輕兄妹的名字。三個大學生被捕了。他們是二十四歲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歲的漢斯·舒爾和二十二歲的莎菲·舒爾，經過三天的嚴刑拷訂后他們被處決。 恐怖沒有停止。醫科大學學生亞歷山大·施莫萊爾被捕。蓋世太保宣判他死刑，并用大斧砍去他的頭顱。 １９３６年，德國發生了許多罷工事件，党衛隊經常參与鎮壓工人罷工。呂塞爾斯海姆工厂的工人因工資過低而舉行罷工，厂主立即向党衛隊求援。党衛隊派出大批隊員去鎮壓，三十七名工人被捕，二百五十名工人被開除。 １９４４年，罷工事件更加多起來。蓋世太保在報告中談到德國工人“每月有二干人次至二干三百人次拒絕干活。這些工人都受到了應有的處罰。” 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被司法和軍事机构判處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這里不包括失敗前期瘋狂的屠殺。被党衛隊和沖鋒隊殺害的人無法确定，它比官方公布的數字要高出好几倍。 已處于崩潰的納粹政權在“七·二Ｏ”事件后，便沉湎于對本民族的大屠殺，僅僅因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慘無人道地將全部家庭成員殺絕。他們開始像屠殺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樣大肆殺戮了。 据蓋世太保報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發現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戰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則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戰士被捕，而６月份則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蓋世太保的魔掌。 据納粹德國司法部的官方統計，被判處死刑并已執行的具体人數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這些數字中，不包括大約兩万名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士兵和軍官。在這個极為保守的數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處死的人。 這种血醒鎮壓不能不說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統治的最后階段，德國沒有出現大規摸的反抗和起義。 在德國，絕大多數家庭或親屬都有在政府各部門、党衛隊、國防軍和各种納粹組織工作的人。而納粹主義的毒素無時不刻不在影響著每一個男女老幼的思想。作為第三帝國統治的支住，党衛隊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則不斷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德國人民的生活。 党衛隊的兩條基本原則是种族選擇和絕對服從。 “亞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論導致出一系列的錯誤結論和無數的野蠻行動。 不破不立，若要證明亞利安族是高貴的种族就要有猶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襯。 希特勒無恥地供認，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猶太主義，目的就在于欺騙人民群眾，搞亂他們的思想。當但澤市政委員會在一次談話中曾問他是否將猶太人滅絕時，希特勒回答說：“不，要是沒有了他們，我倒還得把他們再制造出來，重要的是，必須始終存在一個看得見的反對對象，而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對象。” 根据党衛隊一一納粹主義的理論，劣等民族是不配生存下去的。滅絕這些种族，德意志人就有了足夠的生存空間。這种蠱惑不能不說在許多德國人的頭腦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概念。 于是就有了侵略戰爭，有了种族滅絕，有了資源掠奪。 由于納粹种族主義的宣傳，許多德國人把參加納粹党，特別是參加党衛隊引以為榮，他們爭先恐后地表現自己，干出了許多蠢事。社會的許多上層人物，包括高級知識分子，也紛紛涌進党衛隊，涌進保安處和蓋世太保。王子、貴族、經濟界康采恩巨頭們以及高級會員都想方設法獲得党衛隊的證件，這是政治態度最好的證明書。他們在党衛隊中都有一個相應的名譽職務，盡管不去那里上班。 党衛隊非常樂于授予他們頭銜，那樣他們就和党衛隊綁在一起，反過來支持它。 于是，在极端口號如潮的第三帝國出現了以“阿道夫·希特勒”、“德國”、“日耳曼”等旗號命名的党衛隊分隊。 于是就出現了伸臂禮、出現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盲目個人崇拜。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萊在波茲南對警衛團軍官所作的一次演說中說道：“有一項原則党衛隊員必須絕對遵守，我們對待自己血統中的成員必須誠實、正派、忠誠和友好，而對待其他人則不同。怎樣對待俄國人，怎樣對待捷克人，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無關緊要的。” 党衛隊就是以這种反科學的血統論為思想基礎建立起它的各种組織的。种族論成了把德國人凝聚在一起的工具。“以我是純亞利安人”引為自豪的人產生了“英雄現實主義”的思想，這种思想的含義就是党衛隊副總指揮貝斯特所講的： 斗爭是絕對的、永恒的，斗爭的目標則由時間來決定。并可以改變，因此斗爭的成果也可以不是決定性的東西……所以說檢驗道德的標准不是內容，不是一种什么東西，而是一种各樣的東西，而是形式。 這是一种不擇手段的倫理學，它构成了党衛隊的心理狀態核心。使得“不可能”、“不該做”這樣的詞句在党衛隊的字典中被抹掉了。 盲目服從是党衛隊的又一思想核心。 每年希特勒生日之時——４月２０日，都會有一批育年加入党衛隊。這一天舉行新隊員宣誓、佩帶領章并發給党衛隊員證。向希特勒宣誓的誓詞是這种盲目服從的開始。 德國領袖和總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誠和勇敢。 我永遠服從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級領導 死而后已。 謹此宣誓。 宣誓儀式給人以神圣庄嚴的气氛，這些激動不已的青年從此成為黑衣隊員，但這還沒有成為“完全”合格的党衛隊員。每個人大約還要服６個月的勞役，還必須獲得國家体育運動證章和熟讀党衛隊的問答課本。這种通暢使新隊員加深了黑色集團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 問：“我們為什么相信德國和領袖？” 答：“因為我們相信上帝，所以我們相信上帝創造的德國和上帝給我們派來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 問：“我們必須首先為誰效忠？” 答：“為我國人民和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問：“為什么會做到服從？” 答：“出于內心深處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國、相信領袖、相信党衛隊和出于忠誠。” 党衛隊給予青年一种全新的世界觀，它使得這些新隊員喪失了起碼的人道准則和良心。他們去做什么只憑上級的指示，不再用大腦去思考，他們變成了一群机器人。 把体育運動列為党衛隊員的一項條件，或許有人覺得奇怪。其實，這是為了表現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萊想把党衛隊變成騎士階層的需要，沒有健康強壯的体魄是不能夠戰斗的。 因此， 在党衛隊以及各重要部門的人事檔案的評語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字樣：“×××·××，純亞利安人，优秀運動員。家庭觀念极強，對帝國的事業無限忠誠……” 這些党衛隊新成員宣誓之后獲得了党衛隊短劍。從此他們便有了殺人無罪的權力。 對青少年進行納粹思想灌輸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也建立了起來。１９３６年有一條法令規定：青年人有義務在青年團中服役。也就是說，青年從十六歲起就處在納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論、生存空間論、絕對服從論等都是教育的必備內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講出了他對德國青年的企圖： 如果敵人說，我不到你們那里去，你們也別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訴他們：“今天，你的孩子已經屬于我們。一個民族是万古長存的。” “种族選擇”和“絕對服從”影響了整個一代青年人。對每一個德國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導致了排猶、殺猶，導致了侵略戰爭，導致了瘋狂的掠奪。如果一個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說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來。我們應該說，德國人民是無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禍首，党衛隊和蓋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為敵的惡魔。 然而，同樣作為法西斯專政机器的組成部分的各個机构，它們之間的運轉也并非協調一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陸軍同蓋世太保積怨由來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總局柏林第一審法院推事恩斯特經手審訊一名慣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盜竊、訛詐和侵吞財物罪，是法院和監獄的常客。這次，他又因涉嫌訛詐被逮捕。 最初的審訊，他只承認了几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擊，使這個罪犯又供出了對几百個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進行訛詐的罪行。他抓住了這些人搞雞奸的事實而進行訛詐。這些人當中有自由團領袖的儿子、律師呂狄格·馮·戈爾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長、党衛隊旗隊長馮·韋德爾伯爵和中央經濟部長丰克等。在這一長串名字中有一個“弗立契將軍”。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問是“哪一個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來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卻引出了震動整個帝國的大案特案。設在秘密警察處里的“全國打擊雞奸罪行中心”受理了這個案件。党衛隊多么希望這個弗立契就是陸軍總司令瓦爾納·馮·弗立契男爵大將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從他手中奪過國防軍對武器的壟斷權。 審訊者將一本相簿擺在訛詐犯面前，他一下子便認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軟硬兼施的施密特終于交待了他的訛詐經過。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車站前廳，盯住了一個身穿深色大衣、頭戴深色禮帽、圍著白色圍巾、戴著一副單眼鏡的人。他見這個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戀者丁·魏國格特納一起离開車站大廳，鑽進一條供鐵路局專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隨其后，惊异地發現他們倆在那里發生了雞奸關系。過了一會儿，這位先生出來了，走到波茨坦廣場附近的車站。施密特看到這是一個敲詐的好机會，便跟上他，向他講他見到的一切，并自稱是刑事警官克勒格爾。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證，那上面坦白無誤地寫著“馮·弗立契”。 接著進行“私了”的金額談判。弗立契說身上只有一百馬克，請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門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馬克。轉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約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詞擺在希姆萊的辦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報告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燒掉這种無聊的東西。”希姆萊有點不識相。當時，希特勒對陸軍非常信任，听不進去任何反對陸軍將領的話，他需要這些將軍去占領夷邦，征服歐洲的戰爭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對弗立契案件饒有興趣。在這位陸軍總司令出訪埃及時，派了兩名秘密警察官員進行監視，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雞奸活動的酒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陸軍元帥馮·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剛走不久，“妨害風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穢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處全國技術鑒定中心頭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兩個人中，陸軍元帥准确無誤，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卻看不清楚。最后他們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帥的證婚人，并參加了婚禮，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帥的夫人，他可以利用這場丑聞把陸軍元帥赶下台。如果元帥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選將是弗立契大將。因此，他戈林要一箭雙雕，然后自己當上戰爭部長。 二十四小時后，當希特勒風塵仆仆地從伯格霍夫回到總理府時，戈林顧不得領袖旅途勞頓，邊不及待地進見。希特勒接見他后，“非常激動，但并不顯得怎樣憂慮或難過。”由此可見，戈林在談到兩位陸軍高級將領的坏消息時非常策略。 當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參議邁辛格下達了重新整理馮·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擺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寫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兩人，垂頭喪气地倒剪著手，在屋里踱來踱去。 經過短暫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這不正是解決國防軍領導層、自己統帥三軍的好机會嗎？他立刻轉風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這些軍人。戈林怀著濃重的個人動机更加有恃無恐了。 許多軍官為此鳴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請求下，希特勒才答應接見弗立契，听听“這只豬玀是怎樣申訴的”。弗立契和施密特當面對質，他否認說：“我不認識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說：“就是這個人！”僵持中，戈林沖進房間，聲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爾后，他悄悄地對希特勒的副官說：“听我說，您滿可以和領袖談談，您告訴他不妨把陸軍交給我，我已准備交出一個四年計划。” 可是，希特勒拿陸軍開刀，并不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無可爭辯也沒人敢爭辯的事實三次拒絕那些為戈林勸進的人。他對他的副官維德曼說：“根本不會考慮。戈林連視察空軍的規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還多呢！”他對陸軍元帥凱特爾說：“這是根本不會考慮的……空軍必須由他來抓……而且他必須作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務。”他還對第一位陸軍元帥勃洛姆堡說：“他太輕閒了，也許可以說是懶惰，無論如何他不在考慮之列。” 即將下台的戰爭部長勒洛姆堡這時對陸軍中的戰友產生了怨恨。關鍵時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時又產生決不能讓戈林這個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償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職前拜見了希特勒，提議由領袖兼總理親自任戰爭部長一職。 希特勒為了第三帝國的命運，毫不謙虛地同意了這一提議，將戰爭部划規他領導，并改名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職，十六名將軍被強令退休養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調職。 這是一場德國的“圖哈切夫斯基事件”，從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從此，他將軍政大權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國的大獨裁者。 然而，事情仍舊沒有完結，在弗立契大將退職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辭呈。領袖的伎倆十分明了，一是讓將軍体面些，二是讓他自己更体面些，減少火藥味，平靜地實現權力移交。可是固執的弗立契不同意這樣做，堅持要個說法。希特勒無奈，提以要由特別法庭對此案做出裁決。但是，這個特別法庭是由蓋世太保的人組成的。 軍人和法學家們對此表示异議，紛紛出面干預。他們認為對一個軍官只能用軍事法庭。在司法部長古納特和國防軍軍法處長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們的意見，由三軍總司令和德國軍事法庭的兩庭長組成了軍事法庭。但希特勒擔心失控，便任命戈林為法庭主席，并責成秘密警察配合調查。 多年來，秘密警察無權逮捕軍人，甚至傳訊也不可以，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這一點，連剛入伍的新兵也知曉。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軍人、陸軍司令本人卻坐到秘密警察對面受審，該是何等的窩囊。 兩次審訊均無結果。這時，已被查清沒有雞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爾茨伯爵靈机一動，從居民戶口中找到与馮·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騎兵上尉馮·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費迪南德街２１號。騎兵上尉被捕，他對在万湖車站作過案供認不諱，并交出了支付訛詐金的提款單据，他是從德累斯頓銀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號賬戶上提的款。 其實，按照揭發人交待的地址核實情況是非常簡單的，況且弗立契大將的經濟狀況不致于拖了八個月才付清另一半訛詐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帶著有色眼鏡對待這一案件，才使他們狗一詳的嗅覺失靈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裝部隊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將瓦爾納·馮·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審訊結果……裁決： 正式審訊實退役大將馮·弗立契男爵所有各點上均無罪。 希姆萊陷于被動，他擔心自己會被國防軍罵個狗血噴頭。海德里希連聲叫苦，生怕丟了腦袋。他們看到陸軍軍官團結起來，想砸爛保安處的權力，海軍上將卡納里斯也成了軍人們的支持者。 卡納里斯和霍斯巴赫擬了一份“建議要求”，由陸軍呈報希特勒。 卡納里斯口授道： 一、鄭重明确地為馮·弗立契男爵大將恢复名譽……， 二、調動秘密警察主要領導人的職務。首先考慮應該調動的是希姆萊、海德里希、約斯特（党衛隊保安處長）、貝斯特、邁辛格、費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陸軍參謀長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檔了事。將軍的舉動，應了法國元帥麥克馬洪的一句名言：“將軍們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動的人。”經過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沖擊，國防軍元气大損，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這時德軍正向奧地利進軍，正是用人之際，“公正”的希特勒宣布為馮·弗立契平反，任命他為第十二炮兵團團長。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進攻波蘭首都華沙時陣亡。 希姆萊丟了丑，他對自己屬下的無能表示憤慨。他聲稱，他是庸碌無能官員的受害者。這一階段，他對國防軍特別是陸軍的態度非常謹慎，不允許在党衛隊領袖秘密討論會上攻擊陸軍，公開場合自不必說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陸軍同党衛隊、蓋世太保之間很難說誰是贏家。陸軍損兵折將，党衛隊、蓋世太保名聲大坏。從此，兩敗俱傷的對頭結下了宿怨。卡納里斯的那份“建議要求”的內容深深地印進希姆萊的腦子里，以至后來給卡納里斯的諜報局帶來的厄運也与此不無關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決定開始滅亡波蘭的行動。他在２２日薩爾斯堡的國防軍將領會議上說：“在進軍波蘭中，可能會發生一些不會得到德國將領們鼓掌喝彩的事情。因此，我不想麻煩軍隊去做必要的消滅工作，而是把它交給党衛隊去執行。” 這位獨裁者責成党衛隊全國領袖組織特別行動隊，跟在進入波蘭的德國軍隊的身后，隨時消滅遇到的一切波蘭上層人物。在這之前，每占領一個地方，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別行動隊參加。吞并奧地利時，海德里希的特別隊就隨軍前進。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時， 特別行動隊也大打出手， 以致海德里希獲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美稱”。 海德里希在几天內便組成了五支由秘密警察和保安處人員參加的特別行動隊。他們身穿党衛隊特別机動部隊軍服，左臂配帶保安處菱形標志。每個特別行動隊由四個特遺隊組成。尾隨一個陸軍軍團前進；每個特遣隊有隊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個軍團行動。隊指揮官全部由保安處領袖擔任。 這五個特別行動隊指揮官和尾隨的部隊分別是： 第一特別行動隊，領導人是党衛隊旅隊長施特雷肯巴慧，隨威廉·李斯特大將的第十四軍團向紐倫堡方向進軍。 第二特別行動隊，領導人是党衛隊突擊大隊長埃馬努埃爾·台費爾博士，跟隨瓦爾特·馮·萊希瑙上將的第十軍團向華沙南面突擊，直抵維斯杜拉河。 第三特別行動隊，領導入是党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赫伯特·菲舍爾博士，跟隨約翰斯·勃拉斯科維茲上將的第八軍團向羅茲進軍。 第四特別行動隊，領導人是党衛隊旅隊長洛塔爾·博伊特爾，跟隨古斯特·克魯格上將的第四軍團向莫德林方向突擊。 第五特別行動隊，領導人是党衛隊旗隊長思助特·達姆佐，跟隨奧爾格·馮·庫希勒上將的第三軍團前進。 海德里希的“行刑部隊”按規定要接受戰區內的陸軍領導，但他的行動卻是受中央保安局的指揮。因而這個受雙向領導的部隊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保安局交給的使命，一方面又不能讓軍人們過多地了解他們的秘密，因為武裝部隊的軍法審判對他們每個人同樣有效。 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盡量避開陸軍將領的關注，把真正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消滅波蘭上層人物的任務隱瞞起來，以致第八軍團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給特別行動隊的命令中有這樣的任務內容： 打擊作戰部隊后方的一切敵視德國和德國人的分子，特別是打擊諜報人員，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繳武器，查封諜報的重要材料等。 可見，在作戰部隊中，士兵，包括將領們暫時還不了解他們的尾巴部隊的真實任務。隱瞞不可能長久，只要特別行動隊一開始殺害波蘭的貴族、教士和知識分子，軍隊就會醒悟過來。那時軍隊肯定會惱怒的。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兩個党衛隊領袖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要么向陸軍宣言，說這是希特勒的命令，他們不能不執行；要么就隱瞞事實上報本無法隱瞞的真象。 狡猾的希姆萊向將軍們暗示說：“我不會做任何領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言外之意，他的行動是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后來在一份存檔的筆記中透露，在波蘭占領區發生了同陸軍的沖突，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動特別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滅致以千計的波蘭領導人）”，而領袖的命令“不能告知陸軍將領，當然也包括他們的參謀人員，以致于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警察和党衛隊擅自采取的獨斷專行的殘暴行動。” 軍人們很快就明白了特遺隊的真正使命。９月７日，諜報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向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處長馮·施圖爾納格將軍說，党衛隊的領袖們每天以槍斃兩百名波蘭人炫耀自己，處決大多未經司法程序，受害者多為猶太人、貴族和教士。卡納里斯怀著憂慮的心情警告說；“對這樣的做法，終有一天，世界輿論會向武裝部隊追究發生在它眼皮底下的這些事情的責任的。” 在人們的眼睛里，武裝部隊成了特別行動隊的同謀，至少對他們是姑息的。其實，這都是表面現象。他們這兩支部隊都是希特勒侵略擴張政策的工具。只不過警察、党衛隊比武裝部隊更凶殘一些。 特別行動隊在消滅波蘭上層時是“不講階級”的。他們把教師、醫生、公務員、教士、地主和商人統統抓起來，關進接收營，然后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處死。希特勒的目的再明了不過，消滅波蘭任何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的頭排人物，或可能成為這些領域里領導人的人。 一次接一次地大規模屠殺，使波蘭民族精英受到沉重打擊。在庫爾姆一佩普林主教區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達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處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會成員。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曾自豪地宣稱：“被占領區內留下來的波蘭領導人物至多還有百分之三。” 希特勒對如此巨大的功績很滿意但不滿足，他說道： 凡是經我們現已确定屬于波蘭領袖階層的人，必須予以消滅。以后再發現的話，由我們注意看管，過一定時間后再加以清除。 他還不能高枕無憂，因為還有那個被他看來非常龐大的百分之三。 武裝部隊盡量把自己打扮成正義之師。占領區實行軍事管制后，東線總司令格德·馮·倫斯德大將指示軍人們負責社會治安，并向波蘭居民發布了安民告示，宣言“武裝部隊不以居民為敵人，一切國際法條款均得到尊重。”党衛隊的野蠻暴行，撕碎了這個諾言。陸軍成了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騙子。軍人們惱怒之余開始猛烈攻擊党衛隊的暴行。 ９月２０日，第十四軍團情報處報告，部隊情緒嚴重不安。 這是由于沃伊爾施地區的特別行動隊在軍區的部分違法行為（集体槍殺，尤其是集体槍殺猶大人）……而引起的。部隊特別感到气憤的是，午輕人不上前線去作戰，而是拿手無寸鐵的人來證明他們的勇敢。 接著東總提出不能再容許沃伊爾施的特別行動隊繼續留在該地區。希姆萊為了暫時緩解与日益不滿的陸軍將士的矛盾，只好同意了這個要求。１０月１日，陸軍總司令部通知駐波蘭各軍團司令部： 保安警察首腦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給特別行動隊的２８８／３９６號關于占領區內猶太人問題的命令。暫時僅限于采取措施做好准備。据悉，已由党衛隊全國領袖向特別行動隊發布一項相應的新命令。 希姆萊的命令還未發到特別提動隊，或許他根本就不打算發布這樣的命令，只是搪塞一下陸軍而已，希特勒在１０月中旬便下令撤消了軍事管制。 當東總馮·倫斯德大將得知老納粹弗朗克出任政府總督時，立即提出辭呈，收拾舖蓋撤走了。這時行政机构還未建立，希姆萊利用這個真空時机，派他的党衛隊和警察乘虛而入。特別行動隊搖身一變，成了地方常駐的區秘密警察局和區保安處。同時，在波蘭被占領區還建立了同德國本土一樣的風紀警察系統。 希姆萊在波蘭建立起來的党衛隊兼警察体系充當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求下屬單獨同波蘭的殘余抵抗部隊和新建的游擊隊作戰，而不同軍隊磋商。這种以老大自居的傲慢態度激怒了武裝部隊的將領。新上任的東總約翰內斯·勃拉斯科維茲大將掀起了武裝部隊討伐党衛隊的斗爭。他命令整理有關党衛隊獨斷專行、胡作非為的材料，直接寄給陸軍總司令部。几天后，這份報告擺到了希特勒的辦公桌上。報告中寫道： 因法槍殺、逮捕和查抄引起巨大憂慮，擔心部隊目睹這些事情后難以保持紀律，就地同保安隊和秘密譬察磋商毫無結果，因為他們有党衛隊全國領袖撐腰；請求重整法紀，特別應規定必須經過依法判決才能執行處決。 希特勒對此報告不屑一顧，鄙夷地說：“幼稚的看法。”他說他對勃拉斯科維茲將軍隊來不信任，應赶快換掉他的職務。由此可見，希特勒完全支持希姆萊一伙的狂暴行為，把陸軍的不同意見看作是不忠的表現。 東總勃拉斯科維茲沒有理會領袖的震怒，他繼續收集材料反對党衛隊，各個部隊送來了大量的事實材料。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爾特蘭軍區司令貝茨爾將軍報告： 所述這些組織（党衛隊和警察）儿乎在所有較大的村鎮進行公開槍殺。殺害各种各樣的人物，經常令人費解。而其做法也很不光彩，几乎總是一邊殺人一搶劫。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邊區總司令烏萊克斯將軍寫道： 最近一段時間內，警方人員的暴行層出不窮，反映出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實在令人費解，以致可以稱之為与禽獸無异……擺脫這种不光彩、站污整個德國人民聲譽的狀況的唯一辦法，我認為是……立即調走和解散警察部隊，包括其全体高級領袖。 勃拉斯科維茲大將整理一份包括三十三起事件的材科，他在２月６日說： 部隊對党衛隊和警察的態度，時而厭惡，時而痛恨。每一個軍人都對德國人和國家權力的代表者在波蘭犯下的這些罪行感到可恥和惡心。 陸軍高級將領反對党衛隊和警察的暴虐行動，在血風血雨的波蘭占領區形成了小气候。甚至連萊希瑙這樣的以忠實于領袖著稱的軍人也加入到控訴党衛隊一伙的行列中，在部隊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以致在領袖大本營里，武裝部隊的軍官，誰也不愿同任何一個党衛隊頭子握手。 最后，是新任總督弗朗克這個小丑幫了希姆萊的忙。他面見希特勒，請求領袖攆走勃拉斯科紹茲，說他太愛吹毛求疵了。其實，希特勒已經決定拋開這塊絆腳石。三個月后，勃拉斯科紹茲被調往西線，５月１０日打響了西線之戰。 希特勒的“組織解決”，使希姆萊的行動不會再受到任何阻攔和攻擊。然而，陸軍同党衛隊、蓋世太保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并沒有停止，在很多問題上，他們仍然水火不相容。至第三帝國垮台前夕，這种斗爭已發展到白熱化程度。而領袖長期偏袒党衛隊一伙的做法也給他帶來引火燒身的后果。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早晨，一支強大的艦隊向法國北岸推進。一小時后，盟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先頭部隊登上了卡爾瓦多斯海岸并迅速取得了立足點，解放法國的戰斗開始了。“帝國師”經過頑強抵抗，損失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淪陷后，德國軍隊狼狽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德國遭受巨大損失，在非歐戰場也節節失利。形勢對盟軍越來越有利，失敗的陰影開始籠罩德國。 于是，在陸軍許多將領中滋生了悲觀和不滿情緒。他們預感到，元首再這樣干下去，德國必然招致滅頂之災。他們不愿從根本上改變納粹主義，他們只是想保住已經得到的利益。 希姆萊歷來重視軍隊這個國家和戰爭的支柱，他派出最优秀納粹間諜追蹤和監視將軍們的動向。但卡納里斯的“軍事諜報局”如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令他不能得心應手。 刺殺希特勒的“閃電計划”就是由諜報局的一批將校軍官策划的。施行計划的有國內駐防軍參謀長、補充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中央集團軍第一參謀長海宁·馮特萊斯夫少將印司令部里的施拉勃倫道夫中尉。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團軍視察。他在乘飛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倫夫給了他的陪同官員一個裝有兩瓶“白蘭地”酒的包裹。這個官員事先已同意特萊斯科夫的請求，替他把禮物交上去。那包裹里面有枚定時炸彈，時間定在飛机恰好在空中時爆炸。但是，炸彈失靈了，希特勒安然無慈。机靈的密謀分子借口包裹里的瓶子搞錯了，把東西取回來。這是一次沒有暴露同時也未獲得成功的行動。暗殺沒有因此而罷手，下一次行動仍在策划之中。 繆勒和施倫堡憑著諜報專家的嗅覺，聞到了火藥味。他們終于查清諜報局外諜處處長漢斯·奧斯特上校參与了一項秘密活動。蓋世太保的警察們在他的保險箱里發現了一批文件。希姆萊并沒有立即對諜報局采取行動，他認為放長線才能釣到真正的大魚。 ９月，蓋世太保又有了新的收獲。曾在威廉二世手下擔任最后一任外交部長、在魏瑪共和國做過駐日大使的威廉·索爾夫的遺孀——索爾夫夫人在自己的家里組織沙龍。這個“京爾夫夫人茶會”，實則是在進行情報活動。她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著接触，并通過他們与英美間諜挂上了鉤。１９４３年９月，柏林仁慈醫院一位年輕的瑞士醫生雷克策博士經人介紹加入了這個圈子。他給人以強烈反納粹的印象，并主動提出將情報送到瑞士去。索爾夫夫人同意了，她為如此輕信付出了代价。這個雷克策不僅是個醫生，同時還是個間諜。他負責傳遞的那份情報，當天夜里就出現在希姆萊的辦公桌上。 ２月２９日，在希姆萊的敦促下，希特勒下令對諜報局采取摧毀行動。諜報局辦事處被德國中央保安局吞并，外事局情報處作為“軍事机构”而獲得有限的獨立性。同時，希特勒給予德國中央保安局第六處處長施倫堡以行動完全自主權，卡納里斯被解職。 一場多年的斗爭至此分出了胜負。大德意志武裝部隊失去了自己的諜報机构，從而變成世界上唯一一支本身沒有情報机构的軍隊。今后武裝部隊的情報來源要依靠党衛隊保安處了。 繆勒在對諜報局的戰斗中功績卓著，卻未分到戰利品，倒是德國中央保安局第六處（國外保安處）處長、党衛隊旅隊長瓦爾特·施倫堡摘取了諜報局這個熟透了的桃子。 海軍上將卡納里斯同施倫堡是望年之交，他喜歡這個聰穎過人的年輕人。反過來，施倫堡對卡納里所也非常尊敬。他們經常探討一些問題，甚至隱秘的事情也在此列。盡管慈父般的卡納里斯下台了，但施淪堡還是很高興，他現在可以建設一個統一的超級情報机构了。而由施淪堡兼并諜報局，總比別人好，卡納里斯多少得到了一點安慰。 施倫堡性格內向，是個有尖不露的人。德國中央保安局的同事們把他看作是海德里希唯命是從的大管家。只是以后人們才發現，這個儀表堂堂且又文質彬彬的人物柔中有剛。党衛隊全國領袖稱施倫堡為“本杰明”。一次乘飛机，希姆萊不小心背靠在飛机艙門的把手上，反應敏捷的施倫堡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給全國領袖留下了好印象。這個好印象使希姆萊在合并保安處和諜報局后，立刻想到的人選便是施倫堡。 施倫堡開始建立隸屬德國中央保安局的部隊情報机构。但是他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謹慎，几乎留用了全部原諜報局的人員。他的寬容態度深得人心，同時也引起一些人的猜測：這個施倫堡為什么這樣仁慈呢？ 時隔不久，他的屬下們惊喜地發現，原諜報局的反對派同施倫堡對時局的看法有著非常相似之處，即德國最終將失敗，殺死希特勒，單獨同英、美媾和，德國才能獲救。 殺死希特勒，拯救德國的想法和行動在許多人頭腦中形成并付諸于行動。施倫堡對此暗中支持，并提供條件。 陸軍中的一批高中級將領策划的“伐爾克里”行動就是六次謀殺希特勒中最為成功的一次。 施道芬堡中校是一個舊貴族軍士家庭的后代，他相信國家社會主義能給德國帶來好處。他在突尼斯受了重傷，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傷愈后，他被提升為上校、補充軍總參謀長。戰爭的進程出乎他的愿望，他不愿看到德國的失敗，不愿看到軍隊被徹底打垮，于是他參加了密謀活動。領導他的是前萊比錫市市長卡爾·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陸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上將。同時，他們的活動得到了西線占領軍中的許多指揮官的支持。施道芬堡認為，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支持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行動，即干掉希特勒，拯救國家和軍隊。 在法國戰役中，英美軍隊大獲全胜。隨即他們又向意大利進軍，并很占領了羅馬。蘇聯軍隊也踏上了波蘭領土。德國東部防線全面崩潰，這一切都迫使施道芬堡加快了行動步伐。遲了，可能永遠失去机會。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同戈台勒和貝克擬定了“伐爾克里計划”，殺死希特勒，在柏林成立軍政府。 尚還完整的西線占領軍中的相當一批軍官答應給予密謀分子幫助。這支謀反大軍中有：法國軍事總督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上將、比利時軍事總督亞歷山大·馮·福肯豪森將軍，還有令人矚目的隆美爾陸軍元帥，他在非洲曾有過輝煌的戰績，被譽為“沙漠之狐”。他的參謀長漢斯·斯泥達爾將軍也加入了這個隊伍。甚至連蓋世太保和党衛隊保安處也不是鐵板一塊。刑事警察頭子奈比、柏林警察局局長赫爾道夫伯爵及其副手也卷了進來，他們的任務是在國家發生政變時与柏林衛戍司令馮·哈斯中將保持聯絡。 密謀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消失后，便可同英美聯手對付蘇聯，因為在反對共產主義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 机會終于來了，施道芬堡放任命為國內駐防軍的參謀長，這個職務有權使他經常進出元首大本營。 ７月２０日，希特勒舉行軍事會議。 施道芬堡把炸彈放進了一個黃色公文包里。這是一枚小型定時炸彈，但威力很大。他驅車前往元首大本營參加會議。 本來定在１２點鐘舉行會議，可是因為意大利的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來訪，會議推遲了三十分鐘。希特勒接見完來訪者，向會議室走去。他看見許多軍官等在外面，其他人已經待在悶熱的會議室里了。他站在寫字台旁，開始听豪·辛格將軍匯報東方戰線的情況。過了一會儿，凱特爾由一位副官布爾將軍和弗洛姆參謀長陪同來到會議室。 凱特爾報告說：“我的元首，這是申克·馮·施道芬堡上校，他要向您匯報組建新師的情況。” 希特勒提了握施道芬堡余下的那只手，在一個柳條凳上就坐，背對著門，面對著敞開的窗戶。希特勒在等待著施道芬堡匯報。他回頭時，突然發現他不見了，他很气惱地嘟噥了一句。這時，會議室中只有二十四個人。空軍參謀長科爾登將軍坐在沉重的擱板桌的另一端，開始匯報空中偵察的情況。希特勒俯身在地圖上，用右臂時支撐著身体，右手拿著一把不同顏色的鉛筆，左手拿著一個放大鏡。 誰也沒有注意到那只放在地上的黃色公文包，它离希特勒大約六英尺左右。突然一聲巨響，含有兩磅炸藥的炸彈爆炸了。黃色的火焰立刻吞沒了希特勒，濃煙充滿了房間。他躺在門框附近，天棚上掉下來的板條、石灰壓在他身上，周圍是一張張扭曲的面孔。燒焦的文件散落開來，舖滿地面。衛兵們迅速沖進來。 希特勒大叫道：“一定是有人扔了炸彈！” 可是衛兵們未發現任何其他人。 醫生為他檢查，發現他的兩腿被炸掉了許多塊皮，褲子已經成了碎片儿，臉上也有傷痕。 他對其他人嚷到：“這算什么！這是膽小鬼的勾當！”他命人立即將希姆萊召來，指示他迅速將此事查清。 希姆萊知道這是一伙密謀分子所為，并很快把來到會議室又突然离去的施道芬堡列為第一號嫌疑犯。這時，在會議室外看電話的衛兵進來報告說，爆炸發生前，他曾見到一個軍官匆匆离去。這個人只有一只胳膊。人們回憶起他進來時帶著公文包，便問那士兵看見他走時拿什么東西了嗎？回答是否定的。蓋世太保的特工們終于在屋內發現了黃皮包的碎片儿。這時完全可以确定施道芬堡是凶犯了。 在大本營——“狼穴“的電訊監听室里，希姆萊得到了至關重要的消息，一些陸軍將領在頻繁地通話。 施道芬堡的上司弗洛姆將軍從柏林給凱特爾打來電話，說：“首都謠言四起，應不應該宣布緊急狀態？” 接著，弗洛姆的辦公室向各國駐防軍司令部發出奇怪的命令，用“伐爾克里”為代號宣布了緊急狀態。 希姆萊大吃一惊。這些陸軍將領的活躍，證明了這是一次由陸軍策划，并涉及多人的政變。他立即去見希特勒。 希特勒听后，臉上由白變紅，兩手掐腰，憤怒到极點：“這些無恥的小人，叛徒！！”他罵道。 駐防巴黎的將軍們听到政變失敗的消息后，決定与希特勒徹底決裂。他們十分清楚，戰是死，不戰也是亡。繼續戰斗下去，或許還有一條生路。晚上七點多鐘，軍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團包圍了福熙大街的大樓，逮捕了奧伯格和大樓內的所有保安處成員。 還在５點鐘的時候，維茨勒簽署了一份長電文，發往國內駐防軍司令部。電報寫道： 一、內部騷亂。一個軟弱無能的党的領袖的可恥集團利用了形勢暗中傷害困難的軍隊，為著他們自己的私利奪取了權力。 二、在這最危險的時候，帝國政府已宣布軍事法律，以維持法律和秩序，指派我為德國武裝部隊最高全權司令。 三、…… 接著是長長的關于合并武裝党衛隊、消滅蓋世太保、無情解散任何反對派的指示。 与此同時，柏林發生了許多令希特勒惶恐不安的怪事：警衛營的一個分譴隊試圖占領總理府；有軌電車通過政府區時沒有停下來；警衛營已受命占領政府區……他責問宣傳部長戈培爾為什么不發布新聞。戈培爾解釋說，評論還未寫完。希特勒大發脾气說：“我沒有讓你寫什么評論，我只要把消息盡快發出去！” 廣播中發出的“元首還活著”的消息，給那些仍不知情的軍官們一個重大打擊，接著電台插放了希特勒的演講。由于激動和气憤，他的聲音有些顫抖： 野心勃勃、無恥愚蠢的軍官小集團一直陰謀擺脫我，同時要徹底清洗整個德國武裝部隊指揮員。炸彈是馮·施道芬堡伯爵安放的，我的几位親密同事受了重傷，一位已經死去。我本人除了几處輕微的擦傷、扭傷和燒傷外，沒受其他傷。我認為這進一步證實了上蒼給予我的使命，我要朝著我的目標繼續前進…… 在巴黎，當軍校准備第二天槍斃蓋世太保和党衛隊頭目時，西線總司令克魯格改變了主意，不同意槍斃這些警察頭目，并向柏林告急，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与政變無關并且忠實于元首的人。 凱特爾也為了保全自己，搶先跳出政變集團。他在下午４點１５分，向本土司令部打電話說：“元首還活著，安然無恙，不要服從維茨勒本元帥的命令！” 這些參与政變的高級將領的轉向是因為希特勒沒有死和他們的投机本性。 希姆萊很快飛到巴黎。他和海德里希的繼任人卡爾登勃魯納將這場對陸軍的鎮壓看做极大的樂趣。奧伯格和克諾亨重新回到警察局和情報局，協助了這場無情的鎮壓和報复。 在巴黎，蓋世太保逮捕了許多軍官，他們中有：總參謀部的施圖爾納格，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凱攝·馮·程法克中校，施圖爾紉格的參謀長林斯托夫上校。克台格的副參謀長埃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時軍事總督的表兄弟馮·福肯勞森男爵。 施圖爾納格在政變當天返回柏林的途中被害未死，雙目失明后，被挂在肉鉤子上慢慢絞死。其余的人也均被槍決。 弗洛姆為了除掉對他安全不利的證人，曾下令槍決施道芬堡等“伐爾克里計划”的領導人。爆炸時受了傷的凱特爾儼然与政變無關。但希特勒和希姆萊沒有受騙，在利用了他們几天后，處決了他們。狡猾的克魯格的轉向也未能使他獲救。在他即將被捕時，自殺身亡。 隆美爾元帥在１０月１４日也被迫自殺。 貝克將軍、戈台勒等所有參与和涉嫌政變的人無一幸免。 施道芬堡在柏林給施圖爾納格打完最后一個電話就被捕了，他被處以絞刑。 退休的卡納里斯雖然沒有參加“伐爾克里計划”，但也受到株連，于１９４５年３月上了絞刑架。希姆萊終于為他的宿敵畫上了句號。 “伐爾克里計划”的失敗，導致了希特勒和希姆萊對陸軍的大清洗，在本土和占領區共有七干多人被捕，被槍殺的人數近五千。它的血腥程度決不亞于血洗沖鋒隊。這對在失敗前夕本來就士气不振的軍隊是個沉重的打擊，無疑是雪上加霜。希姆萊和他的党衛隊及蓋世太保從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好處，武裝党衛隊的作用愈顯突出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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