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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重慶獲好感，關系玲瓏好手段； 無奈巧婦炊無米，再好方案難施展。 蔣介石的黃山別墅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市區10英里。這是一座向陽的山坡，視野開闊，草木蔥蘢，站在觀景台上可以鳥瞰重慶市區和兩條夾峙在山谷里的彎彎河流。抗戰期間，委員長一般都在這里會見來訪的外國軍政要人。 他向來對英國人不抱好感，這大概是北伐戰爭時他的兵鋒首指英國支持的吳佩孚和孫傳芳而結下的積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与英國同樣對日作戰，蔣介石蠻以為做為同盟國家可以撈到跟英國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上次韋維爾訪華時所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使他覺得受到了污辱，至今仍記憶猶新。 韋維爾那次訪問重慶是在1941年12月23日。此人被倫敦1980年版《歷史百科全書》中稱作“……二次大戰中最有成就和最不幸的將軍之一。”他身材魁梧，性格倔強，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失去一只左眼，因此當他跟別人會面時，常常用剩下的那只右眼蠻橫地瞪著對方，使人感到他像一頭隨時都會發怒的獨眼公牛。 韋維爾抵重慶時，帶來一大群衣著華麗、趾高气揚的軍事助手和參謀。這些狂傲的不列顛軍官從走下飛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視前來歡迎他們的中國主人，并且公開把中國的委員長稱做“酋長”，那意思是中國人還都是原始的部落民。 也是在黃山別墅。蔣介石真誠地歡迎并宴請遠道而來的英國客人。他身著戎裝，滿臉微笑，親自在別墅庭院的大門口歡迎貴賓到來。中國第一夫人宋美齡則親自為丈夫充任翻譯。蔣介石顯然對即將開始的雙方會談持樂觀態度，因為大敵當前，英國人到處吃敗仗，所以他覺得這位英國將軍會對他客气一番，并就盟國的援華物資和中國軍隊參加緬甸共同防務等問題達成原則協議。 不料會見剛開始，韋維爾就不顧起碼禮儀，當面對中國的最高統帥宣讀了一份態度強硬的備忘錄。備忘錄要求中國方面將“囤集在仰光的租借物資，部分地轉入緬甸防務”，并規定中國軍隊入緬人數“不超過一個團”。因為英國人雖然自顧不暇，卻并不情愿中國來插手緬防務。倫敦從來沒有忘記中國在歷史上与緬甸曾保持過的那种宗藩關系。即使將緬甸丟給日本人，將來打完仗還能收复，可是如果中國人賴在那里不走，豈不是給大英帝國造成一個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嗎？ 蔣介石挨了當頭一棒。會見气氛十分尷尬。 韋維爾一出門，蔣的臉色立刻變得鐵青。宋美齡安慰道：“大令（即英語Darl-ing，親愛的），同英國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美國人跟他們不一樣。” “娘稀屁！這些洋人，都是帝國主義者，沒有什么好東西！”蔣介石狠狠地咆哮。他嗅嗅同韋維爾握過的手，厭惡地皺起眉頭。夫人知道丈夫不喜歡同這類洋人打交道，這不僅因為他們盛气凌人態度倔傲，還因為歐美人身上時常散發出一种不討人喜歡的“羊膻味”。宋美齡立刻大聲吩咐： “來人！侍候先生洗澡。把門窗統統打開，把洋人的臭味都給我赶出去。” 這次蒙巴頓來重慶訪問，蔣介石是同意了的，事先夫人又對他介紹過蒙巴頓的舉止是如何的优雅和懂禮貌，跟韋維爾完全不是同一類型的人，所以他決定見一見蒙巴頓。此前，凡有英國人來華訪問，除了老相識和禮節上非見不可者以外，他一般讓外交部或軍委會的何應欽、陳誠等人去接待，自己則借口公務繁忙或外出視察不在重慶而不愿會見他們。 不過，這次他見蒙巴頓，也還想著借机報复一下上次那個英國將軍對他的不禮貌。晚上，蒙巴頓在中國陪同人員的引導下來到了黃山別墅。蔣介石沒有在別墅的門口迎候客人，而且蒙巴頓進入會見廳后，蔣介石也沒有馬上露面，讓客人呆呆地在那里等候了一刻鐘。當然，蒙巴頓也有過錯，沒有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但据他本人講，那确是由于忙亂之中尋找他從倫敦帶來的國王的信而姍姍來遲了，并非是故意表現對中國領袖的不尊重。蔣介石遲遲不露面，令他感到不快，心想至今為止還极少有人會以這种方式對待自己。他听說過韋維爾跟蔣會面時給對方造成刺激的那件事，因此他能夠諒解蔣介石，不快的心境轉而平靜了一些。 當蒙巴頓趁這段等候的時間，觀賞擺在會見廳里几件精致的盆景的時候，蔣委員長在夫人的陪同下步入了會見廳。他這次沒有身著筆挺的戎裝，而是穿一件很隨便的青布長衫，刻意顯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蔣夫人依然美麗大方，挽著他的胳膊，用溫婉動听的英語向蒙巴頓及其几名隨員表示了問候。 蔣介石的表情顯然很冷淡。可是，他那不含一絲客气的言語，被夫人翻譯成英語時作了一番加工，使不懂漢語的蒙巴頓听起來并不那么刺耳。 蒙巴頓對蔣介石說，作為一名年輕而無經驗的軍官，他感到很有必要前來重慶“向當代最受敬重的軍人討教智慧和經驗”。接著他又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還沒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務，就赶著來拜訪您了。您已与日本人作了長期的浴血奮戰，我認為自己必須盡可能早地前來听取您的意見，希望您多予指教。” 奉承得近乎肉麻。蒙巴頓后來回憶，“我還說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辭。如果我听別人對我講這樣的話，將會感到不安的。但對蔣來說，它們卻好像一杯可口的清茶，泰然受之。” 他的恭維很奏效，蔣介石繃得很緊的臉開始有了笑意。隨著蒙巴頓滔滔不絕的奉承和贊美，“會見的气氛越來越好，最后簡直是春意盎然了”。 趁這個火候，蒙巴頓向蔣談起了史迪威的留任問題。宋子文早上拜訪他時，曾透露史迪威肯定要离職。蒙巴頓于當天下午即找到史迪威，問他是否愿意繼續任職？史迪威回答說愿意。蒙巴頓便許諾晚上跟蔣會面時，將努力促成他能夠留任。此時，他在与蔣談笑風生之中，聲稱“他個人在緬甸開始新的作戰之際，對中國部隊更換高級指揮官感到遺憾”。并且，綿里藏針地暗示，史迪威畢竟是他挂名的副手，如果將此人撤職或調离，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直接統轄下的任何部隊恐怕都不會滿意，也不會配合中國遠征軍的作戰。蔣想了一想，點頭表示理解。 盡管蔣介石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頓与蔣的這次會見中，蒙巴頓巧妙地把握住時机替史迪威說項，無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蔣介石第一次見到和結識蒙巴頓，總要給這個融洽的客人點儿面子。就這件事，蒙巴頓后來向丘吉爾報告說：“雖然我也感覺到史迪威將軍是一位難于共事的人，但我卻很高興地看到他沒有在我抵達這里時被解職。如果那樣的話，我可以肯定，這里的美國部隊將會認為我是罪魁禍首。” 毫無疑問，蒙巴頓給蔣介石夫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蔣介石在不久以后給英王喬治八世的复函中，稱蒙巴頓是“我的親密而偉大的朋友”，并說，他們之間已就在抗擊日本人的戰爭中進行合作的必要性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羅斯福也從白宮熱情地寫信給蒙巴頓，說他已經詳細地得知了會見的情況，“兩年以來，我第一次對中國和緬甸方面的人事問題怀有信心，這使我激動不已——這主要地應歸功于你本人。”因為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承認，做為他手下的典型美軍將領之一的史迪威，或許是個出色的軍人，但在處理涉外事務方面，跟蒙巴頓相比簡直望塵莫及。那個經常給他惹麻煩的史迪威，這次多虧了蒙巴頓替他暫時緩解了与蔣的矛盾，做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羅斯福自然要對蒙巴頓表示感謝。 當然，通過接触蒙巴頓對蔣介石的气質也很欽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見到過的中國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個。”對于宋美齡女士，蒙巴頓更是倍加贊賞，“她体態窈窕，腿部和雙腳美得令人難以想象”。當蒙巴頓說到今后將大大地仰仗她的幫助時，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處的話，那就是她對人們的特點判斷准确。她已經決定做我的堅定朋友。”在蒙巴頓于3天后离開重慶時，“應該說，我對蔣介石夫婦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這是一种報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蔣介石曾不斷給有關方面打電話要求保證我安全返回。”這令他十分感動。 其實，除了籠統地表示友好之外——這也正是蒙巴頓此行的主要目的——這次訪問沒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蔣介石要求蒙巴頓監管好在印度的美國援華物資，并保證每月通過喜馬拉雅山“駝峰線”運抵中國的物資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頓未置可否地回答說，由于緬甸的戰事，供應不足有時將不可避免，但是從長遠來看，重新開放陸上通道將使中國獲益。言外之意，為了集中精力扭轉緬甸的戰局，他不能保證絕對有把握地實現中國方面的要求，只不過話說的婉轉些罷了。 “我相信你。在這個重要問題上，蔣介石被對方的乖巧言辭所迷惑，表示了對蒙巴頓的信賴。實際上，從蒙巴頓后來的行動證明，他并不是這樣做的。蔣介石還同意由蒙巴頓指揮暹羅灣和印度支那的秘密作戰，還答應駐在緬北的中國軍隊可以由蒙巴頓統一指揮。不過，印度支那并不屬于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管轄之內，蔣介石也從來未肯放棄過任何一支部隊的指揮權，史迪威的去留’風波就是明顯的一例。所以，他對蒙巴頓的許諾也是根本不可能兌現的。受各自不同利益所決定，他們的相互融洽和好感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正像一貫謹慎的波納爾見到蒙巴頓出訪歸來后喜形于色的樣子所評价的那樣：“我希望他這种樂觀態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對東方人的判斷力能比我強。中國人有他們自己的利益。毫無疑問，蒙巴頓比韋維爾兩年前在相同情況下干得要好，但是我擔心他的熱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個他為之說項過的史迪威，他們之間的友誼也沒有維持几個月。史迪威在1944年1月時這樣寫道：“（蒙巴頓）這個所謂有魅力的家伙不過如此。我開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屬。机构臃腫，不停地說教，就是不愿意作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記中的用詞也越來越尖刻了。在他的筆下，蒙巴頓“是一個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歡出風頭”，“尿壺”。他像其他美國人一樣，怀疑并擔憂英國將以美國為代价去尋求自己在東方的殖民利益，說自己“每當看見這個英國佬時，我就更仇視他們”，“這些混帳偽君子干方百計要切斷我們的喉嚨。一群豬玀。”但是，在和蒙巴頓面對面在一起的時候，史迪威卻總是若無其事，甚至態度友善。雖然蒙巴頓發覺跟他越來越難于共事，但卻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顯增長的仇恨。只是當蒙巴頓后來感覺到了這一點之后，才反唇相譏，聲稱史迪威心胸狹窄，尖酸刻薄，帶有貧民出身的軍人那种自以為是和玩弄權術的坏毛病。 從重慶訪問歸來后，蒙巴頓繼續考慮他行使職權的方式問題。這個在韋維爾原指揮机构基礎上組建的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部本身，以及不同人員之間權力和責任分配方面的爭執，給他帶來了許多煩惱。有時竟使外人怀疑他們的主要對手不是日本軍隊，而是內部的分歧和爭吵。用一句話來說，“問題在于沒有任何人准确地——有時甚至是沒有人接近准确地——知道它的最高司令官的職權，或應如何行使職權。”盡管對蒙巴頓本人，人們能夠知曉他的工作作風和好惡什么。 戰區最高司令官一般認為可以有兩种模式，即歐洲戰區的艾森豪威爾式和太平洋戰區的麥克阿瑟式。艾森豪威爾的作法是，他行事時應對英美兩國的聯合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而不是像麥克阿瑟那樣，除了重大的戰略問題以外，只對一國（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認為，最高司令官應有3名半獨立的下屬司令官，每一位司令官都應有自己的參謀班子。他們可以作為某個委員會的主席，也可以實際擔任部隊指揮官的職務。而麥克阿瑟則認為，部隊指揮官應由統一的聯合參謀部門領導。 艾森豪威爾那樣做有他的道理，因為在歐洲戰區范圍內，除了美軍外，英國也有旗鼓相當的實力，甚至在數量上還比該戰區美國部隊要多。而在麥克阿瑟的太平洋戰區，除澳大利亞、新西蘭的些許部隊外，几乎完全是由美軍支撐局面的，所以他的作法和方式也有其理由。東南亞戰區很特殊，這里有英國、美國和中國的部隊，還有當地原來各個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部隊，況且英軍在數量上并不占优勢地位。尤其与歐洲和太平洋戰區不同的是，在這塊戰前殖民地或半獨立地區作戰，几個盟友之間各自挾帶的爭奪勢力范圍的矛盾和特點，勿庸諱言是比較突出的。其中，重慶國民政府和倫敦之間尤為互相猜疑。 蒙巴頓本來想按照艾森豪威爾方式工作，但是倫敦總部堅持要他采用麥克阿瑟方式，并得到了丘吉爾的支持。“我不可能逃避這一責任而必須執行倫敦的指令。”蒙巴頓告訴他的海軍指揮官薩默維爾，“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將成為獨裁者的危險”。不過，按照他個人的主見，至少還是要在表面上建立一個國防性的、把最高司令部的利益放在高于本國和本兵种利益之上的工作班子。完全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也比其他指揮官所能做到的要成功得多。為了使自己成為各路盟軍合作的象征，蒙巴頓在座車的兩側，漆印上他名下指揮的各國軍隊的旗幟；司令部中的各個机构分別由富有經驗的英國人和美國人負責，盡管中國軍官被排除在高級職位以外，但也有一些中下級軍官被蒙巴頓邀請進來。 經過一番調和与努力，蒙巴頓的屁股總算坐穩了，開始著手設想重新奪取緬甸的具体計划。 蒙巴頓在魁北克會議期間得知他將被派往東南亞時以為：“他們讓我去那里，會給我准備好了一切。”他抵達德里接見第14集團軍軍長斯利姆中將時還吹噓說：“我們得到了許多船只，印度和錫蘭的港口都快容納不下了！”目的是給這位戰區一線指揮官鼓勁。起初，确有相當數量的美國和英國艦船停泊在那里，蒙巴頓一廂情愿地以為它們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開來的，其實這些艦船的真正用途是什么，華盛頓和倫敦正在爭吵中。 做為一位來自海軍的將領，除海戰外，若干年來蒙巴頓所潛心鑽研并熟悉的是在兩栖作戰方面。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專長和本來的設想去完成任務，這些艦船是必不可少的。蒙巴頓認為，只有通過海上進攻和登陸才能擊敗日本人。除此之外的選擇是在緬甸的叢林中進行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那卻不是英國人的專長，打起來也不會占上風。他的這一觀點，得到過英國參謀長委員會的決策者們衷心地贊成，也認為以兩栖登陸進攻的作戰模式，重新奪取緬甸南部以及仰光“將是付出巨大努力后的一次有規模的戰略成功，……占領仰光之前占領新加坡是使用海空軍力量的完全正确的作法。它將振奮東方世界，也將對日本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而在使東方，還有西方，乃至整個世界感到振奮這一點上，蒙巴頓則想得更多：在緬北的深山密林里，無論怎樣苦戰和取得多么大的戰果，除了中國之外恐怕也不會引起什么國家的輿論反響，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實施兩栖作戰，一舉拿下新加坡、占領緬甸首都，便會一鳴惊人。正像對他有所了解的史迪威說的那樣：這個還稚嫩的年輕人，愛出風頭。 然而，爭執發生了。美國的埃弗雷特·休斯將軍在日記中寫道：“緬甸的事情有點儿南轅北轍。英國人想先去新加坡，美國人要先去援助中國。”羅斯福總統認為，英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會妨礙打通陸路援華運輸線的計划，美國無意提供幫助。由于美國人將提供大規模海上作戰所需要的大部分裝備，因此，沒有美國的首肯蒙巴頓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他詢問過史迪威的意見，史迪威斷然否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會有同意他那种設想的可能性。實際上史迪威本人于同年11月回華盛頓匯報工作時，曾被問及對蒙巴頓的兩栖作戰計划持何意見，史迪威回答：“除了批評以外，不值得一提。”應當說，史迪威將軍對中國怀有真誠友好的感情，做為美國派駐中國的最高軍事負責人，他只會支持能夠明顯地減輕中國方面壓力的行動，即：在緬北、起碼首先在滇緬邊境地區徹底肅清日本軍隊，恢复中國通過那里至印度的陸路國際交通線。 面對美國人的反對，丘吉爾不得不表示讓步，他承認在對日作戰中“英國應謙遜地把自己看作是小伙計”。這樣，蒙巴頓雄心勃勃想要一鳴惊人的計划，必然要受到嚴格的限制，甚至面臨夭訴的厄運。況且他從倫敦白廳那里得到的支持，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堅決。參謀長委員會贊賞他的觀點，但在權衡東西方戰場地位時，自然認為應當优先考慮歐洲的需要。特別是布魯克，則明确反對首相把地中海地區的艦船抽光去“支持蒙巴頓的兩栖冒險”。早在离開倫敦之前，蒙巴頓就已經知道，分配給他的登陸艇將被挪用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島的戰斗。經過提出抗議，它們才被勉強地重新分配回來，但在印度港口駐泊不久便又被拖回了歐洲。的确，他与美國軍政要員的關系不錯，丘吉爾之所以沖破阻力任命他，相當程度上得益于美國方面對他的良好印象。然而感情并不能取代戰略利益和原則，特別是美國在中緬戰區的全權代表史迪威，動輒以華盛頓的名義，將任何与打開中國通道沒有直接關系的計划均予毫不遲疑的否定。 丘吉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曾經講過，“……對英國人來說，放棄一百個緬甸也不會比丟掉一個印度重要。”他之所以不得不關注緬甸戰事，是因為擔憂日本力量在那里鞏固后會西進印度，除此之外他是無所謂的，更不想“為中國人看守緬甸的大門”。丘吉爾是以奪取蘇門答腊為目標的“毛瑟槍”行動的熱心支持者。他佯稱，奪取蘇門答腊之后，就會對駐緬甸的日軍形成側翼包圍，并可以進攻新加坡——丘吉爾將此稱之為印度洋的“火炬”行動。用美國人的話說，即英國人在歐洲自私的“巴爾干戰略”在遠東的翻版。總之，他真正感興趣的是离中國愈遠愈好的那些南洋群島和半島。蒙巴頓說他“曾經，現在仍然對這樣的行動极為熱心”。但是，他并沒有仔細考慮過，到時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夠得到的要多得多。當他從重慶返回后指示參謀人員按首相意圖擬訂具体計划時，才發現了這一點。好在恰巧倫敦又發來了電報，說由于從歐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隊和物資提供給東南亞，指示暫時凍結這次行動。蒙巴頓對此并不感到惊訝，也沒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槍”計划暫時放在一邊，開始尋找适合他的部隊作戰的新目標。 同年11月，為了研究對德日法西斯的作戰問題，并規划戰后秩序，美英決定在埃及開羅召開盟國首腦會議，同時指令蒙巴頓等几個戰區的主要負責人參加。而此時蒙巴頓新的目標——實施“錦標保持人”作戰計划也找到了。正是：上任數月忙協調，攜帶新案赴開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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