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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蘊初（一八九——一九五三），江蘇嘉定人，吳蘊初是位值得稱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國人，是位對中華民族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物。先后創辦了天廚、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說他是位資本農，毋宁說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与著名的實業家。他是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的奠基者之一，時人以“南吳（蘊初）北范（天津范旭東）”合稱，被譽為化學工業上足堪領袖群倫的兩大巨子之一。 資本，不取決于金錢 而取決于素質与知識 他的家業，談不上富裕，連溫飽也不足以保障；他開創實業時，几乎是一文不名。有的只是良好的素質与知識，這是他的全部資本，也是最可靠、最強大的資本。 吳蘊初可謂出身于清門的良家子。這是中華民族几千年來的基本群——本分、善良、勤勉、忠厚，自力更生，与世無爭，“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絕無詭詐奸狡之心，亦無巧取豪奪之行。重身分，重素行，亦重仁愛之道。祖上几代，均以教書為業，吳蘊初的父親吳簫舫一直從私塾教到公學，后來才做了美國基督教圣公會辦的圣約翰大學的中文教師。一家十口，老人之外，六個孩子，就全靠簫舫公的洋“束囗”度日，其清貧可想而知。 “窮有窮志气，富有富心胸”，窮得起，也富得起，是中華民族的正派傳統，不麻煩他人，不招惹惡人，不虧待好人，不卑服坏人，詩禮傳家，正直做人，也正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家訓。吳蘊初的這种“承訓”條件非常充分；“飽學”的祖父已是“賦閒”在家，又甚喜歡這個長孫，故自吳蘊初呀呀學語起，便將其所學所悟或直接或間接地一點儿一點儿地灌輸給他的“細娃貴崽”。待這個“細娃貴崽”稍大之后，讀書之外，老祖父又總是要其伴在身邊，教其做些“細務”：洒掃清理，捧煙打水，傳拿遞取。“細娃貴崽””也做得十分麻利与愉快。吳家雖說不上“出入盡鴻儒”，可也稱得起“往來無白丁”，到吳家与吳老爺子攀談的多是讀書人，話題無非是詩書、先賢与時事。由于吳蘊初常伴于旁，“細務”又做得快，多半時間端正了身子，仰起臉儿來望著、听著，先賢名人的許多勤奮向學、英勇報國，正直做人、刻意為民的動人感人的故事，自然激勵著吳蘊初；時事的“國恥民難”也對吳蘊初產生著重大影響，特別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因為事往不久，痛感猶新，在吳蘊初五六歲時，時常听祖父与人談起這一話題。特別是有几個持新學的親友，將這國恥民恨談得更為具体，見解更為深灼。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鮮東學党起事，朝鮮政府請援于原宗主國清政府出兵助剿。早已著意侵吞朝鮮与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日本，也以此為借口當即向朝鮮出兵，并占据了漢城附近戰略要地。清庭准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誠于當年五月率部赴朝進駐牙山。是時東學党已平。于是，清駐朝道員袁世凱照會日本駐朝公使大烏圭介（小孩子自然會听成“大烏龜姐”——外國的坏蛋也沒個好名字！）按約同時撤兵。日本豈能失此良机？拒不接受，反以助朝鮮改革內政為由，繼續增兵，進而占領朝鮮王宮，發動政變。中日決裂在即，清廷始下令葉志超、聶士誠部戒備，并于六月又派北路軍由陸路渡鴨綠江入朝，分別由衛士貴、馬玉昆、丰升阿、左寶貴統領，是為“四大軍”共三十二營，約計一万三千五百人。當月，日本有預謀地水陸并進，攻擊清軍：水路，日軍在半島海面突襲中國運兵船，敗清艦；陸路由漢城進犯牙山清軍。清政府于七月一日被迫宣戰。由于李鴻章妥協避戰，致清軍處于被動。八月，平壤一戰，清軍敗績，退回國內。八月十七日，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定遠號等十二艘兵艦護送兵船抵鴨綠江口大東溝，次日上午准備返航時，与由日本海軍中將伊東示右亨所率松島號等十二艘軍艦遭遇，爆發了大東溝海戰（即所謂“甲午海戰”）。日艦以其速度快、速射之長，繞過定遠、鎮遠兩艦，襲擊清艦之側翼，使清艦隊處于劣勢，未几，提督丁汝昌被傷，但是仍立于望樓督戰。致遠號重傷彈盡，管帶鄧世昌大气凜然地指揮鼓輪撞擊日指揮艦吉野號，不幸中魚雷沉沒；經遠號管帶林永升帶傷奮戰，直至沉沒。接戰五時許，日艦首先撤离戰場。此役，北洋艦隊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艦，定遠等六艦受創，死傷官兵千余；日本艦隊的松島、赤誠、吉野、比野与西京九受重創，死傷官兵六百余。從此，日本得以控制了制海權。九月，日本第一軍渡鴨綠江，入中國境內，十月，侵占鳳凰城、九連城、安東（今丹東）；日軍另一路，第二軍以陸軍大將大山岩為司令官，取道海上，于八月尾自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十月連陷全州、旅順；十一月陷海城；十二月再陷蓋平、榮城并侵入山東半島，水陸夾擊威海衛；轉年一月，威海陷落，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二月，日軍又占牛庄、營口、田庄台，山東半島陷落。清廷無奈，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日本以二人“不具全權”為由，拒絕与其談判，清廷只好于二月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二月二十四日起，与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陸宗奧堯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簽訂了《中日講和條約十一款》，即慣稱的《馬關條約》。議定，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兩万万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等。后來，由于列強害怕日本占利過劇出面干涉，遼東半島沒有割成，卻要中國“補償”“贖遼”銀三千万兩！ 這一切，國人漸為所知，無不切齒，數年憤憤地議論不平。甲午時，吳蘊初才只三周歲，癸已時也只四周歲，可國人盛議時，他就已是六七歲，已進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國事之痛，有識者無不扼腕，無論年老的、年輕的時有人來与祖父痛憶此情，贊英雄，罵日倭，慷慨激憤之情溢于言表，且反复多次，不厭其詳地陳說，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靈秀的吳蘊初幼小的心靈里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為國家為民族，不計一切，直至獻出生命的英雄可敬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還凶的日倭可恨可惡！從几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又大舉進犯，蠻橫無理地占我土地，殺我國人不算，還要在大劫大殺之后，要我國出錢“賠償”；明明是搶占了土地還要“贖”還，比綁票的土匪還要凶惡、殘忍不知多少倍，特別是曾有人摸著吳蘊初的小腦袋說： “那兩万万三千万兩，連你也得攤上五文錢——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几天的‘束囗’呢！” 爹爹的几天“束囗”，若是一家十口呢？豈不是爹爹一兩個月的“束囗”，也就是說得一個十口之家一兩個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過來，如果不是被人搶奪了去，那么所有的十口之家，特別是那些不得溫飽之家，不是至少可過上一兩月的好日子么？——非得強大起來不可！ 接下來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大肆燒殺，且逼迫清廷訂下了《辛丑條約》，索取的所謂《庚子賠款》（“殺人放火掠奪費”！）更高出《馬關條約》多多，這些對吳蘊初愛國圖強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質，再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影響，怀有奮發向上的志向，所以在當時當地的一干學童中也甚是不凡与出眾，還在未滿十周歲時，也就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０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前，即考取了“童生”。舊制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資格的最初級“學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庫學”，進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監”、“人貢”，再參加“秋闈”的鄉試考舉人，而進一步參加會試考“進士”。中舉即可做官，此時秀才也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礎條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与十歲的吳蘊初開玩笑說：“阿貴大人還沒得掃帚長，就進得學了，好聰明啊！”可是“阿貴大人”，家不足貴，而且屬于“賤”類，那學校的執教者不堪為“師”，以門楣變臉色，歧視貧寒，屢屢侮辱吳蘊初，气得吳蘊初采取少儿惡作劇的手段反抗：從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學堂。 不去考那撈什子秀才、舉人，學點本事，找個出路，至少可以賺兩個錢添補添補家用。就是出于這种心理，在吳蘊初十四歲時（一九０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已）進了廣方言館。由于光緒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張百熙、張之洞等大員的奏請，厘定了公學各級學校章程与學制，基本上以張之洞提倡的“舊學為体，新學為用”的原則，興辦了不少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便是這一時期与這一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廣方言論几乎相當于現今的外語學校。進這所學校，祖父是反對的，老人家出于愛國心理一向不喜外國的東西，而且也覺得國家太弱，即使外語學得再好，也難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這個他最喜愛也最寄厚望的長孫說： “讀洋書，學洋文，到頭來國人不喜，外人不用，還不得給洋人去倒夜壺？” 可十四歲的吳蘊初以為，學，他就要也必然學好，學好了，也就學懂了洋人的東西，“我學好了，有了作為，說不定還叫洋人給我倒夜壺呢！”于是，他堅持著進了上海廣方言館。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負有心人的，何況他又十分聰明，沒多久就學得很不錯了，再加深造下去，那么純熟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可父親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飽漸已長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長子、長兄，不能不分擔家庭之重。于是只好于學了剛剛一年就戀戀不舍地放下了洋書本，仍回到了嘉定縣西門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學，憑他學的那點儿“ABC”，做起了英語教師，收入雖說不多，可也于家計不無所補。但是，時局的變化，又使他渴望學習的勁頭大大地增長了。張之洞等大臣會訂的“學章”，已得正式頒用，決定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后，“俟各省學堂辦齊有效，各科學額分別停止”。并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以孫家鼐充任。丙午會試以后，各省學堂已“辦齊有效”，故于當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頒令廢止了科舉，推廣學堂。上海兵工學堂就是在這种背景下組建的，相當于稍高于中專的檔次。畢業生多數安排去向是上海制造局，待遇自比小學教師好得多。科舉一廢止，上海兵工學堂便開始傳出了招生的消息，吳蘊初听了躍躍欲試，便向其父簫舫公提出了報考的要求。簫舫公雖深覺家用開支愈來愈大，自己已獨力難撐，可仍為儿子的前途著想，略一沉吟，便應允了。可是有兩個條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那么點儿底儿，考上与否，實是未知之數；考上了，家里是無力負擔的，須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爭取自立。吳蘊初信心十足，也十分樂觀，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說：“父親大人放心，孩儿不但在經濟上會自立，還要多賺點錢來貼補家用！” 簫舫公听了深覺對不住這么小的儿子，至于“貼補家用”，他相信這個長子不是隨口說說，定會當回事去做，可他才只十四五歲呀，內疚与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進了上海兵工學堂的化學專業！ “兵工”不“兵工”，對他并無大的影響，這“化學”卻自此為始与他結下了不解之緣，使他得入了科學殿堂之門，直接關系了他終身的事業！ 他憑他的特有的智慧，堅定的信心与努力，實現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憑著他頑強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勞的實際行動實現了他另一個諾言：自立并貼補一些家用。他入學伊始，就擠出盡量多的時間去打工賺錢，而且很快就獲得了獎學金。雖是几塊錢，可對于一個窮學生來說，特別是他這個無家人負擔卻要負擔家人的窮學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碼認真節省著夠他的學習費用了。另外，一方面是他學習勤懇，成績突出，另一方面是校長体恤學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學堂的附屬小學兼教算術學。可得到六兩白銀的報酬。這對于他來說又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可他仍不滿足，仍是擠出時間去打工做苦力。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他都不畏寒熱，不辭勞苦，出去尋求几文可以補貼家用的小錢！并在外白渡橋邊找到了這种出大力掙小錢的“基地”。外白渡橋位于交通要津，是運輸生活物資進入上海的要道，又距兵工學堂不遠。很快地十几歲的吳蘊初就憑他特有的觀察力發現了這個特點，那橋高，人力車輛，甚至驢馬車通過時都要加大力度，他就選中了這個可以出賣力气的場所，一得閒便等待于橋下，發現上橋吃力的車輛就奔上去幫人推、拉，然后得几文“回謝”。 夏日炎炎的黃浦江，上晒下蒸，令人目眩气滯；朔風凜烈的白渡橋，冷風寒浪，中人刺骨鑽心。但凡有點辦法的人誰不在此刻或樹下納涼或家中納福呢？可對吳蘊初來說，最冷最熱的時候，卻恰是學業較輕可以抽出更多的時間的日子，而愈是最冷最熱，過橋的車輛才愈需人助力，“回謝”也會多那么一文兩文！酷暑中，那破皺的汗衫不能蔽日，皮膚多處晒紅，甚至晒破；嚴寒里，那在實驗中被燒得遍是孔洞的棉襖，綻著一處處的棉花，亦即張著一個個風洞，那得避寒？往往令他瑟索不已！上海的癟三、痞子几乎与十里洋場并生，像陰濕屋角的跳蚤般到處擇人而噬，拖人下水。因而，也曾有那么几個這种東西，見吳蘊初身強体壯欲將其拉去。“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吳蘊初只感到委屈，喪气，對這些人只是不屑一顧地避開。 吳蘊初從十四歲起，真正地自立了，而且十分自強。能考入兵工學堂的學生多為富有子弟，一些清門寒族也還是供得起的，無須去自謀生路，而且，課業之緊，之重要，也使其他學生就是想去打工也不得功夫。而吳蘊初卻身兼三務：化學專業學生、附屬小學教師、外白渡橋苦力！卻又都做得那么好：坐在課桌前是好學生，站在講台上是好教師，走在橋板上是好苦力！教學、苦力都沒有累及他的學業，而且成績优异，校方嘉獎，老師喜歡，同學佩服，德籍教師杜博尤為賞識。這位异國良師深感吳蘊初是個素質甚佳的可造之才，格外重視，分外關心，毫不保留地諄諄施教，在吳蘊初身上傾注了不少心血。 自幼的詩書傳家加以勤勞的教育再經在兵工學堂的“三務一身”的刻苦的學習与鍛煉，使吳蘊初幼而少，少而青，踏踏實實地培育起并形成了良好素質，掌握了進入科學殿堂的鑰匙，這就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雄厚的資本。 救國自強是他職業追求的唯一標准 滿清政府閉關鎖國老大自居的結果，終于被帝國主義的大炮打得牆頹戶倒，被動地弄個門戶大開。帝國主義者如強盜——比強盜更強盜，連一些痞子流氓式的傳教士、奸商們也來作威作福，任意地踐踏擄掠，弄得主權殆喪，國格被侮，种种屈辱不堪言狀。這固然是帝國主義列強可惡，可你自身呢？倘若強大，倘若先進，倘若富足，泱泱大國，芸芸眾生，相對而言，列強不都成了“小國寡民”，他們想欺侮，敢么？能么？ 一塊肥肉，再大再美，放在一個藩篱下牢又十分敗腐的環境中，招來的只能是蒼蠅、野獸；且愈大愈美，時間愈長，招來的也就愈多；一棵梧桐，根深干粗，枝繁葉茂，招來的只能是鳳凰与靈雀。蒼蠅、野獸是不僅貪婪無厭，而且肮髒性蠻，自只能帶來禍害，而且是無邊的難容難忍的禍害，且不容香風吹人；鳳凰、靈雀，卻不僅能為梧桐生色增輝，而且那美麗的歌喉更增了無限的佳音妙境，且不許惡鳥擅臨。 列強各國，自也是世界的，人類的，而凡有人群的地方，無不好与坏并存，就是說既有“蒼蠅、野獸”，也有“靈雀、鳳凰”，過去是這樣，如今与未來的苦干年內也必是如此！ 在有關吳蘊初的材料中，找不到這樣的文字記載，可就他的為人与生平，卻分明是這樣認識的，他恨那些強盜，卻也看到与親身感受到不少洋人并非“蒼蠅、野獸”，且是“靈雀、鳳凰”，如他在兵工學堂的老師杜博。 正是基于這個認識，他才不單純地怨恨列強，而是將絕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尋求救國自強的途徑上，首先是他介入社會的職業。 吳蘊初是在二十周歲，即一九一一年，經過六年的艱苦學習，從兵工學堂學成畢業了。這一年也正發生了中國几千年歷史上的一個极為重大的轉折——結束了封建帝制，辛亥革命成功了。所以，也可以說吳蘊初是在帝制下生、長、讀書的；是在新制下奮斗、前進的，晚年則做了新中國的干部，可說是跨了三個歷史時期。 畢業了，家里自然要為他成親。于是，吳蘊初便于他畢業后，被學堂安排去上海制造局實習前与戴懿小姐結成伉儷。雖非自由戀愛，卻兩心相投，兩情篤烈。戴懿小姐嫻靜大方，是個難得的賢妻良母，且与吳蘊初志同道合，是丈夫事業上的不可缺少的好助手。 一年的實習期滿，吳蘊初又被校方請回，做了助教。同時社博老師又格外安排他到化驗室工作。這不僅使他在助教薪水之外又可得一百元的收入，而且對他化學知識的鞏固与增長大有神益。“衣食足然后知廉恥”、“倉謀實然后知禮儀”，古先哲的話說得甚好。現代則說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吳蘊初則謹遵“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古訓，別說薪水，就那化驗室的一百元也絕非昔日的几塊錢生活費、几兩銀子補貼家庭可比，有了牢靠、較多的收入，他的“后方”放心，自身也不必為了衣食再去兼課与做苦力了。他便決意靜下心來，將精力集中在化學上，從中尋求救國自強之道。因而，一開始就埋頭其中，几乎不問身外事。可他不問，“身外事”卻來“問”他，不讓他平靜地埋頭研究了。 帝制是推翻了，然而只是推翻了而已，整個的封建觀念卻根本未被摧毀，連体制也沒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不久，袁大總統就又要“登基”做“皇帝”了，連“洪憲”的年號也擬了出來。而且是石敬塘般做儿皇帝！天下震怒，齊起討袁，各省紛紛獨立，動亂所及，上海制造局停產，兵工學堂也隨之停辦。“辦”都“停”了，助教還助誰去，教誰去？想借在實驗室之便，在化學方面有所進展与突破的希望落空了不說，這衣食不是又成了問題么？也幸虧了他那老師杜博，又通過朋友，憑其威信，將吳蘊初介紹到了漢陽鐵厂。 漢陽鐵厂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是“官督商辦”的當時中國第一大鐵厂，是“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張之洞督辦起來的。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０九），字孝達，又字香濤，晚號“抱冰”，直隸南皮（今屬河南）人，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進士，授編修。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累官至兩廣總督，力主“洋務”，設廣東水師學堂，創槍炮厂，開礦務局，立廣雅書院。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調任湖廣總督，籌辦盧漢鐵路，開辦漢陽鐵厂、湖北槍炮厂，設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漢陽鐵厂是張之洞很重視的實業，曾下大力扶其發展，可是，在他于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代劉坤一督江后，即漸為德國人所控制，變成了德商的附庸了。盡管他不久后又回來再任總督，也無力改變了。 吳蘊初到漢陽鐵厂是做化驗師的，薪水也頗可觀，雖說遠离嘉定老家，以數日船程方到漢口，衣食是不用愁的。只是，不愁衣食，哪怕是錦衣玉食也并非他的目的。他要的是一個救國圖強的途徑与手段。在漢陽鐵厂可以不愁一家生計，甚至做個几年還可望生計更好，可他要的是“兼濟天下”，漢陽鐵厂的化驗師就不适于他了。因為推荐他的杜博，只是個教師，在德商眼里不算什么人物，因而對吳蘊初很不重視，只讓其做些單項的、次要的化驗。清閒算什么？主要是期望在學術与實際上有所深造，那是宁愿受大累的。既与自己的目標相違，吳蘊初便果決地离開了這里，去另謀新路。不料，卻撞了個釘子。 到了1915年的冬天，天津有几個人想集股辦個硝鹼公司，通過人約了吳蘊初去一同籌辦。吳蘊初覺得硝鹼當時在國內還沒個像樣的厂家，辦好了是為國家民族增添了一分實業，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就欣然答應下來，并知會了漢口鐵厂，整裝北上了。豈知滿怀熱望、千里迢迢地赶到天津，卻兜頭被潑了一盆冷水：股東們不干了。于是他就被困在了天津衛。客居外地，舉目無親，又沒了工作，自也沒了收入，實是度日艱難。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在天津找找出路看。天津的冬天不似上海，是較冷的，而他所住的房子里又連個火爐也沒有，實在是苦不堪言。直到1916年春，接到漢陽的來信，它才重又南返。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漢陽鐵厂決定試制在國際上已采用于筑爐的效能很好的矽磚与錳磚。而所有的有關技術人員施出了周身解數也試制不成，花費不少，毫無結果，怎么向厂方交代？正自進退維谷，突聞吳蘊初已返回武漢，便如獲救星。吳蘊初雖說當時只有二十五歲，可他是上海兵工學堂化學專業的高材生，在漢陽鐵厂的一年多化驗中也甚為稱職，料必有些把握。即使不成功，那也可以從旁證明一下，試制不出來，并非完全是他們無能。于是，就把這項試制的擔子推給了吳蘊初。 吳蘊初是有備而來的，矽磚与錳磚他雖未制過，也沒讀過有關的技術資料，可憑他的化學知識与分析，覺得這個難題雖大，他還是比別人有些把握的。何況國內矽磚与錳磚基本上還是空白，一旦攻下這個難關，不僅于漢口鐵厂，對全國的冶煉企業都有好處。他早已立志就是要找難題攻，就是要為前人之所未為，否則，如果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又怎談得上救國于自強呢？列強之所以強，主要強在他們科學進步、技術先進上，他們使用的許多東西都較中國是先進得多的，中國必須先加足了勁，把他們有的都也有起來，就是說攆上去，然后再設法超過去。不然，何以言強？而要有所無有，列強是不會給你的，就只有自己去努力創造。如今矽磚、錳磚的試制正屬于他要尋找的類型。莫說還大有油水，就算對他的好處沒有一般人希冀的那么大，他也要干！莫說還有些把握，就是再多費些力气，多花些心血，他也要試制成功！何況一旦成功，對他的本領与身价自也會得以明顯的提高，也就更便于實現他的愿望。因此，他的決心甚大，自然也就信心十足，他不相信外國能為的，他不能為，而且也并非特別艱深的課題。他覺得他一定能也一定會辦成。但他在接受下來的時候，仍是留有余地地說： “這許多同仁都攻不下的課題，我也很難說會攻得下來，盡全力而為吧！” 吳蘊初是吃得苦的，只要他下了決心的事，他就不遺余力地去做。任務一接到手，他就到處奔走，收集查找材料。凡有關的技術條件与數据，哪怕是細微到一句話，甚至只有些間接關系，他都認真地、一字不遺地抄錄下來，再帶回來匯總、綜合、分析，几乎是夜以繼日。每每廢寢忘餐。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研究出了完善的方案，經他親手試制了几次，很快便成功了。這是中國人制造矽磚与錳磚的首例；也為中國企業使用矽磚、錳磚做了良好的開端与重大的貢獻；也是吳蘊初在步入第二十五個生命年頭在化學事業上取得的首次成功。首戰告捷，是無限喜悅的，自也引起了社會的重視。在矽磚、錳磚的推廣使用中也使他的名字不脛而走，重于一時，他因此出任了磚厂的厂長，更被當時我國最早、最大的兵工厂——漢陽兵工厂看中，知他是個化學上難得的人才，聘他為該厂的制藥課課長，并授予少校軍銜。一時聲名鵲起，地位与薪水俱高了起來。仍不斷地有人打与他合伙或請他入伙的主意。對一些他認為与他生命目標有距离的事，他都一律拒絕了。唯有對漢口燮昌火柴厂（當時火柴業的“燮昌”不只一家，不但廣東有個“燮昌”，而且蘇州也有一個是火柴大王劉鴻生的岳父葉世恭開辦的“燮昌”）老板宋偉臣的邀請一口答應。原因是宋偉臣提出要与他合辦一個硝鹼公司，由宋偉臣出資，他出技術并任總工程師兼厂長，利用兵工厂的廢液生產氯酸鉀。當時中國火柴業的原料多購自外國。莫看它是小小的一根，很小的一個頭儿，可這個小頭就需要几种原料：硫磺、洋蜡、赤磷、白磷、氯酸鉀。氯酸鉀多是購自德國，遠渡重洋相去万里要一大筆運費不說，出關、入關的關稅也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錢，受多少冤枉气！正是了解了這些情況，正是去天津辦硝鹼厂沒有辦成，吳蘊初才在宋偉臣提出合作時一口答應了下來。于是，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吳蘊初便一身兼起了三職，開始在他希望的道路上跨越有力的步伐了。可是，中國人的命運，當時并不操在中國人的手里，吳蘊初剛露頭角時，列強還陷在一次大戰中，一是無暇東顧，二是將原來設在中國境內的一些企業也多數放松，甚至撤回了，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才得以喘了口气，乘机大發展了起來。可是，一次世界大戰總不過四年，到吳蘊初決定与宋偉臣合辦熾昌硝鹼厂時，大戰已告尾聲，待吳蘊初將生產氯酸鉀的整套技術工藝研究成功，交給熾昌硝鹼公司，付諸生產時，一戰早已結束，戰亂早已平息。連戰敗國德國也醫治了創傷。列強的大批貨物又气勢洶洶地向中國這個巨大的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市場卷土重來。憑借著他們攫取的在華特權，實是進行瘋狂的商業掠奪！而當時的中國政局，又處于軍閥割据与混戰的四分五裂之中，各路軍閥都只顧自身的地盤与勢力，為保住槍杆子，為与其他勢力爭奪，還顧什么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拿國家民族的利益做為討好列強的手段，各尋靠山，爭相媚外，反而較滿清時尤有過之。有了這么多握有重兵的狽，才引起實力雄厚的狼，狼狽為奸，還哪儿有民族企業的好儿？洋老子的東西，不好也好，洋老子的需要，不行也行；至于國貨，好也不好，國人的要求，行也不行！何況洋人霸占中國市場已慣‘，絕容不得你中國人自搞化工產品，漢口居然有了個生產氨酸鉀的熾昌硝鹼厂，這還了得？洋商們便將他們生產的氯酸鉀大批運入，甚至与熾昌的平价競銷，他們生產歷史久，工藝又先進，再加上中國有人用槍杆子為他們開路。一個小小的剛剛起步尚未走穩的熾昌，如何承受得了？就是認賠去与其周旋，把漢口燮昌火柴厂全部資金都動員起來，又能拼得多久？何況，宋偉臣也是決不肯這么做的。因此，運行不久的熾昌就只好被迫轉產，改做火柴的另一种原料——牛皮膠了。可你仍是火柴的化工原料，你中國有了，豈不是不再用他外國的了了那也不行，于是又涌進了大批牛皮膠用來湮泯熾昌的新產品。可想擠垮牛皮膠，并不像擠垮氯酸鉀那么容易。這回吳蘊初來了勁，技術上更求精，工藝上更完善，成本也大大地降低了，如能有足夠的資金，再有几家大火柴厂購買，是可以在价格上与洋商打個持久戰，并獲胜的。可是宋偉臣一方面是被氯酸鉀的被迫轉產嚇破了膽，另一方面他的火柴厂也越來越不景气，資金告急，他是再也不肯也不能拿出更多的錢來。吳蘊初見宋偉臣已無能為力，而他又不死心，此刻又風聞上海的劉鴻生于一九二０年已在蘇州辦起了鴻生火柴厂，很是興旺，不久又買下了其岳父葉恭世的蘇州燮昌火柴厂，更加興隆，已得了“火柴大王”的稱號，便親自赴上海找到了施耕尹。施氏原為上海兵工厂槍厂厂長，吳蘊初兼任著漢口兵工厂的制藥課課長，兩厂有來往，往來中兩人有了交情。此刻便托施耕尹出面与劉鴻生商討合辦事宜。劉鴻生也是個愛國的企業家，此刻已經有了几大企業，火柴厂是他企業的三大支柱之一，也一心要將外國火柴連同原料一道驅出中國市場，因此滿口答應。于是，便由劉鴻生出資在劉鴻生購得的上海日暉港附近的一塊地皮上又辦起了牛皮膠厂，厂名仍叫熾昌，不過加了個“新”字。新熾昌牛皮膠厂的厂長也仍是吳蘊初。經過一段生產后，市場仍不景气，瑞典、日本火柴又大量涌入，劉鴻生的火柴厂也遭到了沖擊，眼看著牛皮膠也難得持久，吳蘊初又打起了用電解食鹽的方法生產鹽酸燒鹼的主意。可劉鴻生也沒了興趣，吳蘊初枉有技術能力，卻毫無經濟力量，又無相應的社會地位，只好望“鹽”興歎！ 天字號系列的連鎖效應 微小顆粒引發的巨大的喜悅 他從不在歧路上徘徊，而是本著他自己确立的救國自強的目標勇往直前，義無返顧！所以，盡管荊榛叢雜，每每路斷，但還是走下去，走出前人沒有走出的路。 到了一九二一年，新熾昌牛皮膠厂又面臨著山窮水盡的境地，江浙的几家大火柴厂已是自顧不暇，無力購買大批的牛皮膠，劉鴻生又開辦了他的第二大支柱企業——水泥厂，為此出國考察去了。對牛皮膠厂也不再過問，實際已無暇過問，吳蘊初更是無力支撐了。但他并沒有失望，也自然沒有頹廢，他仍怀著极太的信心，堅持著他初下的決心，极力從生活中去尋求、探索那通往目標的路。他在嚴重的挫折中保持著最清醒的頭腦，冷靜地觀察著，思索著。他從“熾昌”的氯酸鉀与牛皮膠的悲慘命運聯系到這一命運的成因：外貨的涌入与优勢。只有在質量与成本方面造出較外貨都更為优良的產品，方能在市場上立住腳，也才能將外貨抵制出去。外貨雖然數目龐大，可終究是有數的，只要人人屬意于此，今日一种，明日一种，不愁沒有將其全部驅出中國市場的一天，至少它不至于如此壟斷，如此霸道，可在貿易上取得起碼的平等。群敵林立，擇其弱，那么在眾多的外貨中哪种最弱呢？眾難當前，從其易，那么在眾多的外貨中，哪一种又最易掌握呢？諸利群列，擇其大，那么在眾多的外貨中，哪一种又是最易獲利又可長久獲利的呢？以這几個選擇標准，他很快就選中了日本的“味□素”。 “味□素”，是日本原包裝產品，中國人稱它為“味之素”，它之所以被吳蘊初优先選中，就是因為它符合了上面所述的三個選擇標准。不用說很早，就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會記得，日偽時期鐵路沿線，大街小巷，几乎是凡為人流較大或簇居集散處都彩繪著甚為醒目的“仁丹”与“味□素”的廣告。這种無所不在几乎滲透到每個角落的產品宣傳，說明厂家能力強，而且生產厂家多，生產量也大，可也因此而有個弱點；一旦遭到較它物美价廉的同類產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當即積壓成山，不是另尋出路，就得停產。日倭的可惡，在吳蘊初的腦海里印象最深，從明代以來的強盜式的掠奪愈來愈凶，特別是幼時那听了多次，次次為之切齒的“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他終身難忘，時時想象著他如何能像戚繼光、俞大猷那樣縱馬搖槍，麾動鐵騎去痛快淋漓地驅倭出境。如今他已經抓到了一個机會，他可以憑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不握倭刀而是一手握槍、一手握著“味□素”的日倭較量較量了。其次，“味□素”体小單一，便于研究，吳蘊初也有可能去研究。因為以他當時的經濟能力來說，是承受不起复雜龐大的實驗活動的。最后，像“味□素”這樣的產品是最易得利的，因為它是人們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調料。有錢人的山珍海味需要它，吃不起山珍海味的廣大貧苦百姓也需要它，一碗素湯，一碟儿青菜，只需放上那么几粒，就似魔幻般產生了奇效，鮮美的味道既可是一种較山珍海味廉价得多的享受，又可增進食欲。几乎家家可買，餐餐可用，銷量自會极大，見利自也會极快。 可是光想是不行的，總得做出來，首先是知道它是什么做的才行。 要認識它，就得分析它。吳蘊初主意一定就跑到商店花了四個銀角子買回了一小瓶“味□素”。莫看東西小，可因為它些小之量就可生巨大的神奇作用，因此也難免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使世人難見其“廬山真面目”。日本又甚秘其方，可以想象，當初日本人研制它的時候，不知投入了多少資本，動用了多少人力，購置了多少設備，設置了多大的實驗室。可如今的吳蘊初年齡只有三十歲，全部依据只有那用四個銀角子換來的一小瓶，全部資金也只有几十個那一小瓶的价值，整個“實驗室”，也不過是他夫妻在上海租用的一間半臥室，家庭手工實驗，能行么？行！吳蘊初行！ 吳蘊初是有信心的，然而吳蘊初也是很謹慎的。因為他深知，日本人其秘其方，至今尚無同產競爭者，正說明了研究制造它的難度是很大的。因此，吳蘊初將那一小瓶拿到手中，就覺得沉甸甸的。要認識它，就必須首先做化學分析，分析的結果，吳蘊初發現，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鈉，當時化學上的中譯名稱為“哥羅登酸鈉”。既然成分并不复雜，只是一种，而且對哥羅登酸鈉吳蘊初并不陌生，他是讀過有關資料的。最早從植物蛋白中提取這种物質的是德國人，日本人自是受了德國人的啟發。日本人能從德國人的啟發中獲得這种產品技術，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在日本人的啟發下獲得這种技術呢？只要能提煉出哥羅登酸鈉，就解決并獲得了与“味□素”相類的產品。放在吳蘊初眼前的那一小瓶“味□素”已幻化成彩色的哥羅登酸鈉的分子式与結构式，要將眼中的分子式与結构式再凝成如眼前這瓶“味□素”般的白色結晶小顆粒，那就得著手實驗了。 環境小，條件差，吳蘊初又得仍做著“新熾昌”的厂長，時間也很緊，又得多半靠“業余時間”。條件差，化學反應就不會進行得很完美，速度也必緩慢，因此往往需要几個晝夜的連續地觀察与記錄，一個只靠“業余時間”的人是無法堅持的。于是這個具体的、日常性的試驗活動就只好由助手代替了。請助手，吳蘊初沒那個條件，也因為要保密而沒那种可能，就只得依靠他的夫人戴懿了。戴懿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說很低，連初小還沒有讀完，根本不知道化學為何物。但是，她慧心獨具又极忠于丈夫的事業，硬是全心全意地在丈夫的指引下堅持著工作。每日里認真地觀察著各种細微的反應，一點一點地記在一個專用的小本子里，經常是夜以繼日地擺弄著那些瓶瓶罐罐与酒精燈，比擺弄鍋碗瓢构的次數還不知多出多少倍；而且不一僅要付出如此大的精力与勞務，還須不時地向人賠小心，因為那試制中不時逸出的硫化氫臭气与鹽酸的酸味彌漫著整個亭子間，再溢入鄰家，鄰家自然會很不滿于這种污染。吳夫人每當此時，只好事先往鄰家去致歉，以求得諒解。 當然，哥羅登酸納是不那么容易提取的，否則日商不至于那么自秘其方，也不至于壟斷了國際市場，何況吳蘊初又几乎除哥羅登酸納是什么之外，其他的有關提煉數据与材料根本是空白，而試驗的條件又如此之低，几乎等于一切從頭開始的科學發明，莫說不會很快地獲得成功，倘不是抵制日貨，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气，救國圖強的高尚的目標与巨大的動力支持与鼓舞著他，倘換了別人，不是始望而卻步，就是半途而廢。可他頑強地堅持，夫妻同心，經過近一年的緊張而繁細的工作，終于掌握了哥羅登酸鈉的制作方法。是將從面粉中經過過濾提取的面筋，放入容器再加入相應定量的鹽酸，加熱數十個小時使面筋呈液態之后，再行一次真空過濾，將其酸度減至一定程度，再靜待其恢复固体形態后加入氫氧化鈉与水，中和了余酸，再行過濾以消除面粉的原色素。將再度成液狀的原料放入酒精中沉淀后，以离心机的波動促使酒精全部揮發，所得沉淀物，就完全与日商所售的嚴加技術保密、一直壟斷市場的“味□素”完全是相同的了。夫妻倆几百個日日夜夜的辛辛苦苦結晶出了几十克顆粒細微、白光耀眼的晶体。雖只几十克，可這標志著日后的無數克；標志著自此中國人憑自己努力獲得优質的化學調味品。“國產”，這就是成功，這就是驕傲！“國產”就足以將那泛濫而入的“外貨”抵出國門，因而將那些因外貨泛濫而入兌出的白花花銀子流轉向國內！至少這些自家的白銀可以做為他創辦基礎化學工業的資金，為國家而不是為別人所用！ 天字第一號：敬請國人入“天廚” 試驗是成功了，可是將實驗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尚須一大段過程与不少的條件：資金呢？厂房呢？設備呢？這些能力可以說吳蘊初是根本不具備的。他只有再度尋求。 好在大气候對他頗為有利：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煤礦大罷工，促使國人更加覺醒，盡管軍閥仍在混戰，民族意識還是不斷地在國人中加強。實業救國，抵制外貨，將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意識，在民族資產階級中趨向了成熟，許多有識有志者已做出了積极的貢獻，上海尤其如此。這就給吳蘊初提供了一個好條件，易于找到合伙人。可是他宁缺勿濫，絕不大事張揚，他要冷靜地訪察，挑選個既識貨又熱衷于實業救國的人來合伙。于是他就手握專利，明察暗訪，欲以梧桐樹，招得鳳凰來，獲得充分的主動權。 茶坊酒肆魚龍混雜，也自是藏龍臥虎及各种消息匯集与迅速傳遞之所，于是，從不輕易涉足的吳蘊初也踱入了其間。冷靜地用他那獨特的眼光觀察著，搜尋著，終于給他找到了良机。 在群象紛紜中，他發現了一個人，此人三十上下，做商人打扮，操宁波口音，精明靈活，肯定是個經商的行家里手。“阿拉甬人善賈”，宁波如同紹興出師爺一般地“盛產”精明的商人。這是個理想的對象。經有意地不露聲色的探詢，得知此人姓王名東園，系張崇新醬園的推銷員。張崇新醬園的老板張逸云擁有十几個醬園，資金可謂雄厚，他本人又是出身于書香門第，中過舉，頭腦靈活，聲譽甚佳，為人寬厚熱忱，正派有識，實是吳蘊初欲尋的理想合伙人。他不急于去面見這位老板，而是要通過那位精明熱情的善賈的宁波王東園來做中介。于是，他有意地跟著王東園進了“聚丰國”。 這是一九二三年春天的一天，上海的春光是宜人的，而今天又格外地天朗气清，惠風和暢，聚丰園雖不太大卻是以雅著稱的飯庄。天气好，環境雅，人們自是心情格外舒暢。 有關文章記述了他和王東園的相識。吳蘊初選了個距王東園不遠的桌子坐定后，丟出兩角銀幣，要了兩菜一湯一碗飯，“食公之意，不在吃”，他有意地端起湯來喝了一口，在嘴中夸大地品了品，再有意加大動作地搖搖頭，微皺一皺眉，便掏出了隨身攜帶的小瓶，招搖地高高舉起，緩緩地抖了兩抖，几點不易為人察覺的粉末落入湯中。以眼角余光他瞥見這些舉動已引起几個人的好奇：這位相貌老成文靜、衣著整洁不似江湖術士的先生在弄什么玄虛？ 好，取得良效，吳蘊初這才不慌不忙地端起湯碗淺嘗了一口后，便大口地喝了起來，喝了兩口后，又啜嘴咋舌大有其味美不胜收之概。 同桌對面的一年輕人實忍不住好奇，便開口問道： “喂，依在湯里做了啥法，好香啊？” 吳蘊初笑而不答，將那魔法無邊的小瓶，對准那年輕人的湯碗抖了抖，而后說： “依阿品品看！” 年輕人卻起了疑心，怕這位表相斯文的人乘机給他下上什么毒藥，拒不肯一嘗，也動了火。 這一切自然落入了精明的王東園眼中，他深信這位斯文的先生不會害人，也深知在這大庭廣眾中也沒人敢無端害人，便湊上去要嘗一嘗。待喝了一口吳蘊初的湯后，品了品滋味，不禁脫口叫道： “好！好！好味道——你再買一碗吧，阿拉付錢，這碗就歸阿拉吧！” 吳蘊初說： “先生何必客气，再來一碗歸你，我給你放點儿這東西就是。” 王東園移桌相就，喝著吳蘊初給他兌好的湯，贊不絕口，當得知這位先生就是吳蘊初后，恍然地叫道： “怪不得，怪不得！先生就是熾昌的吳厂長，有名的化學家，久聞，久仰！是阿拉有眼不識泰山，先生鑒諒，先生鑒諒！” 一番遜讓后，王東園又報上姓名，說： “是先生研究得与味□素一樣的東西吧？何不辦一個工厂？” 吳蘊初點頭說： “你很識貨！這正是我研究的足可与味□素抗衡的東西，我也正是想用這東西將日本的味□素擠出去，將他們賺去咱們的白花花的銀子奪回來！” 王東國听了連聲叫好，在得知吳蘊初尚缺乏資金后，主動提出介紹他的老板張逸云与吳蘊初合作。 王東園是位辦事功效很高的信人，張逸云也是個爽快的業主，第二天便約了吳蘊初仍在聚丰園中相見。有關資料記載，他們這次聚會是這樣的。賓主相見，略事寒暄，兩個飽學的讀書人又极為投合，便已傾蓋如故了。張逸云起身攔住欲叫菜的吳蘊初說： “今天咱兩誰也別請誰，合伙作東：我出飯菜，你出調料，公平合作如何？” 吳蘊初開怀大笑。 嘗過經吳蘊初加料的湯后，張逸云喜形于色，連贊此品絕不稍遜于“味□素”，吳蘊初更是興奮异常，說： “您使我相信，我的實驗目的是達到了，至于更大的目的，就需要先生您支持了！” 張逸云正色道： “吳先生，我輩讀書人豈不知民族興亡的道理？您有話只管直說吧，可是要阿拉合作？” 待吳蘊初點頭后，又道： “阿拉出錢，你出技術經營就是，你開口吧，先要好多？” 吳蘊初說： “就請先出五千銀洋吧！” 于是，兩下里相見恨晚，一拍即合，決定共辦一個生產如同“味□素”一般的調味品厂。 第一步資金到位，兩東主便議起了厂名与品名。 一個企業及其產品的名稱也是重要的經營要素，不僅關系到是否吉祥，更重要的是響亮与否的市場心理效應，關系自是重大。因此吳、張二人研究得十分認真，而張逸云則于此事甘為參謀，很是尊重吳蘊初，吳蘊初也不負其望，名字起得甚合其意。先是產品的名稱，吳蘊初經過一番熟慮后，說： “阿拉以為，國人素以‘精’字來名狀上品，最美好的稱‘精華’，最上乘的稱‘精品’，最香的香水稱“香水精’，最甜的東西叫‘糖精’，咱們的東西不愧為“精”，故也取這個“精”字；另外，本品是為調味之精品，而日貨又以‘味□素”通行市場已久，用一“味”字，不僅道出其用，也可搭上‘味□素’，因利乘便，兄以為以‘味精’名之如何？” 張逸云點頭稱是，連說： “好！好！既与日貨搭上界，利于銷售，又獨具一格，使人一聞便知為調味精品，便思精美之味，是极！是极！” 吳蘊初欣慰地呷了口茶，緩緩地放下杯子說： “這‘味精’二字，又使我產生了一些遐想，它是提煉自植物蛋白，是素的，卻兼有鮮肉之美。佛門之徒，食素已慣，必更喜歡，樂于享用。佛在天堂，供佛所用的珍饈美味自也多集中于天堂之上，天上的廚當為世上信佛吃素人向往的庖廚。咱們的厂子就叫它‘天廚’好了，進了咱們厂子，就使人如入天上的庖廚，不待功果圓滿，就可享得天上的美味！并且將商標也与佛門搭起界來，采用佛手為圖，張兄以為如何！” 張逸云拍掌稱絕道： “妙极！妙极！你何止是位大化學家，簡直也是位大學問家，鄙人望塵莫及，這‘天廚’可太妙了！佛手御天廚，令人向往不已，放心，放心，有您這等高才，阿拉堅信天廚味精厂一定辦得成人間天廚！” 繼而，吳蘊初連產品的包裝裝磺也設計出來了，他說： “味□素是享譽已久的商品，抄襲一點它裝模的長處亦無不可。比方那分裝的小瓶子，看上去薄薄的偏偏的，不僅雅觀，也似很有容量，其實容量并不大，是大為可取的。至于外觀色調，即著佛气，則應以素雅為主色調，藍黃二色就是淨素的標志，可做為淨界上气的象征，以為商品包裝的基本色調。” 張逸云自也贊同。 大事已就，吳蘊初便四出緊張地籌備。很快，在唐家灣藍維靄路（今肇周路）的福源里租了兩間房子，緊接著又迅速購置齊全并安放好儀器。一切因陋就簡，于聚丰園奇會后不到兩個月，即一九二三年夏初，就開工生產了。由吳蘊初夫婦共同上陣把關、主持，雇了七八個工人參与勞務協助，完全是家庭手工生產規模，月產味精五百磅左右。然而，這個厂房低小、設備簡陋、從業人員很少的家庭手工業型的企業，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生產味精的厂家，不僅首創，填補了產業空白，具有不可泯滅的歷史意義，而且正是它，就憑著那近于原始的生產手段，极小的規模，硬是將歷史長久、設備精良、生產手段先進的日商“味□素”擊敗在腳下！ 味精之所以能在市場上很快地強過味□素，有其兩大原因：一是成本作用，二是心理效應。 天廚佛手牌味精是從面筋中提取的，而日本的味□素則是由魚類、大豆及其他蛋白質中提取的。相比之下，味精后來居上，成本本來相對為低是一個重要原因。再加上又得了個近水樓台的便宜。紡織業也需要面粉，而所取點不同，織布漿紗主要所需是面粉中的淀粉部分，面筋則變成了紡織厂的處理余品，自然价格更低。而上海這個最早的通商大埠，紡織業不但興辦得早，而且厂家也越來越多，收購起來极為低廉与方便。又是就產就銷運費微乎其微，而味□素則須越國跨海，無异又拉大了成本差。在質量相當的情況下，价格是競爭的最重要手段，成本低自具极大的天然优勢，降价競爭的結果，成本高的一方一旦被迫將价格降到成本線以下，如無特殊原因，勢必被迫自動退出市場。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先進与落后只是相對的，是受時間參數制約的。一時的先進，如不再接再勵，不斷更新，泥于保守，時間的推移，必導致后來居上，先進反而成了包袱。從中也可以看出吳蘊初的歷史作用。這是成本优勢。 心理效應，一是具備了國人當時因備受列強侵害，對列強，并因列強而及洋貨，所產生的逆反心理的普遍的現實作用；二是吳蘊初匠心獨運的厂名、品名及商標的听覺与形象作用，及張逸云、王東園的廣告作用。張逸云于味精厂開業之初，便將新產品佛手牌味精移來門面好、信譽高、歷史久的張崇新醬園一并銷售，在他那福建路臨街的大門臉上几乎貼滿了彩色斑斕、令人醒目的廣告：“天廚味精，鮮美絕倫”；“質地淨素，庖廚必備”；“天廚味精，完全國貨”……王東園又是位很出色的“公關人員”，眼光敏銳，机變靈活，每天几乎一刻不停地駕著一輛小彩車，作著生動活潑极為吸引人的宣傳。小車上插著五彩繽紛的小旗，旗光閃動間是一條醒目的標語式廣告：“天廚味精，胜過日本的味□素”。車行時緩時停，廣告聲卻一刻不斷，后面還跟了几個敲鑼打鼓吹喇叭的人，大助聲威。王東園用他那甜而亮的宁波腔誘人地喊著：“天廚味精，天廚味精，佛家妙品，人間享用！”“國貨味精，國貨味精，完全國貨，与洋貨不同！”“超過味□素，价格更公平，不信您就嘗，一嘗保相中！”…… 每日价醬園前、小車旁總是觀者如堵，議論紛紛：“這味精可是新貨色，是不是能和味□素一樣？”“嘗嘗，嘗嘗，反正用不了几個錢，好了就買么！”“總是國貨嘛，就算差點，比吃洋人的肚里也舒服！” 一嘗，果如宣傳的一般。物又美，价又廉，還是國貨。吳蘊初又根据用戶對新產品難免疑慮的心理，將工厂厂址，特別是采用的原料公諸于眾。面里取的嘛，可以去看看，不會有毒的！打消了某些人的疑慮，并澄清了某些別有用心者制造的輿論，誰還犯傻不買味精去買味□素？五百磅當即供不應求。 張逸云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准了味精是大有前途的新產品，可沒料到經營情況會這么好，市場的越來越大的需求，已使得那憑家庭手工業式經營月產五百磅的小天廚遠遠不能适應了。于是張逸云便向吳蘊初提出了增加資本，擴大生產的建議。吳蘊初是沒有錢的，張逸云一時也拿不出更多的錢，于是便在張逸云建議与主持下集成十股，每股五千，資金增至五万元，較原資金擴大了十倍，辦成了合股公司。很快，張逸云就拿出了集股方案：張逸云總攬八股，其中，他本人四股，他的親友四股：李云書、鄭贊臣、王東園、陳甄市各一股；余下的兩股是大東工業原料公司的老板一股，吳蘊初一股。 集股，符合吳蘊初擴大實業的愿望，自是很贊成的，然而將他算成了一股，他的那五千元的股金又去哪儿籌措呢，殊不知，張逸云早有了安排。 說辦就辦，張逸云頭一天公布了集股方案，第二天就在其家中的會客室召開了第一次股東會議。這距离天廚正式開工只有兩個多月，正值吳蘊初三十二歲生日到來之前的几天（本文月分均用農歷）的一九二三年八月。 會上經討論議定對吳蘊初的待遇是：一、一次性償付發明費兩千元；二、每生產一磅味精，提取發明費一角；三、負責味精生產，与總經理享受同等紅利待遇。 議定后，張逸云說出了他的打算： “蘊初的兩千元研究費就不支付，算做他的股金了。” 又轉對吳蘊初說： “你不是還欠三干股金么？叫我家老三拜你為先生，學技術，由我來出那其余的三千，就算拜師費了。” 張逸云可謂精明而且重義，識大局，善團結，不計小利，對吳蘊初甚為重視也甚為關照，兩人自是交成莫逆，配合默契，實為實業之幸！ 會上還商定了合股公司的上層人選：張逸云為總經理；吳蘊初為經理兼技師，主持業務与厂務；王東園為營業經理。 公司組成后，立即向上海商標局辦了“味精”專用名稱与佛手商標的注冊手續，一邊生產，一邊擴大厂房，沒多久便在上海新橋路租得台州公所的寄樞所房屋十間，做為粗制工場；另租了三北煙草公司在菜市路（今順昌路）的舊址，做為精制工場和辦公室，并相應地添置了設備。如此一來，天廚味精厂已由兩間簡陋小屋擴展為一百多間厂房，十余部各种机器的工厂。莫說是味精生產的全國獨一處，即在全國的調味工業中也算得最大的厂家之一了。轉眼間就到了一九二四年。 這一年由于列強的貨物不但已恢复了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而且均有過之，大量洋貨的傾軋下，民族企業多數苦苦掙扎，而軍閥間第二次直奉戰爭又給交通与工農業直接造成了嚴重危害，原料、產品運輸困難，市場購買力普遍地下降，許多民族企業主都几乎是愁眉難展，唯獨天廚味精厂一枝獨秀。他不但沒被洶涌而來的洋貨沖垮，而且沖垮了洋貨。由于前面交代過的成本、心理效應等竟爭优勢，逼得日本味□素節節敗退，難以招架，在多种洋貨逞凶、眾多民族企業屈侮中，獨爭了一口气，反敗為胜，大快人心！ 這一年年產量由初建一年的兩千多公斤飛快地翻了兩番多，達到了九千公斤。轉年，一九二五年，因有了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相助，日貨更受抵制，本來無力与味精競爭的味□素更趨頹萎，連南洋的華僑也棄日貨味□素，改用了國貨味精，進入了“天廚”。佛手牌味精不但打入了南洋各國市場，而且很快就成了該市場的緊俏商品。產量也因之較一九二四又翻了一番！直到一九二八年，几乎是年年翻一番，產量自一九二四年起翻了近五番。此間，每年除扣除公積金外分紅兩次，每次一股得銀洋一万七千五百元，總經理和經理尚有額外所得，須知一九二三年秋集資時，每股才是五千元哪！事業如此之興旺，經營如此之紅火，莫說較那些艱苦掙扎的企業，就是當時的整個工商界也是很少見的。豈不令股東們額首稱慶，國人拍手稱快？ 僅管產量大幅度成倍增長，仍是供不應求，而滯銷于一隅猶如困獸的味□素，由于無人問津，只急得經銷商們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天廚就乘机派出人去私下里壓价收購，再集中在一個亭子間里改換成味精的包裝，投放市場。 日商多少年來都已慣于以居高臨下的优勢与海關等特權雄踞中國這個廣大而优厚的市場，盡情地攫取，如今一旦被味精將其味□素擊得狼狽不堪，如何能不又急又气？气急之下，又采用了他們一貫的霸道野蠻手法，雞蛋里挑骨頭，硬是牽強附會地將天廚產品的名稱“味精”說成是由他們曾做過的味□素廣告詞中“調味精粉”中截取下來的，于是抓住這根稻草由日商鈴本株式會社出面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中國商標局提出了“抗議”，要求取消天廚厂味精商標的專用名注冊，企圖以此破坏味精的聲譽。迫得天廚只好派營業經理王東園攜上重金赴北京去打官司。 王東園不愧公關老手，天廚又不惜重金，再加上任何腐朽政府中都會有民族良知未泯者在，這場官司總算打贏了。与气勢咄咄逼人的日商打贏了官司，也是天廚的一次揚中華之威的貢獻。更大的貢獻，則是一九二六年的專利申請。 一九二六年，張逸云与吳蘊初決定將味精制作方法公開，以做好向歐美行銷的准備，便決定向美、英、法等國申請專利，也取得了這個權利。這可是我國化工業產品獲得國際專利的首例，自也增了國威，其意義是很重大的。這也正是吳蘊初、張逸云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從吳蘊初本人來說，也應被視為對我國化學工業的重大貢獻。 他靠他的奮斗，孜孜不倦的目標追求，終于將國人從飲食上以及精神上請入了“天廚”。這貢獻，人們自也不會忘怀。 天廚的令人目眩的大發展真個勢如破竹，僅五年多一點的時間，由一個极簡陋、資金只五千元的家庭手工式的默默無聞的作坊，一躍而變成了資金雄厚名震全國乃至載譽南洋的大型化工企業，而迅猛的發展勢頭仍不稍減，因而，到了一九二八年冬，各股東都覺得原來的合伙結构形式，已跟不上甚至限制了發展要求，于是一致決議將天廚厂改為無限公司，增資十万元。由于產品產量的激增，僅靠各紡織厂家的面筋已大大供不應求，在吳蘊初的主張下，他們訂購了加拿大小麥，因為加拿大小麥面筋含量高達百分之六十。為适應生產能力的發展，他們將原租用的菜市場地皮買了下來，拆除舊房，重新建起了鋼筋混凝土樓房，并在瞿真人路也蓋了新厂房，增設了淀粉車間，制造淀粉、糊精、葡萄糖、醬色等供應市場，增加了一份附屬企業，而淀粉車間的副產品面筋卻正可補充市場供應之不足，一舉兩得。 天字二、三號：請赴“天原”觀“天盛” 他憑了雄厚的知識資本与高遠的人生抱負，從极微小的味精開始，不棄埃土以成高山，不捐細流以成大海，他賺了大錢，卻絕不大花錢。因為那些錢是奮斗來作為實現救國圖強這一遠大目標的基礎，他毫不猶豫地又都投入了新的化學工業之中。 他也證明了，知識才是景可靠最寶貴的資本，不斷丰富与加深的知識，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雄厚資本”。 天廚厂終于從几顆微粒變成了大厂，為它的股東們，特別是為吳蘊初創造了可貴的財富。說可貴，就因為這些財富到了吳蘊初的手里又發揮了可貴的作用。 佛手味精大量生產，自然所需原料也隨之猛增，這也就越發顯出原料的重要性了。吳蘊初制造味精的原料，主要是面筋，其次是鹽酸。面筋的來源，除紡織厂供應外，還有自己的淀粉厂，都是就地取材，數量上也能得到保證，是不成問題的了。主要的不成問題，次要的有了問題，也就上升為主要了。當時國內根本沒有生產鹽酸的厂家，國內用鹽酸基本上靠進口，也基本上靠從日本進口，自是价格十分昂貴，日商也往往用以卡中國的民族企業。正因為這樣，早在一九二六年吳蘊初就很想自辦個電解食鹽厂生產鹽酸，為國家增添個化學工業項目，爭口气，擺脫日商的鉗制，甚至將日貨擠出中國。但當時因制酸耗費的資金太多，他那時只是想想罷了，可要去做卻絲毫沒有經濟能力。如今，有“天廚”做后盾，辦厂的條件已具備了，完全可以辦了，何況又有天廚的原材料之需？更何況日貨已較以往的情況有了變化：一是抵制日貨的呼聲越來越高，說不定几時便斷了來源；更重要的是用味精抵制了味□素是應該的，那么有了條件為什么不用自己的鹽酸也抵制并取代日本的鹽酸呢？二是味□素被擠出了中國市場，日商一旦省悟了味精的原料中有鹽酸在內，串通起來，用以控制甚至破坏味精生產，也不是不可能的；三是天廚大批生產之后，吳蘊初才更痛切地体會到使用鹽酸的极大不合算：鹽酸屬危險品，必須用防酸陶罐盛裝，運輸中須格外采取保護手段。包裝、運輸費竟高出鹽酸本身价格許多，一箱淨重僅五十公斤的鹽酸，一般到中國的售价高達四兩白銀。豈不是花了許多冤枉錢？有了自己的鹽酸，不但自己用起來方便保險，無形中省了一半錢不說，還可以解脫國內一些厂家所受的日貨控制与盤剝。 有此种种，吳蘊初便決心將電解厂辦起來。可是說來也不容易，盡管理論上已經掌握，可是理論到實際還有段距离，要保證投產還得花費一些心血去探討研究。國內又沒有先例，無可參觀借鑒，自是要費不少的功夫、要下不少的本錢才能研制出來，再則，設備呢？難度都不小。但是吳蘊初決心辦起來，金錢他毫不吝惜，投到科學實驗里，失敗了也值得，精力也是如此。他于是便開始收集材料研究了起來。或是“真心感動了天和地”，一個很難得的机會出現了：越南有個法國人辦的鹽酸厂，由于經營不好，剛好倒閉。它倒閉的是時候，吳蘊初得到消息也是時候。一聞此信吳蘊初抓住良机不放，當即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了越南的海防，親自仔細地考察了那個厂的設備狀況，對那些机器的性能，使用期等要點一一做了确認：電解槽是美國產的，机器是法國造的，在當時稱得上一流，且使用時間也不長，產品的質量也基本上与日本的相當。自是更加喜出望外。經与那法國人磋商，以九万銀元的价格購下了這全套設備。那法國人本是困窘已极亟欲脫手，對吳蘊初肯出這大的貨价，千恩万謝，口口聲聲定按合同辦事，可是只辦了一半：全套設備運出越南。另一半卻用“假貨”做了搪塞。合同規定：由賣方派出一名工程師赴買方負責安裝全套設備，直到正式出貨為止。可賣方派來的，是否工程師無法得知，但對安裝這套設備卻根本是個外行！這使吳蘊初很气惱。可气惱有什么用？他只好親自動手，所幸他還熟于此道，否則豈不要糟？ 机器尚未到達時，吳蘊初便先期赶回，迅即集資二十万，在上海周家橋購置了地皮，建起了厂房。還是厂名先行，因其是為天廚味精厂提供原料的，故吳蘊初為它取名為“天原電化厂”。且“天原”還有天府樂原之解，自是響亮而吉祥。 不到一年的時間，天原厂于1929年正式投產了。日產鹽酸兩吨、液鹼四吨、漂白粉三吨。這些產品与味精一樣，在此前的中國是沒有的，如果說有，那么天原電化厂就是第一個，為中國的化學工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個新起點，不僅是標志著吳蘊初的化學工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為其拓寬了前進道路，而且充實了民族工商業的實力，壯大了工商企業的陣容，是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的。產量在今天看來是很小，然而在當時卻是很大的。鹽酸一項不僅滿足了天廚的全部供應，而且大部分外銷，解決了一些企業的急需。鹼与漂白粉則全部銷出，市場上見到了令人揚眉吐气的國貨！而且這國貨也很值得國人揚眉吐气！商標也与佛手般巧妙得出人意表，亦是吳蘊初匠心獨運的產物；一幅陰陽分明、八卦清新的太极圖！妙得很，電解是陰陽兩极，是現代科學才發現并應用的，可那奧妙無窮的太极圖卻遠在上古，在世界上許多地區，主要是傲慢不可一世的列強們的故土上還是一片蠻荒，其祖先尚在衣革裹草、茹毛飲血時就已神奇地問世，它闡述著大千世界的根本理論，預知這“陰陽”相輔相成、相生相克、相對而生、相互依存的真諦。“太极生兩儀”，兩儀即陰陽！陰陽之理早已產生了几千年，如今運用起來，只是順理成章而已！大張了民族之气，又甚是自豪地激勵了國人，銷路也因之而得以開闊，真是一舉數得。這也是吳蘊初才智之外，民族气節与愛國忠心的創造結果。 商標不凡，產品也不凡，質量絕不次于日貨，且有過之，而那成本之低，又是日貨絕對難以望其項背的。質量好，銷价低，國貨！國內應用的企業，哪個不爭購天原電化厂的“太极圖”？日貨當即冷落不堪，首先是鹽酸被狼狽地赶出了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市場。漂白粉更顯出了它的优勢，因為它是時效性很強的化工產品，它的主要作用：漂白，是以出厂一月內為最佳，過了一個月就要減效，時間長了更會失效，保管條件要求又高，尤忌潮濕，見水就會因產生反應而當即失效，無論是過期還是由于保管不善等原因，一個不慎就會變成一堆廢物，反成了負擔。洋貨遠渡重洋，當時又主要靠的是時速尚不很高的輪船，几經裝卸，跋山涉水，很長時間才能運到中國，就算幸未遭什么客觀條件的侵蝕，又登岸即售，也較天原這得天獨厚的就地產銷相差甚遠了。洋貨价格又要略高于“太极圖”——這是吳蘊初的得意安排，包括味精在內時刻靈通地掌握相同品种的洋貨的价格信息，使國貨始終跟蹤保持略低于洋貨的水准。人們又不是傻子，何苦棄堂堂國貨而不買，卻去買那質量不保、价格又高、尚被國人鄙夷的洋貨呢？燒鹼亦是如此，一時間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對外商的震動則更大。可惜那時候國弱式微，列強欺侮已慣，眼見得競爭不過，就耍起了他們一貫的蠻橫，欲用他們在中國搶到手里的特權橫加破坏。首先發難的是老大帝國英商的卜內門洋行。當時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又在財力、勢力上相差懸殊，迫得吳蘊初無奈，只好求人、花錢平息了這場風波——可為之一歎！ 風波平息了，吳蘊初又致力于發展，因為他一心要填補好這項國內空白，而市場已越來越供不應求，唯有力圖拓展。便于一九三一年增資擴建，為了更全面更完好地掌握這方面的技，術，吳蘊初在制定好天原的擴建計划并做了具体安排后，便啟程遠渡太平洋到美國去參觀學習。對美國的發達先進他是在讀書時即有耳聞的，如今親眼一看，更具体地領略了人家的發達、先進与富裕，与當時貧窮落后的中國相比簡直是無以置信的巨差。這令他喟歎不已，也痛心不已：古老的中國有它高度文明的光輝歷史，兩千年前的漢王朝，一千多年前的唐帝國，是何等地令世人敬佩；偉大的中華民族，又涌現了多少令人矚目与崇敬的英雄人物与學術精英！可如今具有那么多值得驕傲的古老的泱泱大國不僅頹朽破敗，任人宰割，而且窮得与人無法相比！他淚在眼中轉，血向心頭滴，愛國自強之心益發堅定了。因此，他毫無心思去領略那异國風光，只全副身心地投入了緊張的參觀學習之中，收效甚快，收益頗丰，回國后，腳一踏進厂內就當即著手改進，并不惜重金送厂內的一名技術人員到美國去進修學習。 一九三三年，吳蘊初又對天原厂進行了二次擴建，生產能力更加明顯提高，市場上源源涌入了威儀而鼓舞人心的“太极圖”，洋商們大為惊恐，也大動了肝火，不惜賠錢，針對天原的產品一再降价傾銷，各路洋商紛紛出動，其勢大有包圍、吞噬天原之概。 吳蘊初不存任何幻想，嚴肅地面對現實，向股東們冷靜而有力地分析了競爭則存、后退則亡的道理，而“我們為了民族工業的利益和生存，唯有降价競爭！也唯有大大發展民族工業，使國富民強，才能擺脫被掠奪被欺凌的屈辱局面。為此，就是賠上了也要与洋商周旋到底！” 降价競爭。天原由于得“天”獨厚，成本原本就相對為低，質量又好又可保，利潤較大，降价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因而几個回合過去，天原產品价格尚在成本線以上時，一些洋商因其產品已降到了成本線以下，紛紛偃旗息鼓敗下陣去，唯余下了英、日各一家分別為產銷硝鹼与漂白粉的厂家。日、英兩厂仍不甘休，惡狠狠地作殊死之斗，將本已降在成本線下的价格繼續壓低，以致拉得天原產品也很快地降至成本線下，且大有不可遏止之勢。吳蘊初早有准備，尚在激戰前夜，他就預料到貪橫斗狠的洋商憑其“重兵”在握，絕不會善罷，即使動用“后備軍”也要分個胜敗高低，倘不“預伏奇兵”是很難戰胜強敵的。因此，他一揮回擊的戰旗，就刻意研究降低成本的方案，日夜奮戰，終于取得了成功。天原產品沒有降下成本線几天，便又因成本下降而在成本線上了。 對燒鹼，吳蘊初采取變晶体為液体的手段降低成本。電解后本來就直接產生了液鹼，須經沉淀、結晶等工藝處理方為晶体。如今直接出售液体鹼，不但省了工藝程序，而且用戶可以不必費事再化，直接使用。“天原”本得因是國貨的“天緣”，又得地利，出厂即銷。這是洋鹼無法匹敵的，他們總不能將液鹼跨越千里乃至万里直接運來。同時，吳蘊初又采取了新的工藝手段，進一步降低了鹼內鹽的含量，因而提高了質量，方便，又好，誰不買國貨？ 對漂白粉，吳蘊初采用了改換包裝的辦法來降低成本。他把原包裝的一次性的木箱，一律改成了可回收循環使用的鉛皮桶，綜合概算可降低費用百分之十五左右，登市不久，就將已被洋商苦苦牽至成本線下的燒鹼，又相對地推到了成本線上。 初時，英、日兩商還苦撐不已，雖已“損兵折將”到了元气大虧的程度，而“天原”仍然傲然挺立于疆場，并且毫發無傷，兩商只好哀歎弗如，認敗服輸而退避三舍了。 一場激烈、艱苦而又持久的商戰，在吳蘊初，聞惊變而不亂，遇強敵而不慌，料敵机先，運籌帷幄，于強敵環伺間，太极在握，屢出奇兵，終以“天原”全胜而告終。綜算起來，整個大戰期間無虧有賺，更重要的是大大地揚了國威，出了國人久抑的一口气，在市場上更牢地站穩了腳跟，得以興隆發達，這才是根本性的胜利。 大戰方歇，吳蘊初就帶著戰后的疲勞与喜悅，馬不停蹄，又親赴歐洲考察選購生產硝酸鹽的設備，并就道專程探望了已定居瑞士、年登耄耋的老恩師杜博。 回國后更是勵精圖治，對天原電化厂則依最先進的手段不斷擴建厂房，改進工藝，增置設備，使其產量、產值、利潤持續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前，電解槽已由建厂時的五十個增至三百個；產量也与這一數量并進，恰好也是初產的六倍；資本則發展到了一百零五万元，已成為規模可觀的大化工厂了。 也是歸國不久，几与強化天原的同時，吳蘊初又辦起另一個“天”字號新厂：陶器厂。 尚在歸國途中，吳蘊初就深切地感到創辦耐酸陶器厂已經條件成熟，而且勢在必行了。中國的陶業雖精，卻從未燒制過耐酸陶器，因為千百年來，尚無那种必要。近代化學有了酸類產品，它才應需而生，當然是“生”在產酸的外國。直到此刻，天原盛裝鹽酸的“鹽酸甏”還是日產。价格昂貴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不徹底，如味精般，必須全部原料都能自產自給才行。可生產耐酸陶，也不是很容易的，不像一般改變一下工藝就可的新式陶制品，那要有科學研究的參數在內的。吳蘊初硬是憑他的化學基礎与曾制過矽磚、錳磚的經驗很快地“啃”下了這塊“骨頭”。在歸國的當年，即一九三四年即著手實施；在龍華濟公灘購了地皮，親自帶人由厂房到設備全部自行設計制造出來；聘請了曾多年從事制陶業的李思敬擔任厂長。吳蘊初運籌有方，李思敬操辦得力，几個月后，一九三五年初，便正式投產了。窯爐是新式的，机器是絞拌擠壓机，原料是取自天然的著名的宜興陶土，整体生產方式為半机械半人力的組合。初始時月產量為二十一二十四吨，產品除滿足天原的需用外，還銷往國內的化工厂与軍工厂。厂名仍是吳蘊初的巧思，以產天原產品盛器為因，取做“天盛”。當諸多游商打快拳似地逐利于淺層經營時，吳蘊初立足長遠，出發點高出一籌。踏踏實實地构筑著基礎化學工業，不斷向深層探求，以“天盛”又為國家填補了一項化學陶器的空白，天廚——天原——天盛，如同化學的連鎖反應方程式一般，互為動因与補充，形成一個完善的天字號系列，雖有先后之序，卻在國內都是天字第一號的化學工業企業，這貢獻不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么？ 天字第四號：請以天利效家邦 一九三三年，几与籌備天盛的同時，吳蘊初又動腦筋于白白放走的氫气。也恰逢時机，又籌划起了另一個天字號的化工厂。 電解食鹽時揮發出的大量氫气，只得少數用于制酸，余下的大部分均因“無用”而放掉了，對這制酸已多余卻很難得的化學元素，吳蘊初只覺得棄之可惜，卻又一時沒有利用的手段，正急于無措時，美國人送机會上門了。美國老牌大企業杜邦公司余下了一套設備，正在尋找買主。原來杜邦公司為了搞合成氨的試做，在西雅圖置了一套相應的設備。試驗完成了，設備也就無用了。一時又找不到買主，就想到了在當時已很有名气的中國吳蘊初，于是主動上門來銷售。吳蘊初一來是因制作硝酸會引起与軍事部門打交道而猶豫不決，二來，一個剛只做過一次性實驗的机械設備，在當時的中國，雖無异于全新，但在美國杜邦公司這樣顯赫的大家來說卻應被視作淘汰下來的處理品。因此一半真一半假地表現得很不熱衷与積极，而賣主見吳蘊初并未拒絕，只是猶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動。吳蘊初便索性大殺起价來，將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變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脫手，居然答應了下來。十八万已是“處理价”了，再只花九万豈不是便宜到家的揀了個厂子？吳紐初便籌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蘇州河畔購了塊地皮興建起了厂房，甚顧信譽的杜邦公司更依約派了位責任心很強的工程師來負責安裝。一九三五年試車生產并繼之投產運行。果然難度不小：雖說日產量很低，不過四吨，可全上海由于當時對液氨尚無認識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吳蘊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為，可為了救國強本，開拓化學工業，他必欲為之，這就是他常說的，特別是辦硝酸厂時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是，他又再赴歐洲考察并選購法國的成套設備，又認真地參觀學習了一段，才回國親手安裝了新設備，一改往昔市場“黃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虧一位日商幫忙，才打開了銷路。 這個日商經營的是青島的“維新工業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試用之下，覺得甚為“約西”，便不但大量購買，而且到處宣傳，甘做義務廣告，使銷路大開，一天強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吳蘊初將其厂名也順應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廚——天原——天盛的連鎖反應的分子結构式上又多了一個反應鏈——天利。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條，吳蘊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學時以篆体刻在漢白玉章上，再傳給儿子為座右銘。 天字第五號：請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空前巨大的災難，這筆歷史重債，絕非其無條件投降能償還得万一的。唯有化做嚴重的歷史教訓銘記于中、日子孫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來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領了上海，吳蘊初這位高尚的愛國者，怎肯与敵合污？他忍痛棄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設備，冒著巨大的危險遷往了內地，并請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開辦的香港天廚分厂。一面努力醫治企業的戰爭創傷，一面積极參与抗戰救亡活動。他去新疆辦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時目的与為國開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長遠用心。 新疆地處僻遠，遠离抗戰前線，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僅可增進其工業底數，而且就算日寇再擴占內地，對新疆也是鞭長莫及，可為國家保留一塊基地。到新疆去辦企業，在當時一些企業家中恐怕根本沒人想過，首先是犯不上，遠离繁華，千里蠻荒，無利可圖，甚至還要搭上老本；而那個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無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卻步。莫說主動，就是有人甘愿出錢請，許多企業家也會搖頭拒絕，吳蘊初卻甘之若飴，自不是為錢，而是為國。 吳蘊初經過考察，覺得新疆的化學工業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興辦。由于審慎得体，不僅取得了盛世才的認同，而且這位“主席”大人更是積极了起來。于是，吳蘊初兩入新疆，并帶了個化工小組進行考察及与有關人士協商，很快在天山腳下籌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術專家沈祖囗為厂長，招聘得化學家沈熊慶為副厂長，產品首先針對邊防軍的彈藥、筑路、開礦的所需，以炸藥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吳蘊初不僅要身在重慶主持醫治前四厂的戰爭創傷，還要南下香港，北顧天山，實是為國為民自承了重務。 入“天廚”，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實是無限風光！ 金錢在他手中的化學反應 如果將他的事業的每一個進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學的反應，那么，金錢則是每一個反應環節甲的“催化劑”。 催化劑是參与化學的反應過程，而不參加反應結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結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吳蘊初對金錢的要求，只在于“足夠”，而且這個“足夠”的標准并不高，相對于他的獲得而言，甚至可說是很低很低。這個標准也正是傳統的“貧則獨善其身，這則兼濟天下”的仁人志士們行為准則的發展与延伸。當他家境清寒，讀不起書硬要讀書尚須貼補家用時，即“貧”時，他拼命地用功學習之外，要教學，要為了几文甚至一兩文錢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橋賣苦力，只為“獨善其身”；到他“足夠”而大有余時，名聲也已大盛，即“達”時，他又以較“足夠”數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濟天下”。所以說他將這一閃光的古訓、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繼承并發揚得甚為典型。他一貫如此，一生如此，下面僅擇要舉出几例： 兼濟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為國做智力投資 一花獨放不是春，万紫千紅方為春爛漫。 吳蘊初是极力向化學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著眼點既不是為個人出風頭，也不是為個人獨攫巨利，而是為了國富民強。因此，他不但不怕別人超過自己，甚至設法讓別人能超過自己，起碼盡量多地為國培訓出化學人才。 當一九二八年，天廚厂為他和他的同伴股東們剛贏了五年利時，他覺得他已達到了“足夠”的標准，便毫不猶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組建了“中華工業化學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順昌路）租下了房屋，并進行了裝修，購買了相應的化學試驗儀器与試劑，聘請程在章博士為所長，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員，他則自任為董事長，研究化工產品与接受化學研究的委托項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華化學工業會”合并，該會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選大同大學校長曹惠群為理事長，吳蘊初則為副理事長。恢复了《化學世界》雜志，還辦了小型圖書館。這是個對吳蘊初來說只賠不賺的“買賣”，然而他樂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關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資自己試驗，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膠人造絲等項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該所也成功了不少試驗項目，如抗戰前對飲料、芳香油、防腐劑、氯苯及特殊鋼都有進展性的研究；抗戰爆發后，又進行了軍工方面的實驗及對四川的一些地產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夠”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積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員會”，由他出五万元做為基金，聘請几位化學界人士為委員。同時又在滬江大學化學系設立化學獎金，獎勵學習优秀的學生；為中華職業教育社投資捐辦了理化教室。由基金會主持每年對大學化學系一年級學生与高中一年級學生分別考試，從中選出十余名优秀者發給獎學金，發給相當于一個大學生每年平均費用，標准三百元。獲得這种獎金的多為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与清華大學的在校大學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績，這种獎金只于一年級時獲准資格便可一直領到畢業。而吳蘊初卻掏出了他全部專利所得，須知此時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為關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當年相類的學生，也為了鼓勵更多的化學學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樂為了。而前后獲獎的近百學子，且受其鼓勵波及的更多的學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濟的普遍方式讓盡可能多的人具有辦實業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吳蘊初的味精獲得國外專利后不久，國民政府依据獎勵工業產品法，准予天廚保持專利權五年。此時佛手味精正爐盛火旺，雖价格一直在“味□素”的批發線下運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連包裝在內）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潤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味□素”又已處于狼狽的境地，天廚獨自壟斷市場別說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潤也是絕非一九二八年天廚本身可比的。可是，對這可獲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專利所得，吳蘊初卻是拒不肯受，据有關文章記載，他說： “一個天廚味精厂對我國來說，實在是太少了，為了提倡与便于國人從事此項事業，我甘愿放棄國內的專利權！” 這一愛國舉動自是深受各界贊許的，類似味精的厂家也就興辦并越辦越多了起來，一時間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學工業社的“觀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麥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鮮味晶”、天香厂的“味寶”、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擁入市，國貨充盈，使得味□素無立足之地，很快地從中國腹地被掃地出門，縮回了大海之中。僅東北一地憑了日本的特權保留了一塊市場，吳蘊初正是需要的這點。 一九三三，張逸云病故。可惜這位智達見明又寬厚的企業家不壽，而子女又因紈褲而驕奢，墮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慘邏輯之中，恣意揮霍了起來。因天廚是無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吳蘊初為顧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將天廚改為有限公司，清產作价，資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潤分紅在外）。在吳蘊初的主張下，由這兩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總資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進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計數按比例發給每一個職員与工人。這樣一來，原來天廚味精厂的所有的職員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廚味精有限公司的股東了，自是皆大歡喜，積极性高漲，自也為再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人們絕不否認，天廚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間裂變成四大厂，賺了許多錢，都基本是吳蘊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經營的結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認為他的所得理所當然，而且還是不斷地向別人讓利。比如，天廚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規定：終身總經理吳紐初發明權報酬与公司年度公積金相等。這項發明權報酬量是大得無法預估的，僅一九三六年天廚的味精產量就已高達二十三万公斤（不是當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來的公積金會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誰預估得出？那數量大得將是十分惊人的。可吳蘊初卻在1936年公積金尚未結出的時候，便正式以書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寫給天廚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對此點做了明确地決斷： “味精雖由吳蘊初起端，然有今日之發達，全賴同事之努力及社會之贊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蘊初決定只保留發明權而犧牲所應得之利益。因此，我決定將發明權報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給職工，百分之二十五做為社會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為公司特別公積金。” 也就是說，不但當初放棄發明專利，如今也將那可觀的一大塊發明權報酬全部獻給了職工、社會与公司。每個職工都可因他的發明權報酬而得一分報酬，可他這個發明者卻一文這种報酬不得了。 須知，那是本世紀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詛咒的舊中國！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計侵吞公款坑害別人猶恐不及，喪心病狂大肆揮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濫用職權營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吳紐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稱吳蘊初是“中華民族的精華，中國現代化學工業的脊梁”實不為過。 抗戰爆發后，吳蘊初到了重慶，更重視起了公活動，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夠”，辦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創辦前文提到的“吳蘊初公益金委員會”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說已經把他的固定資產与日后贏利所得全部變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孫亦不可分，永遠以公積保存，這當然也是确保他企業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業辦得好又“企業大權在握，總會有飯吃”。保證了“足夠”，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這也可以說，金錢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該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吳蘊初公益金委員會”，是得自資源委員會錢昌煦的支持才辦成的，聘請了七八個經濟界的知名人士，來共同管理他的財產。直到解放。 吳蘊初最“奢華”的欲望只是想有机會“買架飛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飛机的錢從他手中流出變為社會公益，卻連個飛机模型也沒為自己買。因為在他看來，這在他那“足夠”的標准之外。倒是為了解決一筆數額不小的机器進口的關稅問題，被拘著，給蔣介石買了一架容克飛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進口那批由法國購置的机器時，由于海關定的進口稅太高，吳蘊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希望來能出面幫助免稅。宋子文一口答應，卻“順便”提起一件事： “吳先生，可知蔣總裁五十大壽在即？我等正在發起獻机祝壽，希望先生您共襄盛舉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勁儿上，吳蘊初怎好拒絕？可由于吳蘊初的精明，飛机買了，也買了便宜：一架容克飛机价為九万，可當時上海禪臣洋行經營的飛机卻因是全金屬要价十二万。也巧，試飛時因螺旋槳触地致翻，吳蘊初便抓住這點提出兩點：一、質量不好；二、必須修好。倘能有所賠償，愿為保密。洋行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譽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還賠償了一架小型全金屬教練机，反而賺了錢，于是大出風頭，味精贏利也大幅度增長。 身外虛名何足計 吳蘊初的名气，隨著他的事業的不斷成功而越來越大，他在人們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屢有大義光明之舉而不斷提高。具備了這种社會优勢，再加以國民政府中也有識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為了与德國洽商，授其以資源委員會的代表資格赴德全權談判。他代表了中國，爭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慶后，又正式擔任了資源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經濟計划委員會委員，也做過參議員。但他對這些頭銜向不為意，只是由于有了這一串“委員”，可有利于發展他的事業，他才挂起它們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參議”，他卻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開發新疆，開創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國府的嘉獎，“國府”的經濟部長翁文灝還親自將一枚“景星”勳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著，由國民党要員親自出面，雙手為他送上了“党證”。他卻從不佩帶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勳章。更不以國民党員自居，要高人一頭。他只是用党證嚇唬過特務，并以此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務跟蹤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蔣介石“引退”之前，曾親自召見了他。蔣介石被急轉直下的形勢逼得除大罵“娘希匹”之外，已無法可想，卻將希望轉向一些社會聲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過這些人出面与共產党談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緩一口气。吳蘊初便是被選中的這种人之一。蔣介石對吳蘊初一向客气，他雖然不能像對劉鴻生那樣稱呼“阿拉宁波人”，可對吳蘊初卻可以說“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見或宴請吳蘊初，都表現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時局向吳蘊初“討教”，并說： “我決定請你出任國民政府的經濟部長，并參加和平代表團，去与中共談判，我也知道，你是認識毛澤東、周恩來那些人的！” 做經濟部長，好大的官！可絕非吳蘊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勢下，他也不愿當官。因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備了振興實業、強國強民的相當條件，憑此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況如今又是這种局勢？誰胜誰敗，在他都無大關系，只要能振興實業就好。眼見得是國民党腐朽不堪，共產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這种談判之中。因此他并沒有如蔣介石預期的那樣，驟得如此高官，受寵若惊；也沒有什么失態的舉動。因為他的內心是平靜的，所以臉上也是平靜的，听畢蔣介石的話，只是淡淡而誠懇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辭，蔣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慮”為結。 他也認識毛澤東，与周恩來有過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實地放在化工企業上，“無暇他顧”的原因，并沒有更多的交往。 抗戰以后，周恩來做為共產党的代表即駐在重慶，并兼領導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號，被人們稱做“周公館”的簡陋房子里，名聲卻越來越響亮。吳蘊初初時一心扑在實業上，雖耳聞周恩來是個非凡的人物，可并無心去仔細過問，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園”民主之家受到過周恩來接待的民族企業家一再向他夸贊，才引起足夠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貿易界的一些頭銜能很便利地見到周恩來，不似別人那么特別小心。在數次交往后，他對周恩來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見解，無不深為佩服。后來，國民党嚴格地監控起來，以吳蘊初的素性，有了這种麻煩，他必不肯因為個人印象与交情而費心費時影響他的事業再与之交往，可他對周恩來不同，仍是設法保持往來。抗戰胜利后，他更見到了毛澤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無條件投降，蔣介石一方面積极設法甚至不惜電令大戰犯、日寇侵華總司令同村宁茨就地等待國軍接收，抵抗八路軍与新四軍的所謂“進犯”；另一方面卻做出和平態勢電邀毛澤東“共商國是”，八月二十日再度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毛澤東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張治中將軍、赫爾利大使同机飛到重慶。 為增進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澤東于談判期間舉行了數次座談与會見，工商界自也在邀請之列。為使被邀的人士無后顧之憂，就決定由中共与一實業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請。由中共干部、与實業界有聯系的胡子嬰、羅叔章物色人選。在找了兩位遭拒后，胡、羅二人便通過吳夫人戴懿提出了請吳蘊初出面這一要求。吳蘊初与夫人認真商討之后，當即打電話給羅叔章，相約在天原電化厂所在地貓儿石一見。吳蘊初在与羅、胡二人議定后，便与王若飛聯名發出邀請。 九月十七日下午，應邀而至的遷川工厂聯合會、全國工業學會及西南實業學會三個團体的代表：劉鴻生、潘昌猷、胡西園、章乃器、范旭東等人，來到了張治中將軍的公館——上清寺的和桂園。在會客室里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 毛澤東講完話后，吳蘊初以東道主的身分請到會者發言，到會者卻以為他這個東道主應該先講一講，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吳蘊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發展工業以圖實業救國的發言。 這次會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澤東一再強調了与民族資本家是朋友，絕不會沒收民族資本家的財產，工商企業家們都大大地放心，決心支持共產党的和平建國主張。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專派了王若飛、鄧穎超往天原厂向吳蘊初辭行，并做了親密無間的長談。王若飛盛贊了吳蘊初烙忠敬業、重視公益的高尚精神，將其譽為“化工界的一顆巨星”，并邀吳蘊初有机會往延安看看。吳蘊初也盛贊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對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以及鄧穎超的敬意。談話完全是以私交形式進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澤東、周恩來自不待論，王若飛倘若不是飛机遇難，在新中國一定會有他一個重要位置，且也必為新中國增譽立功。他對吳蘊初的評价是出自內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飛能活到建國時，吳蘊初也必及早与其聯絡。 可也正是与王若飛的來往，才更引起了國民党特務的注意，以致發生了吳蘊初以國民党證“搪災”的事。 王若飛去后不久，吳蘊初就發現，無論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綴著，而且不時地換人。這天，吳蘊初進城到李子壩時，一個年輕學生打扮的人湊上前詭秘地對吳蘊初說： “先生，我是個青年學生，很想到共產党占領區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費，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將永遠感謝你！” 對于這個人，莫說吳蘊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蹤，而且那難掩的詭詐与什么“共產党占領區”的用語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吳蘊初當即將隱藏于胸的怒火化為真气，聲色俱厲地道： “什么？！你是共產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嚇得那偽裝學生的小特務倒退著欲溜。 吳蘊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給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憲兵了！” 小特務見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煩，只好掏出特務證件向吳蘊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吳蘊初為了避免日后同樣的麻煩，也亮出了他那中組部送上的党證，并亮出一連串的頭銜，最后說：“回去告訴你們的長官，日后不許盯我的梢！否則，我到蔣委員長那去告你們！” 不久，也果趁一次開會的机會，向蔣介石告了這一狀。蔣介石听了嘴里罵特務机關“胡鬧”，心里對吳蘊初与中共要人的往來，仍存芥蒂。故在欲請吳蘊初為“國府”經濟部長時才說出“你是認識毛澤東、周恩來那些人的”的話。 一九四五年底，吳蘊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總管理處”，雄心勃勃地欲將化學工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可惜國民党挑起內戰，大打內戰，大大受挫于內戰，就凶狠地壓榨民族工商業，使得吳蘊初壯志難酬，又出于對共產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將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給以他儿子吳志超為首的管理委員會管理，他本人則去了美國。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吳蘊初雖從電話里儿子的回話中得知他的企業“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覺得當時宣傳的工商政策日后會有變化，他這樣的資本家會受到斗爭。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猶豫不決。盡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員會同仁給他寄材料，寫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錢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勸他歸國時，他才說： “請你告訴昌煦，如果共產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話，我就回去，否則，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錢昌煦是在資源委員會時建立的友誼，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員會”就是在錢昌煦支持下創辦的：他沒想到錢昌煦已是共產党的干部，他信任錢昌煦，不但不會騙他，必要時也會保護他，所以才要錢昌煦一句話（王若飛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吳蘊初由香港乘船抵達天津，再轉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統戰部領導的熱烈歡迎。几天以后，在錢昌煦的引領下入中南海拜見了周恩來，周恩來對他熱情歡迎，見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話就是： “味精大王回來了！歡迎！歡迎！” 因此有人說，吳蘊初的“味精大王”是周總理命定的。 吳蘊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為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工商聯副主任以及化學工業同業工會主任委員；不久，又增任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總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還准備讓他去中央政府參与國家化學工業的領導工作，這是他樂為的。可惜時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吳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動的吳蘊初也在心情极度惡劣下糖尿症引發了心髒病住進了華東醫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時逝世。上海《文匯報》特為此登出了訃告与吊唁、治喪情況的報導。 （肖舫）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轉載請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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