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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台灣，由于加入了一批批撤退自大陸的人口，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有，人口密度驟然升高，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強烈的競爭气氛，學校的升學考試更凸顯了這种現象。 當時14歲的田長霖投考建國中學，有七百多人應考高二插班生，錄取名額只有九個。由于考生太多，田長霖認為不可能考取，于是再去參加成功中學的插班考試。 一位來自上海的同學看到田長霖去報考成功中學，問他：“你怎么考取建國中學后，還來報考成功中學，想占別人名額嗎？” 田長霖以為是這位上海同學開玩笑，但他還是重新去看榜，來回几次仍然沒看到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快要离開時，旁邊有人告訴他：“田長霖，你的名字在這里！”田長霖回憶道：“因為當時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了。” 好打抱不平 讀建國中學時，田長霖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但學校成績都還不錯。他好動，也有看好打抱不平的個性。有一次目睹十三太保幫的兩個成員，凶狠地欺負一名同學，他跑上前去質問那兩名誰都不敢惹的太保：“你們憑什么欺負人家？”長得塊頭高大的太保面露凶光地吼道：“你憑什么好管閒事？”“你們這樣做，當然不對，我有權管。”其中一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田長霖兩個耳光，再合力痛揍了他一頓。太保們并放話：“有种明天放學再到植物園見！”田長霖咬牙忍痛說第二天一定赴約，但事后認為應該把事情向訓導主任報告。結果隔天，兩名太保并沒有出現。 在建國中學讀了兩年書，田長霖就准備考大學。他報考了台灣大學、師范學院（現師范大學）、台中農學院（現中興大學）三個學校，結果三個學校都考上了。最后他選擇在台大就讀。 學生時代的籃球夢 田長霖自幼就活潑外向，對運動，特別是球類，有极大的喜好。他在上海讀勵志小學時，特別喜歡踢一种‘詠’尊牌的小皮球。小學畢業后，在初高中合并的位育中學讀書，与現任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是位育中學的同班同學。陳佳洱記得田長霖的數學成績很好，導師很喜歡他，他也比別人調皮搗蛋，用鉛筆戳過他。 籃球運動早年在台灣受到瘋狂的喜愛，田長霖在台大時，熱中打籃球，暑假跟几個同學每天練六七個鐘頭的籃球。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田長霖對大鵬、格隆、海光的几位籃球健將的名字、打球的位置，仍然記得一清二楚。他在當預備軍官時，曾是陸軍官校与海軍官校籃球校隊隊員。田長霖的毅力和運動很有關系，因為個子不高，每次打球總下決心非把球打好不可。運動是訓練團体合作、自律及領導力最好的机會，田長霖從運動中得到了嚴格的“掌控自我’訓練。 1950年初，台灣社會不安定，父母親希望他能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因此他進了台大工學院，但還是熱中打球。一直到美國后，因為自知五尺六寸的身高用來打球著實太矮了，又考慮為了生活必須有一技之長，所以還是朝念書、教書的方向努力。1955年田長霖參加高考机械工程科，以优等第一名被錄取。 三哥田長焯對田長霖小時候的印象是：“我們家里國兄弟姐妹多，大家都是各搞各的。田長霖書念得特別好，小學、大學、高考都一樣，我們兄弟姐妹拿的是及格、一等，他總是得优等。”田長霖一直都比別人認真，要求自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但他也很會玩，對打籃球特別狂熱。跳舞他也很起勁，由于性格很風趣，在婚禮等場合上，常見他興高采烈地和人群打成一片。 家教定情 因家中經濟抬据，在台大念書的田長焯以擔任家教來貼補家用。后來因為要前往美國普度大學留學，必須辭去家教；他問弟弟田長霖是否愿意接替家教的工作。三哥說，他的學生叫劉棣華，家中有七個姐妹，一個男孩。她排行老三，1936年在北京出生，小學六年級才到台灣，在泰北女中念初一。你教她功課，她若沒學會，是會發小姐脾气的。哥哥還給了他善意的“警告”。 田長霖一上任就領教了三小姐的脾气，教她數學，一遍又一遍地解釋，她不懂，田長霖還是很有耐性、很有技巧地運用各种不同的解說方式來讓她明白。田長霖教學的天賦与興趣，在擔任家教時，已充分顯露出來。 家教嚴格、家境良好的劉棣華，雖然會因听不懂數學而急得生气，但基本上，她的個性是內向害羞的，在學校不敢問的問題都會請小老師指點迷津。田長霖像大哥哥一般，不厭其煩地使出渾身解數，指導這位漂亮的小女生。 他的指導方式往往不是在為她做決定。有時她問他：“你覺得這樣做到底好或不好？”田長霖會回答：“天底下沒有完全的黑与白，你必須學習從各种角度去考慮。”就這樣，一來一往，兩人漸漸成為親密的談天對象。 當時的風气仍相當保守，學生們不敢單獨約會，尤其是在擔任家教的時候，師生更是界限分明。高中畢業，劉棣華考上淡江英專，已經台大三年級的田長霖不必再當劉棣華的家教，一股強烈的失落感卻在他的心中激蕩、奔騰，他發現自己一日見不到她，就非常思念她，莫非動了真情？ 家教工作結束后，他抱著相思的情怀，到她以往常去的電影院尋找她的芳蹤，經常苦苦守候，就盼能和她“巧遇”。上天真的不負苦心人。這一天，劉棣華与妹妹一道看電影，田長霖一看到她們的背影，喜出望外，很快地沖過去從后面伸手在劉棣華的肩膀上拍了一下，還故意大聲表示，“非常惊訝能在電影院碰到你們”。 也許是打籃球打慣了，出手較重；也許是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人，過度興奮，這一掌可拍得不輕呢！但也就是這神奇的一掌，訂開了劉棣華的心扉，她竟也開始茶不思、飯不想，腦子里整天盡是田長霖的影子。田長霖考上預官，到鳳山受訓，兩人的感情進展得十分迅速。在鳳山受訓期間，田長霖除了仍對打籃球充滿狂熱，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回台北探望劉棣華了。 預官結訓后，田長霖決定到美國讀書。他申請了很多大學，但因父親過世，家中經濟變得困難，只好放棄他真心想要的選擇，而前往給了他全額獎學金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大學。 1956年當田長霖決定到美國念書時，雖然与劉棣華兩人已情深難舍，雙方家長卻認為兩人年紀太輕，不同意他們訂婚；劉家并且表示，若要娶劉棣華，田長霖必須先拿到博士學位。于是田長霖离開台灣的前一天晚上，帶著劉棣華偷偷地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合照，這是他們兩人的“定情照”，也是“訂婚照”。 橫渡大洋，初入异邦 同年9月，田長霖用借來的300美金，湊足了到美國的單程机票，告別了家人，和三十几名留學生，一同飛往美國。 在雙城机場，同机的富家子弟不是被在美國的親戚接走，就是搭另一班飛机轉往其他地方去了。田長霖孤零零地一個人，兩手提著笨重的皮箱，用生硬的英語，四處打听灰狗巴士站的地點，終于，他搭上了前往路易斯維爾的巴土。 一到達路易斯維爾巴士站，他很惊訝地發現兩個不同的飲水器；一個寫著“限有色人种”，另一個寫著“限白人飲用”。照字面上的意義看來，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喝哪一种。這是他到達新大陸后，第一次感受到的种族歧視气息。接下來還有更令他吃惊的事，每一間餐廳、每一間廁所外面都寫明“只限黑人”，或“只限白人”。田長霖感到很不自在，因為很明顯的，他什么都不是。 當時种族隔离政策還籠罩著美國南方，一般日常活動，例如搭乘巴士，就是令田長霖深覺頭痛的難題。他到底應該坐在屬于白人的前座，還是坐在屬于黑人的后座？最后他為了省卻這一切的麻煩，干脆步行。而這些令人困惑与不愉快的生活經驗，卻只是田長霖到達新大陸后种种挑戰的開始。 不服輸的“中國佬” 早期的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生很瞧不起，特別是在肯塔基州南方的城鎮。大學中有一位白人教授從不用正眼瞧田長霖，還經常用“中國佬”（Chinaman）來稱呼他。 因為拿了全額獎學金的緣故，田長霖在校必須擔任助教，但在工作時，因為是外國學生的緣故、又是東方人，常成為被取笑的對象或替罪羊。有一次實驗課，帶有歧視心態的白人教授，要田長霖爬到高處關掉一部蒸汽渦輪机。好不容易爬上去了，才完成任務，剛要爬下梯子時，一個重心不穩，差點跌下，情急中他伸手抓住一條鋼管。天曉得那是條溫度极高的鋼管，燙得他手掌皮破血流、全身發抖。雖然疼痛不堪，他硬是咬著牙強忍著痛楚爬下梯子。田長霖不愿被教授瞧不起，直到那位教授离去，他才赶緊赴醫務室接受治療。 手被燙傷的那一晚，他在宿舍嚎啕痛哭了一場，不光是為了手受傷，而是內心深處，也像被剝掉一層皮一樣，疼痛而無助。田長霖重新思考自己未來應走的路，他永遠不會忘記那种被壓迫与歧視的感覺，并立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幫助弱勢者，為他們爭取平等的權益。 然而，在手的傷口尚未愈合時，田長霖就從同學那邊听說“中國佬”是污辱中國人的代名詞。心中馬上升起一股難忍之气，几乎想立刻沖去找白人教授理論。但腦際一閃，還要靠助教獎學金生活呀！万一得罪了教授，獎學金被取消了，那往后日子怎么過呢？田長霖內心經過數日的矛盾交戰，終于決定不顧一切向這位教授挑戰。這一天，他走進教授的辦公室，雖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但還是鼓足了勇气對白人教授說“請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中國佬了！” 看到田長霖鐵青的臉色，教授大惑不解地問道：“可是過去几個月我不是都這樣叫你的嗎？這樣叫你又有什么錯呢？” “因為過去我并不知道這是個污辱中國人的用語，所以請你以后不要再這樣稱呼我了。” “那你要我怎么稱呼你呢？” “你可以叫我Tien，或Chang－Lin，或是CI。” “哈！你要我去記住這些金、張、鐘、陳等瘋狂的名字？’教授深不以為然，也就故意挑釁。 田長霖絲毫不退怯，立刻答道：“假使你記不住，以后就不要叫我！” 這位教授在經過這次“攤牌”后，不再叫田長霖“中國佬”了，卻從此再也不曾喊過田長霖的名字，有事找他，只是以“Hey”、“Come on”來替代。 中國佬的事件，再加上体驗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讓田長霖原本開朗的個性，封閉了很長。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埋頭研究、教書，努力吸收新知識，做出了一些成清。被污辱、被歧視的經驗，沒有讓出長霖低頭，反而對他形成意志上的磨練，也埋下了他日后全力為少數族裔与弱勢團体爭取平等權益的种子。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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