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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七三——一八七五年，達爾文准備再版他過去的許多著作。一八七三年准備再版《人類的起源》，一八七五年准備再版《動物和植物……變异》。這是一件枯燥乏味的工作，使他無法全力以赴從事他所喜愛的植物學的研究。再版要求改正批評界或通信人所指出的缺點，要求把新的細小事實或想法加到正文中去，要求長時間地對文章風格和刊誤進行校對。 但是，要求把几乎已被他忘卻的地質學著作進行再版這一事實，卻使他感到非常高興。例如，他很關心《珊瑚礁》的再版，因為他的陸地下沉的舊理論開始遇到越來越多的批評１。澤姆佩爾，后來穆瑞（他根据“挑戰者”號考察的新資料）開始接受在水下沙灘上可能形成珊瑚島的說法，駁斥了陸地下沉的作用，承認有時陸地會上升。達爾文在給澤姆佩爾（后來給穆瑞）的信中，談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鑽探珊瑚島會給解決爭論提供許多資料２。有趣的是，這樣的鑽探，是在達爾文死后很久，由索拉斯和司徒亞特教授以及代維德教授的考察隊，在富納富蒂島這個珊瑚島上實現了，而且鑽探的結果于一九○四年出版，它對達爾文的理論很有利３。 -------- １其實，1872年，代安教授的巨著《珊瑚和珊瑚島》，一般來說，是支持達爾文的珊瑚礁理論的。 ２如果由同樣珊瑚构成的島延伸的地方比构成珊瑚島的珊瑚虫能夠生活的地方深得多的話，這會更加證明達爾文理論的正确性。 ３見《查·達爾文全集》1936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第11卷第256—257頁。 達爾文得知地質學家們對他的《‘貝格爾’號地質學》方面的一些著作還是給予很高的評价，札德教授在自己的關心火山理論的著作中也引證了他的話，對此他感到非常高興。但是，如果要把《‘貝格爾’號地質學》方面的著作再版成為一卷本的話，那么達爾文認為不作任何修改為好，雖然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已經過時了。 為了答复詹·格基教授寄給他的《偉大的冰川時代》一書，他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給格基寫了一封長信，信中他首先向格基略表謝忱，然后便把自己關于騷桑波頓舊石器時代沉積物中角形石和磨損石豎立原因的理論觀點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他認為，沙石是在沉積物中間凍結的雪層里，在冰雪融化的情況下，沙石就豎著陷下去，并且凍結了。 這就是為自然界的微小現象尋找解釋的鮮明特點。 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就給予弗·奧·科瓦列夫斯基各种幫助，科瓦列夫斯基首先提出，他的任何是要對許多骨化石進行詳細的分析，以便根据古生物的材料了解動物群的發展的种系發育史，一八七八年，達爾文非常高興地閱讀了莫西索維克的《白云石礁》。 原來，古生物學家們十分相信進化論，所以他們開始利用某個已經絕滅的生物群的逐漸變异，作為這個或那個層系沉積的地質時期的真正標准。他認為內麥爾的著作也是這樣承認進化論的。然而，對真理的熱愛使他承認（見一八七八年七月一日給莫西索維克的信），正如他模模糊糊地感覺到的那樣，一個層系中的每一層只含有在海洋一定深度及存在于這一深度的其他條件所特有的生動，并且承認，在某一個海生物种和另一個海生物种之間的所有過渡形態，很少在同一個地方或同一層存在１。 -------- １在我看來，這個意思是非常精辟和非常重要的。這個意見特別适合于對貝殼變化的看法。B．N．扎金教授在他關于田螺种出色的學術論文中清楚地表明，這個軟体動物門的貝殼的形狀和构造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生態學（水的深度、運動等）我在圣瓦斯特拉隆格諾曼底一個車站上，曾親眼看到在不同深度發掘出來的現代patella貝殼的各种標本，這种貝殼由于所處的深度不同，其結构變化也各异。因此：在根据同一個地方貝殼變化建立貝殼的种系發育的系列以前，古生物學家必須問自己，這里沒有產生生態的系列嗎？也許，由于陸地升降也沒有產生遺傳的系列嗎？而且也不能用條件的回复來解釋作為建立進化論抽象“規律”（象菊石亞綱這樣貝殼）的周期變异嗎？ 達爾文繼續寫道：“我有時進行一些推理，認為現在陸地和海洋在世界上的分布情況和從前截然不同，許多新屬和科能夠先順著孤立的水路兩岸向南發展，而后來卻能向北伸延。” 他在內麥爾的關于斯拉沃尼亞的古生軟体動物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些事實，它們是說明生活條件能直接影響生物進化的“极好證据”。 美國學者奧倫也指出了這种外部條件的直接影響，他分析了鳥類和哺乳類這些地理上各亞种的分布情況，在給莫爾斯的信中，達爾文稱奧倫的書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書。但是，在給那個在評論中批評奧倫的羅馬內斯的信（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中，他寫道：羅馬內斯關于奧倫著作的評論，卻使他怀疑奧倫是否真的有力地闡明了被研究的對象，這种怀疑甚于過去寄予的希望。 為了不再贅述當時達爾文一直在研究的甚至使他感到不安的問題：在什么樣的范圍內應當接受這一對進化來說是外部的直接影響的重要因素１，讓我們還舉出達爾文在三年后（一八八○年）給赫胥黎的信中所表示的一條非常明确的意見吧。赫胥黎曾給達爾文寫信道，他認為最好在講話時不要暗示自然選擇，因為這需要很長的“附加說明”。達爾文雖然當時已達七十一歲高齡，并且在許多信中老是強調他年事已高，害怕出事，說他的智力減退了，已經不能再研究困難的問題，但是，他卻正是在許多困難的問題上，繼續獨具慧眼地權衡一切“贊成”或“反對”的意見。他那惊人的智慧使他始終“注視著”同該原理相矛盾的證据，他善于找到一种非常准确的、精辟的、明智而又無可辯駁的論据。無疑，他在受到赫胥黎對自然選擇所流露出的一些輕視的神態的刺激后，擔心赫胥黎從此不和他來往了。 -------- １斯·爾·索博爾多來年深入研究了達爾文的著作，他在同我私下談話時說出這樣一种想法；根据達爾文的著作和書信分析他一生各個不同時期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十分有趣的。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不想在這個《傳記》中作出全面的分析，在這里我只指出，達爾文承認新的事實對說明這种影響的重要性，實質上絲毫也沒有貶低自然選擇思想的作用。 他給赫胥黎寫信道：“在我經常想到那些我們現在所不能見到的·极·少·數（著重號是我在引文中加的——作者注）的結构時，我可以使自己确信，自然選擇所起的只是從屬作用。另一方面，在我想到那些二十年前，只是被稱作‘形態學的’并被認為是毫無用處而現在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為數甚多的构造（特別是各种植物）時，我可以使自己确信，任何构造都是靠自然選擇發展起來的。真正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勃龍列舉的一覽表１中，有很多构造由于它們沒有功能作用而無法認為是自然選擇所造成的，但現在卻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构造了。” -------- １附在勃龍的德文版《物种起源》上的。 為了結束達爾文一生最后十年在古生物學上的成就，以及古生物學對于進化問題日益增長的意義，我還要指出美國人馬爾施關于古生齒鳥類的著作對他產生的巨大影響。 一八七六年，華萊士的巨著《動物的地理分布》出版了。達爾文對該書無限欽佩，并且指出，根据華萊士的觀點去研究各种植物、昆虫有肺軟体動物和淡水魚的分布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認為最有价值的是華萊士把哺乳動物作為動物地理分布的基礎。但是，達爾文想把舊北极地帶區和新北极地帶區聯結在一起，并又作為一個區域，把馬達加斯加也合并起來。華萊士沒有象福勃斯、虎克等人那樣，采用并不存在的一些大陸下沉的假說，來說明生物的現代地理分布，為此，達爾文稱贊了華萊士，并表示反對存在一個南极大陸的說法——似乎是介于南美洲和澳洲的南端之間的一個環節。他在信的末尾寫了一句贊頌該書的話：“這是一本妙不可言的書，在未來的許多年內，它將是一切有關動物地理分布著作的基礎。” 大約在這個時候，達爾文知道了安頓·竇恩的關于脊椎動物起源于環狀蠕虫的論文。這一就是現在也很少普及的理論，看來對達爾文沒有產生巨大影響。他給竇恩寫信道：放棄對那些海鞘綱動物（它們和脊椎動物的親緣關系是阿·奧·科瓦列夫斯基确立的）的研究，會使他感到遺憾，他對這些動物深抱好感，當然，主要的是放棄建立動物界基本科目之間的聯系使他感到遺憾。在這里應該指出，達爾文高度評价竇恩在新大陸努力建立動物站的行動，并且親自捐款，在英國組織簽名，積极參加建立這個极好的机构。 我不准備細談他同奧古斯特·魏斯曼相當頻繁的通信。我只想指出，他在通信中總是彬彬有禮的，特別是同外國人通信，甚至在他同他們發生意見分歧時也是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竭力避免同他們發生任何摩擦。 眾所周知，在這些年里，微耳和一直對進化論持反動立場，并且反對在他的學校里講授進化論。赫克爾出版了一本反對微耳和的小冊子《科學和教育中的自由》，赫胥黎為小冊子寫了一篇前言。一向欽佩赫胥黎的聰明机智的達爾文，感謝赫胥黎給他寄來的一本書。他寫道：“我只讀完了前言……這是非常出色的，我十分高興您在結尾給微耳和一記響亮耳光。”赫克爾沒有征得達爾文的許可，就發表了他對微耳和的個人意見。他的儿子一傳記作者寫道：“很難說，當時使達爾文感到痛心的，是他對同行進行了侮辱呢，還是他破坏了對朋友的信任……” 達爾文繼續同弗里茨·繆勒通信。他總是高度評价繆勒的考察材料，并經常在《自然雜志》上刊載附有他寫的前言的繆勒來信的片斷，因為他認為，這些片斷對維護進化論是极端重要的。他給繆勒寫信道：“您總是在發現某种新的和极端有趣的東西。”一八八○年，巴西發生水災，這使達爾文感到极度不安。他給繆勒的哥哥（也是著名的博物學家，當時住在德國）去信，詢問繆勒是否丟失了書籍或器具，“為了使科學不致受到損失”，他准備立刻用自己的資金來幫助繆勒。 但結果，繆勒一切都安然無恙。 在達爾文這一時期的個人生活中，我們要指出希金森上校從新港到唐恩訪問一事。這個美國人在美國南北各州之間進行戰爭時，曾組織過特別的“黑人團”（即由黑人組成的）。無需贅述，達爾文憎惡奴隸制，全心全意站在北部各州一邊。希金森的《同黑人團相處的生活》一書落到達爾文手里已經是在上校訪問唐恩之后。達爾文根据他所看到的美國黑人的情形，對他們一向抱著好感，他在讀完該書后，給上校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喜悅心情，因為希金森也抱有同樣的見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很有見解地分析了黑人的性格和智力。 我們在這里既不描述弗·奧·科瓦列夫斯基訪問唐恩，也不描述克·阿·季米里亞捷夫訪問唐恩。因為在我們上面已指出的達維塔施維里的書中，已描述了科瓦列夫斯基訪問唐恩的情況，蘇聯讀者已清楚地從季米里亞捷夫的著作中了解到季米里亞捷夫訪問唐恩的情況，而且這种情況，在我們的書刊中，也時常加以引證。 應當指出的是，達爾文對當時流行的招魂術和扶乩持強烈的否定態度。他的一個儿子把一個扶乩者請到查理的哥哥伊拉司馬斯·達爾文在倫敦的家里，而且查理也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卻提前退場，确信這是招搖撞騙。大家知道，華萊士是招魂術的擁護者；相反，赫胥黎卻是一個曾在第二次扶乩會中大大阻撓了扶乩者的順利進展的怀疑主義者。 一八七五年，達爾文的朋友賴爾活到耄耋之年去世，他葬在西敏寺，因為所有大不列顛的著名人士都葬在那里。 同年，達爾文積极地參加研究當時流行的“活体解剖”問題。達爾文一向喜歡動物，并對虐待動物感得憤懣。但在英國某些人所發動的反對生理學家對活動物進行試驗的運動之后，如果隨之頒布禁止進行這种試驗的國會決議，就有把生理學的成果毀掉的危險。然而由于任命了國會特別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該決議的頒布就被推遲赫胥黎參加了這個委員會，而達爾文也熱情地努力設法幫助該委員會，達爾文的女媚利奇菲爾德律師也被吸收參加，他本著不干涉必要的試驗而同時又禁止虐待動物這一精神，起草了國會決議草案。 由于在無知的人們所進行的宣傳的影響下，國會又提出了一些不利于科學順利發展的議案，所以達爾文當眾發表意見，并致函發行量最大的《泰晤士報》，以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從他致蘭柯斯特的信中看出，對此他非常激動、生气：“您問我對活体解剖有什么意見。為了真正的生理學研究而作活体解剖是合理的；但是，僅僅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進行活体解剖則是不合理的，我對這种意見完全贊同。這個問題使我气得發昏，所以關于它我不再多說了，否則我會徹夜不眠的”。 對達爾文的普遍尊敬和對他的功績的普通承認是從七十年代后半期才開始的，這表現在給予他許多榮譽稱號上。例如，他感到特別親近的劍橋大學就決定授予他以法學博士的稱號。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會議，在會上用拉丁語向達爾文致了賀詞，賀詞的結束語是：“愿您這位以淵博的學問向我們深刻說明自然法則的人，成為我們的法律（法學）博士。”校務委員會決定撥款四百英鎊繪制達爾文的肖像，好把它擺在大學里。后來達爾文的肖像就懸挂在劍橋大學的哲學學會圖書館內。美術家李奇蒙所繪的達爾文像的姿勢是衣著法律博士袍，面朝觀眾。弗朗西斯認為，無論是姿勢，還是面部表情，都不是達爾文所特有的。据他看來，最好的還是兩年前由美術家勞倫斯所繪制的肖像，這幅肖像仍在家里保存著。 在劍橋哲學學會為祝賀達爾文而舉行的宴會上，達爾文的老朋友赫胥黎致了賀詞，他的賀詞結束語是：“我愿意表示我的深刻的信念，這一學說（借助于自然選擇的進化論）不管將來被人們認為是真實的或荒謬的，但自從亞里士多德對生物知識加以總結以來，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東西可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論，因為這本書闡述的是生命的各种現象的有連慣性的概念，這种概念從頭到尾都被一個統一的想法所貫穿，并呈現出勃勃生气”。 弗朗西斯·達爾文出席了宴會（他父親當然沒有出席宴會）。“由于受赫胥黎的祝詞的激勵，他熱情奔放，興奮异常”，翌日一早就去父親那里。 林納學會也想用達爾文的肖像來裝飾會所。肖像是向美術家柯里爾訂制的，柯里爾是一個非常細心和熱心的人，他竭力不使達爾文感到疲倦。他把達爾文的像繪成身披他那件普通斗篷，手拿軟帽，面朝觀眾站著的樣子，這幅肖像連達爾文本人和其他許多最了解他的人也都認為是絕妙的一幅。弗朗西斯不大喜歡的是面部表情有些痛苦，不過，正如曾去唐恩拜訪過達爾文的克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達爾文有時的确有過這种表情。 一八七八年，達爾文被選為法國科學院植物學部（不是動物學部，因為那里有他的思想反對者）通訊院士，達爾文稱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因為他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個植物專家，只認為自己是個植物愛好者。同年他又被選為柏林科學院的通訊院士。跟往常一樣，在他表示自己的謝意的時候，總是補充說，使他深受感動的，与其說是給予他的榮譽，還不如說是在授予這种榮譽時有象亥爾姆霍茲、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爾德這樣一些受人尊敬的學者在通知書上簽了名。 值得注意的還有，他獲得設在都靈的意大利皇家學院的布雷斯獎金（計有一万二千法郎）后，就急忙從獎金中拿出一百英鎊給那波利的安頓·竇思匯去，以便購買植物研究所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國科學家使達爾文深感高興，他們在他一八七七年生日時，把裝訂得非常雅致的有一百五十名德國著名博物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荷蘭博物學家也同樣把有十七位荷蘭著名科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祝賀他的生日。達爾文也非常想得到俄國科學家的照片。達爾文的朋友弗拉基米爾·科瓦列夫斯基請求哥哥亞歷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布特列羅夫和瓦格涅爾的像片一并給達爾文郵去。照他的話說，因為達爾文“老纏著我要我把俄國博物學家介紹給他，而且我也總是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羅馬內斯在都柏林的英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表了論達爾文的演說。達爾文對待各种贊揚的話的態度表明了他為人謙虛。他給羅馬內斯寫信道：“您确是把一大批華麗的贊詞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不怕听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認的表示。很多人認為我在科學上的成就被估計得過高，我自己也是時常這樣認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從來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換取別人的贊揚，夠了，關于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經太多了”。 一八八○年，赫胥黎在皇家學院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物种起源一書已到成熟之年》（他認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歲）。達爾文本人沒有出席這次演講會，但他的孩子中有三個參加了，他們非常高興。達爾文給赫胥黎寫信說：“看來，正如其他許多次一樣，您在我這個蒼老的頭上堆滿了又高又厚的榮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從您在《泰晤士報》發表的那篇偉大評論以及在牛津所進行的激烈論戰以來，直到今天，您在論證和傳布進化學說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達爾文雖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時積极地參加捍衛達爾文主義的斗爭。而且單就他發表的演說來看，他還能夠給予“敵人”以相當有力的打擊。 領導著名探險的王維爾·湯姆孫，在《挑戰者號航行記》一書緒論中寫道：“深海區系動物的性狀并未提出任何根据來支持這樣的理論，這一理論把物种的進化歸因于只受自然選擇支配的极端變异”。使達爾文感到憤懣的是，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的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們，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論簡單化，簡單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經常与這种古板習慣作斗爭。而這种古板習慣這次卻來自這位大博物學家。查理·達爾文在他給《泰晤士報》的信（發表于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湯姆孫的話來證明，他從來都沒說過“极端”變异是進化論所必需的，也從來沒有把自然選擇說成是進化論的唯一因素。 接著他又寫道：“如果王維爾·湯姆孫先生參觀了畜牧業，那就會看到，所有的牛或羊絕對都是純种，即彼此都長得特別相似。他就要大聲說道：‘先生，我在這里沒有看見极端變异；我找不到任何證明，說明你們在繁殖你們的動物時奉行了選擇原則’我是很了解飼養者的，我毫不怀疑，一個人在遭到這樣的指摘之后，只會是一笑了之，一句話也不會說的。要是往后他向其他飼養者講起這段往事的話，我就會特別擔心，他們可別對博物學家們發表一些雖然帶有感情但卻不太恭敬的議論來”。 達爾文在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魯的話就把湯姆孫痛罵了一頓，仿佛他本人對湯姆孫就說了“帶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話似的。” 在把自己的信寄給《泰晤士報》編輯部之前，達爾文先把信寄給了赫胥黎，讓赫胥黎決定怎樣處理這封信。他在附言中給赫胥黎寫道：“如果我的手稿十分平淡乏味，非常淺薄，非常惡毒或非常什么的，那我就堅決懇求您把它一燒了之”。 赫胥黎把信寄了，但卻把達爾文致編輯部的書信草稿結尾的最后一句話勾掉。最后一句話是：“也許象飼養者那樣，我最聰明的辦法是保持緘默。因為，正如塞治威克教授在多年前向那位不斷辱罵地質學家可怜的老系主任約克斯基指出的那樣，對一無所知的事物大發議論的人是無法傷害的”。 如果你再讀一遍達爾文一生的最后几年的書信，你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在如此瘦弱的身軀中保持著朝气蓬勃精神，清醒的頭腦和對博物學有著异常廣泛的各种各樣的興趣。我們僅舉几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已經指出，達爾文在論蚯蚓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羅馬內斯這位著名權威的話，并且寫道，蚯蚓不只是受盲目本能的指導，而且還受某种智能的指導。可是達爾文剛剛讀完法布爾的《昆虫學回憶錄》。從所周知，法布爾依据他認為几乎是不變的昆虫复雜本能的研究，就在回憶錄中大肆攻擊進化論。而達爾文則認為法布爾所列舉的昆虫的复雜本能，可以輕而易舉地用昆虫复雜本能是通過選擇由比較簡單的本能發展而來的這一道理加以解釋，因此他高度評价了法布爾特別細膩的觀察。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對動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論斷。 一八八一年，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寫道：“在您那本關于動物的智慧一書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討論某些更加复雜的、更加奇异的本能。這是一种徒勞無益的工作，因為不可能產生礦物的本能，這里唯一的線索是存在于同‘目’的其他成員中的這些本能的狀態，而這僅僅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您要討論這些本能的話（或許會有人期待您這樣做），我認為，您未必能找到比能把自己的獵獲物麻痹的沙黃蜂更好的例子了，正如法布爾在《科學紀錄》上發表的那篇重要的《回憶錄》中惊人的論文里描述的那樣。 當我讀這本書時，我曾稍微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人們時常惊奇把瞎說有關沙黃蜂在解剖學上的情況……我認為，沙黃蜂殺死獵獲物起初只是向獵獲物身体的下部最柔軟的那一面多次蟄刺（見法布爾的《回憶錄》第一九二頁和四二一頁）；而后來，它們發現了蟄刺某一節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于是這种習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鼻子或雪貂咬開小腦的那种習性一樣被遺傳下來。這里還不是向前邁了一大步——只輕輕地蟄刺一下它的獵獲物，便可以使它們的幼虫得到鮮肉，而不是老化的干肉。法布爾雖然极力強調本能的特性是不變的，但也指出了某种變异性。例如第一七六、一七七頁就是這樣……” 他的朋友虎克在約克曾要向地質學家們發表演說。他預定用演說的題目表明，旅行家們為地理學做了些什么。他寫了一個演說草稿，并把它寄給達爾文過目，看來，由于時間倉促，要把演說稿撰寫好，他缺乏信心。達爾文特別主動地表示，他愿意幫助自己的朋友，并預先說明，他從來沒有過多地注意任何問題的來龍去脈，并說他的記憶力已變得“极坏”。實際上，他所提出的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見，他給虎克出的許多主意都表明，他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視著報刊，而且在他的記憶中保留著多少奇异有趣的事實啊。 達爾文同意虎克的說法：泰斗洪保德是一位最偉大的科學旅行家，而且是“無數后進的科學旅行家之父”。他飛快地讀了兩三卷洪保德的《地質學》后指出，洪保德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這不僅是由于他有獨創精神，而且還由于他無所不識。接著談到達納，他認為，他的功績在于，他具有被“挑戰者”號的考察出色地證實了的關于大陸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但他勸告虎克要很謹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他知道，梅拉爾德·李德不久前發表并論證了一個相反的觀點。接著，他表示贊成北极古生物的發現是有极為重要的意義這樣一种意見，但他警告說。他反對植物是以北方為起點開始旅行的觀點。 令人惊訝的是，達爾文是多么密切地注視著在古生植物和古生動物方面的每一個新發現，因為他列舉了在美國白堊紀地層中多次發現的被子植物，發現了与澳大利亞動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亞古生物，在英國志留紀地層中，新近多次發現了古生植物。他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發展似乎是驟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虫中中生代末期那种決定异花受精強有力的發展來解釋這樣一個事實（法國古生物學家薩潑爾塔）。最后他指出勃萊特對斯堪的納維亞的泥炭層所作的觀察及其重要的結論。 就拉卜克于一八八○年在約克以英國科學協會主席的身份作的“關于近五十年來科學的進步”的演說一事，達爾文給他去了一封信，達爾文在信中使拉卜克注意這一時期的地質學中的偉大進步，這一進步拉卜克看來疏忽了，即使他注意到了寒留紀層系之上的無生代地層的分類，特別是注意到了冰川時代的被發現（約在四十年代），而后注意到了對從前地質學家所沒有注意到的表面層（從前叫作洪積世）的研究。 他歡迎奧格爾把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譯成英譯本，并稱贊他所寫的英譯本緒論。他給奧格爾寫信道：“我曾經崇拜過的兩個神，一個是林納，另一個是居維葉，盡管他們使我崇拜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不過同古代的亞里士多德相比，他們只不過是兩個小學生罷了”。同時他也指出了亞里士多德對某些簡單的東西的惊人的無知，比如肌肉是運動的器官，亞里士多德就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一八八一年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种甘蔗變种的巴西人，他到處奔忙。最后几年達爾文才与羅馬內斯過從甚密，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關心：“應當鼓勵遙遠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學”。 在他一八八二年二月所寫的最后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給弗·戈爾斯弗爾的，這封信評論了古生三葉虫綱。達爾文在這封信中指出，這些生物形態（屬和种）本身在連續不斷的古代結构各發展階段中就已發生了變化，已絕了种；但他認為，象三葉虫綱這些完善生物形態在古代層中的出現，就會駁倒那些認為在我們所熟知的地質層中能找到最先出現的生物痕跡的人心目中的進化論，對這一想法他堅決不同意。 在此之前，曾在寒武紀層下發現了許多受到晶化作用的岩層。這些岩層一度是能夠充滿生物遺体的，但卻什么生物遺体也沒有保存下來。 達爾文寫得更晚的（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六日的）另一封信，是寄給曾為林納學會畫達爾文肖像的美術家柯里爾的。達爾文告訴美術家，說所有的人都贊美這一肖像，他寫道：“每當我看到自己的肖像挂在林納學會里，几天里我心中都充滿自豪感”。 柯里爾是赫胥黎的女婿。達爾文在信中提到赫胥黎的名字后，補充說：“這使我想起，我只閱讀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卷。幸虧我（從前）沒讀過他的論普里斯特利的論文，而這編我從來未曾讀過的最出色的論文，使我感到惊訝。關于自動說的論文也非常有意思。可惜，我沒有象赫胥黎那樣好好地武裝起來，不然我就會要把他找來就這一主題進行決斗。可是要干這類事情，我就顯得‘聰明過度’了，因為在我清醒過來之前、他就會用他磨得鋒利的輕劍穿我六次”。 絕妙的是，達爾文一生中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狀況比以前有了好轉：他已能象從前那樣不間歇地工作，已不感得他通常所感到的那种午前的疲倦或身体不适。最后几年他是在他所喜歡的和能使他煥發朝气的醫生恩德留·克拉克的看護之下。不過看得出來，他的体力已在下降，而且他在給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抱怨說，他已無法開始進行預計要用整整几年時間才能完成的新的考察，然而這些考察卻是唯一使他感到快樂的事情。 一八八一年七月，他從烏爾蘇奧捷爾回來后，就給華萊士寫信道：“……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倦不堪，即使觀賞風景也是如此…”我將怎樣利用這有生之年呢，我簡直講不出來。我想，我愿我周圍所有的人都能幸福美滿，但是生活對我來說已變得异常艱難了” 一八八一年秋，他大量研究了碳酸氨對植物的根部和葉子所起的作用，但是到了年底，他的頹喪情緒又加劇了。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到自己女儿亨里埃塔（嫁給利奇菲爾德律師）家里去。在那里，他想拜訪羅馬內斯，可是在樓梯上他的心髒病猝發了。 一八八二年一月末，他的病情加重。在二月末和三月初，心髒疼痛更加頻繁，而且心博過速几乎每天都出現。三月八日，當他沿著他所喜愛的沙徑散步時，他的心髒病又猝發了，他勉強走到了家門口。從此他就不敢遠离家門。三月十日，恩德留·克拉克醫生來給他看病，但因為就醫的人很多，他不能經常去給達爾文診病，所以由其他的醫生繼續為達爾文治療。達爾文感到身体特別虛弱，已經無法工作。但這种狀況逐漸過去，他又能同埃瑪一起坐在自己的花園里賞花，傾听鳥鳴。 他的老朋友赫胥黎特別熱心照料，希望所有的醫生能經常對達爾文進行精心的護理。 三月二十七日，達爾文給他寫信說：“親愛的赫胥黎：您那封极親切的信對我确是一种強心劑。今天，我覺得比已往三個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現在我也還沒有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計划看來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我的健康會大大好轉的話，我將要談到它。克拉克醫生對我是無比親切的，請他再來一次就好了，但是他太忙了。親愛的老朋友，請您再一次接受我的誠摯的謝意吧。我誠懇地希望，世界上再多一些象您這樣的‘自動物’就好了。 永遠是您的達爾文”。 最后這句話幽默地暗指赫胥黎的演說《論動物是自動物的假說》，這個演說是他一八七四年在貝爾法斯特英國科學協會的會議上發表的。 四月十五日，達爾文在進晚餐時突然感到暈眩。他想走向沙發，可是卻渾身無力地倒在地上。只要身体不适，他就喜歡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在那里他就眼望擺放著古瓷和挂著圖畫的那個角落。十七日，他的病情再度好轉，他的妻子在日記中寫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輕微的工作，兩次在戶外，即在花園里散步”。十八日夜，子時左右，他感到身体嚴重不适，并且昏倒了。蘇醒過來后他叫醒妻子。大概感覺到死亡已逼近，他說道：“我一點也不怕死。”還對妻子和孩子們說了几句溫存的話（“只要一有病就受到您的服侍”。“告訴孩子們，他們一向對我和善”）。他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四時左右逝世。 埃瑪想把查理葬在唐恩，可是達爾文的朋友們卻堅持要把達爾文隆重地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華萊士、皇家學會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參加葬禮的人還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科學學會代表，以及達爾文的家屬和達爾文的許多親屬。達爾文的妻子沒有參加葬禮，因為葬禮太庄重，太隆重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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