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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生活不如意，初衷不改是右翼； 黃泉路上子先去，晚年凄涼蒼天先。 美輪“維克斯”號在海上航行了3天，于2月3日晚繞過伊豆半島南端，在橫濱港外下錨等待進港。次日晨，船靠港內碼頭。 戰后的日本政府為岡村等人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歡迎儀式，几個小學生向他們每人獻上一束鮮花。對此，岡村內心甚覺欣慰。來碼頭迎接他的親友舊部有复員局長原中將上月良夫、停戰當時在南京的原軍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將、原派遣軍司令部參謀西浦進、野夙德雄、小笠原清以及他的儿媳美智子等。 為了顯得体面些，岡村臨下船前，請同船的越智理發師為自己梳理了一番，還換上了干淨的襯衣和西裝。此時他頗有風度地“与來迎者以微笑致意，但心里痛感今非昔比，不無傷感”。7年半前离開日本時，東條英机親自率陸海軍將領和達官顯貴數百人歡送，那時他身著陸軍大將戎裝，胸佩彩色綬帶，是何等的凜凜威風。當年的送行者如今多已化為骨灰塵埃，連大日本“皇軍”都被繳械解散了，他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往的一切榮華地位。 厚生省的官員讓岡村等人先去援護廳橫濱援護所報到，這是日本政府專為接待和轉運歸國戰俘而設立的机构。岡村在那里住了下來，“并在該所履行正式复員手續”。不久，一起回國的人經体格檢查和辦理完各种手續后，都陸續各自歸家了。岡村去哪儿呢？ 令老岡村發愁的是：“東京我的祖居毀于戰火，我妻已疏散至青森縣娘家居住，儿等也從國外返回，現在他處寄居，此時我已無家可歸。” 昔日尊貴的大將軍，如今真是狼狽之极。复員局長上月良夫見自己的老上司窘困發愁，便以岡村因公致病為理由，申請到政府經費把他安置進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岡村感謝上月良夫的關照，還自我解嘲道：“對于一個已無家可歸的老者來說，能住進醫院，可謂适得其所。” 他在1937年續弦的妻子為何一直沒有露面呢？當初岡村在前妻星野理枝病故10多年后，放棄獨身主義想法而娶下加藤女士，主要是為了安慰和照顧老母。實際上，兩人經人介紹認識到舉行婚禮僅僅用了個把月時間，感情基礎并不深厚。結婚3個月后，他即率領第2師團開到中國東北“剿匪”一年多，緊接著又調到華中指揮第11軍發動進攻武漢等一系列戰役，倥傯間雖回過一二次國，但每次与家人團聚不過10來天時間。1940年3月他調回大本營任軍事參議官一年多，算是跟家人呆的時間最長的一次，轉年7月又去中國赴任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打這以后，他就一次也沒有回過國，標榜的理由是：“我對于當時下級官兵在戰地一千四五年，而上級軍官卻一二年便可輪換的現狀，一直頗有反感。為起表率作用，故不想回國。”其實，他也怕回去后不可避免地卷進政界和大本營內部勾心斗角的是非圈里。他之所以能從一直受軍界元老排斥的幕府武士后裔，一步步爬到高級將領的地位，除了個人才干和“獻身事業”的精神外，也得益于他處理人際關系謹慎的風格，除了效忠天皇外，盡量使自己避免被涂上某一派系的強烈色彩。 加藤自1942年到1944年底的3年間，每年來中國与丈夫生活個把月，但因岡村所屬侵略軍散駐于數省，他不是去這個師團視察，便是去那個師團指導，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的時候并不多。加藤覺得受到了冷落，每次總是悻悻离去。岡村空閒時間的愛好足下棋、釣魚和讀書、后來又迷上了東方宗教，對冷淡的夫妻關系也覺得無所謂。如今他失去了往昔的榮華富貴，以老朽之軀攥著兩只空拳返回日本，自然得需要与妻子相依為命了。 深受日本傳統婦道影響的加藤，多年來沒有埋怨過丈夫的冷遇，自打做了岡村的填房后，一直在四谷板町侍奉婆母。阿定于1943年病故，活了86歲。阿定病危和病故時，因岡村正在華北指揮部隊進行對八路軍的“肅正作戰”，脫不出身回國，加藤便替他給老母送了終。對此，岡村在1945年12月5日的日記中遺憾地与道：“我在早年于軍務演習出差中喪父，兩年前的今天作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領導作戰中，又接母親訃告，作為軍人，終于未能親自為兩親送葬。”他對母親感情最深，“每逢亡母忌日，于案前設母親遺像，焚香為她祈禱冥福”。 從1944年底至今，岡村与妻子也三四年沒有見面了。他知道日本投降后隨著一批戰犯被陸續送上絞刑架，妻子也為自己擔惊受怕。的确，這几年加藤惶惶如惊弓之鳥，岡村被匆匆釋放回國，加藤事先不知緣故，又受了一次惊嚇，“2月4日，駐仙台美軍某上校，專程去青森縣黑石市，由該市警察署長帶領，去到我妻家，當時全家人等大吃一惊，及至拿出巧克力及化妝品等禮物相贈妻家，我妻始放心。据該上校稱，他奉占領軍總部命令，前來迎接岡村將軍夫人，并請立即准備，乘美軍專車前往東京。因事出突然，我妻乃托辭謝絕”。直到岡村在東京醫院住下一個月后，加藤才放心去了東京。 岡村住進醫院的第一天，駐日美軍司令部派參謀肯尼中校來看他，翻譯是名日裔美國青年軍官。 一見面，肯尼就讓他先看看窗外飄揚著的日本國旗，問他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嗎？岡村搖了搖頭。因為當時美軍仍嚴禁日本懸挂國旗，他弄不清楚在自己房間窗外懸旗的用意何在。 肯尼解釋道：“因為您曾經是為國效勞的將軍，麥克阿瑟將軍特命令厚生省在你窗外懸旗以示慰勞。” 岡村在中國逃脫了懲罰，但回國會不會在美軍占領當局那里遇上些麻煩，他心里并沒有底。听了肯尼這番話，他感到美軍先前抑制日本舊軍人的政策已經有了變化。 “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轉告麥克阿瑟將軍嗎？” 岡村說：“停戰以來，承蒙派出大批船只，不到一年，幫助我200多万軍民返回國內，深為感謝。” “那只是小事一端，是否還有更重要的建議，在這里的談話我們可以互相保密，絕不向外界透露。”肯尼提議道。 “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告，但不知麥克阿瑟將軍在處理遠東問題上的權限如何，我認為，美國如不早下決心，采取有效對策，不出半年，中國大陸必將盡歸共產党掌握之中。” 對岡村的這一預見，肯尼表示要如實轉告給麥克阿瑟。他臨走前提醒岡村說：“對您的活動，我們雖無特別限制，但要求目前以不接触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為好。” 岡村表示遵守美軍當局的規定。 日本戰后初期，國內生活非常困苦。1947年3月岡村還在南京金銀街時，曾接到加藤托人捎來的家信，“信中敘述了平時生活情況：早飯粥，午飯面包或山芋，晚飯一碗蓋澆飯”。他這次住進醫院后，醫生也告訴他：“戰后日本國內長期食品缺乏，不少患肺結核病的老人，因缺乏營養，多有死亡，最近始見好轉，滋養品也都上市，你此次回國正是好時机。”他感到自己在這方面算是個幸運者。 在岡村住院療養期間，“几乎每周都有美軍當局的人來探望，每次均以衣料、食品、滋養品相贈”。美國人為何對他如此厚待？除了隨時監察他有無從事不利于美軍當局的活動外，岡村認為：“我想可能是由于過去占領軍為了瓦解日本精神，盡力壓迫舊軍人，优待左翼勢力。而現在似乎覺察其政策之錯誤，而改變主張，利用我歸來之机，以优待我為示范，表白不再壓迫舊軍人。”不過，這使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日本政府雖以公費將他安置人院，但支出的。僅夠伙食零用和治療費用而已，并不寬裕。對政府的吝嗇，曾多次發牢騷說：“缺乏道德是日本人的通病”；“國家忘恩負義”。 岡村不愛錢，也沒有什么錢。他在日軍高級將領中是以所謂“清廉”著稱的。除規定的職級待遇外，他自稱從不妄取一分，特別是就任華北日本侵略軍總頭目以后，撈錢的机會很多，“自1941年6月以來，至1945年停戰。4年間各方友人送我很多禮物，金制品也不少。因此，剛一停戰我就和清水主計中將研究，將這些禮品換了一大筆錢，准備匯回日本，作為救濟身邊同事回國后之用。但不許可匯款，這筆款等于付之流水”。他的薪金多年來一直由副官保管，“出外購物由副官承辦，自己從未摸過紙幣，有無余缺也并不知道”。1946年底他的副官被先期遣返回國，“行前為我留下零用錢，并告知南京現在物价的情況等。后來我七八年來第一次自己用錢，是讓人去給我買水果”。看來，他不是阿堵物的迷戀者。 岡村的肺結核病本來就并不太嚴重，加之此時已經有了治療此病的鏈霉素等特效藥物，所以在國立第一醫院治療和休養了一年多，便出院了。由于他在四谷板町的家在戰時東京遭空襲中毀掉了，加藤只得把他接到青森縣自己的娘家去住。 1950年前后，一批戰前日本軍隊的官兵醞釀成立了“戰友會”，岡村被邀請挂名為該會的副會長。該會是日本戰后冒出的首批右翼組織，宗旨是維護和捍衛天皇制度，振興日本的“固有精神和傳統”，反對民主改革。在戰友會后來組織的許多活動中，岡村發表了大量為侵略戰爭辯解的言論，例如，他一方面承認“過去日本對外政策，其侵略污點确實必須反省”；另一方面又聲稱“但其解放東亞之大目標，從人道及人類進步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還是光明正大的”。他還不厭其煩地列舉諸如幫助東南亞國家擺脫英美而“獨立”，取消了外國在中國的租界和“治外法權”，在日本長期占領和控制的地方教育普及程度有了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有了跳躍式發展等一系列“根据”。在戰友會的資助下，岡村到各地巡回演講，千方百計地擴大右翼勢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組織在戰后迅速擴大的影響。 戰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优遇原日軍中的高級將佐，許多地方和机构還對這幫人持排斥、整肅態度。包括岡村在內的這批人在日本受到冷遇，卻在台灣受到了歡迎。當時，許多日本舊軍人紛紛舉家遷居到台灣謀求出路，一則台灣有50年屬于日本“領土”的歷史，語言和生活習慣等均能适應；二則國民党到台灣后想重整旗鼓，也需要他們之中的“各類人才”。國民党在大陸失敗，蔣介石為了重振旗鼓，培養所謂“中堅干部”，在台北市郊陽明山成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并親自兼任院長。該院不僅培訓党政干部，還設有軍官訓練團培訓各級軍事干部，岡村宁次等一些原日軍將佐被聘請為高級軍事教官，他本人還有該院的“顧問”頭銜。 對自己能獲得“無罪釋放”和日本投降后200多万日軍、日僑能順利從中國返回國內，岡村對國民党一直感恩不忘。他稱自己出于“報恩”的目的，先后介紹和組織過他所熟識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灣幫助訓練國民党軍隊，而這些人由于找到了飯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賣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駐台灣新竹的國民党第32師，經他們的嚴格訓練，成為當時台灣的第一流部隊，蔣介石檢閱后曾夸獎其為“模范師”。 岡村多次去台灣講學、訪問，每次都受到國民党當局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熱情接待。后來，有一次何應欽以私人名義赴日活動，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岡村聞知后即召集老部下舉行歡迎會。岡村致歡迎同時，因為過于激動，竟失聲痛哭，何應欽也老淚盈眶。岡村稱何是“對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稱贊何“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為日本國民所周知”。并歷數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來證實何應欽如何“愛護和友好日本”。對日本政府忘恩負義簡慢何應欽，他指責道：“何將軍對于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戰爭結束時曾經竭力為日本人謀求福利，何將軍此次來訪，我國政府及國民卻未能公開表示謝忱，以酬厚意！盡管我們是一個戰敗國，仍屬遺憾之至！” 進入6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复和迅速發展，軍國主義思潮也在社會上進一步抬頭。岡村等一批戰前法西斯將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進了在東京的新居。這時，許多政界名流和魏德邁之類的“國際友人”，時常來拜訪他。日本自衛隊的軍官還慕名常來向他請教問題，著實令他歡喜了一陣。 可是，好景不長。1962年4月，他此時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時年僅49歲。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著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愛和仗著有一個步步高升的父親，他一直不思上進。從岡村日記里的零散記載中可以看出，岡村并不喜歡他。但是，他的晚年畢竟需要有儿子來照顧。忠正之死，對岡村的打擊很大，這一年岡村已經78歲了，身邊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個孫輩外，就再沒有其他骨肉親人了。早年，他最喜歡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現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蒼的報應？一想到這儿，他常常不禁老淚縱橫。 1963年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請岡村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撰寫個人回憶錄，以“啟示”自衛隊青年干部。接受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宮崎周一等人的協助下，于同年4月份開始動筆。為了宣揚“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場去“說清歷史事實”，他壓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時而發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兩年的心血撰寫完畢。 不過，他生前并沒有來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以“右翼首相”著稱的佐藤榮作第二次上台組閣后，才于1969年底決定公開出版它。這在當時的中日關系上是件大事，1970年1月25日中國《人民日報》專門就此發表述評稱：“佐藤政府瘋狂反華，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戰犯岡村宁次回憶錄，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妄圖重溫其‘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可見，岡村的回憶錄在日本近鄰國家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引起极大義憤。 回憶錄寫完了，岡村宁次感到自己走進了人生終點。1966年9月，他的心髒突然發病，因搶救不及時而死去，時年82歲。 岡村宁次死后的葬儀倒是頗為隆重。日本政府和防衛廳首腦表示“沉重哀悼”；許多右翼團体和舊軍人為他執幡送葬；遠在台灣的他生前一些故友舊交，也專程來參加葬禮；報紙、電台還紛紛作了報道。正是：一生罪孽深重，至死未改初衷；晚年境遇不妙，厚葬聊補最終。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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