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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炸死張大帥，奉命周旋去掩蓋； 黃浦江畔燃戰火，打點行裝赴上海。 話說戰前日本人挂在嘴邊的三宅板，本是東京市的一個地名，因參謀本部等日軍首腦机關均坐落于此，故成為日本軍部的代名詞。 岡村宁次從青島調回軍部之前，關東軍策划的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軍部与政府間的齷齪爭斗，岡村一回來就卷人了這場矛盾漩渦之中。 “東北王”張作霖本來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奧援發展坐大的。前面說過，他的命還是日本間諜軍官井戶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國地方軍閥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位張大帥的民族感情并沒有因此而完全泯滅，隨著奉系勢力的壯大，張總攬了東三省及熱河、察哈爾、綏遠的軍政大權以后，對日本不斷提出的“權益”要求，開始不滿和抗爭。從1925年以后，張氏對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絕的態度，特別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組織“安國軍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過去在關外那樣遷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認為，要使北京政權穩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夠的，還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強的支持。全國人民、尤其是東北人民聲勢浩大的反日運動也使張作霖認識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僅自己的寶座不會穩固，還要落下一個賣國賊的臭名。因此，張作霖對日本一些蠻橫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絕的態度。 日本方面當然對張的態度极為不滿。在他被炸死前一個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提出簽訂“合作”修筑吉會鐵路（吉林—朝鮮會宁）合同的要求，條件是日本設法阻止南軍過黃河，被張作霖嚴詞拒絕。芳澤見張不上圈套，進一步威脅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几十名日本僑民。”張作霖答本人未接到報告。芳澤竟用恫嚇口吻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負一切責任。”張听罷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煙袋猛地一摔，聲色俱厲地沖芳澤喊道：“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說完扔下芳澤，怒气沖沖地离開客廳。 此事發生后，張作霖与日本的關系更加緊張。張作霖時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對付日本人的辦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擋南方蔣介石軍隊的北伐，又要保住東北老窩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實處境艱難，他要逐個摸一摸手下几員帶兵悍將的底，看看他們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煙、大煙雙管齊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這個談話，找那個聊天。几個年輕不知趣的姨太太來糾纏邀寵，也常被他罵走。据說一天傍晚，張作霖早年的綠林兄弟、現身為奉軍騎兵第2軍軍長的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帥府邸，一進門，見各路戰將剛開完會相繼离去，副官輕輕關上門后，大廳里只剩下張作霖直勾勾地凝視著他。馬占山這位奉軍驍將不知大帥單獨召見的目的何在，正要開口，只見張作霖黑著臉咬牙說：“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圖占我東北，你看怎么辦？”馬軍長挺胸立正：“我听從指揮，大帥指到哪里，我第2軍的戰馬沖到哪里！” 慣于虛虛實實玩激將法的張作霖黑臉變灰，慢吞吞地將話鋒一轉：“根据弟兄們利益的考慮，我想還是投靠日本人好，這可是出于內外壓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帥決定了，我馬占山有什么辦法呢，從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帥開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當綠林，不犯您的事吧”？ “說心里話？”張作霖還要夯實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馬占山從不來虛的！” “媽拉巴子的，有种！”張作霖從虎皮椅上一步躥下來，拍著這位老部下的肩頭：“日本人要拿了咱東三省，誰也沒有好果子吃；咱弟兄們從草莽起家，經過千辛万苦才掙到今天這份局面，有銀子花，有兵帶，有地盤管。你們這些跟我當上了軍長、師長的，要把兵帶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國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張作霖越來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擺布，日關東軍強硬派軍人遂決定伺机將其干掉。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炸死張作霖，使車系群龍無首，從而引發東三省混亂，然后再以“維持滿洲的治安”為名，出兵占領東三省各要地，建立一個“獨立”的“自治”政權。1928年5月30日，南軍占領保定。張作霖召集高級幕僚商討對策，決定下總退卻令，返回東三省。6月1日，張邀集北京外交團各國使節到居仁堂舉行告別式。2日，發表“出關通電”。3日深夜，他含淚乘專車悄悄地离開北京。4日晨5時27分，當張的專車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滿鐵路与京奉鐵路交叉點的旱橋時，砰然一聲巨響，專車被炸翻起火，黑煙滾滾高達200多米。張作霖受重傷，下屬將他護送回沈陽宅邸時，終因傷勢過重而于上午9時半不治身死。 時任日本內閣首相的田中義一，本來是主張推行“滿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這個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對外擴張政策的總戰略：“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但此時他在軍部看來，有些猶豫和“軟弱”。田中惱恨軍人們自作主張掀起了引起國際注意的軒然大波，害怕引起英美列強的嚴峻反應，給政府帶來棘手的麻煩。特別是他与張作霖早在20多年前的日俄戰爭中就已相識，井戶川是通過他才救下的張作霖一命，此后兩人的私交也一直不錯，田中本想繼續利用這种“感情”，通過張作霖這個工具來使“滿蒙”脫离中國政府的統治，置于日本的統治之下。他沒有料到關東軍真會干掉張作霖。當他听到張作霖被炸的消息，懊惱地說：“我的事業到此就算完結了。” 岡村宁次回國后被安排的職務是參謀本部國內戰史課課長。這是個閒差，沒有多少緊急的硬任務要處理，軍部首腦之所以這樣安排，其隱含的意思就是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發揮他人事關系熟、善于協調的特長，阻止政府內一部分人調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 “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執行者，是岡村宁次早先的盟兄、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本來，對張作霖怀有殺机的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他認為，“殺掉巨頭張作霖，斷定除此以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辦法”。為此，村岡曾秘密指派竹下義晴少佐前往北京，与公使館建川美次少將聯絡，打算策動華北駐屯軍方面在張作霖撤退時相机襲擊，刺殺張作霖。但是，河本大作從竹下那里得悉這個消息之后，私下對他說，華北沒有真能完成這一任務可以信賴的人，北京在各國監視之下，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詳細偵察張作霖的行動，几月几日乘火車逃往關外，把這些偵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隨即答應。 河本立即付諸行動。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關、錦州、新民屯等京奉鐵路大站設監視哨，要他們及時通過電信報告張作霖專車路過各站的時間。同時，河本著意選擇炸車地點。開始選了巨流河鐵橋。因該地為奉軍警備地段，不容易下手，遂另行尋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滿、京奉兩路交叉點，認為這里是關東軍守備隊警備地帶，行動方便。最后選定了這個地方。河本還計划，万一炸車失敗，就顛覆列車脫軌，然后乘亂讓“突擊隊”闖過去射殺張作霖，并指定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東宮鐵男大尉為現場指揮。6月2日夜，河本親自率駐朝鮮日軍第20大隊藤井貞壽工兵中尉在交叉點滿鐵旱橋橋墩上部放置炸藥，將導火線引到橋南約200米處的了望棚內，并安裝好電源引爆裝置。一切安排停當后，河本又令人誘騙來几個中國游民，給他們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塊大洋，以備在炸車現場用“南方便衣隊案犯”的名義處死。 6月2日，在北京臥底的竹下來電報告了張作霖將在3日乘專車出發。當河本收到專車通過新民屯的情報后，立即命東宮、川越大尉等驅車前往皇姑屯。“突擊隊”悄悄埋伏在旱橋附近。當專車在5時許穿過旱橋時，河本親手按動電鈕，“轟隆”一聲巨響，刺張的陰謀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執行的詳細經過，岡村宁次是回到參謀本部以后，才從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岡村內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計划，不僅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而且連參謀本部荒木第一部長和小(口克)作戰課長都知道。當然，若說白川義則陸相、鈴木庄六參謀總長和武藤信義教育總監等陸軍三長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腳的。”但由于他們身處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對政界官僚對事件的“調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為河本說話。這樣，時年44歲，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軍銜的岡村，調來后很快成為陸軍抵制調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軍頭們真可謂老謀深算。 當時，田中內閣在“皇姑屯事件”的處理上甚是為難。日本官方得知炸張為關東軍軍人所為，對國內封鎖消息，稱之為“滿洲某重大事件”，企圖蒙混過去。但是上海和外國報道披露了張作霖被炸的細節并傳到東京。在野勢力抓住這個問題，追究真相和責任，企圖倒閣。如民政党眾議員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在第56屆議會上，以張案牽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對田中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多虧了田中義一所在的政友會通過拉攏革新俱樂部的議員，勉強拼湊成議會的多數，才使其內閣搪塞過關。但事情未完，反對党仍在醞釀新的倒閣風潮。 田中義一也不敢過分得罪軍部。再說他本人還是軍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過，他的軍人出身屬于長州閥派系，正是岡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約”中提出的革新對象。所以，他与軍部那些逐漸掌權的勢力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刺張案發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訴元老西園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軍人。”年屆八旬的西園寺公望，人稱“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憲法的主要倡導和制定者，為歷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歷屆內閣首相的推荐之權，是日本主張憲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田中說，“如果确為日本軍人，應該斷然予以處罰”，以維護軍紀和日本在國際上的信譽。得到了西園寺的支持，田中義一的腰板才覺得硬了一些。 辭別了琵琶老人，田中以總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進了用黑色花崗岩圍起的宮牆，穿過了顯得晦暗的林蔭，由內大臣引到了御書房，向裕仁啟奏： 皇姑屯炸車之后，國際上謠言四起，倫敦《泰晤士報》、美國《紐約 時報》強烈地譴責我們，南京的龔德柏寫了個10万字的小冊子，名叫《日 本人謀殺張作霖案》，國內在野党更以這些消息為借口，推波助瀾。為了 澄清是非，內閣擬著人徹查事件原委，敢請陛下圣斷。 這時攝政的裕仁還未正式登基，只見他低垂著眼皮矜持地開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現不當行為，也不希望軍隊里有什么不軌行動。” 裕仁的話只可意會，可以做出多种解釋，這是這位陛下講話的一貫特點。作為臣屬，是不能刨根問底的。田中必須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說了兩個“不希望”，可以理解為：要是這种“不希望”出現的事出現了，就要追究責任予以懲處；當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釋：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實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舉行了登基典禮。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擁下，裕仁走進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宮，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鑾寶座。回到皇宮后，裕仁又到專門為迎迓天照大神降臨而修筑的棚屋里，單獨地、虔誠地守候著。在進行這些繁瑣、隆重的儀式期間，裕仁無暇過問張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這宗案件壓下去了。 但外界輿論仍然紛紛揚揚，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裝聾作啞。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憲兵司令峰幸松組織調查小組，負責查辦該案件，并向國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軍部對田中首相的這一舉措十分不滿。他們認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滿蒙”的國策釀成的，而內閣卻要陸軍內部的直接關系者承擔責任，這是不公平的。白川陸相公開發表意見：“對于田中首相對此事件的態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閣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陸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岡村為避開輿論和內閣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駕去多摩御陵巡幸為名，跑到原宿火車站，在車站旅館里召集分頭前來的永田鐵山、小吨敏四郎、東條英机、磯谷廉介等“二葉會”成員開會，商討對付內閣的辦法。會議認為，這件事不僅牽涉到几個關東軍軍人的處罰問題，而且因為這一事件是為貫徹國策而制造的，若發表真相的話，將給軍隊的威信造成國內和國際上的坏影響，因此調查結果絕對不能公開發表。會議責成岡村以軍部中堅幕僚之意見申訴的形式，將上述意見強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岡村他們為擴大盟友，又組織了所謂“星期四會”，每周的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討對付內閣的策略。人們一般認為，昭和陸軍公然与憲制政府對抗始于張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處理這個事件為契机，以岡村宁次一伙當時的軍部少壯軍官，在“二葉會”和“星期四會”的基礎上（后來合并為“一夕會”），形成了向上層施加壓力的強力集團，越來越不受政府的約束了。 就在軍部与政府圍繞“皇姑屯事件”的處理勾心斗角期間，日本政府与歐美列強一道在巴黎簽訂了《凱洛格—白里安公約》。該公約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脅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手段為非法。田中內閣要把自己打扮成愛和平、惡戰爭的內閣，天皇裕仁要体現自己的仁慈，也沒有理由反對“和平”，這樣，就不能不最終下決心處罰几個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張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內閣會議才決定，以關東軍對南滿鐵路及附屬地“警備不善”的理由，給以“行政處分”：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中將“編入預備役”；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停職”；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將和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少將給予“嚴重警告”。張作霖明明是被關東軍軍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處分時仍施了個障眼法：“關東軍素与張作霖友好相處，負有保護其安全之責任。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及有關軍官，肩負保護南滿路之重任，對張作霖專車安全，疏于防范，釀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職守，應予調職并受到責備。”即將主動暗殺，換成了張的專車駛經關東軍警備地段時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繼續欺騙公眾輿論。但這件事的處理，總算向議會中的反對党議員有所交待，田中內閣暫時渡過了一場倒閣風波。 岡村一伙軍部少壯軍官，對內閣處分關東軍軍人十分气憤，可胳膊畢竟擰不過大腿。他們只好表面上不吭聲，暗地里愈加對上層不信任，用岡村的話來說：“上層人物沒有膽量，不足以信賴，只好我等來干。”這伙人對政府未能利用張作霖身亡，東北一時混亂的局面，一舉出兵解決滿蒙問題而感到痛惜。他們暗中拉幫結派，后來又結成“櫻會”，決心今后不惜用政變來進行所謂“國家改造”。這里暫且不表。 河本大作被“停職”后，誰去關東軍頂他的缺儿呢？軍部首腦擬派辦事更穩妥、在華經驗更丰富的岡村宁次去繼任，豈料他又被煩惱的家庭爭吵纏住了手腳。 阿定這時已72歲了，性情本來就剛烈，上了年紀脾气就更加乖張。理枝死后，岡村把忠正扔給了老母，沒黑沒白地忙于自己的“事業”，對這一點阿定雖沒有任何怨言，但一直勸儿子早日續弦，自己也好減輕些家務負擔。應當說岡村是個孝子，對忠正也是個好父親，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順手牽羊從孫傳芳部偷來軍用地圖而得到的軍部獎金，都大多交給了母親。唯有在續弦上，他与老母的想法不一致。他不想再婚，要么就接石田進門。不結婚，阿定不答應；接石田來家，阿定更是堅決反對，她總覺得儿子看上的是個不正經的女人，有導岡村家的門風。岡村從青島回來重返三宅板，應當說工作地點相對穩定了，阿定勸他早點找個好人家的女子成婚，可岡村就是不听。理枝死后這几年，從上海到東京，又從東京到名古屋，直到最近出征青島調回參謀本部，岡村走到哪里，石田追到哪里。說穿了，還是兩人都有意，否則石田也不會那么換而不舍。近來，為抵制內閣處分張作霖事件責任者而弄得一籌莫展的岡村，心情煩躁，每當阿定一提到他一的婚事問題，母子倆常常大吵一頓。气得阿定聲言不再照管孫子了，要岡村把自己的孩子帶走。 岡村家后院起火。結果，上司考慮到岡村被家務事所累，一時不能离開東京，便改派板垣征四郎去中國東北，接替河本大作的空缺。所以，岡村宁次后來不無遺憾地說，如果他當時去了滿洲，板垣等人在兩年后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變”，將會以另一种方式進行。言外之意就是他會比板垣一伙人干得更巧妙、更出色。其實他這次又是因禍得“福”，如果他不因家事累身而去了東北，戰后審判“九一八事變”具体案犯的名單中，豈能讓他又一次溜掉？板垣、土肥原等人戰后被送上絞刑架，其中具体策划“九一八事變”是他們被處以极刑的主要罪行之一。 岡村這時擔任的國內戰史課長職務，在參謀本部里有點儿研究“學問”的味道，所以這期間，他与民間著名的法西斯理論家大川周明來往頻繁。 大川周明出身于一個農村醫道世家。他中學時代打下了很好的漢學基礎，大學專攻哲學。他主張“基于天皇親政的本義，打破以党利為主的國策之下的政党政治之陋習，以期億兆一心，實現國民理想的皇國政治”。他崇拜弱肉強食的哲學，看到印度人給英國人當上馬石，感到特別喜悅，認為統治与壓迫能產生真正的“快樂”。他認為大和民族的精神是“冠絕五洲”的精神，大和民族應成為世界的“主宰”。他与另一個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都主張日本的國界應該是北起西伯利亞，南到澳大利亞，只不過他更狂妄，聲稱日本要北取蘇俄，中滅中國，南服澳洲，最后稱霸世界。他效命于三井財閥，為其主持所謂的“東亞調查局”，經常往返于奉天、北京、上海之間，對中國形勢進行實地“調查”，是個狂熱的侵華分子。 岡村久聞其名，但初次見面是在1929年初春的一天。通過小磯國昭少將的介紹，岡村出席了大川調明在赤板紅葉館的招待會，長時間交談，自感“受益匪淺”。兩人志趣相投，相見恨晚，從此接触頻繁。岡村一伙需要把自己的對內對外狂想上升為“理論綱領”，大川周明也需要這幫實干的少壯軍官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雙方各有所圖，所以很快就勾搭在一起。大川向他推荐了一批“理論”書籍，岡村往往下了班就如醉如痴當寶貝似地去啃，害得阿定常吵吵他不管孩子。 1929年7月底，軍部首腦決定將參謀本部的國內戰史課和外國戰史課合并，并預定由谷壽夫大佐擔任合并后的戰史課長。安排岡村干什么呢？鑒于他在阻撓和抵制內閣處理“皇姑屯事件”責任者一事上，沒有功勞有苦勞，軍部由閒差給他調換了個肥缺，擔任陸軍省人事局補任課長。 這個差事權力很大，負責陸軍佐尉級軍官的人事調配任免，實際上也涉及到將官級的。該課与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陸軍省的軍事課一起，同為軍部最樞要的崗位。8月1日，岡村接到此職的正式任命后，“祝賀榮升的來信頗多，多為不認識之人，甚至有10多年不通音信的人，可見人情的冷暖”。他到下面部隊出差，同級的不用說，就是軍銜比他高的少將、中將們也是畢恭畢敬、阿諛奉迎，如他日記所寫：“補任課長出差，對于所去的部來說，可比作閻王爺來了。”誰敢得罪這位在總部机關握有人事實權的岡村大佐呢？ 他在這個職務上干了2年多，發現年輕的裕仁天皇也不喜歡軍政界的長州閥勢力張狂，加上他本人自幼就厭惡他們，所以關西長州一帶出身的軍人，在晉職晉銜時著實被他以巧妙的手段壓抑了不少，這位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總算出了一口惡气。 這期間，隨著日本國內“滿蒙危机”的喧囂愈演愈烈，軍部開始制定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具体計划。參謀本部先是于1931年4月作出《昭和六年度（193年）形勢判斷》，接著從6月開始，由建川美次少將主持，召集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永田鐵山、岡村宁次、重藤千秋等几個關鍵崗位上的課長，制定出具体的實施方案——《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其中規定：日本“約以一年為期”對東北采取軍事行動；為爭取內外“諒解”，由陸相努力通過內閣會議使各大臣都知悉“滿蒙情況”，并聯系外務省加緊宣傳，“万一出現有必要采取軍事行動的事態，要各國都能諒解日本的心意”；所需兵力，与關東軍商議后由參謀本部作戰部上報批准調配。這就是說，日本軍部希望在1932年以武力一舉占領東三省。 關東軍早已等不及了。1931年9月18日，隨著沈陽北郊柳條湖鐵路的爆炸聲，關東軍蓄謀已久的進攻開始了，它先取奉天、再占吉林、最后拿下黑龍江。從柳條湖炸路到哈爾濱淪陷，日軍僅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就攻占了山海關至黑龍江之間相當于日本列島3倍、110万余平方公里的華夏領土。 “九一八事變”不但使中國人民掀起了新的反日怒潮，也引起了歐美列強的极大注意，怎樣轉移他們的視線呢？關東軍在東北得手后，其高參板垣征四郎与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秘密進行策划。板垣對田中說：我們准備在明年春實行“滿洲獨立”、“外國人的目光很討厭，（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把西方列強的視線引開，使“滿洲獨立”順利實現。田中接受了任務。板垣給他2万日元，充作肇事經費。 于是，田中隆吉与姘頭金壁輝（即女特務川島芳子）馬上跑到上海，又在當地日商中增籌10万日元，收買流氓，唆使他們制造一起傷害日本平民的事件，作為開啟戰端的口實。他們之所以選擇在上海制造事端，因為上海是歐美各國在華投資集中、商業利益丰厚的都市。就當時貿易額計算，上海列為世界第6大商埠，易于收到轉移國際視線的效果。 事端按照田中的預謀發生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蓮宗山妙法寺僧侶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和3名信徒行經馬王山路，突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的無賴襲擊。2人受傷，水上秀雄身亡。20日，田中又指使一批浪人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紡織厂。接著，他煽動上海日本僑民團舉行集會，向東京發通電稱：“現在抗日暴行已達到极點。帝國政府應下最后決心，立即派遣陸海軍，行使自衛權，堅決滅絕抗日運動。”會后，吵吵嚷嚷的日僑赴總領事館請愿，要本國政府派兵“保護”他們。 從正月21日開始，日本第1遣外艦隊的艦只和陸戰隊向上海集結。28日，該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在11時25分通過日領事向上海市政府發出通牒：帝國海軍鑒于日僑多數居住閘北，特決定在該地區“配備兵力”，中國軍隊務必從速撤离閘北。未等詳細答复，半小時后，11時50分日軍即向問北一帶發起進攻。“一二八事變”爆發了。 驕狂的鹽澤開戰前曾宣稱：上海戰事只要4個小時，即可了事。但19路軍英勇奮戰使他的狂言落空。由于作戰不力，東京方面將其免職返國，換上了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因為“陸軍在滿洲大顯了身手，這次在南邊該輪到海軍了”。無奈，這位海軍中將在中國軍民的奮勇抵抗面前仍是豆腐一塊，軍部只好搬陸軍上場，派植田謙吉陸軍中將接替野村擔任統帥，又把久留米旅團和第9師團運到上海登陸，大有一口吞掉19路軍的架勢。 國民政府方面本不想擴大淞滬戰事，但面對民意輿情沸騰、日本又來援兵，遂決定派張治中率新編第5軍于2月15日開往上海。雙方軍隊作戰呈膠著狀態，日本陸軍一個半師團在上海陷入泥沼，國際輿論非難日本者日增，東京認為“上海事變”以速決為有利。2月23日，犬養毅內閣采納陸相荒木的提議，決定向上海再增派兩個師團——第11師團、第14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任命陸軍大將白川義則為司令官。企圖以第4次易帥和大量增兵的手段，迅速扭轉被動局面。 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后，參謀長由田代皖一郎少將擔任，而爵參謀長一職空缺。派誰擔任此職呢？軍部幕僚層內部有意見分歧。岡村的“陸士”16期好友小(口克)認為，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應起用在上海長期工作過的岡村宁次，因為他對那一帶非常熟悉。而比他倆低一期的東條英机与之意見相反，認為這次上海派遣軍指揮机构的組建，原則規定是以參謀本部的編制動員課和作戰課為中心的，再說其他地方也有合适的人選，不應由當陸軍省人事局補任課長的岡村去任派遣軍副參謀長，弦外之音就是他可以胜任該職，應當由他去才合适。 岡村宁次听到炮聲心里就發痒，而且干好了又是一次晉升的机會。他覺得“奔赴戰場是軍人的本來愿望，但負責人事工作的自己的調動，卻要由除自己之外的別人去爭執決定，心里頗感難過”。但是，東條英机他是惹不起的，這家伙雖比岡村他們“三羽鳥”在軍中的資歷淺，但靠著有一個老中將爸爸東條英教的萌蔭，在軍界元老中頗有奧援，他不敢和東條英机撕破臉皮，暗地里卻多次找派遣軍司令官白川大將替他到上面說話。 2月25日，還不知能否當上派遣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宁次，惴惴不安地于“下午6時，參加了在上野公園精養軒軍部三長官有白川大將舉行的送別宴會，我在一旁作陪。席間，白川大將再次向陸相及次長懇請要我擔任副參謀長，酒酣耳熱之際，陸相和次長瞧著鄰桌作陪的我，終于答應了下來。飯后，我立即用電話告訴了老母，老母也大喜，回家后三更就寢”。 次日上午，岡村接到了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的正式任命，“愉快之至，赶忙准備行裝，极忙。正午，去東京火車站給先期出發的白川大將送行，我被留下來安排完司令部動員工作之后再出發”。翌日晚，同僚好友們為他開了壯行酒會，岡村宁次對之“感謝厚意”，此時“已聞街上運送出征軍隊之卡車聲”。欲知岡村抵上海后淞滬戰事結果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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