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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鄉隨俗，和田一夫搖身一變成了地道的香港華人。會見李嘉誠，兩人相見恨晚，引為知己。他買下山頂“香港第一豪宅”，買下香港排位前五名內的豪華游艇、三幢海濱私人別墅，裝修香港獨一無二的日式房和宴會廳。与李嘉誠、郭鶴年、鄭裕彤、何鴻囗、蒲偉士等華英頂尖富豪結成親密朋友。他比較日華經商風格，總結出一种完美的經營方式。 和田一夫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理想在實現之前，都只是藏在內心的夢想。但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他不止一生沒有光彩，而且日子過得很沒意思。 在會展廣場辦公大樓第50樓的辦公室里，和田一夫手中端著一杯中國西湖龍井香茗，緩緩地走到落地窗前。 會展廣場坐落于香港島灣仔區，面臨美麗的維多利亞港。站在50層的高處，旋目四眺，灣仔街市自不必言，東到維多利亞公園、南到跑馬地、西到扯旗山、北到九龍半島盡收眼底。 而此刻，和田一夫的目光正越過維多利亞海面，越過九龍，越過新界，越過羅湖橋。 每每這么遠眺九龍，和田一夫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上一股豪情：九龍半島背靠著的那一端便是中國內地。 而和田一夫則是胸怀著一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國際經營戰略，站在這香港灣仔的辦公室里的。 中國將是八佰伴21世紀最大的市場！ 和田一夫心潮澎湃。 展望未來，香港將于1997年歸還中國，也就是說，歸還那天，1997年7月1日，八佰伴的總部就是在中國了，而自己則成為一個中國公民。 而現在，首先要將自己變成一個香港人，一個名副其實的香港人。 和田一夫一到香港，就受到衛奕信總督的熱情會見。 走出總督府，和田一夫就立即決定，求見亞洲第一大財閥李嘉誠先生。 李嘉誠是世界超級巨富，華人商界的當然領袖。80年代初期，李嘉誠以“蛇吞象”方式收購英資和記黃埔，成為轟動整個香港以及整個國際商界的“入主英資洋行第一人”（請參閱廣州出版社出版、陳美華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誠傳》一書）。 李嘉誠可稱是香港商界的“無冕總督”，是個超級大忙人。因此，要拜會李嘉誠，就像拜會港督一樣，必須提前几個月預約。 令和田一夫感動的是，僅僅過了4天，李嘉誠就親自通知和田一夫，表示愿意會見。 李嘉誠親自坐鎮的旗艦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坐落于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華人行21摟。 和田一夫一行踏入華人行，坐上專門通向李嘉誠辦公室的電梯。 到21樓，電梯門一打開，只見李嘉誠先生已經站在電梯口，親自迎接，令和田一夫頗為感動。 和田一夫本來計划初次見面，只是作一次禮節性拜訪，告知李嘉誠先生八佰伴在香港正式開業，5分鐘左右便要告辭。 出乎意料的是，李嘉誠將和田一夫領到他的樓頂豪宅。兩人一見如故，甚是投机，像多年知交一樣，促膝談心，全然不覺時間一分一秒地已過了1個多小時。 兩人有許多作為頂尖戰略家所具有的殊途同歸的共識。 比如說，李嘉誠盛贊和田一夫在香港資本動蕩不安、遷冊成風的當口，毅然決然攜巨資扎根香港的气魄和膽略。 而和田一夫也熟知李嘉誠的雄才偉略。比如1967年，北京發生了令香港人惶惶不可終日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這年夏天，香港發生“六七暴動”，“左派”人士組織“斗委會”与警察發生武裝沖突。“左派”“斗委會”組織工人大罷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癱瘓。最后，雙方的沖突發展到城市游擊戰式的對抗，滿地真假炸彈。有一次，警方竟出動1000多名警察，動用直升飛机，攜帶現代化武器，進攻北角的華丰國貨公司。 香港社會出現了空前的混亂，經濟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資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獨具慧眼的李嘉誠果斷地大批量地收購物業，為后來一日千里的長江實業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可謂“時勢造英雄”，“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這与和田一夫的“進入香港，現在是最佳時机”的眼光和膽識，是多么惊人地如出一轍！ 和田一夫一進入香港，除了八佰伴傳統的百貨業外，對餐館業、不動產開發業、肉食制品貿易公司、西餅連鎖店、鞋包公司、家用電器等領域全線出擊。 尤其是狂迷般地收購中國餐館，從零開始，以惊人的速度實現了八佰伴中國餐館國際化。 此是后話。 再如，作為炎黃子孫的李嘉誠不無自豪地宣稱： “由今天起到跨越21世紀，我們可以展望到的是亞洲人的時代，亦是中國人的時代。” 這与和田一夫21世紀八佰伴世界戰略的宣言，簡直就是异口同聲。 談到敏感的“1997”，兩人的見解竟又是惊人地一致，确信中國的前途一片光明！ 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而他們又共同是香港人，一樣是超凡的戰略家！ 一面之下，相見恨晚。 談到商業實務，兩人竟也是一拍即合。 新加坡八佰伴國際批發中心是國際流通界的一大創造性發明，是和田一夫的得意杰作。 李嘉誠對此表示了高度的評价，并接著說： “實際上我也想過，要在香港建造一座國際批發中心，希望能和八佰伴進行一些業務合作。此事務清考慮。” 和田一夫當即允諾，表示不遺余力。 又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 香港的華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去東南亞做各种生意，但對日本卻望而卻步。和田一夫就此請教李嘉誠，并問李嘉誠道： “你是否有興趣在日本投資呢？” 确實，作為亞洲第一大財閥的李嘉誠在亞洲第一經濟大國的日本沒有投資，是頗為令人費解的。一如作為日本國最大的國際分銷商，在東京沒有八佰伴分店。 李嘉誠沉吟片刻，以實相告：“興趣有是有，不過諸多情況不詳，讓人放心不下，難以投資啊！” 其實，李嘉誠的擔心代表了華裔財閥的普遍心理。不獨李嘉誠一人，不少華裔財閥也有愿望到日本投資，但与李嘉誠一樣，因諸多情況不詳，頗為擔心，結果只好作罷。 這時，和田一夫心目中正有一個將日本北海道道府札幌建成國際城市的藍圖。于是和田一夫向李嘉誠介紹了預定在札幌建造國際購物中心的設想。 和田一夫說明道，為了幫助札幌盡快發展成國際城市，打算從世界各地征募租地人，而且地价便宜，僅為東京的1／10。 李嘉誠听罷，饒有興趣地說：“等到藍圖設計完畢，請最先送到我這儿來。” 和田一夫也顯得十分高興。初次見面，就和李嘉誠達成了愉快合作的心靈默契。可謂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也是一份緣吧。 李嘉誠此刻也沒有想到，他竟有可能以与和田一夫合作的形式，第一次在日本開展商業事務。 和田一夫則十分慶幸找到了一位令人欽佩的商業伙伴。 這次与李嘉誠會晤，使和田一夫萌發了一個心愿：要作日本与亞洲之橋！ 這之后，和田一夫又會見了許多華人，他們都感于一來沒有可靠的伙伴，二來不懂日語，無法把握日本的經濟形勢，以致不敢貿然踏上那陌生的疆土。 同時，他們給予八佰伴很高評价，看作幫助打消上述不安，重新燃起去日本經商欲望的伙伴。 和田一夫幽默地說，和華僑對照的話，他可算是“日僑”了！他年輕時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他認為，通過商業來連接亞洲和日本，跟外交官一樣，也能起到國際橋梁的作用。 這次拜會之后，和田一夫与李嘉誠就成了知交和摯友。 以至于和田一夫將有“香港第一豪宅”之稱的云峰居裝潢成獨樹一幟的八佰伴迎賓館之后，第一個邀請的客人便是李嘉誠。 云峰居別稱“樓皇”，因其位于山頂之巔，地理上占盡优勢。1990年，和田一夫遷居香港，英資匯丰銀行大班蒲偉士以8500万港元的售价，轉給和田一夫。和田一夫隨即將“樓皇”裝修成迎賓館。以后，1993年再轉售給他的女婿河合宏昌，作為女儿和女婿的居所。以1996年初的市值計，大約值3億港元。 云峰居坐落在港島第一高峰大平山之巔。 正面的太平山，常常是香港的象征。 英人統治香港初期，達官顯宦有感于沿岸地區低卑潮濕，又還沒有空調机，于是就登至山腰建筑歐式宅邸。是故香港傳統中有牢固的上富下貧、上官下民的概念。 自半山起，越往高處，官富越顯赫。 最早在山頂筑別墅的，是第5任香港總督羅使臣。 現在，太平山頂變成了香港第一名胜。 大凡到過香港的人，一定會登上太平山，憑目遠眺，尤其是欣賞那馳名世界的“東方之珠”的夜景。 太平山觀香港夜景，是聞名世界的一個旅游項目。 云峰居原是香港上海匯丰銀行歷屆董事長居住過的公館。匯丰銀行財資沉雄，巨型太空城般的匯丰總行名列世界十大建筑之一，香港首屈一指。 經香港上海匯丰銀行董事長蒲偉士先生再三請求，和田一夫買下了這座公館。 和田一夫身為大財閥，卻素來儉朴自謙。買下這座香港人仰止的“第一豪宅”后，謙稱“這种地方決非我這樣身分低微的人所住得了的”，決定將云峰居改作迎賓館，用來招待香港頭面人物，華商巨頭。 云峰居八佰伴迎賓館，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積足有2300平方米。花園很大，這里曾舉行過香港各界要人出席的游園會。 云峰居就建造在太平山頂的香港最高點。 在這幢花園公館，可以從“頂尖”驕傲地鳥瞰整個香港。 李嘉誠帶了四個心腹部下應邀來到云峰居八佰伴迎賓館，受到和田一夫的熱烈歡迎。 李嘉誠誠懇地對和田一夫說： “我作為您的第一位客人，應邀來到香港第一豪宅，感到無上光榮，” 這時，适值李嘉誠榮獲1990年DHL和《南華早報》合辦的商業成就獎。 李嘉誠以他靈敏的商業頭腦，在香港乃至國際商界樹立的良好主腦形象，以及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純真愛心，榮獲第一屆DHI／《南華早報》商業成就獎，以DHL主席鐘普洋的話說：“确實是實至名歸了。” “這個獎項是香港商界的最高榮譽，由香港總督衛奕信親自頒獎。 和田一夫恭賀道：“此次先生榮獲殊譽，我謹表衷心祝賀。” 和田一夫向李嘉誠贈送了禮品。李嘉誠欣然接受并顯得十分高興。 和田一夫還在云峰居招待了酒店大王、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的郭鶴年董事長（請參閱廣州出版社出版、李如山著的《神秘富豪——郭鶴年傳》一書）。 郭鶴年帶領儿子及心腹部下一同前來，彼此也是一見如故。 后來不久，郭鶴年在香格里拉酒店回請和田一夫。一來二往，結成了好朋友，并從此開始親密交往。 郭鶴年還提出希望与和田一夫攜手合作。 和田一夫終于成了華人巨富群体中之一員。李嘉誠、郭鶴年等華人有好項目，都主動与和田一夫聯系，請他考慮。 云峰居出乎和田一夫意料地發揮了超值的效益。 云峰居成了和田一夫与華人財間交往的一座橋梁。 云峰居成了八佰伴無形的活廣告。 負責中英回歸問題談判的英方最高官員，就和田一夫購買云峰居一事以英國式的幽默對和田一夫直言相告說： “其實，我曾考慮香港回歸后將這所公館改為英國領事館的。但被您買下了，成了難圓的夢。英國沒有購買這幢公館的預算，卻被您買去了。您可是買下了一件好東西啊！” 除了云峰居，和田一夫還在八佰伴總部的最高層辦公室，開設了一家專門招待嘉賓的宴會廳和日本式房間。 這個宴會廳和日本式房間，在香港可稱是別具一格，獨樹一幟。 宴會廳和日本式房間的內部裝飾，和田一夫交付与久負盛名的町田廣子室內設計師。 按照和田一夫的設想和要求，不去攀比豪華，但要能突出八佰伴的個性特點。 設計師走訪了香港所有華人財閥的總部，其室內設計的特點大都是富麗堂皇。而和田一夫所要的，是這些華人財閥總部所沒有的。 呼田廣子小姐按照熔東西方情調于一爐的宴會廳和純日式房間這兩個原則，著重色彩的和諧，開始設計。 純日式房從意大利運來大理石，用加拿大木材作牆面，下面舖的是泰國地毯，榻榻米和木料都從日本國內運來，還把日本傳統建筑木匠師傅請到香港……整個是國際色彩。 和田一夫自信除此之外，香港決沒有第二間純正的日本式房間了。 和田一夫到香港時日無多，就已敏銳地感覺到，中國人与日本人下同。中國人相信外在的体現在“形款”里的東西，口說無憑不足為信，眼見為實卻多衣冠取人。 因此，和田一夫買下了云峰居，又在總部裝潢了香港獨一無二風格的宴會廳和日式房。這兩點比任何廣告部更有助于和田一夫在香港商界樹立比什么都重要的穩固信譽。 這就是香港商界的現實，這就是“适者生存”的最簡單的定則。 和田一夫在總部宴會廳和日式房招待的第一位客人，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的新世界發展集團董事長鄭裕彤先生。 說起來，和田一夫与鄭裕彤也算有緣。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原本是鄭裕彤的物業。第49和50層是鄭裕彤本來計划用作自己的辦公室的，后來因故把會展廣場辦公大樓賣給了一位實業家。和田一夫又自那位實業家手中，買下最頂的兩層樓，用作八佰伴總部的辦公室。 有著這層關系，和田一夫便邀請了鄭裕彤先生作為第一個客人。 丰盛的宴請后，和田一夫領著鄭裕彤先生走進舖著榻榻米的日本式房間。 一邊品茗，一邊欣賞風景。 從房間往外看，維多利亞港就在腳下。維多利亞海面的那邊，是九龍，九龍的背后，是中國內地。 自鄭裕彤先生之后，和田一夫在這里招待了許多香港商界人士。他們一致認為由正宗的榻榻米、木質天花板、地板构成的純正日式房間在香港太過稀罕。因此，在和田一夫這里享受正宗的日式房，一邊欣賞風景，一邊品嘗日本菜肴，非常愜意。 和田一夫兩處個性獨具的“迎賓館”，實際上成了和田一夫順利進入香港華人商業社會尤其是巨頭財閥圈子的坐騎。 和田一夫實在是駕馭時勢的頂尖高手。 誰能算得清，這兩處“迎賓館”為和田一夫帶來了多少效益？ 從不賺錢處賺大錢，這是商業法則的上乘哲學。和田一夫揮洒開來自如稱心，滴水不漏。 日本人做生意，一般都是純商業做法，用個貶義但較准确的成語形容，那就是“唯利是圖”。 同一宗生意，假如一個陌生人給出的條件比自己的親兄弟优惠，那么，多半的日本人會毫不猶豫地与陌生人交易。 日本人在商業行為上絕對排斥感情。 相對而言，中國人經商就富有人情味，講交情、講信用。商業行為直接滲透到衣食住行。 既然移居香港，成了香港人，鐵下心來在香港做生意，就要學會一套香港式經商作風。 和田一夫在成功地把握兩處“迎賓館”作超值發揮的同時，听取了一位華人財閥的建議，購買了一艘在香港排位前五名之內的大型游艇。 這位財閥告訴和田一夫，香港人談生意，离不開游艇和飯桌。 華人社會講究門當戶對，假如你沒有一艘豪華游艇，就無法駛入華商巨富們的港灣。 和田一夫買下的這條大型游艇，艙位寬大，可乘坐50人左右，內設豪華的會客室和三間臥室。 在艇上可舉辦宴會，招待商業伙伴。 香格里拉酒店郭鶴年董事長曾經這樣對和田一夫說：“在辦公室里洽談生意就像是一張包裝紙，只有在游艇上或在主人家里一起用餐這樣的交往中，才真正談及實質性問題。” 一語道破華人經商風格的天机，也一語點醒和田一夫這個外鄉人。 因此，和田一夫連同游艇一道，買下了三幢海濱私人別墅。 初時，游艇的原主出于關怀之心，勸說和田一夫：“你今后不僅需要游艇，也同樣需要別墅。” 和田一夫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以為連別墅一起買，費用一定很高。但賣主一報价，竟是与游艇單价相差無几，几乎就是奉送。 和田一夫樂得連游艇帶別墅一同買下。 這游艇和別墅在原主手中也招待過李嘉誠等要人的。而這游艇和別墅是香港經商必需的“社交場所”。 香港是英國上流人士和華人共同開發的。香港的統治者是英國人。而英國是等級森嚴的古老國度。太平山頂原來只有歷屆港督才能在此建造別墅，后來英國的巨富陸續入住。 中國人和日本人原來是根本不能入主的。 云峰居的原主是英資香港上海匯丰銀行董事長。匯丰銀行是香港金融界第一大支柱。 和田一夫從蒲偉士董事長手中買下這“香港第一豪宅”，顯示了八佰伴在香港的社會地位。 自1841年（道光20年）1月26日，英國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在香港島西北部一個高約200英尺的海角登陸，第一次升起米字旗，正式宣布占領香港以來，150年，香港的上流社會几乎一直都為英籍人充斥。 因此，華人財閥的日常生活里除了保留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外，深深滲透著英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 在游艇和海濱私人別墅里招待客人，就是移植于英國上流社會的社交習慣之一。 華人又很講究門當戶對。假如你沒有与之相對應的地位和身份的体現，那么無論你多么精明強干，你還沒有与華人財閥交往的資格。 和田一夫擁有了“香港第一豪宅”云峰居，裝潢了香港獨一無二的日式房，購買了全香港位列前五名之內的大型游艇和三幢美侖美美的海濱私人別墅。可以說，在与華人財閥交往的硬件建設上已經扎下了根。 事實上，這些物業為和田一夫創造的效益，价值已遠遠超出其本身。 比如說，日本財閥要會見香港經濟界要人時，一般要有較長時間的預約，同時必須通過某人的介紹。 而和田一夫則可直接聯絡，因為彼此已經是朋友。 如蒲偉士先生、李嘉誠先生、何鴻囗先生、鄭裕彤先生、郭鶴年先生等等一大批香港財經界頂尖巨富都已常來常往，過從甚密。 “硬件”已完備，和田一夫就積极開發“軟件”。 在香港上海匯丰銀行蒲偉士董事長的引荐下，和田一夫加入了皇家賽馬俱樂部。 香港賽馬會是香港經濟三大支柱之一。另兩大支柱分別是長江實業集團、香港上海匯丰銀行。 皇家賽馬俱樂部實行會員制。在該俱樂部里，日本人會員寥若晨星。 究其根由，日本企業的最高負責人不來香港，而屬下的第二、第三把手，該俱樂部又不予接納。 香港的上流社交圈有著強烈的家族性的一面。在香港的日本分公司職員之所以無法打入香港經濟的核心，是因為日本企業的最高負責人自己不愿跳出集團圈子。 蒲偉士先生是賽馬的熱心人士。和田一夫經他推荐，參加皇家賽馬俱樂部，并不時應他之邀，去觀看賽馬。 和田一夫偕夫人坐在皇家賽馬俱樂部高級廂座里，頗為引人注目，因為日本人就只有和田一夫夫婦倆。其余均是香港高級社交圈里的英國人。而且，和田一夫夫婦的廂座就在蒲偉士夫婦的隔壁，即使在高級廂座中也是最高主座席。 和田一夫在這里經蒲偉士先生引荐、介紹，相識了許多香港高級社交圈中的名流顯紳，包括許多英國系統的商界人士。 和田一夫還參加了由一位法國葡萄酒國際權威主持的一個世界美食家俱樂部。 就是這位先生，在太平山頂的云峰居成為和田一夫的迎賓館的那天黎明，特意從法國給和田一夫寄贈上等香按。 和田一夫在美食家俱樂部也結識了許多商界巨頭。支撐香港經濟的華人頭面人物，几乎都是美食家。 和田一夫在云峰居宴客，一般以西菜為主，日本菜為輔。在灣仔總部宴會廳，則一般都上中國菜。但無論上何种菜，和田一夫都极為講究。 對客人的口味首先要打听清楚。比如吃不吃魚，是否喜歡生魚片；喝不喝酒，喝哪种酒不喝哪种酒，等等。 其次，材料要貨真价實。比如牛肉，絕對要正宗的日本松阪牛肉，而且一定要從日本運來。因為無論美國牛肉，還是澳洲牛肉，都比不上松阪牛肉。 再如廚師，從香港酒店之冠的半島酒店請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田一夫已經完全蛻變成一個香港人，成為華人社會中之一員，對華人的經商習慣、生存之道已相當熟捻。 華人社會是家族社會，八佰伴也是家族。因而其价值觀是相通的。這也是和田一夫得以順利進入華人社會的原因之一。 移居香港后，和田一夫對華人經商風格感触較大的有兩個方面。 其一是香港的華人大企業不獨占利益，而是互相分享。 因此，和田一夫每每接触華人頭面人物，欽佩之情便會油然而生。 在華人社會里，企業高層或實業家為分享利益，經常通過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一起探討協作的可能性，研究合作計划，所以彼此很自然地交換大量信息。 其二是華人實業家當机立斷的經商准則。 有一次，和田一夫當面請教李嘉誠：“您對于新項目，一般是怎樣做決定的呢？” 李嘉誠答道：“一旦有了新想法，我馬上考慮和誰一起搞這個項目，先在腦海里定好伙伴，接著我就打電話去請他合伙。” 首腦親自通電話，這在日本商界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和田一夫對此感到惊訝。但惊訝不止在此，應李嘉誠之邀的對方回答說：“請讓我考慮一下！”僅僅只過了一刻鐘，對方就复電：“OK！” 這就是華人經商當机立斷的作風。 和田一夫就親自接過李嘉誠邀他當商業伙伴的電話。比如在澳門建造休養胜地、在香港藍田開店等項目。 和田一夫也就禮尚往來。比如計划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創設國際購物中心，就直接与李嘉誠聯絡。 在這樣直截了當的聯絡交往中，彼此溝通了大量的商業信息。 而日本的企業体制卻無法當机立斷。因此，盡管日本企業在香港有很多机會做大宗生意，但往往由于這個原因錯失良机。 一個日本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經理，曾經不無抱怨地向和田一夫講述了這么一件事。 有一回，李嘉誠在宴會上向他述說了一個攜手合作的好主意。他一听就拍案叫好，差點脫口而出：“就這么辦！”可是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地吞回去：他沒有這個決定權！ 他只能按部就班報告日本總部，經過層層探討論證研究，最后決定參与該項目的時候，時間已過了1個多月。 黃花菜已涼，李嘉誠早就与其它企業合作上了。 要命的是絕大多數日本企業根本無視華人的這一商業作風，甚至連起碼的理解的努力都不去做。 日本企業和華人實業家很少能夠成為商業伙伴，這不能不說是其根源之一。 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田一夫總結了香港和日本經商習慣和商業体制等方面的异同和优劣。 和田一夫認為由下而上以及傳閱批示的日本式決策方式，在統一職員意見這一點上，效果是顯著的。盡管這對于集團的運轉十分重要，然而卻也不能忽視其消极一面。 消极面就是要用過多的時間才能拍板定奪，沒有人負責做決定，坐失良机。這些消极面容易造成誰都不負責任的后果。 与日本相比，香港的商業社會更接近歐美模式。 和田一夫認為，日本“以和為貴的精神”确能發揮日本式組織力量，有其積极一面；而香港、歐美采用的“職權分明”的“從上而下”方式也有其積极一面，如果把這兩者的積极面結合起來，那最好不過了。 香港式經商法有其利益共享、當机立斷等積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根据和田一夫的觀察，華人實業家在自己所能見到的范圍內經營得非常出色，但似乎不善于經營組織化。 縱觀中國餐館經營狀況，發現他們一般雇用親朋成友，生意做得紅火，但卻不愿培養人才，提高他們的能力，來加強經營組織化。 和田一夫設想，如果華人注重信用的經營訣竅，能与日本企業重視培養人才、講究經營組織化的訣竅合二而一，就會誕生一种完美的經營方式了。 和田一夫完全融進了香港這個華人大家庭，頗有點樂不思蜀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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