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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的社會良知者 想成為善与惡創造者的人，首先必須是個消滅者，破除現有价值。因 此，惡的极點便是最大的善行，但必須是創造性的。 ——弗里德里奇·尼采 一旦人們談及婦女權益問題，便必然會聯想到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她不僅站在政治、社會領域婦女問題的前沿，她還是個有身份、尊嚴和才智的別具風格的女性。她成為精美的庇護人，弱者的慈善家，顯貴名流的同情者，有社會良知的大名人，也是世界上所有有思想的開明女士的理想榜樣。從1970年以來，她一直是美國婦女運動中事實上的領袖，在動蕩的70年代，通過在運動中增添旨在改變社會的优雅和世故風格，她使激進變得時髦。 斯坦內姆巧妙地以文字和語言作為反叛的工具，改變了60年代以來盛行的進攻性方法，她的魅力、口才和有教養舉止与原有的“婦女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鮮明對照，而讓人容易接受。大多數反叛性的婦女，將那些有權同意批准和對女權運動給予适當法律權力的男性大人物不屑一顧，這些充滿敵意而又行為乖僻的婦女异端分子試圖通過形神兼備的反抗行為來改變現有制度，而不采用使男性當權者能夠明白的有說服力的方法。斯坦內姆則与他們不同。 大多數女權主義者神情激憤，成為叛逆的异端分子，偏向于使用挑釁手段和無政府態度來惹人注意，以此改變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她們試圖触及現有制度的神經，引起現在狀態的混亂，許多人還不時地炫耀自己的同性戀和非正統生活方式來惹人注目。斯坦內姆則聰明得多，她憑借女性魅力引起端坐高堂者的注意，正如莎士比亞在《尤利西斯·凱撒》中精避闡述的那樣，摧毀已有比摧毀絕無要容易，斯坦內姆別具一格地通過与當事者交往和約會來引起某方面的變化，這是她許多同盟姐妹所不屑一顧的。 斯坦內姆決心改變不平等制度，但同作決心在現有制度可接受范圍內完成這一目標，因而她成為有影響的統治集團可接受的反對者，斯坦內姆的力量正是在于她明顯的异性意向、有教養、中產階級，對那些反對的權勢人物來說适可而止的態勢。而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就缺乏這种“适可而止的人格”，無法讓她們的壓迫者認可，她們選擇敵對性，而非平等性的戰斗態勢。很顯然，人們難以改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也無法与自己毫不同情的人交流，斯坦內姆對現有制度中的人物及問題看得很清楚，因為她比她那些挑釁性的姐妹相比与普通大眾更接近相似，她最后的成功是因為她具有同情男人的能力，她爭取隨時實現的平等和權力，而她的姐妹只是提出需要。變化往往是演進而成，而非一舉革命的結果，因而，格洛麗亞比她大多數气勢洶洶的姐妹更能作為社會改變和變化的促進者載人史冊。 那些男性權勢人物即使不贊成斯坦內姆的主張，也還能認可她，而他們無法接受大多數同性戀、無教養的女權主義領袖。斯坦內姆的“正常”舉止使她能夠在這些變化得以產生的地方得到認可，因而她能為女權主義爭取到許多有利變化的實現。這种才能及其被所謂的男性權貴認同，卻使斯坦內姆不斷受到女權組織核心分子的仇視憎惡。她的女性魅力在70年代中期反過來成為她的羈絆，她的吸引力和适可而止的舉止，成為內部女權領導層离經叛道者激烈反對的行為，她們一直看不慣她在男女兩個領域應付自如的能力，從來不讓她進入她极想進的運動領導層。 斯坦內姆的創造天才來自她在婦女運動領域社會變革的貢獻。就婦女權力而言，她對世界的美好變化起著關鍵作用。從某些方面講，她是個自我奮斗的女性：從不在公司母体中工作。她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崇拜自己的自由，拒絕承受壓力或成為任何固定組織的一份子，斯坦內姆謀生途徑很多，先是作為《紐約時代》、《魅力》、《女士家政雜志》等的自由撰稿人，她是權貴名士們出色的采訪人。她做過《先生》、《紐約》雜志的編輯，以后又是《女士先生》的編輯，她還是這份雜志創建人之一。斯坦內姆与貝拉·阿布朱格，貝蒂·弗里丹和雪萊·切索姆一起，還是“婦女行動同盟”的創始人，她還寫了四本書，為各類女權運動和少數民族事業游行、宣傳，還幫助几次總統政治競選活動，她成為創造活動可靠的旋風人物，這使她成為一個創新天才。 斯坦內姆的事業成功得到認可的標志是她在1972年被《麥考爾》雜志封為“年度婦女”，1983年又被列入“美國十大杰出婦女”。斯坦內姆是第一流幻想家，婦女權力的開拓先鋒，如果要推選1993年“年度婦女”，非斯坦內姆莫屬。90年代時她為吉尼特·雷諾，希拉里·克林頓的脫穎而出起著推進作用，又令人難以置信地使女候選人成功地成為美國國會議員、州長和參議員，她使社會在思想、選舉和功能作用方面發生變化。斯坦內姆無疑是典型的女創造天才。 職業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獎學金學習后，斯坦內姆第一份工作是獨立研究服務部的助理主任，這家在波斯頓的組織是為中央情報局服務的，這成為斯坦內姆在70年代被人議論的話柄。在這工作后，斯坦內姆在1960年來到紐約市，開始寫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雜志上的“貝蒂女生的道德兩難”，文章最后一句聲稱：“避孕藥物發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婦女角色變化加劇的同時，沒有相應的男性對這种角色的態度變化”。斯坦內姆當時還不是女權主義者，而僅僅是一位有社會良知的思想犀利的采訪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內姆成為紐約一位自由撰稿人，專門采訪社會名流，這一角色成為她最后充當向社會權貴提出婦女問題角色的最好訓練。斯坦內姆采訪這些人，為《先生》、《魅力》、《時髦》、《紐約時代》、《世界主義者》、《麥考爾》和許多其他刊物寫文章，她的風度、魅力、知識性修養和迷人的气質，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維的采訪領域大獲成功，她專訪了芭芭拉·史苹珊，杰姆斯·鮑德曼和約翰·列農，与許多她采訪過的權貴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緝常聯系的人有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和紐約市長林德塞。 斯坦內姆在60年代初為花花公子俱樂部寫了標題文章，這是她首次向性別歧視和女權問題領域發起進攻。她的故事“我是個花花女郎”發表在1963年而現已停刊的《電影》雜志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義的環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內拇指出這一事實，色情女郎們生計窘困，受到客戶和介紹人的雙重剝削。斯坦內姆在1963年寫了第一本書《海灘論叢》，是部描述太陽崇拜藝術的沒多少意義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為NBC寫劇本《那便是那樣的一周》。到了1968年，斯坦內姆發生了根本的哲學觀改變，從輕松的電影界轉到嚴肅的政治問題，克萊·福克給她一個周性欄目“城市政治”，為他自己的新雜志《紐約》提供稿源，這成為斯坦內姆最終轉成政治行動分子的渠道。為了給自己的欄目搜集情節，而不是有意尋求激進內容，斯坦內姆參了一個名為“紅籌股”的紐約婦女解放小組，她們正籌划抗議1968年紐約阿爾巴尼的流產听證會，這种人類的痛苦經歷是她終生的創痛，她說她第一次認識到這是“制度”問題，而絕非“個人”過失。她說：“我曾一直認為我的個人問題和經歷是自己造成的，不屬于更大的政治問題的一部分”，她的頓悟使她認識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种种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斯坦內姆的頓悟使她將新聞宣傳与政治行動主義相結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窮人隊伍的移民工人組織西沙、查維茲，是政治行動主義者法律保護委員會和共產主義者安杰拉·戴維斯的財務管理人，支持美國圣尤琴斯·麥卡錫為爭取1968年總統候選人提名進行的暴力運動、支持作家諾曼·麥勒競選紐約市長職位。其后，斯坦內姆寫了篇文章，“黑權之后，婦女解放”，發生了從傾向陣營成員和“知識型雞尾背景女性”，轉變為有報复行動的女權運動領袖，斯坦內姆新交的朋友有國會議員貝拉·阿布朱格和雪萊·切索姆，婦女行動主義分子和作家貝萊·弗萊丹。 1971年7月，斯坦內姆与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萊丹一起組建全國婦女政治政策委員會，鼓勵婦女競選政府職位。她隨后又成為婦女行動同盟的創建人，這是安置非白种人非中產階級男女与社會、經濟中歧視作斗爭的机构。斯坦內姆的領導地位這么快地立足是由于她多方面、高層次的形象，就事論事進行寫作、演講和組織運動。1971年《新聞周刊》稱斯坦內姆是“集美貌、优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在70年代早期紐約流產听證事件時，一位修女和14個男人為一個婦女是否應該允許對意外怀孕進行流產來論證，而沒有一位當事者女性被邀請在听證會上發表這一純粹“婦女問題”的意見，這触及了斯坦內姆的痛處，她挺身而出，出來代表那些想流產或已流產過的婦女的利益。斯坦內姆自己在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去印度前流過產，她從不愿提及自己生活中這一隱私，但內省性的社會良知使她勇于暴露自己最深的隱私，听證會首次將她流產的經歷公布于眾，這使斯坦內姆從情感上和理智上成為成功的女權運動者。 斯坦內姆在大學時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間，形成了自己社會价值方面的基本觀點和信仰。她曾參加了印度社會動亂時期的“激進人文主義”小組。斯坦內姆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時成為公民權益問題熱心的“要素主義者”。斯坦內姆的价值從來不曾改變，但她的事業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間發生了劇烈變化，60年代時期，斯坦內姆的事業偏重次序是： 1．美國黑人的公民權利； 2．結束越戰； 3．幫助窮人； 4．婦女權力。 請注意，在動蕩的60年代她的“傾向階段”，婦女權利排在事業最后。在這早期階段，斯坦內姆具有強烈的社會良知，直到流產事件出現和70年代平等權力的修改案，才喚醒她這些純婦女事業的敏感神經，使她把婦女問題列為自己事業的首位，這些事件改變了她的側重方向。斯坦內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權主義們向： 1．婦女在生育問題上的自由； 2．根据婦女傳統職業習慣，尊重和平衡婦女事業与家庭關系； 3．夫妻雙方共商內政，使婦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權利； 4．將政治問題与文化傳統分開，保證有關婦女的生活和問題像男子一樣受重視。 在1970年斯坦內姆領導為婦女平等權益罷工時，她成為真正的女權主義行動分子，僅她成為婦女行動同盟創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幫助貝拉·阿布朱格和雪萊·切索姆競選的全國婦女政策委員會。在這些運動的早期階段，斯坦內姆為她們的政治行動綱領寫了許多皙學文章，她條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使她一舉成名，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越級明星。 斯坦內姆的一舉成名反過來又給她動力，支持她在1972年創辦《女士先生》雜志，這份雜志使她能通過全球范圍銷售网絡交流自己女權主義運動哲學的綱領。她從一位華而不實的口頭革命者成為受欺壓的主婦和受歧視的女工們銳意而具影響的榜樣，斯坦內姆也從一位自由撰稿人成為宣傳者、示威者、新聞人物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 斯坦內姆共建、編輯《女士先生》雜志并寫稿子，這份雜志在克萊·福克幫助下于1971年12月創刊，他出資出版第一期，作為自己《紐約》雜志的婦女專題補充刊物，然后，華納交流公司投資100万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頁篇幅，由55位有過流產經歷的著名婦女，包括斯坦內姆簽名的流產合法化請求書，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雜志使斯坦內姆成為女權主義運動領袖。第一期在8天內銷售30万冊，成為各地婦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雜志刊登了許多文章，如“從性培養談起”，“為什么婦女害怕成功”，“女人能愛女人嗎？”到了70年代中葉，每期的讀者增加到50万，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標志刊物。 《女士先生》一舉成名，使斯坦內姆成為全國知名人士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的開山鼻祖”。她有著絕對發言權，并應邀為許多婦女組織撰寫綱領和目標。在這段時期，她為雪萊·切索姆和貝拉·阿布朱格寫競選口號，而設計了旨在交流女權主義事業哲學的許多有趣的口號： “如果男人能怀孕，流產會成為一件圣品”； “問題不在于我們所作出選擇，關鍵是作出選擇的權力”； “婦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來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經歷”； “自由選擇是愛的真諦”； “婦女不能用迷惑來贏得伴侶”。 《女士先生》在女權運動各自流派爭執中首當其沖。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戀派斥責雜志与70年代國會通過的平等權力修正案同流合污。這一修正案沒有在眾議院通過，但由這一爭端事件引發的意識形態分歧，導致了女權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根据《紐約時代》的報導，激進派斥責斯坦內姆和她的雜志是“背靠小資產階級婦女情調的傳聲筒”。斯坦內姆的領導地位發發可危。 斯坦內姆所創的《女士先生》是“婦女生、婦女有、婦女為”，上面沒有流行時裝，佳肴食譜和化妝品技巧，她寫的文章是關于面臨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婦女，婦女性方面和醫療方面的問題，婦女教育問題。《女士先生》免稅經營的動蕩日于一直持續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亞的大傳播公司集團約翰·法爾法克斯公司在它創立15年之際，以1500万美元獲得了雜志經營權，斯坦內姆被聘為顧問5年，協助新老板編輯，繼續談論女權主義事業，她繼續成為雜志的撰稿人，1993年雜志成為季刊。 個人生活歷史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于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多，是魯斯和李·斯坦內姆的二女儿，她姐姐蘇珊娜比她大8歲，在生活中更像個老師／家長而不像姐妹。格洛麗亞·斯坦內姆保持著与哥達·梅相似的姐妹關系，她倆都在高中最后几年与姐姐同住，格洛麗亞是在華盛頓特區。格洛麗亞的母親是位受過良好教育（奧伯林學院）的新教徒，她的母親保琳在本世紀初是俄亥俄州特拉多地區的女權主義運動領袖。李擁有并經營著特拉多“海灘彼爾”夏季俱樂部，接著他又在密歇根、弗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四處走動，買賣古董。格洛麗亞在成長階段跟著爸爸四處旅游，在許多學校所呆的時間不超過兩周。格洛麗亞母親大部分時候情緒躁亂，這段時間一直呆在特拉多。這是格洛麗亞最開心的一段日子，她和父親可以常去看電影，共同吃喝，過著自由、輕快的旅行生活。 她11歲時，父母离婚，從此格洛麗亞的生活急劇改變。她的父親是威利·勞曼似的自由精神者，喜歡說自己的辦公室就是他的帽子。他對自由的追求方式看來已深深影響了格洛麗亞，因為她在生活中也竭力回避固定的職業、伴侶和組織，她一生都在巧妙地躲避一個固定的位置和戀愛對像，她看來致力于保持不受任何束縛的自由，甚至不夾雜絲毫的傳統和規矩束縛。她常說：“我并不想知道下周我會掙多少錢，或者是明年我要有兩星期的休假”。 早年跟隨四處巡游的父親的遷居生活，使格洛麗亞學會處置新環境，這是革新幻想家早年生活中的關鍵因素。11歲時，她与母親在蘇珊娜就讀的史密斯學院附近生活了一年。在她与父親到處旅游的時候，格洛麗亞從沒像一般女孩那樣好好上學，她正式進校學習是在父母分离后，她上了舞蹈學校六年級，她那時想通過跳舞离開特拉多。格洛麗亞在當地愛爾克斯俱樂部跳舞，贏得了當地電視舞蹈比賽。她說：“我知道自己獨特，各种思維主張纏繞著我，我躲進書堆，進入幻想，我生活在自己的頭腦思想中”。路意莎·梅·奧考特的《小婦人》是她最喜歡的書，奧考特則成為她的榜樣。在父親搬到加利福尼亞后，格洛麗亞得照料神智不清的母親，她通過幻想來解脫這种難受的生活，她說她希望自己是被領養的，她真正的父母會來把她帶走。由于母親精神病和父親离家，她常常夢想自己成為紐約的一名搖滾舞星（這与麥當娜情形相類似）。 在格洛麗亞父親和母親离婚后，她成為母親魯絲的照料者。由于“焦慮神經症”，母親變得越來越病態，這給格洛麗亞留下永久的印象。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以被迫照料母親借口不生孩子，她不得不將美好的青春用于眼侍照料母親的生活，她真受夠了。1952年，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從華盛頓特區西部中等學校畢業，她姐姐讓格洛麗亞到史密斯學院學習。斯坦內姆品學兼优，于1956年以优异成績畢業于史密斯的政治學系。 在畢業后，斯坦內姆接受了兩年期的印度學習獎學金，以逃避与大學戀人布萊爾結婚。在以后20年中，她不斷重复這一劇情，逃避多次婚姻。在印度時，斯坦內姆在加爾各答和德里大學學習，她加入一個爭取財富分配平等而戰斗的小組，從此開始激進事業生活。在几年前使特蕾莎嬤嬤深受震惊的印度貧困，在15年后同樣啟示著簡·芳達的言行，而現在也深深震動著年輕的格洛麗亞。她与“激進人文主義者”一起游行，寫著自由評述文章和印度概覽書《一千個印度人》。她談到自己這段經歷說：“印度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動物，太多的傳統和太多的神——一切都太多了”。 正是在印度，當斯坦內姆注意到“階層”和“民眾”的不同，首次燃起了她的政治熱情。她回到美國后說：“我發現自己是在白人聚居區——比如，在史密斯學院沒有一個黑人女孩——回想起來令人憤慨。我回到家，充滿討伐開戰的激情，是讓這個國家〔美國〕認識到在亞洲發生的事情”（亨利和塔茲，1987）。 气質：直覺—思維者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是個有普羅米修斯气質（直覺思維者）的內向者，她以右腦理性方式感知世界，她是個典型的透過樹叢見森林的幻想家。斯坦內姆關注生活的可能性，她是個有長期生活觀的理智型好問者，她的宏觀視野使她在形式和原則方面都超前，她的個性類型使她不熱衷于權威：能力是她成功的唯一因素。她也集中了所有偉大創造者、創業者和革新者的行為。 斯坦內姆吸取了父親的自由精神，在個人生活和事業生活中都避免与國家挂鉤。她又從母親那儿吸取崇拜教育和知識的敏感和雄性激素女性形象，她的反抗和异端天性看來來源于有教養父親的寬容培養，他們待她如成人。在她一本關心自尊的書《來自內源的革命》（1993）中，斯坦內姆說：“我父親從不信奉任何形式的訓斥、棒擊和責罵”，她還說，這一點：“幫助我成為反叛者”。這种早期培養，形成了不怕否認權威的性格，斯坦內姆承認，自己的大膽來源于童年培養。 “我想這一點正是成長的确切含義——逐漸學會冒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風險。當能容易地——有益地——看到孩子冒險傾向得以增長時，重要的是要記住這一過程將持續終生”（《世界主義者》，1989）。 斯坦內姆以質量式，而非數量方法行事，她結合兩者，以偏向于理性的或“思考的”方法作決策，這与大多數婦女習慣采用的“感情”方式不同，這將斯坦內姆歸入少數人（25％）行列，因為美國75％的婦女傾向用“感情”方法處理困難問題。她喜歡以定构設置的而非即興所致的方法處置生活；也就是說，她情愿做出決策后推行，而不是讓問題懸而未決。格洛麗亞內向一直覺型一思維一判斷者個性，在美國人口中只有1％，使她成為邁爾斯一布里格斯個性類別中真正的少數型人群。 斯坦內姆無所畏懼和勇于面對未知逆境冒風險的精神，使她成為叛逆者，她總是愿意冒著自我形象、自尊和個人事務的風險去為事業而戰。在馬丁·路什·金被殺后的哈萊姆暴亂中；在1968年芝加哥全國集會暴亂時，她又不顧安危聞人危險和敵對境地，這些都顯示出她舍身為事業的品格。她最無畏的舉動是宣傳自己流產隱私，來推進她姐妹們的事業和《女士先生》雜志的成功。斯坦內姆說正是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政治保護你的感覺”。她与塞薩·切維茲一起為反對現有制度而游行，為爭取權力而罷工。她認為我們控制自己的命運，告訴《觀察》雜志：“我們必須學會自己領導自己”。 家庭与事業 斯坦內姆畢生為事業犧牲了家庭和孩子。她高中談對像，大學同居，一生中有一連串戀愛關系和同居經歷。她在史密斯畢業后流產，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將降臨的婚姻，她看來左右為難，既有尋求伴侶和戀情的沖動需要，又不想被她不愿意承受的關系所羈絆。另外兩次的同居生活和一連串的長期戀情，成為她平衡自己明顯的异性性欲要求和同樣強烈的自由生活需求的砝碼。她是一個在形象上動人而有活力的女性，但卻需要不受婚姻約束的自由。她總是事業第一，但她從不妨礙自己不斷的戀愛關系，她只是不想讓關系固定。 斯坦內姆對固定模式的終生恐懼，從心理學上看來源于她多年照料無法自理的母親的經歷，她在最想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耍的時候，要照料和撫慰母親，這給她帶來了价值沖突。她談起那個階段說：“在我小得連自己都無法照料好的時候，卻要成為我母親的照料者”。這看來完全推翻了她養育照料自己孩子的愿望，以及以一個男人終生為伴的意愿。 斯坦內姆的羅曼史包括好萊塢制片人馬克·尼科爾斯，劇作家赫伯·沙琴特，奧運体育名星萊福·約翰遜和政治家泰德·索林森，她通訊錄上的朋友還包括約翰·肯尼斯·戈布萊斯（他為《海灘書叢》（1963）寫了引言），泰德和鮑伯·肯尼迪，紐約市長約翰·林德塞和總統候選人尤琴·麥卡錫和喬治·麥格文。斯坦內姆与那些上層男士約會，而他們正是被她的許多姐妹所憎恨的人。 在60年代時，斯坦內姆与鮑伯·貝頓同居，他是她《先生》雜志的同事。《一位婦女的權力》描繪他們甚至買好了結婚戒指，領取了結婚證書，而最后眼睜睜地看著斯坦內姆尋找出不履行婚約的理由，而讓證書過期無效，她稱自己一系列戀情是“迷你試婚”。這些戀情關系還包括保羅·戴斯孟德，男高音明星戴伍·布魯貝克，隨后是湯姆·金斯伯格，他是海盜出版社總裁。還有以老板變為情人的克萊·福克，福克是《先生》雜志的編輯，《紐約》雜志的老板，在她為他工作時，他倆進入了羅曼史關系。她稱自己与索林森的關系是個“錯誤”，与尼斯的戀情更絕妙：“我誤將他的才智作為心聲”；至于金斯伯格，她說：“我想他喜歡書；”而赫伯·沙琴特：“我們停止一起長大”。前老板哈維·庫茲曼羅曼蒂克地描繪斯坦內姆：“從性方面而言，她絕對有魅力”。這是与她長期有關系的男士對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這些男人都成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戀情終斷后也如此。 在70年代時，斯坦內姆變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為半個人，什么男人愿意与半個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奧萊利說：“我想她不相信与一個人有永恒的愛情，她終結愛情關系，將這演變為朋友關系”。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權處的法官，在那些為平等權利修正案的激烈斗爭的年月中，成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隨后几年還有一系列与權勢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戀情，但沒引發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關系。紐約專欄作家麗茲·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認為她對于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學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為她的報應，史密斯這樣描述斯坦內姆的方法：“如果告訴她一個愛情故事悲慘，她會告訴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會因素”。看來斯坦內姆對于婚姻關系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這一點成為許多類型的嘗試沒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內姆有几次較重視的關系，但她總是忙于新事業和政治結果，阻礙羅曼史的發展。戴維·舒斯金德在70年代說：“格洛麗亞所需要的是個男人，這是對她不斷熱衷于傳播宣傳，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應。”斯坦內姆以自己將事業优于家庭的選擇理論化、合法化地解釋為這种“自我發現”是生活的終极目的，這從書面意義看總是絕對正确的。在《來自內源的革命》一書中，斯坦內姆對此給出了自己的內在觀點：“我認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興奮點和使自己變得更美好，這比羅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來得多”，這看來是對她事業高于“個人生活”的解釋，事業總比個人生活更安全，但并不能帶來所有滿足。在年輕時，斯坦內姆覺得應該結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變得完整，這也是婦女生存需要的實現。她回憶自己說過：“我肯定會結婚”，隨后又說：“我正在考慮，但不會馬上，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先做好”。然后女權主義運動出現，她熱衷于帶領姐妹們爭取更美好的未來，同志間姐妹深情成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關系的方法。 許多婦女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但往往在這過程中會有所犧牲，最近的研究顯示，即使婦女成功地擔當起這雙重角色，也會有精神壓力的代价。看來一向理智的斯坦內姆可能考慮采取事業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臨近結婚，但她強烈地顧及同伴婦女（她的姐妹們）的需要，阻礙她母性愿望的實現。斯坦內姆和第一位室友，紐約畫家芭芭拉·內西姆說：一我總是談論結婚問題，格洛麗亞從來不。嗅，她約會很多，男人總是愛上她，但我認為格洛麗亞更愛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對世界之愛的興趣胜于人間戀情”。斯坦內姆1988年在報紙上說過的話最明顯地表達了事業优于家庭的哲學：“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這一結論再清楚不過了，這不可能与一位有明确目的的伴侶達成一种和諧的關系。 生活危机 在格洛麗亞出生前，她母親魯斯經受過几次精神打擊，斯坦內姆將母親神經紊亂歸罪于男上司的惡劣態度。無人知道真正的緣由，然而這种情形無疑是斯坦內姆童年生活危机不斷的原因。在斯坦內姆小時候大多數時間里，母親臥床不起，格洛麗亞不得不充當護士、陪伴和看護人，這一經歷在60年后還深深銘刻在她腦海，她仍然在書中和文章里談論這件事。斯坦內姆母親喪失自理能力，給她帶來許多怨恨，她不得不犧牲青春時光充當生活料理人。 斯坦內姆所受的磨難可能正是培植她成為創造者的因素，創傷能給那些經受住這一打擊的人孕育偉大的創造力。榮格主義心理學家琳達·里爾納德說：“源自內心混亂和情感跌蕩會產生創造力，產生給個人和文化帶來新景觀的場景”。這看來正是影響斯坦內姆的激勵因素，她一直承認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時期的內心紊亂。 不快活的童年也是影響創造、革新個性的共同因素，精神病學家安托尼·斯托“天賜的不滿”理論，正好能說明斯坦內姆的事例。她童年時极不快活，總是幻想自己是被領養的，希望能被真正的父母救出，帶回到“正常的”家庭環境中。這一生活中的不快活，可能正是她對寫作、女權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作出偉大貢獻的關鍵因素，早年的創傷可能正是導致她幻想有個自己是女皇的幸福、逼真的世界之原因。這种超越生活的幻想正是驅動創造者模仿烏托邦世界，讓她們挖掘自己的潛意識來達到她們創造出的生活。 年輕時的創傷和危机，還能為她們提供一种處置最糟場景而絕不惊慌失措的能力，培養吸取實際經驗，使她們對企圖拼命維持現狀的陰謀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斯坦內姆的叛逆天性正是在早年与危机搏斗中強化的，她在《出格行為和每天叛逆》一書中所說的“24小時內為簡單的正義事業做一件蠻橫出格的事情”，便是斯坦內姆熱衷于沖擊現有制度的最好說明。大多數人早就學會不与現有制度抗爭，因為這會理葬自己，而像斯坦內姆那樣經歷過重大危机的人，已從痛苦深淵中懂得這傷害不了自己，他們已學會毫不畏懼地行進在未知世界，因為他們已處置過未知的創傷，他們已習慣于在不友善的環境中處事。 在特拉多，斯坦內姆通過書籍和白日夢的奇思幻想來求得解脫，隨后她又決定跳舞逃离此地，這是創造革新者用于度過早年生活危机慣用的技巧。斯坦內姆顯然已將潛意識編制成烏托邦世界的想像景像，然后變成自己的天賜能力，這种創傷經歷也決定她在21歲時只身到陌生、落后的印度，生活得自如而适應；這同樣也賦予她膽量，能在20多歲時在紐約大都市中采訪顯貴名流；最后又使她能在三、四十歲時面對男性權貴們，進行婦女權益的斗爭。斯坦內姆堅強的自我形象和自信正是源自于早年的創傷。 女性人物：反叛性的社會良知者 當斯坦內姆談到婦女問題并將此歸罪于男人時，她的聲音還是中听的，因為她是這一城鎮（曼哈頓）的女性人物，与她所譴責的這類男人約會。70年代許多女首領也反對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等，歸罪于掌權的男人，而她們常常又是同性戀者，這种改變現狀的方法無异于一位神父指導未婚少婦計划生育，從對事態的關注著眼這絕沒錯，但缺乏真實的可信度。斯坦內姆卻具備可信度，這使得她成為20世紀后半葉的女性領導精華人物，為《紐約時代》、《麥考爾》和許多全國性刊物寫文章，這种對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廣泛涉足幫助她影響那些她所交往的人物。 斯坦內姆的“反叛性社會良知”，使她改變了男女有別的世界，將它變成更少地以頭發長短論英雄。她對社會的影響使《麥考爾》雜志評她為1977“年度婦女”，說她成為回婦女運動最有成就的代言人和像征”，斯坦內姆已成為《紐約周刊》的封面人物，而一年前又以瀟洒的模特形象出現在《魅力》雜志封面上。她在70年代中期達到了影響和權力的頂峰。當時，《女士雜志》已羽毛丰滿，流產和平等權益修正案事件已出現陽光。她的社會良知和反叛性一直是她最醒目的行為品格，這同時成為她最大的力量，也是她最大的弱點。這對所有個性特點都不例外，外向型往往被認為太嘈雜，而直覺者又在公眾感覺中太缺乏。 斯坦內姆的影響力和成功，使她在1983年被《哈普斯·貝察》雜志選為美國最有影響的婦女，這一獎賞是由于她在自己所謂的“粉領聚集區”的工作所帶來的。斯坦內姆說：“婦女成為決策委員會成員、宇航員和監察員誠然很重要，但這并不影響那些在女性占主導職位工作的人”。斯坦內姆具有非几的能力，起著不同的角色作用、她強硬但不刺耳，有知識而又顧及勞動階層，吸引人但又是個“正常的”采取習以為常方式的人。斯坦內姆的幽默感往往給那些情緒緊張的觀眾，無論是追隨者還是异己分子，帶來輕松气氛，所有這些品格使她成為在政治選舉，立法制度的歧視問題方面有影響作用的女性。 斯坦內姆作為政治行動家，還對最近涌現的女領袖如黛安妮·法因斯坦，芭芭拉·鮑克塞，佩特·斯奇勞德，基姆·凱帕貝爾，安妮·理查德，凱·貝萊·哈切森，伊麗莎白·多爾和吉妮特·雷諾等都起著關鍵作用。她總是爭議的中心——有事業者的共同命運——但她從不在敵手和權力面前退縮，這證明了她的普羅米修斯精神。斯坦內姆是個完美的激進、反叛個性者，她運用自己非凡的女性才智和魅力，融合社會良知來達到自己高尚的目標。 小結 在《婦女大趨勢》（1992）一書中，阿拉迪思和內斯比特談到婦女自我完善來克眼制度的不公平，他們所論述的就像是針對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的情形，“隱喻中，女神已蘇醒…婦女力量才智煥發，美貌、創造力、久被埋葬或被遺忘的一切，從沒像現在這樣達到如此普及的程度”。他們預測婦女從政治生活決策層開始，將改變當代生活的每個領域，并預測2004年會出現美國女總統，婦女最終統治体育界和科學界。如果這些有可能發生，格洛麗亞至少應被作為使之發生的超級催化劑，最高的評价是，她是這些實現最關鍵部件的領袖。 在激進的70年代，有位女權主義者描述斯坦內姆是集中体現了“永恒的女性魅力…被所有男人和女人所追逐的性目標”。她与許多激進左派不同，她与周圍的普通婦女有認同感，与那些運動中常加申斥的權貴精英們約會交往，斯坦內姆的人格脫离于運動之外。大多數人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在成為制度內基本一分子的同時，試圖激進地改變制度，換言之，那些被剝削者不可能同時加入剝削者行列，有些人甚至要求斯坦內姆不要這么成為性像征，不要這么時髦，因為這种形象被認為違背她們准備摧毀的欣賞這些舊制度的事業，斯坦內姆言簡意概風度优雅的反應是“我將穿軍靴漫步，剃光頭發”。 斯坦內姆在七、八十年代，以時髦优雅的演說風度吸引著新聞界和追隨者。她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什么職業，但她卻選擇女性權益事業，并為此犧牲了家庭、金錢和地位。她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能已驅逐了童年不快活的魔影，以及成年服務于女權主義權力机构的不安全感。她個人力量是智力、吸引力、文字表達力、公眾演講口才，這些使她達到自己領域的頂峰，斯坦內姆的領袖魅力使她能与華盛頓和華爾街的權勢精英接近，使立法迅速實現生效，沒有她的貢獻這些根本不可能發生。許多在婦女工資、職位提升和政治代表——成為州長、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方面的改變都能追本溯源到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的開拓性工作。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是典型的直覺—思維個性者，運用自身不安全感与不平等的制度斗爭，她融合自己的幻想和才智，构建女權主義運動的哲學，而這又成為90年代生效的進攻性法律形成的促進因素。如果2004年真有一位女總統當選，格洛麗亞無疑有獨到的作用，因為她是幕后的發言人和策划者，她所付出的代价是犧牲終生伴侶和家庭。 斯坦內姆的家一直是她的“姐妹同盟”和“女權主義支持者”，如果她有家庭成貝，那便是平等權力修正案。婦女在每一領域中的平等，婦女在國會領導選舉中与男子同等對待，婦女在每一生活領域享有的權力，這些是斯坦內姆的自我實現。由于她的努力，看來在她有生之年，這些將离現實不會太遙遠了。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女權主義者，作家，政治行動家 出生：1934年3月25日，俄亥俄，特拉多 主導品格：反叛性的社會良知者 宗教信仰：父親：猶太教，母親：新教徒，格洛麗亞，不信教 座右銘：“在接下去的24小時內，為簡單的正義事業做一件強蠻出格的事情。” 哲學觀：“問題不在于我們所作的選擇，關鍵是作出選擇的權力。” 創造／革新：婦女行動同盟和《女士先生》雜志創建人 產品／貢獻：創辦《女士先生》，寫作《出格行為和每日反叛》（1983），《瑪麗琳》（1986）和《來自內源的革命：自尊之書》（1992） 成功：《女士先生》雜志，美國女權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 自我描述：“我想這是在适當的時候，适當的地方，出現了合适的人，我是歷史的偶然結果。 孩次序數；二女儿，蘇比她大8歲，格洛麗亞像獨生女般長大。 儿童遷居：儿童時隨父親在美國各地旅行，高中离家与姐姐同住，大學去瑞士學習一年。 父親職業：海灘俱樂部業主，周游美國的流浪古董商 良師：路易莎·梅·奧考特：“与父親在一起比母親在一起要安全得多”（《一個婦女的力量》），女生學校提供了許多早年榜樣。 儿童期培養：父親說：“我的辦公室是我的帽子”，她因而有個頻繁遷居的童年，父親起主導影響，母親焦慮和神經病是個大問題——格洛麗亞多年照料母親。 正規教育：6年級前從沒有在任何學校完成整年學業，1959年史密斯學院政治學优等生。 生活危机：11歲時父親离婚，14歲母親精神崩潰。 婚姻／戀情：大學畢業后流產，与許多重要男子同居或有戀愛關系，從沒有固定婚姻的打算。 風險傾向：在每一浪潮中与制度斗爭，毫不畏懼。 气質：內向—直覺型—思維—叛逆者—普羅米修斯气質 行為：叛逆性和獨立性，具有父親那种自由的渴望和完全的自立。 事業与家庭：不斷為事業犧牲家庭，多次同居而不進入固定婚約，21歲時流產。 自尊：通過白日夢和舞蹈建立尊嚴 嗜好：理智性辯論，寫作和舞蹈 英雄偶像：路易莎·梅·奧考特和夏洛特·布朗特 榮譽：《麥考爾》雜志“年度婦女”（1972），《哈珀斯的貝察》“美國最有影響的十大婦女”（1983）。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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