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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策略是生命，好事多磨費精神； 選拔干部尤重要，白宮班子重調整。 羅斯福連任第三屆總統后，即對白宮班子重新進行了調整。原副總統加納和民主党主席、郵電總局局長吉姆·法利，因反對總統的“激進政策”而离開了。原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擔任副總統，國務卿一職繼續由科德爾·赫爾擔任，小亨利·摩根索繼續擔任財政部長，弗朗西絲·帕金斯女士繼續擔任勞工部長。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兩個重要職位則分別由對法西斯德國待強硬態度的共和党入史汀生和諾克斯擔任。因此，從某种程度上來說，羅斯福的戰時內閣帶有聯合政府的性質。 在新政初期，有一次霍普金斯說：“如果你要在華盛頓取得成就，你不必浪費時間去巴結那些有好听頭銜的人。去跟那儿的打雜人員交朋友吧。他們是真正的大人物。如果你要辦的事跟某個部有關，你就集中精力往那個部的打雜人員身上下功夫。你得到了他的歡心，他就會指點你直接去找你需要找的人。要是他不喜歡你，他就會把你打發到另一個人那里去，那個人又要你去找另一個人，這樣一直下去，直到把你弄得筋疲力盡，昏昏沉沉，終于忘記你起先要辦的什么事。” “打雜人員”是白宮參謀班子的代號。在戰爭年代，霍普金斯一直住在白宮，他已成為所有“打雜人員”中最高級的一位，代替了路易斯·豪曾經擔任過的“參謀長”的位置。在總統与政府各部門，尤其是与陸軍部之間，他有效地起著溝通作用。他也是總統与外國高級官員作正式接触的方便途徑，一位英國外交官員把霍普金斯看作是羅斯福的私人外交部。 霍普金斯在某种程度上還起著“緩沖國”那樣的机能。有些帶著一大堆問題來找羅斯福的官員，往往被他擋駕。他最常講的一句話是：“我要是想得出辦法，就不讓這一類毫無意義、微不足道的事去打扰總統！”正是這种作用，使羅斯福許多最忠實的朋友，也像他的最惡劣的敵人一樣，都認為霍普金斯對他們是一個最頭痛的威脅。霍普金斯對自己扮演這种不得人心的角色，似乎也不在意。在大戰期間，他對羅斯福的忠誠是他得以繼續采下去的最大理由，他獲得一切机會來表現自己的忠誠。 美國專欄作家馬奎斯·蔡爾茲曾這么寫道： “要是有一天羅斯福悶悶不樂，隨后對他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這樣說：如果霍普金斯先生從華盛頓紀念碑頂上跳下去，則是符合國家利益的。那么，到了指定的時刻，我們就會看到霍普金斯先生站在碑上，准備往下跳。至于拿不拿降落傘，那得看總統的意思了。 “關于這一點，霍普金斯先生總是能領會的，因為他的專業就是理解、捉摸，估計和猜測——而且往往清對了——羅斯福心里想的是什么。這個專業使他离開了單調刻板的社會救濟工作，躋身于上層外交活動；在那里，他對事態的發展表現了一种令人折服的預見。更重要的是，歷史將表明，他也是這些事態的塑造者之一。” 霍普金斯在白宮住了很長一個時期，他的住房在二樓的東南角，包括大小兩間寢室和一個盥洗間，大寢室里放著一張有四根帳柱的大雙人床，小寢室起先是霍普金斯的秘書辦公用的。整套房間有三扇長窗，朝著華盛頓紀念碑、杰斐遜紀念館和弗吉尼亞的丘陵，中間則是一片狹長的草坪。這里曾經作過亞伯拉罕·林肯的辦公室，壁爐上面有一塊匾，說明《解放宣言》就是在這里簽署的。這里被認為是最好的客房，1939年英王喬治六世訪問美國時即在這里下榻。 二樓每一角的房屋构造大致差不多。西南角上，大間是羅斯福夫人的起居室，小間是她的臥室。西北角上的一套是客房，放著原來是林肯寢室中使用的笨重的家具。東北角的一套也是客房。 伊麗莎白王后在這里住過，因此室內特地挂了几幅維多利亞女王宮廷的美麗圖片。大戰期間，丘吉爾訪問美國時，以此作為臥室。這對丘吉爾是方便的，因為正對面就是霍普金斯的房間，只隔著一個大廳。 三樓是最高一層，客房較多，主要是供總統儿孫們來度圣誕節，或其他家人來團聚時住的。白宮充滿友好的气氛，那是住在那里的人共同創造的。總統顧問舍伍德說；“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白宮的几年，由于他的感召，那里普遍存在著一种無限忠誠和團結友愛的精神。你可以親身体會到這些感情的深厚，因為你也被當作自己人一樣，受到親如一家的接待。” 羅斯福每天的生活是從在床上用早餐開始的。這時他通常在睡衣外加一件藍披風，上面有用他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F·D·R組成的紅色交織字母。他穿披風，是因為穿浴衣太困難；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冬天出門也不穿外套，只穿斗篷。這時值班傳事官把早晨的公文、報紙和社交活動時間表送來。總統一邊用早餐，一邊批閱公文和看報，速度很快，但相當仔細，凡是他認為重要的東西，很少有漏掉的。 等總統用完早餐，他的私人工作人員便來了，它通常包括埃德溫·沃森將軍、斯蒂芬·厄爾利、馬文·麥金太爾、威廉·哈西特、羅森曼和霍普金斯，大家一起討論當天的工作安排——約會和記者招待會等等。 羅斯福的醫師羅斯·H·麥金太爾海軍將軍，也在這時前來，仔細診察他的身体有沒有出現什么症狀。早晨這段時間要做的事范圍很廣，但占的時間很短，因為所有辦事的人對羅斯福了如指掌，羅斯福也充分信任他們，一切不必轉彎抹角。他們可以揣摩到他的心情，以及這一天里可能產生的后果。在這群參謀离開臥室的時候，往往會听到他們在嘀咕：“愿上帝保佑今天來找他幫忙的人吧！” 沃森將軍是參謀班子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人們通常稱他為“老爹”。沃森是個高個子、紅臉皮、性情開朗的弗吉尼亞人。在他那种軍人的粗礦作風与溫和的個性后面，隱藏著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力，足以識破別人的各种偽裝。從羅斯福開始執政的時候起，他就擔任總統的軍事助理。在通常情況下，他應該早被調往軍隊擔任其他職務，但羅斯福少不了他，從任何意義上說，他都是總統的左右手。 斯蒂芬·厄爾利， 早在1912年就是羅斯福的親密朋友。當他最后在1945年6月退休的時候，杜魯門總統授予他榮譽功勳勳章。厄爾利与沃森一樣，是弗吉尼亞人，也無限忠于他的首腦，但除此而外，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厄爾利性子急躁，不耐煩外交手腕，他經常對總統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議。厄爾利原是一個优秀的報人，因此能作常得体地調整總統与報界不時發生的齟齬。在這方面，他那無可置疑的坦率，是他最大的可貴之處。他嚴格約束自己，不打听白宮的机密；他不指望知道軍事計划，也避免事先看到演說稿，唯恐其中涉及要宣布某項重大政策。因此，他可以開誠布公地對那些經常恭候在他門口的記者說：“這件事，你們知道的与我一樣多。”他完全理解，任何為羅斯福工作的人，都應避免參与新聞記者編造新聞或制作標語口號的活動。不過，當他有消息發表的時候，他懂得怎樣“對待”它，使它作為頭版消息的价值減少到最低限度。 馬文·麥金太爾是另一個華盛頓記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擔任海軍部新聞處長，開始同羅斯福有了接触。1932年，他作為新聞發布官隨羅斯福周游全國，后來成為白宮負責接見工作的秘書。在羅斯福連任總統期間，麥金太爾因病未能繼續這項繁忙的任務，才由沃森“老爹”接替，但麥金太爾依舊為總統辦事，直至1943年去世為止。他的特殊功績在于為白宮和國會作了橋梁，這兩個机构雖然同在一個城市的同一條大街上，然而有時卻似乎是處在不同的星球上。 羅斯·麥金太爾，大家只知道他是白宮的醫生，而對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海軍軍醫局長所取得的成就，卻沒有足夠的認識。由于戰時這項工作十分繁重，因此他不得不把白宮的大部分日常醫療事務，委托給他的助手·才能卓越的海軍少校喬治·福克斯，這個人在海軍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努力升上去的。 除了這些秘書，總統還有許多行政助理。這些人都是無名英雄，他們的職責主要是“搜集材料，加以壓縮，寫成摘要，供總統參考。他們無權支配任何部、局的任何人”，而且明确規定不得在總統与政府任何其他官員之間進行干預。這些助理人員以“甘當無名英雄”著稱，他們中的一個人，丹尼爾斯，在他的《波托馬克河上的邊境線》中，對他們的活動描寫得最出色。白宮最重要的常任官員是執行書記魯道夫·福斯特，他与他的助手們負責處理日常公文函件。福斯特早在麥金利當總統時就已進入白宮。對于他們來說，盡管一個總統來了又去，他們的工作卻永遠不會中斷，每一個工作日，總有數十件以至數百件公文——法案、命令、委任狀等——得按規定手續簽署、記錄和分發。有一件事被羅斯福認為是他一生中的光榮。這就是在1944年10月，當他出發去作競選旅行的時候，福斯特破例到門口來送他并与總統熱烈握手，祝他一切順利。對此，羅斯福飽含感情地說：“所有這些年來，魯道夫像這樣違反他的性格，把我當作一個人，而不僅僅是對待一個總統那樣与我講話，這确實還是第一次。” 白宮工作班子的所有助理人員，實際只是總統的“私人”辦事人員，不是政府系統中任何一個環節上的官員。可以說，在1939年以前，總統并沒有自己真正的行政机构。在他与內閣官員之間，他不能通過任何人來行使權力。因此，政府的無數條線匯集到白宮時，不是通向總統的工作班子，而是通向總統本人。憲法沒有在他与10位內閣閣員，以及數十名代理机构和使團首腦之間，提供任何“中間人”。這些人都是直接向他報告工作，而且往往沒有他的書面指示，便不愿采取任何重大行動。當一個部与另一個部發生沖突并由總統來著手解決的時候，他所依据的只能是爭執當事人向他正式提出的匯報，然后經過調查弄清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斷。 1939年9月8日，即歐洲戰爭爆發后，羅斯福頒布他的“全國有限緊急狀態”宣言的那一天，他還頒布了一個行政命令，要對總統所屬的行政机构進行改組，把原屬財政部的預算局改為總統直屬机构。預算局長直接受命于總統，他領導著一個龐大而有力的机构，在全面執行總統的各項方針政策時，只向總統一人負責。局長哈羅德·史密斯的職責，遠遠超出了財務工作的范圍，他的任務中有一項是：“向總統匯報政府各机构活動的進展，包括擬辦的工作、實際開始的工作和工作的完成情況”。預算可以而且必須派遣代表，前往政府各部、美國各駐外使團和各個戰場，為總統本人搜集准确的材料，使他知道，那些經費是怎樣使用的，誰用的，使用后的結果如何。因此，該局确實是總統的私人情報机關，或者如某些心怀不滿的官員所說，是“他自己的私人蓋世太保”。 哈羅德·史密斯曾經說過：“預算局划歸總統府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往往認為總統府只是一幢庄嚴堂皇的美國初期的官邪，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最有力的人物，便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這個庄嚴堂皇的官哪旁邊，有一所搖搖欲墜的‘老房子’，這就是行政辦事机构，是那位最有力的人物唯一可資運用的工作間。在預算局划歸總統府之后，我們至少使它有了一個新翅膀，這翅膀有現代化的裝備，也有胜任一部分工作的班子。”在史密斯的比喻中，庄嚴堂皇的官邸是表示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而那所“老房子”則是表示，這權力的行使總是受到國會的限制，因為國會一直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權。羅斯福改組政府的提議遭到反對，被指責為意在實行“獨裁制”。這与當年反對批准憲法的人所發出的叫囂，几乎如出一轍。舍伍德說，唯一不同的只是那時使用的恐嚇話是“君主專制”而已。 史密斯和霍普金斯成了戰時總統的左右臂。所不同的是，史密斯輜銖必較，負責協助總統管理財政經濟，以及戰時物資的調配和使用；霍普金斯則是總統政策的總顧問，或是白宮的不管部長；但他与在政府工作中對某一方面負有特殊責任的任何官員不同，他可以超然于這些官員所受到的特殊利益偏見之外。霍普金斯在沒有任何法定地位的情況下，盡可能完成他的任務。難怪有人俏皮地說：“美國政府中的第二號重要人物，在世界最大一次戰爭的最緊要時刻，卻沒有一個合法的正式職位，甚至沒有自己的辦公桌，而只是在臥室中有一張牌桌，這實在是咄咄怪事；但他的臥室終究還是在白宮里邊呢。” 霍普金斯為人謹慎，善于思考，但他從不擅自提出政策，他十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的首長，因此沒有奢望要成為出謀划策的人。他認為他的任務是充當“共鳴板”，為實現總統本人規定的目標，商討最好的方法。羅斯福喜歡邊想邊說，他最大的困難是要物色一位既有了解能力又完全可靠的人來听他講。這人便是霍普金斯。 每逢羅斯福要發表重要演說之前，總要把霍普金斯、羅森曼和舍伍德叫在一起進行研究討論。花在這些演說上的勞動是惊人的，因為羅斯福憑他敏銳的歷史觀念，知道所有這些話都將构成他留給子孫后代的遺產的一部分，同時對他的最后評价也將取決于他所說和他所做的是否一致。因此，他對自己的公開講話极端重視，准備工作也十分謹慎。据參謀班子的人說，重要的演說有時需要一個星期，或一個星期以上的辛勤勞動，而且在緊張的工作開始以前，還要花相當多的時間進行醞釀。羅斯福不只依靠他的顧問為他搜集材料，他自己也有專用的“演說文件庫”，包括總統收集的剪報，剪報上有他作的記號，表示有些意見是他贊成的，有些是他反對的，他覺得后者不應該出現在報紙上。此外，還有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寫來的各种信件，這對羅斯福應該講什么是有啟發作用的。還有他口授的各种零星記錄，這是他在前几天或前几周中臨時想到的一些意見，供日后作參考用的。所有這些材料經過挑選后，在剪刀和漿糊的幫助下插入新紀錄的材料中，再加上一些句子，使之前后銜接，這樣便构成了一篇大体上連貫的演說初稿。這一般總比預定的篇幅長兩三倍。當顧問們請總統審閱時，羅斯福馬上翻到最后一頁，看一下頁碼便說，至少得砍三分之二。然后他才一頁一頁地往下看。他常常停下來向“秀才們”口授“插入A段”，“插入C段”等等。每逢他要秘書們記錄他的話時，便說：“格雷斯！把法令記下來！”這句話出自當時在美國流行的歌劇《我宁可辦事正确》，著名演員喬治·科漢曾在劇中扮演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出戲對當時反對羅斯福的國會議員和其他政界頭面人物，作了毫不留情的諷刺和挖苦。 羅斯福對文字要求十分嚴格，字斟句酌。他研究每一句話的含意，對全國各色各樣的人，對他的朋友、敵人和中立分子所產生的效果。他十分注意標點符號，這倒不是看它們是否用得正确，而是看它們是有助于還是有礙于他的朗讀。格雷斯·塔利喜歡使用大量的逗號， 總統卻喜歡把它們划掉。 他有一次對這位女秘書說：“格雷斯！請你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逗號，這還要我告訴你多少次呢？”在演說定稿時，每個字都得計算清楚，羅斯福最后得決定，他能把多少字壓進30分鐘里。他有很准确的時間觀念。 他的正常標准是每分鐘100個字，但有時他會說：“在這篇演說中，有几段我可以講得快一些，因此我總共可講3150個字。” 羅斯福不僅有著純熟的講演藝術，而且使用文字十分准确。雖然在非正式談話中縱談天南地北，妙趣橫生，但他知道，對于世界各國來說，他是美國的聲音。在珍珠港事件前后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代表了美國人民的希望。丘吉爾發出的是不可征服的戰士的豪言壯語，而羅斯福發出的則是反擊的聲音，解放的聲音，是對人的尊嚴的保證。他的風趣，他的勇气，他的信心，使那些擔心不再存有希望的人們，重新燃起了希望。羅斯福對他的演說，仿佛滿不在乎，但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知道，每當他站在麥克風跟前的時候，他講的話將會長久地流傳下去，正如桑德伯格所說的，羅斯福的話“投下了長長的影子。”正是：一字值千金，句句得費神。欲知他的顧問霍普金斯如何發揮作用，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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