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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招來惡攻擊，官場自此風雷激； 決心采取強措施，挫敗政敵不遲疑。 在第一個新政期間，羅斯福為了醫治經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調節經濟的措施，他把撫慰企業界的工業复興法，搞成了當時的關鍵措施。但到了1935年，羅斯福對贏得企業界的支持喪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張，對它發起了全力進攻。一些旨在懲罰企業界和幫助勞動人民的議案，例如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和公用事業法案，就是第二個新政時期立法方面的標志。施萊辛格說：“第一個新政的特點是告訴企業界必須做什么，第二個新政的特點是告訴企業界決不能做什么。” 羅斯福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業体系之中，听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 1935年的社會保險法，分成三大部分：養老金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對無依無靠者提供救濟。羅斯福解釋說：“建立養老金制度是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齡的人放棄自己的工作，從而給年輕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會，同時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時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規定，凡年滿65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根据不同的工資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養老金。關于失業保險，羅斯福解釋說：“它不僅有助于個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時去依靠救濟，而且通過維持購買力還將緩解一下經濟困難的沖擊。”保險金的來源，一半是由在職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當工人工資1％的保險費，另一半則由聯邦政府撥付。 這個社會保險法，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愿望，受到美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贊許。但保守派卻企圖在國會發動突然襲擊。他們指責社會保險違反美國一向珍視的“節儉精神、首創精神和自助精神”，聲稱所有的美國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個印著社會保險號碼的銅牌，就像挂塊狗牌一樣。他們指責說，實行社會保險，就等于把節衣縮食的彼得的錢搶過來，送給不事積蓄的保羅。新澤西州參議員哈里·穆爾指責說：“我們也可以從育嬰堂抱個孩子，給他雇個保姆，使他不嘗受生活的艱辛。” 國會期間，關于社會保險法的辯論十分激烈，共和党認為它是鼓勵懶漢的法案。在听證會上，甚至有人叫喊社會保險法案是從《共產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來的。反對勢力雖然窮凶极惡，但人數并不多，而廣大人民則堅決支持，因此在最后表決時，眾議院以372要比33票、參議院以76票比6票獲得通過。 高舉“新政”旗幟的民主党獲得了對共和党的絕對优勢，一大批剛剛踏入國會的新議員，對本選區選民對社會保險和救濟的強烈要求，當然不能漠視；一些共和党議員考慮到他們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對社會保險的投票記錄。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社會保險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時期，勞工關系是羅斯福特別關注的領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組織的勞工的支持，社會的動蕩局面就無法穩定，更談不上刺激私人投資的計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選民中，有組織的勞工是特別有力的集團。當《全國工業复興法》被最高法院宣布違憲后，連帶使該法第七條第一款有關勞工權利的規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這對羅斯福鼓吹的“社會改革”和“勞資合作”無疑是個打擊。新政處在成敗的關頭。許多大企業家度過危急時刻后，從支持新政變為反對新政，右翼報刊更大為鼓噪。因此，在羅斯福的堅決要求下，在工會的大力支持下，國會很快采取行動。 就在《全國工業复興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國會通過了《全國勞工關系法》（《瓦格納－康納利法》）。該法律規定：禁止雇主干預或圖謀控制勞工組織，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雇主不得拒絕与工人集体談判合同，不得禁止罷工，不得歧視工會會員；成立全國勞工關系局，處理勞工對雇主的申訴。它有權對雇主發出強制性的命令。雇主們重演反對《全國工業复興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納法》違憲。可是工人階級對最高法院的強大壓力，以及羅斯福對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戰，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憲法”的判決。 1937年5月24日， 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受到廣泛注意的關于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認“我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從事農業或工業，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們必須銘記我們的目標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現在營養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們知道，當我們工人的一大部分還沒有就業的時候，超時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資是不能提高國民收入的。”羅斯福認為，“一個自給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國家，竟存在著童工制是說不過去的，也沒有什么經濟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資或延長工時”。第七十五屆國會沒有對法案采取行動。 1937年10月12日，羅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過。這就是《公平勞動標准法》（又稱《工資工時法》），它的主要條款包括每周40小時工時，每小時40分最低工資；禁止使用16歲以下童工，在危險性工業中禁止使用18歲以下工人。州際工商業也必須遵守上述規定。其中還有一條規定是禁止資方派譴密探打入勞工隊伍。關于最低工資的規定，隨著經濟的發展，日后陸續有所調整。這些社會立法．雖屬社會改良的范疇，但對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甚有好處。30年代， 在號稱進步的康涅格州，年輕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掙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鋸木厂“勞動的男工， 每小時工資只有5美分。因此，羅斯福從法律上規定工資工時標准是有一定的積极意義的。 為了解決社會保險制度的聯邦經費來源問題，羅斯福破天荒地實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征收的累進稅。 對5万美元純收入和4万美元遺產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遺產可征收75％；公司稅過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稅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為15％。羅斯福的這些社會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對派的強烈反對。 當經濟危机的風暴席卷而來時，羅斯福的一切反對者被迫收斂他們的故意。當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緩和后，一個反羅斯福和新政的聯盟開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對任何自由主義思想的報閥威廉·倫道爾夫·赫斯特和他的報系。赫斯特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羅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對新政的團体，甚至公開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揚言說：“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國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斷定，這人不過是捍衛美國精神的忠誠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間冒出來的野心勃勃的煽動家查爾斯·庫格林神父。 庫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廣播布道的机會，放肆地進行反猶、反共、反工會、反羅斯福的宣傳。在大危机期間，他利用美國社會充滿憤感不平和傍惶恐懼的情緒，瘋狂散布蠱惑人心的言論。他要求大鑄銀幣，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沒收全部私人銀行，等等。1934年，他組織了一個散發法西斯气味的“全國社會正義同盟”，號稱擁有750万盟員，并按照納粹沖鋒隊的模式組織許多打手隊，上街找猶太人尋釁。庫格林對信徒們說，美國所有的工會都是“受莫斯科操縱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國，用強硬手段解決勞資糾紛。他攻擊新政是“猶太人的政綱”，羅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總統”，他甚至主張“用槍彈”消滅羅斯福。 同庫格林結成反動聯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現任參議院議員、 綽號叫“王魚”的休伊·朗，他是比庫格林更加蠱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選民、政綱，既有煽動群眾的本領，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沖沖地來到白宮，要挾羅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職時撇開了他，而把所有的職務分配給了他的政敵。當羅斯福說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選好人當官時，“王魚”把腳一跺就走了。他后來用粗野的鄉下話罵羅斯福像個“縮頭縮腦的貓頭鷹”，而不像個“唬唬鳴叫的貓頭鷹”。他解釋說，唬唬鳴叫的貓頭鷹敢闖進雞棚，把一只母雞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縮頭縮腦的貓頭鷹只會偷偷溜進雞棚，蜷縮著身子移到母雞跟前，柔聲細語地跟她說話，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宮會見總統后不久， 路易斯安那州這位參議員就同羅斯福公開翻臉了。“王魚”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動性而又蠱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財富”的复興計划，許諾要讓“人人都成為國王”。他主張通過征稅將全國的巨大財富沒收充公，然后分給每戶一幢房子。一輛汽車和一台收音机。他許諾向老人發放養老金，向退伍軍人發放退役金；許諾保證讓工人的年薪達到3000美元左右。經濟學家們對休伊·朗的建議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窮人在他的蠱惑下，信一以為真，紛紛參加他創辦的“分享財富”俱樂部。“王魚”由于自己的追隨者增多，對羅斯福愈益藐視。他說羅斯福賣身投靠華爾街， 并把全國复興總署的藍鷹標志比作納粹党的X字党徽。他嘲笑羅斯福，給他起了個“諾爾馬哈爾號的富蘭克林親王”的綽號。休伊·朗對農業部長“玉米大王華萊士”和“芝加麥虱伊克斯”也進行了同樣狂熱的低毀。法利告誡羅斯福說，“王魚”想當總統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可能會給富蘭克林·羅斯福造成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給塔夫脫總統造成的那种不利影響。人們認為，如果休伊·朗實現了當總統的野心，他會把美國轉向公開的法西斯國家。這种看法并不是沒有根据的，朗曾經向傳記作家福雷斯特·戴維斯透露，他打算取締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國獨裁者”。1935年，他宣布參加總統競選，并寫了一本書，書名竟是《我在白宮的頭几天》。 正當休伊·朗的眼睛緊盯著白宮時，1935年9月8日，一個名叫卡爾·奧斯汀·韋斯的青年醫生，在巴吞魯日烏煙瘴气的州議會大廳，一槍把這條“王魚”打成重傷，“王魚”兩天后就死了。韋斯刺殺朗。是因為他的家族的名譽遭到朗的侮辱。羅斯福和他的內閣，對朗之死“有如釋重負之感”。休伊·朗雖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對羅斯福的政治勢力并沒有消失。相反，聯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爾德·史密斯牧師、庫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內科醫生弗朗西斯·湯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達科地州眾議員威廉·萊姆基當總統候選人。湯森醫生是業余經濟學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動員起來支持他提出的“絕妙”的計划。 他主張，凡是年滿60歲以上的美國公民，每月可獲得200美元，條件是必須在30天內花完，不得儲蓄。湯森認為這樣既達到社會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會購買力。他贏得不少追隨者，在全國組織了二三千個“湯森俱樂部”。他們在教堂的地下室里開會，接二連三地給報社和國會議員郵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們陳述自己的主張。 當1935年正月召開第七十四屆國會時，羅斯福念念不忘這三個“激進”人物對億万人的誘惑。羅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開朗、庫格林和湯森的威脅，通過鼓勵工商界加快投資以擴大就業。他說：“救濟是一种麻醉劑，會給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狀的破坏。”他主張制訂一項政府創造就業机會的計划，認為這不僅能使失業者避免貧困潦倒，而且能使他們不喪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決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國大企業和它們的代言人，被迫暫時接受羅斯福提出的一個又一個藥丸，盡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們确實沒有忘記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深深刺痛他們的話：“貪得無厭的錢商們在輿論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為人類思想感情上所厭棄的。……錢商們從我們文化廟堂的高位逃走了。”實際上，他們并沒有逃走，只是暫時收斂一下。1934年8月，大企業支持的右翼組織“美國自由同盟”在邁阿密開會，向羅斯福宣戰，目標集中在反對勞工立法、稅收立法和社會保險立法等。羅斯福忿然地說：“這些人确實忘了他們的病情是多么嚴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們的發燒記錄。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艱難的個人主義者雙膝顫抖不已，他們的心緒是多么不宁。他們成群結隊到華盛頓來。那么，在他們眼中，華盛頓不是一個危險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個急診醫院。所有高貴的病人都要求兩件事——要求迅速進行皮下注射止痛，對疾病進行有效治療。他們急不可待。我們滿足了他們這兩個要求。現在大多數病人看來都情況良好。他們中有些人身体好到這种程度，能夠把雙拐對著醫生扔過去了。” 對羅斯福來說，來自左翼的攻擊和不滿倒沒有什么，有時他還利用左翼的反對來證明新政并不激進，更談不上是社會主義，從面安撫一些中產階級。他感到吃惊和憤懣的是來自右翼的攻擊。因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們。 在自由聯盟的花名冊上，充斥著企業界和金融界巨頭的名字，他們提供巨額款項，掀起一股宣傳浪潮，指責新政既帶共產主義色彩，又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在南方，自由聯盟散發一种傳單，上頁印有一張羅斯福夫人同兩個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說明是：羅斯福歡迎黑人到白宮去就餐和睡覺。到競選末期，有些工厂發薪時，在工人的工資袋里塞進紙條， 指責說，要從1937年l月開始實行的為社會保險出資的做法，實際上是要減少工人的工資。但是這种策略產生了反效果，因為有組織的勞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羅斯福。 羅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兩方面、以右為主的攻擊外，還面臨來自政府三大職能部門的最高法院的嚴重威脅。根据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政府是一個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約、維持平衡的結构，最高法院為右傾保守勢力所操縱，他們對立法享有最高的權威。在新政開始時，最高法院無法用它的權威來維護舊秩序，只得忍受羅斯福提出的一個又一個令他們頭暈目眩的立法。當經濟局勢趨于穩定，老法官們和极右勢力站在一起， 開始向新政宣戰。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對1票宣布《全國工業复興法》第九條第三節違憲，這一節授權總統為了保護資源和穩定石油价格，可以禁止把超過各州限額生產的石油運出州外。從此，利令智昏的老法官們，掄起大斧接連向羅斯福砍來。 5月27日，最高法院以9票對零票一致裁定全國复興法和另外兩項法案不符合憲法。新政派把這一天稱為“黑暗的星期一”。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三件不利于行政當局的一致同意的裁決：宣布總統無權更換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成員，因為該机构不是行政部門的一個机构，不受總統管轄；宣布幫助農村抵押者的《農場抵押延期償付法》無效，因為它侵犯州的權力；宣布《全國工業复興法》違憲，因為它超出聯邦關于州際貿易的權力，侵犯了州權。當复興法被宣布違憲后，最高法院法官布蘭戴斯趾高气”揚地對羅斯福智囊團的科科蘭說：“這是中央集權這一套的終結，我要你回去告訴總統，我們是不會讓這個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現在到了盡頭。”羅斯福的主要競爭對手參議員休伊·朗公開宣稱：“我舉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國從法西斯主義下挽救了出來。” 第一個百日新政期間通過的《工業复興法》和《農業調整法》這兩項最重要的法案，經過兩年才獲得最高法院審議；在此期間，新政派一直提心吊膽，就怕最高法院作出這种裁決。對此，政府陷入混亂，大家都等待總統作出反應。在那項裁決宣布四天后，羅斯福打破沉默，在記者招待會上，用華麗的詞藻對最高法院大加諷刺挖苦。他說，自促使引起內戰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以來，哪一項裁決都沒有這一項這么重要。他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使憲法重新回到了“馬車時代”。 由于新政在那個“黑暗的星期一”在最高法院遭到了挫折，由于謀求合作的表示遭到了工商界的拒絕，由于支持新政勢力的壓力越來越大和蠱惑人心的政客發出了不祥的威脅，羅斯福終于結束了他五個月的“优柔寡斷和猶豫不決”。他把國會領導人召集到白宮，交給他們一份“必須”通過的法案的清單。他用拳頭砰砰地敲著桌子，斬釘截鐵地說，國會必要時得開一夏季會，直到把社會保險法案、銀行法案和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通過為止。羅斯福向最高法院開始了反擊。 為了改革目前的司法制度，羅斯福向國會提出了他考慮已久的計划。規定聯邦法院法官年滿70歲如果在六個月內不自動退休。則由總統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進入法院。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額。按照這個計划，整個聯邦司法机构將指派額外的大約50名聯邦法官，最高法院將增派6名，連原來的9名一共是几名，原來9名法官中有3至4人對新政還不是堅決敵視的，加上新增派的6人，就可以基本扭轉最高法院唱反調的局面。羅斯福的政敵、前總統胡佛把羅斯福的司法改革計划叫做“囊括法院”計划。堪薩斯州眾議員尤利塞斯·蓋耶模仿莎士比亞的悲慟腔調喊道：“我們這個皇帝吃的是什么肉長得這么高大？”沃爾特·李普曼一本正經地說，這項計划是發動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 羅斯福捅了馬蜂窩。多年來，在公眾的心目中，最高法院已經成了保護憲法的堡壘。改革最高法院的任何企圖，都會被認為是攻擊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互相制約的三權鼎立体制。后來，羅斯福以“爐邊談話”的方式，直接向全國人民表達了他對最高法院的擅專獨斷的強烈不滿。他指責最高法院“不是以一個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個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當地把自己變成國會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進憲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義”。他認為：“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聯邦政府三大部門之間的均衡，由于最高法院直接違背憲法制定者的高尚目標而傾覆。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恢复這种平衡”。羅斯福鄭重表示：“我們需要一個在憲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憲法之上；我們需要我們的法院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宣布《全國工業复興法》和新政其他法案都是以憲法為依据的，因此都是有效的。 就在國內對新政的贊譽和攻擊聲中，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又到了。1936年1月3日，羅斯福以發表國情咨文的形式開始了競選連任的活動。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宣傳， 他在國會的一次晚間聯席會議上發表國情咨文，這是自1917年4月以來的頭一次——伍德羅·威爾遜當時曾在國會晚間聯席會議上要求對德國宣戰。現在羅斯福也宣布進入戰爭狀態，但不是要對付外敵，而是要對付本國“勢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聲譽掃地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宣布：“我們已經引起斗爭，我們已經招致盤根錯節的貪婪勢力的憎恨。” 羅斯福希望赫伯特·胡佛成為他的競選對手，因為這樣選民們會有一個明确的選擇對象。共和党人6月初在克利夫蘭開代表大會時以渴望的目光盯著這位前總統，但沮喪地認識到他的名字同災難聯系得太緊，結果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選出堪薩斯州州長艾爾弗雷德·藍登為總統候選人。蘭登是中西部人，共和党提名他 當總統候選人是希望他對農民具有感召力，能調動保守派日益增長的反對羅斯福的情緒。然而，蘭登的競選演說呆板乏味，舉止平淡無奇，他個人沒有什么魅力。但是，共和党領袖認為，這會成為可貴之處，只要選民們對羅斯福始終笑容可掬的模樣和明顯的狡黠態度感到厭煩。有一次，在听了共和党的這位旗手講演后，伊克斯刻薄地挖苦說：“如果這是蘭登所能發表的最好的演講，民主党的競選委員會應該把自己所有的經費全部供給他到各地去演講。” 兩周后，民主党在費城召開代表大會，這与其說是一次代表大會，不如說是個加冕儀式。盡管艾爾·史密斯力圖勸說代表們撇開羅斯福，另推選“某個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羅斯福和加納仍被全体代表經口頭表決再次提名為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 6月27日晚上，羅斯福到富蘭克林運動場發表接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演說。雨一直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他在儿子吉米的攙扶下，拖著僵直的腿，蹣跚地從聚集在講台后面的人群中間擠過。他從攢動的人頭中認出了埃德溫·馬卡姆。他伸出手臂，想同這位老詩人握握手，但被人群一擠，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右腿的支架突然松了，他一個趔趄，手中的發言稿撒落在人群中。周圍發出低聲惊叫，几乎引起恐慌。特工人員賴利手疾眼快，一把扶住羅斯福，左右急忙把支架重新安裝好。賴利唯恐混亂中有人把馬卡姆誤認為刺客， 發狂似地朝這位目瞪口呆的詩人高喊：“別動！別動！”羅斯福臉色煞白，渾身哆嗦，急促地喊：“快把我身上撣干淨！快把發言稿撿起來！”一切恢复正常后，他說：“好吧，我們走吧。”他朝講台走去，但目光落在馬卡姆挂著淚珠的臉上，立刻又止步，同這位老人握了握手。 在運動場上，羅斯福受到10万名群眾雷鳴般的歡呼。他講了几句客套話后，就馬上給即將來臨的競選運動定了調子，痛斥“經濟守舊派”和“享有特權的親王們”給美國的經濟民主构成威脅。羅斯福說：“經濟秩序的守舊派承認政治自由是政府的事情，他們堅持認為經濟奴役不關任何人的事情。他們承認政府能夠采取一切措施保護公民的投票權，但不承認政府能夠采取一切措施保護公民工作和生活的權利……這些經濟守舊派抱怨我們想推行美國的制度。他們其實抱怨的是我們想剝奪他們的不合法權力。” “政府可能會犯錯誤，總統确實也會犯錯誤”，羅斯福接著說，“但是，流芳百世的但丁告訴我們，神圣的司法會用不同的天平衡量冷酷的人的罪孽和熱心腸的人的過失。一個慈悲為怀的政府縱使偶然失誤，也比一個對人民疾苦不聞不問的政府長期啥事不干要好……世道循環，奧妙莫測。對于某几代的人，可謂得天獨厚；對于另几代的人，會要求很高。這一代的美國人則應運而起。” 在競選期間，羅斯福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人民的歡迎。在芝加哥，約15万男女群眾臨時自發地組成歡迎隊伍，把他從火車站一直送到運動場；在波士頓，市議會大廳擠得水泄不通，連附近的街巷都人山人海；在紐約，曼哈頓區万人空巷，人們都涌到大街上來歡迎他。在俄亥俄州和衣阿華州，甚至在阿爾夫·蘭登的堪薩斯州，他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興高采烈的群眾的歡迎。群眾伸出手臂同他握手，朝他招手歡迎，有的是為了感謝他拯救了一座農場或住宅，有的是為了感謝他使一座工厂重新開工，有的是為了感謝他成立工程興辦局，提供了就業机會。有人說，就連老天爺也站在羅斯福一邊，因為就在他到田地龜裂的中西部旱區的時候，天上湊巧下起雨來。他無論到什么地方，都對蘭登置之不理，絕口不提蘭登的名字，一味猛烈指責赫伯特·胡佛和自由聯盟的“經濟守舊派”，說他們是新政的敵人，因此也是人民的敵人。他經常向群眾講的一句話是：“你們看上去比四年前愉快啦！” 每到一處，他總是要把1936年的情況同1932年的情況對比一番。成千上万的農場和住宅獲得拯救，沒有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創造了就業机會。經濟開始回升。失業人數比經濟蕭條最嚴重時期減少了約600万人。 汽車厂商預言，1936年將是自1929年以來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潤是1929年股票价格猛跌以來最高的，道一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數比1932年增長80％。羅斯福咧嘴大笑，輕蔑地奚落說： “1933年夏天，有位頭戴絲綢帽子的老紳士在防波堤邊上失足落水，他不會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進水里，把他救上來，但絲綢帽子被浪沖走了。老紳士蘇醒過來后，千恩万謝，夸獎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紳士卻因丟了帽子而斥責他的朋友。” 10月31日晚，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后，結束了他的競選活動。他的講話使听眾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鼓掌歡呼。他說： “全國因政府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無所事事而吃了12年苦頭。全國人民看著政府，可政府轉過臉去。9年受金錢愚弄，3年遭遇禍患！9年發瘋般地廝守在行情自動顯示器旁， 3年在領取救濟的隊伍中苦挨日月！9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年灰心絕望！今天，某些強大勢力企圖恢复那樣的政府以及它的對一切都漠不關心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論。 在大約4年的時間里， 我們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閒、終日無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們將繼續大干下去。” 羅斯福越說越激動。他指出他的“宿敵”就是“企業界和金融界壟斷集團、投机倒把的奸商、魯莽的銀行老板、地方主義以及靠戰爭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并說這些勢力長期以來一直把美國政府看成他們的封地。這几股勢力像今天這樣緊緊地抱成一團，反對一位總統候選人，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我想說，”羅斯福進一步指出，“在我領導的首屆政府執政期間，這些自私自利、權欲熏心的勢力遇到了勢均力敵的對手。”听眾紛紛站起來，整個公園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我還想說——”這時又響起了一片歡呼聲和鈴鐺號角聲，他的聲音被淹沒。“請靜一靜！”總統高喊，“我還想說：到我領導第二屆政府的時候。這些勢力將會遇到強手！” 1936年大選，羅斯福大胜。他獲得了除緬因和佛蒙特兩州以外的全部選舉人票。直接選票也比共和党候選人蘭登多900万張。在國會兩院，民主党掌握了絕對优勢，參院是76比16，眾院是332比89。羅斯福成了門羅總統以來114年接連兩屆由本党控制國會兩院的第一個總統。 當羅斯福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在海德公園歡慶胜利的時候，他才開始注意到他的參謀班子里失去了几位知己。這使他痛苦地回憶到這几年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以及他的智囊團中所發生的變化。首先离去的是蒙德·莫利教授，他是因為与國務卿赫爾意見不合而主動辭職的。他在后來一段長時間里仍充當總統的心腹，并且是總統講演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是他的影響在逐漸減弱，最后終于和那些年輕的新政人物的激進政策徹底決裂。 在第一套班子里面，羅斯福失去的第二名成員是威爾·伍丁。這位体弱多病然而生性歡樂的小個子財政部長，在銀行危机期間為了國家的需要操勞過度，第二年就与世長辭了。小亨利·摩根索接替他，成為國家財政的頭頭。國家复興總署垮台以后，休·約翰遜像一股憤怒的彩色飛旋焰火，沖出了政府的軌道，從此他在一家報紙的專欄里，將自己卓越的罵人本領用來攻擊他以前的同事。 正如威爾·伍了為國捐軀那樣， 路易斯·豪為朋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1932年競選運動中曾作過杰出的努力；在羅斯福當選總統后的最初日子里，他又沒命地工作，此后他就從來沒有完全恢复健康。1935年4月里，他得了支气管肺炎，從此臥床不起。路易斯長期不肯搬出白宮，總統几乎每天都要叫人送他到路易斯躺著的房間去。路易斯的身体已單薄得像個小孩子，蜷縮在被單里面；然而他的頭腦卻像蒸汽机那樣在運轉。即使在路易斯住進海軍醫院之后，羅斯福也要每星期去探望老朋友一次，并且專門從那里拉了一條電話線直通白宮，讓路易斯便于給總統源源不絕地提供各种忠告和意見。隨著他行將謝世，他的意見已經變得不那么中肯貼切了， 但是羅斯福決不讓他察覺出這些意見已經不太引人入胜。1936年4月18日，路易斯在睡夢中溘然長逝。臨終前數日，他講的一句話可以概括對羅斯福的兄弟般的情誼，他半幽默半傷感地說：“富蘭克林現在自立了。” 在以前的顧問中，剩下來的有以狂飆式的才智受到羅期福喜愛的薩姆·羅森曼，羅斯福親熱地稱作“唐納德·寶貝”的哈羅德·伊克斯，以及哈里·霍普金斯。由社會工作者變成為政治家的哈里成了總統最信賴的顧問和最知心的朋友。他們倆思想完全一致。霍普金斯的天性以及他在下層社會中的經歷，使他像羅斯福一樣，對貧困感到無比義憤。霍普金斯對自己的領袖怀有一种崇拜和忠誠，但他并不盲目；羅斯福則對他絕對信任，言听計從，因為霍普金斯有充滿知識的頭腦，并有火焰般的工作熱情。 但就在羅斯福當選第二屆總統時，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橫行，戰爭風云正從大西洋和太平洋那邊刮過來，羅斯福已不再全神貫注于國內事務了，他越來越關心外來的危險和美國的防務。正是：四處起狼煙，難民苦怜怜；若不早防備，勢必遭禍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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