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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重浪，“百日新政”興新章； 多數擁護少數罵，我行我素有主張。 “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這是羅斯福在1932年7月2日獲得民主党提名后提出的口號。 在競選過程中，“新政”（NewDeal）這個詞，打動了選民的心，使他們燃燒起擺脫危机的希望。但是，他本人思想中并沒有一幅“新政”的清晰藍圖，也沒有什么理論根据。能夠肯定的就是要改變胡佛的“自然調節”的放任政策，進行美國歷屆政府都沒有進行過的某种經濟實驗。 在美國歷史上，沒有哪一次危机能比胡佛政府卸任与當選總統羅斯福就職之間這四個月的“政府過渡”時期的危机更加惹人注目，其范圍之廣、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對美國人民來說，這四個月真是最難熬的漫長時期，正逢銀行破產和瀕臨恐慌的混亂局面。 1932年10月，內華達州州長為了防止一家重要銀行系統的破產，下令該州所有銀行在“銀行假日” 的名義下停業，顯出了恐慌的初步跡象。1933年2月，路易斯安那州州長休伊·朗也采取了同樣措施。 不過，最明顯的危机征兆是發生在2月份的稍后几天，在這個富裕而又高度工業化的密執安州，一家舉足輕重的銀行系統面臨破產而倒閉的第七天，為了防止爭提銀行存款現象擴大化，以致所有的銀行一齊垮台，鄰州州長們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到3月3日總統就職前一天，全國已有23個州都處在“銀行假日”之中。結果，黃金儲備從聯邦儲備系統和世界銀行中心的紐約市流到了搖搖欲墜的國內銀行系統和外國存戶手中，致使國家黃金儲備從1933年1月的13億多美元猛降到3月初的4億美元。 紐約州這個國家最大銀行中心的州長、著名銀行家赫伯特·萊曼，在總統就職日被迫關閉了紐約州的全部銀行。從此，美國銀行金融界陷于癱瘓狀態。黃金儲備已低于支持通貨所需的數量，財政部已發不出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從法律上說，美國已經破產。當羅斯福抵達華盛頓時，天剛剛破曉，世界上這個天字第一號的金元大帝國的金融心髒就停止了跳動。賓夕法尼亞大街刮來一股寒風，憤怒地吹動著慶祝宣誓就職的游行隊伍經過的馬路兩側的國旗和彩旗。 在羅斯福宣誓就職那天，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內森·米勒對首都和全國的情況作了如下的描述： “天气像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陰郁。 “1933年3月4日總統就職日在黎明時就陰沉沉，華盛頓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賓夕法尼亞大街兩側建筑物正面的大理石牆面。雨時下時歇，樹上粘附著雨雪。冷風吹動著懸挂在建筑物和路燈柱上的旗幟和條幅。從大清早就聚集到這里來觀看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就任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儀式的觀眾，在冷風中哆嗦。一些人在跺腳取暖；另外一些人則踩在撕破的粘滿污泥的報紙上以抵御凍腳的嚴寒。這些報紙告訴人們，全國正處在歷史上最嚴重的蕭條之中。它似乎是人力無法控制的一支破坏力量。 “1500多万美國人—一占全部勞動大軍的1／4強——絕望地從一家工厂的大門躑躅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門，去尋求已不复存在的工作。統計數字不靈了；失業人數可能已高達1700万。 “惊恐的儲戶包圍著銀行，徒勞地試圖在銀行關閉或破產前提取一生的儲蓄。 “在邊遠高原上，一群群臉色憂郁、緘默不語的人們持槍保護著自己的農場和家園，以免被受押人沒收或被地方司法長官賣掉。 “失業的匹茲堡鋼鐵工人，打發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去乞討陳面包；在紐約市的血汗工厂里，女孩子們為每天掙20美分而工作。‘找到一种工作，任何一种工作，似乎是最大的成功，’一個名叫羅納德·里根的中西部青年后來回憶說。 “衣阿華州的農場主把賣不出去的牛奶傾倒在公路上，把玉米和小麥當燃料燒掉；而在芝加哥，饑餓的人群在垃圾堆里覓食。一個寡婦在拾取臭肉時特意取下眼鏡，以免看到蛆虫。 “到處可見到美國的极度痛苦。它顯示在婦女憂愁的目光中。因為愛和笑已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它顯示在巴爾的摩食品商的臉上，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店里的設備由于付不起租金而被搬走。它也顯示在于千万万青年人的絕望中，他們沿著鐵路和公路游蕩，因為他們的家庭已無法照料他們。 “自從1861年亞伯拉罕·林肯在不平靜的托馬克河彼岸出現一支叛軍之際出任國家領袖以來，還沒有一個新任總統面臨著如此嚴重的危机……” 陰暗的天气，冷漠的群眾，這正好集中体現了舉國上下此時此刻的凄慘情緒。可是羅斯福卻表現出一种壓倒一切的自信。他竟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下肢癱瘓的人。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休斯宣讀總統誓詞之后，羅斯福發表了一篇充滿激情的富有戰斗性的演說。 “值此我就職之際，同胞們肯定期望我以我國當前情勢所要求的坦率和果斷來發表演說。現在确實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敢地談一談真實情況，全部的真實情況。”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的國家過去經得起考驗，今后還會經得起考驗，复興起來，繁榮下去。因此，首先允許我申明我的堅定信念：我們唯一害怕的東西就是害怕本身，它會使我們由后退轉而前進所需的努力陷于癱瘓的那种無名的、沒有道理的、毫無根据的害怕。在我們國家生活中每一個黑暗的時刻，直言不諱、堅強有力的領導，都曾經得到人民的諒解和支持，從而保證了胜利。” 接著，羅斯福對危机和困難進行了分析。他說：“我們手頭并不匾乏，然而丰足卻激發不起來慷慨的用度。這首先是因為掌握人類物品交換的統治者們的頑固和無能，他們承認失敗而自動退位。貪得無厭的錢商們在輿論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為人類思想感情上所厭棄的。” “他們也的确作了努力，”羅斯福進一步指出，“但是，他們的努力脫不開過時傳統的案臼。面對著信用的失敗，他們的建議卻僅是借貸更多的錢。他們失去了利潤的吸引力，無法再使人民遵從他們的虛偽領導，于是他們就不惜進行敲詐，痛哭流涕地要求恢复對他們的信任。他們沒有預見，而缺乏預見就要使人民遭殃。” “錢商們從我們文化廟堂的高位逃走了。我們現在可以使那廟堂恢复傳統的信念。能夠恢复到什么程度，則看我們對于比金錢利潤更高貴的价值觀念予以運用的情況。” 最后，羅斯福要求國會授予他慘遭受外敵入侵時所應授予他的權力來對付危机。他說：“我准備根据憲法賦予我的職責，提出災難深重的我國在當前災難深重的世界中所需要采取的措施。這些措施，以及國會根据其本身經驗和明智所決定的措施，我都將竭盡憲法所賦予我的權力迅即予以采納。然而，万一國會竟不能接受兩類中之任一方式，万一全國緊急狀況仍然嚴重，我也將決不回避職責明确向我提出的抉擇。我會要求國會准許我使用應付危机的唯一剩余的手段——向非常狀況開戰的廣泛行政權力，就像在實際遭受外部敵人入侵時所應授予我的大權。” 羅斯福的講話，受到美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羅斯福的一位傳記作者說，在美國“還很少有一位政治領導人， 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3月、個陰冷的星期六下午，如此完全地表達了民眾的情緒。這位新總統作出的實行大膽領導的保證，他的決心，他的輕松愉快的樂觀態度，點燃了舉國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觀察家們指出，他作出的要以戰爭時期的精力戰胜蕭條的決心，在听他演說的人群中引起了最熱情的反響。 羅斯福宣誓就職后，就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旋風式”的“新政”運動。為了使他的政府行動起來，羅斯福要求參議院立即批准他的內閣。他的內閣沒有經過舉行听證會的程序就匆匆被批准了。在夜幕降臨華盛頓的時候，內閣成員們都集中到白宮樓上的橢圓形大廳，在羅斯福的帶領下舉行宣誓就職。從此，一場震撼美國的改革，就在閣員和智囊團的參与下開始了。 美國史學家拉爾夫·德。貝茨說，羅斯福內閣人選是個“大雜燴”。有按正統原則遴選出來的人，也有按試驗原則進選出來的人，有進步的新政人士，也有通常因照顧其對党的貢林而給予官職的人。國務卿一職由田納西州科德爾·赫爾擔任。此人雖是一個南方國際派，以稅務專家和堅決主張低關稅政策聞名，但在參議院中頗有影響。赫爾時年門歲，性格倔強，彬彬有禮，受人敬重。雖然羅斯福有時讓赫爾坐冷板凳，但他還是使自己逐漸适應于新政的許多主張，供職國務卿的年限在美國歷史上為最長。財政部長威廉·伍丁，名義上是共和党人，實際上長期支持羅斯福，与羅斯福過往甚密。伍丁身材瘦小，但為人頗有魅力，也很机靈，愛拉小提琴。這位曾任美國汽車和鑄造業公司總經理的伍丁，對解決銀行危机很有一套切合實際的辦法。1933年底，他因健康不佳而辭職，由羅斯福的朋友小亨利·摩根索繼任。摩根索當過《美國農業家》發行人，此前曾在紐約州政府羅斯福任內擔負過几項行政職務，多半是在農業和資源保護方面，成了羅斯福政府中比較有影響的要員之一。 每屆政府都會因受到過某些集團或地區勢力的支持而欠下一筆筆政治債，羅斯福政府當然也不例外。商務部長一職就這樣獎給了南卡羅來納州的丹尼爾·羅珀。民主党的老古董，十分熱心海軍事業的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克勞德·斯旺森擔任海軍部長，猶他州州長喬治·德恩榮任陸軍部長，霍默·卡明斯任司法部長。郵政總局局長一職，傳統上是用來酬勞党的贊助人，這次賞給了神通廣大的政治組織家詹姆斯·法利。最引人注目的是任命紐約州的弗朗西絲·帕金斯女士當勞工部長，芝加哥的哈羅德·伊克斯當內政部長，衣阿華州的亨利·華萊士當農業部長。后三人由于貫徹了無數突出的新政計划，以及他們為新政出謀划策，因而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一般都認為是新政的化身。華萊士于1940年离職，但帕金斯女士和伊克斯的任期卻与4屆羅斯福政府相始終。 弗朗西絲·帕金斯是美國聯邦政府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長，她的入閣曾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有一個記者問她身為女性當了部長是否感到不便時，她刻薄地回答：“除非是爬樹。” 亨利·華萊士是哈定与柯立芝任內擔任過農業部長的衣阿華州亨利·華萊土之子。亨利·華萊士与其父一樣，也曾是一家著名的有影響的農業期刊的編輯。然而，儿子卻擯棄了共和党而于1928年轉而支持艾爾·史密斯，1932年支持羅斯福競選。華萊士是個怪杰，是一個神秘的計算机似的統計家，對30年代的一些農業上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新的大膽的解決辦法。哈羅德·伊克斯和華萊土一樣，也是一個由共和党轉變過來的民主党人。他是芝加哥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著名律師，辦事謹慎，但脾气暴躁，對貪污受賄嫉惡如仇，必除之而后快。 在羅斯福政府的班子中，還有不少職位比內閣部長低，但在影響和制定政策方面作用卻更大的人。其中有几位是最早一批的智囊團成員，他們是對新政起了重大作用的高參。羅斯福在1932年競選總統時，因出于博采眾議和起草演說稿之需而清教知識分子，開創了使用智囊的先聲，但作為總統的一個顧問班子，其人選、數目和作用在整個羅斯福几屆政府中，前后則發生過不少重大變化。 第一批智囊團的成員有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蒙德·莫利、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和小阿道夫·伯利，以及休·約翰遜將軍等，他們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政府公職。公法學教授莫利是在1931年被羅斯福正式延攬負責主管競選材料的准備工作。捷足先登的莫利隨著智囊團的擴大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而初期新政的許多政策和立法草案都是由他負責審定或由他指派別人負責搞的。莫利早先是進步党人，在新政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自由主義色彩較濃的階段時，他就与新政格格不入了，后來就接受了新雜志《今日》主編的工作，离開了政府。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是一位英俊的經濟學教授，与羅斯福一樣，強烈地主張保護資源。他在農業部工作了几年，還在几個委員會里擔任過職務，他常以經濟哲理家和排難解紛的行家身分而被其他部門召請。哥倫比亞法學院才思敏捷的阿道夫·伯利教授，在新政初期未接受政府職務，然而在財政、經濟分析与國際關系等問題上卻不時提出可貴的咨詢意見。休·約翰遜將軍，是得到法學學位的西點軍校畢業生、他早期為羅斯福撰寫發言稿，并幫助起草農業与企業方面的立法，還負責過全國复興總署，但最后卻成為時常抨擊新政的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 在羅斯福周圍，還有一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擔任過不同職務的總統顧問，他們任職時間長短不一。其中托馬斯·科科倫与杰明·科恩，就是兩位典型的致力于新政事業的精明強干、熱情洋溢的青年律師。他們兩個都是哈佛大學法律教授弗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的高足。科科倫与科恩合伙草擬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和1935年控股公司法一類出色的“在法律上過得硬”的立法杰作。科科倫擔任總統助理的時間比科恩長，一直干到他的職位由哈里·霍普金斯替代為止。應聘來華盛頓擔任聯邦緊急救濟署署長的霍普金斯，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工作者，曾在紐約州的救濟事業中干得很出色。他后來又擔任了工程興辦署署長、商務部長等職，協助總統制訂國防、外交政策，直到羅斯福去世，他一直是總統最親密的顧問。 羅斯福的新政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觀點，大部分來自他那樂于兼收并蓄三教九流的人才的胸怀。這些人才不少出身于學術界。他們能在一般的事務中發揮他們的合理思維与分析才能，并在特定的領域里施展他們的專門知識。自認為是新政派的學者，通常是傾向于改革的。他們深信借助于計划，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造就一個“良好的社會”。為此目的，他們帶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影響，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家計划經驗，20世紀初期的都市改革目標，以及19世紀平民党的農業和財政改革的主張等。他們共同信仰；合理的思想是解決一切難題的最重要的鑰匙。除了少數的例外，這些總統助理都對几屆羅斯福政府的政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羅斯福网羅了這樣一個強大的辦事机构和參謀班子，隨即大張旗鼓地開始了他所推行的新政運動。大危机是由瘋狂投机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發的。羅斯福的新政處方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制訂的15項重要立法中，有關金融的法律占1／3。羅斯福就任時，全國几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3月4日，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就職后的第三天，1933年3月6日， 羅斯福發布全國銀行“休假”的命令。這是他采取的重建金融和經濟結构的第一步。接著又采取第二步行動，召開國會緊急會議，要求國會立即采取立法措施，認可總統采取的行動，擴大總統權力，授權總統采取他認為必要的整頓措施。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采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盡快复業。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淘汰一部分經營不善和基礎薄弱的銀行，另一個目的是為了使政府贏得時間，籌集應付儲戶提存所必需的貨幣。根据這一法令，總統得到了管制信貸、通貨、黃金、白銀和外匯交易的緊急權力。 政府禁止輸出黃金，違者最高可罰款1万美元和判10年徒刑。銀行的整頓是在几天內集中全力進行的。從3月13日到15日，已有14771家銀行領到執照重新開業，与1929年危机爆發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羅斯福采取的整頓金融的非常措施，對收拾局面、穩定人心起了個小的作用。公眾輿論說．這個行動猶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 在銀行重新開業的前一天。 1933年3月12日， 羅斯福發表了上台后的第一次“爐邊談話”，全國大約有6000万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了他的報告。他說，“我想找几分鐘的時間向全國人民談談銀行問題。”他用普通公民很容易听懂的話就銀行危机談了20分鐘，他的語調是熱情而又使人放心的。羅斯福敦促听眾把他們節余的錢存回銀行，他說：“把錢存入重新開業的銀行比放在床墊下更保險。”最后，他又回到就職演說時的話題。“讓我們團結起來消除恐懼。我們已經成立了恢复我們的金融体制的机构；現在要由你們支持這個机构使其發揮作用。這個問題既是我的，也是你們的。我們團結起來就不會失敗。”羅斯福以巧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新政思想。 為了使儲蓄戶放心， 在羅斯福的倡議下， 國會又通過了1933年《銀行法》（《格拉斯一斯蒂高爾法》），建立由聯邦承擔責任的聯邦儲備系統，成立聯邦儲蓄保證公司，對5000美元以下存款（后逐步增加為兩万美元），由政府保證其安全；規定商業銀行与投資銀行分家；參加聯邦儲備系統的各銀行不得從事支持股票市場投机的信貸業務；聯邦儲備局有更大權力控制全國信貸系統；私人銀行接受聯邦儲備局監督。由于采取了這些措施，銀行信用很快恢复，銀行存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增加了10億到20億美元。銀行信用初步恢复后，國會在1933年5月和1934年6月先后制訂監督和管理證券發行和交易的法律。 羅斯福在整頓銀行的同時，還采取了加強美國對外經濟地位的行動。從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黃金出口開始， 采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 美鈔停止兌換黃金；4月19日，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 6月5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發行以國家有价證券為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 并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加強了美國商品對外的競爭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元貶值是美國進行貿易戰經常使用的武器。可是在30年代，一些把金本位看作是強國象征的拜金主義者，把放棄金本位和美元貶值看作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羅斯福的預算局長劉易斯·道格拉斯認為，羅斯福的做法是“西方文明的終結”。可是大資本家們從切身利害關系中体會到羅斯福這一手确實厲害，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又有了強大的競爭力。金融巨頭老摩根公開發表聲明，贊成放棄金本位和美元貶值。羅斯福采取的這些措施，對穩定局勢，疏導國民經濟生活的血液循環系統，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在解決銀行問題的同時，還促使議會先后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复興法》，成了整個新政的左右臂膀。 《農業調整洁》是在羅斯福的授意下，由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和助理部長特格韋爾根据許多農業專家提出的相互沖突的建議，倉促起草的。其目的是恢复農業收入，減少剩余農產品，企圖把農業生產納入某种計划軌道的一個嘗試。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与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的規律的作用，調整農業是通過大規模破坏生產力來進行的，這就是所謂“減耕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農產品价格一直沒有恢复過來。農產品滯銷，農民負債累累。羅斯福上台后，成立了一些貸款机构，幫助農民還債。 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羅斯福就打算用“計划种植”來改變“自由种植”。根据這個計划，由農場主、農業部和地方農業机构共同商定每种農作物應該种植多少才能保持供求平衡，然后通過農業調整署地方委員會，告知每個農場主的耕作份額。譬如，一個棉農，本來耕种300英畝棉花，現在分到200英畝份額， 減少的部分由農業部給以補償。1934年，全國減耕4000万英畝， 殺掉幼畜600多万頭。這种由政府來控制生產，用補貼和重稅來進行調節的做法，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盡管農民的經濟狀況在實施農業調整后得到某些改善，農產品价格有所回升，但在新政計划中，羅斯福的農業政策受到了最廣泛的批評。當千百万人正忍饑挨餓的時候，卻要求以減少糧食生產和毀滅牲畜的方法來保證收入和利潤，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用大規模破坏生產力來應付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机，突出地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和荒謬。 “藍鷹”是《全國工業复興法》的標志。凡是接受《全國工業复興法》各項規定的企業， 一律發給“藍鷹”，懸挂在顯眼處。1933年5月上旬，羅斯福在全國商會發表演說，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几天后，5月15日，有關法案提交國會，規定企業界可以在政府同意下建立同業公會，訂立本企業的公平競爭守則，對違反守則的給予處罰；第七條第一款規定：“雇員有權組織起來集体談判合同”。這一款体現了羅斯福致力于使勞資在他的領導下“合作”，減少和緩和階級矛盾的設想。 這項法律得到大企業的勉強支持。羅斯福遂竭力爭取小企業的支持。他指出，大企業接受工業复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丰碩成果的領域還在于小雇主們，他們的貢獻將是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業机會。 這些小雇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們的計划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在各种壓力下，90％的企業自愿地或是被迫地加入“藍鷹” 運動，不同行業制訂了多達750种的本行業公平競爭法規。在當時的局面下，大企業還沒有從大危机的劇烈震動中复蘇，他們不得不接受羅斯福在簽署《全國工業复興法》時的保證：“使人們能重返工作，使他們能買更多的工農業產品，使我們的企業重新活躍起來”。 《全國工業复興法》雖然沒有達到羅斯福所期望的复興工商業的目標，但是美國工人運動的某些斗爭成果通過這個法律得到了反映。例如，根据复興法，与南方工厂達成的協議是走向廢止童工勞動的一個開端；就工資工時進行集体談判的規定，對改善工人的經濟條件是一個有意義的進展。對工資低、勞動條件惡劣的血汗工厂進行整頓和制裁。此外，工人還利用第七條第一款趁勢擴大了工會組織，增進了工人的合法權益。 在新政中，救濟是一個主要方面；在進行直接救濟的同時，還實行以工代賑。1933年羅斯福就任總統時，在全國大約5000万的勞動力中，竟有1500万人失業。在胡佛政府時期，這些不幸者的生存全靠州政府、市政府以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舍，但州、市政府及私人慈善机构准也沒有這樣的財源來接濟如此龐大的失業隊伍， 何況在整個蕭條期間每年還有150多万青年入進入勞動力市場。分崩离析的社會和美國的經濟結构，使得這一問題只有聯邦政府直接挑起重擔才能得到解決。這种和傳統習慣永久決裂的做法，不單標志著羅斯福政府已經認識到，它必須使其失業公民免受饑寒，而且也促使舊的清教徒倫理觀念的土崩瓦解。 為了試圖逐步解決就業問題， 羅斯福來取的第一個措施，是在1933年3月31日促請國會通過的民間護林保土工作隊計划。它吸收18歲至25歲的青年，從事造林。森林防火、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等方面的勞動。由陸軍部、內政部、勞工部和農業部共同管理。每月工資30美元，其中25美元作贍家費。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由2．5万名退伍軍人和2．5万名有經驗的林業工人管理和格導，管區達1400多個，遍及務州。這是“美國和平時期規模最大和最迅速的動員”。這個組織在美國參戰前，先后吸收了150万青年，開辟了740多万英畝國有林區和近20万英畝國有公園，興建了大量游覽設施。羅斯福曾經洋洋自得地宣稱；“我對我執政時的成就，沒有比這件事更使我感到自豪的了。” 整個新政期間，工賑机關名目繁多。綜合起來可以分成兩大系統。一是由內政部長伊克斯領導的公共工程署，它主要從事長期目標的工程計划，政府共先后撥款40多億美元。另一個系統是由羅斯福的主要顧問霍普金斯主持，包括前期的民用工程署花費近10億美元， 在全國范圍內興建的18万個小型工程項目，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參加工作。它的特點是工程比較簡單，交工快，适宜于吸收廣大非熟練或半熟練失業工人。工人工資每月大約50美元，相當于失業救濟金的兩倍。 羅斯福還從提高失業者的自尊心的角度來說明以工代賑的特殊意義。他在一次講話中說：“我能夠理解那些身居溫暖舒适、酒食充足的俱樂部里的先生們，會議論政府的開支，議論由于政府實行以工代賑給他們帶來的損失。……如果這些比較幸運的美國公民愿意跟我來，我不僅會向他們證明政府開支的必要，而且同時還會請他們看看我們通過這些開支所取得的具体的效益。這些先生們中有人對我說，發放救濟要比以工代賑更為經濟。這話不假。但是，不幸得很，說這种話的人對美國的真實情況實在接触太少；他們不理解，在救濟工作中，我們是同有正當自尊心的美國人打交道。對他們來說，單純的施舍會傷害要求保持個人獨立的一切本能。大多數美國人都想為他們所得到的東西付出點什么。這里所說的付出一點什么，指的就是老老實實地工作，而這种工作正是防止他們精神上頹廢的屏障。” 從1933年1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聯邦政府（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各項工程費用以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共達178．68億美元。 這一大筆錢經過工人的手，通過不同的渠道，以消費的形式，交回到資本家那里，這就是以政府投資作為刺激私人投資的“唧筒引動水”。有人認為羅斯福引動水挹注得還太少；有人卻認為羅斯福簡直是离經叛道無法無天。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喬治·特雷爾對羅斯福大把花錢的做法大張撻伐：“憲法天天遭到違反，憲法并沒有授權把聯邦的經費用于不是聯邦的目標”，他甚至說霍普金斯干的事“將是要發動內戰和革命”。 轉眼，第一個“百日”過去了。15篇咨文已提交國會，要求對全國的問題立即采取行動；15項重要法案已得到通過；羅斯福發表了10次重要講話。這些法律絕大多數是有爭議的，但是羅斯福無意發動一場革命，也無意為美國創建一种新的体制結构，更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他要在美國“實行社會主義”。相反，他只是代表資產階級中自由主義者的一部分，提出一系列“新政”措施，企圖加強國家資本主義，以克服經濟危机，鞏固資本主義制度。他是希望不改變經濟基礎，而在私人資本主義活動的基礎上擺脫危机。他是在設法醫治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疾病，力圖通過護理使它恢复健康。只是因為常規療法再也不能奏效，他才試用了試驗性的療法。羅斯福在競選中曾指責說，胡佛未能使經濟复興是因為他在使用現有的療法方面過于膽怯。羅斯福在奧格爾索普大學講演時許下的諾言是，“要進行大膽、持久的試驗”，現在他正在履行這种諾言。 然而，正當他推行新政時，醞釀風暴的烏云卻繼續在遠方集結。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中國東三省后繼續往華北地區挺進。在德國，由德國國會授予絕對權力的希特勒違反凡爾賽和約。開始執行一項重整軍備的計划，并把德國猶太人赶進猶太人聚居區。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几乎沒有談到國際問題；他同莫利和特格韋爾一樣，認為蕭條是美國經濟的崩潰造成的，最好的對策是在國內采取行動。盡管如此，他還希望美國在世界事務中重新發揮領導作用。新政初期的對外政策，同許多其他政策一樣，反映了羅斯福本人觀點自相矛盾。諸如旨在刺激國內經濟的農業調整法之類的措施，暫時禁止了從國外的進口，而國務卿赫爾闡明的政策則是在互惠關稅的基礎上建立一种經濟合作体系，以便為美國農產品打開新的國外市場。 為了試圖改變美國在世界人民眼里的形象，為國內經濟改革創造一种和諧的气氛，羅斯福上台伊始就積极謀求同蘇聯和拉丁美洲國家改善關系。眾所周知，自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美國政府一直拒絕承認這個地跨歐亞兩洲的大國，但是由于經濟蕭條，保守分子們改變了觀點，希望同蘇聯做生意。企業家們确信，蘇聯是美國出口商品的一個龐大的新市場。羅斯福認為，拒不承認蘇聯，硬把它置于“非法國家”之列的做法是愚蠢的，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的。他說：“僅僅由于我們不喜歡他們的政治制度，一個擁有1．25億人口的國家就和另一個擁有1．6億人口的國家連話都不講，是十分荒唐的。”甚至在就職之前，他就決定要在這些方面作些努力。1933年10月10日，羅斯福寫信給蘇維埃主席加里宁建議會談，經過接触，終于在1933年11月16日正式承認蘇聯，恢复了長期中斷的外交關系。這是羅斯福在美蘇關系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和拉美國家的關系上，他強調“美國致力于平等、合作和不干涉他國事務” 。此外，羅斯福還決定給菲律賓以自由。1934年3月國會通過一項法令，規定10年過渡時期之后，讓菲律賓人享受“徹底的獨立”。 在國際事務上，羅斯福首先作出的主動表示是，想使由于与會國不能找到共同點而瀕臨失敗的日內瓦裁軍會議恢复活力。法國要求得到防止复活的德國進攻的安全保證；希特勒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所強加給德國的种种限制；英國人和美國人謀求限制進攻性武器。羅斯福擔心，會議失敗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并會增加國內經濟改革的困難。因此，他謀求你會五六個星期，在此期間新任命的美國代表團團長諾曼·戴維斯可以在會議的范圍之外，同其他代表進行非正式磋商。作為美國對裁軍的誠意的證据，他提議削減正規陸軍14万。同絕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羅斯福認為，美國的第一道防線是海軍，而不是陸軍。他指定從全國工業复興法提供的緊急救濟資金中拿出238億美元用于建造軍艦。 隨著32艘新軍艦開始建造，其中包括“約克城”號和“企業”號兩艘航空母艦，以前几乎棄之不用的海軍和私人的造船厂又恢复了生產。 雖然羅斯福在忙于國內事務，但來華盛頓訪問的外國人卻絡繹不絕。他們前來是為了尋求新任總統的幫助和保證。第一個是從工党轉到保守党的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他頭腦里正為不列顛帝國复雜經濟的實力与難題犯愁。接著來的是法國的前總理愛德華·赫里歐，他為了老是不穩定的法郎而來。后來又來了加拿大的貝內特，墨索里尼的吉多·榮格，以及那位正在教希特勒如何把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武裝起來的德國貨幣魔術師沙赫特博士。其他國家派來了特別代表，那些不派特別代表的國家則由它們的大使充當代言人。 一共有48個國家要求幫助醫治它們的“經濟病症”。 在英美兩國領導人會談時，麥克唐納提出了一項旨在發生侵略時進行國際磋商以及削減武器和人員的計划。羅斯福認為，削減武器和軍隊是向世界性裁軍邁出的一大步。在麥克唐納和赫里歐离開華盛頓之前，羅斯福向他們保證，如果就武器削減和監督問題達成了協議，美國將放棄中立國的權利，并拒絕向被稱為侵略者的任何國家提供補給品。這一表示使法國感到放心，同時也使德國堅持重整軍備的立場成了阻撓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的唯一障礙。 羅斯福由于擔心希特勒可能會破坏他一直努力建立的微妙的均勢， 遂于5月16日呼吁54位國家首腦支持“以裁軍實現和平”和“結束經濟混亂”。第二天，希特勒就在德國國會發表講話作了答复。希特勒拒不承擔破坏日內瓦會議的罪責，他宣布德國不愿簽署一項互不侵犯協定，而且詭稱也愿解散他的整個軍隊，如果別國也這樣做的話。法國人對希特勒的“誠意”表示怀疑，他們不愿意用他們的軍隊換取所謂集体安全的紙上保證。這次會議陷入僵局，希特勒退出國聯，并放手擴軍備戰，羅斯福對此十分懊喪。 到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開幕的時候，羅斯福對它的熱情大部分已消失。經過許多天的爭吵，代表們始終在穩定貨幣匯率的問題上沒有達成一項協議。自從美元不含黃金之后，世界各地對美元的旋轉感到不胜惊恐。羅斯福并不希望穩定，因為他怕匯率穩定之后，美國的物价會停止上升，這對复興來說，可是性命攸關的事情。此時羅斯福正在海上巡視，他立即寫了一份咨文，并通過“印第安納波利斯”號的無線電發給會議，發給全世界： “為了促成更為真實、更為永久的財政穩定并給各國民眾帶來更大繁榮而召開的這個國際大會，如果由于有人建議進行純粹人為的、暫時的、只影響少數几個國家的貨幣兌換的試驗而背离正道，我將把它視為一場大災難…… “召開這次會議，目的是要改善或者治愈根本的經濟毛病。它決不能背离這种努力。” 從“印第安納波利斯”號高高的桅杆上的天線發出的電波，像宙斯的富霆一樣震撼著會議。英國代表團苦惱不堪，法國代表團火冒三丈，意大利代表團呆若木雞，德國代表團吃吃暗笑。世界經濟合作完蛋了。從此，讓各個國家自顧自吧！在羅斯福看來，錢幣不過是一种交換手段，是寫在紙上可以任意抹去的一組數字。他簡直不能明白，對于某些人來說，錢幣居然還有感情价值，他們竟會真心實意地維護錢幣的完整性。但對資本主義國家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吃過通貨無限膨脹的苦頭，害怕它就像那不勒斯人害怕維蘇威火山爆發。 事實證明，世界經濟會議是世界各國的最后一次相聚的机會。但是，如果以為會議能夠成功的話，就會使德國獅子心滿意足地同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羔羊偎依在一起，那就愚蠢透頂了。希特勒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可怕的計划已經作出，《我的奮斗》早在几年前就已經發表了。奇怪的是：短視的西方政治家們卻視而不見！ 世界經濟會議散伙之后，羅斯福來到坎波貝洛島上他的家園。自從他在這里患小儿麻痹症后，已經12年不曾來這里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海水太冷、道路太陡、難以攀登外，拖住他的還有另外的什么東西，那是一個連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原因，一個令人不敢正視的痛苦回憶。但是，現在他敢正視了。帶著海水咸味的強勁冷風，松林郁郁蔥蔥的懸崖和奇形怪狀的岩石，以及這個島嶼上的迅猛潮汐，這一切使他重又感到欣喜激動。因為他已經戰胜了在這里所遭到的打擊。他當上了美國總統，到達了雄心壯志的巔峰。他現在明白，他一輩子也离不開支架了，永遠需要別人的幫助与攙扶了。但是与世界提供給他的東西相比，這又算得了什么呢？過去的12年是斗爭的12年，也就像他現在所明白的那樣，是作准備工作的12年。下一個12年將是成績斐然的12年。但他一想到國內的危机，世界的風云，又犯愁了。他決心回到華盛頓后，加快改革，大力推行新政，爭取國內經濟早日复蘇，以便迎接即將到來的世界風暴。正是：五洲震蕩風雷激，加速改革為社稷。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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