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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想到又得重新依賴海洛因就感到厭惡。可是，戴特萊夫吸毒后沉醉于虛幻之中，我要不能這樣，我倆無法互相交流，彼此就像互不認識似的。所以，當戴特萊夫又拿可卡因給我時，我就接受了。我們拿注射器，決心再也不吸毒了。我們以為自己過去還未吸過毒，以為完全能夠輕而易舉地戒掉。但是，就在這時，我們已經又在考慮如何才能弄到第二天早晨用的毒品。 糟糕的事又重新開始了。只是我們沒意識到自己一開始就會陷到這种地步，還以為能把握一切呢。 有一陣子，戴特萊夫為了我倆去干活儿。當然，這沒有持續多久。于是，我又不得不再去街頭拉客。不過開頭我的運气好极了，我接的客都是過去的常客，這樣使我感到不那么惡心。 戴特萊夫見我又不得不去拉客，就把我帶到約根的家里。約根在柏林的工商界小有名气。他很有錢，還經常与議員們共進午餐。他已經三十出頭但仍顯得很年輕。他講的話用的詞全与年輕人一樣，而且他也了解年輕人的事儿。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當官儿的”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到約根家里時，見到20多個年輕人圍坐在一張大木桌旁，桌上的鐵制燭台上點燃著許多蜡燭，還擺滿了各种名酒。他們什么都談，气氛輕松。而且還注意到坐在桌旁的男男女女們個個都很漂亮。約根像是個頭儿。我心想他大概艷福不淺。這套住宅的豪華使我吃惊，里面的每件東西都值很多錢。另外，盡管闊气，主人卻還是那么和藹可親，我覺得這真不錯。 我們受到朋友般的接待，盡管我們是那里惟一的吸毒者。我們聊了一會儿，一對男女問是否可以洗個澡。約根回答說：“當然可以，淋浴室就是為了洗澡的。” 淋浴室緊挨著起居室。這一另一女朝那走去。有几個男女也跟著他們走進浴室。不一會儿，他們走出浴室，光著身子來要浴巾，我心里想：這伙人真不論！他們似乎相處得很好。將來，我和戴特萊夫也搞一套這么豪華的房子，我們也邀請這么一幫可愛的朋友。 不一會儿，几個洗完澡的男女在屋里走來走去，他們全裸著身体或者僅在腰上圍塊浴中。然后他們互相接吻。一對男女走進臥室，里面放著一張大得出奇的床。一條寬敞的走廊從容廳直通臥室，因而可以看到臥室里發生的一切。在那對男女做愛時，其他的人也來到這張大床上。一些男人開始与女人做愛，還有一些男人与男人做愛。有几個人就在桌子上干開了。 我明白了：這是一處淫亂群居的聚會。他們想讓我和戴特萊夫也加入進來，但是我對此毫無興趣，我不愿意讓隨便什么人來吻我。他們的舉動并不令我感到厭惡，看見他們這樣尋歡作樂，甚至我還感到一點刺激。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想單獨与戴特萊夫在一起。 我尤其欣賞他理財的手腕。這大概是他身上最使我感興趣的地方，他給我講他如何去投資，錢就几乎自動地越滾越多。同時，他又很大方。他不直接付錢給加入淫亂群居聚會的其他人，但有一天，我看見有一個家伙向他要了几千馬克去買一條超短裙。約根開了張支票給他，并說：“拿著，你的緊身超短裙。”我有時候去約根那儿，純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這樣的顧客。我有時晚上在他那儿看電視，這樣一來，我覺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萊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們不再去參加淫亂群居聚會，對于那些我們已經不感興趣。我不去地鐵動物園站時，就去選帝侯街地鐵站閒逛。站台上有一百多個吸毒者，他們在賣可卡因。有几個厚顏無恥的流氓專門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個碰頭的地點。 我們在他們中間穿來穿去与他們聊天。有時，我又竄到另一伙販毒者中間，我的自我感覺好极了。我在地鐵站台上溜達就像一個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見一些上了年紀的婦女挎著印有大商店名稱的塑料包，惊恐地盯著我們，她們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們這些吸毒者要比她們強。這里生活很艱難，人們隨時都可能死，再說人也活不到老。然而這种生活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總之，我喜歡這种生活。”我盤算著我要錚的錢。我一天需要100馬克，完全是為了買可卡因。加上其他的開銷，我一個月的支出達到4千馬克，因此我必須弄到這筆錢。足足4千馬克，這相當于一個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歲就要搞到這么多錢。 當然，我只能去拉客，這是個肮髒的行當。但是，當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時，這對我來說也不是太難忍受的。說真的，我只不過是應付顧客。總之，他們的錢花得不合算，總是由我定條件，我不接吻。 這里有比我花銷更大的吸毒者。据他們所說，他們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這樣他們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馬克。可他們總是有辦法搞到這筆錢。他們比一個總經理賺的錢還多，而且還不會被警察逮住。我經常与這些大吸毒者往來，高興時就去選帝侯街地鐵站找他們，与他們隨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間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虛幻中時是如此。總的說來，我感覺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難受。我還能夠讓自己沉醉在無數的虛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進去了。我無所顧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從我父親到我母親的朋友，從那個可咒的學校到老師，從大樓里的看門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鐵的檢票員。現在我已是無所畏懼的了。我甚至對有時在地鐵站台上巡邏的民警無動于衷，至今，我已躲過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個時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來往，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對可卡因的渴求簡直令人作嘔。例如阿特茲和盧浮。阿特茲是我的第一個男友，在戴特萊夫之前愛上我的第一個小伙子。1976年，在“音響舞廳”的時候，盧浮、阿特茲都是我們吸大麻團伙中的舊友。阿特茲和盧浮開始給自己注射毒品的時間比我稍微早一點儿。目前，他們住在一套舖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廳，有雙人床。盧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妝品公司干粗活儿。他們倆對我說他們在肉体上從未依賴過海洛因，甚至還戒過一、兩個月的毒。我相信他們，雖然我每次見到他們時，倆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茲和盧浮看作榜樣。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狀況，那時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茲和盧浮那樣做。戴特萊夫和我有一天也會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帶地毯的客廳。 再說，這兩個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樣好斗。阿特茲有一個情婦，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倆依然很合得來，我覺得這很了不起。我很喜歡去他們家，跟戴特萊夫吵了架，我就去他們家沙發上睡覺。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較好，回到家里，在客廳里碰上了媽媽。她一言不發遞給我一張報紙。我全明白。每當報紙上報道某人死于吸毒過量的消息時，她總是這么做。這使我感到緊張，我不愿意讀這類消息。 我還是接過了報紙。報上說：“裝配門窗玻璃的學徒工安得烈·w（17歲）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歲的年輕實習護士試圖幫助他。然而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在那套他父親曾花費大筆錢為這對年輕人准備的漂亮房子里，年輕小伙子自己注射了過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沒有立刻反應過來，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裝配玻璃的學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錯：原來說的是安得烈·維左內克，是阿特茲。 見鬼。我腦子空空的。我嗓子發干，感到不舒服。這不可能。不會是阿特茲。他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對吸毒向來都無顧忌。我盡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媽面前流露出這條消息對我的震動——她不知道我又開始吸毒了。我拿著報紙溜迸寢室。 最近我沒有見到阿特茲，我只是從報紙上才知道所發生的一切。那已經是上個星期的事了，他用了過量的毒品，然后到了醫院。西蒙娜在醫院等他，她切斷了自己的靜脈。人們把他倆救活了。阿特茲臨死前去過警察局，揭發了他所認識的毒品轉賣商，其中包括兩個被稱作“孿生姐妹”的姑娘，她倆總是有极純的可卡因。接著他又寫了一封遺書。報上登了這封遺書：“我將把自己除掉，因為一個吸毒者帶給父母朋友們的只是憂慮、煩惱和失望。吸毒者不僅是在自我毀滅，同時他也毀坏了其他人，謝謝，我親愛的父母，我最可愛的西蒙娜。從肉体上講，我僅僅是一塊廢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誰造成了年輕而又充滿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關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試一試的人：我試試怎么樣？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們，看我變成什么樣了。別了，西蒙娜，你的一切憂慮都將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語說：“瞧，阿特茲曾經是你的第一個朋友。現在他已長眠地下了。”我沒有哭，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不可能再有絲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人為阿特茲傷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經不時髦了。而且有些人還埋怨阿特茲。因為他揭露了販賣上等可卡因的轉賣商（他們已經坐牢了）。這樣一來，他應該說欠了許多想吸毒的人的債。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茲死了一個星期之后，以前從未碰過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開始給自己注射毒品。几個星期以后，她放棄了她實習護士的工作，開始拉客。 盧浮是几個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過量的吸毒。 阿特茲的死結束了我們這幫吸毒者的黃粱美夢。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幫中的明星，不再慶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會被逮捕。恐懼与不信任感在我們吸毒幫中冒頭，因為大家都認識阿特茲。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塊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夠用，每個人都想第一個注射。猛然間，大伙儿都互相推讓想排在最后一個。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害怕。實際上每個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藝儿太強，又太純，如果它還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髒東西，那可要命了。因為不僅僅過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純度或太髒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總之，又是無法擺脫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茲遺書中所描述的一樣。我最終也毀了我媽。我高興時又開始回家，我媽在等我。接著，她吃了几片安眠藥以便能睡上一會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鎮靜劑，已經支撐不住了。 我越來越相信我的結局將會同阿特茲的一樣。時常只要我發現一絲希望之光，就連忙緊緊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歡的老師莫克先生。他曾讓我們排過一出戲——就像舞台上的劇一樣——一個年輕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談話。例如雇工人時的交談。我們中間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職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談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給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尷尬。同時我對自己說：“大概你也要學會從生活的困境中脫身。” 莫克先生還領我們去職業指導中心。我們在中途停下來觀看盟軍隊伍游行。那些男同學們對坦克、技術以及類似的東西感興趣。可我不喜歡，那些東西會發出可怕的嘈雜聲，又只能用來殺人。 但是我很喜歡職業指導中心。我仔細閱讀了与動物打交道的有關職業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萊夫又去了一趟職業指導中心，索要有關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萊夫也發現好几种使他感興趣的職業；他跟我一樣，很喜歡与動物打交道，甚至包括農村中這方面的職業。我們開始較多地思考這個問題，几乎忘了我們需要錢去買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現在地鐵動物園站拉客，對職業的向往又顯得很渺茫了，但我總是把職業指導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繼續這么混下去，甚至連畢業證書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買了一份《花花公子）雜志，坐地鐵去上學。我是為戴特萊夫買的，他很喜歡這份雜志，但我也讀。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們那么喜歡（花花公子）這份雜志——說真的，現在看來真不可理解，但在當時，在我們看來，這份雜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淨世界的畫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無問題。沒有同性戀，沒有無賴，小伙子們用煙斗抽煙，開著賽車，腰纏万貫。姑娘們与他們睡覺，因為她們高興這樣做。有一次戴特萊夫對我說，這些都是編的，是荒謬的，但是這并不妨礙他閱讀這份雜志。 那天早上，在地鐵里，我從這份雜志上讀到一個我很喜歡的故事。我沒有全弄明白，因為我完全處在恍惚狀態中——我早上剛注射了一針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發生在很遠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藍，驕陽似火。當我讀到那個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從辦公室歸來時，我淚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鐵到站。 課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萊夫一道走得遠遠的，遠遠的。下午我們在地鐵動物園站時，我把所想的告訴了他。他對我說他有一個叔叔和嬸嬸在加拿大。他們住在一個大湖旁邊，四周只有樹木田野，他們肯定會留我們住下的。但是他說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學業。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這不成問題——這樣，等我去了以后，我們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買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對他說，我也很想完成學業。再說，我在班上學得也不錯。今后不能再開玩笑，我要專心學習，拿一個好的畢業證書。 戴特萊夫与一個顧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兩個家伙從我身后冒出來：“你在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為至今他們還沒有找過我的麻煩。几個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齡跟我相仿的女孩們在地鐵動物園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們只注意帶著瓶子或香煙條的東柏林的人。這些人是警察追蹤的目標。 我很沉著，回答悅：“我等朋友。” 其中一個便衣警察說：“你在拉客吧？” 我說：“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號女人嗎？” 他們問我的年齡：“14歲。”接著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證。我提醒他們注意，16歲才發給身份證。 看上去像個警長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給他。他從包里搜出的第一件東西是勺子。他問我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緊接著他發現了注射器和剩下的東西，他們把我帶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們不可能把一個14歲的少年投進監獄。 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屋里，恰好在警長辦公室的旁邊。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褲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連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沒有。一個女警察來了，給我脫衣服——全被脫光了，包括褲權和胸罩——滿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褲里發現了可卡因。 一個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詳細的報告，又把副本放進一個大文件柜里。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們待我還和气，他們對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著這樣的話：“怎么樣，小姑娘，你干嗎要這樣呢？你才14歲。一個年輕姑娘，又可愛，可惜已經毀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媽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他們通知了她。 我媽下班后五點半來到了這儿，精疲力盡。她与警察交談——警察總是那些現成話。“唉，孩子們，”她說，“我真不知道拿他們該怎么辦。我曾試圖幫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來。” 這是什么話！“她不愿意戒毒”！我媽完全站在了警察一邊。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當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樣呢？這我倒很想讓她給解釋一下。 從警察局出來后，她向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你還到哪儿游蕩來著？——在地鐵動物園站嗎？——你很清楚，你不應該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萊夫。我這點權利大概還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見這個不想工作的無賴、怪人。”接著她又問：“你去拉客了嗎？” 我把她臭罵了一頓：“你瘋了？你再說一遍試試看。誰讓你提這种事？你把我當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聲。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親冰冷的樣子給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幫我了。可她又是怎樣幫助我的呢，就會教訓我：“不准再去地鐵動物園站。”“不准再去見那個無賴戴特萊夫。” 她把我領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沒有了。清晨，她從床上把我拖起來，盯著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點儿神都沒有。你好像一臉的焦慮和失望。” 當我母親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鏡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癮發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陰沉。實際上沒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熱，擦了把臉。我又感到冷，就跳進盛著滾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來，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熱水。我必須度過這段時間，堅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鐵動物園站什么也找不到，一個顧客也拉不到，也沒有人給你注射一針毒品。早上誰也不會有可卡因。總之，能賣給你毒品的人越來越少，阿克賽爾和貝爾恩德到處鑽營想辦法：他們也越來越難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萊夫也常常無能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們情愿扔進水溝里也不愿意給你。 毒癮折磨得我越來越難受。我掙扎著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騰，想搜出一點儿錢來。客廳門鎖著：一聲敲門聲，進來的是我母親的男朋友，他以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來，我就學會了用一塊彎板撬鎖的技巧。客廳里一分錢都沒有。我突然想起我媽收集的全新的5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個啤酒盒里，擱在廚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著手都發抖。因為我的毒癮犯了，再說我想到這是偷我媽的錢。我第一次這么干，我總認為這么干太可恥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樣，毒癮上來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萊夫的朋友貝爾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東西都賣光了——電視、電咖啡壺、電動刀。一切可以賣的他都拿去賣了買可卡因。我至今只賣過我的手飾和唱片。 5馬克的錢票在盒子里滾動。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錢剛剛降下來：從45馬克降到35馬克。我計算著：我需要七張票子，由于我接客時，每個客人一般都給我40馬克，除了買海洛因，我還剩5馬克，這樣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張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個星期，我就能把這些錢全部還清，我媽也不會發覺。接著，我帶著7張5馬克的票子溜出家門，來到柏林技術大學餐館——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親每天晚上檢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個地方打針，那地方出現了一塊硬皮，我對我媽說那是一塊傷口，總也愈合不了。但她終于還是發現了一處新鮮的針眼。我承認了：“剛打了一針。我只是偶爾打一針；很少打，這對我沒有什么害處。” 我媽狠狠揍了我一頓。我也不反抗。再說，我對此無所謂。總之，她把我當成坏透頂的人了，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訓我的机會。她本能地找到了這种好辦法。由于一個吸毒者只有在墮落到底再也不行時，才准備認真地去改變這种狀況。于是，他或者去自殺，或者去尋找哪怕是僅有的一點微小希望來自我解脫，來戒毒。顯然在當時，我遠遠不能懂得這點。 我媽又找到了另一線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個月的假，可能以后經常會這樣做。外婆住在漢森鄉下。我既高興又优慮：我怎么能与戴特萊夫和注射品分得開呢？但是我只得服從。然而我獲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萊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點儿。与戴特萊夫過了一夜之后，我對他說：“我們倆總是在一塊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個星期徹底戒毒。机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希望你也這么做。我返回來時，我倆都變成新人，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戴特萊夫同意了。他說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正准備告訴我。我已經知道怎樣搞到戒毒藥，過兩天，他就開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蕩了。 第二天，在動身去外婆家開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針上等的毒品。到達那几時，我的毒癮還未發作，因為情況不太一樣。在農場田野這种環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覺。一切都刺激著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蓋上來，后來我發現鄉下的廁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癮的綜合症狀全在我身上出現了。我溜到屋外，逃進森林里，鳥的叫聲敲打著我的每一根神經，一只兔子也嚇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觀望架上去抽煙。可我連把煙抽完的勁儿都沒有。如果我能死在這儿該多好啊！過了一會儿，我終于拖著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對外婆說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對我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擔憂。 我床頭上有一幅張貼畫：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著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話：“瞧，這就是下場。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訴我這幅畫是學校里的人給她的。我不知道我媽已經把我的事告訴外婆了，我盯著注射器，我只看得見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見。我想象那支針管里灌滿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開了畫面，朝我走來。我盯著那支可惡的注射器看了好几個小時，我几乎成了瘋子。 我表妹來看過我几次。她故意裝著沒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樣。她想讓我听流行歌曲，她以為那大概能讓我輕松一些。想起來，外婆家那樣關心照顧我，真叫人感動。 戒毒的第一天顯得那么漫長，沒完沒了。我不住地歎息。我夢見一個我在柏林見過的家伙。老是夢見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腳爛了。他的雙腳全黑了，几乎癱了，快走不動路。他發出一种惡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著兩米遠也難以忍受。人們叫他去醫院就醫，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實際上，他在等死。這個家伙的影子老是纏著我，眼前總是浮現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處于毒癮半發作的痛苦中時。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樣：我大汗淋淋，發出惡臭，嘔吐。 第二天早上，我堅持不住了。我拖著身子走到村里的電話亭，給我媽媽打電話。我傷心地哭泣著，央求她讓我回柏林。 我媽顯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嗎？可你不是說你只是偶爾吸一點毒嗎？那就不應該有那么嚴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過快件給我寄點安眠藥。我知道在鄰近的一個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這里時知道的——可我沒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說，在那里我誰也不認識。一個吸毒者离開了他所熟悉的環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癮幸好只持續了四天。在這之后，我感到徹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覺不到身体從毒品中解脫出來了。柏林讓我厭惡，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覺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覺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盡力克制不去這么想。 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藥——我媽很晚才寄來，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滿滿一酒窖）。我胃口大開——吸毒者和其他人沒有兩樣。早餐，我要吞進入5個小面包，下午還要吃整整12片蘸果醬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樣，在凌晨2、3點鐘以前我是睡不著的，我又要吃貯藏的水果醬，李子醬、桃子醬、草毒醬，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這种飯量，我很快長了10公斤。我的褲腰帶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長圓了，外婆全家都很高興。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頑固地像以前那樣瘦骨零丁。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饑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褲也穿不進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條方格子的可笑的褲子借給我，這种褲子我在柏林時，從11歲起就不再愿意穿了。這個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們的圈子。但這在我看來好像是在做夢：一個吸毒者，一部精彩的電影，然而打出劇終的字幕還得有一段時間。 我從不談吸毒，再說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這部精彩電影。但是我的毒癮期一過，我就給戴特萊夫寫信，讓他給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夾了20馬克。我勸戴特萊夫戒毒后，我又干這事！話說回來，我到底沒有寄那封信，因為我怕戴特萊夫不給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騎馬，由我表妹陪著游覽周圍的古城堡，我們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場玩，采石場以前是屬于我外祖父的。這個采石場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腦溢血。我母親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說，采石場某處原先有扇鐵門，門后堆放著家譜，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譜。于是，我們几乎每晚都去找這扇門。工人們有時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鑰匙，于是我們就開著推土机在采石場里找。我表妹与我同歲，我倆相處得很好。我給她講戴特萊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熱戀者在談她的情人。我告訴她我与戴特萊夫睡過覺。她表示完全贊同。 她給我講了一個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來這儿附近露營。她很喜歡這個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覺，可她沒有依他。她問我這樣做是不是傻瓜。 我說不是，她是對的，最好是她把貞操留給她真正愛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來向我訴說他們的問題。我簡直成了克麗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給他們講如何處人處事，告訴他們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他們的問題在我看來很可笑，但我仍然認真听著，而且我總是能夠給他們提建議。一談到別人的問題，我真有辦法。只是解決不好自己的問題。 一天晚上，戴特萊夫打來電話。我高興得快瘋了。他告訴我他正從一個顧客家給我打電話，一個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電話里多聊一會儿。我告訴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點儿成了瘋子。我問他的情況。他還沒有戒毒，真見鬼。我對他說我很高興不久就能見到他。他答應給我寫信，誰知他寫不寫。戴特萊夫不想寫信，但他后來又從那個顧客家給我打過一次電話。 這次通電話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萊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們患難与共，已經結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著他。只想他一個人。就像在祈禱。我計算著我們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時給我零用錢。我几乎全省下來了。我也不清楚為什么這樣做，節省錢，我向來做不到。但這次我做到了。我攢了40馬克。我把它們藏起來，我的40馬克——40馬克，對于我，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這是買一針毒品的价錢，也是我向嫖客們要的价錢。 我自言自語：“這不可能！你正在節省的錢不是為了你的第一針毒品做准備的！”我跑去給自己買了一件值20馬克的T恤衫，僅僅是想擺脫這不祥的40馬克。因為我到鄉下，就是為了徹底戒毒。 假期的一個月很快過完了。我媽打來電話：“你還想在那儿呆一段時間嗎？”我沖口而出：“不。”如果她問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輩子嗎？”我大概還會考慮一下，從一開始，我就把這段生活當成夢幻，開頭是恐懼，結尾平靜而溫和。而且這也只能持續一個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備。現在我想回到戴特萊夫身邊，因為我們已經像一對夫妻了。 我動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勸我帶著那條方格褲子，這褲子現在我穿著正合适。我固執地換上我的牛仔褲，線縫都繃開了。拉鏈也拉不上。沒辦法，拉鏈讓它敞著，我就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長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備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裝。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來到地鐵動物園站。戴特萊夫和貝爾恩德都在那儿。卻沒有阿克賽爾。他大概与一個老無賴在一起。 兩個小伙子熱情地歡迎我。他們的确很高興見到我。尤其是戴特萊夫，一眼就能看出。我問他：“戒毒順利嗎？你找到了個好工作？”我們仨人全都大笑起來。 接著我問：“阿克賽爾哪儿去了？” 他們很奇怪地看著我。過了一會儿，戴特萊夫低聲說：“你不知道？阿克賽爾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點儿出不上气來，我對他們說：“嘿，別開玩笑了。”但是我明白這是真的。 現在輪到阿克賽爾了。以前每個星期，阿克賽爾在那間吸毒的陋室里給我准備一張干干淨淨的床和被子，而我總是給他帶一盒金槍魚——很蠢的東西——他給我買達努納酸奶。我与戴特萊夫吵架后，阿克賽爾是我惟一可以信賴的人。我想哭一場時，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處。因為至少他沒有傷害過吸毒幫中的伙伴或向誰挑釁過。 “這是怎么回事？” 戴特萊夫向我解釋：“有人在公共廁所里發現了他，針頭還扎在膀子上。”這兩個小伙子提起阿克賽爾的死，就像在講一個陳舊的故事。似乎他們不想提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槍魚罐頭盒。我心想我再也不會買它們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萊夫：你現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萊夫告訴我：“阿克賽爾的母親已經把房子賣了。我現在住在一個顧客家里。” 我說：“哦，見鬼！”這消息几乎与阿克賽爾的死訊一樣震動了我。有一陣子，我自認為已經徹底失去了戴特萊夫了。 他繼續說：“這是個不錯的家伙。他年輕，25歲左右，沒有情婦。我對他談過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隨戴特萊夫去買可卡因。我們碰見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對他們說：“真討厭，在阿克賽爾身上發生的一切真討厭。”但其他人沒有反應。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語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討厭，阿克賽爾發生的一切。” 接著，我們來到公共衛生間。戴特萊大想立刻打一針。我給他幫忙。我等著他給我一點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當面拒絕，說一聲“不”向他顯示我現在是多么堅定。但他沒有給我。我還在為阿克賽爾的遭遇苦惱。戴特萊夫准備針管，又強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僅僅打一小針，大概不會損害我，還可以幫助我忘掉阿克賽爾，也不去想戴特萊夫睡在一個顧客家的事。 “又開始啦？”戴特萊夫對我說，“我還以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當然容易。我在鄉下時，你戒過毒？不是真的吧。伙計，我向你保證我戒過。這只是又開始，非常需要一點儿可卡因。” 戴特萊夫說：“戒毒也不難。我想什么時候戒都可以。這對我來說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邊說邊給自己注射。他在針管里給我留了一點儿。這足以使我神魂顛倒——我很長時間沒有沾一點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賽爾。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媽什么也沒有察覺，她很高興看見我長得這么胖。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保持住了增長起來的体重。 我經常去沃爾弗家，就是戴特萊夫多次講過的他的那個顧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萊夫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討厭沃爾弗。他愛戴特萊夫，當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萊夫爭吵時，他高興得發狂，而且總站在戴特萊夫一邊。這讓我很生气。戴特萊夫与沃爾弗在一起時，是當丈夫，他讓沃爾弗去買東西，命令他做飯洗碗。我被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來為戴特萊夫買東西做飯。 我對戴特萊夫說，這种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沃爾弗總的來說還不錯，沒有其他顧客那么討厭。 戴特萊夫對沃爾弗發號施令，盡給他顏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當戴特萊夫急需錢時，他才到沃爾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萊夫与沃爾弗睡在一個房間里。我和戴特萊夫做愛時，他就看電視，或者干脆轉過臉去。他是純粹的同性戀者，不能忍受看見戴特萊夫和我睡覺。我們仨人已經墮落到极點了。 如果最終戴特萊夫也成了同性戀者怎么辦？我總是想這個問題。一天晚上，我擔心的事發生了。由于戴特萊夫身無分文了，就去找沃爾弗。我獨自睡在另一張床上。戴特萊夫熄了燈，這种時候他總是這么做。我覺得過了很長時間，我甚至覺得听見了戴特萊夫在喘气。我起身點亮一只蜡燭。他倆躺在被窩里，好像正在亂摸。這簡直是對我和戴特萊夫關系的一种損害：戴特萊夫不應該讓他亂摸，我气极了，很想讓戴特萊夫与我在一起，但我無能為力，我朝他們大吼：“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萊夫不說話。沃爾弗气坏了，熄掉蜡燭。戴特萊夫整夜都与沃爾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頭都打濕了，但沒有哭出聲，我不愿讓他倆知道我在傷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傷心，決心与戴特萊夫徹底分手。吸毒越來越損害了我們的愛情。 總之，我明白了，只要我們繼續吸毒，戴特萊夫就不可能只屬于我一個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顧客們共同擁有他，特別是与沃爾弗一道。從我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我重新開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別的——由于我總是急需錢，所以我不再能夠在我的顧客面前拿架子，也無法再由我來給他們定條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爾弗家。因此，我又開始与吸毒幫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們相處得并不是太好。每個人只想不停地談自己，絲毫不愿听別人的話，哪怕只有兩分鐘。例如，巴普西不厭其煩地大談街頭廣告牌上一個破折號的含義，可施特拉和我急著想講講我們怎樣被一個賣主給騙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給了我們。但我和施特拉同時想講，每個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講，于是我倆又爭吵起來。大多數時候我們想要交談時，結局總是如此，誰都不讓步！我們每個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講敘。因為說真的，這正是我們吸毒幫中不再存在的東西。以往彼此還能理解。現在全完了。惟一的辦法是向警察講敘自己的冒險經歷；我們又都恨警察，這些坏蛋。我在這方面比別人經驗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選帝侯街地鐵站。戴特萊夫和我剛從一個顧客家里出來。我倆很高興，沒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馬克，剛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們已經買了可卡因裝在口袋里，還剩了不少錢。我發現地鐵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車進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車廂里鑽。戴特萊夫也嚇坏了，緊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著了一個上年紀的人，他大叫起來：“干什么，該死的吸毒鬼！”這是他的原話。報紙對地鐵站發生的這一切大肆渲染，鬧得人人皆知。 兩個便衣警察跟在我們后面進了車廂。很顯然，我們的舉止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本來不會發現我們：一些人涌向我們，抓住我們的衣服，一面發瘋似地大叫：“警察先生們，他們在這儿！”——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個西部片中的違法者。我恨不得鑽進地縫里 我緊緊拉住戴特萊夫。一個警察對我們說：“用不著再玩羅密歐与朱麗葉的把戲了。跟我們走，快走。” 他們把我們押進一輛小面包車里，帶到警察局。警察很討厭我，但沒有再提什么問題。他們只是說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經被立過案。他們甚至認為無須再通知我母親。他們把我划入不可救藥的人的行列：他們又把二、三份報告添入我的檔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時后警察放了我們。但把我們的可卡因搜走了，我們又得回去買。幸虧我們還有足夠的錢。 后來，地鐵動物園站的警察終于認准了我，他們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個較年輕的帶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對我還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嚇我一大跳！但他卻大笑起來，問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話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嗎？”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沒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對我說：“這些天不要在這里游蕩。否則，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個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帶進警察局，因為那里面的人不想為一個半死的14歲的少年寫三十六份同樣的報告。 戴特萊夫和我在選帝侯街地鐵站被抓住又放出來后，我們找到另一個販毒商——我們熟悉的販子找不到了。我們溜進溫德費爾廣場公共廁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設備大差了，沒有一個水龍頭能用。我用抽水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髒的洗手池里洗針管。 陌生的毒販子賣給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癱倒在肮髒的瓷磚地上。我立刻又爬起來，但是好一陣子，我完全處在云霧里。 我和戴特萊夫去“音響舞廳”轉了一圈，很久以來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動，我則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個孔，我湊近吸孔，把兩根吸管插進孔里，開始吸桔子汁，我眼睛發花，直要嘔吐。我走進衛生間。 我轉回來時，碰上一個經理，把我當成可惡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著我走，又拉開一扇屋門，里面放著飲料箱，還有一把酒吧間的高腳圓凳。 我立刻明白了。別人給我講過這里的內幕。他們把吸毒者和不受歡迎的人脫光衣服，綁在高腳凳上，然后打一頓，有時用鞭子抽。我听說有些家伙在“音響舞廳”挨揍后，需要住几個星期的醫院，有几個人甚至顱骨被打碎。這些不走運挨了一頓打的人甚至連抱怨都不敢。這些該死的經理們是暴虐狂，同時也為了不讓吸毒者再到他們店里來，因為警察經常威脅他們要關閉“音響舞廳”。顯然那些跟他們睡覺的吸毒者不會挨打。這個“音響舞廳”是一個可恥的夜總會。假如那些父母們知道在“歐洲最現代化的迪斯科舞廳”所發生的一切，該怎么樣呢？那里面的人慫恿年輕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這幫以淫亂為業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見這個陰森的倉庫，我害怕极了。我拼盡全身的勁儿，從那家伙手中掙脫胳膊，向門口沖去。我已跑到街上，他還沒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輛小汽車上撞。我沒感到撞擊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萊夫，很為他擔心。他們知道我与戴特萊夫是一道來的，他進舞池后，我再也沒見著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場上了。 我跑進一個電話亭給警察打電話。我解釋說我的一個朋友正在“音響舞廳”里面挨打。警察很高興得到這個消息，終于有理由關閉“音響舞廳”了。他們像蓖頭發一樣仔細搜了一遍屋子，沒有發現戴特萊夫。我于是打電話給沃爾弗。戴特萊夫早已回去睡覺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開類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發瘋。 被抓過几次之后——這是他們帶給我的惟一的收獲——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號辦公室。我沒有忘記這個門牌號碼，我常進這里…… 我放學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見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針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們了。可是我沒有檸檬，因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淨。當時，可卡因摻假越來越厲害：因為它已經被倒過好几道手，批發商、中介人、零售商，為了賺錢，每人都往里摻假。 怎么溶解掉這些含髒物的可卡因呢？很簡單，我拿來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進裝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勁儿太大了。我整整一個小時之后才醒過來，針頭還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頭劇痛，根本站不起來。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這么一個人死去。我爬到電話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鐘來撥我媽辦公室的電話。我對她說：“媽媽，我請你快來，我要死了。” 媽媽回來了。我終于站了起來。我總感到腦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緊牙關。我對我媽說：“我還沒有斷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顯出一副可怕的絕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沒說，只是看著我。我忍受不了這种悲哀。絕望的目光。它使我的頭更疼。 過了一會儿，她問我想要什么。我說：“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來滿滿一籃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為我徹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過量，而是醋的緣故。我全身都動彈不了，四肢不听使喚。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經過的一樣。他們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暈倒過。就這樣，他們有一天就再也沒有醒過來。我不知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獨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獨地死掉。經常是死在肮髒的廁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實際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為什么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個吸毒者，干嘛活著？ 難道僅僅是為了自我毀滅，同時也毀坏別人嗎？我想那天下午我真應該死掉，這全是出于對我母親的愛。總之，我不清楚我是否還活著。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堅持一會儿了。我必須去見警察，否則他們就該來找我了。但是我沒有力气一個人走去。我四處打電話找施特拉，后來在一個顧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親剛剛提醒過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來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倆坐在一個長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著叫我進314號辦公室。我像個規矩的小女孩似的走進辦公室。我又行了個屈膝禮。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藹可親，對我說她有個女儿比我稍稍大一點儿，她女儿15歲。但她女儿不吸毒。喲，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問我的身体，又遞給我一杯咖啡、一些糕點和苹果。 這位警察太太總是一副慈母的樣子，對我談論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們的消息。她讓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對她說：“我見過他們。”她說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對她說了我的許多坏話。她想用這一手來讓我招供。我意識到我被這個女坏蛋騙了，但我還是招了，我說了許多，講完后，又在證詞上簽了名。那上面許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誘供出來的。 后來，另一個警察來問我有關“音響舞廳”的事。關于這個我完全照直說了，我說出了我所認識的被“音響舞廳”引誘而吸毒的人，以及經營“音響舞廳”的那幫人的殘暴。應我的請求，施特拉被帶了進來，她證實了我所說的一切，并發誓敢于去任何一個法庭作證。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動著施特拉的檔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責了她一頓。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這樣會被關進監獄的。”幸好警察大太該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傳訊施特拉。施特拉當然不會去。 警察太太休息時對我說：“看來我們不久還會見面。”她很有把握地對我這么說，但聲音還和往常一樣溫和。她說得這么直截了當，看來我沒有希望了。 我被這個女警察騙了，被她的咖啡。糕點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來。 我接了兩個客，又去買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貓躺在廚房里，它站不起來。它已經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慘，它發出的叫聲真讓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為貓擔心那樣，我對自己也不再擔心了。獸醫給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動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滿滿的。 我決定立刻給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備器具時，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我放了一點儿牛血在針管里，用它打進小貓的嘴里。小貓也不反抗。喂完小貓，我清洗了好一陣子針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針前，又怕得要命。也許是小貓的目光感動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見出路。自從我媽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沒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話，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著我。警察也在監視我。我簽過名的那紙證詞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經夠判刑的了。再說，我可以感覺到，我被拋棄，我媽會很高興。她明白她對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她不停地四處打電話，一會儿是社會服務机构，一會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來越失望，因為她發現沒有人能夠也沒有人愿意幫助她和我。她惟一的辦法，就是威脅著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遠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簡單的頭腦終于意識到我只有兩种選擇：要么是短期內用過量的毒品，要么是徹底戒毒。我必須作出選擇。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萊夫，再說我尤其不愿讓他來左右我的決定。 我來到克羅比小區。找到“團伙之家”，這是由一個牧師領導的年輕人活動中心，我吸毒就是從那儿開始的。俱樂部已經關閉：它因為吸毒泛濫而應付不下去，不得不改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僅僅是為克羅比小區服務的，吸毒現象在這個小城才出現兩年，海洛因就把該城毀得不像樣子了。他們給我講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療法。他們給了我吸毒調查處和“西那依”這兩個机构的地址，因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開展得比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說那些治療法非常痛苦。頭几個月比在監獄里還難受。在“西那依”，他們先給你剃頭。照他們看來，這是開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個光頭，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頭發。我可以用頭發遮住臉部。如果剃掉我的頭發，簡直就等于殺了我。 再說，向我提供地址的那個婦女說，我還可能進不去吸毒調查處或“西那依”，因為沒有床位。而且他們接收條件又很苛刻：申請者必須身体狀況好，并且要自覺自愿地保證有決心戒毒。 那個婦女還說，我這個年齡——剛剛14歲，還是個孩子——很難做到他們所要求的，實際上，還沒有對吸毒少年進行治療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這是一個宗教界辦的科學治療中心。我認識几個吸毒者，他們去過那儿，据他們說還不錯。只要你先交錢，就可以進去。接受治療者可以自己打針，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動物帶進去。 那位婦女勸我再好好考慮一下，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說“那科隆”的治療法輕松呢，因為他們同時又可以隨意注射毒品。總之，她沒看見一例被“那科隆”治療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辦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給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針管給小貓灌了一點牛血提取物。我媽下班回來時，我告訴她：“我要徹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約需要一年或几個月時間，我就會成為一個改邪歸正的人。” 我媽似乎連一個字都沒信。但是她還是去打了電話，了解戒毒所的情況。 我徹底投入到治療中心去。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沒有顧客，因此，我沒有錢買毒品。我想在進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嘗試毒癮發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們表明我是堅決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貓病得越來越厲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頭旁。我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獨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覺自愿的。其他哪個吸毒者能做到這點？我把決心告訴我媽時，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時她來看我，已經几乎成了家常便飯，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癮發作了。可以說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夠頂住。當我難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語：“這只不過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為你從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過去時，沒有做噩夢，我夢想著我治愈后的生活該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難忍，然而未來的圖景卻越來越具体：我在准備我的中學畢業會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輛敞篷車，我几乎隨時開著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塊綠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資產階級住的那种屋頂“高聳入云”，到處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帶有寬大門廳的客廳、樓梯舖有紅地毯、大理石、穿衣鏡。刻有你名字的燙金字門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帶豪華气的房子。因為財富在我看來是欺詐。吵鬧和壓抑的同義語。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間屋子，不太大，屋頂矮矮的，窗戶小小的。樓梯是稍有磨損的木階梯，很窄，兩人穿行時都要碰著，屋里總是飄蕩著做飯的味道。鄰居們常來問長問短。人人都辛勤勞動，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處，誰也不貪婪。總之，与富人不一樣，与克羅比小區的工人也不一樣。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靜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間是寢室。我的床很寬，靠著右牆放，床上舖著深色床單。床兩邊是床頭柜——有一個是戴特萊夫的——和棕櫚木罐。另外，屋里擺滿了花木。牆上貼著張畫：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綠洲。棕擱樹下，穿著白衣服的貝督因人圍坐在一起喝茶，很輕松。多么宁靜。左邊，窗戶角下有一個窩，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樣坐著，矮圓桌旁放滿了坐墊。我就在那儿過夜，安靜极了。遠离一切嘈雜，無憂無慮。 我的客廳与寢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間放著的一張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圍是藤椅。邀請朋友們聚餐時，我做飯。壁櫥里放著書本。是一些很好的書，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寫的，他們很了解自然与動物。這些書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歡花里胡哨的東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實用。我的房間里沒有門，只有帘子——門會嘎嘎作響，發出聲音。 我有一條狗，兩只貓。我把我汽車的后座墊取下來讓狗睡著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時間很充裕，不像我媽匆匆忙忙地做飯。門閂響了，戴特萊夫進來。狗扑到他脖子上。兩只小貓在他腿上來回蹭。戴特萊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邊准備吃午飯。 我在做夢。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夢。以上圖景對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現實。治愈吸毒后的現實。我想象不出會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對我媽說，等我治療結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覺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褲兜里還有20馬克，它使我心煩。20馬克40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馬克，就夠買一針毒品——進“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針。 我与小貓“談話”。我對它說，它要單獨呆上一、二個小時，沒關系的，我又用針管給它灌了一點葡萄糖和洋甘菊劑——它吃不進別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會死的。” 我很想在庫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個夠。因為我一進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隨便出來，尤其不可單獨出來。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庫丹姆沒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實了。剩下的問題是那另外20馬克。我必須拉一個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鐵動物園站。我不知道該怎樣對戴特萊夫說：“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還得去找一個顧客，因為我想買一針毒品還差20馬克。”戴特萊夫肯定不明白，他又會挖苦我：“怎么樣，你還是個吸毒者。” 我坐在地鐵里忽然想到一個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個汽車司机。我這么想完全是為了那20馬克，那樣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經常這么干，但是我一向討厭那么做。因為你不可能仔細觀察朝你開過來的駕車人，只能隨便上一輛車。 最糟糕的是，有時落到拉皮條的人手里。他們常常裝扮成顧客。一旦上了車，你就毫無辦法。并非他們愿意拉女吸毒者，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錢太多了。他們是想把她們驅逐出選帝候街，因為她們把整個毒品市場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個靠賣淫為生的人的汽車，那人把她關了三天。他玩弄夠了以后，又把她轉給其他男人，外國佬、醉漢，什么人都有。在這期間，巴普西當然毒癮發作了。她那三天簡直就跟在地獄里一樣。但是她最終還是回到了選帝侯街。因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臉蛋，平線條，沒有胸，也沒有臀部。 職業妓女几乎与靠賣淫業為生的老板一樣危險。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層妓女的聚集區，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選帝侯街只有200米。她們時常驅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個吸毒女子，她們就打她耳光，甚至用開水毀容。 我走出選帝侯街地鐵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議：“避開那些開賽車或龐大美國車的年輕人——這號人說不定就是靠妓女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紀的人，打著領帶稍有點發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們戴著一頂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車后座上帶著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親，出來正是尋找一點新鮮玩意儿，只是他們比我們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響舞廳”方向的路上，沒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貼著牆邊走，避免顯出拉客的樣子。但是，有個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發覺他很奇怪，一副挑釁的樣子。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緣故。我不理睬他，繼續往前走。 他看不見別的女子。因為還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訴過我——這會使他們急得發瘋，這些家伙只有半小時的空閒，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時候，在選帝侯街上，顧客比妓女還多。已經有好几輛車在我身邊停下，我裝著沒看見。 我盯著家俱店的櫥窗看。我又幻想了：我夢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對自己說：“克麗斯蒂娜，你一定要鎮定。20馬克，必須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這個時候，我必須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亂想。 一輛白色轎車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沒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門歪道的人。我沒有多考慮，就上了車。我們講好价，35馬克。 我們去阿斯尼廣場，那儿有一個改作它用的老車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這是一個顧客。他說他很想再見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兩個儿子去挪威度假，我問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學——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我15歲生日的前兩天。我一邊閒逛，与兩、三個小伙子聊天，一邊逗一只狗。真不錯，我居然不著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針時再打。因為我還未達到身体上必須依賴毒品的程度。 不一會儿，走過來一個家伙問我們要不要毒品。我說要，我用40馬克向他購買。我在東路透大街的女廁所里打針——那里比較干淨。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進針管里，因為開始戒毒后，量就不應該用的太大。我帶著庄嚴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說，這是最后一針了。 我兩小時后才醒來，后半身還坐在馬桶上，針頭插在膀子上。我的東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還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來，我選擇戒毒正是時候，還來得及。我在庫丹姆游蕩的日子結束了。我在餐廳花二塊五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蔥，但是几分鐘后我全吐了。我拖著身子走到地鐵動物園站去向戴特萊夫告別，但沒有找到他。我必須回家了，我的小貓需要我。 可怜的小東西沒有動彈，依然睡在我枕頭邊上。我清洗針管，又給它灌了一點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劑。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這時，我媽回來了，問我下午在哪儿呆著。我說：“在庫丹姆大街。”她不高興：“你說過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療。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讓我安靜會儿！我沒有時間了。你懂嗎？”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東西，立刻滾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沒人管你了。” 我剛做好了一盤排骨和土豆泥。我端著盤子到衛生間，把門關上在里面吃。這就是我与我媽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為我煩。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褲里。我們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沒有問我。果真他們什么人都接收。他們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達的人。 但是，他們問了我媽一些問題。接收我之前，他們想把付錢的事先講清楚：第一個月先付1500馬克。我媽自然拿不出這筆錢。她答應第二天早上湊足了這筆錢交來，她只有向銀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請求他們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廁所。他們答應了，這里他們不搜查你。不像別的地方，假如從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給自己注射了一針毒品。我回來時。他們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沒有說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點毒品交給他們。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勵。 他們把我領到一間隔离室。里面有三個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們發給我關于教堂的科學治療法的理論書。這是個怪誕的教派。關于它的理論，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時此刻的确需要信點什么。 兩天之后，我被允許离開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頓痛打，他們不再給她治療，因為她不停地諷刺治療法和負責治療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縫，說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領我到了頂樓：“只要在這儿放几塊墊子，就可以變成安樂窩，再有點儿酒。大麻，等等。”這個女人讓我感到厭倦。我到戒毒所來是為了擺脫困境，是為了戒毒，可是她卻不停地談論吸毒，毀坏戒毒所的名聲。 第二天，我媽打來電話。她告訴我小貓死了。說完這個，她緊接著向我祝賀我的生日。這些對她來說很平常。我卻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見我這個樣子，說我需要來一場治療。他們把我与一個家伙關在一個房間里——一個曾經吸過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動作。我不得不照著去做。 他對我說：“看這面牆。靠近牆，摸這面牆。”然后又重复這個動作，一連好几個鐘頭。我触摸四周的牆。不一會儿，我就煩了：“瞧，這該有多么蠢。你瘋了怎么的？讓我安靜一會儿，夠了，受夠了。”他不停地笑，勸我繼續堅持。后來他又讓我摸其它的東西。直到我精疲力盡，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當我稍稍平靜一點几時，他又讓我從頭開始。我變得麻木了。甚至在下達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牆。我惟一的念頭就是：“這一切赶快結束吧。” 五小時之后，他說：“行了，今天就到這為止。”我感覺很好。他把我帶進另一間屋子，里面有一個奇怪的儀器，是手工做的。一個用白鐵做的吊在兩個盒子之間的挂鐘。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問我：“你感到好受嗎？” “是的。現在我能感覺到我周圍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鐘：“它沒有動。這么說你沒有說謊，一切正常。” 原來那個奇怪的東西是測謊器。它是這個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總之，我很高興挂鐘沒有晃動。對于我來說，這表明我感覺很好。為了擺脫海洛因，我准備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盡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發燒了：他們讓她摸蜡燭，問她那是熱的還是涼的。一小時之后，她的燒就退了。 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辦公室要求再次進行訓練。整整一個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該教派的幻覺中。我确實相信了這种治療法。全天都安排滿了：練習、做雜事。做飯。這些事使我們一直忙到夜晚十點鐘。沒有一分鐘思考的時間。 惟一使我緊張的事，就是飲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難咽下那里的飯萊。按我們付給的錢，伙食是能夠搞好一點儿的。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支出。指揮訓練的人几乎都是從前的吸毒者，對于他們來說，這項工作也是他們治療的一部分；他們可以得到一點零用錢。戒毒所的老板們在另一處吃飯。一大，我看見他們正在吃飯：他們正在“消滅”一桌丰盛的酒宴！ 終于，一個星期日，我有空閒認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萊夫，這使我很難過。我問自己：“治療后該怎么辦呢？那些訓練真對我有幫助嗎？”我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談一下，但卻沒有對話者：這里，禁止相互間關系密切，這是該机构的主要規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談談自己的問題，他們馬上讓你接受訓練。自從我進了這里，我就沒有真正与人交談過。 星期一，我沖著辦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議飯不好。再有就是他們几乎把我的三角褲偷光了。我無法鑽進水房去，因為管鑰匙的那個女人還在城里消磨時間，以便注射毒品。再說并不是她一人這樣。這類家伙我很討厭。我被強迫訓練和干雜活儿弄得精疲力盡，我的覺也睡不夠。我對他們說：“你們的治療法倒不錯，但是它們不解決我的問題。這一切，說穿了，只是訓練。你們試圖訓練我們。但是我需要一個能向他訴說我的問題的人。我需要時間來同我的問題作斗爭。” 他們听我說，什么話也沒有回答，總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子。在這之后，我得到了補充訓練的机會。訓練持續一天，一直到晚上六點。訓練結束之后，我又變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們知道他們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媽有一次來看我時說，社會保險公司把我進戒毒所的那筆費用償付了。有國家負擔這類費用，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問題還多。例如，嘉比，她愛上了這里的一個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覺。她傻乎乎地去告訴老板們。結果呢：加上了補充訓練。她与那人接過吻，這事被發覺后，兩人被當眾奚落了一頓。嘉比當晚就逃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她的戀人是一個指揮訓練的人，据說戒毒已經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個吸毒者。 實際上，戒毒所的老板們并不擔心吸毒者們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們互相結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們中間工作已經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長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時，我們有片刻的娛樂時間。我總是利用這點時間与最年輕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但是在我們所形成的這個圈子里，沒有誰到17歲。這是年輕的吸毒者們的第一次浪潮的產物：我們開始吸毒時，都還是孩子。可是兩、三年后，我們成了一副鬼樣子，因為在發育階段，毒品對身体的損害比成年期還厲害。我們之所以聚集到這里來了，因為大家的理由都一樣：別的治療机构沒有床位。 大多數人与我一樣很快得出結論，訓練不起多大作用。然而這里把兩個年輕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變得很愛開玩笑，打趣：兩人可以吵鬧。可以互相對望時，怎么可能在2個小時中保持嚴肅呢。他們不再讓我們接受測謊器的檢查。何必呢，因為我們都說訓練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陣儿，就結束訓練。指揮我們訓練的人越來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們談話的主題就只剩下了一個：海洛因。有時候，人少時，我就講逃跑的辦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個計划。兩個小伙子和我，我們化裝成“大掃除小隊”，多虧了我們的工具。印章、掃帚。刷子和拖把，我們順利地穿過了所有的大門。我們三人高興坏了。我們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們在地鐵人口處分了手。我朝動物園方向坐地鐵。我去找戴特萊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點點頭。她對我說，近來沒有看見戴特萊夫。我擔心他進監獄了。顧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個散在角落里。我們去選帝侯大街。那里同樣什么也沒有。后來一輛臥車停下來。我們認識這輛車和開車的人，一個已經跟蹤了我們多次的家伙。我們一直把他當成便衣警察。原來只是一個業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對我感興趣，但是也讓施特拉上了車。 我對他說：“一次35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給你100馬克。” 我不知所措。類似的事我還從未碰到過。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達的家伙總是為了5馬克斤斤計較。這個家伙開著輛舊車，卻出口給我100。他告訴我他是情報員。好嘛，一個狂妄的家伙。但是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顧客；他們不計較錢：這也是一個自吹自擂的机會。 他最后真給了我100馬克。施特拉立刻去買可卡因，我們就在汽車里注射。接著我們到旅館去了。我与那個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廳里等我），他很寬宏大量，因為我完全處于迷醉狀態——兩個星期來我沒有沾過毒品。我甚至不愿离開旅館普通房間的這張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會儿。他有點怪。他不停地給我講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時后我們到選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給我們。我又向他要了30馬克，告訴他我們得好好地吃一頓。這點錢對他們這樣有錢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這么輛破車，是為了蒙蔽敵人，不讓人看出他是間諜，等等。但他還是被逮住了，他給了我錢。 施特拉和我又來到地鐵動物園站。我并沒有放棄找到戴特萊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間、絨毛散亂的小狗朝我猛跑過來，一下子跳進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當成什么人了。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家伙走了過來，問我是否想買這只狗。當然了。他要价70馬克，我跟他討价還价，最后他同意40馬克。簡直太好了：我吸毒時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給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們在選帝侯大街的一家飯館吃了午飯，吉妮跟我平分一塊排骨。“間諜”到了約會時間就來了，他真給我帶來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這些值100馬克呀。 我們又去地鐵動物園站，還是沒找到戴特萊夫，但我們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興，盡管我們經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三個人來到露天咖啡廳。巴普西的臉色很不好，兩條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臉蛋還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講了戒毒所，說那里面真不錯。施特拉不想听我講。她說：她生下來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發火了，她以為大伙儿要一塊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費勁在治療吸毒的机构給她找了個床位，可她又溜走了，雖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狀況很糟糕。 我們聊了好一會儿，隨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牽著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貴的商店買東西，因為只有它晚上還開門：我為狗買了兩袋食品，為我自己買了一大堆快餐甜食。買完東西，我給戒毒所打了一個電話。他們命令我回去。我告訴他們我要帶一個朋友去，沒有講明是一條狗。 我對此沒有過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會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嗎？我能想象得出我媽看見我半路偷跑口來時的臉色。我妹妹回來了，她不愿意在我父親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間和床。流浪嗎？我很少那樣做。去顧客家里住嗎？這意味著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個机器人似地親吻。我還沒有在一個顧客家里過過夜。因為我總是在決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別無選擇。 回到家——我們總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們對我很冷淡，但也沒有說長道短。他們甚至對吉妮也沒說什么。這里已經有12只貓了。 我去地下室找來舊被子，在我的床邊給吉妮搭了一個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處拉屎尿。它從不愛干淨。這個小動物有顆痣，我也有顆痣。我喜歡吉妮，所以我打掃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補充訓練。這個我也不在乎。我像一個木頭人似地執行他們的命令。惟一使我煩惱的就是訓練時要与吉妮分開。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為這是我一個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說，它是一個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著長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談話的人。現在，我總算有個可以說話的東西了。 我又逃跑過兩次。最后一次持續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覺——她媽媽為了戒酒住在私人診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開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這期間，我才得知戴特萊夫和貝爾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這個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個可以說是我丈夫的家伙就這么溜走了，甚至連個招呼都沒跟我打！我倆早就向往去巴黎。我們曾希望在蒙馬特租一個小房間，在那里戒毒。我們從未听說過巴黎的吸毒者，還以為巴黎沒有這些。我們想象巴黎只有藝術家、高雅的人，人們經常喝咖啡、飲酒。 戴特萊夫和貝爾恩德就這么去了巴黎。我沒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獨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開始那套把戲，為一點儿小事爭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給戒毒所打電話。他們說我媽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讓他們看看。讓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來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們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療中，就像著了魔似的。我照著他們所說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個模范學生；我又得到了測謊器證實的榮耀，當我說到訓練對我大有益處時，測謊器的挂鐘從未晃動過。我對自己說：“行了，現在你快成功了。”我沒有給我媽打電話。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著小伙子的襯褲，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媽給我拿東西來。 一天，我爸打來電話。“你好，克麗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剛剛得知你的地址，還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机會”。 “我很惊訝，你第一次對我感興趣。” “告訴我，你還想呆在那幫家伙那儿嗎？” “當然。” 我爸气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儿，他才喘過气來。他又問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個朋友一塊儿吃頓飯。我同意了。 半小時后，我被叫進辦公室。誰在那儿？我親愛的父親，好几個月來我第一次看見他。他跟我來到我与另外四個姑娘同住的房間。他的第一句話是：“這是怎么口事，亂七八糟的？”他總是喜歡整齊。而我們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樣，真是個又髒又亂的地方，床舖未疊，到處扔的是衣服。 我們正准備去吃午飯，一個負責人對我父親說：“你應該簽一張單子——領走克麗斯蒂娜的契約。” 我爸气极了，大聲嚷道：他是父親，只有他才有權決定他女儿應該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這儿來了。 我退出來想到治療室去，同時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讓我呆在這里。” 戒毒所的人听見我們的叫聲都跑來看，他們全部支持我。我父親一邊往外走一邊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會這么干的。我爬上屋頂。那上面有一個專為通煙囪的工人留的類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發抖。 真有兩輛囚車開來了。警察和我父親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擔心，都在喊我。但沒有一個人爬到屋頂上來。警察和我父親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到我母親的辦公室。我哭著向她訴說所發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說：“我對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興趣。” “但是你是我的監護人。你不能就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讓爸爸把我帶走。我想呆在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發誓。我求求你，幫幫忙吧。媽媽，我應該留在這儿，否則，我就要死了。應該相信我，媽媽。” 我媽用不耐煩的聲音說：“不。我無能為力。”“卡噠”一聲，她把電話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著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他們從來沒有管過我，而現在他們又高興來管我，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凱西的媽媽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惡的父母連舉手之勞的忙也不愿意幫，卻以為只有這樣對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補充訓練，盡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會成為科學教堂的一個成員。總之，我不允許任何人把我從這里領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毀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親在辦公室交談了一次。我父親來了，很冷靜，解釋說他應該把我帶到社會保險机构的辦公室去，因為要讓那里償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筆費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會讓我回來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親給戒毒所的負責人看了一張單子。上面簽著我母親的名字，同意把我領走。戒毒所的總管對我說，他無能為力，他不可能違抗我父親的意愿把我留在這儿。 他建議我別忘了做練習，總想著去對抗毒品。對抗，是他們的關鍵詞。總是應該較量。多么蠢啊！對于我來說，沒有什么可較量的：我要死了。我會堅持不住的。最多半個月后。我就會重新吸毒。我獨自一人，是無法擺脫困境的。這就是我离開戒毒所時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處境的一個難得的時刻。在我苦惱時，我相信戒毒所本來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絕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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