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學界富豪 在公開場合，鮑林算得上是大獲全胜了。他迫使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后退了一步，他們再也不敢借用蔑視國會的罪名進行威脅了。托德黔驢技窮誹謗鮑林的圖謀似乎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聞媒体大多數人都沒有理會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听證會結束不到一個月，肯尼迪在爭奪白宮的競選中得胜，美國政治即將步入新的方向。對鮑林舉行的听證會實際上成了以反共名義對持不同政見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后一次嘗試。 鮑林的堅定立場使他成了和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偉大英雄。在与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那次沖撞以后兩個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紐約組織了一次集會，這次集會在后來自發地演變為對鮑林的一次表彰會。听說鮑林要到會講話，一下子就有兩千多人擠進了賓館游艇俱樂部舞廳，還有几百個人擠在附近几個房間里通過擴音机收听他的演說。另外有好几百人經過勸阻才悻悻离去。大家都想親眼看一看這位打敗了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人。為了支持鮑林敢于在國會抗爭的精神，當地有成千上万名大學生在一份請愿書上簽了名。當鮑林接過這份請愿書時，与會者熱烈鼓掌。他們認真地听取了鮑林講述与小組委員會斗爭的親身經歷。鮑林呼吁永遠結束戰爭，恢复人的權利，贏得全場听眾的歡呼和喝彩。他從自己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淨取和平的斗爭，”他對听眾說，“离不開爭取自由的斗爭。” 与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斗爭取得了胜利。從此開始，鮑林可以偃旗息鼓，馬放南山，將這一段經歷拋在腦后了。但是，他做不到這一點。經受挨人質詢的煎熬時刻，面對處心積慮毀謗他名聲的卑劣伎倆，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鮑林怒气難消，認為這一切是麥卡錫主義的死灰复燃。他不僅沒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過去更加精神抖擻。他連續不斷地到處游說，頻頻在電視里拋頭露面，攻擊托德，口口聲聲責備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責罵那位參議員是“一個混蛋”。 “据我所知，我們美國只有几千名共產党員，而在法國和意大利卻有好几百万，”在托德召開的听證會后不久鮑林這樣寫道。“我實在弄不懂美國人民怎么會受到几千名共產党人的危害。共產党人對我們的人權和自由可能會成為一种危脅，對此我們應當清醒，情況嚴重時，我們還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壓制力量目前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种威脅——他們現在就在剝奪我們的正當權利。”此時，鮑林分出了一部分時間致力于取消這一類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下定決心与這些即將壽終正寢的宿敵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扑過來了。雖然鮑林成功地推遲了上次參議院听證會報告的發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這份報告里列入托德沒有宣讀的那部分開場白和其他有關的材料——以托德為首的小組委員會還是發表了另外一份單獨的報告，其內容涉及到普格瓦什運動，簡要介紹了一些運動參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頁多的篇幅專門介紹鮑林“明顯地傾向于共產主義事業的情況……自然与共產党人所持觀點保持一致，而這一切都与科學研究活動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后來發表于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開場白聲明的全文。隨同此文刊登的還有小組委員會的一則新聞公告，其中提到，“我們有理由怀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散發（鮑林的）請愿書的過程中，共產党的組織机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證据主要是鮑林与左派交往的歷史。“在我國共產党人展開的和平攻勢中，鮑林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動中都充當了科學界領頭羊的角色，”這份報告得出結論說，有一系列跡象表明，這一切“并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唯恐鮑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還主動向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學家提供了這份報告的副本。 “造謠……中傷……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為惡劣的誹謗，”威林在讀了這份報告以后對鮑林說道。鮑林完全同意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猛烈抨擊托德的做法，責問他或者小組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敢不敢放棄國會議員的轄免權，以便讓鮑林控告他們。鮑林在早些時候還曾說過，他可以与托德進行公開的辯論。 鮑林的反應也延伸到了那些跟著托德亦步亦趨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緊跟在小組委員會后搖唇鼓舌的報刊文章，還有那些鮑林認為是詆毀自己人格的談話聲明。“有些報紙成了麥卡錫主義卷土重來的幫凶，”他說。“這些報紙應當停辦。”為此，他又單槍匹馬地展開了戰斗。在下一年里，他和自己的律師們先后提出了五起法律訴訟。他要求華盛頓貝林漢姆的《先驅報》賠償6万美元，因為該報登載了一些致編輯部的信，對鮑林的愛國主義表示怀疑；要求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群反共聯盟賠償10万美元，因為該組織根据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圣路易斯《全球民主》雜志發表了一篇反對鮑林的社論，鮑林要求賠償叨万美元；紐約《每日新聞》稱鮑林是親共“半公開的美國喉舌”，他又要求賠償50万美元；他還要求赫斯特報業集團和國王報刊辛迪加賠償100万美元，因為右翼專欄作家、一直与鮑林作對的老冤家富爾頓·小劉易斯寫了一篇攻擊他的文章。 与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糾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順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懸崖遇險的經歷，鮑林的身体日益消瘦。以前，他對一些批評意見通常采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如今，無論批評來自右派還是左派，他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參議院听證會后的兩年時間里，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業中的盟友。他辭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發起人的頭銜，不再搭理創始人諾曼·庫辛斯，認為他向托德屈服了。他認真地考慮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學家學報》起訴，要求賠償100万美元。鮑林曾一度通過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幫助過這家雜志，但是，這家雜志卻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對核武器積极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將他与特勒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科學家在解釋核試驗數据時都心怀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這家雜志的編輯部工作人員花費了好几周時間勸說鮑林取消這次訴訟。在此之后的許多年里，鮑林与這家學報和它的編輯歐仁·羅比諾維奇再也沒有多少聯系了。由于普格瓦什會議的組織者堅持邀請格拉斯、羅比諾維奇等他不贊成的人与會，他也和會議組織者鬧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討論會已經由超越政治自由公開地表達新思想的講壇，淪為只會鸚鵡學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線的場所。 促使他敏感性發生改變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愛娃·海倫。在意識形態上，愛娃向來比丈夫更左。她個人認為，那些基于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團体是“反動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那樣的新組織也好不到哪里去。這些組織都不愿意將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置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她想，如果你不去變革醞育戰爭的經濟制度，怎么能夠消滅戰爭呢？此時，鮑林在批評美國社會時，用詞也就更加尖銳了。資本主義是一种因素，還得加上國防工業和華盛頓當局之間的肮髒交易。為什么有人對禁止核試驗持反對態度呢？“毫無疑問，賺取冷戰利潤是一重要動机，”他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鮑林的心目中，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身為科學家，從戰爭和人們的苦難中獲取不義之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种人更加卑鄙的了。他從一家新聞刊物上學到了一個新的用語，并且開始運用到自己的演講中，就是“學界富豪”。大約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學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國防工業上為自己聚斂財富。在鮑林眼里，這些學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樣，賣身求榮，他們的出現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業開始腐敗和墮落的象征。 但是，能夠這么居高臨下地觀察問題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愛娃、羅素和少數几位積极活動的朋友了。看來，在反對核武器的純洁事業中，誰也沒有達到他們的境界。 鮑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舉例來說，1960年，理性主義學會將他提名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義者；《時代》周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號上，鮑林成了被評為“年度人物”的科學家之——但是，作為和平運動的領導者來說，与其說他是一位英雄，還不如說他已經成了一門比較自由的大炮，一位受人歡迎的發言人，一個用來抗衡特勒的砝碼，同時也是一個不可捉摸、愛鬧獨立、越來越喜歡与人爭吵。离左派核心越遠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奧斯陸，腦冰 美國新總統也沒有逃過鮑林銳利的眼睛。長期以來，鮑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這位闖勁十足的年輕參議員，他始終保持不溫不火的態度。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議論，要將鮑林推選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在斯坦福大學生的一次模擬投票中，從3000名自填候選人的選票中，他得了152票），但他認為這是一個玩笑而已。他對支持者說——其中有些人后來提議他參加洛杉磯市參議員或市長的競選——他不是政客。 為了推動長期停滯不前的日內瓦談判，肯尼迪至少算是适當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他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美國軍務控制和裁軍局。“我本人高度評价我國新總統實現裁軍的愿望，”鮑林在總統競選后不久寫道。肯尼迪也很有气度，他邀請鮑林和166名“有創造性貢獻的美國人”參加1961年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鮑林因另有約會未能參加，但他還是頗有感触，這畢竟是一种新的姿態，12年了，他一直受到白宮的白眼。他送去了請柬的回复，同時還附上了個人的一張便條：“我很高興能加入歡迎和祝賀您當選的行列，您是我們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希望。”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1961年，肯尼迪在聯合國發表演說，以總統的身份向蘇聯人發出挑戰：“不要軍備競賽，要和平競賽。”作為開始，可先禁止大气層核試驗。与此同時，肯尼迪又一次充實了美國在日內瓦的和平談判團，派遣阿瑟·迪安為談判首席代表，要求“作出新的努力并下最大的決心”。 盡管這些都是積极的跡象，但鮑林認為仍須向有關方面不斷施加壓力。肯尼迪在談論禁止核試驗的問題，但他手下的人卻還在談論著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核武器的問題，說是要進一步提醒蘇聯人，他們在歐洲打地面戰爭是是無法取胜的。還有報告表明，中國人也在研制原子彈。鮑林認為，核技術這种可能擴散的現象代表著一种全新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掌握核武器或者能夠生產核武器的手段的國家越多，發生核事故、偷盜核技術或引發瘋狂災難的可能性就越大。 鮑林确信，肯尼迪正在有效地促成禁試的談判，所以，1961年初，鮑林又轉向了一個新目標：制止核武器擴散。 鮑林夫婦認定，最好的方法是展開一場新的請愿活動。在若干積极參加活動的朋友幫助下，鮑林起草了一份呼吁書，要求停止用核武器武裝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在全面裁軍的方向上跨出扎實的一步，增強聯合國的作用，并將其視為爭取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們將其命名為“關于停止核擴散的呼吁書”，并且立即寄發給兩千名科學家，這些人曾在他們以前那份請愿書上簽過名。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名字都是鮑林夫婦在他們廚房間的餐桌上一一填寫的。 一個月之內，鮑林從世界各地收到了七百多個簽名，其中有3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110名國家科學院院士。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2月16日，鮑林在聯合國將這份請愿書送交給哈馬舍爾德。同一天，他們還謹慎地向新聞界散發了一份說明書，詳細闡述了這次請愿活動發起的經過以及資金的來源。 隨后，鮑林又巧妙地利用聯合國代表的廣泛性，開始尋求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他請求各國代表通過媒体征求几十万人的簽名。簽名最后應當在4月中寄到，此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代表將要在奧斯陸開會，討論核武裝問題。這么大規模的請愿活動在以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是，縱然是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請愿，鮑林在心里仍沒有滿足。為了讓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他決定，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前夕，在奧斯陸召開一次國際和平大會。這次會議一定要回复到普格瓦什會議的精神，請鐵幕兩邊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參加，向世界表明，軍國主義決不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唯一出路。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可以在帕薩迪納進行，可以請他的那些熱心于這一活動的朋友們擔任會議的組織者。他在鮑林寓所舉行的一次籌備會議的記錄中寫道：他們希望激起全世界人民發出“抗議的怒吼”。 為大會制訂計划，确定与會者名單，為他們安排交通，募集會議的經費，在春季剩下的日子里，鮑林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事情。他首先寫信給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征得他同意開放諾貝爾學院作為開會的場所。他又說服施韋策、羅素和另外二十名知名人士充當會議的發起人。他將這次會議定名為“研究核武器可能擴散到更多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問題的大會”——不過，其他人都將其稱為奧斯陸大會。他又開始為大會籌集三万美元的經費。最后，鮑林夫婦還得自己掏腰包為這次會議支付很大一筆費用。 在此期間，鮑林在愛娃為他安排的一次聚會上慶祝了他的周歲生日。那天晚上，他興奮极了，身邊都是老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學生。他們已散布于各地，許多人已經多年不見了。來參加晚會的人中，有一位特別受歡迎，他名叫戴維·哈克，90年代鮑林的學生，后來在蛋白質研究中又成為他的競爭對手。哈克和鮑林各自都經歷過輝煌的歲月和消沉的時刻，現在，哈克回憶起自己學生時代的趣聞和軼事，引來了陣陣哄堂大笑聲，后來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成了鮑林的名言。哈克問起他當年的導師：“鮑林博士，您怎么會有那么多好的想法呢？”鮑林想了一會儿，回答說：“噢，戴維，我的想法很多，其中的坏想法被我拋到九霄云外了。” 鮑林仍然是老樣子。盡管他爭取和平的活動足以使許多調查委員會忙個不停了，但他仍能找到一些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 他對《大學化學》進行了修訂，出了這部教材的新版本。他對朋友說，他打算就分子學的基本知識寫一本新書。關于精神醫學的研究項目已處于福特基金五年期資助的收尾階段，但他還拿不出多少值得炫耀的成果。對精神病患者一次又一次進行的尿樣分析和血液檢驗，已經顯現出若干令人欣喜的跡象，但還談不上找到一种簡單的辦法可以臨床應用于他相信能夠醫治的苯丙酮尿症。尿和血液的化學成分品种繁多，使用現有技術還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能夠進行的分析表明，這些复雜的体液所含化學成分因人而异，而且差別非常大，因此，要斷定哪一种具体的因素直接造成了精神障礙方面的疾病，難度是很大的。 關于大腦的功能，鮑林曾經提出一种頗為重要的新見解，可惜它与精神醫學研究的課題并沒有多大的關系。多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著他在1952年從一位內科醫生的談話中听到的一個結論，就是氙气是一种絕妙的麻醉劑。他非常重視，因為根据他本人的經驗，氙是自然界中最不活躍的惰性气体。与任何元素都不發生化學反應的元素，怎么會有如此神奇的生物學功效呢？ 七年時間過去了，他終于找到了答案。他在瀏覽一篇關于一种具有長鏈結构的烷基置換按鹽水化物結晶結构的論文時，突然想到水可能就是那种麻醉劑問題的答案。在此之前，他已表明，水分子可以聚集在其他几种元素尺寸相宜的分子周圍，形成水化物。這是一种以其分子為核心且是多面体形狀的框架，其特性与普通的水有明顯的區別。水化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狀与冰晶体相像。如果在大腦中的蛋白質側鏈周圍形成了穩定的水化物，從而使氮气起到了麻醉劑的作用，那么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P在形成這樣一种水的框架結构的過程中，大腦中這种晶体就可能阻礙臨近的蛋白質側鏈和离子的運動，減小腦電波振蕩的振幅，從而導致意識的喪失。用一种比喻的說法，就是氙气凍結了大腦的活動。 接下來的一年里，鮑林閱讀了大量文獻，他認識到，自己的理論不但在麻醉領域里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也适用于許多諸如氯仿和氧化氮那樣的由水化物构成的其他麻醉劑。降低大腦的溫度也能產生類似于麻醉劑的作用，這一現象對他的理論是一种有力的支持。鮑林認為，在這兩种情況下，其結果也許都可能与微晶的形成有關。1960年春天，他開始起草一篇論文——并吩咐他的一位新來的學生設法找到有關的證据。這名學生就是弗朗克·卡奇普爾，以前在施韋策手下的醫務主任，他后來跟鮑林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在兩次會議上，鮑林介紹了初步得到的結果，他的想法得到了与會者的好評，這使他深受鼓舞。一位有名的麻醉師稱這些結果“非常巧妙”，“令人著迷”。盡管卡奇普爾尚未找到任何強有力的證据，鮑林還是決定將這些想法在雜志上發表。他的論文題目是“普通麻醉的分子學理論”，刊登在1961年7月號《科學》雜志上。鮑林將其視為十年前關于蛋白質結构研究以來自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為了證明其結果的正确性，他又從自己的實驗室中抽調了更多的人力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 低溫有利于結晶，對麻醉的要求就可以降低。為了檢驗這一理論，鮑林手下有一個研究小組使用金魚作為試驗動物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几十條金魚被置于一只只碗里，碗中滴入一定劑量的麻醉藥，并且配備了用于控制溫度的儀器。研究人員密切地注視著一只只碗，隨時檢測溫度的情況，議論著每一條金魚是否真正進入了失去知覺的狀態。化學系那些高年資化學家看到這一番景象，一個個搖晃著腦袋，表示不解。 鮑林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進展都不大。那時，他在緊張地為和平事業而奔波，同時還要應付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听證會，然而他還是赶在規定時間之前完成了《化學鍵的本質》第三版的修訂工作。這一版并沒有得到評論界的熱情歡迎。書中仍未論及馬利肯的分子軌道理論，然而這种理論在當時已為愈來愈多的化學家接受。這一次，評論者開始責備鮑林這种視而不見的回避態度了，鮑林為此辯解道，分子軌道理論的數學味道太濃，他無法對其作一般性論述——“我一心一意想讓這本書通俗易懂些，”他在給一位評論者的信中寫道——但是，有好几位記者向他提供了几個應用分子軌道理論的簡單實例，說明未必一定要作冗長的計算，鮑林才收回自己的說法，開始談起准備出第四版時，更多地注重分子軌道的理論。 但是，此時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鮑林作為化學鍵理論的先驅，現在看來已經落伍了。“在第三版中，他基本上沒有——也不想——触及當時已經頗為流行的課題。這決非一時的疏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之于他的成見，”他從前的一位學生評論道。“根据我得到的感覺，我想，這也是其他崇拜鮑林的人的感覺，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不過，那年春天的奧斯陸會議又一次振奮起鮑林的精神。來自15個國家，大約有35名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還有25名社會科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4名來自蘇聯的代表。加納·賈恩和諾貝爾學院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對鮑林順利地主持這一次會議表示很贊賞。作為大會的高潮，一致通過了一份簡要陳述目標的公開提綱。這份“奧斯陸聲明”呼吁現已掌握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向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擴散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試驗，實行普遍和全面的裁軍，研究如何從軍事化經濟向非軍事化經濟過渡的問題。作為會議的結果，在奧斯陸大學的大型奧拉會議廳舉行了一次公眾的集會，到會听眾有五百多人。會上，宣讀了這份聲明。由于鮑林具有杰出的公關才能，美國的新聞媒体對這次會議作了廣泛的報道。“几乎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無缺，”會議閉幕時，鮑林情不自禁地說道：“奧斯陸大會棒极了。”為了祝賀鮑林和這次會議的成功，挪威學生和許多和平人士在奧斯陸街道上進行了一次火炬游行，這更是一件錦上添花的喜事。 四面楚歌 1961年9月，蘇聯人又開始進行核試驗。鮑林從新聞節目中听到這一消息后，立即致電赫魯曉夫，“以科學的名義”要求蘇聯人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 赫魯曉夫沒有听他的話。肯尼迪跟著也發表了自己的公告，宣布美國可能被迫恢复核試驗——他說，進行地下核試驗，不會散發出放射性。鮑林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寄發了許多表示憤慨的電報和信件。指出放射性塵埃的危險性，以人類的名義勸他們停止核試驗。赫魯曉夫在東拉西扯長達8頁的回信中，將過錯一古腦儿全推到西方要重新武裝德國的決定上。肯尼迪則一聲不吭。 在9月到11月之間，蘇聯人肆無忌憚地進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瘋狂的一系列核試驗。有一次試驗測得的量級高達5800万吨。据鮑林的估計，由此散發出來的放射性可能會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來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產、死胎和生育的缺陷。“這無异于對千百万人的謀殺，”鮑林對媒介說。“堪与法西斯將猶太人送進煤气室事件相比。” 此時，鮑林計划著對蘇聯作一次訪問。 早在這新一輪核試驗進行之前，他就接到了邀請參加羅蒙諾索夫創建俄羅斯科學250周年的慶祝活動。鮑林不想用謝絕邀請的方式抗議蘇聯人的試驗，他認為最好還是借此机會打開交流信息的渠道，向蘇聯人宣講和平的重要性。他還要提醒蘇聯化學家：他的化學鍵理論是正确的，時机也許不大好，但他始終感到，不斷增加理性的討論，才是處理國際問題的有效途徑；不錯，1961年是豬灣事件發生的一年，也是建造柏林牆的一年，但是，鮑林要通過自己的訪問來表明，在國際關系中，還有比恐嚇和威嚇更好的辦法。他要展開具有他個人特色的外交。 但是，當他到蘇聯駐法使館申請簽證時，那里的工作人員未作解釋就一口回絕了他。眼看這次訪蘇的行程有被取消的危險，他只好按預定計划前往南斯拉夫去參加一次學術性會議。會議期間，一位俄國科學家對他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在巴黎，您到我國使館說，您是李納斯·鮑林（鮑林在歐洲時習慣于將自己的名字發成這樣的音）。李納斯·鮑林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所創造的化學理論与辯證唯物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任何一個愛國的蘇聯科學家都不會使用這一种理論。您應當講，您是萊納斯·鮑林，萊納斯·鮑林是蘇聯的偉大朋友，是為世界和平而斗爭的人。”鮑林糾正了對自己名字的發音，因此簽證也就到手了。 鮑林于11月下半月抵達莫斯科，正好赶上紀念羅蒙諾索夫的盛大慶祝活動。隨后，他在這個國家里停留了將近一個月，一面觀光，一面作各种講演。他先后作了12次學術報告——其中有兩次專門講述他“腐朽的”共振理論有什么优點——并且在有一千名莫斯科人參加的集會上作了關于和平的公開演說。在講話中，他和愛娃都表示反對恢复核試驗。蘇聯傳媒作了大量報道——特別是愛娃，被一些刊物描寫成熱愛和平的美國婦女的一個榜樣——他們兩個人在這段時間里都感到非常愉快。他們觀看了布爾什維克芭蕾舞演出，走訪了一些教會和學校，与和平運動積极分子交談，并且參加了許多宴會。唯一感到失望的是，他們再三要求見一見赫魯曉夫卻未能如愿。不過，他們曾与赫魯曉夫的夫人在一道品茶，并有一次同台講話。 在美國，經常有人指摘鮑林對蘇聯太“軟”，美國媒体也大量渲染這樣的形象。他們無視鮑林曾向赫魯曉夫提出抗議的事實，對他抗議肯尼迪的類似做法卻抓住不放。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与美國輿論的主流相比，鮑林是比較溫和的。無庸諱言，他并不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差；他將這兩种制度看作為兩种政治一經濟的形式，有點像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或者像研究化學時采用价一鍵理論或分子一軌道理論的方法——從表面上看，兩种概念有天壤之別，但深入完善下去就殊途同歸了。他相信，兩种制度最終會看上去很像瑞典式社會主義那樣的形態。 盡管他可以嚴厲批評蘇聯的政府——公開抨擊他們虐待猶太人，鎮壓匈牙利人的起義，實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用政治教條限制科學的發展，用死刑懲罰“經濟犯罪”，用他的話來說，還有“一個大國采取行動時不講道德”的許多例子——他還是發現自己喜歡俄羅斯人民，喜歡他們的友好態度和務實精神，喜歡他們對和平的真誠愿望。他和愛娃听到蘇聯人解釋為什么要進行軍備競賽：有人對他們兩人說，美國已經在新武器上領先——第一個造出原子彈，第一個造出氫彈，又第一個造出鈾彈——為了國家的生存，蘇聯只能急起直追了。對此，兩人都感慨万分。將美國分析為軍備競賽的首要起因，成了60年代鮑林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鮑林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政策上，還有一個人情常理的因素。“每當我批評蘇聯政府的時候，”他說，“我總感到自己很不滿意美國政府的做法，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這就像對待我自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与對待人家、人家的妻子和孩子相比，我感到對自己家里要求應當更嚴格才對。所以，我認為，批評美國政府應當比批評蘇聯政府更嚴厲才對。”此外，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很難指望利用批評對蘇聯政府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11月下半月，時斷時續的日內瓦禁試談判又再次開始，不過雙方誰也不抱多少樂觀的態度。 為了不斷地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鮑林比以往更加頻繁地發表演說，甚至有人拒絕他登台演講，他也毫不气餒。在辛辛那提，由于當地美國軍團的抗議，他預定進行的關于科學教育的演講被取消了。1962年底，加州大學里弗賽德分校學生聯合會邀請鮑林講演，談論核武器問題，學校當局不讓他發表演說，辯稱這种演說“在本質上具有政治含義”，“不屬于化學家的專業范圍”。鮑林吁請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干預，通知他，要是不改變這一決定，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動。壓力起了作用：凱爾關照里弗賽德分校校長重新邀請鮑林演講。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禮堂里講話，每次听眾只有數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員會卻可以通過大眾媒介對千百万人發表演說。1962年開始時，公眾輿論又開始偏向于恢复試驗的主張。肯尼迪在几個月前作出宣布以來，這件事一直拖著，尚未真正付諸行動。鮑林花了七年時間爭取達到的目標，看來大有落空的危險。“我們的情緒非常低落，”愛娃在2月份給和平運動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每天都傳來形勢倒退的消息。我們絞盡腦汁試圖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語言，然而，我們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种种跡象表明，事態的發展愈來愈臨近最后攤牌讓人絕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總統宣布，他已下令批准美國在4月下半月恢复大气層核試驗——這將是1958年以來美國第一次進行的這种試驗。對鮑林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堅持禁試的立場。 鮑林認為，肯尼迪違背了自己在總統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這件事也是一個證明，左右總統的是他那些軍事顧問，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什么道德和良心。這是軍界一實業界巨頭的一次胜利，是學界富豪們的一次胜利，也是民主党內認為肯尼迪應走強硬路線的人的一次胜利。鮑林肩負著國家和平的偉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宮發去了一份言辭尖銳激烈的電報——“你是否打算發出一條命令，讓你成為歷史上最不講道德的人之一，成為人類最大的敵人之一？……你是否打算和蘇聯領導人搶著背起這口最不講信義道德的黑鍋，僅僅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使美國在武器制造技術方面繼續增大對蘇聯的壓倒优勢？”——隨后，他又去公眾場合作了許多白熱化的演說。“憤怒！可恥！——對我國政府感到憤怒！對我們國家感到可恥！”鮑林對著听眾高聲吼叫。“在此，我怀著非常羞愧的心情，第一次公開宣布，不是我們的政府，而是蘇聯人領導著爭取和平的事業；……不是赫魯曉夫，而是肯尼迪總統才是最最凶惡的人。”他說，美國第一個研制和爆炸了原子彈，第一個試驗氫彈，第一個試驗超級核武器。美國擁有地球上最大的核武庫，擁有最先進的核武器運載系統。以人類的名義，到底有什么必要再試驗？ 但是，鮑林此時明顯与公眾輿論脫節了。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肯尼迪在核試驗問題上的耐心是有目共睹的。盡管俄國人在大气中爆炸了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總統仍堅持美國只進行地下核試驗；整個冬天原子能委員會一直在叫嚷美國落后了，總統仍拒絕將核試驗搬到地面上進行。在宣布4月份恢复大气層試驗時，總統指出美國的試驗將在高層大气中進行，這樣粉塵就可以少吸收一些，從而會減輕放射性塵埃的影響。盡管做了那么多事情，蘇聯人卻仍要拖延日內瓦談判的進程，也許，美國恢复大气層試驗可以讓他們的頭腦清醒些。 肯尼迪的決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面廣泛的支持。甚至原子能科學家協會這個歷史悠久的反對核武器組織也公開站出來支持。漢斯·貝思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學家，也是政府的顧問，以前他一直是大气層試驗的堅決反對者。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此時也啞口無言了，僅僅表示了遺憾而沒有抗議，這也反映了和平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為了迫使蘇聯人更加認真地對待日內瓦談判，恢复試驗雖然是令人遺憾的，但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 鮑林孤身一人堅持自己的立場，成了唯一的一個猛烈抨擊和公開反對總統決定且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他在蘇聯停留的一個月，還有那封給肯尼迪發去的火藥味很濃的電報，使他成為背景各不相同的專欄作家和讀者群起攻擊的目標——“我建議，你最好先充實一下你在化學方面的知識，而不要去對總統的決定指手畫腳了。”“你應當跪下來，爬到莫斯科去吧。”這是寄到他辦公室的信件中使用的典型的語句——當然，偶而也有一兩封信支持他。 但是，鮑林挺得住。在3月和4月這一段時間里，他單槍匹馬地向當局發動了愈來愈激烈的進攻。鮑林和愛娃在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的安排下，馬不停蹄地出訪和演說。開汽車，乘火車，搭飛机，几乎跑遍了全國，排得滿滿的日程使他們精疲力竭了。他們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試圖在基層發動一次運動，讓肯尼迪重新考慮那一個決定。但是，響應者寥寥。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還曾游說過國家科學院，希望他們采取反對重新試驗的立場，也沒有成功。 還是肯尼迪作出了反應，他邀請鮑林夫婦作為客人參加一天晚上舉行的宴會。這次宴會是專門為全國最优秀也是最有創造性貢獻的知識界人士舉辦的。預定日期是4月四日——也就是美國計划恢复大气層核試驗后的几天——這將是肯尼迪宴請規模最大的一次，總共有157位客人，其中有49名諾貝爾獎得主，7名普利策獎獲得者，還有許多出類拔萃的作家、演員、大學校長、社會名流和媒介巨子。這位年輕的總統和他的夫人，不但邀請了如奧本海默和鮑林那樣出了名的左翼分子，而且決定將許多政治家——羅伯特·肯尼迪。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和几名白宮工作人員則是例外——排除在外，這在華盛頓著實使人們吃了一惊！鮑林夫婦急于利用首次應邀進入白宮的机會，因此愉快地接受了總統的邀請。 他們的确利用了這一机會。赴宴前一天，鮑林和三千名糾察隊員一起，參加了由婦女爭取和平罷工委員會組織的示威活動。他們繞著白宮轉了好几個圈子。一位記者拍下了現場的一張照片，并通過傳真將照片從紐約發送到洛杉磯，在報紙上登了出來。照片上，鮑林身著襯衫，未穿外衣，臉上浮現著他那种商標式笑容，手中高舉著一位游行婦女交給他的一塊木牌，上書：“肯尼迪先生，麥克米倫先生，我們無權試驗。”他以后將會明白，用這樣一种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乃是一种令人遺憾的選擇。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宮附近參加示威的活動，然后回到下榻的旅館，休息了片刻，換上了參加晚宴的禮服，又返回白宮赴宴。 如果說，在肯尼迪時期的白宮曾經發生過可以稱得上是“肯尼迪王朝”的神話，那就是那天這個光彩奪目的夜晚了。 鮑林夫婦是在迎賓線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婦的。“非常高興能見到您，”肯尼迪對鮑林打招呼，一面微笑，一面打趣地說，“我知道您在白宮周圍打轉已有兩天時間了。”鮑林咧著嘴笑了，回答道：是的。此時，肯尼迪又瀟洒地補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人握了握手。鮑林又彎身托起肯尼迪夫人的手向她致意。后者身穿露肩薄毛呢長裙，手上戴著長長的白色手套，給在場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對鮑林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不無幽默地問道：“鮑林博士，舉著一塊標語牌在白宮前面來回奔跑，您認為合适嗎？”在迎賓線的這一端，談笑聲戛然而止；鮑林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著，她又加了一句，“卡羅琳看見了您，她問我：‘媽媽，爸爸近來到底干了什么啦？’”在場每一個人都大笑起來。 鮑林几乎認識在場的每一位客人，許多人還是他的朋友。客人一個個被迎進了國宴廳。佳肴滿台，供客人隨意取用，美酒盈筋，讓來賓開怀暢飲。根据安排，夫婦一般都分開就座，以保證大家都能無拘無束地交談聊天。不知是故意的安排還是偶然的巧合，愛娃正好在原子能委員會的利比旁邊落座——在宴會上，兩個人自始至終都有意避開放射性塵埃這一話題——鮑林則坐在米子·紐豪斯的旁邊，她是圣路易斯《全球—民主党人報》業主的夫人。那時，鮑林正在和該報打官司，要求賠償。一位饒舌多嘴的專欄作者第二天寫道：“鮑林對紐豪斯夫人的漂亮裝束贊不絕口，特別還夸獎了她的首飾。他察看了她的項鏈，然后轉向鮑林夫人說，‘親愛的，我一定要為你買一根這樣的項鏈——等我贏了這場一百万美元的官司我就馬上去買。’”鮑林堅持說，這完全是虛构出來的故事。 宴會快要結束，肯尼迪起身祝酒。他說，有一位記者將這次宴會稱為“總統的复活節學者宴”，滿場一片笑聲。隨后，他接下去說，“我不贊成這一叫法，我將此看作是我進入白宮之后在這里舉行的最尊貴也是最重要的國宴。我還認為，許許多多年以后……我們都會記住，一批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精英在白宮濟濟一堂，舉行了歷史上最不尋常的一次集會——也許，只有杰弗遜１曾經孤身只影在此用餐的情景可以与這次集會媲美。 １杰弗遜（Thomas Jofferson，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1801—1909），《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創建者。 宴會結束，客人們前往東廳誦讀海明威的作品。大家穿行在大廳走廓上，空軍管弦樂隊演奏著宴會音樂。愛娃問肯尼迪夫人能不能跳舞，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但《科學美國人》雜志出版人吉拉德·皮埃爾的夫人埃莉娜·皮埃爾已經挽起了鮑林的手臂，開始和他在大理石地面的大廳里跳起了華爾茲舞。又有好几對舞伴加入了臨時性舞會的行列。《生活》雜志的一位攝影記者將這個場面拍攝了下來。精英的聚會，美好的場景，优雅的氛圍，隔閡的消除——這一切，發生在肯尼迪入主的白宮，發生在燈光輝映的夜幕下。 在宴會上，鮑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白天，在白宮外游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宮里品嘗美酒和佳肴，确實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鮑林在給施韋策的信中這樣說。“我想，大概美國的每一家報紙對此都作了報道，而且几乎都持贊許的態度。” 說他受到人們的注意，沒有錯；但他對性質所作的估計，無根据。許多評論者認為，像鮑林那樣，剛剛還在強烈抗議總統的政策，轉眼之間又在与總統祝酒交杯，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一位專欄作者將鮑林的行為稱之為“瘋子的行動”。 甚至鮑林在白宮外手持標語牌一事也招來了誤解。遺傳學家馬勒曾經表明，Ｘ射線會誘發更多的遺傳變异，他也因這一成果獲得了譜貝爾獎。這一研究結果，為鮑林的論點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論据，也即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具有有害的影響。馬勒先前也是禁止核試的支持者，但在最近加入了貝思和另外許多人的行列，不無遺憾地認為有必要恢复核試驗。5月和6月，馬勒在好几家雜志上公開發表自己贊成試驗的意見。他對讀者說，放射性雖然是危險的，但要是美國不顯示自己的強硬，那么与蘇聯開戰的危險就要大得多。馬勒自喻是一個溫和派，他曾批評特勒低估了放射性塵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評鮑林主張美國單方面禁止核試驗。“美國非常幸運，”他寫道，“肯尼迪總統既不傾向于特勒，也不倒向鮑林的一邊。” 鮑林被激怒了。他寫信給馬勒，指出他從未主張美國要采取單方面行動，他一直推動各方簽訂一項國際性條約。他要求對方致歉。馬勒回答說，他是根据他看到的一張傳真照片來斷定鮑林的立場的，在這張照片上，鮑林手持的標語牌上稱，只有西方領導人才無權進行核試驗。兩個人在私下里又交換了一系列信件，雙方又都給發表馬勒文章的那家雜志編輯寫了許多話。一直到最后，馬勒得出結論說，“毫無疑問，我認為再這樣公開地爭下去，將是非常愚蠢的，”隨后他就公開道了歉。 鮑林澄清了事實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价。馬勒是美國最受尊重的遺傳學家；他的認真踏實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隨者表明，放射性會造成變异。在鮑林反對核試驗的斗爭中，遺傳學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鮑林与馬勒這位性格溫和、深思熟慮的遺傳學家進行公開的辯論——盡管論題是政治而不是科學——畢竟有損于遺傳學家對鮑林的支持，并且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認為鮑林是一個從來不肯讓步的好斗者。 在同行中威信的下降，當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鮑林并不在乎這一點。他不但沒有降低一點自己的調門，相反，他又幫助發起了另一場訴訟，同時控告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繼續進行核試驗。他還開始籌建一個協調世界和平運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共產党內外兩方面的活動人士。他顯示了向公眾輿論低頭的姿態，注意到在激烈的程度上，對蘇聯的批評至少不亞于對美國的批評。 但是，他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沒有成效。1962年底，美國再次在大气層里進行了試驗；根据鮑林的計算，在一年里，放射性污染的程度會增加一倍；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机中執行的邊緣政策曾經冒過核戰爭的風險；鮑林最近對國防部提出的控告被法庭駁回；他還和另外一些和平運動的人士發生過齦齲；他要求賠償的几個案子都沒有結果；他為和平与結束核試驗所做的工作受到某些人的排斥、忽視甚至是嘲弄。 這一切，毛病究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分子鐘 鮑林對放射性的遺傳學影響進行了研究，使他對遺傳變异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勒聲稱，產生一點額外的變异，也許對進化是有益的，這就更讓他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大多數變异現象當然是有害的——這是他反對核試驗和放射性塵埃的出發點——但是，生命体在長時間里發生變化以适應周圍的環境，變异現象的确是墊腳石。具有消极作用的變异，積累起來怎么就形成了具有積极意義的進化呢？鮑林思考著這一個問題。許多低級生命形式，如細菌，能靠簡單的食物來維持生命，能用明膠那樣最簡單的食物源合成它們所需的一切。但是，人体卻喪失了制造体內所需一切營養成分的能力，人需要有一种平衡的食譜來提供各种各樣的維生素和氨基酸，這些成分是身体無法合成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人類進化的軌道上，發生了變异，合成有關物質所需要的□也發生了變化。要是人類沒有別的途徑獲得這類必需的營養，人就有死亡的危險。但只要在其他食物中能找到這些營養成分，那就沒有什么關系了。 發生這一种情況也有其積极的一面。由于不再需要合成某些物質，節約下來的能量就可以用于其他新陳代謝的活動，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比較复雜的生命体。粗看起來像是一种“代謝性疾病”——失去了制造維生素的能力——但最后結果卻是發生了具有積极意義的進化。 于是，進化可以看作為一种分子學過程。鮑林安排來自法國的博士后研究者埃米·祖凱康德爾對這一問題展開實際的研究。受試分子取自鮑林原先喜歡采用的血紅蛋白。祖凱康德爾前往圣地亞哥，先是從大猩猩、黑猩猩和獼猴身上，后來又從馬、牛、貓、豬和魚身上，采集血標本。之所以這樣做，其思路倒不在于識別物种是怎樣進化的，而在于比較不同動物血紅蛋白分子的大小和結构，從而找出其進化的規律。 1962年，鮑林和祖凱康德爾發表了他們從這一研究中得到的最為引人注目的發現，就是血紅蛋白可以用作為一种生物鐘。舉例來說，通過對馬的血紅蛋白所作的詳細研究，表明它与人体血紅蛋白的差別是在其四根鏈的每一鏈上，大約有18個氨基酸替代物。將這一結果与古生物學家的知識相比較，就可以知道人類和馬綱動物大概是何時開始分野的，從中還可以算出，平均每隔14.5百万年就會發生一次進化上有效的差异。以此為標准，比較其他動物血紅蛋白的數据，鮑林和祖凱康德爾估計，人和大猩猩——兩者的血紅蛋白很相似——是在11百万年以前分手的，這要比大多數學者原先設想的分手時間晚了几百万年。當然，鮑林也承認，重大的變异不一定是以穩定的速度發生的，很可能有成批變异現象發生的情況，但他得出結論認為，“通過具体測定血紅蛋白分子和其他分子中氨基酸排列的順序，有可能獲得有關進化過程的更多信息，從而有助于揭示物种的起源。” 鮑林和祖凱康德爾關于分子進化的基本思想，還有他們利用生物分子來研究歷史進程的做法——這些內容現已變成自成一体的研究分支，不過，現在選用分子的時候，已用DNA代替了血紅蛋白——具有開創性意義。正如鮑林從前的學生、核酸專家里奇所說，“他一下子將古生物學、進化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等領域統一起來了。” 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鮑林還曾被推到优生學爭議的前沿。由于他和祖凱康德爾提出了分子進化的概念，而鮑林研究如鐮狀細胞貧血症那樣的遺傳性疾病已有很長的歷史，鮑林自然就想到如何從全世界人口中消除有害基因的問題。從1959年到1962年，他在許多講話和好几篇論文中，一再強調應當杜絕先天性异常的因素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現象。此時，他和祖凱康德爾雖然反對直接优生的做法，不主張利用精子庫生育父代不明的孩子，但是他們贊成采用另一种手段。 “人類的素質在下降，”有一次他對听眾說。“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干一點名堂。”這里所謂的“名堂”，是指對不良基因的載体進行識別和控制的工作。“在我們看來，從人類的遺傳過程中消除那些明顯會導致病態或帶來巨大痛苦的基因，人們在法律上是不會反對這一設想的，”他和祖凱康德爾寫道。比方說，兩位同是鐮狀細胞的攜帶者就不宜結為夫婦；如果只有一方是攜帶者，那也應當少生育。這也适用于苯丙酮尿症患者和分子型病患者。他們寫道，“在婚姻問題上莽撞和冒險，再加上盲目和無知”，容易導致人類基因庫的污染，因此是不能容許的。鮑林說，要是靠自覺解決不了問題，也許就須制訂和實施相應的法規了。 优生學受到青睞，這就提醒了我們，要是真的讓科學家來管理我們這個社會，將會是怎樣的情況。不過，對鮑林來說，這還是問題的一個非常次要的方面，他更大的興趣是要用分子來探尋進化的蹤跡。 在鮑林看來，“分子鐘”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對他講了四十年的一個論點的證明：凡事都是從分子結构演變而來的。化學，醫學，進化，還有大腦的功能，都是与分子結构有關的問題。“當人被痛苦地逐出天堂時，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善和惡的分野，這也是一种分子型疾病，其實也就是所謂的進化，”他說。為了解釋生命的起源，根本就沒有理由求助于迷信，求助于什么“生命力”，或者求助于宗教的信條。“生命”，他在1962年寫道，“就是分子之間的聯系。” 對辦公場地的爭斗 鮑林在分子層次上探索的那些問題，斯威夫特一點興趣也沒有。作為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斯威夫特關心的是，鮑林很少在系里上課，行政事務又不管，實驗室里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永遠在世界上另一個地方，在核試驗問題上惹是生非，向總統拍發一些火藥味實足的電報。斯威夫特經常巡視各大樓，探頭看一下鮑林的几間研究室，看到的景象使他直皺眉：一些醫生走來走去，手里拿著一管管尿樣和大猩猩的血，生化研究人員則忙著向金魚身上注射麻醉藥， 在斯威夫特的指導下，化學系正在發生著變化，鮑林手下的人就有點不适應，“他們中有些人，”斯威夫特明确地說，“不用說水平不高，而且他們研究的課題就不大合我們的胃口。”科里是一位优秀的學者，舒梅克和其他几位鮑林早些時候的助手也不錯。“但是，另外還有一些人，”斯威夫特說，“特別是那些偏向于進行醫學和生化研究的人，就很成問題了。” 斯威夫特新近雇用了許多正統的化學家，然而辦公室不夠。最有可能擴大辦公場地的目標就是鮑林的教學實驗室——再說，其中有几個地方似乎有一半空關著未利用——系里多數人認為，其中有些房間可以提供給那些成果較多的研究人員。但是，斯威夫特不想去頂撞鮑林。至于怎樣才有利于化學系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畢竟在鮑林手下干了那么長時間，親眼看到過他取得了那么多成果，因此實在不忍心在自己的事業快要結束的時候，再去剝奪鮑林使用實驗設施的權利。“（斯威夫特）在這件事情上情緒很低落，不愿再刺激鮑林，”杜布里奇回憶道。1963年初，斯威夫特退休了，這個問題也就留給了下一任系主任。 杰克·羅伯茨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有机化學家，他接任了系主任之職。相對來說，他比較年輕。無論在哪种意義上，他對鮑林的政治活動都不大關心，他向來就喜歡獨立思考。新官上任，總得放几把火，向校長和董事會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既然斯威夫特和杜布里奇都認為需要更多辦公的場地，他就有責任解決這一個問題。作為系主任，羅伯茨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要找到鮑林，向他解釋系里的需要。他記得，當時鮑林盡管對這次談話感到不高興，但他還是很有禮貌地同意縮減自己辦公的場所。 鮑林對此事的回憶則更為詳細。他說，羅伯茨對他講，“這些搞醫學的人在這里不合适，”要他在兩個月的時間里，讓那些精神病研究的項目下馬，并堅持要他讓出實驗室面積的一半。鮑林不愿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解雇那些研究者，作為緩兵之計，提議讓出自己辦公的場地，分階段淘汰從事麻醉劑項目的研究人員。這一爭議被提到化學系系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最后達成了一項折衷的辦法，鮑林放棄了較小數量的辦公用房。 這是一件令人煩惱的事，它表明鮑林与自己所在的系科的關系已經惡化到了怎樣的地步。“鮑林談及此事時气得几乎說不出話來，”杜布里奇回憶說。“他認為，這是莫大的侮辱——竟然要他讓出科學研究的場地。” 此時，加州理工學院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相繼冒出了一批新星，都是物理學家，如費因曼１、默里·蓋爾—曼等。相形之下，化學系則在走下坡路。鮑林時代的紅人已一個個离去；其中最大的損失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宏偉計划的共同制訂者比德爾在1961年到芝加哥大學當校長去了——比德爾后來說，他作出這個決定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加州理工學院對待鮑林大不公正了。由于德爾布呂克仍在職，生物系仍然与鮑林的研究工作比較接近，也比較看重，但學校其他部門的人似乎都已忘記鮑林曾經為學校做過的工作。盡管如此，鮑林對學校內部實行的方針和作出的決定仍閉口不語。他讓出了親自負責建造起來的實驗室里自己所管轄的那部分場地，但在公開的場合，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利于學校的話。 １費因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國物理學家，因修正舊量子電動力學不准确的內容，与人共獲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私下里，他已經認定，是應當离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了。這倒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打算；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杜布里奇撤去他化學系主任之職的時候。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在謀划著此事。1960年，他曾考慮過仿照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創辦一所私立的西海岸學院，甚至到蒙特里附近一個地方察看過校址，但在了解到所需費用之后，就放棄了這個念頭。第二年初，他曾探索過有沒有可能到斯坦福大學設在太平洋格羅夫的霍布金斯海岸站工作。后來，1961年秋天，他又認真考慮過到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擔任藥物系講師的事。由于他整個身心都投入了和平運動，這一切就都擱置在一邊了。 但在侵占他的實驗室事件發生后，他開始認真起來了。他給當時已經擔任斯洛恩基金會會長之職的韋弗寫信，詢問有無可能提供資助支付他五年工資，好讓他重新作安排。（對方回答不可能。）他又与复印机發明人切斯特商量，希望他提供私人援助。此人曾經資助他召開奧斯陸會議。鮑林希望做一些准備工作，以便在1963年夏天离開加州理工學院，獨立自主地從事科學研究。 想到要离開這一個自己度過了全部學術生涯的地方，考慮著向四十多年來与自己朝夕相處的同事和朋友訣別，他難過的心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認識到，這已成了他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此時，從禁試戰線傳來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美國和蘇聯都從古巴導彈危机事件中清醒過來，開始進行認真的對話。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宣布，美國將停止大气層試驗，作為支持正在進行的日內瓦會談的一种表示。几個星期以后，赫魯曉夫發出了回答的信號，宣布蘇聯已經同意部分禁試的建議，從而繞開了棘手的地下核試驗核查問題，因為地下核試驗不在禁試之列。 1963年夏天，突然間，事事都一帆風順。由于允許進行地下核試驗，蘇聯人提出的許多反對意見一下子全都消失了。雙方都想要進一步發展核武器，但是又希望不要散發出放射性塵埃。 8月5日，經過5年的談判，美國和蘇聯簽訂了一項禁止在大气層、外層空間和海底進行一切核試驗的條約。正如肯尼迪所說，這一冷戰時期第一項重要的限制武器的條約，是“一線黎明的曙光”，它標志著核試驗放射性塵埃時代的結束，預示著談判將有美好的前景。9月24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這一條約；10月7日，總統正式在條約上簽字。 人人都舉手贊成——其罕鮑林也沒有例外，盡管有一些保留。“我們很高興，美國參議院批准了禁止核試驗條約，”鮑林在給施韋策的信中說。盡管不完美——允許進行地下核試驗，就是允許繼續進行軍備的競賽——但它的确結束了釋放出更多放射性塵埃的風險。它不會終止戰爭，但這是在前進方向上邁出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初，鮑林夫婦在訪問南美洲一段長時間以后回到國內：他們在那里就像外國外交官那樣受到好几個國家總統的歡迎。弗吉尼亞州和平和人權運動人士克利福德·杜厄和弗吉尼姬·杜厄到加利福尼亞訪問并作學術報告，鮑林邀請他們兩位到他家大蘇爾的鹿寓牧場作短期訪問。在那所小屋里，四個人圍坐在爐前那張做工粗糙的桌子邊，舉杯慶賀10月10日那一天，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正式生效了。 第二天清晨，正當他們在用早餐時，听到了一陣令人吃惊的敲門聲。牧場上很少有人來造訪，況且又是一大清早的時候。來人是薩爾曼小河護林站的護林員，說是鮑林的女儿打來了電話——此時牧場仍未裝電話——請他讓鮑林回電。鮑林心想，事情必定很緊急，因此打算馬上就跟他走，回來以后再吃早飯。然而護林員要他放心，說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鮑林夫婦和杜厄夫婦用餐后，鮑林和愛娃爬上了一英里長的山坡，又沿著小路向護林站走去。 他們与琳達接通了電話。琳達問：“爸爸，你听到消息了嗎？” “沒有，”鮑林回答道，“什么消息？” 在電話線的另一端，琳達拉高了聲音。“你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了！” 鮑林手執話筒，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后他把話筒遞給了妻子。 也許，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無話要說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