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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之友 在整個戰爭年代，鮑林在与家人短暫相處以外的時間里，唯一關心的事情總是科學。但是，戰爭結束之后，鮑林的經濟條件得到改善，學術地位達到巔峰，他開始有暇他顧，此時愛娃·海倫對他的影響開始表現出來了。 愛娃在戰爭期間的活動逐步帶上了政治的色彩。珍珠港事件后，她惊恐不安地看到一股反日歇斯底里籠罩著加里福尼亞。她從報上看到那些日裔美國人家庭遭到威脅，住房窗戶被砸碎，牆上涂滿了侮辱性語句，他們的孩子遭人唾棄。美國政府計划將沿海地區的日籍公民和日裔美國人統統赶到建于海島上的集中營去，盡管沒有任何證据說明這些人是日本間諜或干了什么坏事。愛娃認為，政府的這种政策是徹頭徹尾的种族主義。這件事成了鮑林家飯桌上的中心議題。愛娃告訴孩子們，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戰爭期間可以變得怎樣的殘酷無情。鮑林開始時對此毫無興趣。愛娃回憶說：“他太忙，根本不知道周圍事態發展的情況。”然而愛娃的執著和激情終于感染了鮑林，他很快也認清了美國政策的實質。美國政府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護敏感地區免受日本人的破坏，同時也為了保護那些忠于美國政府的日裔美國人免受憤怒的白人鄰居的傷害。然而鮑林和愛娃一樣，認為政府的這种做法完全是因為日本人的不同膚色。愛娃說：“在美國竟會發生這樣完全違反憲法的事情，真叫人難以置信。” 愛娃全身心投入了反對拘留令的運動。她志愿參加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打印信函，分發郵件，鼓動親友，努力提高公眾覺悟。但她的努力于事無補，到1942年，拘留令終于正式頒布實施。西海岸地區的日裔美國人被集中遣送到了海島上的集中營。 使鮑林親身感受到事態嚴重性的是他的一個名叫池田的日裔美籍研究生的遭遇。池田參与了鮑林的免疫學研究，是制造人工抗原的專家，也是鮑林實驗室里最有才干的人之一。他不愿到鐵絲网后面的營房里消磨歲月，于是請求鮑林幫助他离開沿海禁區以繼續自己的工作和學業。1942年整整一年，鮑林到處聯系，幫助池田在東部謀取一個職位。“池田是一個討人喜歡的青年，完全像一個地道的美國人，”鮑林在給哥倫比亞一個同事的推荐信中這樣寫道，“如同相信任何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一樣，我對他的忠誠毫不怀疑。”由于美國當時与日本處于交戰狀態，要找到一個愿意接納池田的學校難上加難。然而最終他還是為池田在東海岸覓得一個職位，使他免受拘留厄運。但鮑林為此付出了代价：他必需用加州理工學院的經費支付這個年輕人的工資。 鮑林評判人的標准是看他的知識和能力，而不是他的膚色。因此當他看到种族歧視的表現，特別是看到政府也在推行這种政策時，就特別感到不安。然而，盡管妻子愛娃在戰爭期間志愿為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積极工作，他自己一直專注于科學研究，但是在1945年3月，為了照顧一個日裔美籍人，他家竟然遭到了一次報复行動的襲擊，此后鮑林的態度就開始發生了變化。當時公民自由協會洛杉磯分會詢問愛娃，她是否能為一個剛從集中營獲釋、并應征赴歇爾貝軍營人伍的日裔美國人提供几天短期的工作，愛娃表示樂于提供幫助，讓那個人來家中當兩天園丁。于是這個靦腆的日裔青年怀著感激之情來到梅德爾山的鮑林宅第，在院子里做些修剪和清洁工作。他只呆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天，隨后便去了軍營。 哪知星期一的早晨就出了事。鮑林14歲的儿子彼德跑進屋子，气喘吁吁地對著父母大聲喊叫：“你們快出去看呀，車庫被人涂得一塌糊涂！”鮑林出去一看，簡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有人在車庫門上涂抹了這樣的大字：“美國人該死，我們愛日本人，日本人在這里做工。鮑林。”上方胡亂畫著一面日本旗，還在郵箱上涂寫了“日本人”三字。 鮑林迅速查看了現場，馬上打電話報警，并通知了新聞記者。他對記者說：“我不知道誰干了這种有失美國人体面的事情。然而，我怀疑有些心術不正的人認為美國公民也應該遭受迫害，就像德國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一樣。我想這次丑行就是這類人干的。” 報紙刊出鮑林將帕薩迪納入比作納粹的報道后，鮑林家就開始不斷接到恐嚇信和恐嚇電話，威脅他們“立刻赶走那個日本人”。鮑林一概不予理睬。不久，一封打印得十分粗劣的短信寄到了鮑林的辦公室：“除非你立即赶走那個日本人，我們將燒掉你的房屋，擺平你的身子！……日本人殺死了我的父親，真可惜他們沒有強奸你的親人。假如你膽敢將此事在報上大肆宣揚，我們將馬上收拾你廣信的末尾署名“一個鄰居”。 鮑林其時正准備去首都華盛頓進行一次例行訪問。愛娃得知這封恐嚇信后，認為不能在他离家期間毫不設防，于是打電話給當地治安官員尋求保護。接電話的官員卻這樣回答：“呢，關于這件事，這是你們雇佣了日本人的結果。” 愛娃感到震怒，她立即打電話給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朋友們商議對策。迫于律師的壓力，治安部門給鮑林家派了一名武裝崗哨，并保證將那封恐嚇信送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就在鮑林准備离家的時候，調查局派來了特工人員。他們向盛怒之中的愛娃查問她覺得誰可能寫了這封恐嚇信。愛娃向他們發表了一通義憤填膺的長篇講話，控訴政府的拘留營政策及其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脅。特工們耐心地听著，并記下了她的結論性意見：“整個法制体系相當脆弱。”而輪到鮑林說話時，他則冷靜地列出了那些可能知道他家雇佣了一個日本園丁的人的名字。 此后沒有發生更多的事。兩周后，武裝崗哨被撤除了。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查出恐嚇信的作者，而且警察局也未徹底調查污損鮑林家車庫的肇事者。 盡管事情這樣過去了，但其影響十分深遠。鮑林在東部逗留期間，整天為自己妻儿的安全擔心。派武裝崗哨站在家門口值勤，這在美國是极不尋常的一种做法；當地治安官員的反應更是使人气餒。鮑林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政府官員會采取正确的行為，而現實卻是必須由律師出場才能維護法律。此外，鮑林還學到了重要的一課：通過像美國公民自由協會這樣的志愿者組織在外部施加壓力，是能夠干成一些事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說，他過去還認為愛娃的政治活動有一點走极端，那么現在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那些出于狹隘和偏見對他家進行威脅的人才是真正的极端分子。 用后來通行的一個術語來說，這是一次使鮑林“激進化”的經歷。而且，這僅僅是開始。 儿童十字軍 五個月以后，隨著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所毀，鮑林的社會正義感更加提高了一步。鮑林對原子彈的出現從兩個方面感到興趣。開始時，他急于了解原子彈爆炸的物理和力學原理。他通過閱讀一般性的介紹文章和一份非正式的名為《用于軍事目的的原子能》的政府報告，再利用自己的直覺，終于弄清了有關原理。他惊訝地發現，原子彈相對說來是很簡單的，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當時很多美國人像鮑林一樣渴望了解原子彈的技術原理。作為一种比過去的任何武器都要強大几百倍的新式武器，原子彈也點燃了公眾興趣的火球。每個人都想了解科學家是怎樣把它制造出來的。廣島爆炸后的几個星期，一個了解鮑林興趣的人邀請他去扶輪社的午餐會上作一次關于原子彈的科普講座，要求他用外國人也能听懂的語言解釋原子彈的爆炸机理。鮑林既不是原子物理學家，又不是實際參加曼哈頓計划的眾多工作人員之一，因此他對自已被邀請作這方面的報告有點惊訝，但是他覺得自己有足夠的知識作好這件事。除了他過去作過的美國現狀系列講座外，他還很少面對非科技工作者作過演講。他覺得最好要帶一些教具。 鮑林將一只木球鋸成兩半，并挖成空心，然后用力把它們拍到一起，發生很大的聲響。這個教具管用！報告時，鮑林借助黑板圖文并茂地解釋核裂變的過程。諸如鈾、金不這樣一些不穩定的大原子的核里面含有大量的質子和中子。這些不穩定的原子遭到中子轟擊時就會發生分裂，同時釋放出巨大能量，并使更多的中子解脫出來。這些解脫出來的中子又使更多的原子發生分裂，從而形成了連鎖反應。鮑林告訴听眾，如果能夠控制反應進程，減緩反應速度，那末原子能產生的巨大熱量就可用于驅動燃汽輪机。這就是廉价而取之不盡的原子能的理論基礎。 如果反應進行得很快而又不受控制，其結果就是一枚炸彈。炸彈的中心是几磅鈾或金不的某种同位素，做成空心球的形狀，就像他帶來的木球模型一樣。關鍵技術是如何起動核的連鎖裂變，使得几乎所有的原子核同時分裂。而曼哈頓計划的工程師們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圍繞炸彈的中心部位放置了常規炸藥，炸藥點燃后，就從各個方向快速地壓縮中間的空心球。鮑林把帶來的兩個木質半球用力地拍打在一起，連鎖反應就此起動，巨大的能量一下子釋放出來——轟！ 講座給扶輪社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消息一下子傳開了：這里有一個報告作得很棒的大學問家。于是到處有人請他去作關于原子能的報告，鮑林成了南加州最受歡迎的演講者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他對原子彈技術方面的興趣很快就被其他方面更重要的關注取代了。早在原子彈襲擊廣島之前，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和田納西州奧克里奇等地的原子彈實驗室里的研究者們就已經開始組成討論小組，研討他們所做工作的社會和政治含意。這些原子能科學家比任何人更清楚原子彈的實際威力。他們深知，美國對這种威力強大的武器的控制將會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平衡。廣島大爆炸以后，其他的大學和政府實驗室也相繼組織起討論小組，原子彈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被燒焦的婦女儿童的慘象引起普遍的憎惡和義憤。科學家們因為創造了“這种炸彈”而增添了一种特別的責任感。他們在一起議論科學家的責任，并探討在未來年月里如何控制這种新的能源。 隨著討論的深入，鮑林愈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新的原子能時代，科學家承擔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他在廣島爆炸一個多月后寫給友人一封信，里面寫道：“毫無疑問，由原子能的巨大破坏力給世界帶來的問題壓倒了其他任何問題。我認為，我們除了進行原子能的專業研究外，還要讓世人了解科學活動的政治含義。” 在帕薩迪納，由加州理工學院、亨廷頓圖書館和威爾遜山天文台的一些成員組成的小組也開始討論原子彈的后果。鮑林是成員之一，參加討論的還有奧本海默，他在密立根退休后剛剛回到理工學院。奧本海默給世界帶來了原子彈，現在他十分關注如何控制這种武器。小組成員經過討論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原子彈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本質，使其后果難以想象；而控制這种武器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在給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的一封信中，鮑林寫道，為了保護世界免受原子戰爭的“難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有賴于成立一個民主的世界政府——全世界人民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一樣。” 在美國各地自動組織起來的几十個科學家討論小組也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同樣的共識。這种現象發生在傳統上脫离政治的科學界里，是前所未有的。這些科學家以及他們的助手突然議論起政治來了，他們三三兩兩地聚集到客廳和教師俱樂部里，坐到會議桌和餐桌旁，剖析原子彈的政治含義，怀著負罪的心情尋找恰當的方法，以保證他們的發明創造能夠造福而不是毀滅人類。几乎在一夜之間，這些多數還很年輕、很理想主義的青年科學家發現了共同肩負的社會責任，而這在以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的。他們還為解決原子彈問題開出了相同的藥方。科學家是啟蒙運動中的儿童。他們都像鮑林一樣，相信人類的理智、進步和善良的本性，相信科學方法的价值，信仰民主。他們本身的生活經歷驗證了這些東西的价值。在戰后的最初几年里，科學家對原子彈的認識達到了高度的一致。這個事實說明，只要接受适當的教育，任何理智的人都能得出与他們相同的結論。 于是，接下來的重要任務就是對科技界以外的人士進行教育，使他們認識原子彈帶來的各种新問題，并讓公眾懂得，只有進行理智的思維才是正确處理原子彈問題的最好方法。帕薩迪納討論小組計划寫一本書，目的是“指導科技界以外的有識人士認清當前形勢，向他們解釋問題的由來以及解決問題的出路”。書中將突出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用科學武裝起來的頭腦能夠抵御欺騙性宣傳的侵襲，”并使人擺脫“狹隘和偏見，偽善和空想”，而這些人類缺陷正是戰爭的根源。書中還要強調對原子能實施國際監控的重要性。分配給鮑林寫的那部分內容是，闡述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說明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里，科學家可以自由創造出大量的新藥和各种節省勞力的机械。他們還計划在書正式出版后，舉辦系列講座以傳播“和平的福音”。 科學家一旦從政治休眠中醒來，一旦意識到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就力圖傳播自己的思想以改造世界。原子彈這個科技罪惡的最高象征似乎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机遇，使他們能夠宣傳事物的另一個方面——科學思維帶來的最高福祉。 然而可悲的是，他們完全脫离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就在科學家宣傳共享原子技術秘密的時候，政府和軍方卻在對共產党的擴張主義感到憂心忡忡。奇怪的是，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好像沒有絲毫的擔心。在這方面鮑林仍然是一個典型。鮑林并不是人民陣線那類組織的成員，他并未因經濟大蕭條而認為必須仿效蘇聯以拯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但同時他也不認為共產主義是罪惡的化身。他認為蘇聯是擊敗希特勒的重要盟友，但又是一個內部紛爭十分專制的國家；改造蘇聯的最好辦法是向它大量灌輸新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期，鮑林与其他一些名人，例如愛因斯坦。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康普頓、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愛迪洛脫萊等人，一起參加了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致力于推進兩國間的科技交流。“讓我們展望這樣的美好前景：大批美國科學家到蘇聯的實驗室去講學和工作，美國學生到蘇聯的大學去學習，而同等數量的蘇聯科學家和學生也來到美國，大家把各自最先進的東西教給對方，”鮑林在1943年致這一團体的科學代表大會的一封信中這么寫道。然而鮑林設想的前景只能在和平環境中才能實現，而且這种和平必須建立在世界范圍的全面合作和公開交流的基礎之上，是科學家心目中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和平。 鮑林關于和平的設想未免失之天真。1945年初，他被提名參加由20名平民和20名高級軍官組成的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到首都華盛頓開會研討戰后世界局勢。鮑林將此作為自己的莫大榮譽。他怀著急迫的心情出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期望會議期間軍民雙方可以相互學習，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使人不安的事態。加州理工學院火箭計划的負責人洛里岑向將軍們建議，我們必須弄清戰爭是怎樣爆發的，又怎樣才能避免戰爭，委員會應該支持這方面的調查研究。軍方對這項建議的反應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他們中一位代表指出和平問題不屬委員會的議事日程。鮑林站起來對洛里岑表示附議，他說：“主席先生，這是一個极端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就決”定將此問題排除出委員會的職責范圍是很不明智的。”鮑林覺得自己的話很重要，因此當會議結束時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句話。 很明顯，軍人和科學家的想法不一致，因此會議也沒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雙方的不同態度集中反映了指導思想的差异。在將軍們的眼里，原子彈就是一种武器，它的研制由軍方領導，其秘密由軍方控制，其使用服務于軍事目的。蘇聯紅軍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支軍隊，它決不會放棄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東歐國家。面對蘇聯的侵略，世界各國共享原子秘密是不可能的。世界也許正在走向另一場戰爭——資本主義与共產主義之戰，脫离這樣的大背景認識原子彈的意義是愚蠢的。而在科學家的眼里，原子彈的威力是科學家應用新技術的一大成果，如果這一技術能夠加以公開，并供各國共享，則將造福人類。他們通過討論感到最不安的是，軍方將繼續單獨控制原子彈及其相關技術，并繼續對研究工作實施嚴格保密，這就徹底扼殺了共享技術、造福人類的任何可能性。 爭執的舞台已經搭就，而爭奪的對象是對原子技術的控制權。 當全國還在歡慶對日作戰胜利的時候，脾气暴躁的格羅夫斯將軍——軍隊工程部門的負責人，曾監管過五角大樓的建設以及曼哈頓計划的實施——卻已著手為軍方控制原子彈技術進行立法。他為國防部起草了一個精心构思的法案，其內容能滿足軍方和科技界雙方的要求。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包括軍方人員在內的九人小組來管理原子能的開發工作，再由這個小組向一個常設的專職部長作出報告。表面看來，這個法案提供了一個軍民共同控制原子能的組織机构，內容溫和，因此獲得了一大批有影響的科學家的支持，包括奧本海默、布什科學研究与發展局的一些負責人以及參与曼哈頓計划的一些重要人物。這項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海—約翰遜法案于1945年10月4日向議會提出。5天以后，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在議會的軍事委員會舉行了簡短而又敷衍了事的听證會。發言者眾口一詞，均持肯定態度。 某些當事方明顯表現出來的急于通過梅—約翰遜法案的舉動在科技界迅速引起了反響。各地的討論小組紛紛指出，該法案僅由國防部一家起草，并獲軍方的完全支持。盡管支持者口頭上贊成非軍方控制，而根据法案，陸海軍完全可以、甚至能更加容易地對擬議中的九人小組實施有效控制，而且看起來格羅夫斯本人已瞄准了部長這一職務。不過過了几個星期，各地的討論小組就開始集會反對梅—約翰遜法案。 由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和博士后組成的討論小組的活動很具代表性。他們開始在學院教工俱樂部的被稱為雅典娜神殿的地下室里，開會研討原子能技術的影響及控制問題，并很快成立了一個名為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的組織。該協會的宗旨是“更好地承擔科技工作者在促進人類福利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日益加重的責任”，協會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些發起者均來自鮑林的實驗室，他們都反對梅—約翰遜法案。 1945年11月底發生的一件事情給反對派的活動注入了新的動力。一批美國軍人進入被占領的日本原子能實驗室，拆散了5台研究型回旋加速器，并把部件扔進了大海。后來了解到這些加速器是嚴格地用于非軍事目的的，盡管格羅夫斯很快就公開道歉，但是日本科學家极度痛苦的呼喚在美國科技界激起了廣泛的共鳴。此事清楚表明軍隊根本不懂得純科學研究的基本知識，因此美國原子能研究的控制權顯然不應該放在他們的手里。 于是，1945年的秋季，几十個精力充沛的青年科學家來到首都華盛頓，他們中有鮑林以前的學生科耶爾，他辭去了奧克里奇原子能實驗室的工作，全力進行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斗爭。各地的討論小組聯合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并在國會山附近的一幢無電梯的大樓里租了一個房間作為辦公地點，配備了一台打字机。他們對議員實行盯人式游說，向國會各個委員會郵寄油印的申述材料，并用激烈的言詞在報上發布新聞。反對梅—約翰遜法案聯合陣線中一位激進的領導者、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羅德·尤里１該法案稱為“國會所寫的第一個獨裁者法案，你可把它叫作是共產党法案或納粹法案，也可用其他任何你想像得出的坏名詞。”隨后，這些人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法案。1945年12月份，民主党參議員麥克馬洪提出一個包含了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意見的法案。該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原子能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總統任命的若干名軍外科學家組成的專職小組領導；法案還建議确保研究工作的獨立性并指派非軍方人士任部長。這樣就把軍方排除在外了。 １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1893—1981），美國化學家，因發現氖（重氫）獲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后又研究地球化學和天体物理學，對發展原子彈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論均有重要貢獻。 圍繞梅—約翰遜法案和麥克馬洪法案展開的辯論公開暴露了科技界內部的深刻分歧。支持梅—約翰遜法案的一方是那些在戰爭年代負責協調軍界和科技界研究項目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們認為与軍方共享原子能研究的決策權是最為現實的做法，布什和哈佛校長科南特１等人預言大多數科學家將會支持梅—約翰遜法案。与他們站在一起的有全國各地的上千名支持者。這些支持者相信，該法案能夠給予軍外科學家足夠的代表權，同時又能确保原子能研究的优先地位。比如密立根就聯合加州理工學院內外大約200名“平民”向國會遞交了一封簽名的公開信，敦促國會通過該法案。 １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美國教育家、科學家、哈佛大學校長（1933—1953），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組織美國科學為戰爭服務的中心人物，著有《論了解科學》、《教育与自由》等。 反對梅—約翰遜法案陣線的成員，除了科學家聯合會的那些年輕的動亂分子外，還包括了一些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學家，比如貝爾實驗室主任和美國科學院院長朱厄特，原子彈研制者費密１和西拉特，當然還有鮑林。鮑林本人同時參加了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并以個人名義寫信支持麥克馬洪法案。 １費密（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學家，研究慢中子人工引發原子衰變，最早實現受控鏈式核反應，獲193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39年赴美，1942年主持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應堆。 大辯論的結果開始偏向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一方。到1946年春天，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成員增加到了几千人，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該聯合會采取的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立場。成員的增加提高了聯合會作為院外活動集團的地位。那時麥克馬洪的支持者已經爭取到了包括杜魯門總統在內的一些政治家的支持。杜魯門仔細听取了他們的意見后，感受到了戰后選民的情緒，決定支持原子能技術的非軍方控制，隨后國防部長也很快表示支持。到7月份，麥克馬洪法案經過一些修正并讓軍方在擬議中的原子能委員會中取得一席之地后，在國會獲得通過。 這是一個來得有點突然的重大胜利。在鮑林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其他成員看來，這是理智的胜利，它表明和平時期軍方不再能主宰一切。杜魯門和他的部長們開始談論与蘇聯和其他國家共享原子秘密的問題，國際關系開始趨暖。人們希望，經過斗爭，這個世界有可能擺脫戰爭的陰影，實現持久的和平。 但是，這种趨勢很快就中斷了。 好萊塢 隨著麥克馬洪法案的通過和廣島沖擊波的逐漸淡去，許多科學家重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家庭，然而鮑林卻繼續活躍在政治活動中。公眾仍然渴望了解更多的有關原子彈的信息，請他作報告的邀請源源不斷。現在他在解釋原子彈的技術原理時，還不時插進愛因斯坦等人有關實現平民控制、公開交流科學信息以及成立世界政府的論述。但問題是，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談得越多，他的報告就越發顯得蒼白無力。 愛娃·海倫目睹了這樣的情況。鮑林每次作報告時，她几乎都陪同前往并坐在前排仔細傾听。她注意周圍听眾的反應，觀察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效果差，并在會后進行點評。她認為鮑林的問題是缺乏信心。每當鮑林談及政治問題時，他就對自己的有關知識缺少把握，說起來理不直，气不壯。比如談到原子能技術的控制問題時，他總是服從更高的權威，引用其他科學家或政治家的論斷而乏陳己見。這樣的講話喪失了他作科學報告時慣有的幽默感，并由于缺少第一手資料而顯得不夠真實，因此听起來枯燥乏味。在一場效果很差的報告之后，愛娃告訴鮑林：“你缺乏自信。听眾的印象是你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沒有把握。” 對愛娃的評論，鮑林一向是認真對待的。他認識到自己必須努力變成一個原子能政治學方面的專家，如同他以前步入免疫學和生物化學等新領域并成為這些學科的專家一樣。他開始研究政治、歷史、經濟和國際關系。閱讀有關書籍，政府報告，從《路易斯安那時報》到《紐約時報》的各种報紙，包括《國民》、《紐約人》和《時代周刊》等在內的各种雜志，還閱讀由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出版的名為《原子科學家通報》的新期刊。 鮑林發現，与量子力學相比，原子能政治學要簡單得多。此外，影響決策的競爭對手也比較少，無非是政府、工業部門、軍方、科技界和公眾等方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計划和關注的熱點，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并不困難。他發現，只要弄清楚每一方的動机和行動方式，就不難理解人們關于原子彈問題的不同言論。几個月以后，他宣稱：“我可以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了。”然而，他的演講卻引來了麻煩。 最早邀請鮑林去演講的團体之一是一個政治行動組織，名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個組織成立于戰后，是代表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立法利益的一個院外活動集團，同工會或實業家協會的性質相類似。這個組織的政治立場左傾，它的好萊塢分會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士所組成，中間還夾雜著少數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多數成員來自電影界。特里林１談到羅斯福新政支持者時說，他們“怀疑甚至否定利潤驅動原則，相信進步。科學、社會立法、計划經濟和國際合作，特別是与蘇聯的合作”，特里林的這些評論主要就是針對這個組織而言的。 １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國文學評論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31—1975），著有《弗洛伊德和我們的文化危机》、《文化之外：論文學和學識》、《真誠与真實性》等。 鮑林在這個組織的第一次演講很受歡迎。在隨后的答問時間里，有人問他美國武庫中究竟存有多少顆原子彈。鮑林回答時作了一個大膽的猜測：也許有100到200顆原子彈，并且在下個年度有制造500顆原子彈的潛力。鮑林的這個估計大大超過了實際數字——當時美國武庫中能夠用于實戰的原子彈不足10顆。一個記者報道了鮑林的估計，使其迅速在媒体上廣為傳播。當時仍在竭力爭取通過梅—約翰遜法案的格羅夫斯將軍當然很不高興，并把自己的不快告知了鮑林。“我對原子彈問題所說的話被錯誤地引用了，”鮑林在1946年2月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記者對我的粗略估計作了錯誤解釋，并傳遍全國。格羅夫斯將軍認為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然而軍方對他言論的不快并未使鮑林感到擔心。他寫道：“你清楚，我跟原子彈工程毫無瓜葛，完全是一個局外人，因此可以自由地作各种猜測。” 鮑林夫婦由于与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交往而結識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社會活動分子，這些人似乎都信仰鮑林所說的“很合我口味的相當自由化的政治”。于是他們兩人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對來自小城而又十分愛看電影的鮑林夫婦來說，能与好萊塢明星交往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好萊塢分會的負責人是克倫威爾，他是電影“林肯在伊利諾伊”和“贊達之囚”的導演。分會成員包括凱克納、羅賓遜、哈佛蘭、威爾士和馬奇等。鮑林夫婦由于這層關系得以出入制片厂，觀看拍電影，在制品人的豪宅里品嘗雞尾酒，在私人放映廳里觀看新片預映。他們還与卓別麟聊天，在拉夫頓和蘭徹斯特的好萊塢別墅里談笑風生，還在布朗德比与當時還只是一個自由派演員的里根一起推敲委員會的政策聲明。 鮑林對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工作并不積极，只投入很少一點時間；而對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事卻非常投入。他按時參加例會，協助起草行動目標和政策。他很快就被任命為好萊塢分會科學部的副主任，并与弗朗克·錫納特拉、曼１、埃靈頓２羅斯福夫人３等一起成為該組織的全國董事會的成員。 １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小說家，作品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衰敗，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因抨擊納粹政策被迫流亡國外（1933），加入美國籍（1944），獲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 ２埃靈頓（Duke Ellington 1899—1974），美國爵士樂作曲家、鋼琴家、樂隊指揮，20年代在紐約自建樂隊，對樂隊爵士樂進行許多革新，著名大型作品有《黑色、棕色和米色》、《跟上時代的回憶》。 ３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羅斯福的夫人，社會活動家，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1945；1949—l952；1961），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1946－1951），對世界人權宣言（1948）的起草和通過起了重要作用。 愛娃·海倫覺得，与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和他們的穿著隨意的夫人們相比，這些名流有趣得多，因此她樂于与他們交往。然而鮑林卻不一樣。經過一段短暫的興奮之后，他感到多數好萊塢人知識淺薄，發現這些人對什么事都有興趣，唯獨對科學興味索然。盡管這個組織的名稱中包含“科學”這個詞，但它從未能吸引很多科學工作者加入。這也許是由于該組織不久便被貼上了共產党陣線的標簽，也許是由于出現了原子科學家聯合會這個政治性的科學家組織。鮑林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理工學院的唯一會員，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成員回憶說，有一次，在某個董事家中花園里舉行野餐會，鮑林夫婦應邀參加。他看到愛娃在餐桌旁与其他來賓談笑風生，而鮑林則獨自一人遠遠坐在游泳池的另一端。來賓們似乎都怕与這位大科學家交談。鮑林与客人進行的僅有的一次熱烈討論發生在他和另一位來賓的十几歲的孩子之間，討論的題目是高中化學。 深入社區廣場 1946年10月初，尤里打電話給鮑林，詢問他是否愿意參加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由此把鮑林的政治活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鮑林知道，這個委員會由從原子科學家聯合會成員中遴選出來的精英組成，包括西拉德、尤里這些著名科學家，并由愛因斯坦親自領導。愛因斯坦關于公開分享原子技術的雄辯講話在爭取公眾支持麥克馬洪法案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委員會的任務并不是為政府制訂政策，而是向老百姓說明原子彈所帶來的各种新問題，正如緊急委員會的成立聲明所表明：“我們的世界正面臨危机，而那些掌握決策權的政要們卻尚未意識到這一點。被釋放的原子能已經改變了一切，唯獨我們的思維方式仍原封不動。人類由此正面臨一場空前的災難……人類如要繼續生存并走向繁榮，确立新的思維方式已刻不容緩。” 委員會偶爾就軍備競賽的危險性，控制原子武器的國際協定的必要性等問題發表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借助愛因斯坦的崇高聲譽而受到媒体的廣泛重視。除此以外，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籌集經費以支持公眾教育的各种刊物，諸如《原子科學家通報》等雜 鮑林把委員會的邀請視為巨大的榮耀，欣然接受了。他十分敬佩愛因斯坦。与少數几個科學家而不是与一個大型組織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參加緊急委員會也不致過于分散從事科研的精力。尤里向鮑林保證，并沒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年到愛因斯坦家附近的普林斯頓開几次會，商議公開聲明的內容以及确定籌措和分配經費的策略。 但是，加州遙遠的距离，日益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喜歡獨自工作這一也許是与生俱來的本性，使鮑林后來基本上沒有參加過這類會議。他偶爾作為委員會的發言人到西海岸巡回演講——一次他与西拉德一起冒險乘坐顛簸的小飛机沿哥倫比亞河谷上行，到達斯波坎市向該地區的電气工人大會發表演說。但是在各次委員會會議上，即使在重要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經常是唯一缺席的委員。多年以后，其他委員甚至回憶不起來是否見到過他。 對鮑林來說，比參加會議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与愛因斯坦單獨談話的机會。鮑林認為愛因斯坦是与牛頓和達爾文并列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是自成一格的思想家。愛因斯坦在創立嶄新的物理理論方面領先于同代人的距离要以光年計量。鮑林還發現，愛因斯坦有關和平問題的論述也比其他科學家的話更能抓住人心，發人深省。 在鮑林應邀參加緊急委員會前几個星期，愛因斯坦對《紐約時報》發表講話說：“原子彈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熟悉的世界的性質，因此人類必須改變思維方式以适應新的栖息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會擁有防衛原子彈襲擊的方法……美國的核武庫雖然占有暫時的优勢，但我們肯定不可能永遠獨占秘密。一部分人率先發現的自然界秘密，總有一天會被另一部分人掌握，只要這些人保持耐心，堅持探求。”与鮑林一樣，愛因斯坦也認為需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這個政府能夠懲罰任何戰爭發動者。愛因斯坦同意這樣的觀點，即科學家在教育民眾認清核戰爭危險方面負有特殊的責任。“決定美國政策的將不是聯合國會議桌上的討論，而是普通老百姓在社區廣場通過的決議。我國在紐約、巴黎和莫斯科的代表將最終根据這類決議去行事。”他還說：“我們必須到社區廣場宣傳原子能技術的真相，從那里將能听到美國人民的聲音。” 在加入緊急委員會之前，鮑林与愛因斯坦只在社交場合有過寥寥數語的交談；但在此之后，鮑林只要來到普林斯頓，就會應邀前去拜訪愛因斯坦。愛娃通常陪同前往。愛因斯坦總是站在默塞街的老式住宅的門口迎接他們，然后陪同他們走進二樓的書房進行交談。談話一般延續一個多小時，內容很少涉及到科學問題，主要話題還是世界大事、公眾輿論、原子彈的殘忍以及戰爭与和平問題。愛娃談話時充滿活力，才智煥發，愛因斯坦和她交談特別投机。鮑林回憶說，愛因斯坦非常幽默，他們三人經常說些軼事和笑話。私下与這一偉人交談，鮑林受到了深刻的影響，他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和澄清。愛因斯坦曾經鼓勵羅斯福研制原子彈作為擊敗希特勒的武器。而現在妖精已從魔瓶中釋放出來，他就感到負有特別的責任促使人們能理智地使用這一种武器。与眾多的科學家相比，愛因斯坦是從更加廣闊的背景來觀察美國的原子彈政策的，他批評當時存在的濫用原子彈的巨大威力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傾向。他認為，真正的罪惡是民族主義，它帶來狂妄和自傲，帶來強烈的競爭和戰爭的欲望。為了克服這一种傾向，唯一的途徑就是宣傳和發動民眾，使他們認識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愛因斯坦告訴鮑林，現在已經出現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因為原子彈的產生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一可怕的技術產物將驅使人類實現某种形式的全球合作，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机。科學家理應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否則人類將面臨災難。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在分析原子彈政策的時候，應該限于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進行，只談那些可以弄清和評估的情況。由物理學家來告知人類學家怎樣開展工作是荒謬的，更不要說政治家了。不同領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去指導。然而愛因斯坦卻不受這种觀念的束縛。他曾在30年代親眼見到了德國的魔鬼希特勒，并且毫無畏懼地點名批評。當愛因斯坦談及原子彈問題的時候，他不是談論千吨１核查体制，而是談論那些想“驅使我們生活在全面恐怖气氛中”的政府官員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瘤”，談論美國“被胜利沖昏了頭腦”。他說：“使人改變罪惡的思想，比使金不元素改變性質還要困難。”他說這一切的時候做到了直抒心聲。 １千吨是原子彈或氫彈當量的單位，等于1000吨梯恩梯炸藥的爆炸力。 于是鮑林也開始直抒心聲了。鮑林將愛因斯坦作為自己的楷模：一個科學家在戰后就應該像他那樣憑良知采取行動。鮑林后來說道：“正是愛因斯坦的榜樣使我和我的妻子下決心為這一事業貢獻我們的力量。” 火燒的煙味 然而，在蘇聯東進和美國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緊急委員會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為爭取制訂合理的原子彈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諸東流了。 戰爭剛一結束，斯大林就把蘇聯“解放”的東歐國家統統封閉起來，從而導致丘吉爾在1946年的秋天發表了關于“鐵幕”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為反共分子創造了在其后40年里流行全國的通用詞語。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里，中國共產党也對國民党政府构成了危險。自俄國革命以來，美國一些政界人物經常將共產党征服世界的危險作為口實來吸引選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現在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來加以使用。 共和党人利用這個題材攻擊民主党。當時存在于蘇聯和世界各國之間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原子彈問題。共和党人宣稱：民主党內充斥著共產党同情者、綏靖主義者以及主張世界大一統和共享原子彈秘密的人。華盛頓的民主党政府對國家安全采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1946年度共和党全國委員會主席斷言：美國人民必須在共產主義和共和党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很多選民相信這個說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党人在國會中新增了几十個席位，這個結果是公眾輿論反共傾向抬頭的明顯信號，也是給杜魯門和他的民主党人敲的一次警鐘。 杜魯門是一個老練的政客，當然不會不看到形勢發展的方向。他的講話調子突然明顯右轉，再也不談与俄國人共享原子技術了。他還采取實際步驟使民主党人表現得与共和党人一樣反共，其中之一就是發布了9835號行政命令，該命令規定自1947年3月起實行忠誠和安全審查制度，禁止聯邦工作人員參加任何被司法部長認定的法西斯极權主義組織、共產党組織或者顛覆性組織，甚至也不准對任何這樣的組織有“同情的表示”。這一措施的真實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員中的共產党人和共產党同情者。杜魯門這一后來被人們稱為“效忠制度”的行政命令，成為各州政府公職人員的忠誠檢查和宣誓制度。司法部長手中的黑名單，以及隨后不久由各州急于媚上的一些委員會所确定的其他黑名單，對于那些被認定為非常左傾的政治組織來說，實際上成了死刑判決書。 這种效忠制度在隨后的五年中如毒蘑菇那樣迅速蔓延開來，成了一种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中可疑分子進行法外調查的机制。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聯邦調查局以及各种州級委員會開始對几百万美國人建立檔案，這些人的唯一罪行也許就是參加過某一特定的政治組織。這是建立所謂國內安全秩序的序曲。 鮑林以一种日益提高的警覺注視著這場全國性的政治論戰。1946年選舉以后，論戰离開了控制原子能的主題而變成了對共產党人的搜捕。加州的反共熱潮甚囂塵上，其速度和規模超過了其他各州。早在1947年，洛杉磯官員就命令各縣圖書館從書架上撤走所有共產党書籍。加州搜尋赤色分子的領頭人物是州參議員杰克·特尼，此人早先是一名歌詞作者，此時正領導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很快就被人稱為特尼委員會）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展開了一場狂熱的反共競賽。特尼委員會總能領先一步，特尼的大名也由此頻頻出現于報紙的大標題中。特尼委員會公布了自己确定的加州“共產党陣線”的名單。所謂的“共產党陣線”，是指那些“与莫斯科并無正式聯系卻做著同樣事情的組織”，包括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好萊塢分會和一些其他的組織，這些組織政治態度溫和，還不夠資格列入司法部長的黑名單。特尼委員會的做法确實要比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更胜一籌。 特尼最早的攻擊目標之一是好萊塢社區廣播電台，這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一個分支机构，其宗旨是在廣播中提供左翼“平民社區節目”。鮑林是該電台的董事會成員。1946年年底，聯邦通訊委員會審批該電台的開業執照申請，特尼把審批听證會變成了一個政治競技場。他把擬議中的電台稱為“斯大林的查理·麥卡錫”，并在證詞中指控電台的許多組織者是“共產党陣線”組織，特別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成員。鮑林代表電台在听證會上作證。后來當赫斯特報業集團的報紙“錯誤地”把電台稱為“好萊塢共產党廣播電台”時，鮑林成功地迫使報紙刊登了更正啟事。 特尼委員會隨即開始搜集鮑林的檔案材料。 甚至在科學家中間，這場公開論戰的重點實際上也從原子彈政策轉向了反共鼓噪。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鮑林的幫助下爭取更多的科學家加入該組織，這一行動促使《化學通報》刊登了一篇反對文章，文章稱該組織“由親共分子領導”。鮑林撰文答辯，他概略地敘述了個人對該組織宗旨的看法。“我注意到委員會（好萊塢分會）的官員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寫道，“那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深切關心美國和世界的未來，真誠地關注人的福利，而不管他們的种族、膚色和宗教信仰。他們都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鮑林無疑是在說他自己。雖然鮑林也認為委員會的有些成員對“蘇聯領導人鎮壓個人自由的殘暴政策”批評得不夠嚴厲，但他向自己的同行保證：“我确信這個組織沒有被共產党人操縱。” 然而，其他化學家卻不像鮑林那樣自信。美國化學學會會刊《化學和工程新聞》刊出社論指責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從而引來了許許多多觀點對立的讀者來信。有些讀者一味抱怨“共產主義已經侵人我們這個學會的机体”，鮑林則在一封致編輯的信中重提他的學者式信仰：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世界面臨的問題十分重大、嚴峻而又難以解決，化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理應比普通公民承擔更重的社會責任，”他寫道。“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化學家除了開展作為化學學會會員的本職工作外，還能同時投入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 盡管鮑林設法做了許多說服工作，還是很少有科學家愿意加入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一組織的壽命已經不長了。1947年春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洛杉肌的旅館租了一個套間作為辦公室，“對電影界的共產党活動進行秘密調查”。1947年10月份，當一長串電影明星、制片人、劇作家和導演接受調查委員會的盤問時，美國人紛紛被好萊塢庭審的奇觀所吸引，密切注視著整個調查的過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鮑林在獨立公民委員會內的朋友達爾頓·特朗勃——鮑林認為他是好萊塢最有才華的劇作家之——決心對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采取不合作態度。他在准備接受盤問時，寫了一篇雄辯的開場陳述詞。他說，政客們的反共調查使得首都華盛頓“充滿了恐怖和高壓’的气氛……在這個城市里，老朋友在公共場所見面不敢相認，那些對你們的正統觀念稍持不同意見的人只能在行進的汽車里或在野外私下交談，華盛頓變成了又一個國會縱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個記得1932年秋季德國歷史的人都能從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房間里聞到火燒的煙味”。 當特朗勃試圖朗讀他的陳述時，主持者用木槌猛擊桌子，打斷他的發言。他和其他九個采取不合作態度的人被集中起來接受進一步的司法審查。后來這十個人被人稱為“好萊塢十君子”。 對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那些人來說，在電影界舉行的听證會不但是一個個人表演的舞台，而且也是擴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机會。調查委員會主席托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發現，通過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衛美國的愛國者，在報上大出風頭。他們的攻擊目標不僅限于電影明星和聯邦政府雇員。托馬斯寫道：“我們的科學家盡管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里很內行，但對共產党的策略和陰謀活動的歷史卻一無所知。他們很容易上當受騙去出席會議，簽名呼吁，組織或參加各种打著‘自由’和‘進步’招牌的團体，實際上這些團体都屬于共產党的統一陣線。”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開始密切注視科學家的活動。畢競科學家是原子彈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們把机密泄露給俄國人，那就會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盡管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不管是否通過間諜手段，俄國人遲早會掌握原子彈的秘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一部分人率先發現的自然界秘密，不久總會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學家的這种看法并不能左右調查委員會的立場。托馬斯認為，确保科學家的忠誠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9835號行政命令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机制。當時對科學的資助正轉變為由聯邦政府撥款——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或者作為政府實驗室和特种机构的雇員而領取薪金，或者從原子能委員會和軍方取得資助——從而使得成千上万名科學家變成了臨時性的政府雇員，必需接受杜魯門的忠誠檢查制度的審查。他們中許多人在不斷的安全檢查和聯邦調查局的現場調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資助的資格。 物理學家康頓成為眾所周知的第一個犧牲品。康頓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美國物理學會的前任主席和國家標准局的現任局長。他性格開朗，机智幽默，討人喜歡，在國家標准局的工作也無可挑剔，一般說來他不應成為攻擊的目標。但是由于他曾經公開領導了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行動，一些右派政客就把他當作動亂分子。1947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有意向新聞界透露了一些有關康頓的誹謗性材料。這些材料都是些無法查證的傳聞和社會關系。比方說，稱康頓曾經說過，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檢查制度是“病態壓抑性”的，并因此退出了曼哈頓計划；他曾經建議讓世界各國共享原子技術；他在聯邦政府的職位是由左傾的前副總統華萊士推荐的，等等，然而根据這些材料已足夠給他貼上“我國安全体系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的標簽了。康頓的私人生活被報紙連篇累膠地披露出來，社會關系也被公開，他的名聲遭到了玷污。但是康頓拒絕屈服。包括美國科學促進會、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和一些有威望的科學家（其中也有鮑林）在內的科學界群起為康頓辯護。第二年，匆忙組織起來的一個聯邦調查小組正式宣告，他是清白無辜的。 這件事情算是過去了，但整個科技界卻心有余悸。如果說，康頓橫遭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直言不諱，那么，下一個將輪到誰呢？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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