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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會歷史環境,都是充斥著宗教迷信的煙霧和气氛的。他在那樣的客觀條件下長大、受教育,但卻沒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跡。他從懂事的時候起,他的保姆就帶他去教堂,給他講圣經故事,他爸爸媽媽又給他系統的宗教教育。他听著、思考著這一切。但隨著知識的增長,經驗的積累,他終于怀疑這一切,并堅決地鄙視它們,拋棄它們。他把目光轉向自然界,轉向現實生活,轉向人体及其活動本身,發現客觀事物的奧秘就在它們自身。他象達爾文那樣,認為不需要從超自然中尋找事物的本質。所以,當他研究心理的時候,他也只在人体內部,在人心內部,在人所生活的現實環境中,尋找和探索規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還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為和實際体驗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勢力的決裂。
  更可貴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對宗教歸結為簡單的“謾罵”,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謬誤之后,還認真地、科學地分析產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還是從《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論、机遇和迷信——談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從日常生活現象探索迷信心理的產生根源。
  弗洛伊德舉例說,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歸來。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個九十歲高齡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樣單調無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當中,潛意識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來。她已超過九十高齡,所以,每過一年,我便要自問,她到底還能活多久。”這就是說,在給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在弗洛伊德的內心中隱藏著一种想法:認為她已過九旬,實在無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兩次著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療。實在沒有多大必要。這种思想循環往复地出現,又被壓抑下去,強迫自己去給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經逐漸形成關于不愿給她看病的潛意識。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輛車去。停車站上每位馬車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為弗洛伊德常雇他們的車去。可是,那天車過其門而不停,車夫把車駕到另一條外觀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樣的號碼前。
  弗洛伊德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錯。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發行為”(見《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書第十章)一樣,是潛意識的表現——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給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現。
  弗洛伊德說:“但是,如果我迷信,我會把它當作預兆,認為是在暗示著老婦人的大限已近,活不過今年了。歷史上無數有名的預兆,大多數也不過是玩弄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堅定地說:“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動無關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預卜未來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動的無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著隱瞞于其內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說,我相信外在的(實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內在的(精神的)現象會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們對偶發的錯誤行為的動机一無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謂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尋找其‘意義’,在己身之外追尋神秘的天机。在我和迷信者之間存在著兩大差异:第一,他把動机投射到外面去,我則在自己身上追尋;第二,他認為意外是一种事件,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結果,我則在一己的思想活動里求解釋。他認為神秘的地方,我都看作潛意識,并努力揭露存在于‘偶然’之下的伏流,用人人所能了解的方法來解釋。
  根据這樣的看法,弗洛伊德得出結論說:由于人們對各种“意外”事件的原因毫無所知,才把本來存在于心中的潛意識的動机“异化’咄去,在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中尋找神秘的本原。所以,他說,所有的迷信觀念“都只是投射到外在世界中的人心罷了。”
  弗洛伊德對于人類心理的這种自我外化還進行了歷史的分析。他說:“遠在洪荒時代,人類的思想初萌,他欲解釋外在世界的种种現象,舍人神同形同性論別無他途,唯有依自己的影象為自然及超自然力塑造种种人格,把它們人格化。他們一概以迷信的態度解釋外在的意外,視之為他人或具人格的力量的意愿和作為(原始人相信,一個人的死必定是他人惡意、作祟、祈禱的結果)。當他們從他人的無意動作中推出嚴重的結論時,他們表現得象妄想症病人那樣(比如相信他人在作法使巫,促你早死——這是原始人和妄想症病人共有的想法)。”
  所以,弗洛伊德繼續說:“你若有机會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處的思想,便不難一睹种种潛意識動机的真相,而知它們便是迷信的根源。”
  當然,弗洛伊德在這里講的,是產生迷信的一部分心理根源。他遠沒有全面地揭示這個心理根源的全部內容,更沒有分析產生迷信的社會根源和其他客觀條件。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他說:“用這么短的篇幅,當然不能囊括‘迷信心理學’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書中沒有來得及全面探索的宗教迷信的問題,在一九一二年的《圖騰与禁忌》中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一九一二年對于弗洛伊德來說又是一個丰收年。在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籌辦的《意象》雜志正式問世發行了。同時,《圖騰与禁忌》這部重要著作也与讀者見面了。在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創辦《精神分析雜志》。盡管這一年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但弗洛伊德對自己的成就是滿意的。
  《意象》雜志由漢斯·查赫具体負責。這一雜志的創辦目的是要開辟一個非醫學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陣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去探索醫學和心理學以外的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与人類精神生活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意象”這個名稱本來就是取自斯匹德勒(1845—1924)的那部著名的自傳体小說《我最早的經歷》的。“意象”原文“Imago”的本來意義是用來表示年幼時遺留下來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時將它譯成“成象”。弗洛伊德在一九—一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問題。所以,《意象》雜志創辦后,弗洛伊德便將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發表在上面。
  《圖騰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圖騰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這些現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動規律。全書共分四章,分別論述“亂倫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靈說、巫術和思想的万能論”及“圖騰崇拜現象在孩童時期的重現”。
  我們在這里,只著重分析弗洛伊德的論宗教觀點。
  弗洛伊德從分析玻利尼西亞人關于“塔布”(即禁忌)的雙重意義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險的”、“禁止的”、“不洁的”。由此可見,禁忌的來源應歸因于附著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原始民族把這种假設的神秘力量稱為“瑪那”,它可以利用無生命的物質作為媒介加以傳達。例如,一位國王或僧侶附有“瑪那”,則其本身將因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成為禁忌,因此,當一位平民触及到國王或僧侶的身体時,他將因瑪那的作用而受到禁忌的處分,通常是被處死。弗洛伊德將原始民族的禁忌分為三類:對敵人的禁忌、對統治者的禁忌和對于死人的禁忌。
  這些禁忌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說:“任何從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問題的人,也就是說,對個人心靈的潛意識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將很快地發現,這些現象對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著指出,原始民族對禁忌的信仰同患強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臨床症狀和心理机轉”沒有區別。
  弗洛伊德指出,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是存在一种“禁止接触”的強迫性觀念。具体說來,它們的共同點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它們都找不到明确的動机;
  (二)它們都由一种內在的、心理的“需要”來維持;
  (三)它們都很容易替換,而且,都有一种可經由被禁制物体而傳染的危險;
  (四)它們強迫人們從事一种等于或類似于儀式的行為。
  下面舉一個實例說明強迫性心理症之———“接触恐懼症”的臨床表現及心理机制:
  一位病人從小開始就有一种強烈的触摸”欲望”,它超出了一般人所喜愛的程度而顯得有些特殊。但這种欲望為外在的禁制所阻撓。接著,這种禁制找到了一個有力的內在力量(即所謂“超我”)來支持,同時,這种內在力量(代表道德觀念等)已遠胜過他對触摸欲望的本能,所以,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這個小孩于原始心理的組成,也就是本能,并沒有被這种外來的禁制所消除。触摸欲望只是被壓抑而消失在潛意識里。禁制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繼續存在著:本能僅僅是被壓制而不是被消滅;而禁制如果停止發生作用的話,本能就會穿過意識層次而活動開來。在這种禁制与本能的不斷沖突中,于是便產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狀態——心理的固置。
  這种“固置”實際上是“自我”對于某一單純物体或与此物体有關的行為保持著一种矛盾的態度——他不斷地希望去作這個触摸行為(視之為無上的享受),可是他也同樣憎恨它。喜愛与憎恨的兩股源流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解決,它們以誰也無法戰胜誰的僵持方式存在于自我的內心里。禁制本身在意識層次中喧囂,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卻深藏在潛意識中使自我無法覺察到。正因為兩者分存于不同的層次,它們的矛盾才能長期存在下去。
  在上面所舉的臨床病歷中,病人在幼年時期所受到的那种強迫接受禁忌的觀念是主要的關鍵所在。另一种重要因素則是在同一時期內的潛抑机轉的發展。由于壓抑的結果,它產生了一种記憶消失——健忘,對禁制(存在于意識層面)的動机保持無知。禁制的強度及其強迫性質,取決于潛意識中存在著的那股反對勢力——触摸欲望的大小。禁制所以容易發生轉換或延伸,反映出一种与潛在欲望的活動有關的心理過程。被壓制的欲望經常不停地尋机表現出來,尋找“替代物”來掩蓋自己,所以,禁制本身為了達到有效地實行壓制,也必然相應地變換禁制的形式。對于這兩种沖突的自然抑制產生了一种宣泄的需要,這种宣泄能降低占优勢一方的壓力,這也就是強迫性行為一再被實行的原因。對心理症病人來說,強迫性行為很明顯地是一种妥協的行為:一方面是一种因懊悔而努力贖罪的表現;另一方面是在同一時間里以替換的行為來補賞被禁止了的本能。當這些強迫性行為在本能的控制下愈來愈少的時候,則表示它愈來愈接近原來被禁止的事物了。
  對于原始民族來說,禁忌也是一种從祖輩時期長期傳下來的強迫觀念。它是一种外在壓力(某些權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強烈意愿的活動相互關聯。如此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也可能只是一种經由父母和社會權威強制构成傳統的結果。但當它延續到較遲的后代時,它們很可能被“組織化”而成為一种遺傳性的心理特質。然而,隨著禁忌的維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圖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繼續存在著。原始人對禁忌事物必然產生一种矛盾的態度——既服從它,又討厭它。在潛意識中,他們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這樣做。他們恐懼,就是因為內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們的恐懼,表現出他們對內心的那股欲望的憂慮。
  對于“精靈說”、巫術、“思想万能論”的產生及本質,弗洛伊德也作了深入的探討。他關于宗教迷信觀念的起源及本質的探討,最后都總結在他寫的一個提綱——《關于文明、文化与現代人問題》上。這個提綱是為答复羅曼·羅蘭的質疑而寫的。
  弗洛伊德明确表示,“精靈和神异從來都不屑与我這低卑俗气的人打交道。所以,迄今為止仍無任何個人經驗督促我相信奇跡。”這种無神論的堅定立場乃是他研究宗教問題的堅定出發點。
  宗教的本質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說:“我認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這种把宗教歸結為麻醉劑的觀點,直截了當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質。
  弗洛伊德進一步指出,人所以需要自我麻醉,是因為有壓力。他說:“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由于生活負擔太重,因此,煩惱亦隨之增加。這种苦惱主要是來自:(一)自然界的壓力;(二)自身肉体的弱點;(三)家庭、社會、國家及人与人之間關系的不安全性。也正因為這些來自生理、心理上的壓力,使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
  當然,人們逃避煩惱的方式,不只是采取宗教迷信這個唯一的途徑。所以,弗洛伊德說:“至于逃避苦惱的方式,簡單地講,大略有下列方式:(一)藥物中毒,也就是借迷幻藥來麻醉自己以便暫時忘卻煩惱。(二)抑制沖動——這類人大約以禁欲論者為典型代表。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建筑在因所有的煩惱是由欲望而產生,故降低欲望可成為減少煩惱的一种有效方式。不過,我并不贊成這种方法。因為當一個人把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后,多姿多彩的生活也將變得索然無味,而生命本身也將失去其原有的光輝。(三)升華——即借著自我的提升把自己從心理上的困境以更合理或積极的方式表達出來。(四)幻想——借著幻想來滿足自己的希望、企求。藝術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現。(五)脫离現實——當所承受的壓力太大而無法抗拒時,有些人就開始想從現實中超脫出來,這也是造成妄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在《圖騰与禁忌》一書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時候,很輕蔑地將它比作幼儿時期的愚笨心理。接著,在《精神分析新論》中,他又進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進化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經病”。他認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圖控制知覺世界的徒勞嘗試;借著這种嘗試,這些人妄圖把整個世界置于其中……但它畢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它的教義具有時代的烙印,那便是人類之愚蠢的儿童時代的印記……但經驗告訴我們,世界畢竟不是一個育儿所。”
  當然,弗洛伊德并沒有、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宗教產生的根源。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包含著許多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局限性。但他确實已經作到了許多同時代的心理學家所無法達到的深刻程度。
  弗洛伊德認為,作為一個心理學家,眼看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陷于宗教迷信的迷途中,是不堪忍受的。他立志揭露宗教的虛偽本質,把它的產生根源与本質從別有用心的神職人員所杜撰的謊言中、從神秘的天國中,拉回到現實生活中和人的心理活動中,從而使人們看到宗教不過是一部分人欺騙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罷了。
  他說:“撰寫論圖騰的著作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要讀一大堆我本來不感興趣的厚書,因為我早知道這些書會得出什么樣的結論……但通過大量的材料我又輕而易舉地論述了這個主題……我把這次寫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休息。從中我發現了我的新生命,猶如我又一次新婚一樣。”接著,他又說:“自從《夢的解析》以來,我從沒有象這本書那樣以如此完滿的信心來寫作過。”他認為,這本書是他的“最偉大的和最后的一本好書。”他寫信給阿伯拉罕說,這本書要在慕尼黑代表大會(一九一三年舉行)召開以前發表,以顯示“我們同一切雅利安种族的篤信宗教特性之間的突出區別。”
  這本書出版后,自然引起歐洲各國那些宗教狂的不滿,就連學術界也對它表示冷淡。但弗洛伊德并不灰心,他繼續思索著如何把精神分析學深入地應用到各門有關人類精神生活的科學領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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