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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到重慶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費時，一項戰時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時間延長。他被任命為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的副主席，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負責編制一套淪陷區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廟、寶塔、博物館等等的目錄，并在軍用地圖上標明它們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們在戰略反攻中被毀坏。該資料為中英文對照并附有照片，發給當時仍在轟炸中國東部省份日軍基地的美國飛行員。有一份還送達了周恩來，顯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當我在1945年夏天作為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專員回到中國時，思成正在重慶執行他副主席的任務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勢發展很快。俄國人參加了對日作戰。原子彈扔到了廣島。中國報刊上關于“原子彈”（陌生的中文名稱）的標題很嚇人。謠言說它大得嚇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國大使館的科學參贊李約瑟教授（徽因信中寫到過他），在第二天晚上舉行了一次室外討論會，來解釋核子時代的到來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眾的許多問題。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約8點20分傳到重慶。思成和兩位年輕的中國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國大使館食堂共進晚餐。吃完飯我們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館門廊前的小山頂上的台地去乘涼（那天晚上熱极了），并且等著看長江對岸山上群燈亮起。思成講述著好久以前泰戈爾訪問北京的事。忽然間他不講了。他和其他人簡直就像獵狗一樣，一下子變得緊張而警覺。為了听到他們所听到的聲音，我不得不盡力用耳諦听。這是遠處的警報聲。難道說又有空襲？這是荒謬的，然而他們每個人在多年的親身經歷之后，都對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們腳底下，消息迅速傳遍全城。在這高高的山坡上，我們差不多可以觀察到整個進程，一開始是壓抑的嘁嘁喳喳，或許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個別的喊叫聲，辟啪辟啪的鞭炮聲，最后到處都是一群群喊叫、歡呼、鼓掌的人們，好像全城都在一陣大吼叫中醒來了。 思成感到有點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來到的時候他卻不在家。我們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這种時候需要有點象征的東西：旗子、V型手勢、伸大拇指、鞭炮聲，焰火的紅光和探照燈的白光在空中交織成帶五個角的星星。滿載歡慶人群的吉普、卡車和大客車形成自發的游行。當車輛在大街上相遇，車上的乘客們沿路就和對方握手同慶胜利。當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時候，他發現那里的學者們在高興地笑啊、跳啊，喝著一瓶久藏的白酒慶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軍飛行員答應用C-47運輸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賓，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飛机場。在空中飛行15分鐘后，思成指著腳下長江轉彎處一座有城牆的小鎮說，“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達的地方。”四十五分鐘內飛机就飛過李庄上空——坐船則要三天半。宜賓机場停机坪的草有沒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數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蒼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餒。她和我長談多次，相互訴說我們离別這么多年生活中發生的事。她經歷的生活艱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開始想，回顧起我們在北京認識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离開中國的實際問題差不多和我們外國人一樣遙遠。但這些年來一切都改變了。 她的女儿寶寶已經十六歲，現在人們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嬌小、女性化和內向的。在單調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當她從學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聞帶到她母親的床邊時，她給這個家庭帶來了一种特殊的輕松。徽因和從前一樣，還是生活在她周圍人們的喜怒哀樂、麻煩和陰謀之中，即使他們只是處于和寶寶同齡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慶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轎子到茶館去，我在旁邊走著。這是她在鎮上整整五年時間里的第一次。盡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這次出行給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聲音和新的面孔，夠她今后好几個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寫點東西，有時是關于建筑或關于漢代歷史的論文，她甚至還构思了一本小說。 對我來說，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碼的生活設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聯系是河船。沒有電話、沒有電、沒有無線電、沒有車子或役畜，甚至從江邊通往山里的小徑也只是僅容兩人通過的梯級稻田里的踏腳石，怪不得在這個与世隔絕的農村，居民們是如此落后、迷信、貧窮和疾病纏身。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和語言研究所，以把中國歷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陽發掘而著稱，當它把一箱箱安陽出土的頭蓋骨和骨頭帶來時，据說好几個月部難以雇到當地人。傳言說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這祥的環境中，當我們走過三英里進山的石頭路，來到一處風景如畫的農舍群，穿過几個院落，進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發現一個出色的中文圖書館，而且它還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關于亞洲考古、歷史和發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時，真是再惊奇不過了，這個中研院圖書館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難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因肺結核而臥床四年，由于讀書和寫的東西有人閱讀才在此期間保持高漲的情緒。這兩個人的長期臥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個沒有醫院、只有一個靠步行看病的現代醫生的邊遠小鎮，當然會有悲慘的死亡，尤其是婦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館的李濟五年中死了兩個十几歲的女儿，社會學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結核。 除了物質上的困苦和當地居民的仇視以外，還有使這种社會必然成為犧牲品的內耗，既有嫉妒也有爭吵。甚至還有更加精細的文化上的沖突。例如，從上海遷來的同濟大學，曾是德國人創辦的并且由德國留學生供職，而中央研究院人們的學術淵源多半是在美國。這就使得兩部分人關系有些冷淡。 學者們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居然還能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并准備在戰后紙張和印刷條件都具備的時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簡單。但思成決心不等待，即使使用當地被稱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術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輕同事們用他們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兩期的營造學社的《匯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過去一樣，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無休止的家務事之間掙扎，而且還有必要的第三點，就是她對寫作和研究的濃厚興趣。這三件事同時爭著要她注意。關于她的健康，她寫信給我說，“使我煩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惡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劇痛，可能已經很嚴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寫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載在營造學社的《匯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隨著冬天的到來，“那些伺候了我們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爛衣服必須拿出來修補了。思成要到重慶去，他的東西必須先補。去年冬天他在重慶把它們磨損得這么厲害，它們就像大戰后的軍艦，必須拉到干船塢去大修，有些被魚雷或炸彈毀坏得這么厲害，要修理還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個熱情的附言：“你不能夠想象現在的寂寞同你在這里的時候我們在這同一個院子里度過的熱鬧時光的差距有多大。”費正清很快就要离開華盛頓回重慶去。我們兩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來跟我們團聚。“這開始有些像舊時了。” 她后來寫信給費正清歡迎他去，還說：“告訴費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轎子進城了，還坐了再冰的兩個男朋友用篙撐的船，在一家飯館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館休息，在經過一個足球場回來的途中從河邊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場排球賽。 “頭一天我還去了再冰的學校，穿著一套休閒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轟動！但是現在那稀有的陽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卻了。從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們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陽能再出來，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樣的健康狀況，我就會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為了玩玩也要冒險到重慶去。因為我已經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縫補好准備走，當气氛适合的時候我收拾行裝來找你應該是沒問題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沒有船。顯然你從美國來到中國要比我們從這里去到重慶容易得多。” “就是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來了。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离開李庄。她的健康狀況是如此不穩定，她在重慶的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時候駕著吉普帶她出去玩。有一天我們駕車到郊外南開中學去接小弟。她覺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鮮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開我們經過的新衣服、車流和重慶這個大城市（現在對她來說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駕著吉普帶她到美國大使館食堂吃飯。她很喜歡那些曾在各處打仗的穿軍服的美國武官。她很快就參加到他們的談話中去，這是她第一次和美國盟軍談話。對她來說，戰爭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敵人不期而遇的悲慘經歷。 費正清的來到和新設立的戰后美國新聞處給我們帶來了額外的好處。在遮身的片瓦都難以找到的重慶，我們居然在美新處宿舍分到兩間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筑物，一排很小的房間并排面對著一條長廊。每一個房間勉強能放下一張椅子和一張舖著蒲席的木板床，我們兩間房當中的一間角上居然有一個小小壁爐，很像我們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种。我們把一張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斷牆邊，做成一個沙發，蓋上一條手工毛毯，上面再挂上一幅從西安帶回來的美麗的唐馬大拓片。用不到什么想象力，人們就能看出它是一間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噎住了一口气，說“這簡直像走進了一本雜志！”因為過去几年她只是偶爾在外國雜志上才看見過壁爐和燈罩。 當她能受得住的時候，我們把梁氏夫婦都帶去看了一場戲和兩場電影。思成必須回到他在李庄的營造學社去，因而錯過了最可紀念的一次晚會，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儿子都參加了。那是喬治·馬歇爾將軍為執行和平使命而來到重慶后不久在美新處總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所有中國政党和派別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國人在內的經過挑選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請并被歡迎。那真是一個神奇的時刻。日本已經投降而中國內戰尚未爆發。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彌漫在空中。各种不同的人們可以暫時忘記他們的圖謀和擔心而歡度今宵。 酒過三巡，俄國人顯露本色，開始唱歌。也許就是這种非官方的輕松愉快打破了國民党的僵硬態度。不少年輕時就認識共產党領袖的國民党官員（比如吳國楨就和周恩來是同學）也出席了，這時候在多年隔絕之后突然相互祝起酒來。當老朋友和老敵人互祝健康時，徽因緊張地注視著這种惊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儿子小弟，引起了被稱為“基督教將軍”的軍閥馮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樣的高大壯實，而那孩子，偎倚在媽媽身邊，瞠目結舌地看著這個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几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產党的領袖們。他們是從另一星球上來的客人。關于他們，她從國民党那里所听到讀到的除了邪惡沒有別的——然而在這一環境下，他們和別人一樣都是人。 里奧·埃婁塞爾博士，著名的美國胸外科醫生，當時在戰后的重慶中國善后救濟總署工作。當他知道徽因長期患肺病后，慷慨地答應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听診器做了簡單的床邊檢查和詢問她的病史后，他告訴我（沒告訴她），他斷定她兩肺和一個腎都已感染，她短暫而多彩的生活在几年內，也許是五年，就會走到盡頭。我沒有告訴她，她也沒有問。我想她全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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