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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于1941年12月參戰的時候，費正清和我都在華盛頓政府內供職。我們希望并期待著回到中國去，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從日本人侵占東部省份以后，從美國到“自由中國”去就只能通過印度，從那里坐飛机越過喜馬拉雅山到昆明。費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發，沿著南美洲海岸坐短途飛机下行，然后經過大西洋中部的复活節島，穿過非洲到達埃及，穿過印度洋到達印度，最后飛越“駝峰”到達昆明。 在那里，清華的同事們和我們在北京時的其他親愛的朋友們都到聯大熱烈地歡迎他，他把他們一行人用美國軍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龍頭村，錢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設計的一座住宅里。在鄉村小徑的另一頭，和它相鄰的是梁氏夫婦自建的住宅，他們在离開時還戀戀不舍的。費正清認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牆和瓦房頂，內部是輕質的木結构和粉白的石灰牆。后面則是在桉樹叢中漂亮的小花園。” 過了一個星期，他繼續飛行，到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去上任。 戰時的陪都對于費正清和許多美國人來說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國人大部分在接受戰時任務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沒有到過中國。這地方不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們剛剛离開的華盛頓相反。重慶座落在長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會合處邊緣陡峭的半島上，是一個遙遠的上水河港，從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國民党的戰時陪都。日本空軍周期性的狂轟濫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變為廢墟，而為了緊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從廢墟中造起的搖搖晃晃的辦公房和住房，比峭壁邊上竹篱笆糊泥的窩舖也強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條件使情況更為嚴重。冬天多雨，徹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濕和炎熱比之華盛頓更甚，因為沒有任何的防護手段。甚至洗滌用的水也不夠用，許多家庭只能從几百級台階以下才能從污濁的河里打到水。 重慶及郊區農村人民，就像中國其他部分的人一樣，五年以來表現了戰時的很大忍耐力。那早期對日本人入侵東部的狂熱的和英雄的軍事抵抗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已下降為和長期忍受軍事僵局相适應的消极抵抗。這种忍耐包括每天按照新的程序來工作和生活。它要求學會每天在日本轟炸下生活，一听見警報就跑到山城石壁下的防空洞去躲避。它也包括學會和四川人相處，或者反過來說，四川人學會和“下江人”相處。 近几年來由云南表現出來的中國西部的偏狹觀念，在四川也十分明顯地表現在四川人和來自東部城市的同胞們的關系上面，他們作為戰時難民上溯長江西行一千五百英里來到此地。四川盆地是由保守的地主統治的富饒的和良好的水澆農田。它的丰富出產能夠養活突然增加的人口，而它的河道周圍的大山屏障又成為阻隔日本軍隊的天然馬奇諾防線。在戰爭的頭几年，政府部門、研究所和大學紛紛從東部城市西遷到日本軍隊到不了的四川，甚至比遷徙到云南的還要多。同時，平民百姓也盡可能用汽車、火車和輪船甚至徒步，海潮般地涌向這西部的避難地。也有少數到了西北的共產党游擊隊根据地。上海和內河港口的企業家們則被鼓勵拆卸他們的工厂，把机器裝船上溯長江運到四川。盡管有這樣英勇的努力，那大量涌入的人群能夠帶到西部來的物資或資本還是相對的少。在這种情況下，四川人就像云南人一樣，把“下江人”看成不受歡迎的入侵者。 由于重慶是戰時陪都，思成必須不時到那里去謀求政府資助研究所的資金。從李庄到重慶要坐下水船走好几天，既艱難又費時間。當他到達重慶這座擁擠的城市后，他的大本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為外地的研究中心負責人臨時到陪都來辦事提供伎宿。這是一所簡陋的、混亂的招待所，常常是住得滿滿的，只提供集体住宿——在一兩間大房子里擺滿了一張又一張的帆布床。 費正清把這里描繪成“高級知識分子生活在落難狀態中，被褥、鍋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談話喧鬧聲亂成一團。這是一個貧民窟，但又住滿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真是一個悲喜劇的好題材。”然而它終究提供了遮蔽風雨的屋頂和會見來自遠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會。顯然沒有人會指望在戰時的重慶能找到一座豪華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齊干淨的小客棧。。 1942年9月末，費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興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鐘之久。“他曾經來此地籌集資金，干得相當不錯。從教育部和英國庚子賠款基金會都得到了更多的贈款。” 費正清一在重慶安頓下來，梁氏夫婦就熱切地等待著他去看他們。思成寫道，“我們的會見將意味著你們終于來到了這個誰都難以到達的可詛咒的小鎮。從重慶坐一艘破輪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兩天。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縮短船行時間或改善運輸手段。然而我還是要給你一張標出我們營造學社位置的地圖，以備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沒人去碼頭接你時之用。船是不按班期運行的。每一次到達在這里都是突發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電報通知我們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電報是從宜賓或南溪用信函寄來，兩地离此都是60里（約20英里），它可能在你來到之前或之后到達。” 費正清對李庄的訪問推遲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個老朋友社會學家陶孟和做他“破輪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沒打防疫針的美國人病倒的中國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時間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發燒。和徽因的病房只隔著一座大廳。思成在病房的兩張病床之間拿著食物、藥品、体溫表等等跑來跑去地奔忙著。那么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敗嗎？恰恰相反。在費正清离開以后徽因給他寫信說，她仍然“處在你的巨大影響之下。開玩笑和嘻鬧我早已不習慣了，現在它們對我來說是一种享受，在嚴肅的談話、親切的私語和冷靜的討論之余，那半嚴肅的、不拘禮節的隱喻和議論，是非常動人心弦、极其討人喜歡和十分甜蜜的。” 他親眼看見了梁家的困難，于是保證今后給予幫助并勸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儲蓄我們的贈与以及他們賣掉自來水筆、手表等等東西所得來的外快。一個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費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狀況奇跡般地好轉起來。11月26日她寫信告訴他，她現在“不發燒、不咳嗽、沒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別喜歡專給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類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們要給她什么東西就不需要把腰彎得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壯，在他的同事們的幫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遺存的26幅畫，配以必要的文字說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慶去參加全國美術展覽。 徽因寫道：“思成的營造學社已經從我們開始創建它時的戰時混亂和民族災難聲中的悲慘日子和無力掙扎中走了出來，達到了一种全新的狀態。它終于又像個樣子了。同時我也告別了創作的舊習慣，失去了同那些詩人作家朋友們的聯系，并且放棄了在我所喜愛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穎悟的新戲劇方面工作的一切机會。” 思成很高興他的營造學社已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對于那些有辦法有權力來支持這類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說已被認為是干這項工作的值得信賴的人。他已不像從前那樣無憂無慮了；他現在成了一個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間籌集資金的小跑，已被迫進入了管理者的職位，一個掌管營造學社經營方面事務的人，成天忙于開會和聯系人，等等，而不是從容不迫地專注于他的研究、繪圖和野外工作。 她所報告的思成的工作終于受到贊賞和其它的好消息一同來到。思成寫信給費正清說，“我們的家境已經大大改善，大概你們都無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時上班從不間斷，徽因操持家務也不感到吃力，她說主要是她對待事物的態度變了，恰巧有一些小事使她感到很舒服，而許多事情過去曾經使她很惱火。當然，秘密就在于我們的經濟情況改善了。而最讓人高興的是，徽因的体重在過去兩個月中增加了八磅半。” 看來我們終于有了一切理由可以慶賀梁家生活方式和前景的轉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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