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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5日，梁家离開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兩個孩子和外婆以外，還有老金和清華大學兩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國銀行談妥把營造學社的底片和其他貴重物品鎖在他們的保險箱里保管起來。一張匆忙寫成的紙條說，“發生了這么多事，我們部不知道從那里說起。總之我們都是好好的，一個星期之前我們到達天津，將要坐船到青島去，從那里再經過濟南，去到換車船不超過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長沙，而其間的空襲要盡可能的少。到那時候戰爭就打贏了，對我們來說永遠結束了。” 老金后來寫到過這次旅途：“沒遇到大不了的困難，但通常的困難就已經夠嗆了。我們繞來繞去到了漢口，最后到達長沙已是10月1日了。聯合大學11月1日開學。” 從他們到達這個過于擁擠的城市長沙的時候起，就時常拉空襲警報。盡管直到11月24日為止一個炸彈也沒有掉下來過，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為日常習慣。然而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沒有拉警報。當地面上的人們還不知道他們已成空襲目標時，日本飛机已在頭頂上了。 徽因寫道： “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時，我們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顆炸彈命中。 炸彈落在离住宅大門十五碼的地方，我們在這所住宅里有三間房子，作為 我們臨時的家。當時我們都在家——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兩個孩 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誰也不知道我們是怎樣逃脫被炸成碎片的厄運的。當 我們听見先扔下來离我們較遠的兩顆炸彈的可怕炸裂和轟鳴聲以后沖下樓 梯時，我們的房子已經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們兩人一人抓起一個孩 子就奔向樓梯。但我們還沒有到達地面，近處那顆炸彈就響了。我抱著小 弟（儿子）被炸飛了又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就開始裂開，那 大部分是玻璃的門窗啦、鏡框啦、房頂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來雨點般 地落到我們身上。我們從旁門沖出去，到了黑煙嗆人的街上。 “當我們向聯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時候，另一架轟炸机正在下降。我們 停止奔跑，心想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 活著受罪。這最后的一顆炸彈沒有爆炸，而是落在我們在跑著的那條街的 盡頭。我們的東西（現在已經很少了）都從玻璃垃圾堆里掘出來了，現在 我們就在這儿那儿的朋友家暫住。 “一到晚上，你會遇到一些從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會的朋友們在這儿 那儿閒逛，到婦孺們來此地共赴‘國難’的家宅里尋找一絲家庭的溫暖。 在轟炸之前，我們仍舊一起聚餐，不是到飯館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間房 子里的小爐子上的烹飪，在這三間房子里，我們實際上做著以前在整個北 總布胡同三號做的一切事情。對于過去有許多笑話和歎息，但總的來說我 們的情緒還很高。 “我們已決定离開這里到云南去。我們的國家還沒有健全到可以給我 們分派積极的戰時工作的程度，因此我們目前仍然是‘戰時厭物’。因此 干嘛不躲得遠遠的給人騰地方。有一天那個地方（昆明）也會遭到轟炸， 但我們眼前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徽因的話，說什么沒有積极的戰時工作，“我們實際上是‘戰時厭物’”，盡管只是隨便說說，但也确實反映了當時在長沙的朋友們中間普遍流行并經常談論的情緒。中國政府很清楚，受過教育、具有高級技術的人們是未來中國的寶貴資源，而他們只是整個人口的百分之二。學者們不能當兵，而是應當整体地保留起來為國家所用，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中國政策。因此國立大學的學生和老師，除了少數例外，都被關在他們的學校里，而抗擊日本人的實際戰斗就落在不識字的農家子弟或城市無產階級身上，后者經常被抓壯丁。 同時，那些被保起來、不會丟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識分子，卻非常不滿意。那些研究人員、教員和學生，現時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資金維持起碼的生活，他們除了服從以外別無它法。那些被剝奪了在戰爭中的積极作用的愛國分子，經歷著越來越大的苦惱、負罪感和憤怒。 “我們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車進行艱難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寫道，“除了那些已經在這儿的人以外，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和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間不通消息。” 他們自己親愛的“家庭成員”老金就是其中的一個。聯合大學中他領導的系臨時在离長沙一段路的南岳組建。他一個星期以后才得到長沙被炸的消息，而當梁家已啟程前往昆明后的五個星期他仍然留在湖南。他寫信給我們說，“我离開了梁家就跟丟了魂一樣。” 當梁氏夫婦在12月8日把五口之家塞進天亮之前要從長沙開往昆明的超載的大汽車時，他們不可能知道他們是在离開一個大遷徙又參加另外一個。大批從廣州和東南其它地區來的難民也在涌向昆明或戰時陪都重慶。 在湖南鄰近貴州的一個小城晃縣，梁家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個時候為止，在冰冷的天气中摟著小儿子坐車的徽因還一直在欣賞那沈從文筆下描繪的湘西美景。到達晃縣以后他們才得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車都已被征用，以遷走空軍學校學員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無限期地在那里等候。 在這個關鍵時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厲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發展為肺炎。城里很髒的小旅館擠滿了難民。思成毫無辦法。他怀著极大的焦慮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見附近的一家小旅館里傳出有人拉提琴的悅耳聲音。“這演奏者一定是來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時敲了敲門。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軍學院的八位學員，他們是在等車到昆明去。他把他的嚴重問題告訴了他們：有重病人卻沒處可呆。年輕的空軍學員們歡迎了他們一家，擠到一起去給新來的人騰地方。 奇跡還不止此。在大約一百個也被阻在這個小村里等車的外來者當中，有一位女醫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國教會醫院受過訓練，又曾專門研究過中草藥。她給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醫理論處方的當地能買到的中藥。這樣徽因就在“那個用薄板同那些可愛的年輕廣東飛行學員、可憎的當地下等妓女、罵罵咧咧的賭棍、操著山東方言的軍官和從各個不同省份來并具有不同气質的司机們隔開的小屋子里”躺了兩個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個旅館里的妓女賭博和喝酒來著，以便第二天在危險的路途上開車好有足夠的精力”。同時，孩子們的爸爸做了他們的玩伴。他教給他們怎樣看地圖，帶他們到河邊散步，用石頭打“水漂儿”給他們看。 梁氏夫婦在這里開始的、和八位空軍學員的親密友誼，后來在學員們到昆明進行最后訓練期間和作為飛行員的戰時勤務中一直保持著。他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區。他們把梁家當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婦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樣熱愛著。 兩個星期以后徽因的燒退了，很快就來了一輛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車准備開往昆明。“我們的旅行重新開始了，”徽因寫道，“情況糟透了，從凌晨1點鐘起我們就在黑暗中奮斗，把我們自己和我們隨身帶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進汽車。當10點鐘汽車終于開動時，車上已經擠了27名乘客。這是一輛沒有窗戶、沒有點火器、‘什么也沒有’的家伙，喘著气、顫抖著前進，連爬過一段平路都很困難，何況是險峻的高山。”天黑下來的時候外婆又發冷又發熱。但沒有退路，他們只能坐這輛破車繼續前進。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涼的貴州大山頂上——沒有汽油了。全家拉著孩子們凍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來的時候沿著山路徒步前進。“我們又一次遇上了奇跡，在峭壁的一旁我們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讓進去過夜。” 敘述到這里，徽因對路途的其余部分用一個生動的段落就匆忙講完了。“后來又有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關于坏了的汽車，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髒的小旅館，……不時還有一些好風景，使人看到它們更覺心疼不已。那玉帶似的山澗、秋天的紅葉、白色的蘆葦、天上飄過的白云、老式的鐵索橋、渡船和純粹的中國古老城市，這些都是我在時間允許的時候想詳詳細細地告訴你的，還要夾雜我自己的情感反應作為注腳。” 經過這么多的“故事”，梁家終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達了昆明。他們本來在長沙上汽車時准備進行的“十天艱難的旅行”實際用了差不多六個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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