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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思成來說明顯的是，上兩次的野外考察發現兩座非常重要的遼代寺廟完全是碰上了好運气。“因為沒有中國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錄，我們對方建筑的探尋就‘好象盲人騎瞎馬’。”他特意為營造學社將來的工作編制了一套詳盡的程序，以保證在華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寶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從現在起必須遵循的方法。營造學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員帶領的野外小分隊進行二至三個月的考察旅行，來對鄉村地區進行詳細檢查，尋找古代遺跡。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圖書館里進行仔細的准備。閱讀當地的方志一類有關歷史、地理和佛教的書籍，然后產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錄。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擬制出來。目錄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須找到、驗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數考察組都由思成自己帶領，雖然他在小組里總是体力上最不強健的一個。 在派出小組之前，先把計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讓他們先告訴當地的官員。在到達的時候，他們一般先拜訪政府官員，要求在小學校里撥給一間房子。 “我的經驗是，”思成說，“當地人對建筑不大感興趣。當我說我對文物感興趣時，他們就會帶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們感興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東西能打動他們，木匠的手工活則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隊必須對木結构的建筑物給以特別的注意。他們實際上是在和時間賽跑，因為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斷的瓦解之中。那一陣陣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鎮里少數人中間激起的一些怪念頭，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現代化”為由，無意中毀坏一處杰作。那脆弱的窗欞和精細的門上的鑲嵌物總是第一批遭難的。他們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寶經歷自然和人為的災難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個香頭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為灰燼。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他們受到文字材料上關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遺址的鼓舞，怀著滿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卻只發現一堆廢墟，或許還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礎作為此行的回報。 “我們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滿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險活動。那身体上的難受是不在話下的，我們時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難忘的誘人之處和歡樂。一般說來，我們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長了的野餐一樣，當我們遇到滑稽但又是災難性的禍事的時候，不是讓人极其難堪就是特別開心。 “不像那些昂貴的考古探險、大獸狩獵、熱帶或极地科學考察，”思成寫道，“我們考察的設備是很簡陋的。除了測量和照相的儀器之外，我們的裝備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們的組員在積累了經驗之后自己設計和改進的。那像電工一樣的背包，當我們危險地蹲在建筑物隨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時都能背著，是我們最喜愛的物品之一。從一團線到一根可伸縮的像釣魚杆一樣的棍捧，它都可以裝進去。每天每夜我們必須在這种非常懸殊的條件下露宿、做飯、吃飯和睡覺，而我們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從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較為通常和現代化的，這樣我們認為必需的東西在別人看來常常又是很特別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藝術或民族意義的東西，比如各地的工藝品、在邊遠地區古老的戲劇表演、奇怪的風俗、五彩繽紛的集市，等等。但我們必須節省膠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個建筑師。但她同時又是作家和戲劇藝術愛好者，比我更經常地讓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并熱烈地堅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東西照下來。在我們回來以后，我總是為我們擁有一些場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興，如若不然，它們就會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實的繪圖員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個小時火車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難忘的旅行。從老遠就看見了“正定菩薩”，如他所形容的，是一個“有四十二只手的觀音銅像，大約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寶座上。”本來佛像是由一座三層的樓房所覆蓋，但現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來的四十只手臂的觀音站在露天中。 現場的一座碑刻說這大佛是根据宋朝開國皇帝的圣旨鑄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毀的一座著名的銅佛像。鑄造分七段進行，開始于公元971年舊歷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沒有記載。 思成指出，“觀音像由虔誠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飾一新，用鮮艷的油漆复蓋，使它看上去就像個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說，反正油漆不會延續很久，也許不會超過一個世紀。” 觀音大佛不過是那吸引梁思成到這里來的隆興寺的廟宇建筑群的景點之一。在這建筑群的眾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獨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對于喜歡宋朝的山水畫的人來說，它把畫家們喜歡描繪的隱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這种熟悉的景象活龍活現地表達出來。不像許多較晚的寺院的長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邊都是起脊的山牆。思成從圖畫上看到過這种建筑風格，但這是他見過的唯一實物。寺院群另一個景點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轉輪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轉輪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經卷的轉動書櫥。為了給這一大而重的書架留下足夠的空間，支撐它的重量，容許它的活動，建筑上需要引進許多巧妙的革新。思成欽羡和高興地審視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員到晉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緊貼長城、鄰近蒙古的邊境城市。它有著兩個重要的遼代寺廟群。日本學者曾報道過里面的佛像，但對建筑本身沒有研究過。對華嚴寺和善化寺寺廟群的研究，劉敦楨費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決定到附近的云崗石窟去，在那里對刻在石頭上的建筑細節進行臨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時期（公元450∼500年）木結构建筑的證据。 思成參加了另外一個建筑群的考察，已決定同他的忠實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約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學者已報道過，那里一座11世紀的寶塔里藏著一些精細的佛像。原先這個地方人們部稱作“應州塔”，但現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標就變成了“應縣佛宮寺的木塔”了。在准備到這么一個邊遠的地方去之前，他決定先問一問寶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狀態。打長途電話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過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當地的郵局幫忙。他寫了一封信給應縣郵局局長，請他找一個當地最好的攝影師拍几張寶塔的照片，給他寄到北京。他答應給攝影師一些他想要的禮物作為回報。這個計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來了，顯示出寶塔狀況良好，而且基本上還是公元1056年建立時的老樣子。而攝影師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禮物——文具，也很歡喜。 營造學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計划進行得很順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應縣，現在它對他來說已經是唾手可得了。他們兩個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輛南去的公共汽車，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還有25英里。他們只好雇了一輛驢車，又忍受了六個小時的顛簸。思成寫道，“當我們到達离城大約還有5英里的一個地方的時候，我驀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盡頭處，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顆閃光的寶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環抱中一座紅白相間的寶塔映照著金色的落日。當我們到達這座有城牆的城市時天已黑了，這是在鹽鹼地上一個貧窮的城鎮，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樹。但它自夸擁有中國至今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說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個黑色的巨人，俯視著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層的南面可以看見一盞燈，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個亮點。后來我弄清了，這就是那近九百年來日日夜夜點燃的‘万年燈’”。 他并沒有指明這個說法的出處，但他一定是被這個名稱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經歷過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終在塔里點燃著，看來是完全不可思議的。而且，當地的經濟也不可能付得起燈油錢！ 當寶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時，部分華北已被長城以外的“野蠻人”遼王朝所統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則上相似于年代較早的“高樓”獨樂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層都建有夾層樓面，所以它實際上是九個疊加層面。” 他應當清楚地記得塔頂的建筑。“它的頂端裝上了鑄鐵的螺旋塔尖，用8根鐵鏈固定在頂層的屋角上。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貫注地丈量和照相，沒有注意到黑云已經壓了上來。忽然間一個惊雷在近處打響，我猝不及防，差一點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開了我手中緊握的冰冷的鐵鏈。” 在野外考察期間，他審視并公布了許多中國的寶塔。他寫道：“作為建筑物的遺存，為中國的風景添彩增輝的，沒有比在中國話里最容易發音和容易記住的‘塔’更顯著的東西了。從它第一次出現直到今天，中國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層的高樓頂上覆蓋著一堆金屬圓盤’。它是兩個要素的完美結合：聰明的‘多層高樓’和印度的濕塔婆——‘一堆金屬圓盤’。結合著這兩個要素，中國的塔可以分成這樣四個基本類型：單層的、多層的、多檐的和濕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總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侶的墓葬。” 應縣的塔是一處無与倫比的國家寶藏。盡管在中國早年有許多木結构的塔造起來，但是用這种易損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現在，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來，清華大學梁思成指導下的專家，給它進行了內行的重修和加固。 從此以后，思成只要通過報刊或其他來源獲知了看來有希望的遺存，他做出一個慣例，寫信給當地的郵局局長，讓他幫忙摘到這個建筑物的照片。他總是附寄一小筆錢，以付還攝影師的時間和材料費用。用這种辦法，他就順著從北京向南的兩條干線——京漢鐵路和津浦鐵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較容易的目標。 圖書館工作和照片的搜尋是大有幫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發現卻要歸功于一首童謠。就像我們的鵝媽媽歌謠一樣，它的韻律很好听： 滄州獅子應州塔， 正定菩薩趙州橋。 對他來說，獅子是毫無意義的，但當他听到熟悉的名字“應州塔”和“正定菩薩”的時候，他豎起了耳朵。這种對華北的人類創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鑽進他的心里。不管是誰創作了這個歌謠，其熱愛主代建筑瑰寶的心思和他是一樣的。這驅使他親自去找這座橋。 趙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東南約30英里，它像應州一樣改了建制，現在大家叫它趙縣。1934年梁思成從北京坐火車到石家庄，再繞道到趙縣。他寫道，“我在那里得見這偉麗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謠中所稱揚的第三個瑰寶趙縣大石橋即安濟橋”。他引用8世紀一位唐朝中書令（他在他的時代同樣為這一發現而十分興奮）的話說：“趙州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緘穹窿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叉插駢坒，磨礱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上興下寶〕，腰鐵〔衣補＋全〕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怀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創是。其欄檻〔草字頭＋睾〕柱，錘斫龍獸之狀，蟠繞〔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眾右欠〕，若飛若動。……”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譯成了英文，他說，“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正可表明這橋的造法和式樣，乃是一個天才的獨創，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襲一個時代固有的規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強調即使早在唐代，這橋也被認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橋洞和小拱的拱門，都用羅馬的辦法把一組組并排的拱石拼起來建成，一共有28組拱石（注4.）。現在橋長從兩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115英尺。思成指出，橋的真正跨度如果從河床下面挖出來，那就會長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見水，所以除非大規模的發掘，實無法進達我們据學理推測的大座橋基的位置。”他又說，“發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橋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鄉下人，因不能證實橋券為整圓而大失所望一樣。” 梁思成對于發現這一獨持的中國建筑物的喜悅（它比它最接近的歐洲等同物還要早一千年），使他在這個地方流連徘徊、再次丈量、進一步挖掘和從各個角度拍照。這橋經歷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趙縣他又發現了一座12世紀的“小石橋”，是大石橋的仿制品。他當年在營造學社的《匯刊》上公布了對兩座橋的考察結果。 當思成在找尋他那非凡的趙州橋的時候，我也在鄰近的山東省進行野外考察，我也發現了一些中國古代建筑的瑰寶。作為一個哈佛大學的學生，我特別喜歡山東武梁祠的漢代拓片。公元第二世紀雕刻在石室上的圖形的一套套紙拓片到了歐美學者手里，他們用西方語言將它們出版又使它們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達北京后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給自己買一套。從那時起我可以几小時地審視它們。那丰滿的馬匹和車輛很好看。傳統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創作的畫面。每個人的官階可以從他的服裝上辨別出來。我無知到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卻又對它們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親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塊。我的中文這時候已經可以應付旅行和日常會話了。一位美國婦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兩個星期。我們大部分時間都用作在山東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們的目的地武梁祠相當遠，是在山東的西南端，我們換了一次火車，一次公共汽車，住了一晚，最后還有長長的步行才到達。 那武梁祠的石塊，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間的一座小房子里亂堆著，大大小小沒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邊有雕刻。有些則在前后或前邊和旁邊雕刻。還有獨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頂部的大石塊。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覽卻并不是藝術品的展覽，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雜燴！建筑！什么樣的建筑物？地上的還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們嗎？ 這個主意使我著迷，過了几年我回到劍橋后确實擔起了這個任務。研究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實地考察時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個步驟：（1）搜集盡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統一的大小把它們拍下來；（3）切掉多余的邊；（4）在桌子上邊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樣移來移去，直到三角牆都相配，裝飾的邊都對上，把那三座前臉空著的佛龕的邊牆和后牆盡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頁的文章，對我的選擇和決定進行了解釋。（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經是世界著名而我關于重建實体的建議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學術領域中有了名气。這真讓人興奮。我對中國藝術的美學興趣現在已相對武梁祠石塊這祥的考古遺存的建筑設計的欣賞結合在一起。這里明顯有梁氏夫婦的影響。我深深地感謝他們。注1. 摘自梁思成未發表的手稿《尋找華北的古建筑》，1940年寫于昆明，現在作 者處。注2. 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寫出了關于他在正定發現的這些和其他古建 筑遺存的初步報告，并很快在《營造學社匯刊》1933年9月號刊出，兩三年后 他帶了另一個小組去那里對他在正定的發現做詳細的調查研究，進行了仔細 的丈量和拍照，寫出了詳細的文字說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時 手稿和圖片均告遺失。注3. 引自《尋找華北古建筑》，第24－25頁。注4. 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說法，“安濟橋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 乃是巴比倫式的并列砌券法。”這就是說，這橋的砌法是不同于羅馬和后世的 砌法的。參閱《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頁——譯者汪。注5. 見費慰梅《‘武梁祠’祭壇》、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專刊第六卷第一期，1－ 36頁，重印于《复古的冒險旅行》，哈佛大學出版社1972年麻省劍橋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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