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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探尋遺构



  毫不奇怪地,朱啟鈐沒能認識到梁思成所建議的到北京以外進行野外調查的必要性。他建立營造學社就是為了用文字方法解決建筑方面的問題(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僅有中國的重要傳統,也有堅持實地觀察和試驗的西方科學。而最重要的是,他生來就是一個行動的人,一個實際的人。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在東北設計了一些房子井監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對于去農村的艱苦卻是缺乏准備的。他11歲從日本回國以后,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讀中學小學,旅行也不過是在連接兩地的鐵路線上。就是在沈陽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邊上的新校園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鐵路線上。

  他的城市出身卻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由于一些現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現代教育的知識階層也聚集在那里。現代企業、工厂、醫院和大學都是在東部沿海或內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來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時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擁擠的、不准時的公共汽車,有時還有電車,由苦力拉的黃包車或人抬的轎子就是當年的私人轎車和出租汽車。出門騎自行車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個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處就算是一种獎賞。

  當時有知識的上層階級和貧苦農民之間的傳統鴻溝仍然很深,誠然,失業的或半失業的貧苦農民常常到城市里尋找低賤的職業,也常常從鄉下把農產品迭到集市上去賣,但是反向交流卻很少見。城里的知識分子要下鄉,不僅受到交通的限制,還將遇到許多別的困難甚至危險。車把式和過往的商販住的小客棧,通常都只有火炕,有傳染疾病的虱子,廁所里爬滿了蛆。路邊的茶館可以供應可口的飯食,但是碗筷和茶飯是否干淨,就很難說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沒有防備的過往行人還有碰到土匪搶劫的危險。

  1932年4月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個創舉。促成這件事的碰巧是介紹他到沈陽去的好朋友楊廷寶。据楊回憶,“有一次我偶爾去到用作公共圖書館和群眾教育展覽廳的北京鼓樓,我看到在一樓巨大的穹頂下的一面牆上,挂著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廟照片。圖片下面的說明清楚地寫著:‘薊縣獨樂寺’。當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狀時,他很興奮,說我看到這張照片非常走運。(注2.)”思成立即去看了展覽。薊縣照片中的巨大斗拱使他想起日本考古學家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在中國旅行后發表的照片中的類似形象。他猜想這也許就表明那是一處早年的建筑物。

  問訊的結果是:從北京到東面大約50英里的薊縣,每天早上6點有一班公共汽車,預定11點到達。梁思成原計划在1931年秋天盡快赶去。他打好了背包,一切都准備好了,但消息傳來,說由于一條河堤決口,道路不能通行,行期只好推遲。最后出發的日子重新定在4月,同行的有他的一個弟弟、營造學社的一位同仁,野外考察所需的儀器是向清華大學一位教授借來的。能集中說明這是一次城里人到陌生的鄉村冒險旅行的是當天晚上打回北京的電話:“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思成寫道:“這是一次難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開交通干線的經歷。那部要是在美國早就當廢鐵賣掉了的T型老破車(注3.),還在定期(或不如說是不定期)開行于北京和那個小城之間。我們出了北京的東門几英里,就到了箭杆河。在這枯水季節,河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寬。但是兩岸之間的沙河床卻足有一英里半寬。用渡船過河以后,汽車在軟地上一步也不能動彈了。于是我們乘客只好幫著推車,一直把這老古董推過整個河床,而引擎直沖著我們的眼鼻轟鳴。還有其他麻煩的地段,我們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車好几次。50英里的行程我們用了三個多小時。但我們感到非常興奮和有趣。那時我還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將會習慣于這种旅行而毫不以為怪。

  “獨樂寺的觀音閣高踞于城牆之上,老遠就能望見。人們從遠處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和祥和的形象。這是中國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如此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開了我的眼界。”

  觀音閣始建于公元984年,那是宋朝初年,但這里當時還是遼的契丹人所占,樓是兩層夾一個暗層。把屋頂的重量傳遞到柱頭上去的斗拱宏大而簡洁。下面由柱頭帶卷殺的柱子所支撐,上面复蓋出檐深遠的屋頂。環繞上層的平座也是由這些斗拱支撐的。這樣它們就形成三條基本上是結构性的裝飾帶。這些都和后世的那些直上直下的柱子和排得很擠的小斗拱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很像敦煌壁畫里描繪的唐代建筑。

  觀音閣里供奉著60英尺高、有11個頭的觀音,它通過上兩層樓板的一個中央窟窿伸出去。在每一層樓板上都有一條廊子圍繞著,大約相當于塑像的腰部和胸部的高度。這是已知的中國現存的最大泥塑像。觀音閣和它前面的山門是思成的兩項首次發現,很長時間在營造學社的新發現記錄中是中國最古老的木建筑。

  從思成的觀點看來,觀音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就近詳細研究一所其建造時間很接近宋代術書《營造法式》的好机會。他運用這部著作的專門名詞來進行他的描述。他仔細地比較了獨樂寺各個建筑部件的尺寸和書中所列的尺寸。這种比較澄清了書中一些晦澀的段落并且闡明了中國木結构建筑的早期發展。

  直到1979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訪問后的47年和那次帶來無數人員傷亡以及北京、天津許多房屋倒塌的大地震后的兩年多,獨樂寺和它的門樓仍然完好。薊縣比北京天津更接近震中唐山,但是已有千年歷史的高聳入云的木樓觀音閣,卻只受到很小的損害。這一事實很好他說明了它的結构具有良好的柔韌性。

  在薊縣的教師中,縣立中學校長是一個著迷的旁觀者和對調查組關于觀音閣研究的偶爾的參与者。思成感覺到了他的興趣,對他講述了獨樂寺作為遼代建筑的特點,指出它如何不同于后代的建筑。這位教師回答說,“在我們老家河北省寶坻縣,有一座廣濟寺,有著非常近似的特征。”他勸思成去看看。后來梁思成說,“這樣我們還在對第一個地方進行調查的中間,就已經有了調查第二個地方的線索。”

  1932年6月,營造學社到寶坻縣作第二次野外調查。思成及其一行從北京出發,經過艱苦跋涉到達目的地,查明廣濟寺正如那位教師所猜想的,是另一座遼代寺廟。巨大的斗拱和深遠的屋檐立即表明它具有遼代建筑的特色。他們進入供奉三菩薩的大雄寶殿,發現里面堆滿了稻草,是用來供應駐在城里的一隊騎兵的馬匹的。一批工人正在堆稻草,空中全是塵士,調查人員只能勉強看見大殿。在里面,一列塑像——三尊菩薩、一批小菩薩、十八羅漢——在塵埃中依稀可見。在主供桌上堆著一疊做棺材用的木板。在草堆里還有一批石碑,最重要的一塊是1025年刻制的。當地人把它叫做“圣碑”,認為這是寶低最重要的方跡。

  思成寫道:“往上望去,我們看見大殿沒有天花板,只有《營造法式》上所說的‘露頂’。那些桁梁、系梁和斗拱,全都是精心制作并且相互聯結,不像我們熟悉的后世建筑那樣。我們剛到達薊縣的時候感到相當絕望,但是這种感覺立即消失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几個月前我們剛剛發現了獨樂寺,而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一處遼代建筑,是將近一千年以前建造的。多么幸運!”

  第二天開始的丈量受到草堆的阻礙。“我們爬上和鑽進草堆,盡力做好丈量,但做不到完全准确。”在大殿后面,草一直堆到屋檐,結果卻是非常有用。“我們很容易就爬上去,准确地丈量斗拱、梁和枋。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同時存在。”

  如同當時經常發生的那樣,兩座當地報刊所稱頌的古建筑已經完全消失。思成他們研究過的大殿也逃不掉同樣的毀坏或坍圮的命運。現在它只是存在于思成漂亮的圖畫中。

  同一年晚些時候,營造學社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由于增加一位成員劉敦楨(1897∼1968)而加強。他在年輕時受過良好的傳統中文訓練,然后又得到政府獎學金赴日本繼續受教育。他在那里讀完了中學,1920年(注4.)畢業于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筑科。他為一個日本建筑師工作而在東京多呆了一年,在回到中國以后又在上海參加另一個建筑事務所的工作。

  然而他終究是一個具有明顯知識分子傾向的人,很快就發現教建筑學要比實踐建筑學對他适合得多。1925年他离開上海到家鄉省份,在長沙机械學院教書。后來他又到了蘇州工業專科學校,當1927年那個學校搬到南京時他又成了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他于1930年結婚。

  劉敦偵對于中國傳統建筑已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妻子的鼓勵下,他作了重要的決定,申請營造學社的職位,盡管這意味著他的薪金大減。朱啟鈐和梁思成一起討論了他提出履歷的信。他們讀過他寫的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關于濱田耕寫的《法隆寺与漢六朝建筑式樣之關系》。這篇文章和他對這個問題上的日本學者的了解給他們的印象很深,他顯然將是一個好幫手。

  1932年8月劉敦楨移居北京參加營造學社工作。他是一個沉靜的、外表整洁的人,比思成大四歲。由于這种年齡差距,學社在人事上作了調整。思成,年齡較小但年資較長,過去是“研究部主任”,現在改任“法式部主任”。而劉敦楨則任“文獻部主任”的領導職務。由于野外研究和文獻研究在操作上分不開,他們每人都是兩樣都干。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們作為相互支持的合作者,領導著他們的年輕伙伴們工作。在這些年的野外作業中劉敦楨完成了許多重要的發現,在南京技術研究院出版的几大本書中有充分的描述。

  梁思成和劉敦楨第一次合作既不是野外旅行也不是文獻研究。通過朱啟鈐,營造學社承接了恢复一座兩層樓的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任務,文淵閣1776年建于北京皇宮的西南角,它的作用是收藏一部特殊的叢書,集三万六千卷古文獻的《四庫全書》。這是由乾隆皇帝在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下令編纂的。1932年時發現支撐書架的梁柱大大下沉,故宮博物院領導要求學社了解一下,并且做一個修复計划。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劉敦楨和蔡方蔭,開始進行了必要的計算所依据的詳細測量。測算表明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大約是安全承重的兩倍。他們建議用加固的混凝土大梁換掉現有梁柱。這是梁思成第一次參加一項恢复古建筑的計划。

  注1. 原文如此,別的資料說法与此不同——譯者注。
  注2. 楊廷寶致作者的信,1979年12月6日。
  注3. T型老破車,一种早已停止生產了的舊式福特汽車。一譯者注
  注4. 原文如此,其他資料說他是1921年畢業的。——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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