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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走穴演出帶給我們不少收益，但是，在那觀眾熱情的掌聲里，我仍然覺得很孤獨。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并不是我所鐘愛的事情，我更喜愛的，還是電影。劉曉慶也贊成我的看法，她也認為走穴不過是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權宜之計。因此，在演出的間隙，我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電影劇本的選擇上。 那個階段我們看了很多電影劇本，最后，還是選擇了著名劇作家徐怀中的一個劇本《無情的情人》。這個劇本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九年發表的小說《我們播种愛情》中的一個故事。從小說公之于世到一九八四年我們准備把它拍成電影，這期間，有很多人看中了這個題目。國內的制片厂曾經先后六次把它列入了本厂的生產計划，特別是北影，特意為它組織了創作班子，而且還去了外景地。后來，都是因為民族問題比較敏感而下馬了。 當時，我和劉曉慶只是想獨樹一幟。我們深深地被故事中的情節和主人公的命運吸引了，而已。那种希望干成別人干不成的事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气勢使我們選擇了這個劇本，根本沒有去想可能出現的后果。 回想一下，我們當年上《無情的情人》的那股熱情、真的有些像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們的心態，好像一下子就能跨入共產主義一樣，可是，如果沒有這股熱情，也許《無情的情人》永遠不會被拍成電影。 那時，我們憑著一股年輕人的熱情，朋友們湊在一起，互相鼓勵，互相慫恿，使我個人的信心也不斷地膨大。當時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后來分手的遇某某和她的丈夫吳某某，這個人很可愛，具有神奇的先見之明，很有見解。 大家選定了劇本，可是怎么把它搬上銀幕呢？ 這又談到了一個關于中國電影体制改革的問題，那就是現在早已在社會上風靡了的那种制片人制。 說來也很有意思，在我和劉曉慶分手以后，有一位記者來采訪我，談到了關于誰是中國的第一個獨立制片人的事。雖然我和劉曉慶已經分手了，但是不能因為分開了就不承認現實，我覺得這決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所應該做的。 公正他講，劉曉慶确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真正實行了獨立制片人制度的人。盡管后來很多人都希望把這個桂冠加在自己的頭上，可是只要查一查電影局的資料，就可以知道，當初電影局為了刪掉獨立制片人這個字幕，還特意發了文件。劉曉慶當時的舉動确實開了中國電影獨立制片的先河。 當時，一些朋友都建議我們到南方去，因為拍電影，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辦不到的。而當時改革開放的中國，真正的經濟屯乙是在南部沿海地區。改革的延安是深圳。 這個時候，我們認識了香港的郭氏夫婦。于是，我們帶上了我們預選的制片主任程學欽，一行人馬浩浩蕩蕩下了珠江。 到深圳下車后的第一站，我們住進了北方風味大酒樓，那里就是現在新都飯店的附近。 進入有冷气的房間里，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机，立時，我們就被香港那五花八門的電視節目惊呆了。 在大陸，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好的電視信號，而且，當時大陸的電視節目還是很單調的。雖然我們根本听不懂香港電視台的播音員在講些什么，但是那种快節奏又新穎的節目形式使我們瞠目結舌。而且，這是資本主義的電視，誰知道下一分鐘會不會出現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三級片？ 出于各种各樣的心態，剛放下背包的我們，一坐在電視机前，就連吃飯的心情都沒有了， 當然了，飯是不能不吃的。那一頓，我們和郭氏夫婦一起吃了北方風味的餃子。吃完了飯，郭氏夫婦要回香港了，劉曉慶特地拿出一千港幣，托他們帶些東西過來，尤其要托他們給我帶一雙鞋。那時，我腳上的鞋已經舊了，一直沒有時間買新的。 可是。誰想到他們會給我帶來怎樣一雙資本主義的鞋啊？。 飯后，我們和中共深圳市委進行了聯系。由于當時全國各地的人才紛紛向深圳涌來，所以，我們這种只報大名，又沒有介紹信的投訪也不足為奇。深圳市委把我們安排在市委招待所，也就是后來的新都賓館的一號樓。一號樓是當時條件最好的住房了，也許是因為深圳市當時的市長對劉曉慶的表演及為人很欣賞的緣故吧，我和制片主任也沾光住了進來。 南方和北方真是不一樣，那里几乎沒有什么塵土。由于經常下雨，所以，空气中的灰塵都變成了泥土，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這些泥土還沒有來得及干燥起來，另一場雨又翩翩而至了。 這里的植物也永遠是那樣的郁郁蔥蔥。那象征著生命的綠色，在陽光下發著油脂的光亮，不時地閃迸你的眼帘。 南方的雨也很可愛。不知什么時候，只需淡淡的一陣清風，就能夠吹來一陣弱雨。在那飄雨的天空中，依然懸挂著神采飛逸的太陽。太陽的光芒照在細小的雨滴上，使那些弱小的雨滴也變得華光四射，像無數道金光從天而降，沙沙沙地輕打在那些綠油油的植物上。隨之而來的清新潮濕的空气，一下子就沁人你的五髒六腑之中，讓你感到從頭到腳都透著一股舒爽勁儿。 可是一轉眼．那些細密的雨絲就不知躲到哪里度假去了，天邊只剩下那依舊神采飛揚的太陽，把那些留在枝葉上的雨滴，變成了一個個光亮的珍珠。被太陽晒熱的路上蒸騰出一陣陣濕霧，讓所有的建筑都像美人出浴一樣亭亭玉立，嬌媚异常。 南國的雨，仿佛一位神秘的仙女，悄悄地來，又悄悄地去，來得那樣自然，那樣美麗；走得又那樣清新，那樣無聲無息。 南國的雨，太陽的雨。 那是滋潤生命的雨，也是給我留下許多記憶的雨…… 第一次來深圳，我總是愛站在窗前，看著那些滿眼的蒼翠，看著那帶著陽光味的太陽雨，听著那細細的雨聲，做著白日的夢。 呵呵，現在想一想，那些幼稚的，不合實際的偉大計划難道不是白日做夢嗎？ 我唯一覺得有點慶幸的是，那居然是一個做成了的白日夢。 梁湘市長對劉曉慶的印象很好，他看過劉曉慶演的很多影片．他甚至告訴我們，他是劉曉慶的影迷。當然，這是一句玩笑話，但是，他對我們關于電影改革的看法表現出了极大的熱情，他無條件地對我們表示支持。 那時，我听說深圳正在准備組建一個影業公司，當時，梁湘同志還力邀劉曉慶來深圳參加這個影業公司的籌建工作。 劉曉慶說：“我要建公司，就要叫劉曉慶公司。” 娜說，“好嘛！劉曉慶公司也好嘛！我這里有錢，不論是貸款，還是外匯，都沒有問題。” 總之那天晚上是非常愉快的。梁湘市長是那樣平易近人，而且還特別豪爽。我不知道梁市長的祖籍是哪里，只覺特別像一個北方人。高大的身軀，爽朗的笑聲，明亮的眼睛里透出一种男人的堅韌。 我的熱情又被梁市長加了一把柴，搞得我們渾身發燒。市長离開之后，我和大家就在想：有這种可能嗎？我到深圳辦電影公司？ 我們三個人的態度都是否定的，我們是國家正式職工，怎么可能离開組織到深圳來辦電影公司呢？ 那時真可謂鼠目寸光了。可是當時，我們就是把這种鼠目才光的想法看成了絕對高瞻遠矚的大道理來束縛我們自己。雖然我們的心里有改革的念頭，可是，當真正的改革到來的時候，我們卻沒有拋開鐵飯碗的勇气。在當時，電影界人士中有那樣的胸怀和勇气的人還不多。 我們的心胸開放僅限于在影片《無情的情人》這一點點，而且，為了穩重起見，我們只是想把它拍好。或許，它能夠成為一塊敲門磚，能敲開中國電影改革的大門；如果不是，我們也可以拍一部好的作品。這樣，進可攻，退可守。 我們把南方影業公司的經理許先生請到了深圳，和他談《無情的情人》的發行事宜。 可是在和許先生分手的第二大，香港的報紙上卻出現了一向題為《劉曉慶的愛情和事業》的文章，第一次報道了我的存在、并且還有照片為證。這實際上等于把前几年的那些小道上的傳問都證實了，這使我和劉曉慶一直非常惱火。 因為當時，我的人事關系還在長影，我是借出來的。這种消息如果傳到厂內，會給我帶來很多不方便。在后來《無情的情人》拍攝的時候，我甚至都沒有打陳國軍的名字，而是用了一個筆名。 事情的開頭畢竟還是挺順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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