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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接到了劉曉慶的信,就匆忙收拾了一下,直奔阿里河与她見面。 想任何人都不會再對香山的紅葉“感冒”了。 我坐在開往內蒙古的火車上晃蕩了一個晚上。第二天,當大興安岭出現在晨晦中的時候,我真的大吃了一惊。 在小興安岭,山的感覺非常強烈。火車在層層疊疊的山岭里芽行,兩側是高高的山林,澗水在鐵路邊流淌著,翻卷著白花。 可是,在大興安岭卻沒有這种感覺。左右望去,只是在開闊地上有一些五六十米高的小丘陵,而且,山勢也不像小興安岭那樣闌娜多姿,小興安岭海拔低,全部都是闊葉林,而大興安岭上全是清一色的針葉林。 我去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份了。雖然落葉松上的松毛葉還沒有落下來,但是,已經從綠色變成了棕褐色。雖然地面上的小草還戀戀不舍地挽留住几分綠色,但那种點綴在大面積的棕褐色里的綠色,仿佛一聲無奈的歎息,更增添了晚秋遲暮的感覺。那天早晨,天色陰沉沉的,剛剛下過一場小雨,好像還有細微的雨絲從天空飄落。其實,這就是降霧,這种天气常常會延續几天,使人們無法看到太陽,那低低的云彩仍讓人窒息,讓人有一种壓抑和沉重的感覺。 阿里河車站是個很小的車站,小到連站台都沒有、乘客要從高高的列車上跳到舖滿細沙的路基上。 站前的沙土路上走著許多穿著蒙族服裝的人。有人赶著牛車,車上裝著鋁制的奶桶,還有人牽著馬…… 整個阿里河可能沒有一座高樓,印象中好像都是平房。由于是處在大興安岭山脈中,反而看不見山的影子。只有遠處綿綿的落葉松在不斷提醒著你目前所處的海拔高度。 街上的,人也不交談,只是在那里各顧各地走著。 一切都靜极了! 在這布滿陰云的氛圍里,在這秋雨的早晨。在濕潞潞的空气中,一切都靜极了!靜得好像都沒有了呼吸,沒有了生气。 按著劉曉慶給我的號碼,我撥通了那個電話… 哈!阿里河真小。 我在車站的路口。看到遠處不到一百米的一溜平房里跑出一個人,穿著一條肥大的黑棉褲,在那一大早晨格外醒目。 她三步井作兩步跑過來,可能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又停了下來,疾步走著。熱戀中的情人總是恨不得一下子要把對方咬在嘴罷。 可是,當她跑到我身邊,卻一下子不高興了,她責怪我。“為什么留這么長的頭發?為什么留這么長的胡子?”一下子,我有點不知所措。她讓我到路對面的招待所找她,她則去借別人的工作證,准備用別人的名字替我登記一個房間。 沒有辦法、我只有听她的。我來到了路邊的一個理發店:。 也許是地處邊疆的關系,這里的理發店還保留著我小的時候理發店的陳舊式樣,一張帶著輪于、可以躺靠在上面的椅子,那面鏡子還是有磨花花紋的。 沒出五分鐘,才花了一塊錢,我就把頭發胡干部整理停當。 阿里河,真的很像我小時候到過的很多地方… 小時候,因為父親是軍人,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記憶中,我們一家好橡永遠是隨著父親搬來搬去,只要上級一個命令、我這個小隨軍家屬就知道、該收拾行李了。北安哪,華南哪.海倫哪……那些小縣城現在大概已經變了樣子了。可是阿里河還保留著我記憶中的小縣城形象,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阿里河實際上是個很有名的地方。 這里有一個地方叫噶仙洞。在歷史上,北魏的拓跋氏鮮卑族的首領在帶領隊伍南下的時候,在噶仙洞壁上留下了題詞。所以,它是中華歷史上很重要的地方,只是由于坐落在邊睡,坐落在內蒙古大興安岭的山脈里,所以,這里一直不很繁榮。那個招待所也是一排低矮的平房,臨街,房間也很便宜,兩三塊錢。 關上門,又是我們兩個了…… 接下來的事我總是不知道該怎樣說。說多了,怕這本書不能和大家見面,說少了,又怕大家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生活是那么乏味。 哎!阿里河的小房間…… 由于組里的兩個男主演沒有在,不能排戲,所以,劉曉慶几乎可以一整天地陪我。 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條黑棉褲。雖然剛剛十月,但在大興安岭已經要穿棉褲 可是,那條褲于做得又短,褲腳又細,這樣,拍戲的時候,只要一膛雪,雪就會往腳脖子、鞋里灌。 相逢是美好的,只是……哼,那條討厭的黑棉褲,穿起來是那么費勁,脫也不好脫,真是礙事!真不知道是因為服裝設計師沒有當地的生活經驗呢?還是因為劉曉慶希望自己漂亮一些,特意不讓做得大肥?我真想給她改一改,可是劉曉慶不同意,而且身邊也沒有工具和材料,最后,只好作罷。 在阿里河,我們主要商議下去北京武警總部的事情。我向劉曉慶通報了長影厂的情況,毫無疑問,這個時候調到北京武警總部,是最佳出路了。所以,我們決定加緊進行這件事情。 劉曉慶說,要給我織一套毛衣,后來,的确也織完了,那是一套很不錯的毛衣,又厚又密實。她說,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給男人織毛衣,她的這套毛衣和這番活,著實讓我感動了好一陣。 為了織毛衣,她把手都磨破了。 不知道女人為什么都愛織毛衣。也可能,她們在一針一線里編織了希望,編織了愛、也編織了做女人的感覺吧。 后來,這套毛衣中的上衣被她給拆了,只剩了一條褲子… 离婚時,在整理衣服的時候,我找到了這條褲于。由于織得大厚,在北京根本沒有必要穿,但我還是把它當做一個紀念品留了下來。 在后來婚變吵架時,我曾經說:“你怎么變得讓我都不認識了?你還是當年的劉曉慶嗎?劉曉慶是不是被外墾人換走了,而你,只是一個喬裝打扮的外星人?” 說這些話,固然是因為我無法理解她的許多舉動,更是指責她那种讓人無法忍受的變化。 當然,好坏的標准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下一樣的。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整理了一下她寫給前夫王某的信,才發現,她也曾經給上某織過一套毛衣毛褲,那么我的這身,并不是“史無前例”。 但是,即使不是“空前”,是“絕后”也不錯嘛! 可是不幸的消息總是接蹬而至,又有人告訴我,我們鬧婚變的日子里,她在蘇州也是大大織毛低想來,芽過劉曉慶親手織的毛衣的男人里,我既不是第一個,電不是最后一個。 手是她的,只要她愿意,還可以繼續織下去。 說來也怪,人的感情有時候是很复雜的。自從我和她离婚以后,恍然之中,我總是有一种錯覺:以前,我娶的那個愛人死了,而我,卻和一位陌生人离了婚。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都有兩重性。一段時間里,會表現成這种樣子;另一段時間,就會表現成另一种狀態。 并不是我想詛咒准,但我總覺得,我愛過的那個人确實已經死了。這也許是我不敢正視現實的懦弱的想法,是逃避的心理依据,可是,她真的在我心里死掉了,真的!我曾經愛過的那個人真的不存在了,真的!那絕對是另外一個人……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絕對完全陌生的另外一個…… 在阿里河只能呆兩天。第二天上午,他們組里有活動。劉曉慶不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們統共只呆厂一天半的時間。第三天一早,我就要离開厂,這樣在星期一下午下班之前。我就可以出現在單位里。時間都是預先籌划好的,我們在那個小招待所里是只爭朝夕。 我的火車是第二大黎明的,我很早就起來,結了賬,走出了招待所。 在阿里河那條主十道上,路燈一字排開,在閃著光。她的房間外面就是一盞路燈,把她的房間照得很亮。屋里已經熄燈了。我知道她一定在里面睡得很香。 我仔細地看了看呵里河,体味著內蒙古這個熟睡的小城。轉身去了車站。 深秋的早晨還是有些濕涌脯的,听得見自己的腳踩在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候車室只不過是一間簡陋的平房,里面零零星星擺放下几張凳子。有些等早車的人蛤縮在黑暗里,相互偎依著打瞌睡。 由于吃飯不方便,我昨天晚上沒吃東西。現在,車站里倒有一個賣麻花的,于是,我走過去,買了一個麻花。 麻花是北方人的食物。我們那儿的麻花和天津的大麻花還不一樣,酥得很。現在的不行了,記得“文化大革命”前那時的麻花,掉在地上,就會摔碎。那种麻花真是好吃! 我剛要把那個麻花送到嘴邊,突然,旁邊的人拉丁我一下。 是一個穿著蒙族服裝的小女孩,頭上扎著一條綠頭巾。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一只髒乎乎的小手,手心卻白得出奇。 我就是受不了這個,連忙把麻花全部都給了她。因為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也做過一件類似的事情,而且,并不是很光彩。 那是一九六二年自然災害期間,吃樹皮吃豆餅的年月,那時,我剛剛九歲。 一天,在放學的路上,我突然發現對面小舖前面停著一輛手推車,車上的食品箱子里裝的是月餅。 那個年代的月餅要是拿到現在,可能很多人看都不看。那是一种用棒于面做的月餅,又黑又硬,而且,連紅糖餡儿都沒有。只不過是代乳粉糖,當時這些月餅就擺在黃婊紙上。 我突然發瘋似地從馬路這邊跑過去了,隨手抓起一塊月餅跑得很遠很遠,三口兩口,我就把這塊月餅吞到肚里去了,可是月餅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一點也沒嘗出來。 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不光彩的事情。 眼前的這個小女孩,一定也像我當年那么餓。 哎!阿里河的一切,總是使我想起童年,使我想起那個普普通通的,隨著父親的調令一次又一次地离開故鄉,去結交新朋友的小男孩。 由于是在夜色中登上火車的,我沒有來得及看一下阿里河的全貌,就在搖晃的車廂里,在硬條凳上進入了夢鄉…… 猛的,車身一晃,我睜開了眼睛,眼前已是一片金黃,一輪紅日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似乎還在那里睡眼惺松地搖晃著,列車也晃晃蕩蕩而又一往無前地朝太陽走去。 天晴了! 在陽光的沐浴中,我抬眼望去,啊,大興安岭終于露出厂本來的模樣。 那密密的落葉樹林綿延不斷,陽光照在針葉上挂著的水珠。一閃一閃的,仿佛樹上插滿了銀針。不時的,有一兩只喜鵲拍打著翅膀沖向藍大,在空气里留下几聲吉祥的叫白。山野中的草地也比以前綠了很多。而且,似乎能听到嵌在草地里的小溪中魚儿跳動的聲音。纏繞在山峰間的白霧,像飄在新娘頭上的婚紗…… 一切都是那樣美好,壓抑的感覺和陰纏的天气一起在太陽光的照射下。煙消云散了…… 坐在車廂里,感覺著太陽的溫度,感覺著太陽在我臉上的愛撫。我可以睜大眼睛看著天邊的朝陽,它是那樣的柔和,柔和得可以使你忘掉它就是太陽,而時時產生一种想伸出手去触摸它的欲望。 啊,大興安岭…… 這時候,你會不由得想起著名作曲家呂遠的那首歌:“走上邊高高的大興安岭……” 我在心里“听著”歌曲。望著那草地間偶爾出現的花奶牛,望著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擠著羊奶的蒙族姑娘…… 未來會是什么樣子? 但愿,會像這晴朗的早晨一樣,充滿了生机,充滿了希望,充滿了邏想…… 回到長春以后,我找到了一個借口,又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去找我的那位張叔叔。然后,到了武警總部政治部,幫他們籌划影視部。 當時影視部里只有我和一位姓王的劇作家。當然,他領導著我。為了能夠證明我的實力,我還寫了一個電視短劇。反正,一切似乎都充滿希望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我在北京和長春兩地的跑動更頻繁了。 兩面做人真不容易。在武警總部,我不可以把調進的原因全部說清楚,而在長影厂,又要面對喋喋不休的詢問和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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