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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承德來的電報拿在手里，雖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我深知這份電報的分量，它是一個女人沉甸甸的愛和深情的召喚。可是，我當時的心情也絕對不比這份電報輕松，相比之下，顯得更加沉重。 去還是不去？ 真是到了一個抉擇的關口。 我可以不去，那樣的話，我們之間的故事就會結束了，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都會很快地被人們淡忘。 過几天，雅抿回來了，我們照樣是一個完滿的家。我可以悄悄地把這段感情藏在心底，沒有人會知道。在儿子面前，我仍然是一個好父親；在妻子的眼里，我也還是一個好丈夫；同時，我在劇團里的位置和工作也不會受到絲毫損傷。 可是，我甘心這樣做嗎？我能這樣做嗎？ 我對劉曉慶有過諾言，男人說話要算數的。我親口說過，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她需要我，我就會立刻赶到。 可是，為什么我又猶豫了？難道我不是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難道我不應該馬上飛到她的身邊嗎？ 我去團里請假。 團里的老同志畢竟久經沙場，這种小把戲，在他們眼里簡直幼稚得不行。 可當時我卻想得很簡單。 由于團里領導听到了一些風言風語，或者說出于對我的愛護，他們沒有准假，雖然我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說是北京的一個攝制組讓我去試一下角色，可是，只要一提到北京，他們就會把這件事和劉曉慶聯系在一起。所以，毫無疑問，他們沒有開綠燈，借口說，團里、支部還有工作需要你來做。其實，他們要表達的意思已經心照不宣了。 回到招待所，接到媽媽打來的長途。因為劉曉慶同時向佳木斯也拍了一份電報，媽媽打電話過來問是怎么回事儿。 我真想跟媽媽實話實說，可是身邊有很多人，不便開口；二來，我也想到，當時在母親的心里，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趙雅氓的位置，因為她在媽媽眼里是個勤快、善良、善解人意、孝敬老人的好媳婦，而且，她還為陳家生了一個儿子，一個傳宗接代的儿子。這一切都使趙雅氓在媽媽心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我向媽媽撒謊。媽媽在電話里疼愛地罵著我。 中國不是有句老活一一一“知子莫過于母”？ 我完全可以把我請假未遂的情況匯報給劉曉慶，想必，她可以理解，也不會太傷她的心。可是當時的通訊并不像現在這樣。到處有大哥大、BP机…… 她住在北新橋一位老同志的家中，和她聯系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她在北京只信住兩天。 我拿著這份電報，真是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晚上，一個人呆呆地坐在家里，一點睡意也沒有，透過窗戶，看著挂在天上的月亮。 那天還是上弦月。 我不由得想起哈爾濱的月亮、丹東的月亮、鳳城的月亮和招待所三○九房外的月亮。 真是左右為難！ 隔天，我就寫了張條子，擱在團領導的桌子上，說：“家里來電話，母親病危，我得赶回佳木斯去。” 那時真是，怎么連這种借口都說得出來？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孝子，可是，當今天，我的母親過早离開我的時候，我想，也許是對當年我拿母親病危作借口撒了無數謊的懲罰吧！也許是因為我的詛咒，母親才損了那么多的陽壽。 哼，還說自己是個孝子呢！ 當時的我就像著了魔，不知為什么，行為總是在和理性發生沖突，也不知為什么，當你做出決定之后，心里仍然會出現很多障礙。 當我拿了車票准備登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的時候，卻遇上了我的一個朋友。雖然我已經決定要走了，但是我拉著我的朋友的手說：“走和留對我來說都很困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朋友張某某至今還記得這一幕。一九九七年我回長影為《飄雪》做后期的時候，他還跟我提起過這件事。 可是我的猶豫和自責并沒有挽留住我的腳步。我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雖然我從長春一直站到天津，兩只腳不停地挪動著，畢竟，連續站十几個小時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可是這一切都沒有難倒我，我依然興致勃勃地、義無反顧地，按著她的召喚，奔向她的身邊。 到北京后，我找到了“我們的家”，老伊告訴我，劉曉慶已經走了，去了承德。我二話沒說，又搭上一班開往承德的列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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