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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關于卡夫卡《城堡》的一點說明

　　收在不久前出版的卡夫卡日記（S．費歇爾出版社）里第一次以德語發表的一個殘篇叫《村庄里的誘惑》。它可以理解為卡夫卡代表作的早期試筆（寫于1914年，而長篇小說《城堡》絕不會始于1917年之前）。這是關于一個人的悲劇，這個人想要与人們一起在村子里住下來然而卻無法在此异域扎根，也找不到通往凌駕于村庄之上的“城堡”的道路。當地鄉下人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寂寞、他們宿命的不信任和誤解，這一切已經在這試筆中像閃電般划過。這一點在一個當地人對他老婆講的話——亦即短文的頭几句——中便得到了体現：“這就來，稍等一等。我只不過還想看看這個人在這里想干什么。他是個外鄉人。他在這里完全沒有必要地亂轉悠。你看吧。”（殘篇的）主人公回答道：“我在這里找個旅館，沒別的目的。您的丈夫沒有權力這樣談論我，使您對我產生錯誤的看法。”過了一會儿，那個女人以相似的樣子輕聲回答：“他話這么多。”對這個陌生的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的批評沒有必要多提了。
　　最近讀這個迷人的、令人陶醉的殘篇，使我想起《城堡》构想的更早階段，想起卡夫卡的基本构思同捷克女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的一個作品的關系，据我所知，至今無人提及這一點。
　　波采娜·涅姆科娃生活于1820至1862年間。她的代表作《祖母》是一部田家樂的長篇小說，充滿溫馨的質朴，在布拉格的德語中學里被用為捷克語言課的教材。卡夫卡在巨人山的山腳下的山村中讀到了這本巧妙地討好讀者，然而又是真誠的、正直的小說；于是一年后我也激動地讀了它（這本書出了好几种德文譯本，其中一种為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叢書所收入）。有趣的是，几乎在這個享有盛名的女人用捷克文描寫北波希米亞農民生活的同時，另一個作家，德語作家中的最偉大代表之一在寫南波希米亞——波希米亞森林地區的農民，寫那古老而优秀的風俗、民間的傳統和宗教性，同樣以自傳体的小說創作藝術，以同樣生動的、色彩繽紛的筆調來加以描寫，將它淨化為堪稱范例的宁靜气氛。這個作家叫阿達爾伯特·斯蒂夫特。估計斯蒂夫特和涅姆柯娃互相并不知道，盡管他們是同時代人，他們的林中寂寞气氛之和諧一致表明他們的心是接近的。漢姆科娃以她所有追求文學創作的和民間傳統的努力為捷克民族的复興運動而戰斗，但這并不妨礙她將古茨科《精神騎上》一書中的一句德文格言置于前面；她的丈夫和朋友們被奧地利當局作為政治嫌疑犯而粗暴虐待；而斯蒂夫特僅僅在教育問題上提出抗議。盡管有种种不同，兩個作家的共同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尋找一种正确的、朴素的、受精神支配的存在。
　　卡夫卡极愛這位熱情奔放的美麗女人的書信。她當初离開外省，那是与我們這個時代隔了几代人的時候，出現在布拉格捷克愛國者和語言革新者的圈子里，她引起了轟動。她那不幸的婚姻、她對思想接近的朋友的熱烈的愛、她對她的孩子們的溫柔關怀、她的上升和跌落、她那有時与她祖父般的文筆形成鮮明對照的迎著暴風雨飛翔的生活，她過早的毀滅——這些都在卡夫卡的理智和同情心中激起強烈的振動。他經常給我朗誦她的一些信，（据我所知）這些信至今沒有譯出，盡管它們屬于戰斗的靈魂的偉大文獻之列。此外，我感到，卡夫卡《城堡》的基本构思有一些特點，它們可以追溯到中學時期先是義務性地、然后熱情地閱讀長篇小說《祖母》時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上去。
　　卡夫卡在他的日記中反复表示他是易于接受這類影響的。他作這些表示時怀著夸張的認真態度，甚至怀著一种感人的內疚心里。眾所周知的是他認為在他的長篇小說《失蹤者》和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之間必須确認的聯系。据我的印象，他在強調這一“依附性”時走得太遠了，流于游戲人生。而那老的捷克古典小說在卡夫卡《城堡》草稿中的影響雖說更難以确認，但其蛛絲馬跡卻是不致誤認的。好像卡夫卡自己并未意識到。當然他在給密倫娜的信中曾經多次提及那位女作家。
　　涅姆科娃的《祖母》中的人們居住在他們的村子里，同城堡中的地主家族間沒有正常的聯系渠道。城堡里講的是德語，村子里講的是捷克語，這便已造成了隔閡。再加上，公爵夫人只是偶爾住在城堡里，她多半出游在外，遠在維也納，在意大利。祖母講起她年輕時的一段插曲（這是這本書里最美的段落之一）講的是好皇帝約瑟夫二世神奇地突然出現在目瞪口呆的鄉民們面前的故事。他像一顆來自遙遠的世界的星星划過天空。統治這個村庄的公爵夫人也是個十分善良的、管理開明的、即所謂約瑟夫式的人；然而在她和農民之間（這里与卡夫卡《城堡》的類同處触手可摸）插進了一群陰暗的人：仆從、城堡官吏、自私自利的、目空一切的、欺上瞞下的官僚們。不管公爵夫人愿意不愿意，她硬是同老百姓割裂了開來，不可接近，消息閉塞。只有此書的主角—一祖母——突破了束縛，闖到公爵夫人面前，終于為被迫害者爭得了他們的權利——而這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主人公一再嘗試，卻從未達到的目的。就這點而言，在涅姆科娃的小說產生的時代，人們怀著更大的信心相信世上有“好人”，相信努力會有成果，這是与我們這危机的一代不同的。
　　然而在對插在城堡中的主人和農民之間的人的描寫上，新老著作間存在著一致，在某些細節上令人惊訝。鄉下人會聚的中心無論在涅姆科娃筆下還是在卡夫卡筆下都是那鄉村酒家。一個年輕的意大利籍內廷佞臣打破了那里的平靜，他追求著酒店老板美麗的女儿克麗絲特爾，對她提出非分要求；而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同樣有個內廷官員糾纏阿瑪利婭，奇特的是，他也有個意大利名字（小說中唯一的意大利名字）：索爾提尼。關于卡夫卡《城堡》中有著奇怪矛盾的索爾提尼插曲已有很多評論；如果把簡單的樣型——那關于祖母的小說中的“故事”拿來對比，有些東西就易于理解了。涅姆科娃筆下的少女同樣拒絕了那城堡官員厚顏無恥的要求，但她同樣心惊肉跳，不無道理地害怕沖突帶來的危險，害怕那有權有勢的人的勢力和報复。她對祖母談到歷險經過時，尤其從征兆上看同卡夫卡的小說有許多相近之處。我摘錄克麗絲特爾的几句話如下；

　　　　您想想，那個廢物，那個意大利人每天到我們這儿來
　　喝啤酒——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店是為大家開的。可是
　　他不像平常人那樣坐在桌旁，卻跑到我的后面。不管我到
　　哪去，他總死死地跟著。我爸爸面色鐵青。但您是知道他
　　的，他是個好人，不愿傷害任何傻瓜蛋，不愿疏遠任何客
　　人，更別說是從城堡來的了。

　　我覺得，卡夫卡雙重意義的城堡旋律的音響在此听得十分清楚。在下述方面也常可見到這一點。克麗絲特爾對她還是怀著最佳感覺所做的事的后悔；再就是她對“城堡”中的工作情況的簡明扼要的描寫，她在其中談到人們是怎樣試圖賄賂上層官員的：“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所在。由于他們審問了他，他們也許會幫助我們的；但事情卻經常是，他們審問過了，卻沒有給予幫助；他們簡單地說：不可能辦到；于是人們便無可奈何。——讀者在這里一定會發現，在漢姆科娃簡單的現實主義中，那后來在卡夫卡作品中生長起來、令人揪心的幽靈也并不完全陌生。當然，我認為，卡夫卡是完全獨立地對年輕時閱讀中得來的啟發進行加工的；而且，漢姆科娃的城堡女主人很少看得到，而卡夫卡的高高在上的城堡主人根本看不到這個區別絕非微不足道，不能因我指出其相互聯系而忽略。附錄五
　　對一個名叫弗蘭茨·卡夫卡的
　　玩偶的謀殺
　　在君特·安德爾斯在C．H貝克出版社（慕尼黑）出版的《卡夫卡，贊成和反對》一書中，這位雜文家造了一個玩偶，它与弗蘭茨·卡夫卡几乎不相干，盡管如此，他卻名之為弗蘭茨·卡夫卡。——剛才寫下的這個句子必央細心研讀。并不是說，G·安德爾斯造的這個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這恰恰是事情危險之處，誘惑之處：一些不太重要的、對于認識卡夫卡真實的本質只有次要意義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這些特征既屬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屬于那無生命的、在這本新書中陰魂游蕩的玩偶。要將卡夫卡和那搖搖晃晃的玩偶完全區分開來是辦不到的，即使我們很難這么做。在闡述這些次要特征時使用了許多心力，也許是過多的、過于明顯的、毫不謙卑的心力，自信而有把握；這与那么無把握、抱怀疑態度的、搖擺不定的、不那么自信的卡夫卡形成鮮明對照。——可是在分析正确的次要細節以外，G·安德爾斯把主要方面完全歪曲了。他在他的著作中以同樣不可動搖的自信來闡述這些誤解的、歪曲的東西，就像他描寫那些正确理解的細節（比如卡夫卡美學作用的一些多角平面）時一樣。讀者很可能會在不時出現的對個別細節的出色分析觀察的誘導下，認為該評論家的基本觀點和總結論點是正确的。然而恰恰是中心問題被毫無希望地錯誤地理解了，下面我將具体談及。看上去這不是關鍵性的，可是對真實价值的誤解好像只偏离了那么一點，徹底的歪曲好像只是通過手腕微微一轉產生的，這反而更增加了這本書的危險性和誘惑力。輕輕轉動手腕可以使一只活雞變成死雞，可以使卡夫卡吞吐著宗教的活的气息的基本結构變成一個從來不曾活過的玩偶。安德爾斯与這個玩偶自己的結构作斗爭，并光榮地戰胜了它。我們要就我們的觀點來分析對這個玩偶進行的分析性的殺戮。安德爾斯文章中引起其他一切誤解的主要誤解在何處呢？
　　我把安德爾斯想要總結卡夫卡實質的一些玩偶句子与活的卡夫卡的一些真實的句子并列起來。讀者馬上可以看出，這里發言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實体，其中一個聲音是評論家G·安德爾斯強加在卡夫卡名下的。
　　安德爾斯說：
　　卡夫卡說：（卡夫卡）不過問世界上的善或短暫的滿足我還能從《鄉村醫惡，他尊重其整体的悲慘性。
　　生》這樣的寫作中得到。然而
　　只有在我一旦將世界升華為純洁、真實、不變的境界時，幸福才會蒞臨。
　　——他認為，人只有一次轉向善的一邊，他便得救了，無須顧及過去，甚至無須顧及未來。他是一個非人性世界的現實主
　　死亡在我們的面前，比如像課義者；然而也是它的神化者。權堂牆上懸挂的亞歷山大戰役的力對他來說是合理的，無人性繪畫。我們的任務是，在我們者則是有罪的。他要求獲得天的一生中通過我們的行動使之堂；但不是制造天堂，而是步暗淡甚或完全熄滅。八天堂。他是無神論者；但從無神論中人不能沒有一种持續的對某种創造出一种神學。他是哲學家；不可摧毀之物的堅信而活著。但是個不可知論者。信仰便是：解放心中的不可摧毀之物；或說得更正确些：作為不可摧毀的存在；或再正确些：存在。他的哲學是徒勞地求大同者的烏鴉們聲稱，只需一個烏鴉便哲學，他以被徒勞地追求著的可摧毀天空。這是毫無疑問的，權力的眼光觀察物物。但對于天空卻說明不了任何問事實存在的于他便是（即使不題。因為天空意味著：烏鴉的是“理智的”，然而畢竟是的）不可能性。合理的。他被物化了的世界的超力量惊
　　只有一個精神的世界，沒有別嚇了。的；我們稱之為感性世界的東地進行歪曲，是為了确認；但西，乃是精神世界中的惡；而他同樣“确認”了我們，也就我們稱之為惡的，不過是我們是說，他麻痹我們。的永恒發展中一瞬間的必要而他討論著法；但他根本不知道已。最強的光可以令世界解体。他是否有這個權利。在弱的眼睛前面它變得堅實；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會伸出拳頭來。
　　不是我的听覺有誤，就是這兩排語錄涉及的不是同一個人。
　　此外，這少許几個例子可以擴充許多倍。安德爾斯證實了什么？一個冷酷的現實：一旦將一個作家的言論中積极的、肯定生活的、呼喚希望的詞句刪去，剩下的便只有消极的了。“無須幽靈從墳墓中爬出告知我們”。
　　消极的言論和描繪在卡夫卡筆下是非常多的。眾所周知，他寫下了許多充滿絕望的話：他的生命途程過于漫長，在其間他只看見黑暗和實在無路可走等等。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怀疑，而是他盡管抱著怀疑和絕望，卻始終保持著對更高的、善的力量的信仰，是他不斷重新為這個信仰而戰斗并贏得它；雖然這個信仰有時面；臨著從他心中消失的危險。正因為如此，這一艱苦斗爭得來的信念對于我們來說才是珍貴的，才是寶貴的榜樣，因為它是在由個人的和人類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著的一盞柔弱然而堅定不滅的燈。安德爾斯將卡夫卡說成是個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惡勢力擺布的、据他說甚至是對惡勢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這么個人，在他的日記中產生了這樣的勇敢地號召起來斗爭的句子：“無須絕望，亦無須由于你之不絕望而絕望。在似乎窮途未路之際，總會有新的力量產生，而這恰恰意味著你依舊活著……傾盆大雨。迎著雨走去，讓鋼鐵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這要將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著，挺直身子，看太陽破云而出，陽光一瀉如注，無有盡時。”這些話恰恰与安德爾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斷言相反。
　　在這短暫的一生中固然有許多阻力极大的客觀現實有待克服。假如一個人在三十四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這時發現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靈染上一層悲觀主義也應該是可以原諒的。尤其是，假如這顆心靈有著許多幻想和敏感的話。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關系，再加上只能給一個人帶來憂愁的可怕的強制性職業這些因素壓在一個已經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難以理解，在這個人筆下竟然還會排除這一切障礙，產生如此重要的、在許多處給人帶來希望和踏實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爾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職業上看到某种歸宿，某种“安慰”（28頁）。“不知道自己所屬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對誰負有義務……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時候自己回答了他的義務的‘管轄權’問題：通過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的工作。”這個細節對于表明安德爾斯錯誤地評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經心的、自信到极點的方式具有典型意義，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對強加于他的職業工作所想和所寫的相反。在許多地方，他反對自己的掙錢職業的叫喊聲振撼人心地划破長空，他在這個職業上看到的不是義務的履行，而是對他的真正的創造天職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馳（自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然，是因為卡夫卡的父母沒有——像霍夫曼斯塔爾的父母從一開頭、韋爾弗的父母（從某個時候開始）所做的那樣——為他們天才的儿子掃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將他從掙錢的困扰操勞中解放出來。因為，盡管卡夫卡是那么謙遜恭讓：他內心對他的世界构想的偉大性、對他那獨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務是清楚的。他在日記中以宏大而又苦澀的心描述一篇听寫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時便是這么寫的，他為連接上下文思索著一個合适的詞：“我終于想起了‘公開揭露’這個詞和与此相連的句子，但出于惡心和羞恥感而遲遲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塊生肉，一塊從我身上割下的肉（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終于說了出來，但同時惊恐万狀，因為我發現我身上的一切都為一种文學創作工作做好了准備，而這么一种工作對我來說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躍；而我在這里，在這辦公室內卻不得不為了這么一篇可厭的文件從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塊肉來。”沒有人會從作家這段真實的描述中找到一點儿、哪怕是在一些時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爾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務來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為我沒有時間，而我心中是那么緊迫、”卡夫卡在另一處抱怨說，還有“我頭腦里裝著龐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說的。
　　安德爾斯傾向于將卡夫卡視為一個卑躬屈膝的悲觀主義者——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前身（“后來的努力是熱衷的与惡的等同，搞等同者雖然并未將惡看成是善，但卻這么承認了”），這就是安德爾斯的文章的核心，這是通過將事實扭曲到其反面來實現的，包括在次要的細節上，比如對強制性職務的評价。然而誰要使人們吃惊，誰要顛倒事實，就必須一做到底。于是聰明絕頂的安德爾斯碰到了這樣的倒霉事情，這個平時听得見青草生長之聲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親的信中的明顯的嘲諷：“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著世界……你的自信心是這股強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終保持一貫，但你卻又不會因此而沒有道理。”這段話不言而喻是說，卡夫卡的父親沒有道理，這個希望在父親身上看到盡善盡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發現了父親的言行不一貫，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換句話說，這里是批判了父親的自以為是。但是安德爾斯堅持到底地（這就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這本書的危險的手腕轉動）要將卡夫卡視為一個世界上的非正義的崇拜者，一個惡的崇拜者，虐待人類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許他的玩偶對父親發牢騷。實際上整封信是一种嘗試（在許多點上是一种充滿了愛的嘗試），給父親提供一面鏡子，讓他通過照見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触動。“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著世界”這句話難道可以理解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為介于譏諷的邊緣的指責的其他什么意思嗎？否則的話只能极其認真地看待這個畫面了。從卡夫卡的觀點出發，他難道真的相信父親統治著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發號施令的嗎？不管怎么說，安德爾斯充滿激情地寫下了諷刺性評語，將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讀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義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來看，會感到信中這一段是可怕的。”
　　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一下，便會發現，安德爾斯在這段“不加刪節地”引錄的信文中故意刪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對卡夫卡批評和嘲笑他父親這一淺顯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先是用省略號取代了一個句子。而這個句子在大倍數的放大鏡下顯示父親的自以為是，并通過夸張（雄辯術的一种眾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駁斥，這個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著世界）。你的見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癲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爾斯所摘的語錄后面還寫著；“于是，你對一件事也許毫無見解，而一切對這件事可能有的見解便因此而毫無例外地是錯誤的。比如你可以罵捷克人，然后罵德國人，然后罵猶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選擇的，而是一概而論，最終除了你以外沒有不曾被罵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謎一般的品質，他們的權力建筑在人頭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稱其父為“暴君”，并与他論戰。這一點安德爾斯小冊子的讀者們自然不得而知；因為他們的任務是把卡夫卡看成一個暴君的奴仆，一個一聲不吭地、毫不抗議地將世界上的非正義咽到肚子里去的人，這种人自然也不會發出這類致命的嘲諷。
　　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闡述這個小例子，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安德爾斯是怎樣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導下最終不合理處理一個廣泛得多的問題的：闡釋卡夫卡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城堡》。該書的主人公（K．）作為一個陌生人來到一個村子里，他聲稱是有人叫他來，并給了他職務的。當局卻不記得對K．發出過任何邀請。村庄里的居民們以無所謂的態度對待這個來客，甚至可以說是持敵對態度。他枉費心机地試圖与他們建立聯系，他枉費心机地試圖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層人物。整部小說說的是，他永遠到不了最高層那儿；就像在《訴訟》中他毫無希望地被允許面謁最高法庭一樣。但是小說《訴訟》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過戲劇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針鋒相對地指出了這一點，——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參見《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一文的有關章節）；而《城堡》這部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是無罪的。這里面的情況更嚴峻、更有問題、更令人憂郁。兩部長篇小說有個共同之處：主人公總是只能到達中間層，他們或是暈頭轉向、懶惰或干脆是惡的。假如說這些中間層与“城堡”的最高領導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爾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圍內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還有錯誤的觀點：即認為K．對那些惡的中間層是抱肯定態度的，就像异教徒馬其翁那樣將一個“惡神”視為世界的締造者，視為造物主和開天辟地者，擁有永恒主宰我們的力量。其實我們看到K．自始至終抗議著這些中間層，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顧（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對父親的斗爭立場一樣。另外順便提一下，馬其翁也不曾無條件地接受那個造物主，而是力圖削弱其勢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同意安德爾斯的觀點：K．同這些中間層交往、打交道而浪費了許多時間，是有一定危險的。然而，挑明這种危險，就這种危險的一切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揭露那大攔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們的生活、使整個人類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惡棍，指出其一切陰謀和同伙的罪惡，這些正是被卡夫卡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他不知疲倦地寫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們的良知覺醒。K．只是偶爾對強權讓步，但很快又向前突進。當局派給他的助手們被他攆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決心也沒有動搖。他否定當局的濫用權力。安德爾斯的斷言則相反：根据他的闡釋，K．認為權勢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認村庄里發生的一切令人厭惡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許多至關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導人們走向無自由、被奴役的企圖宣戰，与一切后來成了法西斯主義或專制制度的誘導宣戰，請看這段話：“人類的結合建筑其上：一個現象通過其強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實際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單獨現象。對于這些單獨現象來說，這是甜美的，充滿慰藉的，但這缺乏真實性，因而永遠缺乏持久性。”（所有強調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爾斯愣是閉上眼睛提出這樣的理論：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場是“最低下的奴顏婢膝”，他今天的影響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義因素上。這种荒謬怪誕的論點的真實价值恰如一個評論家所斷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聞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在流刑營》中甚至明确地描寫了一個殘暴專制的政權的崩潰。至于此后沒有优于此政權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揮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婦人政權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駁的理由。這不像叔本華那著名的軼聞中所傳的，叔本華回答一個學生關于是否可以結婚的提問時說：“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卡夫卡完全為第三條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開大門。這里響著的不是叔本華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聲音：“我們讓你們希望。”當然不像歌德說得這么響，這么爽朗；但在人口過多和原子彈威脅著這個星球的今天，沒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來，人類過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會大大減少了。因此，卡夫卡為統治者們的為所欲為和凶惡的意圖描畫的可怕的圖像絕不是安德爾斯所認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實的現實主義，是用始終對現實加以濃縮的合法的寫作手段描下的我們時代的狀況，這個時代玩弄我們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個人与團体的心聲和愛有可能帶來針對那些僵化的權欲統治者的驟變。
　　關于中間層城堡机构，那些确實統治著我們、誘使我們走上迷途的飛揚跋扈、自以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們”，情況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現的無非是這一事實，這种可悲的、官僚主義的現實情況。今天隨便往報紙上一瞥都能得到證實。他從來沒有承認或贊美這种事實情況的合理性，無論在他的辦公處，在他的家庭中，還是在与公眾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關于后者，雅諾施的《与卡夫卡談話錄》以事實提出了与安德爾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證明。
　　安德爾斯的書中很少有贊成卡夫卡的言詞，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對他的（書的副標題本身就不正确）。安德爾斯對卡夫卡的誹謗的高潮是：他沒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談及的都是中間層，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間的中間層；根据我報道過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層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動，作出了一項与可恥的下屬辦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決定；而那些城堡辦事机构想方設法遮擋、扭曲人們的視線，不讓人窺見上帝隨著時間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們現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見上帝的可能。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節》中（斯特林堡對卡夫卡象征風格的影響還不曾得到足夠准确的研究哪殘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愛的真面目一樣。“我們被造就出來，是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寫道，“天堂有義務為我們服務。我們的義務被改變了；但卻無人提及，這一變化也是与天堂的義務一起變的。”這還不夠清楚嗎？在這几行文字中難道會有人听不到希望的聲音？這里難道不是顯露出了猶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難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這個句子仿佛透過許多時代的迷霧顯了出來，難道不是使這個句子連同由時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來嗎？——可是安德爾斯充滿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稱，說得過于尖銳也過于肯定：“關于卡夫卡，只有少數論點可以像這一點這樣毫無疑問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猶太教沒有任何直接關系。”對此，我可以以漢斯·約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學主題”）為證，在這篇文章中這种關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闡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顫抖著描繪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絕的、沒有愛的情感只歸屬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繪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歸根結底，這是舊約中一個主要句子的改寫：“愛他人猶如愛你自己。”
　　此外，我認為我通過提及對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產生了影響的一部捷克經典長篇小說（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證据，證明卡夫卡僅僅將那些中間層、那些精靈般的官僚描述為就靈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惡的，而未將城堡之看不見的最高主人包括進去。
　　《城堡》是一部無限制的一神論的長篇小說，在一神論的旗幟下約伯的書也曾將中間層撒旦拒之門外，在此旗幟下還有，“我們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這么一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沒有任何惡的上帝，盡管預言家關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話“我的道路不是你們的道路”，有時候，尤其在今天這樣糟糕的時代始終是有效用的；為此卡夫卡會樂意地羅列大量例子。在這樣的時代，上帝會在人的陰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樣改頭換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現，甚至表現為丑陋的、狹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現為要求人們無目的地謀殺儿子的力量（基克加德語）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變。人們希望他壓倒一切陰郁和障礙，輝煌地現身。這始終是一切希望中最偉大的希望。盡管從上帝那儿來的“皇帝的圣旨”中途為成千上万中間層所阻，“你卻坐在窗前，在夜幕降臨時夢一般地期待著它，”卡夫卡說。難道安德爾斯果真沒有發現，在卡夫卡這篇無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為對胡作非為的中間層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長篇小說《城堡》一樣，因無把握而顫抖著希望能最終消滅將上帝与人類行為分隔開來的中間層。此外，安德爾斯將這篇短小的小說也解釋錯了，他在他的書中隨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間接地考慮到卡夫卡的實際情況，這么做似乎是最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猶豫地認為關于蛇發女怪高爾戈的論述是他這本書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認為從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還將有所發揮。
　　G·安德爾斯的論述是在一种教條式地規定了的基本觀念基礎上進行的；盡管他處處小心翼翼，似乎有時仍然沒有集中精力充分考慮這一基本觀念。這种基本觀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風行的一种估計：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測的、混亂迷們的、合乎自然卻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靈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學家卡夫卡對這些沒有閉口諱言，而有時甚至是极力強調）都有可能簡單地隨著宣布而消失，像變戲法一樣變掉；同時，面對不可理解之物，面對人類的局限性心中產生敬畏是恥辱。世上存在著可取消的（不高尚的）不幸，然而也存在著無法取消的（高尚的）不幸，對這二者的區分是這個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謝托馬斯·曼在他美麗的、博學的論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著与自然密切相關的感覺寫給“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話（寫這段話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滿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將看到，您的關切對我來說有著多么大的好處。隨著進一步熟悉您將會發現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躊躇，這是些我無力駕馭的因素。”卡夫卡始終視歌德為人類的最高導師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爾斯所認為的頹廢派，那么他是絕不會有這种偏愛的。“昏暗和躊躇”——它們在真誠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對它們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從來沒有墮落到安德爾斯強加于他的丑惡的奴才性中去。證明：見我這篇辯護文章開頭處分列兩行以作對照的言論。
　　卡夫卡無須任何辯護。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論者不斷地全然不顧他的与消极方面（這方面我并不否認）并存的正面的積极方面，——安德爾斯就是個极端的例子——那么總會刺激著我不斷奮起反擊（盡管我對論戰十分反感）。
　　安德爾斯論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經歷，這是正确的。但如果說他的創作靈感來源于對成語的字面理解（照這說法，小說《變形記》便是取材于成語“肮髒的甲虫”的），則是荒謬絕倫；這就像聲稱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過是諺語“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鐵匠”進一步的語言上的擴充一樣。——這類破爛的賣弄聰明之說可惜充斥著安德爾斯的全書。書里也充滿了疏忽性差錯，比如他讓阿爾忒密絲（而不是阿芙羅狄特）從大海的浪花中誕生（57頁）；還有不是一處、而是多處將卡夫卡創造的形象奧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語系詞源：無辦法可使的人。拉代=辦法、建議）變成了脫离詞源學的奧德瓦代克。應該公正地強調，安德爾斯之分析的起點是正确的。只不過他很快就通過前面提到過的“手腕的轉動”把事情扭到錯誤的軌道上去；他強調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無愛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須抗拒的，否則正義的懲罰便會降臨，當然他將這种懲罰描繪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將卡夫卡稱為一個無信仰的人，認為他的長篇小說“在轉圈子”，他唯一的“行動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猶豫、思慮”呢？怎么能把他刻畫成一個“哲學上和道德上毫無可取之處的作家”（！），一個“受鄙夷的無神論者”呢？在他的言論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隱晦的表達信仰的句子，如那關于旅行車的比喻式故事，即使這個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其實它有許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夠使他上升為宗教信仰者。現引錄如下：

　　　　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繼續擊得溫和的空气飛濺，雙手
　　像魚翅般張開在身側，在睡意朦朧中目光匆匆掃過你所經
　　過的東西，那么你會眼睜睜看著那輛車子從你身邊馳過的。
　　你還是站穩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須長得又深又廣—一
　　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須，而是你有目的的目
　　光之力量——，這樣你便能夠看見橫亙不變的昏暗的遠方
　　了，除了那輛車外，什么都不會從那儿來。它向你馳來，越
　　來越大，在他抵達作面前的瞬間，它將填滿世界空間，而
　　你倒入它的怀抱中，就像一個孩子倒入一輛旅行車的軟墊
　　中，車子穿越暴風雨和黑夜行駛著。

　　現在由我的朋友維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致密倫娜》已問世，那么每個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精神上的愛達到了什么樣的高度（安德爾斯毫不猶豫地斷言，愛情的神圣化始于歌德的“將我們拽到身旁”，仿佛從來不曾有過柏拉圖、不曾有過但丁似的），他是多么深地信賴暗中運籌帷幄的力量，相信這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著人類爭取正義与和平的斗爭。在任何情況下！——這正是安德爾斯完全忽略了的卡夫卡神奇的、關鍵的話。我在別處已經談及，這一點在格言中比在小說中表現得更明顯。在小說中卡夫卡全身心無顧忌地投入，在沉思（往往也在書信中）的水晶体中他控制著自己。長篇小說明顯地變得更加陰暗；而警句式的蒸餾液明顯地變得越益洁淨明亮。這個奇特的現象我在關于我的朋友的新書《作為指路人的弗蘭茨·卡夫卡（對合作提出的號召）》中試圖至少以暗示方式勾勒出輪廓來。同樣，難以捉摸的上帝的救世力量也日益急迫地增長著（荷爾德林之見）。這种傾向在致密倫娜的表白信中在加強，直至產生了我欲稱之為“偉大的盡管如此之歌”的那段名言。這是卡夫卡對人的意志自由、對上帝、對和平主義、對一切好的發展趨勢的出于希望和愛的表白：

　　　　那是法國國慶節；軍隊檢閱完畢后正在下面走回家去。
　　這含有——我感到，在你的來信中呼吸著——某种了不起
　　的性質。了不起并不在于華麗，不在于音樂，不在于列隊
　　行進，不是那個從一家（德國的）蜡像陳列館跑出來的老
　　法國人，穿著紅褲子、藍上裝，在一個隊列前邁步走，而
　　是一些力量的某种宣言，這些力量從深處呼喊“盡管如此，
　　你們這些沉默的、被推動著的、行進著的人們，你們這些
　　互相信任到無以复加的人們，盡管如此我們不會拋棄你們，
　　即使在你們做了天大的蠢事時也不拋棄，而且尤其在那种
　　時候不會。”人們閉著眼睛看著那個深處，几乎在你的怀抱
　　中沉下去。
　　附錄六　卡夫卡年表
　　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
　　1893－1901年舊城國立德語中學。
　　1901年開始在布拉格德語大學學習，有一段時間在慕尼黑。
　　1902年有所進展的是：計划在維也納出口學院學習。開始与奧斯卡·波拉克通信。夏天在利伯赫（什萊森）。
　　1905－1906年夏天在楚克曼特爾。
　　1906年《月1日去律師理夏德·略維博士辦公室當文書，布拉格。
　　1906年6月，法學博士。夏天在特利施，在當鄉村醫生的舅舅家（西格弗利德·略維博士）。
　　1906年10月1日至1907年10月1日，先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進行法律實習。
　　1907年之前寫了《一場戰斗記實》和《鄉村婚事》。其他青年時期作品（已遺失）。
　　1907年10月走上“保險總局”崗位。
　　1908年進入工人事故保險公司。
　　1908年《觀察》。在《徐培里翁》上發表。
　　1909年《一場戰斗記實》中的兩篇：《与祈禱者交談》和《与醉漢交談》在《徐培里翁》上發表。
　　1909年9月同馬克斯和奧托·勃羅德去利瓦、布雷齊亞。
　　1910年開始在四開筆記本上寫（日記）。東方猶太人話劇團。10月与馬克斯和奧托·勃羅德赴巴黎。
　　1911年1、2月間出差（前往弗里德蘭、萊興貝格）。夏天同馬克斯·勃羅德赴蘇黎世、盧加諾、米蘭、巴黎。然后（單獨）去蘇黎世附近的厄倫巴赫療養院（費倫山的自然療養所）。——旅行日記。
　　1912年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失蹤者》（《美國》）。夏天赴魏瑪（与馬克斯·勃羅德），然后單獨前往哈爾茨山的容波恩。
　　8月13日結識F．B．（即菲利斯·鮑威爾，卡夫卡的第一個未婚妻。——譯者）。
　　8月14日將《觀察》手稿寄給羅沃爾特出版社。寫出《判決》和《變形記》。
　　1913年《觀察》出版（l月），羅沃爾特出版社。5月發表《司爐》。在布拉格附近的特洛亞參加園藝勞動。單獨去維也納、威尼斯、利瓦。認識那位瑞士姑娘。
　　1914年5月底在柏林訂婚。寫下《城堡》的試筆（6月11日日記）。赴海勒奧、呂貝克、瑪麗亞津斯特（部分路程与恩斯特·魏斯同行）。戰爭爆發。增添了對妹夫工厂的操心。解除婚約。著手《訴訟》之寫作。《在流刑營》。
　　1915年与F．B．重逢。在布拉格租了自己的房間（先是在畢爾科娃，后來在德路哈·特里達街）。從事《訴訟》之寫作。与妹妹艾麗赴匈牙利。馮塔納獎。
　　1916年7月与F．赴瑪麗亞巴德。寫了一些《鄉村醫生》集里的小說。在慕尼黑做報告（11月）。
　　1917年住在煉金者街的住房，后移居美泉宮住房。繼續寫鄉村醫生小說集。
　　7月第二次訂婚。
　　9月4日：察覺患有肺結核。居住在屈勞他的妹妹奧特拉家。
　　12月12目辦公室休假。研讀基克加德。寫格言（八開筆記本）。
　　12月，第H次解除婚約，布拉格。
　　1918年屈勞。布拉格。圖爾瑙。什萊森。寫出《中國長城建造時》和《鐵桶騎士》。
　　1919年《鄉村醫生》出版，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尤麗·沃律切克小姐（什萊森）。布拉格。《致父親》，同馬克斯·勃羅德在什萊森。《在流刑營》發表。
　　1920年美蘭。病休。——密倫娜·耶申斯卡夫人（維也納）。重回布拉格辦公室。
　　7月5日抵達布拉格。歲末在塔特拉山（馬特利阿瑞）。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
　　1921年塔特拉。布拉格。密倫娜夫人。
　　1922年在斯平德勒米勒。
　　2月回布拉格
　　3月15日朗誦《城堡》片斷。
　　5月最后一次同密倫娜談話。從6月底起住在路石尼茨河旁的普拉娜，同他的妹妹奧特拉一起。布拉格。
　　1923年7月在穆里茨。朵拉·苗芒（笛阿芒）。柏林。什萊森。——9月底同朵拉住柏林一施台格利茨。采倫多夫。《地洞》、《約瑟芬》，也許還有《一條狗的研究》。——饑餓藝術家則、說集中這四篇作品付印（鍛造訪出版社）。
　　1924年在柏林逗留到3月17日。——布拉格。——4月10日前往維也納森林療養院。——醫學教授哈謝克在維也納。——然后在維也納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同朵拉和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一起。6月3日逝世。在布拉格安葬。
　　1952年朵拉在倫敦去世（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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