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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共同生活


1

　　蜜月期間，我們游覽了杜布羅夫尼克，從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遠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時分，我們從旅館出來散步，當走到個廣場的轉彎處，看到圣·格雷戈里的巨影聳入云霄，這是雕塑家梅斯特羅維奇的杰作。它俯瞰著万物，像是永恒的里程碑在人們記憶中難以磨滅。
　　旅行的下一步是順達爾馬提亞海岸而下，沿希腊海岸到達帕特雷。我們搭乘的船是只小貨輪，船上總共才有四名乘客，我倆住一間客艙，另外兩人在另一間客艙。他們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剩下我們兩個乘客。
　　我從沒在船上吃過這么好的飯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鮮嫩，新鮮蔬菜、米飯、烤肉扦上滿是香噴噴的調料。我們和船長結結巴巴地用意大利語交談著。他問道：“喜歡這飯榮嗎？我很高興為你們安排英國式飯榮，這是地道的英國式飯菜。”
　　但愿他別到英國來，以免他會看到真正的英國飯萊。
　　我們在這條塞爾維亞小船上愉快地過了几天，船不時地在沿途港口停靠，圣安娜、圣毛拉、圣地夸拉塔等等。我倆上岸前，船長總是提醒我們開船前半小時鳴气笛。于是當我們倆倘徉在橄欖樹下或坐在百花叢中，耳邊會突然響起笛聲，我們便急忙轉身跑回船。坐在橄欖叢中，四周一片靜謐，我倆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愜意啊，簡直是在伊甸樂園，人間天堂。
　　終于到了帕特雷，我們愉快地告別船長，坐上滑稽的小火車去奧林匹亞。
　　希腊無須多談。奧林匹亞正如想象那般美麗。第二天我倆騎著騾子去安德里策納，坦白地說，這几乎使我們的婚姻出現危机。
　　我以前從未騎過騾子，十四小時的路程帶來難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騾子与步行兩者之間哪一個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從騾子上滑了下來，腿腳僵直得難以走路，我責怪馬克斯說：“如果你不知道別人經過這种跋涉后的痛苦，你就沒資格結婚。”
　　我們在安德里策納休息了兩天來恢复体力。我承認嫁給他并不后悔，他也可以學一學如何照顧妻子，仔細地計算路程之后再請妻子騎騾子旅行。我倆到巴薩神廟又騎了近五小時的騾子，可這一次我毫不感到勞累。
　　埃皮德奧魯斯在我眼中綺麗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領教了考古學家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劇場高處坐下，把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館里看碑銘。過了很久，他還沒來找我。我終于沉不住气了，下來走進了博物館。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臥在地上，蠻有興趣地研究銘文。
　　“你還在看那玩意儿？”我問他。
　　“嗯，這很罕見，”他說，“你看這儿，我給你講講好嗎？”“我想用不著，”我語气堅定地說，“外面美极了，真稱得上是賞心悅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這樣。”馬克斯心不在焉地說。
　　“我再出去你不會介意吧？”我問。
　　“不會，”馬克斯略帶惊奇的口吻說，“這很好，我還以為你對這銘文感興趣呢。”
　　“我想這不會比外面更有趣。”我說，又回到劇場高處坐著眺望遠方。一個鐘頭過后，馬克斯來找我，臉上浮著微笑，他已經解讀了一個极為難解的希腊短語，這對他來說，一天都會因此而變得更有意義。
　　德爾法真令人難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們甚至四處尋覓，想在那儿找一塊地將來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記得我倆選定了三處。這是美好的夢想：不記得我倆當時是不是相信這個計划。前兩年，我故地重游，看到大轎車川流不息，咖啡店，紀念品和旅游者到處可見，我真慶幸沒在那儿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還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時候，我們這兩個伊甸樂園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禍臨頭．我病倒了，最初以為是患了那种在中東常見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達肚子疼，德黑蘭肚子疼等。我把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實際情況要糟糕得多。
　　過了几天，我起來了，可駕車游覽時，我難受得不得不又把車子開回來。當時能請到的只有希腊醫生。他講法語，我很快認識到，盡管我的法語足以應付一般交際，可對醫學術語卻一無所知。
　　這位醫生把我的病歸于吃了紅鯡魚頭的緣故。据他說，這种魚對于不大會炖魚的初來乍到的人危險性很大。曾有一位內閣大臣也得了這种病，差一點送命。我确信自己病得隨時都可能死掉。我仍發著高燒，吃不進東西。然而，這醫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訴馬克斯讓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豈有此理，我怎么能撇下你呢，親愛的？”他說。
　　麻煩在于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時赶到烏爾，為考察隊的住房砌造各种輔助設施，以便在伍利夫婦和考察隊其他成員兩星期后到達時一切都准備就緒。他要砌一間新餐廳并為凱瑟琳修一間新浴室。
　　“我相信他們會諒解我的，”馬克斯說。但他語气中流感出遲疑。我知道他們是不會諒解的。我气憤地告訴他說他們會把他的不負責任歸罪于我。這事關我倆的名譽，馬克斯必須按時赶到那里，我讓他放心，我會平安無事的。我將靜臥休息一星期，然后坐東方快車徑直回家。
　　可怜的馬克斯心都碎了。同時他又被那种該詛咒的英國式的責任感所圍困。這是倫納德·伍利長期以來對他施加的影響的結果。
　　最后，我們倆怀著某种生离死別的悲壯心情告別，馬克斯終于离我而去履行他的職責去了。
　　我像根木頭似地躺在由綠色牆紙裱糊的房間里，像只貓那樣病懨懨的．腰疼，胃疼，虛弱得連手都不愿抬一下。我叫人端來淡而無味的煮通心粉，吃了兩口就推開了。看來再吃點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著馬克斯。此時他應該到貝魯特了，明天他將隨奈恩車隊穿過沙漠。可怜的馬克斯，他該多挂念我呵。
　　幸運的是，我不必再為自己擔心了。我已感到內心翻騰著要干點事或挪挪地方的決心。我又吃了些無味的煮通心粉，放了點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內來回走三趟以便恢复腿勁。醫生來看我時說已經好多了。
　　“不錯。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复。”
　　“說真說，我后天就想回家了。”
　　“噢，別說蠢話。告訴你，那位內閣大臣……”我按計划离開了那儿。旅館的搬運工攙著我蹣跚地登上火車。我躺倒在我的舖位上，沒怎么動彈，偶爾叫人從餐車給我端碗熱湯來。湯總是油膩膩的，我毫無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后，這种不喜油膩倒是對保持体型有好處，可在當時我還很纖瘦。旅程結束回到家時，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了。回到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過了。過了將近一個月，我才完全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馬克斯平安抵達烏爾，他為我一直心煩意亂，一路發了數封電報，盼我的回音，可總是杳無音訊。他用工作來沖淡內心的焦慮，所干的話比伍利夫婦預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現在的年紀，我非常清楚如何對付性格愛沖動的人：演員、制片人、建筑師、音樂家和像凱瑟琳·伍利這樣愛慕虛榮的人。就母親而言，馬克斯母親是那种我所說的极敏感的人，我母親也屬同一類人。
　　我的几位演員朋友就好發脾气。查爾斯·勞頓在《不在犯罪現場》中扮演赫爾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時，他一邊吸著冰淇淋水，一邊向我說起他的處世絕招：“裝作喜怒無常很有好處。人們會說，當心別惹惱了他，要知道，他動不動就發脾气。”
　　“這种做法有時讓人心煩，”他補充說，“尤其是你并沒有這种欲望的時候。但是這樣畢竟划得來，每次都不會吃虧。”

2

　　這時期的創作活動在我記憶里似乎難以理解的模糊，這看來不可思議。其實即便在當時，我也沒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寫作長篇和短篇小說，并能出版。我開始習慣于把這做為一項固定的收人。可每當我填寫表格中職業一欄時，我除寫上當時引以為榮的“已婚婦女”之外不知道還有什么好寫的。我是個已婚婦女，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職業。寫書是我的副業。我從沒有把寫作冠之“專業”的金字招牌。我覺得那樣太荒唐。
　　我的婆婆對此不理解，“你寫得精彩极了，親愛的阿加莎，你應該寫點，嗯，更嚴肅的？”指的是“值得寫的”東西。我發覺我無法向她解釋，也沒想到要解釋，我的作品是為消遣而寫的。
　　我想做個优秀的偵探小說作家，當時确實是這樣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是個优秀的偵探小說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滿足。但是，我從未得意忘形過，因為我覺得這些并不是最高成就。故事并不像為第一章擬寫線索發展時所构想或鍍步時喃喃自語展現在眼前的那樣理想。
　　可愛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寫出某個世界著名人物的傳記。我想象不出還有什么會比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總是不加思索十分謙虛地回答說：“您說的對，不過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羅莎琳德往往會糾正我說：“可你就是個作家，媽媽。這一點毫無疑問。”
　　可怜的馬克斯由于結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從不看小說。凱瑟琳·伍利把《羅杰·艾克羅伊德謀殺案》強塞給他，他卻一個字都沒看。有人在他面前談過故事的結局，他說：“知道了結局，這書還有什么看頭？”而就在這時，他成了我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書。
　　到這時為止，我已寫了近十本書，他慢騰騰地從第一本看起。馬克斯關于輕松讀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奧的考古學著作或古典專題的研究著作。因此，他看這种輕松小說時愁眉苦臉的樣子十分好笑。可我應該驕傲地說，他堅持下來了，后來，他似乎對這种自討苦吃也樂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對婚后撰寫的書竟然印象無几。大概是我過于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歡樂之中，而寫作成為我的時斷時續的任務了。我從沒有一間固定的專用寫作室。在以后的許多年里，這給我帶來了許多麻煩，因為每逢接待來訪者，他們第一個要求就是拍攝一張我的工作照。
　　“帶我們看看你的寫作室吧。”
　　“噢，我在哪儿都可以寫。”
　　“可總有個專用房間吧？”
　　然而我沒有。我的全部用品不過是一張結實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這時我已開始用打字机直接寫作，盡管我仍習慣在開始几章時以及間或著用筆創作，隨后再用打字机打出。臥室里一張放臉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寫作的好地方；餐廳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開始創作了，“看，米蘇斯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瑪麗總是叫我米蘇斯，她們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們有所期待地望著我，催我躲進屋子里專心寫作。
　　許多朋友對我說：“不曉得你什么時候寫書，因為我們從來看不到你寫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么地方寫作。”我的行蹤大概和狗叼著骨頭走開的情況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開，半小時內見不到其蹤影。隨后它會鼻子上沾滿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現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寫作時，我總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關上房門不讓別人打攪，就可以伏案疾書，完全沉浸在寫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我寫的作品相當可觀：除了一些完整的長篇之外，還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為主角的小說集，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寫作并不經常，或許隔三四個月才寫一篇，有時間隔還會更長些。期刊似乎喜歡這類作品，我自己也頗為得意，但是我回絕了給期刊寫系列小說的要求。我不想寫一部關于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說，我只是在有創作沖動時才動筆。
　　我還出版了一本名為《犯罪團伙》的短篇小說集。每篇小說都是模仿當時某一定型偵探模式寫成的。現在有些已記不清了。我記得有索思利·科爾頓那個瞎子偵探，當然還有奧斯亭弗里曼；弗里曼·威爾斯·克羅夫特和他那奇妙的時間表；也有夏洛克·福爾摩斯。在我挑選了十二位偵探小說作者，看看他們中哪一個至今仍為讀者所熟悉是很有趣的。有些人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有些則默默地消失了。當時在我看來，他們寫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風格給人以享受。《犯罪團伙》其中有描寫我的兩位年輕偵探湯米和塔彭斯的故事，這倆人成了我第二本書《暗藏殺机》的主要人物。為了換換樣，再次以他倆為主角創作倒頗有趣。
　　《寓所迷案》是在一九三零出版的，但是，我對出版時間和地點以及寫作過程、起因，甚至連怎么想起用一個新角色馬普爾小姐作為小說中的偵探都記不清了。當時，我肯定沒打算在以后的寫作生涯中繼續以她為主人公。我沒想到她會成為赫爾克里·波洛的競爭對手。
　　如今，人們絡繹不絕地寫信給我，建議馬普爾小姐和赫爾克里·波洛應該邂逅相遇。可這有什么必要呢？我肯定他倆決不會對此感到高興的。赫爾克里·波洛清高自負，他不會要一個老處女來教他几手的。他是個職業偵探，有他在，就不會有馬普爾小姐的立足之地。他倆都是紅人，都是憑本事吃飯的。我不會安排他們邂逅相遇的，除非我一時心血來潮，感到有必要這樣做。
　　我想，大概是在《羅杰·艾克羅伊德謀殺案》中刻划謝潑德醫生的妹妹時所產生的樂趣，促使我產生了創造馬普爾小姐這個人物的想法。我喜歡書中她這個角色，尖刻的老處女，好奇心十足，沒她不知道、沒听過的事：地地道道的私人偵探。當這本書被改編成劇本時，使我大為不快的是卡羅萊挪不見了。醫生又多了一個妹妹，一個妙齡少女，能喚起波洛春心萌動的嬌媚姑娘。
　　我不了解這主意剛剛出現時。人們對于戲中的改動是多么難以接受。這時我已經寫了一個自己的偵探故事劇本，記不得這是什么時候了。休斯·梅西對此頗有异議；他們實際上要我最好不要對這個劇本存在什么期望，因此我也就沒有強求他們。這個劇本名叫《黑咖啡》。這是一部傳統風格的惊險劇，雖然其中不乏老調重彈，但我覺得還不錯。后來，時來運轉，我在森尼代爾時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与皇家劇院有關系，他向我提出這劇本或許能上演。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飾演波洛。他体態臃腫，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我對飾波洛的演員總是一個肥胖的家伙感到奇怪。我記得首場演出是在漢普斯持德的大眾劇場，露西婭的角色是由喬伊斯·布蘭德扮演的，我一直認為她是個出色的演員。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個月后，終于挪到西區上演。二十多年后，這個劇經過稍許修改重新出現在舞台上。作為保留劇目，人們對它反應很好。
　　《不在犯罪現撤是由邁克爾·莫頓根据我的一部書《羅杰·艾克羅伊德謀殺案》改編上演的第一部劇作。他是個劇本改編行家。我對他最初的想法不以為然，他想讓波洛年輕二十歲，改名為博·波洛，身邊有許多姑娘獻媚。這時我和波洛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意識到他將永遠是我筆下的人物，我极力反對完全改變他的性格特征。后來，在監制人杰拉爾德·杜·莫里哀的支持下，我們決定去掉醫生妹妹卡羅萊娜這個人物，用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來代替。我前面說過，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羅菜挪這個人物，我偏愛以鄉村為背景的關于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歡通過醫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現出來的鄉村生活的劇情。
　　如今重溫《寓所迷案》，我并不像當時那樣滿意。我覺得它的人物過多，枝節也太多。但主要情節還是經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确有其事一樣，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訓練有素且會向上爬的佣人不見了，但取代他們的日間女佣又与他們何其相似，盡管應該承認她們不如前輩人那么有心計。
　　馬普爾小姐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我的生活，競絲毫沒引起我的注意。我給一家期刊寫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說，選擇了六個人物每星期在一個小村庄聚會，講述疑難案例。我從簡·馬普爾小姐寫起，這位老處女很像我姨婆在伊靈的某些至交。我年輕時去鄉村時常遇到這种老婦人。馬普爾小姐決不是我姨婆的再現；她要比我姨婆更大惊小怪、更有老處女的味道。但是倆人确有相似之處，她們性格爽快。她們總喜歡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實證明十有八九她們是對的。
　　姨婆的預見性相當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家把一只溫順的小松鼠養了一年之久。這天，姨婆在花園里捧起這只傷了一只爪子的小生靈，頗有見地地說：“听著！這只松鼠几天之內就會順著煙囪跑掉。”五天后果然跑了。我把姨婆的這种預言能力賦予了馬普爾小姐。馬普爾小姐對人并無惡意，只是不輕信任何人。盡管她持人性本惡的觀點，她還是善待每一個人。
　　馬普爾小姐剛一在我的書中出現就有六十五歲到七十歲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樣。這并不是件好事，因為她要在我的創作生涯中常常陪伴著我。假如我預見這一點，我會讓一個早熟的學童作我第一個偵探，于是他會和我一起成長。
　　為了這六篇系列小說，我給馬普爾小姐安排了五個伙伴。第一個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當代小說家，他的作品里涉及了深奧的理論，亂倫、性、以及關于臥室和廁所設備的污穢描繪，總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對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簡姑姑一味遷就，就像對待一個不諳世事的人。第二個人是個身為現代派畫家的年輕姑娘，她剛剛和雷蒙德·韋斯特有了點暖昧關系。接下來是佩蒂格魯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師，沒有人情味，机警，上了年紀；其余兩位是本地醫生，一個了解許多病例從而對每晚的難題都能講出個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師。
　　馬普爾小姐自己講述的疑案用了一個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后來，我又續寫了六篇以馬普爾小姐為主人公的小說。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為書名在英國出版了，在美國出版的書名則叫《星期二俱樂部謀殺案》。
　　我記不得寫作《懸崖山庄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這是我的習慣，常常弄不清一本書是否剛脫稿還是已出版。故事情節常常不期而至地涌人腦海：沿著大街散步時，或滿怀興趣瀏覽某家帽店時，突然有了絕妙的构想。我想：“這回可以天衣無縫了，沒有誰能看出破綻來。”當然，所有的情節都有待于進一步推敲，各個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來，我當即在練習簿上記下這個絕妙的构想。
　　到目前為止，這樣做很得心應手，但我常常把練習簿丟掉。我手里總是有半打練習簿，隨時把想到的情節或是某种毒藥或藥品，或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某次狡詐的詐騙案記下來。當然，如果把所有這些都清楚地分類歸檔，會省掉我許多麻煩。然而，有時到一摞舊筆記本中去漫無目標地尋找隨手寫下的几行字，諸如“可用的情節：自己動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節梗概什么的，倒是別有一番樂趣。
　　有些情節都記不得了，有些情節則時常在腦海中縈繞，我樂于細細地品味把玩，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會寫出來。在安排好《羅杰·艾克羅伊德謀殺案》細節之前，我曾在腦海中醞釀了很久。魯斯·德雷珀的演出触發了我的創作靈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從一個愛叨嘮的妻子變成一個跪在教堂里的農家姑娘的演技給我以啟迪。她使我寫出了《人性記錄》。
　　初寫偵探小說時，我無限評判或是認真地考慮犯罪問題。偵探小說是追逐獵物的小說，也是体現某种道德的小說；實際上它再現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傳說：惡的毀滅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戰爭時期，作惡者并非英雄；當時英雄是行善的，敵人是邪惡的，道理是如此簡單明了。當時沒有開始研究心理學。我像其他任何寫書和看書的人一樣，憎惡罪犯，同情無辜的受害者。
　　對于時髦的英雄拉弗爾斯則例外，他是個慣偷，愛打板球，總是和那個兔子樣的伙計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討厭拉弗爾斯，這當然是傳統的作用。他是個羅賓漢式的人物，可拉弗爾斯令人感到輕松。
　　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出現如今這樣的情況，看犯罪小說是由于喜好暴力，為了從野蠻行為中獲得虐待的快感。
　　現在殘酷行為几乎像每日的黃油面包一樣普遍。當然，我稱之為“仇視者”的只是极少數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數派一樣，這种人的能量遠遠超過多數人。
　　由于寫作犯罪小說的緣故，我對犯罪學研究產生了興趣。我尤其喜歡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寫的書，特別是那些試圖教育罪犯或是想辦法對罪犯進行所謂“改造”的人寫的書，我想現在人們會用更堂皇的字眼來形容他們。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彌爾頓筆下的撤旦的所作所為：他渴望顯赫，渴望權勢，渴望像上帝那樣地高貴。他內心沒有愛，也就不知謙卑。我自己常說，通過觀察生活而得出結論：不懂謙卑就意味著毀滅。
　　寫偵探小說的一大樂趣就在于有諸多体裁可供選擇。
　　輕松型的惊險小說，這种小說寫起來特別舒心；扑朔迷离的偵探小說，其情節复雜，頗費心思，值得回味；還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偵探小說，它充滿幫助拯救無辜的激情，因為人們關心的是無辜者而不是罪犯。
　　我可以對那些殺人犯哲暫不作判決，但是我認為他們是社會的蠹虫，他們制造仇恨，隨心所欲。我情愿相信他們生來就是廢人，或許因為這個緣故，人們會可怜他們，但即使如此，也不會寬宥他們。因為寬宥他們，無异于寬宥那些從中世紀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進鄰村無辜村民和活潑孩子中的人。無辜者必須受到保護，他們應該能在平靜和博愛中和睦相處。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沒有人關心無辜者。當讀到一起謀殺案時，看上去人們對悲慘情景——譬如說一家小煙舖的顫巍巍的老婦，正轉身為一年輕的惡棍拿盒煙時，卻被打死了——無動于衷。人們似乎對這种恐怖行為，對她的痛苦，對她終于辭別人世不在乎。誰都對死者的痛苦不以為然，人們只是對年輕的殺人犯不胜同情，因為他年輕。
　　為什么不把他處以死刑？在這個國家，我們捕殺豺狼，并不試圖讓豺狼和羊群和睦相處。我們進山捕殺野豬，以防它下山在溪邊咬死孩子。它們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捕殺它們。
　　我對那些被殘忍仇恨的霉菌所侵蝕而視他人生命為草芥的人怎么辦呢？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机遇，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他們說白了就是不走正道。對這种人有什么辦法呢？怎么處置殺人犯？不是終生監禁，這要比古希腊一杯毒芹汁處死更殘酷。我們所找到的最好辦法是流放。
　　廣漠的曠野上，只有土著居民在那生息，在那只能生活在更加鄙陋的環境中。
　　讓我們看一看這种觀念：今日之短曾是昔日之長。如果不是心狠手毒，如果不是嗜殺成性，如果不是全無怜憫之心，也許人類就難以生存下去。也許早就絕种了。當今的惡人也許是昔日的強者。那時他有這种必要，但是今天卻沒有這個必要了，他成了危險分子。
　　在我看來，惟一希望是強制這种人為整個社會的利益有所貢獻。例如，可以允許這种人在一杯毒芹汁或是獻身于試驗性研究之間作出選擇。
　　這似乎從偵探小說扯遠了，但是即可能說明了為什么我對受害者比罪犯更有興趣。受害者被描寫得愈逼真，由此而產生的憤慨就愈加強烈，那么，當我們把他從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來時，心里也就充滿著愉快的胜利感。

3

　　第二年三月，我按計划去了烏爾。馬克斯到車站接我。
　　我曾想自己會不會害羞，畢竟，我倆才結婚就分開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倆好像昨天就在一起了。馬克斯給我寫的信很詳細，我感到我對當時考古挖掘地進展情況像一個考古工作者那樣了解。回家之前，我在考古隊營地住了几天。萊恩和凱瑟琳熱情地招待我，馬克斯還帶我去挖掘地點看了看。
　　天不作美，突然刮起了暴風。這時我才注意到馬克斯的眼睛已習慣了風沙。我踉踉蹌蹌地跟在他身后，狂風吹得我睜不開眼，而馬克斯眼睛圓睜，給我指這儿說那儿。我惟一的念頭是躲到房子里去，但是我還是勇敢地堅持下來了，因為盡管很難受，我對馬克斯在信中說到的一切卻极為感興趣。
　　隨著挖掘季節的結束，我倆決定經波斯回國。這時有個小型航空公司（是德國人辦的），開辦了巴格達至波斯的航線，我們搭乘了飛机。這是一种單引擎的飛机，只有一個駕駛員。我倆都感到這太冒險了。
　　飛机抵達設拉子，我還記得那儿的景色多么令人向往，它就像是嵌在灰褐色曠野上的一頗深綠色寶石。飛机愈飛愈近，綠寶石愈加光彩奪目；飛机降落后，我們終于發現這是——座由綠洲、棕櫚和花園組成的綠色城市。我不知道波斯究竟有多少沙漠，可我明白了為什么波斯人那么珍視花園，這是因為有座花園是多么地不易。
　　我們從設拉子乘車去伊斯法罕。馬克斯和我打算，如果護照、簽證、旅費等等不成問題的話，就取道俄國繼續旅行。
　　為此．我們去了伊朗銀行詢問。銀行經理歎了口气說：“有不少困難。”
　　“是這樣？”馬克斯預料到會有困難，但肯定不致于難以成行吧？“要知道，”銀行經理解釋說，“他們的法律常變來變去，總不固定，況且法律之間也常自招矛盾。某條法律說不能把某种外幣帶出境，而另一條則說這是惟一允許出境的外幣。”
　　馬克斯對此表示理解。銀行經理來了精神，他告訴我們旅途會很愜意的：“讓我想想，你們想坐汽車去里海？是嗎？坐汽車走挺好。先到雷什特，從那儿乘船去巴庫。那船是俄國人的，我對它一無所知，可人們都去坐船。”
　　這就樣，我們如期踏上了旅途，帶上了大量的伊朗金幣，怀揣著俄國領事開的證明。
　　坐車去里海真是美极了。汽車先爬上岩山裸露的山崗，然后越過山頂，下山時，我們發現到了另一個世界：和風煦煦，飄著雨絲。終于到了雷什特。
　　我們被帶上了那艘令人不快的俄國船，神經相當緊張。
　　一切都与波斯和伊拉克截然不同。首先，船出奇地干淨，簡直像醫院一樣干淨。窄小的客艙里擺著高高的鐵床，硌人的草褥子。干淨的粗布床單，一把馬口鐵水壺和一個臉盆。船員們都像机器人一樣，看上去都有六英尺高，金黃色的頭發，面無表情。他們待我們彬彬有禮。馬克斯和我覺得就像《公開的界限》劇中那對自殺夫婦一樣，倆人在船上像鬼魂一樣四處游蕩。誰也不和我們講話，也不看我們一眼，對我們根本不加注意。
　　我們到了巴庫。一位蘇聯旅行社的代表來接我們。他人不錯，通曉古今，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他問我們是否想去歌劇院看看《浮士德》的演出。我并不想去。于是他說會給我們安排其它娛樂活動。我們被帶著參觀造型各异的建筑物和未竣工的公寓。
　　我們去黑海時一路順風。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伊內博盧港停泊，在那里，有人把几只可愛的棕色小熊帶上船，听說是運往馬賽動物園的。如今想起當時一個五大三粗的法國水手拿著奶瓶一本正經地挨個給小熊喂奶就好笑。

4

　　對馬克斯來說，到尼尼微的意義就在于對那儿的土丘進行挖掘。坎貝爾－湯普森夫婦對此并不十分熱心，但是他們事先已同意馬克斯可以試一試。史前文化在考古上突然成了熱門，因為當時几乎所有出土文物都屬于有史時期。
　　他們到野外不為人所注意的小土丘上尋覓。每到一地都要撿些彩繪陶片，貼上標簽，分門別類地裝進袋子，再審視圖案，這事其樂無窮。盡管它們年代已久，但仍有新鮮感。
　　由于這些陶片上沒有文字，所以确定它們的年代是异常困難的。很難說清楚某种類型的陶片的年代是在另一种之前還是之后。我們在尼尼韋的挖掘結果确實激動人心，因為不久就證明，那座九十英尺高的大土丘，有四分之三屬于史前時期，這以前從未引起過注意，僅僅知道地面部分屬于亞述時代。
　　馬克斯的著作擺到了我的眼前：《尼姆魯德及其遺跡》。
　　我多么為他得償夙愿而高興呵。尼姆魯德從百年沉睡中醒來了，菜亞德開拓了這項工作，我丈夫將它完成了。
　　他還發現了更進一步的奧秘：城邦邊界上的沙爾曼奈塞爾大城堡和位于土丘上的其他宮殿。有關亞述國軍事都城卡拉的傳說由此而展開。尼姆魯德現在已還其歷史本來面目，除此之外，那些由手工制作的最美的物品被收藏到世界上許多博物館中。雅致而考究的象牙制品則更令人歎為觀止。
　　看到人類用自己的雙手制作妙不可言的精品，真為自已是人類的一員而驕傲。人類是富于創造力的，他們肯定獲得了造物主的某些靈感，造物主創造了世界及其大自然，并以此為滿足。但是它留下了創造的余地。它使人類的雙手得以發揮創造力。
　　人類有邪惡的一面，其邪惡比野獸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們也可以在創造的亢奮中飄然欲仙。
　　我十分留戀這第一次在考古現場度過的日子。我很喜歡摩蘇爾；我寫完了《人性記錄》并且成功地揭開了謀殺之謎。我在拜訪坎貝爾一場普森夫婦時，曾給他們朗讀了全部手稿，他們非常欣賞。我想，除我的家里人之外，他們倆大概是惟一听我讀過手稿的人。

5

　　我們怀著胜利的喜悅回到了英國。馬克斯整個夏天忙于寫這次考古情況的總結。我們在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次考古展覽。馬克斯關于阿爾帕契亞的書在當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該書不能再拖延了，馬克斯曾說，考古工作者們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遲，而成果本應盡快地公布于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倫敦寫了一本敘述我們在敘利亞生活的書，定名為《在遙遠的敘利亞》，后來我每每讀起這本書就很興奮地回憶起在敘利亞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几年特別令人心滿意足，因為沒有來自外界的陰影威脅。由于工作壓力，特別是工作成功后的負擔使得人們往往愈來愈少閒暇；但是這仍然是無憂無慮的年代，總有好多事要干，雖然并不富于吸引力。我寫作偵探小說，馬克斯撰寫考古的著作、報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并不很勞累。
　　我們就這樣悠然度日。馬克斯以极大的熱情從事考古工作，我從事寫作，這時寫作已成為我的職業了。因此，并沒有多少熱情可言。
　　起初，寫作是件激動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并沒有感到自已是個作家。寫的書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惊。而現在，寫作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成了我的專職。人們不僅要求出版我的書，還催促我繼續寫下去。可是那种想干點分外事的無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實際上不這樣生活也太乏味了。
　　這時我想做的是要寫點偵探小說以外的東西。因此，我怀著志石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為純小說《巨人的面包》的寫作之中。這是一本以音樂為題材的小說。嚴格說來，它時時暴露出我對這個題材的無知。讀者對這本書的評价尚好，銷路也如預期那樣不錯。我用了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誰也不知道本書的作者是我。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兩年后，我又用這個筆名寫了另一本書《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個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現在她叫楠·昆。楠的記憶力很強，我描寫孩子的某個短語和在第一本書中的一首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語地說：“肯定是阿加莎寫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种稍不自然的聲音說：“前兩天，我看了一本愛不釋手的書，讓我想想看書名是什么來著？《矮人的血》，對，就是《矮人的血》。”
　　然后她又調皮地對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后，說：“那么你猜《巨人的面包》是誰寫的呢？”“當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寫作風格。”楠說。
　　我有時還寫寫詩歌，多半是民謠。但是，我不想憑運气闖一闖一個完全不同的寫作領域，也不想在這個不大容易干點新鮮事、冒險事的年紀去干這种事。
　　我想促使我動筆的原因是人們用我不喜歡的方式來把我的小說改編成劇本，我為此倍感懊惱。雖然我寫了《黑咖啡》這個劇本，可從沒認真地想去創作劇本。我對寫《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絕不相信它會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歡別人改編我的作品，那么何不自己嘗試——下改編呢。在我看來，我的作品被改成劇本之所以失敗，主要在于擺脫不了原作。偵探小說決不會像個劇本，因此改編它要比改編一部普通小說困難得多。它的情節是如此錯綜复雜，人物繁多，線索干頭万緒，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刪繁就簡。
　　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十個小黑鬼》（在美國出版時書名改為《十個小印第安人》），因為它太難寫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個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謀殺犯不好馬腳的情況下被干掉。我在經過充分构思之后動筆了，寫完后我很滿意。
　　這本書線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釋又合情合理；事實上，為了解釋就需要有一個尾聲部分。這本書的評論和銷路都不錯，但是真正為之滿意的還是我本人，因為我比評論家更清楚寫這本書是多么不易。
　　其后，我又進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編成一個劇本會更令人激動。乍一看這似乎不可能，因為沒有人來講故事的結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動。我必須使其中兩個人物擺脫干系，從磨難中平安地脫身，在故事結束時再團聚。這与原來的童謠的內涵并不相悖，因為有一首“十個黑孩子”的歌謠是這樣結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寫完了劇本。它并沒有得到多少贊許，斷語是“無法上演”。查爾斯·科克倫卻對它產生了強烈興趣。他為此劇的上演盡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無法說服他的贊助人同意他的觀點。那些人說的都是空泛之辭，什么沒法演啊，觀眾會笑話啦，情節太緊張啦等等。科克倫堅定地說他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可事情明擺著不行。
　　“希望將來這個劇本的運气會好一點，”他說，“因為我很想使這部劇上演。”
　　后來机會來了。對它感興趣的伯蒂·邁耶，他曾和查爾斯·勞頓一起把《不在犯罪現場》搬上舞台。艾琳·亨舍爾是該劇的舞台監督，我覺得她工作兢兢業業。我對她的手法頗感興趣，因為她的手法与杰拉爾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這個對舞台藝術一竅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极不老練，仿佛心中沒底；但是當我看到技巧進一步發揮時，我才認識到這种手法的魄力。她開始時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觀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觀察舞台動作和舞台燈光以及總体效果如何。隨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演員對台詞。這种作法卓有成效，給人印象极深。這造成了一种緊張感，舞台燈光轉暗后，在三盞聚光燈柱照射下，演員們都正襟危坐在閃爍的蜡燭旁，這种燈光效果強极了。
　　隨著演員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緒愈來愈緊張，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間蔓延；在我看來，謀殺設計得极為巧妙，絲毫沒有什么破綻或者顯得過分嘩眾取寵。我不是說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認為屆上乘，可我确實認為在某些方面，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寫得比較滿意的。我覺得是《十個小黑鬼》使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又踏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讓任何人改編我的作品。我自己決定哪些小說應該改編，并且僅僅這些小說才可以改編。
　　我著手改編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然冒出個想法，《空幻之屋》一定會成為一出好戲。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羅莎琳德。在生活中她總是扮演試圖勸阻我又屢屢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為一出戲，媽媽？”羅莎琳德面帶懼色地問，“這是部好小說，我也很愛看。可是你無法把它改編成劇本。”
　　“我行。”我說，為有了對立面而激動不已。
　　“噢。但愿你別這樣。”羅莎琳德歎了口气說。
　　不管怎樣，我興致勃勃地記下了《空幻之屋》劇本的构思。這本書在某些方面當然更像小說而不是個間諜故事。我一直認為《空幻之屋》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這個人物而被我毀了。我已經習慣于作品中出現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現在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現，全都亂套了。他的确大顯身手，可我總想沒有他這部作品會更好。于是在設計劇本情節時，我割舍了波洛這個人物。
　　《空幻之屋》脫稿了，盡管除羅莎琳德外還有些人持相反意見。彼得·桑德斯很喜歡這個劇本，他曾把我的許多劇本搬上舞台，他相信這個劇也會成功。
　　《空幻之屋》獲得成功后，我開始自討苦吃了。當然，我知道小說創作是我穩定和有保障的職業。我可以繼續這樣編織情節，進行創作一直到老。我對能否再构思創作一部新的作品從未產生過絕望情緒。
　　當然，在一部作品動筆之前，我總得經歷极為難熬的三到四個星期的時間。這种痛苦無法形容。獨處一室，咬著鉛筆，眼睛盯著打字机；或踱來踱去，或——屁股坐在沙發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間去打扰某個正忙碌著的人，通常要打扰馬克斯，因為他的脾气特別溫厚，對他說：“真糟糕，你看我不曉得如何下筆了，我沒法再寫下去了，再也寫不出書了。”
　　“哦，怎么會呢？你肯定能行。”馬克斯常這樣安慰我。他總是帶著期望的語气邊安慰我，邊將目光轉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腦子里曾有個故事輪廓，可現在看來毫無可取之處。”
　　“你只需闖過這個階段。類似的情況以前曾發生過。你去年就曾這樣嘮叨過，前年也一樣。”
　　”這次不同了。”我确信無疑地說。
　　但是這次當然也沒什么不同，盡管我這樣地凄慘和絕望。然而這种特殊的階段需要有所体會。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著獵物一樣。在洞穴內一片混戰之前，在無聊中度過漫長的時間，精神上得不到平衡。同樣，腦子里對想寫的東西一片空白，隨手翻開一本書，但不久又會發現根本沒有看進去；試試做字謎游戲，心思又沒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痴呆的絕望情緒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難以名狀的原因，一种內在的動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腦開始運轉，自知這時迷霧已經散去，靈感已經到來。你會突然絕對有把握地弄清楚了甲想對乙說些什么。你會跑出房間，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語，不斷地重复著某節對話，譬如莫德和阿爾溫的一問一答，他們要去哪，另外一個人會從樹后的什么地方盯著他倆，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鴨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卻的經歷，諸如此類的情節。回到家時滿心歡喜，雖然還只字未寫，但是終于可以動筆了。
　　那時，我像是迷上了劇本創作，而這僅僅因為它不是我的本行。劇本要比小說容易寫，因為可以想象出劇情，而不會因那种苦于小說中的描寫而中斷情節的連續性。舞台的時空限制了故事的复雜程度。你不必隨女主人公上樓下樓，或是來往于网球場，對這些情節不必絞盡腦汁進行描寫。惟一要寫的是所見所聞和所干的事。觀察、傾听和感受，做到這些就足矣。
　　我應該堅持一年完成一本書，我相信能做到這一點。劇本創作不過是冒冒風險，什么事都是這樣，有成功也有失敗。
　　成功會接踵而來，隨后是不明不白的一連串的失敗。為什么？誰也無法解釋。我發現許多創作家都這樣。我曾看過一個相當不錯的劇本，但它的演出卻失敗了，因為它沒有迎合觀眾的口味，或是因為它不合時宜，或者因為演員陣容對其演出有些影響。劇本創作是一件難以預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賭博，我喜歡這种冒險。
　　寫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應該再寫一個劇本。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創作一個不是小說改編的劇本，一個純粹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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