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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東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卻每年被人赶出家門。然而，鎮上的一些放蕩女人卻睡在我的床上……” ●卡西米爾整理出一份備忘錄，向法庭披露妻子的一樁樁通奸行為。 ●偉大的上帝！請您保護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鎮壓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1835年2月，奧洛爾·杜德望同丈夫簽署了一項協議，將在十一月份執行。但是卡西米爾卻拿不定主意，并且變得容易發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婦之間的爭吵越來越頻繁。奧洛爾打算撤銷卡西米爾對她的家產的管理權。她說是卡西米爾把家產給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養他。 她在給伊包利特的信中說：“你可以想到，我不會讓丈夫在麥秸上斷气，盡管他不那么可愛。” 1835年10月19日，他們又發生了一場爭吵，雖然說不太嚴肅，卻決定了他們的決裂。 晚飯后，全家人和朋友們一起在客廳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說：“沒有了，到廚房去。滾開，滾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媽媽身旁。夫婦倆接著吵起來，奧洛爾顯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爾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說她是在自己家里。卡西米爾說：“咱們等著瞧吧。滾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場的朋友都出來勸阻。卡西米爾气得發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讓這一切全結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獵槍，便從他手里奪過槍，并且嚴厲地責備他。卡西米爾說：“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會打你兩記耳光。” 喬治·桑用農婦的詼諧語調，對這次爭吵做了敘述： 男爵一時起了打我的念頭，杜特伊不愿意他這樣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槍，要殺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說：“夠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誰也沒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夠了。我討厭為了活命而寫作，我的東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卻每年被人赶出家門。然而，鎮上的一些放蕩女人卻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帶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爾日去了。米歇爾因政治罪正在監獄里服刑。獄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認為她應該利用這湊巧的事件，提出盡快离婚，妥善地了結此事。而此時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爾的同意。這好辦，因為只要卡西米爾的嫡母還活著，他這個私生子不能繼承遺產，很需要錢用。事實上，他同意在辭去諾昂鎮長的職務之后，就帶兩個孩子上巴黎，一個送到中學，另一個送到寄宿女校。 奧洛爾已經囑咐她的母親，如果卡西米爾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許會找些碴儿，同我過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攔我去做。當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義，我就會嘲笑一切偏見，無愧于我的父親。要是他听任這世界上的傻瓜和瘋子擺布，那我就跟他一刀兩斷。然而，他遺留給我的，是獨立自主与父愛的偉大榜樣。我將盡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憤慨。我只關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諾昂等待法庭的判決，同時在這靜幽的祖居寫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說《莫普拉》。她沒有仆人——卡西米爾把他們都辭退了——只有園丁夫婦倆做家務。法庭的判決在一定的程度上取決于奧洛爾的言行舉止，她在專心地彈鋼琴練習曲。 1836年1月，拉夏特爾的大法官听取證詞。指控是眾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萊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謾罵……在合法夫婦的住宅內，卡西米爾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萊爾等通奸……通宵達旦地狂飲作樂。 她在訴狀中說： 杜德望先生變得如此荒淫放蕩，如此吵鬧，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無忌憚地放縱情欲。我在宁靜的夜晚經常被他行歡作樂的喧鬧聲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結果達成了一個妥協的協議。正是根据這個協議，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這期間，杜德望先生給我寫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說對我的遠离并不十分關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沒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沒有提繆塞。 伊包利特盡管是起訴人的哥哥，卻站在妹夫一邊，鼓勵卡西米爾做自我辯護，說鄉親們都支持他。卡西米爾卻沉默不語。他不想丟掉已經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決。 拉夏特爾法庭同意孩子由奧洛爾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結清她和丈夫共同財產的賬務。 卡西米爾不由勃然大怒，堅決表示反對。 伊包利特在這件事上极力慫恿他：“你周圍有人幫忙，一下子就能打贏官司。關鍵在于要使他們開口講話……” 喬治·桑對丈夫完全改變態度感到突然和惱怒。 相安無事的分居時期結束了。她不得不离開諾昂。直到最后判決之前，諾昂都是屬于卡西米爾的合法財產。 她到了拉夏特爾，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取得輿論界的諒解，因為小城市的輿論界能對法官施加無聲的壓力。她盡量使自己討人喜歡。跟小孩們在一起就天真活潑；同男人在一起，就貞洁嬌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謹慎從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還想方設法在公園和大路邊同米歇爾秘密幽會。她給儿子寫了許多親切慈愛的信，贊揚高尚的道德，她特別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還是同米歇爾的沖突，還是頻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螞蟻一樣耐心地勞動。 訴訟的雙方都焦慮不安，動員一切人證、物證。 喬治·桑給布古瓦朗寫信，讓這位愛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師指證丈夫与女仆的通奸行為。 卡西米爾也同樣給在巴黎的朋友寫信，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尋物證。 最后，卡西米爾從麻木遲鈍中清醒，整理出一份備忘錄，詳細列舉了令他不滿的事，備忘錄的開頭是這樣的： 1825年8月：比利牛斯山之行，同奧雷利安會見与通信。10月：波爾多之行，奧洛爾·杜德望与奧雷利安被當場捉奸。 1827年：奧洛爾·杜德望同斯特凡·格朗薩涅有情書來往。1827年11月：由斯特凡·格朗薩涅陪同做巴黎之行，借口要治病和療養！ 1829年：奧洛爾·杜德望寫信給斯特凡·格朗薩涅，向他要毒藥，借口要自殺。1829年4月：夫婦倆出發去波爾多，約定在那里住三個星期，或者頂多一個月。一住就是三個月。每天早上，杜德望夫人都要訪問格朗薩涅先生，借口是去洗澡…… 1830年11月：杜德望夫人到達巴黎，住在塞納街她兄弟的家里。据看門女仆說，杜德望夫人的行為使整個家庭蒙受恥辱。于勒·桑多先生。 1831年：她回諾昂只住几天，又回到巴黎，她雇的女仆、鄉下姑娘瑪麗·莫羅同行。女仆目睹了她同于勒·桑多先生大吵大鬧，大打出手。 1832年：古斯塔夫·普朗什先生…… 1833年：偕同阿爾弗雷德·德·繆塞先生出發去意大利，逗留了八個月……爭吵与和解…… 1835年：夫婦不和，杜德望夫人學著年輕男人的樣子，抽煙，罵人，而且穿男人的衣服，完全失去了女性优雅嫵媚的風度。 寫了《萊莉亞》一書…… 1836年5年，离婚訴訟案重新提交拉夏特爾法庭。法庭嚴肅認真地審理了丈夫提出的令人不快的控告。結論是，指控既是确有其事，又是惡意中傷；歸根結底，指控是荒唐的。那是因為杜德望先生“并不力圖擺脫夫婦共同生活，而是要維持現狀”。基于指控實質上是使夫妻雙方都不抱重修舊好的希望，法庭宣判杜德望夫人与丈夫离婚，禁止丈夫再糾纏她，也不准同她來往，妻子以母親的名義照管孩子。 卡西米爾在他的顧問們的鼓動下，就這個判決向布爾日地方法院提出上訴。 喬治·桑前往布爾日，以便与他的律師兼情人米歇爾親近。開庭前夕，喬治·桑在自己住的房間的細木護壁上寫了一段祈禱文： 偉大的上帝！請您保護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鎮壓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朋友們從巴黎、拉夏特爾和波爾多赶來支持她，只有她母親索菲·莫里斯·杜邦夫人避免受牽連，因為她還不知道誰將給她提供年金。 米歇爾替自己的情婦辯護，他聲音低沉地對訴訟的另一方說：“夫婦的住所遭到褻讀，正是您干的好事；您把腐化墮落和迷信帶到家里……”他激動地念著奧洛爾寫給奧雷利安的信，證明他的委托人在初戀中純洁無暇。他描述了這位少婦十分矛盾的處境：她雖然有庄園及大筆財產做嫁妝，卻不得不靠菲薄的補助金度日，而她的丈夫則靠著這個家庭及其財產，過著“窮奢极欲，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影射杜德望先生的指控“把妻子描繪成最下流的娼妓”，完全是造謠中傷，不能令人深表厭惡。他夸贊這位無可指責的賢妻，是放蕩而又吝嗇的丈夫逼迫她离開夫婦住所的。 喬治·桑穿著素淨的白色連衣裙，戴著白帽，圍著帶下垂花邊的細布皺領，披著花披肩，楚楚動人地傾听米歇爾的辯辭。 在場的人都被這滔滔的雄辯震惊和折服。法庭終于同意辯護，駁回上訴。 然而，第二天法庭卻又做了一個折衷的安排。 原來，伊包利特感到事情進展不妙，便建議妹夫對諾昂的權益和索朗芝的去向做出讓步：“我沒有要你同意拉夏特爾法庭的初審判決，但是你可以只要納博納公館和你的儿子。把諾昂留給奧洛爾。即使要了諾昂，你也會覺得不能在那里呆下去。至于索朗芝的去向，你應該拿定主意。不必扯得太遠，我就能向你證明，一個輕浮的女人對女儿一定會比正經的女人更嚴厲。不要擔心現在左右她的男人。不出一年半，他們就要被她赶出大門！她的性格將比任何時候都固執，可能會因為女儿在身邊而重新獲得某些人類的感情；她會把某种自尊心傾注在索朗芝身上，使其不致重蹈覆轍……” 卡西米爾撤回了上訴。 喬治·桑也要了結此事，同意他照管莫里斯并享有對納博納公館的用益權。她撫養索朗芝和繼續管理諾昂。 經過多少次憤怒与激烈的爭辯，才回到原先達成的妥協。這是一個諷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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