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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成了不可推卻的任務,可是怎么去賺? ●“一個女人不應該寫東西……相信我的話,您別寫書,生孩子吧。” ●在開初的時候,兩人署名為J·桑多。兩個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來到巴黎,奧洛爾已經疲憊不堪。因為公共驛車的門關得不嚴,她凍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動、充滿熱情地等著她。她在塞納街31號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頓下來。 在他們周圍,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貝里人:菲利克斯·皮亞特、愛彌爾·勒尼奧、弗勒里,還有古斯塔夫·帕佩。 這些小伙子都有些愛慕她。在他們之間,奧洛爾覺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興奮的:革命經常發生,議會不斷更迭。在刺刀、騷亂和破產之中,人們還像在和平時期一樣快活地生活。 同時,文學革命毫不亞于政治革命。 這是浪漫主義戲劇舉行盛大首演的時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陳規的人挑戰。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萊出版了《世界歷史導言》;布洛茲當上了《兩世界評論》的主編。稍晚之后,瑪麗·多爾瓦爾,這個為青年反抗者們所喜愛的女演員,表演了大仲馬的《安東尼》。這出戲是通奸和私生的辯護辭。奧洛爾和朋友們為了捍衛這出戲,都在戲院正廳里觀看。當時女人只在樓座或者包廂里看戲。為了自由通行,也為了衣著省儉,奧洛爾身穿男人服裝。她過去穿粗布罩衣,戴護腿套,和德沙爾特一同打過豬,所以喬裝改扮,她不感到任何為難。當時的服裝也有助于女扮男裝。男人們穿著寬大方正的禮服,名曰“業主裝”,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奧洛爾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頂灰禮帽,系一條羊毛大領帶,儼然是個瘦小的大學一年級學生。 不過,更重要的是,她擺脫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著一個小伙子的手散步時,不再有拉夏特爾人的竊竊私議:“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為了使生活環境完全改變,她与從前自己的那個階層完全斷絕了聯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時候才想到丈夫: “請你給我一些錢,以購買鞋、襪,等等。請馬上寫信給薩爾蒙先生,讓他交給我三百法郎。再見,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親、姐姐、夏爾·杜維納和于勒·德·格朗薩涅。我將去欣賞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對她親愛的英國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訪。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們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亞婭嬤嬤憂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過去的“女儿”會見了片刻時間。 奧洛爾明白,在修女們眼里,外邊的友誼無足輕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萊的兩位朋友:雅娜和埃美。兩人都結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錢有勢,受人奉承。她离開她們后,決心永不再來。這些可愛的姑娘選擇的是正統觀念,謹遵舊習。奧洛爾·杜德望卻更喜歡在人類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躑躅,昂著頭,“腳踩薄冰,肩披雪花,兩手插在口袋里,有時腹內略空,然而腦袋卻更因此充滿夢想、旋律、色彩、形狀、光線和人影”。 然而必須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為他常來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間最小的屋頂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個看門女人做做家務,一個月就要十五法郎。一個蹩腳廚子送几餐飯,一天就要兩法郎。嚴格地講,如果她不買家具,不購書,勉強可以靠著三千法郎維持生活。她想方設法在馬薩林圖書館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奧洛爾畏寒怕冷,而圖書館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賺錢成了不可推卻的任務,可是怎樣去賺? 用水粉去涂畫盒子?給人畫肖像,十五法郎一張!可有一些可怜的畫匠准備五法郎一幅給人畫像。而且她把看門女人的肖像畫糟了,在附近一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寫作行嗎?為什么不行?“我發現我寫得很快,很輕松;寫很久也不累。思想原來昏睡在頭腦里,信筆寫來,便都蘇醒了,并且都環環相扣……”她在談話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當遲鈍,在寫作中卻才華橫溢,文思敏捷。總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覺到了這點。她總是樂于記錄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帶了一部長篇小說《埃美》。那是在諾昂寫的。 可是,迄今為止,她的寫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變成謀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樣進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著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當時在巴黎熟識的人中,最有勢力的是杜利—杜弗萊斯納,拉夏特爾選出的議員。她去拜訪他。 對這位漂亮的女同鄉,他顯得殷勤而謙恭。奧洛爾向他談出自己的寫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紹給德·拉法耶特先生。 “別攀求那么高。”她說,“太出名的人沒有時間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轉而選擇他議會中的一個同事,德·凱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貴族,小說家。奧洛爾曾讀過他的一部荒謬的小說:《最后一個勃瑪諾瓦爾》。在那部小說里,一個教士強奸一個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個瘋子,”她對杜利—杜弗萊斯納說。“然而人們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實踐者。” 白發蒼蒼的德·凱拉特利先生,早上八點在一間富麗堂皇的房間里,气派十足地接見了奧洛爾。他的年輕妻子蓋著玫瑰紅絲綢面羊絨被子,睡在那間房里。 “我也許直言不諱,”他對她說,“一個女人不應該寫東西……相信我說的話,您別寫書,生孩子吧。” “确實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聲笑了起來。“您把這個勸告給您自己留著吧。” 一番努力白費了。但奧洛爾并不灰心,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繼續尋找机會。 后來,拉夏特爾城的女友杜維納夫人,把她介紹給一位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難得相處而聞名。他談吐文雅,以致人們起初以為他是裝腔作勢,其實那只不過是他說話的方式。戲劇、小說、新聞、學術研究,佯樣他都涉足,可謂通才,不過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長篇小說《弗拉戈勒塔》——說的是一個女人女扮男裝,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轟動。拉杜什是個出類拔萃的批評家。他培養出許多天才作家,自己卻從未達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說:“我培養的作者多于我寫的作品。”他是文學大師巴爾扎克的老師。19世紀上半葉法國較有影響的文學家夏爾·諾地埃對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說:“幸虧上帝創造了世界,要不然就會是杜什先生創造它了。” 在當時在文學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來,拉杜什是一個大人物。 她到馬拉蓋濱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訪他,見到的是一位四十五歲的男人,胖胖的,臉上容光煥發,十分机智,儀態大方。他的聲音低沉,甜潤,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溫柔又有點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時瞎了,不過并沒有使他的面目變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個叫瑪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劇性的愛情。她為他生了一個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讀奧洛爾帶來的《埃美》的手稿。朗讀完畢后,他問奧洛爾:“夫人,您有孩子嗎?”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們帶在身邊,又不能回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筆來掙錢嗎?” “我必須這樣。” “這很難哪。我在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話,盡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著,卻和貝里的女人一樣固執。他說那部小說不合常情,她回答:“說得有理。”當他說必須重寫時,她回答:“這也可能。” 她寫信告訴卡西米爾說:“只在你我之間說說,我永不能和拉杜什這樣的男人融洽相處。” 她也許不久就會發現,“在把他容納不下的才智拋到外邊后”,拉杜什亮出一顆溫柔、忠誠而高尚的心。 他剛剛接管了一份諷刺性的小報《費加羅報》。他向這位少婦提出,請她參加編輯的工作。他驕傲地說:“那是奮飛的雛鷹的窩。” 奧洛爾高興地接受了。 報紙在馬拉蓋濱河街的套房里壁爐邊編寫。每人都有一張小桌子。奧洛爾在壁爐邊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髒社長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點人,好責備人,好發指示。他把題材發給雛鷹們,同時他按實際需要,裁切出一張張或大或小的紙,分給他們。按要求,必須在上面寫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則“社會新聞”。這是學寫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辦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覺無能為力的東西。 拉杜什把愛情的逸聞趣事交給喬治·桑寫,可是枉然:“在規定死的這么一塊地方,我既不會開頭,也不知結尾。剛開始動手寫,結束的時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還是談笑風生。拉杜什雖然文字极為刻薄,卻表現出父親般的仁厚,令人敬愛。奧洛爾听人說話,消磨許多的時間,沒寫任何有价值的東西,可到了月底,他發給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還是有一個小小的成功。那天,為了嘲笑政府的謹慎,她寫了如下的社會新聞。 警察局長將發布一個新的命令。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點至晚上十一點,保衛王宮;每天晚上七點至次日早上七點,保衛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間,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門口站崗放哨。未履行此條的家庭將失去要求武裝力量保護的權利,將有被騷亂者侵犯蹂躪的危險。 第二,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亂,每天早上,日出之間,在公共場所鳴炮二十五響。夜里不論任何時候,每座教堂都將敲警鐘,每條街都將敲集合鼓。國民白衛軍的巡邏隊將跑遍城里的每一條街;一邊叫喊:“你們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習慣一樣。 第三,鼓勵每個產業主在房屋周圍挖掘一道七尺半寬的壕溝,加固車輛進出的大門,給窗戶裝上欄柵,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槍,以便在需要時武裝房客和仆人。 依靠這些措施,政府保證居民們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宁。他保證每月挫敗的陰謀不超過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騷亂不超過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將用于通知集會,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則用于解散集會…… 咖啡館里愛打趣的人歡迎這則新聞,可是國王卻老大不悅。《費加羅報》被查封了。 生活剛剛穩定,漸有生气的奧洛爾又一次陷入了初來巴黎時的困境之中。有一陣子,奧洛爾倒希望法院追查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奧洛爾在《費加羅報》寫小文章的那段日子里,于勒·桑多也一樣步入了文壇。奧洛爾起初猶豫不決,不敢把他推荐給拉杜什。因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當她本人獲得了“公民權”以后,她才敢于亮出于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對這篇文章非常滿意。于是,桑多也坐到編輯室里來了,占有一張舖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后來,他帶給《巴黎評論》一篇文章。這是兩個情人一起寫的,由于勒署名。《巴黎評論》的主編維隆博士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奧洛爾深為于勒感到高興。這向人們證實他能夠成功。她決心讓他參与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參与他的工作。不過,他堅持要讓這种“文學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義來寫作。這不成問題。 因此,在開初的時候,兩人署名為J·桑多。兩個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奧洛爾寫信給朋友和知己愛彌爾·勒尼奧說: 對我來說,必須有顆火熱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樣愛我,來安慰我,驅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种种不快。而且,盡管日漸年老,我也發現我的心与這顆心一樣年輕。我發現了這种終生的愛慕,什么也不能使它消沉;它与日俱增。于勒重新把我与我已厭倦的生活聯系起來。從前,我僅僅是由于孩子、出于職責才忍受它。我從前厭惡的前途,他使它變得更美。現在這种前途滿載著他的身影和成就,滿載著他誠實而謙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現……啊!您要知道我多么愛他,那該多好!……這個可怜的孩子,他忍受了憂愁。 那么多次不由自主的發作,可人們還為此指責他……啊!至少您,您從不讓他為此臉紅……必須理解他內心火熱的友情和無限的忠誠,而不計較他有時表面顯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總給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虛榮,還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態,在巴黎的貝里人都不太喜歡他。每到這時,奧洛爾便出來為他辯護。兩個人在一起,奧洛爾与其說是情婦,不如說更像母親。她安慰他,照顧他。他的身体孱弱,常常不思飲食,她便一定讓他吃東西。他工作不勤奮,她便強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強迫一個儿子似的。她喜歡行使這种溫柔甜蜜的專制權。對于她,勞動并非一种束縛,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他們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魚得水。兩人一起寫作,一起出去欣賞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們招來了別人的非議。 她哥哥就這事從諾昂給她寫來一些威脅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養了你的儿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愛你。你要小心點,別挫傷了他的感情。” 但于勒和奧洛爾自以為有把握建立一個自由的家庭。兩個情人意趣相同,感触一樣。這間簡朴的斗室,里面沒有地毯,也沒有挂毯,可是鮮花使房間里春意永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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