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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時裝展結束后，當地一本權威的時裝雜志總編輯歌迪亞建議我在巴黎開店。 “我可以嗎？”我受寵若惊。 “已經有几位日本設計師在巴黎開店，你的設計不比他們遜色。當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發展，就要花多些時間在這里。” “我考慮一下。” “香港的事業放不下嗎？這可是個好机會，別忘了這里是歐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開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業，是人。”我說。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們放下尊嚴、放下個性、放下固執，都只因為放不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放不下，活著才有意思。”我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卻沒有把握能夠再和文治一起。 從巴黎回來，踏出机場，我看到他羞澀地站在一角等我。我沖上去，緊緊地抱著他。 “對不起。”他在我耳邊說。 “我以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過去好嗎？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終于點頭。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們樓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偶爾才在良湄家里過夜。良湄也不是時常在家里的，她有時候在傅傳孝家里過夜。傅傳孝是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我見過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愛上了他。傅傳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無法理解這种男女關系，既然大家相愛，那何不回去了結原本那段情？為什么偏偏要帶著罪疚去欺騙和背叛那個愛你的人？ “因為我愛著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說過，每個女人生命里，都應該有一個楊弘念、一個徐文治嗎？”良湄說。 “但我不會同時愛著他們。” “沒有一种愛不是帶著罪疚的。罪疚愈大，愛得愈深。徐文治對你的愛，難道不是帶著罪疚嗎？” “有罪疚不一定有愛，許多男人都是帶著罪疚离開女人的。”我說。 “那是因為他對另一個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為什么要對我覺得罪疚？” “他覺得他累你在外面飄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夠勇敢一點，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會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去紐約，這是他跟哥哥說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廚弄了一客意大利檸檬飯給文治，這個飯是我在意大利學到的。 “好吃嗎？”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為什么突然下廚，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嗎？” “因為我想謝謝你－－” “為什么要謝謝我？” “謝謝你愛我－－”我從后面抱著他，“如果沒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過。” “也許過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這個時候，傳真机傳來一封信。 “會不會是給我的？”他問。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亞從巴黎傳真來的，她問我到巴黎開店的事考慮過沒有？她說，想替我作一個專訪。 “是誰的？”文治問。 “沒用的。”我隨手把信擱在飯桌上，“我去廚房看看檸檬派焗好了沒有？” “你要到巴黎開店嗎？”他拿著那張傳真問我。 “我不打算去。”我說。 “這是千載難逢的机會。” “我沒時間－－”我把檸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為沒時間嗎？” “我不想离開你，這個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臉。 “你不要再為我犧牲。” “我沒有犧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嗎？” “我已經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邊開店，也不一定會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經很好嗎？” 他顯得很不開心。 “我并沒有犧牲些什么，我不是說過討厭別离嗎？”我抱著他，幸福地把臉貼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說過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輩子离不開一件蓑衣的嗎？”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輕撫我的頭發說：“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為了我，而沒做一些事。” “我不會。”我說。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在家里，良湄來按門鈴。 “你還沒睡嗎？”她問我。 “沒這么早。” “我和傅傳孝的事讓熊弼知道了。” “是誰告訴他的？” “有人碰見我們兩個。” “那你怎么說？” “當然是否認。”她理直气壯地說。 “他相信嗎？”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他不會相信一些令自己傷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傳孝到底怎樣？” “大家對大家都沒要求、沒承諾，也沒妒忌，這樣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愛得像檸檬。” “什么像檸檬？”我一頭霧水。 “一顆檸檬有百分之五的檸檬酸、百分之零點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愛情嗎？我和傅傳孝是榴槤，喜歡吃的人，說它是极品，不喜歡的說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著問她。 “是橙。雖然沒個性，卻有安全感。” “你改行賣水果嗎？” “你說對了一半，我這陣子正忙著處理一宗葡萄訴訟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個。”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說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來時，我問他： “如果愛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說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嗎？” “沒有那十分的酸，怎見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來，我們都不過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們吃那么多苦，只為嘗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來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誕樹。文治從電視台打電話回來。 “良湄在嗎？”他很凝重的問我。 “她正巧在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問我。 熊弼在大學實驗室里做實驗，隔壁實驗室有學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學生們走避，他是最后一個离開的，結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護車時，還在微笑，送到醫院之后，不再醒來。醫生發現他肺部充滿了酸性气体，無法救活。 良湄在醫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沒机會睜開眼睛跟她說一句話就离開了。 我最后一次見熊弼，是在方維志公司喬遷的酒會上，他落落寡歡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說：“長大是很痛苦的。”現在他應該覺得快樂，他從此不再長大了。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說再見。他像小孩子那樣，輕輕地跟我揮手。 別离，成了訣別。他永遠不知道，他愛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殘忍的事。 喪禮結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著她。傅傳孝打過几次電話來，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廳和廚房里打轉。 “那個葡萄商送了几盒溫室葡萄給我，你要不要試試？”她問我。 我搖頭。 過了一會儿，她又問我：“你要不要吃點什么的？我想看著你吃東西。” 我勉強在她面前吃了几顆葡萄。 又過了一會儿，她老是走到廚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別再這樣。”我制止她。 “他臨走的前一天，我還向他撒謊。”她哀傷地說。 “你并不知道他會發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會再回來？”她凄然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她。 “我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听說每個人在天上都有一顆星，他死了的話，屬于他的那顆星就會殞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說對不起吧，他會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不會這樣對他。”她含淚說。 為什么我們總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預知的重逢里，我們以為總會重逢，總會有緣再會，總以為有机會說一聲對不起，卻從沒想過每一次揮手道別，都可能是訣別，每一聲歎息，都可能是人間最后的一聲歎息。 我安頓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問我。 我一股腦儿扑進他怀里。 “我們結婚好嗎？”我問他。 他怔怔地望著我。 “你肯娶我嗎？”我含淚問他。 他輕輕為我抹去臉上的淚水說： “我怎么舍得說不？” “我們明天就去買戒指。”我幸福地說。 第二天，我們到“蒂芬妮”珠寶店買結婚戒指。 我選了一對白金戒指。 “這個好嗎？”我把戒指套在左手無名指上，問文治。 “你喜歡吧。”他說。 “你也試試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無名指上。 “有我們的尺碼嗎？”我問售貨員。 “對不起，兩位的尺碼比較熱門，暫時沒有貨。”她說。 “什么時候會有？”我問。 “如果現在訂貨，要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運過來的嗎？” “不錯是空運，但戒指是有客人訂貨才開始鑄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國鑄造，所以要輪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個月？”我問。 “兩位是不是已經定了婚期？” “還沒有。”文治說。 “要不要到別處去？”我問文治，“三個月太久了。” “你喜歡這枚戒指嗎？”他問我。 我看著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來。我念書時就渴望將來要擁有一枚“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既然喜歡，就等三個月吧。”文治說。 “對呀，結婚戒指是戴一輩子的，反正兩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貨員說。 “你替我們訂貨吧。”文治說。 “謝謝你，徐先生。戒指來到，該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說。 那位售貨員開了一張收据給我們。 “戒指來到，可以刻字。”她說。 我珍之重之把單据藏在錢包里。 三個月，太漫長了。我緊緊握著文治的手，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三個月后，會一切如舊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別處買戒指？”我再三問他。 “你擔心什么？”他笑著問我。 “我想快點嫁給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個月就不能等嗎？”他笑我。 我們不也曾三番四次給時間播弄嗎？卻再一次將愛情交給時間。 第二天回到辦公室，我把未來三個月要到外地的活動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邊。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訴我，他和一個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賣到國內的生意。 “國內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買新的机器，馬來西亞的瑞士制舊推土机，經過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達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錢卻只是新机的三成。我們就把這些推土机賣給公路局，一來可以幫助國家建設，二來可以賺錢，利潤很不錯。”他躊躇滿志地告訴我他的大計。 “你那個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國貿易的，是我中學的同學，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這件事，他原來的伙伴因為不夠錢而退出，但是馬來西亞那邊已談好了，現在就要付錢。” “他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資金不夠，我們要先付錢買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記者，又曾經到國內采訪，他覺得我可靠，我們過兩天就會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見面。” “你這個同學靠得住嗎？” “我們中學時很談得來的，你以為我會被人騙倒嗎？” “當然不會，但你畢竟很多年沒見過他－－” “我和他一起去見公路局的人，還有假的嗎？” “你為什么忽然會有做生意的念頭？你從前不是不喜歡做生意的嗎？” “這是很有意義的生意。”他拍拍我的頭說，“放心吧。” “要投資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輕松地說，我看得出他投資了很多，為了不想我擔心，故意裝著很輕松。 我總是覺得他過份樂觀。他這個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漸复原過來，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決定暫時不把結婚的事告訴她，況且我們根本沒打算大事慶祝。 那天，她心情比較好，我陪她到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午飯。 “你還有見傅傳孝嗎？”我問她。 “偶然也有見面，別誤會，我們現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實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我一直以為熊弼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實際上，他是個勇敢的人，他在那個關頭，仍然愿意最后一個离開。我怎么可能愛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個就在我身邊。” “我們總是過后才知道。”我說。 飯后，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你要一塊吧，我不敢要。”良湄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剝成兩瓣，取出簽語。 “寫些什么？”良湄問我。 簽語上寫的是： 离別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戲，習慣了，也就不再悲愴。 “离別了，不一定會重逢。”良湄說。 我要跟誰离別，又跟誰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級市場買酒，還有二十天就是三個月了，我要買一瓶酒留待拿結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慶祝。 在那里，我見到楊弘念，我們离別了又重逢，原來簽語上說的，就是他。許多年不見了，他滄桑了很多。這几年來，他也在洛杉磯和加拿大那邊發展。 “你什么時候回來的？”我首先開腔。 他手上捧著几瓶白酒，說：“回來一個多月了。” “哦。什么時候改變口味的？那邊有‘天國蜜桃’。” “我現在什么都喜歡嘗試，近來愛上這個。” “是這樣－－” “听說你要結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訝。 “有人看到你去買結婚戒指。你忘了你現在是名女人嗎？年輕、漂亮，是時裝界的神話，很多人認得你。” “是的，我快要結婚了。” “是不是嫁給那個新聞播報員？” 我點頭，問他：“你近來好嗎？” “怎可能跟你比較，你是如日中天。” “沒有你，也沒有我。”我由衷地說。 “只有人記得周蜻蜓，怎會有人記得她是楊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澀。 “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很幸運，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說過我會很好的嗎？” “我沒想到你可以去到這個境界。”他眼里充滿了忌恨。 我從沒想過他會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澀。他從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經以為，他深深地愛著我，難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嗎？抑或，他對我的愛，從來也是出于妒意，因為想占有，因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個紅玫瑰和夜鶯的故事，不過是一個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見。”他說。 “再見。”我跟他說。 我不想再見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邊，緊握著他的手，那樣我覺得很安全。文治卻在床上輾轉反側。 “有什么事嗎？”我問他。 “沒事。”他說。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問題？” “那批机器沒問題。”他說。 接著那几天，他總是愁眉深鎖。 那天晚上，良湄走來找我。 “文治不在嗎？”她問。 “還沒有回來，我剛好想找人陪我吃飯，你有空嗎？”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她凝重地說，“關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說他賣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國內，欺騙省政府的金錢。” “誰說的？” “是電視台新聞部的人傳出來的。有記者上去采訪別的新聞，公路局的干部告訴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兩成功能，完全不合規格的推土机賣給他們，那個干部認得文治是香港記者。听說他們已經扣起打算用來買推土机的錢。” 到了晚上，文治回來。我問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听誰說的？” “無論外面的人怎樣說，我只會相信你。” “那就不要問。” “但是我關心你，外面有些傳言－－” “是嗎？你已經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會欺騙別人。” 他突然慘笑：“是我被人欺騙了！怎么樣？那些馬來西亞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騙我說有原來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經用了五年，他騙我說只用了兩年。” “現在怎么辦？” “同行都知道我賣沒用的推土机欺騙同胞－－”他沮喪地坐在椅子上。 “你應該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傷心地說，“我根本就是個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個十多年沒見的人，什么賣推土机幫助國家，我連這种騙術都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為我貪心！我想賺大錢。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輩子待在電視台里！我不想別人說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賺錢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著他：“你為什么會這樣想？我們都快結婚了。” “這是現實。”他含淚說。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淚水：“我們做的根本是兩种不同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嗎？” 我輕輕撫摸他的臉、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歡這樣撫摸你，永遠也不會厭倦。” 他緊緊地抱著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輕輕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禍首也許不是那個賣推土机的騙子，而是我。他本來是個出色而自信的人，因為愛我，卻毀了自己。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對不起，我不能夠跟你結婚。”他說。 “為什么？”我愣住。 “我們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樣－－”他難過地說。 “不會的。”我抱著他不肯放手。 “你還記得幸福餅里的簽語嗎？是的，年少時候的夢想和憧憬，我已經忘了，我現在是個俗不可耐，充滿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開我的手，站起來說： “別這樣。” “我愛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愛你。” “那為什么要分開？”我哭著問他。 “因為用十分的酸來換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長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沒有了我，你會更精采、更成功。” “沒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們可以像從前一樣，我們以前不是很開心的嗎？”我哀哀地說。 “人也許能飛向未來，卻不可能回到過去。你忘記了那句簽語嗎？幸福餅的簽語是很靈驗的。”他凄然說。 “我們那么艱苦才能夠走在一起，不可能分開的，我不甘心！” “對不起。” 他收拾東西离開，臨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說：“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來。 那年我在倫敦買給他的花仙子銀相框，依然放在案頭上。上面鑲著一張我的照片、一張他的照片，還有那張我們儿時在公園里偶爾相遇的照片。 葉散的時候，你明白歡聚。 花謝的時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們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寶店通知我，我們要的那一對結婚戒指已經送來了，隨時可以去拿。 我獨個儿去領回戒指。 “要刻字嗎？”女售貨員問我。 “不用了。” 難道我不知道這戒指是為誰而買的嗎？ 我早就說過，三個月太久。 我把兩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無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條項鏈挂在脖子上。 我沒有找他。他曾給我最好的愛，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為我而毀了自己。 他申請長駐北京工作，我只能偶爾在新聞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聯系匯率維持了十四年，依然沒有改變，我們的愛情，卻已經變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為了那所謂的成名奮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蒼茫的夏天，我從紐約回來，跟良湄在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他步上救護車的時候還在微笑，下一刻卻不再醒來，他這樣突然地离開，我怎可以忘記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記他所有的缺點。”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問我。 “令愛永恒的，竟是別离。”我說。 “是的，唯一可以戰胜光陰的，就是回憶。” 末了，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隨便拿一塊，看看你的運程。”侍應殷勤地說。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說。 我隨手拿了一塊幸福餅，取出里面的簽語紙。紙上寫著： 人生便是從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個人時裝展上，我用數千顆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裝，穿在模特儿身上，成為該天的焦點。在璀璨燈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顆顆晶瑩的眼淚，這是一襲离別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個新的時代降臨，整天下著滂沱大雨，是我們相識的那場雨，我穿著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一個人走在時代廣場外面。偌大的電視屏幕上，播出了离別之歌。 “离別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無奈。”我听到文治的聲音說。 驀然回首，他在電視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樣沉實而敦厚，使人義無反顧地相信。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來換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夠飛向未來，卻不能回到過去。 离別了我，他也許活得更好。我們努力活得燦爛，期望對方會知道。在未可預知的重逢里，我們為那一刻作好准備。 “記者徐文治在北京的報導。”他殷殷地說。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彷佛听到他這樣說。三月里的幸福餅，我們一起吃的第一塊幸福餅，不是這樣說的嗎？ 電視畫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廣場上，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看著國旗升降，他曾送給我十二顆藏著國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別，然而，愛，是美在無法擁有。 走著的時候，脖子上的結婚戒指叮叮作響。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開廣場，我一個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廳，等待那一盤幸福餅。 “隨便抽一塊，占卜你的運程。”女侍應微笑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只是，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簽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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