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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開始群居以來，就出現了一种權威的引導。有時候是為了群体的福祉，有時候卻只是為了便于管理，無論出發點是善意還是惡意的，最后總是要以完全消除了個人的自我意識為終結。 為了要群眾接受訓練，并且深信不移，因此，這种价值導向必須出現在一切事物上，當然也包括了文學，包括了詩。 于是，几千年來，把高亢的、陽性的、關于國族、關于群体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點，并且以此來評斷詩人和選擇詩人。這种引導，在中國的控制階層里做得最為成功，竟然變成了歷代文人的傳統思想和標准。 在太平歲月，這樣的標准并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反對。但是，在長年征戰的時代里，因為戰爭、因為混亂、因為群体和個人的創傷所導致的痛苦与不安，終于讓信仰崩潰，价值幻滅，讓群眾在傷痛与怀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机會，個人的自我意識因此而得以重新出現。 這种反省，有時候是自覺的，有時候卻是不自覺的。而兩千年前，東漢末年一群流离傷亂的中國人，卻都把它們寫進《古詩十九首》里面去了。 少年之時，初讀《古詩十九首》，真是心靈震動。那時候太年輕，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覺得有許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識，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這些感覺，這些詩句。 其實那就是在僵硬的國文課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處的呼喚。 從此，詩，成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不過，真正開始持續不斷地寫詩，是在离家到歐洲讀書之后。布魯塞爾四季分明，一個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楊柳之間，感覺到古詩里的字句和兩千年之后的此刻并沒有什么差別，感覺到時光其實就在身邊和心中匆匆轉換，不禁想要提筆去捕捉一些什么。 二十多年了，這樣的心情時隱時現。在混亂与瑣碎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會渴望有個安靜的夜晚，好能攤開稿紙，离開一切世俗的標准，用靜觀的角度來測量距离，看那隱藏在變幻与流動之后的時光不變的面容，看漫長歲月中的踟躕与猶疑如何游走在短短的字里行間，最后一一顯現。 在這樣的時刻里，所有的感覺都變得非常安靜与透明，我終于得以与自己共處，一無所爭，也一無所獲。 在寫詩的當時，并不能夠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來回想，才發覺這其實就是我的心靈，在長年离亂的不安与無奈里，給自己找到的最后的平衡點罷。 還記得十一年前，《七里香》剛剛出版的時候，有了許多反應，更有人認為像我這樣生活幸福的人，應該是無憂無慮的，怎么可以寫出這些詩來？ 只有□弦，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 “什么叫做無憂無慮？一個遠离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漢族的世界里，沒見過自己的家鄉，不認識自己的語文，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啊！” 那天，忠孝東路上陽光燦爛，人群熙來攘往，仿佛是太來盛世，然而，終于有詩人了解我，了解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事。 在這個流离傷亂的時代里，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頭試問一下，有哪一個中國人心里沒有傷痛？有哪一個中國人可以被稱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亂世的我們，無論是寫詩的人還是讀詩的人，都不過只是想要在這种混亂不安的日子里，在外界与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之下，努力為自己求得一點點心靈上的清明罷了。 我原來以為，也許生活能如一條河流，盡管曲折，還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見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維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离完全消失，一如蔣勳所說，我陷入了喜悅、憤怒和痛苦种种情緒互相沖擊的漩渦里。 蔣勳對我說，我在《高高的騰格里》那首詩所遇到的困難，是因為原來習慣的語句無法表達出現在的心境，所以才覺得寫不下去了。他說，只要能沖破這种文字上的障礙，以后應該可以進入一個更為開闊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勵。可是，我依舊認為，在詩的創作生命里，那曾經屬于我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經消失了。 即或在將來，我也許能把《高高的騰格里》那首詩寫完，也許還可以再多寫几首，但是，我想，最為我所珍惜的那种安靜与透明的感覺，恐怕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生命果真如一條河流，如今終于來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煙波浩瀚，無邊無際，還無從辨識方向，只有血脈深處那強烈的呼喚在導引著我。初識高原故土，想要去探尋想要去了解的渴望令我沸騰，詩，終于被遠遠地遺留在那沙岸上了。 當然，也由不得我去后悔，只是心里總有些牽挂，所以才會想出版這樣一本詩集，給自己，也給朋友，說： “這是二十五年來的一些成績，希望你能喜歡。” 同時要再一次感謝引導我進入詩的世界里的許多位詩人。這么多年來，他們不斷地提醒我，詩，其實無所謂“廣大”与“狹小”，一首詩的真正可貴之處只在于它能否触動人心。 在平日，我們用語言將自己禁錮起來，然而我深愛的詩人在他的詩里將我的心靈釋放。 這就是我對詩的堅持与信仰。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寫于新竹風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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