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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說：“不再寫詩了。” 她把二十五年的詩作選了三十几首，再加上近年陸續發表的新作近三十首，結成一集。 用很工整的字体手抄的詩稿，一張一張夾成厚厚的一本活頁。 “這就是詩人的一生嗎？”我一頁一頁地翻過，心里不免有這种惊動和感傷。 這些年，我和席慕蓉成為很好的朋友。最初是共同喜愛山水，常常走告有關美麗風景的地方，相約一起游玩。有時候背起簡單的食物，走很長的山路去寫生。最近是分享了她尋找故鄉蒙古的喜悅、憤怒和痛苦。 做為朋友，席慕蓉的用功常常使我慚愧。多年來，開車如驅馬，在台灣山野奔跑寫生，她的用功還包括手抄詩稿字跡的工整，活頁裝訂的一絲不苟，也包括她畫畫時對工具選擇的嚴格。到了最后裝裱，她也從不放棄慎重的態度。往往畫挂起來了，覺得框裝配得不妥還是拿下來撤換。 在教育的系統中席慕蓉也遵循著一條合理的路，從師范學校美術科到師范大學美術系，出國在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深造，一直到回國任教于新竹師范學院，從講師到副教授、教授。 席慕蓉在現實中走了一條完全遵循世俗規則的路。 她相信制度、規則，她也相信紀律。因此，用功地在制度規則中把自己發展到最好的狀態。 從現實的意義來看，席慕蓉的世界是一個圓滿幸福的世界。事業、婚姻、孩子、甚至她所關心的社會，她都以合理的方式去努力使它們圓滿。 但是，圓滿竟然也是一种遺憾嗎？ 我讀席慕蓉的詩，讀到在幸福之中猶有盼望、渴想，有泫然欲泣的感傷。 我們去看煙火好嗎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夢境之上如何再現夢境 ——《請柬》 在台灣社會從戰后初期打拼的年代過渡到物質的繁榮富裕，席慕蓉的詩普遍反映了大多數人在富裕幸福之外的另外一种遺憾吧。 從最基本的意義來看，詩，是喜悅的聲音，詩，也是感傷的聲音，兩千多年前在桑樹下田陌間工作的男女的調笑、渴望、追求、怨艾一一被記錄，形成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經。 既然我該循路前去迎你 請讓我們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 我會學著在甲骨上卜吉凶 并且把愛与信仰 都燒進 有著水紋云紋的彩陶里 那時候 所有的故事 都開始在一條芳香的河邊 涉江而過 芙蓉千朵 詩也簡單 心也簡單 ——《歷史博物館》 席慕蓉的詩在方字上很少晦澀難懂之處，也很少有情感幅度特別极端的辭匯。如同她在現實生活中相信相仿制度規則一般，她在文字語言的世界也遵循一种古典。 在台灣社會初步進入物質富裕的階段，大部分的人，在幸福的基礎上并沒有太多徹底變化的要求，他們心中的詩往往是在基本穩定的要求下一點點心事的意外。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一棵開花的樹》 這是一般喜愛席慕蓉的詩的讀者可能最熟悉的句子。 嚴格的來說，台灣戰后的大眾基本上生活在沒有詩的狀況。社會中所謂的“詩人”，無論在文學圈子中如何喧騰，其實并沒有与大眾生活發生真正密切而廣泛的共鳴。 傳統詩歌中的“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宗旨也早已不再是詩人的目的。詩人似乎多半宁愿在极其個人的空間里做文字的營造。 席慕蓉的詩卻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她在繪畫中往往牽制于學院出身的某些包袱，有時過度相信方法、規則，然而在她的詩中卻恰恰成為她規則的解放。 閱讀席慕蓉的詩，可以觀察到兩种矛盾的交錯，一种是文字上的平實古典，另一种是心境上對浪漫的狂想。 七○年代至八○年代恰恰是台灣從平實的社會進入富裕的年代。 席慕蓉的詩在那一平實而又開始狂想的年代呼喚了整個詩的讀者，或者說，是整個一代的心事的呼喚使席慕蓉出現了。 文學圈子中對大眾形態文化的忽視，甚至惡意的貶損，可以看到台灣所謂“文學圈”的不夠健康。席慕蓉在七○年代以后詩集的暢銷也許是引起詩的圈子中少數人對她采取惡意邏輯的一例吧。加上她的女性身份，更使習慣的文學圈子加重了對席慕蓉詩作的成見。 梁代的鐘嶸在編《詩品》時發現只有一位女詩人班婕妤，很感慨的在詩品序中說：“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在這短短的感慨在此后一千多年當中并沒有任何轉机。男性依然以他們霸道的方式，不只獨霸政治、經濟，也同時獨霸著文化与詩的國度。兩千年間，能夠与男性并駕齊驅的女性詩人事實上只有李清照一人而已，然而此后撰寫文學史、詩史的人連鐘嶸式的感慨都沒有了，只當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已。 席慕蓉大約從來沒有想過要領導文風或改革社會一類的事，女性主義的運動也似乎与她無關。但是，七○年代，席慕蓉卻是以极其女性的誠實与狂想呼喚起了一整代人的夢想。 席慕蓉說，出這本詩集，要替自己二十五年的詩做一個總結，從此——“不再寫詩了。” 席慕蓉也許覺得詩死亡了。 然而，詩的死亡也可能是真正詩的复活吧。 如果我們對詩不怀成見，那么，溫婉幸福可以為詩，激憤屈辱當然也可以成為詩。 詩有時隨著年輕華麗的生命早早逝去，如王勃、李賀，如Rimbaud。但是，詩也有時要在滄桑的生活中峰回路轉，越走越寬闊，如杜甫、蘇軾，如普希金。 我曾經按照年表讀杜甫、蘇軾，四十五歲以前几乎還沒有寫到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來日方長，席慕蓉如果以后繼續寫詩，絕不算是對自己的反悔；或者說，詩，本來就是對自己不斷的反悔吧。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于東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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