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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陽明山竹子湖一帶走路，同行的人隨口問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誰？”還在沉吟，又說：“不許想的，憑直覺說，快講——”講了，是父親母親姐姐小弟還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難道他不算？”當然問他羅，他們是好同學。 我拿了根干樹枝拍拍的打過一排又一排蘆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嗚嗚的學風叫，并不回答。 他當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 打過他，用刷頭發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鋼釘在面頰上釘成小洞洞，過了好几秒鐘，才慢慢滲出數十個血珠子來。那一回，他沒有哭，我還要再打，是夾在中間死命拉扯的母親發著抖流淚。那一年，我十九歲，他十七。 后來，沒有几天，又在街上看見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館外邊。他低頭在踩摩托車，口里叼著一支煙，身后跟著一個穿迷你裙的女孩。還記得，他們上車而去的時候，那套西裝在夜風里飄出來的是一塊大紅的襯里，女孩的手，環在腰上，那么意气飛揚的招搖過市。他沒有看見我，那個手里拎著一袋書，看到他就站住了腳的人。 我回家后并沒有對母親說什么，那几年，母親稍一緊張就會极輕微的搖擺她的脖子，那种不自覺的反應，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這种毛病，是因為女儿長年的不肯上學和陰沉的個性造成的。在家里，我總是攻擊人，傷害性的那种打法。尤其看不慣只上學而不真讀書的人。當年的他，就是那個死相，他假上學真蹺課，只對自己花錢，對人不友愛，而且自高自大語气輕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見他的那副樣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水滸傳》送到小弟的房間里去。那時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當年批注這本書的年紀，我們一同看書，小弟也開始批寫，批上一段，上學校去的時候，我就拿起來看。跟小弟，也沒有說他什么。 又過了好多天，長春市場的路邊邊有人賣藥玩蛇，算是夜市吧。圍觀的人怕蛇，圈圈圍成很大，賣藥的人費力的連說帶表演，一直讓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卻沒有一個人上去買藥。那個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緊緊握住長蛇的尾巴，讓蛇身蛇頭滑到口里去，這一招惹得許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擴散開去的那一剎，我又看見了他，有一絲惊懼，又有一絲哀怜，透過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個在一支光禿燈泡下討生活的賣藥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個他，陌生、柔軟，有一點孤零，透著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沒有在摩托車上。 再從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經讀大學了，我初次回國。巷子里的他，蹲著在鎖車子，知道必然會進來，我等著跟這個一別四年，沒有通過一封信寫過一個字的人見面。 進門的時候微笑著喊了我一聲，自己先就臉紅了。看見他的手上拎著一個帆布袋子，里面裝著想來是到處推銷的油墨樣品，沒有穿什么怪里怪气的紅襯西裝，一件夾克十分暗淡，頭發被風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脫鞋子的時候半彎著身体，那個灰扑扑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擱在地上——那一年，他進入了社會。也是那個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脫鞋子時的神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淚。過不久，我又走了。 我們依然沒有什么話講，也不通信，有一天，母親寫信來，說他有了兩個女儿，做了父親。又不久，說他离開了油墨行，跟一個好同學拼湊了一點點小資金，合開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過去了，我結婚，他也沒有片紙只字來。后來我便以為自己是忘了這個人，直到有一天的夢里，看見一大面猙獰的鐵絲网，他在那邊，我在另一邊，清楚看見是他，臉上還有鐵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緊張，喚他，叫他跳鐵絲网，他向四周張望了一下，退了几步，然后向我跑過來，上网了，接著看見電光強閃，他無助的被挂在鐵絲上成了一個十字形，然后，我在夢中的的确确聞到了生肉燒焦的气味——我被搖醒的時候還在慘叫，知道經歷的是夢，只是一場夢，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夢的第二日，收到一封電報，是大伯父打來的，沒看清楚內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赤著腳沒有帶錢，奔過荒野，走進簡陋的電信局，一定要他們挂長途電話回台灣。等到丈夫大步走進電信局的時候，我已經等了六個多小時。丈夫來，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父親，我喊了父親一聲抱住電話筒失聲大慟，好不容易雙方弄懂了，說他沒事——那個以為已經忘掉了的人沒事，這才再細看那封捏成一團的電報；那封會錯了意的電報。 那事以后的几日，當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總是恍惚，夜間，睜著眼睛向著黑暗，想起他，那個一生沒有交談過什么話的他，才發覺這個人對我，原來也有什么意義。 又是一年，我回國，父母一同回來的，下飛机，他不知道要跟我說什么，那時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將我放在前座，開到家的巷子里，他掏出來一把鑰匙來給我看，臉上是逼出來的笑，他跟我說：“來，來看你的汽車，買給你的，二手貨，可是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信你問我，音響、冷气、香水瓶、錄音帶……你高不高興？你看，買給你的車，來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樓，沒有碰鑰匙，他跟上來，我說：“以后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輛車，在巷子里風吹雨打了三個月，我沒有看它一眼，后來，他沒有說什么，賠了三万塊，轉手賣掉了。 爸爸貼了他錢，他頭一低，接下了。那一剎，我眼眶有些濕，他根本沒有什么錢，卻貼出了財產的大半，標會標來的，給了我。 再見他當然又是回國，窗外的大個子從一輛漆成紫綠兩色的破汽車上下來，鎖好車門，一手夾著一個小女娃儿上樓，那時候我叫了他，從窗口送下一句話：“胖子！好丑的車。”“實用就好，丑不丑什么相干？”還是談不來的，可是這句話已經慢慢中听了。當年那件西裝并不實用，卻悄悄去做了會女朋友。那時候，也只是打架，我們不談的。 有一回我問他，他家里為什么不訂大華晚報，偏偏每天要來一次看看這份報才走。他說，怕忘了看有一個“愛心基金會”的消息，問他看了做什么，他不響，向母親和我討錢，討到手便走。第二天，他匯了錢去基金會，然后才說了一句：“這种開銷每個月很多，看報不大好，看了會有心理負擔，不寄錢又不安。”我沒有什么話跟他講，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負擔，是他傳給我的。 很多年后，才發覺他早已通信認養了一個新竹地區的苦孩子。那時候，他的頭發開始一絲一絲白出來了，我去香港，替他買簡便的治白發藥水，而我，早也染發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賴他偷我當年的書，他很生气，說我的那种枯燥書籍他是一定不會看的，我不肯信，他打開書柜叫我搜，看見那些寶貝書，我呆了好一會儿，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書。那一天他很慷慨，說可以借我三本書帶回去看，借了，當天晚上，翻了三頁，便睡著了。我還是有些討厭他，沒有什么話跟他講。 有一天他來，已經深夜了，我正在因為劇烈的肩痛而苦惱，母親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問我為什么不去做指壓，我說夜深了，不好去煩固定做指壓的朋友春香，他拿起電話便撥，听見在跟太太說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壓，做到流汗。 我沒有說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時候，說了一聲：“那我走了！”我說：“好”。想起當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來，說肩痛可能是在歐洲常年習慣喝葡萄酒，在台灣不喝酒的緣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奧國的瓶子，說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給我。說完兩人又沒有什么話講，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標簽，發覺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們還是不通的，那么多年了。他的車子換了許多次，辦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人騎著一輛摩托車，覺得眼熟，一看是他，嚇了一跳，才發覺，在白天跑工作的時候，他仍然騎車而不駕車。不太認識他，使自己有些臉紅，我們已經認真夠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郵箱中一張明信片，寫的人是他美麗賢慧的妻子，夫婦兩個人在東北亞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簽了一個名字，出國十八年來第一次看見他寫的字——兩個字。 這個人喜歡看電影、听歌、跳舞、吃小館子，原先也喜歡旅行，那次東北亞回來的飛机上遭了一次火警，便發誓不坐飛机了。以后的錢，捐了好多給基金會，那個基金會騙錢不見了，他仍然不坐飛机，也沒有多余的錢。 我們談不來，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講了好久的話，說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車子里，千万不要一面開車一面放音樂，因為女儿睡不夠神經衰弱，一听音樂便說頭昏，要煩的。我答應了，他又叮嚀一次，叫我千万不能忘了，我說不會忘，他還不放心，又講又講。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講最多話的一回。我發覺他有些老了。 他的小公司，開業的時候明明是兩個股東，后來各讓出百分之十，無條件分給了一位職員。我問母親，這是為什么？母親說，那位職員是開天辟地便一起跑單子來的，做事勤快認真又忠誠，兩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便分他二十股，不要投資，算做另外一個老板。做了好多年，那位股東要求退股，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的分了帳，說了再見，而今也仍是朋友。回想起小時候過年時我們孩子賭錢，可以賭三天，如果有他在場，我一定不參加，那時候他最善賴帳，輸了錢臉色很坏而且給的時候一定打折扣，如果贏了，死活也說做庄的要討雙倍。為了過年的賭，也跟他摔過碗，吵過、气過，將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當年的他，守財奴一個，新年的收入，可以用上半年几個月不缺錢，而我，是看不起他的。 他的朋友多，在外買東西吃東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沖洗，去了，說是邦德公司介紹來的，老板娘一面開收据一面隨口說：“邦德那兩個老板真不簡單，合作了那么多年，沒看他們紅過一次臉，從來不在背后說彼此一句坏話——”我有些發愣，這兩個大寶貝，當年都是混畢業的，那种，打電動玩具出來的，那种，看書不用腦子只用眼睛的，絕對不是讀書人，可是——對于金錢，他越來越淡了，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對他人，卻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鮮好表，万華地攤上買來的，見人就要伸出來顯一顯，我猜那是“ＣＯＰＹ”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護得緊，妻子也很疼愛——也确是一位可敬可愛的婦人。那輛長長的面包車很老爺了，是父親母親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車，假日東家接西家送，當年的煩人和銳气就如他的体型，由瘦長到微胖，是一個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子，口頭語，在從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說傷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憫”。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動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嚇大哭扑在媽媽的怀里，我气得發抖，想打他，并沒有真動手。那几日看見他，我不跟他說話，他的臉，十分羞慚，穿鞋子的時候總是低著頭。那几日，母親對他也很冷淡。我們絕對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們不能琴棋書畫和談人生，一說這些，他就很不耐煩，就如他當年那輛可怕汽車的顏色一樣，他偏說汽車是將人載到目的地的、性能好就好，外形什么重要。奇怪的是，他又愛看崔苔菁，這位敬業的藝人是他的專情歌星，崔苔菁并不實用——對他。 他不看我寫的文章，他對我的稿費，卻付出了极大的欣賞与關心，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會心疼，背地里嚕嚕蘇蘇，說我對己太節儉。當我下決心要買一台錄影机的時候，他怕我后悔，當天便替我搬了回來，又裝又教又借錄影帶，然后收錢，含笑而去，說我對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罵他是一种一生的習慣，并沒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車子，他將我一開開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長的門口徘徊，里長不在家，他有些悵然的离去。這個人，我不罵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門，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華看夜市。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為万華我也愛去，一個又雜又深又活潑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說可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別人的，那种催眠的東西。我也想，我的書不可讀，“娃娃看天下”總可讀吧，他不，他卻看卡通片。 學校開母姐會，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著太太，打扮得整整齊齊去看孩子的老師，竟然還敢說話，請老師少留功課，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們有一個快樂而糊涂的童年。那個可敬的老師，對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課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圣什么誕節的，姐姐為了給小弟的孩子一個未來的回憶，興沖沖的抬了一棵樹來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的在樹下堆滿了各人的禮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個秘密在樹下。那棵樹，披頭散發，紅綠燈泡一閃又一閃。我一看便生气，塵世艱辛已久，磨人的事已經夠多，再來應景，也去買禮物送家人，万万沒有這份精神与心力，我很難堪，也真，也做得臉皮夠厚，二十二日便逃离了台北，不回去過什么節。走的時候，自圓其說：“心里愛就夠了，表面的不做，雪中送炭胜于錦上添花。”小弟回了一句：“你不做，人家怎么知道？”我走了，走到中部鄉下去看老厝，沒有回來。家里太吵，精神衰弱。 那個他，卻存心要給他一樣東西，不為過節。他也坦然，說：“我不要皮鞋，我要皮帶，你送，我干脆指定。” 于是，大街小巷百貨公司去找，要一條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帶送給一個微凸的肚子去用，一心一意的去找。 圣誕節過了，除夕也沒有回家，元旦之后在獅頭山和三峽，听人講客家話看寺廟，我沒有回家。 昨天姐姐來電話，說那輛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車又載了十几口出去吃飯——我們家人喜歡吃飯。在餐廳里來了一個小妹妹賣玫瑰花，那些花，枯了，陪襯的“滿天星”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小女孩穿著國中制服出來賣花，一桌一桌的走，沒有人理她——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 他不忍，招手喚了過來，笑著買了兩束，全家人都在看他，他不大好意思，解釋說：“一定賣了好几天了，不然花不會枯，賣不出去血本無歸，我們買下，也是安心。” 這個人，這個當年在成長時被我憎恨的大俗人，在去年還不肯將他列入朋友的他，一點一點進入了我的心，手足之外的敬和愛，那优美卻又平平凡凡的品格，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啟示和光照。今年，我也不敢講我能夠是他的朋友，因為我自卑——在他和他好妻子的面前。 我要把這篇文章，送給我的大弟，永風堂陳家二房的長子。大弟，永遠不會看我文章的你，你看了這一篇，也是會打瞌睡的，睡覺對健康有益。預祝你大年初七，生日快樂。對不起，當年的那一血掌。今生今世，我要對你的一雙女儿盡力愛護，算作一种不能補償的歉，謝謝你，你教了我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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