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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室像游樂場


  當我的車子開進校園中去找停車位時,同學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樹下掠過。我把車子鎖好,發足狂奔,開始追人,口里叫著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時,拍的打他一下,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學不過三五次,對于這种學校生活已經著了迷。初上課時以為功課簡單,抱著輕敵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課事實上算不得什么,老師艾琳也是個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課后的作業留得那么多,几十頁的習題加上一個短篇小說分析,那不上課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覺得,自己還是個很實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條都好好寫,小說里的單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這樣認真的念書,雖然什么目的也沒有,還是當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樣,比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書籍,再把一大盤各色糖果放在桌上,這才對阿敏說:“剛才停車場邊的那只松鼠又出來了,看到沒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這個英文字,我就形容給他听:“是一种樹林里的小動物,有著長——長——毛——毛的尾巴,它吃東西時,像這樣……”說著丟了一顆糖給六十歲的阿敏,接著自己剝一顆,做松鼠吃東西的樣子。阿敏就懂了。這時第三個同學走進教室;必然是我們這三個最早到。伊朗女同學一進來就喊:“快點,拿來抄。”我把習題向她一推,她不講話,口里咬著水果糖,嘩嘩抄我的作業。
  在我們教室的玻璃門上,學校貼了一張醒目的告示,嚴重警告:“在這個區域里,絕對禁止食物、飲料,更不許抽煙。”
  上學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個頭發上打大蝴蝶結的以色列同學阿雅拉。
  阿雅拉念書時含含糊糊的,我問她:“你怎么了?”她把舌頭向我一伸,上面一塊糖果。我們的老師艾琳在第二節課時,開始斜坐在大家的橢圓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當我發現老師的飲料時,心里十分興奮,從此以后,每次上課都帶一大盤糖果。
  彩色的東西一進教室,大家都變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揀揀的,玩得像真的一樣。老師對于糖果也有偏愛,上課上到一半,會停,走上來剝一顆紅白相間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們全班念書時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這個班上,日本女同學是客气的,我供應每天三塊美金的甜蜜,她們就來加茶水和紙杯子。這一來教室里每個人都有了各自的茶葉包。老師特別告訴我們,在走廊轉角處有個飲水机——熱水。就這樣,我們在那“絕對不許”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師。
  在我們的班上,還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長桌兩端的人,各自講話。同國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靜。男生只有三個,都是女生主動去照顧他們,不然男生不敢吃東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間,所以左邊、右邊、對面、旁邊的同學,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講話。下了課,在走廊上抽煙時,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時刻,講的內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費滋杰羅,福克納,海明威……這些作家的東西,只有跟老師談談,心里才舒暢。
  上課的情形是這樣的:先講十分鐘閒話,同時彼此觀賞當日衣著,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學,就得站起來轉一圈,這時大家贊歎一番。衣服看過了,就去弄茶水,如果當日老師又烘了個“香蕉蛋糕”來,還得分紙盤子。等到大家終于把心安定時,才開始輪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個同學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這一個。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經可以下課。
  第二堂必有一張漫畫,影印好了的,分給同學。畫是這种的:畫著一個人躺在地上死了,旁邊警察在交談。其中一景是個警察的手槍還在冒煙。開槍的警察說:“什么,一個游客?我以為是個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這兩個字發音很接近,就給誤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蘇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學們看了這張漫畫,都會笑一陣。不笑的屬于英文特糟的兩三個,大家又去把他們教成會笑,這二十分鐘又過去了。
  接下來一同讀個短篇小說。
  我在這短篇小說上占了大便宜,是因為老師拿來給我們念的故事,我全部念過,雖然如此,絕對不會殺風景,把結局給講出來,甚而不告訴他人——這种故事我早就看過了。
  看故事時大家像演廣播劇,每一小段由同學自動讀,每個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學修養在這時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說時,教室里一片肅靜。
  這些故事,大半悲劇結束。我們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師說:“文學的結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難過。”
  有一天,我們又念著一個故事;書中一對結婚六十年的老夫婦,突然妻子先死了。那個丈夫發了瘋,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這樣,那老人在鄉村与鄉村之間流浪了三年,白天吃著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個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見他的太太站在一棵開滿梨花的樹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發現老人跌死在懸崖下。那上面,一樹的花,靜靜的開著。
  當我們讀完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時,全班有好一會儿不想講話。老師等了一下,才說:“悲傷。”我們也不吃糖、也不響、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鐘后,有個同學把書一合,說:“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別走。”我說:“我們可以來修改結局。”
  我開始講:“那村庄里同時住著一個守寡多年的寡婦,大家卻仍叫她馬波小姐。這個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爐火邊給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靜的夜晚,除了風的聲音之外,就听見那個瘋老頭一聲一聲凄慘的呼喚——馬利亞——馬利亞——你在那里呀——。這种呼叫持續了一整年。那馬波小姐听著听著歎了口气,突然放下編織的毛衣袖子,打開大門,直直的向瘋老頭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聲說:“我在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飯——你這親愛的老頭,是回家的時候了。”
  說完這故事,對面一個女同學丟上來一支鉛筆,笑喊著:“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絲蒂里面的馬波小姐配給這篇故事的男人了。”
  這以后,每念一個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結局。老師突然說:“喂!你可以出一本書,把全世界文學名著的結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沒有了悲傷,全是喜劇結尾。下課時,彼此在雨中揮手,臉上挂著微笑。
  沒多久,中國新年來了,老師一進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們來過年吧!”
  “什么年哦——我們在美國。”我說。
  “你們逃不過的。說說看,要做什么活動送給全班?”老師對著月鳳和我。
  “給你們吃一盤炒面。”我說。
  大家不同意,月鳳也加了菜,大家還是不肯,最后,我說:“那我要演講,月鳳跟我一同講,把中國的年俗講給大家听。”
  “什么羅——你——”月鳳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給她,她臉紅紅的不語了。
  那一個下午,月鳳和我坐在學校的咖啡館里,對著一張白紙。上面只寫了一個英文——祖宗。
  “怎么講?”月鳳說。“從送灶神講起。”我說。“灶神英文怎么講?”月鳳說。“叫他們夫妻兩個廚房神好了。”我說:“不對、不對,還是從中國的社會結构講起——才給過年。”
  兩個人說來說去,發覺中國真是個有趣而充滿幻想的民族。這一來,不怕了,只擔心兩小時的課,不夠講到元宵花燈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們跑到教室去過中國年。艾琳非常得意擁有月鳳和我這种學生,居然到處去宣傳——那學校中的老師們全來啦!
  我跑上寫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葉子給畫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灣,當然特別畫得大一點。
  在擠滿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鳳的肩膀,兩人很從容的笑著站起來。
  開場白是中國古老的農業社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國人忙完了一年。開始過節。年,是一种怪獸……。
  在听眾滿眼元宵燈火的神往中,我們的中國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寫字板上。同學拚命問問題:“我屬豬,跟誰好一點?”“那屬蛇的呢?屬蛇的又跟那种動物要好?”
  那些來听講的老師們有些上來跟月鳳和我握手,說我們講活了一個古老的文明。
  艾琳簡直陶醉,她好似也是個中國人似的驕傲著。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說:“恭喜!恭喜!”我在她耳邊用西班牙文說:“這是小意思啦!”
  月鳳跟我,在這几班國際學生課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師都去他們的班上為我們宣傳。這种事情,實在很小家气,土啦。
  從月鳳和我的演講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讀書方法——演說。人人爭著說。
  我們打招呼、看衣服、讀文法、涂漫畫、改小說、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國一國的文化開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動的旋轉馬。每一個人騎在一匹響著音樂的馬上,高高低低的旋轉不停。我快樂得要瘋了過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場電影——《遠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進教室就在亂喊。跑到牆上把電影院廣告和街名都給用大頭釘釘在那儿。又說:“午場便宜一塊錢。”
  那天的話題變成電影了。
  艾琳進門時,我又講。艾琳問我哭了沒有,我說哭了好几場,還要再去看。
  這一天下午,我們教室里給吵來了一台電視机和錄放影机。以后,我們的課又加了一种方式——看電影。
  在這時候,我已經跑圖書館了,把《遠离非洲》這本書給看了一遍,不好,是電影給改好的。我的課外時間,有了滿滿的填空。吞書去了。
  我開始每天去學校。
  沒有課的日子,我在圖書館里挑電影帶子看,看中國紀錄片。圖書館內有小房間,一個人一間,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職員來換帶子。我快樂得又要昏過去。
  我每天下午在學校里游戲,餓了就上咖啡館,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學校生活開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課偷偷喊我,去參加她家的猶太人節慶。日本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去吃生魚片。伊朗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來家里嘗嘗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來喝巴西咖啡。月鳳下了課,偷偷喊我,給我五個糯米粿。
  艾琳下了課,偷偷喊我——又來一本好書。
  咖啡館的那一群散了會,偷偷喊我——我們今晚去華盛頓大學听印度音樂再去小酒店。
  我變成了一個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圖這陌生的城郊。“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賊。”在艾琳的辦公室門口,我捧著一杯咖啡對她說。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說:“哦,我在美國土生土長了一輩子,只有一個朋友。你才來一個多月,就忙不過來。”
  “你也快要忙不過來,因為我來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對她說:“親愛的。”
  說完赶快跑。情人節快到了,要嚇她一次,叫她終生難忘我們這一班。
  “嘩,那么美麗的卡片!”班上同學叫了起來。
  “每人寫一句話,送給艾琳過情人節。”我說。
  那張卡片尺寸好大,寫著——送給一個特別的人。全張都是花朵。夸張的。
  “這种事情呀,看起來很無聊,可是做老師的收到這類的東西,都會深——受感動。”
  “你怎么知道?”有人問。
  “我自己也當過老師呀!有一年,全班同學給了我一張卡片,我看著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哎!”我說。
  大家上課時悄悄的寫,寫好了推給隔壁的。我們很費心,畫了好多甜心給老師,還有好多個吻。這种事,在中國,打死不會去做。
  等到第二節上課時,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張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著一罐汽水走進來。
  當她發現那卡片時,咦了一聲,打開來看,嘩的一下好似触電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聲說。
  同學們靜靜的等待老師的表情,都板著臉。
  那老師,那《讀者文摘》一般的老師,念著我們寫的一句又一句話,眼淚嘩嘩的流下來。
  “哦——艾琳哭了。”我們開始歡呼。
  另一班的老師听見這邊那么吵,探身進來輕問:“發生了什么事嗎?”
  當她發現艾琳在站著哭時,立即說一聲:“對不起。”把門給關上了。她以為我們在整人。
  這一回,艾琳和我們再度一同歡呼,大家叫著:“情人節快樂!情人節快樂!”
  于是我們推開書本,唱向每一個同學,大家輕輕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聲音。抱到月鳳時,我們兩個中國人尖叫。
  在咖啡館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過;我向她揮揮手,吹一個飛吻給她。她笑著,吹一個飛吻給我,走了。我下課也賴在學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師哎。”我對一位同桌的人說。他也是位老師,不過不教我的。
  我們同喝咖啡。
  “你們這班很親愛啊。”這位老師說。
  “特別親愛,不錯。”我說。
  “我听說,有另外一個英文老師,教美國文學的,比你現在的課深,要不要下學季再去修一門?”這位物理老師說。“她人怎么樣?”我小心翼翼的問。
  “人怎么樣?現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學問的。”這位老師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讓我想一想”我喊著,可是手臂被那老師輕輕拉了一下,說:“不要怕,你有實力。”
  我們就這樣沖進了一間辦公室。
  那房間里坐著一位特美的女老師——我只是說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紹一位同學,她對文學的見解很深,你跟她談談一定會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這位物理老師彎著腰,跟那坐著不動不微笑的人說。我對這位介紹人產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聲:“是嗎?”
  我立即不喜歡這個女人。
  “你,大概看過奧·亨利之類的短篇小說吧?”她很輕視人的拿出這位作家來,我開始气也气不出來了。“美國文學不是簡單的。”珍也不再看我們兩個站在她面前的人,低頭去寫字。
  “可是,她特別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沒有一個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個男老師還要自找沒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說:“我可不是你們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來上課,可得早些去預排名單,不然——”
  “不然算了,謝謝你。”我也不等那另一個傻在一邊的物理老師,把門嘩一拉,走了。
  在無人的停車場里,我把汽車玻璃后窗的積雪用手舖舖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館里拿來的白糖,把雪拌成台灣的清冰來吃。
  那位物理老師追出來,我也不講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給他,說:“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點。”他說。
  我回答他:“沒受傷。”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進車里開走了。開的時候故意按了好長一聲喇叭。我就要無禮。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陽台上把雪捏捏緊,做了三個小小的雪人。遠遠看去,倒像三只鴨子。我打開航空信紙開始例行的寫家書。
  寫著:“幸好我的運气不錯,得了艾琳這樣有人性又其實深刻的一位好老師,雖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慘羅!下學季還是選她的游樂場當教室,再加一堂藝術欣賞。不必動手畫的,只是欣賞欣賞。下星期我們要看一堂有關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風幻燈片,怎么樣,這种課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紀錄電影。對呀!我們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見!情人節快快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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