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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過去了。 北京的陰歷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變了方向，天气又快涼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節的前奏。鬼節總帶給人一种肅殺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肅殺關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這天立秋正是陰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樣，還沒舖上石板。雖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還是前清時的老樣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時候就像香爐，一陣風刮來，就天昏地暗；雨天時候就像醬缸，一腳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著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個人都得走。為他們的現在与未來而走。但有一個老人不這樣，他在為過去而走。 十五年來，他每次來北京，都要一個人來菜市口，望著街上的浮上、望著西鶴年堂老藥舖，凄然若有所思。他兩腳踩的泥土，本該是他當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鶴年堂老藥舖前面，也正是監斬者坐在長桌后面、以朱筆勾決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過了這一劫，除了西鶴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對老眼，當年的物證人證，已全化為泥土。西太后化為泥土、監斬官化為泥土、六君子化為泥土，整個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進步、絕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單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別間、舊恨新愁里，面對著老藥舖，在泥土上印證三生。 這一次來北京、來菜市口，他已經六十九歲了。中國的時局又陷入新的混亂，北方的舊大將走馬換將、南方的新軍閥誓師北伐，來勢洶洶，中國的一場新浩劫或几場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來日無多，又不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為之計。他這次來北京，感覺已和過去不同，過去每次來，都有下次再來的心理，可是這次卻沒有了。他覺得他与北京已經緣盡，這次來，不是暫留、不是小住、不是怀舊，而是告別、永別前的告別。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別、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別、向過去的自己告別。 离開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門外大街南口，走進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側，一座地勢低矮的房子出現了，那是譚嗣同住過多年的地方——瀏陽會館。會館里的莽蒼蒼齋，三十年前，正是他們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多少個白天、多少個晚上、多少個深夜，他和譚嗣同等志士們在這里為新中國設計藍圖。三十年，這么快就過去了，莽蒼蒼齋老屋猶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動的是照料會館的老佣人，在收了這位陌生老先生的賞錢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紹。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說三十年前，這是大人物住過來過的地方。他吃力的細數莽蒼蒼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現了“一位康先生”。他做夢也夢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淚站在他的身邊。 莽蒼蒼齋的匾額還在，旁邊的門聯，卻己斑駁不清，但他清楚記得那門聯上的原文。當時譚嗣同寫的是“家無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覺得口气太大，要譚嗣同改得隱晦一點，譚嗣同改成“視爾夢夢，天胡此醉；于時處處，人亦有言”。他大加贊賞，認為改得收斂。如今，三十年過去了，譚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視爾夢夢”的，正是他自己。“再見了，莽蒼蒼齋；再見了，复生。”這里塵封了他們早年的歲月、這里寄存了當年救國者的歡樂与哀愁、這里凝結了譚嗣同被捕前的剎那，在那從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欽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過客，只有舊屋還活現主人，而主人自己，卻長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蒼蒼的草莽里，默然無語，“人亦有言。” 在陰天中，他又轉入西磚胡同南口，沿著朱紅斑駁的牆，走進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來北京，就住在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就愛上附近的這座古廟。廟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寶殿，在寬闊的平台前面，有台階，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勢雄偉。他最喜歡在舊碑前面看碑文和龜趺，從古跡中上溯過去，渾忘現在的一切。過去其實有兩种，一种是自己的過去、一种是古人的過去。自己的過去雖然不過几十年，但是因為太切身、太近，所以會帶給人傷感、帶給人悵惘、帶給人痛苦。從菜市口到莽蒼蒼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難受；但古人的過去卻不如此，它帶給人思古的幽情、帶給人凄涼的美麗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會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匯之中，也會令人有蒼茫之情、滄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滯于一己与小我，顯得浩蕩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雙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過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傷感、悵惆、痛苦之情升華，對人生的悲歡离合，有更達觀的領悟。“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正因為結局是從今而古、從古而無，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來怀古，反倒不是減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減少，但一旦銜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變得拉長、變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為塵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塵，你不再那樣孤單，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樣孤單。你是他們的一部分，而他們是自古以來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時候，你不再為他們的殉道而傷感、悵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會為殉道于此的謝仿得而傷感、悵惆、痛苦，你也不會跟謝枋得同仇敵愾，以他的仇敵為仇敵。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單純的、不拖泥帶水的敬佩。那种升華以后的蒼茫与滄桑，開擴了你的視野，綿延了你的時距，你變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單一人，獨自在古廟中求之，而那古廟，對他說來；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來法源寺看古碑了。”說話聲音來自背后，康有為轉身一看，看到一個中年人，在對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著分頭，但有點雜亂，圓圓的臉上，戴著圓圓的玳瑁眼鏡，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點鷹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著一排胡子。下巴是刮過的，可見頭發有點雜亂，并非不修邊幅，而是名士派的緣故。他身穿一套褐色舊西裝，擦過的黑皮鞋，整齊干淨，像個很像樣的教授。 康有為伸出手來，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問：“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滿天下，當然知道。”中年人笑著說，非常友善。 “你先生見過我？能認出我來？”康有為問，“你剛才說我‘又’來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來過？” 中年人笑起來，笑容中有點神秘。他低下了頭，又抬起來。兩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著康有為。慢慢他說： “我當然認得出康先生，在報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況，我還見過康先生，不過，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記得了。” “多早以前？” “算來康先生會嚇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說，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為圓睜了眼睛，好奇地間：“可能嗎？看你先生不過四五十歲。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歲，你十多歲時見過我？在哪里見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這法源寺里。就在這石碑前面。” 康有為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細端詳著、端詳著。“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當年法源寺當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為愣住了。他大為惊訝，仔細盯住了對方。突然間，他擁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記得你！我記得你，你就是那位從河南逃荒出來、被哥哥放在廟門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為，眼睛濕了。抱了一陣，兩人互抱著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詳著。中年人贊賞地搖搖頭：“康先生博聞強記，真名不虛傳，康先生記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個小和尚，你還記得。” “也不是記性多好，而是你當年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為雙手拉著中年人的雙手：“你當時叫什么來著，你叫一一” “普淨。我叫普淨。” “對、對！你叫普淨，你叫普淨！” “普淨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為又一次大為惊訝，他用手指點著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嗎？” 李十力笑著點了點頭，“教授倒是濫竿，名則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為說，“大家都知道中國現代有個搞‘新唯識論’的大學者，我也一直心儀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緣一見的，原來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見過的小法師啊！久別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說‘景不徙’，《庄子》中說‘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都是把過去的投影，給抽象的凝聚在原來地方，表示形离開了，可是影沒离開。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現在這儿，我們簡直給古書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證了。” 康有為拍著李十力的肩膀，笑著說：“你說得是。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師也不在了。余法師若活到現在，也八十開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壽。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師八十冥誕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師八十冥誕，廟上一定有紀念儀式吧？” “設了一個禮堂，大家行禮。這几天我從學校過來，住在廟上，一來幫忙照料，二來也清淨几天，好好想些問題。正好碰到康先生來廟上，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 “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這次從青島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勵准翰林請我吃飯，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變我出亡上輪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國人開來兩條兵艦救康有為，可是沒人認識康有為。正好袁勵准在船上，經他指點，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勵准近三十年不見了，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畫家溥儒，當場畫了幅英艦援救圖，我還題了字。當時大家都說再見到近三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真值得慶祝，沒想到才過了一天，就見到你這位近四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了。我們也該慶祝一下。怎么樣？等我到禮堂先向余法師行個禮，如蒙賞光，我們就到附近吃個小館。” “承蒙康先生賞飯，是我的榮幸。不過今天廟上備有素席，我們就在廟上吃吧。現在時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禮吧！” 禮堂設在一個想不到的地方——廟上最后一進的藏經閣。原因是余法師生前說他讀書沒讀夠，死后盼与書為伍。廟上的人為了成其遺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經閣。閣前有百年古銀杏一棵，枝干搓丫，蔭覆半院。階前有兩株西府海棠，也兩百多年了。當年大詩人龔定盦有一天整理舊物，發現一包這兩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詞，寫道： 人天元据，被儂留得香魂住。 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千年。 千年千里，鳳痕雨點斕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這位天才橫溢的大詩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師“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歸古廟；他死后二十六年，他當年的小徒弟与一飯之緣的康有為，并肩而至，來向他行禮了。 飯廳還是當年的老樣子，方形紅漆桌仍舊簡單而干淨。牆上謝枋得的絕命詩還在挂著。從焦黃的紙張与墨色看，已經無從斷定它的年代。當年余法師說它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對它也沒什么。這廟里到處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歲月只有對生命有意義，一旦物化，彭殤同庚、前后并壽，大家比賽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經在燭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風吹雨打中存在；而廟中那最古老的兩個蓮瓣形的青石柱礎，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憫忠寺時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這兩個石礎，令人据之想像當年。從它們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們想像到古廟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兩個石礎，從個体存在中憑吊它們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師個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實在”，在飯廳中，他一直是他當年的小徒弟与康有為的活題。 康有為問：“余法師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說他死在庚子拳變里，并且還是死在廟門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點點頭。沉思了半晌，才開口說話： “我師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清楚全貌，但是也連接得有了輪廓。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見到我師父那年，他正四十一歲，那時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歲出家。三十歲以前的事，他絕口不提，我問他，他有一點凄然，只是說：‘我三十歲以前的歷史，有一天你會知道。’師父平時修養功深，總是平靜和煦，可是問到他的過去，他就皺著眉頭不愿說，那种平靜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來我就想，師父年輕時一定受過一次大刺激，才會看破紅塵，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雖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來，還面現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關。直到師父死后，我才銜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師父在這桌上吃飯那一次嗎？吃飯時我師父只把蛋給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問他為什么，他說他出家人吃全齋，所以連蛋也不吃。當時我插嘴說我和師父一樣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師父說我還年輕，需要營養，該吃蛋。并說我那時年紀大小，還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問那我什么時候算，師父說你不一定要算。我問為什么，師父說因為你不一定要在廟里長住。當時我緊張起來，問師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師父說，不是，當然不是。師父說他只是覺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廟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時候我十六歲，十年以后，師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開廟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來我師父雖是義人余家的后人，可是從小就喜歡活動，喜歡結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說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隱諱的，事實上，他十五歲就离開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義陣營——太平天國。由于他小時候念過些書，粗通文墨，便被‘長毛賊’看中，做了石達開幕中的小師爺。太平天國內訌，石達開出走，他也一直追隨。后來到了四川，日暮途窮。石達開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來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沒想到余法師是‘長毛賊’，并且跟石達開有那么親近的關系。”康有為插了一句。 “更沒想到的是，他跟石達開僅存的女儿有過一段生死戀，可是傳說在官兵打來時，他對石小姐見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們看不起，但是誰想到三十年后，他卻勇敢的義救王五，被義和團暴民砍死在法源寺這里的石階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偉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為贊美著，“可惜余法師年紀大了、死了，不然的話，他也許跟你走上同一條路。”“是嗎？”李十力怀疑著，“我看我師父如果肯出來，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這一條——他畢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時代的人。” “你不和我們同一時代嗎？” “不瞞康先生說，我不跟你們同一時代，你們把自己陷在舊時代里，我卻比較能夠開創新時代。例如我參加革命，辛亥革命時，我就正在武昌從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來，發現中國還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徹底。要救中國，只有再來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產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隱瞞，但請代我隱瞞，我在五年前，就參加了這种革命了，那時我四十九歲，做為革命党，年紀好像太老了一點，可是李大釗說我參加過辛亥革命，如今又參加共產党革命，這种轉變与進步，有示范的意義，因此也歡迎我加入。我現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卻是革命党。不過，不論教書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拋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塵緣。塵緣久了，我就到廟里來靈修几個小時。 “我每次回到廟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師父的世界。我喜歡法源寺，喜歡過廟里的清淨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終老在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淨不了几個小時，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來自佛法的正覺、來自我師父的督促、來自我內心的吶喊，使我譴責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來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難所，法源寺是一個前哨、一個碉堡、一個兵工厂。雖然我那么喜歡去做楊仁山，去弘揚佛法，但是，我自己永遠無法只做廟里的人，沒有自己的參与，弘揚又怎么夠？有時候，參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地獄外邊弘揚十句，不如朝地獄里面邁進一步。二十八年前，譚先生為這种佛理做了最偉大的先行者，他為走改良的路而死，卻以身首异處，指示我們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參加了辛亥革命；五年來，我又參加了共產党的革命。從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從三十九歲參加到五十四歲，做為革命党，我有點年紀大了，但是，我無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沒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盡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還廟，完成我在法源寺終老的心愿。不過，看到國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許有一天，我不能老著回來了，如能死著回來，那便像袁督師那樣能在廟上過個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這番話，康有為沉思不語。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著院中的丁香，別有所思。半晌過后，他轉過身，直視著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們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實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們那一代的所謂造反。造反也不過殺頭。但我們沒造反，還不是殺了頭。后來譚嗣同他們死了，你們都相信改良是一條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嗎？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雖然改良的基礎——兩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養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得七零八落、但是，魯莽滅裂的救國方法，還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慘痛的、是我們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來的。清朝天下造了兩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點規模，你們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來嗎？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頭來，造到千万人頭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時候再后悔也來不及了。” “康先生的話，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說，“但是，我們又有什么選擇？我們的處境，就好像我小時候在家鄉逃難，任何可以聊慰饑渴的，我們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們不敢說我們今天信的主義，一定可行；但是我們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們一定要去試一試 “國家大事，”康有為打斷他的話，“豈可以嘗試出之？試出麻煩，誰負責？” “我們負責。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們負責一樣。你們當年豈不也是試一試？” “我們是試一試，但我們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們呢，你們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嗎？” “流血是難免的，值不值得要看從哪個角度看。即使你們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現在看來，你們二十八年前的試一試，是否值得，也不無可疑。其實你們的試一試，在大前提上，就全錯了。你們以為說動光緒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實，即使光緒皇帝有心變法又怎樣？那么大的集團中，覺悟的只有他那一個人，一個人又能怎樣？你別忘了，他們是一個大集團，一個靠著壓迫別人的不平等与保護自己的特權共生著、互利著的大集團。整個大集團不能改變，一個人的覺悟，鬧到頭來，只是一場悲劇而已。一個人帶著一個大集團做坏事，坏事對大集團有好處，雖然不合正義，他會得到擁護；可是，一個人帶著一個大集團做好事，好事對大集團有坏處，雖然合乎正義，他會得到反對。西太后正代表著帶著大集團做坏事的前者，光緒皇帝正代表著帶著大集團做好事的后者，結果呢，光緒皇帝到頭來會發現他代表不了大集團，大集團僵在那儿紋風不動，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義者嗎？好的，但理想主義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繼續同流合污，帶頭共謀大集團的私利，不這樣干，卻想更上層樓，到頭來會發現，沒人同你上樓，你想下樓，梯子也給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經史，但你沒注意到，我們中國政体是：個最缺少變法彈性的政体，中國的政治有一個底色，那就是當政集團，當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也有特色，特色也許是家族、也許是宦官、也許是士大夫、也許是滿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團，不只是個人。集團中任何一兩個人的覺悟，如果只是個人，都沒有用，這個個人甚至是集團的頭子也不行，除非整個集團變色，但整個集團變色談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觀念早就封殺了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視了中國政治中這种集團特色，忽略了滿洲人的集團特色，你犯了中國變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為只要上面說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變法了。你把問題看得大簡單了。你想跳過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個中間集團而想和平轉變，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轉變不能靠一兩個覺悟的個人立竿見影，你必須得先改變那個集團，但集團又十九不見棺材不流淚，所以談變法，簡直走不通。 “王安石變法，上面說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團反對他，大臣文彥博向皇帝說過一句話，文彥博說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這話說得一針見血。想改革，你想越級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層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層通不過，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滿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鴉片煙。道光不是坏皇帝，他儉朴，朝服破了要人補，不換新的，他連唱戲都不准，禁止一切浮華。鴉片煙危害中國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煙，最上層的大官也都沒話說，可是下層因為有利可圖，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鴉片進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來進口超過七倍，四万多箱，為什么？中國官商有利可圖，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風，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這么說，你又怎么解釋俄國呢？俄國在彼得大帝時代，豈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帶頭嗎？可是俄國人卻成功了。”康有為不服气。 “不錯，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緒皇帝的處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雖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歲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攝政，而不是像光緒皇帝那樣碰到大他三十六歲的大姨媽的四十七年專權。這是不能比的。反正，總歸一句話；中國是一個最難變法的民族，能在中國搞變法，縱是大英雄豪杰也沒辦法。所以，為中國計，絕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們要用霹靂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國人：當一個政權從根爛掉的時候，它不能談改良，當它肯改的時候，都太遲了。就如一個人在被逼得沒法的時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時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遲了。我們不要相信這种政權會改良，我們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一切問題！” “照你把革命說得這么神奇、這么包醫百病，”康有為夷然說著，“那么，照你說來，你對我們過去的作為，一筆抹殺了？” “也不是。你們是我們的先行者。沒有你們，哪有我們。改良失敗的終點，其實正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你們證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個人的死，證明了一條國家大事的路走不通，這是多么幸運、這是多大的功德？也許有一天，我們千万人頭落地，才能證明此路不通，那時候，我們真愧對你們、愧對人民、愧對中國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著說，他手指著康有為，“是你個人顯示給我們的特殊意義。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長壽，近三十年來，你雖然被我們拋在后面，認為你落伍了，但你畢竟曾在我們前面，你是我們的先知、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來，時代跑得比你快，先知變成了后衛，但你仍是一面鏡子，從你那儿，才看清了我們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長壽，活到今天。從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國，卻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團。 “人們談西太后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只談他們當政后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后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我覺得他們這個集團本質是反動的、無能的、低能的，他們自己做出來，實在沒有什么高明的，所以從這個觀點談來談去，都乏善可陳；但如果從另一個觀點，就是他們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觀點來看，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面來看，而該從反面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惊訝的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污，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后，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后遣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于先，又到處拉大便于后，他們的可惡，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實更多。他們是一塊頑固的絆腳石，自己不前進，卻又使別人不得前進。你正好為這一局面做了證人，直到今天，還清清楚楚的證明給人們看，頑固的絆腳石政權，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時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時候你就朝下、她走運的時候你就倒霉，你生來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難解難分。如果同鑄在一塊硬幣上的比喻恰當，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兩面，代表了你們那時代，如果沒有了她那一面，這塊硬幣，也不能在市面上當一塊錢用了。不錯，雖然在市面上這塊錢不能用了，但它變成了變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歷史的价值，不是現實的价值、實用的价值。” 康有為突然一惊，兩眼茫然地望著李十力，專心听李十力繼續說。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盡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于同一個時代，也象征同一個時代、也构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面沒有了，你這一面，代表的只是斷代，不是延續；只是結束，不是開始。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么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气一好再好、她長壽、她只比你大二十三歲，一輩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幣永遠朝地朝下。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時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紀里最后一個先知，但二十世紀一來，你就變成了活古董。 “你命運注定要為時代殉難，你超不過你的時代；譚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為時代殉難了，你身体活下來，但你的精神卻早已同譚嗣同一塊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為茫然不語，想了很久，只說了六個字： “那么，梁啟超呢？” “梁啟超不同。梁啟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時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樣翻新：他十六歲前是神童式的小學究，碰到你，大夢初醒，搖身一變變成維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開，擁護民國，變成共和派，比革命党還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變、絕不頑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號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戰’，一點都不難為情。尤其在你和張勳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當仁不讓于師’，罵你是‘大言不慚之書生’，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啟超和你不同，嚴格說來，他和西太后不屬于同一個時代，而你，你卻跟西太后同一個時代。他從那個時代變出來，你卻陷在那個時代。我無法說這是宿命，但這真像是一种孽緣，就好像我們中國神話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這座山，是一种偉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這座擋住他的大山，則是一种孽緣。我說你和西太后同一個時代，她就像那座擋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終生在你眼前攔路。你的整個青春都浪費在開路找路上面，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沒有這條攔路虎、這塊絆腳石，你們的青春与才干一開始就可以用來為中國建國，不會浪費。 “你的不幸也許是跟他們相見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搶灘時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賽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終點，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場。你生來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變本質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點那邊西太后知道、榮祿知道、袁世凱知道，這邊譚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緒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論上，除非奇跡，政變一定失敗，政變失敗，你一定死，最后光緒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跡，你沒死，但并非說明你不該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濺血時候一起結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實上你沒死，但在感覺上和理論上，你早已是古人。人們看到你，是看到歷史，你并不比戲台上的你更真，報上說南邊演戊戌政變的戲，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淚洒戲院。其實，戲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卻已經變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們古剎結緣，近四十年后又再續前緣于古剎，今天以后，可能勞燕分飛，此生相會，恐已無多，我一定要講出我心里的真話，來給你康先生做歷史定位。佛門里說：‘有情來下种，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种，無性亦無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們重逢的‘果’，讓我們最后以‘無情’道別，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見的因緣。也許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歸骨于法源之寺，那時候，我們再來相會，也應了譚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點，康先生說是嗎？” 康有為面容悲戚，無奈地點了點頭。他走出法源寺的時候，譚嗣同的舊句，一直在他嘴邊： 柳花夙有何冤業， 萍末相遭乃爾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墮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滄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墮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還在今天補上當年的小普淨！普淨今天的一席話，使他突然頓悟到：他的一生，總是与時代相錯，不是早于時代，就是遲于時代。在三十年前，人們說他是洪水猛獸；在三十年后，人們說他是今之古人。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他不同意他已遲于時代。他深信他的救國方法，“我們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們呢？他們要千万人頭落地，落地以后，還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國陸沉魚爛之慘，才能有個眉目。當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運。中國三十年前在舊一代的禍國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禍國者手里，現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來救國，救國者要打倒禍國者，像普淨這种人，他們的真誠、他們的熱情、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勇于犧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沒問題的。問題是誰能把握住未來的發展，會如其所愿？設計未來是容易的，從設計角度看，他不相信時代跑得比他快。他現在還是先知，他寫的《大同書》，二十万字之多，是對世界未來最詳盡的設計。他十九世紀在中國搞變法，卻在二十一世紀為世界畫藍圖，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遠，在人們只關心朝廷的時候，他關心到中國；在人們只關心中國的時候，他又關心到世界。他總是朝前去了，可是人們還回首朝背后指點他，他覺得好孤立。現在的人們只知道欣賞過去的他；只有未來的人們，才能追怀現在的他。那時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這就是先知的下場，他只有未來，卻只能活在現在。在這次來菜市口、莽蒼蒼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廣東義園，憑吊了袁崇煥的墓，憑吊“有明袁大將軍”，表達他對當年到北京救國而犧牲的廣東前輩的敬意。他登上廣渠門，面朝北，左右望著。廣渠門左邊是袁崇煥的墓地，廣渠門右邊就是袁崇煥為保護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戰的舊沙場。誰能想到，當年拼命在沙場上保護皇帝、人民的人，卻在八個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剮而死。而在執行千刀万剮之時，人民誤以為他是賣國賊，爭著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錢買他的肉來咬！只不過一牆之隔，卻隔掉了多少人間的情義与是非！記得余法師說過：“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個人在群体斗爭的夾縫中，為群体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輪到他康有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說他太前進，民國又說他太落伍，在夾縫中，他也為群体犧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時候說他太前進，他承認；可是民國到來說他太落伍，他卻不服气。原因只是他過去做先知帶路，帶得与人們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現在他做先知帶路，卻帶得与人們距离遠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卻還誤以為他落伍，這不是他的悲哀，這是追隨者的悲哀。自戊戌以來，他亡命十六年、歷經三十一國、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國讀万卷書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個。他深信他的見解是深思熟慮的、是無人可及的。可是，他見解日新、人卻日老，沒人再听他的了，普淨是他最后一個听眾，也是最好的，但普淨不是追隨者。最后，康有為走在落日前面，連追隨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淨送他到了門口，站在法源寺門前，他轉過身，面朝著寂靜的古剎，朱紅的大門半開著，正襯出人的庄嚴和廟的庄嚴。“再見了，普淨；再見了，法源寺。”他有一點哽咽，但還是說完了內心的自語：“你們曾看到我青年的夢幻、中年的夢碎，卻未必看到我老年的夢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會再來了。” 轉過身來，他沒有回頭，但卻揮手告別。普淨眼眶濕了，靜靜地看著他遠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淨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這段路里，他還是走在我前面。” ------------------ 好友：文岭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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