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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斌是閏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車子進了彰義門，照例先行到宮門請安，遞上折子；然后回到預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簡陋，草草安頓，立即草擬奏折，准備舉荐他在夏峰的同門，做過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的耿介，一起來擔負輔導太子的重任。 剛剛拿起筆，忽然有數騎快馬到門，求見湯斌：是一名御前侍衛，傳旨即召湯斌進宮。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時候提起，說是看見湯大人在宮門請安，”那御前侍衛說：“皇上急于想見，吩咐即刻宣召；已經賜了‘紫禁城騎馬’，請湯大人馬上就走吧！” 于是湯斌又向北磕頭謝了恩，匆匆出門；御前侍衛帶了一匹御廄的好馬來，騎上就走，進宮直到景運門前下馬，引入乾清宮西暖閣，皇帝已經等了一會儿了。 行禮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話，他向湯斌這樣致慰：“你在江蘇，能夠洁身自勵，統率僚屬，實心任事，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員，有才的不少；操守謹慎的，未能多見。你以前陛辭的時候，曾經向我說過：‘平日不敢自欺’這句話你說過做到。我很高興，所以特地拔擢你當禮部尚書，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湯斌答道，“臣學識庸陋，蒙皇上簡任江蘇巡撫，奉職無狀，時虞隕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盡心力，勉圖報稱。” “江蘇的情形怎么樣？” “蘇州、松江兩府，去年丰收；西淮、揚州水災，蒙圣恩減免因賦，賑恤百姓，万民歡呼，感恩不止。不過徐州一帶，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較嚴重。” “你一路來，所見到的情形呢？” 于是湯斌据實奏陳，提到安徽鳳陽、蒙城一帶，饑民遍地，謀用無策；皇帝惻然不歡，連連搖頭。 “江蘇的風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辭時，蒙皇上面諭，蘇州風俗奢侈浮華，飭臣到任后，當以移風易俗為先。圣駕南巡時，面諭臣民，敦本尚實，反璞還淳，万民百姓，無不感動。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誡，風俗已漸漸改觀。”湯斌又說：“蘇松一帶的淫詞，臣已分別拆毀，百姓亦無惊扰；但神棍興風作浪，無時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態复萌，已特上奏疏，請旨頒諭，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請。” “這是對的，當然要准。”皇帝又問：“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龍、余國柱以后，有司頗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勸誡，吏治漸歸醇謹。” “你那里有好官沒有？” “有！”湯斌答道：“松江知府魯超，才具甚优。” “祖進朝呢？” “祖進朝是很朴實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樣？” “王新命對政務甚為熟練，与地方甚為安靜。”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龍那樣嗎？” 這是指老于成龍，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總督。老于成龍的操守，只有湯斌自己与陸隴其可比；王新命當然不及。湯斌無意傷害王新命，但亦絕不愿說假話，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躊躇，考慮措詞。 “似于成龍的廉洁，世間原不多見。亦難以于成龍的作為來律人。”湯斌很婉轉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錯了。” 皇帝最通達人情，覺得湯斌這兩句話，既未隱瞞真相，卻又存著恕道，所以點點頭，不再多問王新命的情形；問到已放為直隸巡撫的小于成龍。 “如今的直撫于成龍，你看他如何？” “成龍曾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頗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擔當，皇上用他做巡撫；天下無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這番陳奏，皇帝入耳相當高興，“對了！”他嘉許地說，“你說的‘清而不刻’這句話很好，做清官原要發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聲，做出許多矯揉造作的事來，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擔當，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謹，恃才多事，反為百姓之累。” “是！”湯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務必与民休息；告誡部屬，亦總以不用事，安靜為言。” “蘇州的鄉紳呢？”皇帝問道：“我往日常听說，吳中的鄉紳，最喜歡多事，近來如何？” “近來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學士宋德宜，居鄉最善。” “宋德宜的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堯峰山中養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謹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見鄉紳以私事干瀆。” “那也因為你剛正的緣故，如果你自己跟鄉紳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來，他們就放不過你了。”皇帝又問：“有博學好古的人沒有？” “吳中素重文學，隱居著述者，亦頗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舉。”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問到最關心的一件事，“下河開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應該怎么樣？” 提到此事，湯斌不能不据實陳奏：“皇上命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等，會同漕運總督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薩穆哈等，遍歷海口各州縣，訪問地方士紳耆老。起初人多口雜，言語不能歸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淺寬狹亦不相同。綜結地方民情，大致以開海口積水可泄，但工銀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郵、興化的百姓，听說筑堤開河，要毀了墓廬房舍，都說不便。當時部臣公議，以筑堤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墓廬，亦非皇上軫念民用的本意，至于開海口，工程浩大，需費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暫停為便。臣与徐旭齡商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亦未為不可。因此，共同列銜具奏。不過，臣別有建議。” 听得這話，皇帝覺得与薩穆哈所說不符，便傳諭宣召，有所誥責。 這等于對質；湯斌侃侃直言，根据當時經過，無所隱諱，他說：“開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海泄水，此真是堯舜之心。所以，當時議定暫停則可，如果竟因此作為罷論，有負圣意，臣實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來，下游無一出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個城池，都會淹沒。像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万一在三、兩年當中，再遇水災，一城汪洋，臣等豈得倭諸露雨成災，地勢太低，無能為力而逃罪？” “這足見你肯負責，不負我的委任。”皇帝問道，“那么，開海口一事，你的意見到底怎么樣呢？” 湯斌從容答奏：“淮揚得天下澤國。如果說開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說這話。但水總要有去路，開一丈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漸消滅，原來的湖、河之形，可以發現，再來疏溶筑堤，這才能逐漸消弭水患。” “你說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張雙管齊下，一面開海口，一面筑堤防，以為正本清源之計。可是這話？” “皇上圣明！”湯斌衷心欽服地磕著頭說：“臣以為民用當念，國計亦重。如果多費庫帑，而水不能盡涸，并非長策。國家財政艱難，無須多發庫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縣的錢糧中，酌量提出款項，存貯江蘇，一兩年后，作為修河之用，不敷之數，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去，不求速效，但務實際，總必有成。” 皇帝深深點頭，覺得湯斌這番奏議，才是實心任事，可長久之道；与那些專務表面，既以粉飾，又便侵漁的巧宦，大不相同。 這就到了薩穆哈難堪的時候了，皇帝問道：“你知道這番意思，跟薩穆哈說過沒有？” “臣与總漕徐旭齡，曾向薩穆哈說過。” “那么，你們會同題奏的本章內，何以不曾提到？” 湯斌老實答道：“薩穆哈的意思，以為奉旨詢問民情，當以民間議論人奏。臣的這些話，不妨等皇上垂詢，再行答奏。薩穆哈奏特旨查問，臣等是奉旨會辦，自當以薩穆哈的意見為主。” 話說到了這里，皇帝已經很明瞭了，“好！這件事再說。”皇帝吩咐太監：“帶湯尚書去吃飯，傳御膳房備辦。” 于是湯斌謝思而退。飽餐御廚珍饈，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陳請在閩四月廿四，請皇太子出閣，親祭先師孔子，然后開講。 十三歲的皇太子，十分聰明，也十分敬重湯斌，所以師弟之間，感情相處十分融洽。在湯斌自覺能夠啟沃東宮，為未來造就一位賢君，是平生志業的發抒，所以志得意滿，以為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兩种，一种是欽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欽佩湯斌的人，只在內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卻在暗中有了行動。 這些人是明珠、余國柱和徐乾學、王鴻緒之流。因為湯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議大政，皇帝一定會問：“湯斌的意思怎么樣？”而湯斌總是以國計民生為依歸，侃侃直言，無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湯轉眼之間，就要大用了。現在是尚書，已經如此；如果入了閣，相公，”余國柱提醒明珠：“那時候，盡是老湯一個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來！”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湯斌無意与任何人為敵，但偏偏遇著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陳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輔——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對，揭穿了薩穆哈的复奏不實，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職。同時，再次召見湯斌，商議如何浚治下河。 “靳輔以為開海口，有海水倒灌，鹽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為不必憂慮。”湯斌答道：“臣曾詢問當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時，海水与堤防甚近；現在海水遠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儲有緩沖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猶如人之呼吸，漲潮有一定時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漲時，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為海潮所涌，則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颶風海嘯，是非常的災异，豈能預計？” 皇帝對于西洋的天算之學，頗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時相互有關的道理，所以覺得湯斌的分析，頗為實在，因而作了開海口的決策，發帑銀二十万兩，命工部侍郎孫在丰，馳驛前往經理其事。 孫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稟性平和，也是個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黃河下游，次第興工，溶深海口；正當工程進行得很順利的時候，下河突然在十天當中，漲了好几尺的水。仔細勘查，才知道上游的減水壩，一齊開放；諸流匯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漲水了。 這是不是河道總督靳輔有意搗亂，誰也不敢說。但水勢一漲，施工便困難，孫在丰唯有飛章入奏，請降旨命靳輔封閉所有的減水壩。皇帝得奏，特開廷議；奉召与議的，有湯斌，也有戶部尚書余國柱。 “減水壩是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盡行封閉，水無出路，万一潰決，為害甚大。”余國柱說：“臣前在江蘇，曾周歷沿河各地，深知形勢。孫在丰所請，宜不准。” 余國柱的意見，就是明珠的意見，頗有人附和其議。皇帝便問：“湯斌有何話說？” 湯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帶視察河工，就覺得減水壩太多。臣聞以前只有四壩，現在增至三十多處；漲水時，自易于宣泄，但平時如果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泥沙易于淤積，河底漸高，于運道大有妨礙。” 這是間接反駁余國柱之說：“水勢分散，河流緩弱”，何來潰決之虞？ 余國柱知道皇帝英明過人，一定能夠從湯斌的話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為他自己也為靳輔辯護，“減水壩乃是明臣潘季馴的成法，”他說，“行之有效，所以靳輔仿效，并無錯誤。” 潘季馴是明朝万歷年間，受張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國柱拿他來做擋箭牌，是很高明的一著。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場為工部尚書杜臻找出毛病。 “靳輔的減水壩，与潘季馴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馴的減水壩，是放水出海，靳輔的減水壩是放水人田” 這就是說，同一減水壩，去路不同，潘季馴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輔所開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區，這流向的內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關系。 這一來變成各持一說，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斷究竟。余國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當即建議：“臣以為宣召靳輔及孫在丰到京，各陳所見，以定取舍。” “孫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決：“他的要求，不過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輔去治下河，試問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嗎？以前靳輔也面奏過，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減水壩；如今孫在丰要這樣辦，他又說不可以，這不是明明有意阻撓，跟孫在率為難。靳輔應該進京，等我當面問他。” 靳輔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這樣一個結果，自是對明珠的一大打擊；這個打擊，足以影響他的“買賣”，因為地方大員都恃明珠為護符，按時致送“平安錢”以保無事。現在拿靳輔的情形看，送了錢依舊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錢？ 為此，明珠門下，余國柱及左都御史佛倫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論始，都因為廷議中皇帝听了湯斌的話的緣故，真如曹操說劉備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驅逐湯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嗚呼。 這些情形，湯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蕩，根本就不會而且也沒有工夫去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為此特地去拜訪湯斌，提出忠告。 “多謝關愛！”湯斌這樣笑道，“華野，我今年六十歲了，去日無多，不宜為此親怀。諸葛武侯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道盡千古臣節，我雖愚，竊慕此語。” “唉！”郭琇長歎，“潛公，我真替你著急。” 急的是湯斌那副不在乎的勁儿。君子与小人之爭，君子往往斗不過，就因為這种不在乎，才處處予人以可乘之机。 湯斌當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說：“當今皇上，不是明朝中葉以后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為我著急。” 這倒是實話，郭琇點點頭說：“靳輔就是。” 大家看靳輔受皇帝洁責，以為圣眷已衰，頗有人落阱下石，說他治河十年無功，應解職听勘，皇帝不以為然。 皇帝是這樣說：“治河甚難，靳輔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明顯。如果他這樣的人要議處，以后繼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難著力。靳輔不必有什么處分，只責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湯斌拿這個例子來說明皇帝內心自有權衡，絕不致偏听讒言，想想不錯，也就替湯斌放心了。 靳輔被召到京，由大學士及九卿先行詢問，為了開溶海口，閉塞減水壩，到底可行与否？結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輔云：“高郵之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州之北，其壩亦有可塞之處，惟高家堰，斷不可塞。”其應塞之處，前与孫在丰會議時，并未議出，殊屬不合，應將靳輔交与該部議處。 這是明珠与余國柱所密議的避重就輕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說破；治河是治河，党爭是党爭，后者的是非暫且可以不問，免得把情勢弄得更复雜，更曖昧，以致減水壩該塞不該塞的是非，更難搞得清楚。 因此，他對大學士九卿所上的這道奏疏，暫且不批，只傳旨“御門”召靳輔、湯斌，及大學士問話。 “開溶下河，其要點在塞高家堰的壩，不在塞高郵的壩。上游的這個大壩不塞，何益之有？”皇帝問道：“大學士、九卿是這樣問你的嗎？” 不問本題，先問到問的是什么話，就見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見，該問的不問，不該問的偏問，將是非顛倒了。而也虧得有此一問，靳輔才有机會陳述他的意見。 “大臣所問，与皇上垂詢，有一處不同。”他這樣答道：“大臣問：‘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黃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縣，則下河修治，必致遲誤。’臣謂修理正河經費尚憂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無用之口？且黃水強則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撓溶治下河，豈能逃避國法？” “湯斌！”皇帝轉臉問道：“你有什么意見？” “臣按：高家堰減水壩，作用在讓洪澤湖与運河能夠相通，彼此調劑。今靳輔唯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舖等處，筑減水壩合黃河之水人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納，又于高家堰筑減水壩，使水人運河；運河不能容納，又于高郵等處筑減水壩，流入七州縣。七州縣的水無所歸，不但百姓被災，兩三年之間，只怕黃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濫，后果不堪設想。” 說來說去要使水有所歸，唯有歸之于海；而靳輔則仍堅持海水倒灌之說，反對開海口。一場辯論，并無結果，只有命群臣再“詳議以聞”。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國柱設計，徐乾學執行，陷害湯斌的陰謀已經開始了。 用來作為“凶器”的，是湯斌在蘇州臨行之前出的一張告示；徐乾學以在“南書房行走”，旦夕侍從的方便，悄然進呈了皇帝。 事起于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來的傳統，遇到這种天時反常，有害民生國計的情形，認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達；民間怨聲，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詔求直言，改正政務上的不當措施，始能感格無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門听政時，面諭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盡管實說。” 于是大學士明珠，召集六部尚書、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門的堂官，在內閣集會，傳達旨意。 會中也有人發言，指出政務未盡妥善之處，但都是些無關大計的瑣務。最后，湯斌開口了，他談的是“蘆課”。在江蘇地方，特定每年自葦塘中收的稅，用來走銅報部，這本來不足以病民，但辦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蘆葦秋天才有，現在春天預征‘蘆課’，此非常理所應有。”湯斌解釋此一不合理的措施，為百姓所帶來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錢的時候，責成百姓繳納蘆課，那就只有‘賣青’借錢來完納。到了秋天收獲的時候，也許盡其所人還不夠還債。所以蘆課應該恢复以前的辦法，在夏、秋兩季分征。” 蘆課改為春征，正是余國柱在江蘇巡撫任內的“德政”之一；這時听了湯斌的話，心里自然不舒服。 湯斌是對事不對人，依舊侃侃直言：“而且銅出在云南，江蘇不產銅。以蘆課購銅，歸各關卡走辦，關卡對于商貨進出，情況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辦？地方官買不到銅，無法交差，就只好責成‘蘆戶’繳銅代稅，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兩稅，而且只可以蘆戶繳現銀，不可叫蘆戶繳銅。” 說到這里，余國柱已經老羞成怒了，站起身來，臉紅脖子粗地說：“年兄，你不必說了！要變更這個辦法，除非我不當戶部尚書。” 一場會議，不歡而散。到了五月里，雖有小雨，無濟于事；皇帝相當著急，因而又頒一道上諭： 朕統馭天下，念切民生，鳳夜圖治，罔敢少懈；邇來歲每不登，民食寡之。今茲仲夏，久旱多風，陰陽不調，災孰大焉！朕用是不宁，減膳撤樂，求言省過，齋居默禱，雖雨澤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較特沛寬仕，務崇悼大，罷營建、恤貧窮、釋淹擊，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這是极大的仁政，上諭一頒，無不感奮。但皇帝的深仁厚澤，也要有實心任事的人來執行；否則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變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員私心太重，“罷營建”失去了從中克扣工料的憑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貪名，則“恤貧窮”适足以造成他的將救濟款項落入私囊的机會，而這些執行政策的責任，又以宰輔為主；如果監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變了質，則下面雖有好官，亦往往無能為力。 有個欽天監的小官，官位叫“五空靈台郎”；名字叫董漢臣，稟性耿直，久已不滿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納賄招權的明珠；此時看聲名狼藉的余國柱，新近因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閣拜相，內心益發憂慮憤慨，正好皇帝下詔求直言，因而便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請本衙門長官或都察院代奏，欽天監是個小衙門，那里的長官，除了本身業務以外，沒有資格上疏論國事，自然也沒有資格為部屬代奏，所以董漢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這在董漢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為語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飾詞推托，這一次因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漢臣的意志亦很堅決，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狽為奸，而与明珠、余國柱亦通聲气的王鴻緒，怕壓置下來，有人參他一個“壅于上聞，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漢臣論時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兩款与湯斌及明珠、余國柱有關。 与湯斌有關的一款是“諭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漢臣認為湯斌作東宮師傅，教法未善，尚未盡心。 与明珠、余國柱有關的一款是“慎簡宰執”，那時的學士是兩滿三漢，滿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漢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國柱。宋德宣已回蘇州養病，遙領虛銜，所以實際上是兩滿兩漢。 這四個大學士，自然是明珠當首腦，余國柱為明珠的死党，听從指揮，不在話下；王照极會作官，看明珠勢大，見机行事，依附無違，勒德洪無足輕重，因人成事。因此，內閣中可說只有明珠一個人當權。 由于董漢臣的指責，相當實在，特別是余國柱剛剛入閣，所以“慎簡宰執”這四個字，仿佛主要的是對他而發，格外感到刺心，同時也相當害怕，怕皇帝認真追究，是個不了之局。 經過一番密議，明珠同意了余國柱的見解，認為此時不宜申辯，應該引罪自責，等這場風波過去，再來收拾董漢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們都疑心瀝斌曾授意董漢臣發難。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備國服待罪。皇帝卻要先弄清是非，將董漢臣的原奏發交廷議。 六部九師都到了，明珠在內閣主持會議，王熙的態度很蠻橫，“市儿妄語！”他說，“把他殺掉就完了。” 正在這時，湯斌到了，余國柱表面上很尊重這位老同年的，赶緊起身迎接，同時將王熙的話，告訴了他。 這是不怀好心，知道湯斌的性情，有意要讓他跟王熙發生沖突。果然，湯斌大搖其頭。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漢臣沒有死罪，而且說實話，我亦愧對董漢臣。” 湯斌的所謂“愧對董漢臣”，是承認董漢臣在“諭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責有理。在他是實話，在余國柱卻認為是莫大的諷刺，越發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為明珠和余國柱所豢養指使的言官，上奏參劾董漢臣，說他“越職言事，妄希富貴”。又說：“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其疏者。”這一枝暗箭，箭頭自然是指向湯斌。 余國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動的，根据言官的這一道奏疏，擬議由刑部逮捕董漢臣問罪。皇帝自己下詔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則更無人敢于奏諫；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嚇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內閣重新擬議。 “董漢臣應詔陳言，不應該有罪。”湯斌指著胸對余國柱說：“倘或治董漢臣的罪，如此中何？” 這是問他良心何安？余國柱既慚且恨，而實在無可如何。只有在董漢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漢臣去說：“這一案很嚴重。如果有一天要對簿公堂，你只要把湯斌尚書牽出來，說是他的指使，就可以無罪了！” 董漢臣是個硬漢，這樣答道：“我哪里識得湯尚書？我的奏疏已寫好了几年，三次請求代呈，都被拒絕。怎么好誣賴湯尚書。”他又說道：“如果上面要問我，我就這樣回答：認識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國柱的至親，董漢臣是有意如此作答，來人無奈而去。過了几天，皇帝遣禮部官員訊問董漢臣，他果然這樣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這表示抨擊明珠，不致招禍。對明珠的權威來說，自是一大打擊。 一計不成，另生一計，這一次便有徐乾學參与了。 事起于江蘇要增設一處海關，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所以廷議時，徐乾學以江蘇京官的身分，拜托湯斌說道。“今日之事，江蘇數百生靈，懸于老公祖之手，總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能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蘇來，一言九鼎。合郡生靈，敬以相托。” 及至廷議，徐乾學閉口不言，太學生梁清標受了指使，便即說道：“湯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設之議。” 湯斌為了百姓，也就說道：“海關与民爭利，這樣的事，豈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還好，不得其人，四處騷扰，害民無窮。” 這段話由徐乾學傳到皇帝那里，深為不悅，傳旨命明珠去法問湯斌。余國柱卻又附著他的耳朵說：“有人要害年兄，到內閣只這樣說：得其人便無害。” 到了內閣，明珠說道：“皇帝面諭：‘湯斌是道學，如何一件事兩樣說法’，他進京時，我拿海關的事問過他，他說無害。今日九卿會議，如何又說害民？命我傳問。” 看起來余國柱像是一番好意，但無論好還是歹，對湯斌都毫無影響，在九卿會議中他是怎么說，此刻在奉旨詰問時，依然是怎么說。 “是了。”明珠一向有禮賢下士的名聲，其實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劍；他視湯斌為最大的政敵，但見面時總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爭議，臉上亦總是帶著笑容。所以听湯斌照實陳述，奉旨交辦事項已畢，隨即殷勤問訊，而且帶著他到設在內閣的辦事的書齋，取出他的詩稿，向湯斌請教。 “此調不彈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議論。”湯斌很謙虛地說。 “我与湯公少親近，曾听小儿說起，湯公不僅理學；詞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長子納蘭性德，是最佩服湯斌的人；在史館的那些日子中，納蘭性德當御前侍衛，常常奉旨有事跟湯斌接触，雖然年齡相差甚多，學問路數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兩人卻极其投契。不幸納蘭性德青年早逝，現在明珠提了起來，湯斌不免傷感，欷覷不止，反倒是明珠勸他不必傷心。 經此一番相敘，誰都以為明珠跟湯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幫湯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這回事。 見了皇帝，明珠据實將湯斌的話回奏；皇帝對湯斌不滿之意消失了。 這一來自然要對徐乾學不滿。皇帝對這件事看得很重，因為他也是念茲在茲不忘記老百姓的；但因庫用也是大事，為了江蘇的海關，他希望大家能夠諒解，如今徐乾學卻造作謠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對之實，其心可誅！認為非加以訓斥不可。 “都是你們蘇州的鄉紳，自己要做買賣，恐怕添個海關，于己不利。你們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巧取豪奪，我都知道。”皇帝沉著臉說：“你們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是這意思？他說：‘得其人便無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條計，凡此皇帝發怒責備，都在意中；徐乾學自然不會著慌，磕著頭，從容答道：“湯斌如何賴得？，廷議時九卿俱在，眾耳共聞，皇帝如以為巨言不實，可問梁清標。如果這話是臣捏造，誣賴湯斌，他在蘇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撫關防，難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湯斌在蘇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蘇州有人特意寄來，囑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靜的訓諭，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詢，不得不据實奏聞。” 皇帝點點頭：“明天你將告示帶來。” 這是反激的手法，一懸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話來；不然不能無緣無故獻呈告示進讒。到了第二天，徐乾學將告示帶進宮去，皇帝一看“愛民有心，救民無術”這兩句話，果然大為不快。 當然，徐乾學也還有一番歪曲的話。 徐乾學當然先要頌圣，說皇帝屢次蠲免錢糧，又撥巨款興修水利，無一不是皇恩浩蕩的愛民仁政，而湯斌居然說他自己“愛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愛民；而“救民無術”這句話，更為悖謬，仿佛當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這番話把皇帝說動了心，由此對湯斌起了誤會，“原來他是假道學！”皇帝口不擇言了。 “湯斌的道學，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盜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燭其底蘊。”徐乾學這樣恭維著。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歸君，過則歸己，才是臣道；如今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 “湯斌名心太盛，似乎太過。” 由于徐乾學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滿洲缺分的正詹尹泰，傳旨湯斌洁問。 “你去問湯斌，”皇帝說：“他是大臣，說海關不好，部議不准，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爭執，我未必就把他問罪。大臣不避斧鉞，為民請命，為何不當面說？居然把責任推在我頭上，他說‘愛民有心，救民無術’？是不是說我不愛民呢？” 尹泰奉旨轉問，湯斌自然只有惶恐謝罪。過了些日子，湯斌見皇帝奏事既畢，湯斌打算有所申辯，余國柱提醒他說：“皇上責問，應當磕頭，為何要辯？” 這話看來像是出于好意的衛護，其實是不叫他說話。湯斌一向在口才上吃虧，當時訥訥然無法出口，只有連聲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過，湯斌的健康，便大受影響—一他平日自奉過于節儉，營養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畢陳，對輔導東宮之任，便有力不從心之苦。 為此，湯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職小詹事；由于湯斌的牽引保荐的奏疏中，說他“賦質剛方，踐履篤實。家居淡泊，潛心經傳，學有淵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見以后，并且面諭：“你寫一幅字來我看。” 這不是要看耿介的書法，是要看他為學的心得，耿介寫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辭句是： 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 這四十三個字，闡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簡明扼要，皇帝頗為欣賞，特書“存誠”二大字賜耿介，作為心許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許，太子卻不“欣賞”這位師傅。耿介上了年紀，步履蹣跚，言語亦不甚利落；而且鄉居太久，形質儀容，朴實簡陋，年紀正輕，活潑好動的太子，自然覺得不對勁。當時朝中大小官員，也看不起這位鄉下土老儿的師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訕笑戲侮，以致耿介大為不安，頗有悔此一行之感。 對湯斌怀著成見的人，攻擊耿介，自是不在話下，但比較公正的旁觀之論，亦都覺得湯斌保荐耿介，頗欠考慮。最明白的一點是，湯斌在荐疏中說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實。 卅二年不見，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聾了，眼睛花了，步履瞞珊，老態龍鐘，即令寸心湛然，學問深厚，見解因年齡的增長而愈見超卓，但可以為一般士子的師長，卻不宜負輔導十四歲的皇太子的重任；因為皇太子到底還是一個少年，宜乎有個精力充沛，行動輕捷，言語便絡，能夠庄諧并作，因勢利導來啟發少年心性，如郭琇那樣的人，才是适當的人選。 耿介當然也有自知之明，曾經具呈吏部，自陳衰老，不堪任使，請求代奏放回田里。無奈皇恩浩蕩，授職于先，賜字于后，耿介只有勉強留了下來。這一留使得妒忌湯斌的人，有了攻擊的口實；于是借海關一案發作，耿介也受了連累。 當時攻擊湯斌的“重頭戲”，是在余國柱和徐乾學的指使之下，由左都御史王鴻緒擔任“主角”。 第一步是對付董漢臣，當他奉旨免罪不問以后，本已無事；王鴻緒卻又另辟蹊徑，重起爐灶，就整個欽天監的低級官吏立言： 欽天監靈台郎、博士官等，無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擇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識數字，便得濫竿。授官之后，又不專心學習，勉盡職掌，惟行險僥幸，希圖遷擢，請敕下考試，分別去留。 這話說得不算錯，禮部詳議，認為可行，复奏核可，便舉行了一次考試，結果有十五個人以“詞理舛誤”被革了職；不用說，其中當然包含了董漢臣。 到了湯斌因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八個字為皇帝不滿之后，余國柱認為湯斌的圣眷已衰，正是攻倒他的時候，所以發動王鴻緒傾全力展開攻擊，由都察院滿缺左都御史絛丹和他本人聯名領銜，另外加上副都史徐元珙和鄭重，合詞上疏，說湯斌“務名鮮實”；又說他在巡撫任內，去任時“巧飾文告，以博虛譽”。這些都是針對皇帝的心理所進的讒言，相當有力；但攻擊得不分是非，顛倒黑白，就弄巧成絀了。 其中有一句話是：“至擢巡撫，涓水矣莫報”使得皇帝大為不滿。他特地召見大學士明珠等人，神色嚴重地說：“湯斌擢用巡撫，是我重視其人的品德。湯斌在巡撫任內，縱有務名之心，但是政績昭昭在人耳目，何可因為海關一事，便抹煞了他以前的好處。果真其人不足當巡撫之任，那么，我以前用他的時候，你們為什么不奏諫？” 這番質問，使得明珠等人，啞口無言，唯有免冠碰頭。不過，“慚對董漢臣”這句話，皇帝亦認為費解，便降旨令湯斌“明白回奏”。 這是湯斌出于良心的“失言”，既然奉旨質問，便只有引罪；拖病草奏，深夜不眠，這篇奏疏很長，自陳昔年与耿介“同為詞臣，其刻苦自勵，杜絕交游，心竊重之，故冒昧荐舉，但自順治十二年，外轉后迄今三十二年，竟未謀面。” 已三十二年未見的人居然保荐，湯斌自道，“臣罪何辭？”及至跟耿介見了面，“惊其衰老”，更為惶恐。提到董漢臣，他是這樣措詞： 御史陶式玉，循其越職言事，奉旨下問，臣亦就疏論疏，以方今求言之時，越職罪似可寬。殊不思漢臣疏內各款，皆抄錄舊文，語多浮泛；惟是皇上諭教皇太子，何等精詳？以臣何咎，輒敢妄議，臣不能請旨嚴究真倩，使狂妄小臣，幸□官國憲，臣罪何辭？ 這樣說法，是違反湯斌本意的，但因董漢臣的原疏中，隱然有指皇帝縱容太子失教之意，而儲位關乎國本，如以為董漢臣所指不錯，則必將興起大獄，這正是明珠、余國柱等人所希望的。湯斌自覺一身無所惜，但動搖國本，危及朝局的事，是他絕不肯做的，同時董漢臣亦將不保首級，所以不能不這樣痛斥“小臣”，來解消一重絕大的隱憂。 复奏疏的結論是，“自謂言動輕率，衍過多端”，惟有“席蒿待罪，請听皇上處分”。 這個奏疏一上，皇帝尚無處置，卻以耿介上了個奏折，“引疾乞休”以致節外生枝，為詹事對正詹尹泰的彈劾，說他“僥幸求去，實無痼疾”，當時也劾指湯斌所荐非人。這樣复雜的情勢，更以第三者的介人，益發搞得嚴重。 這個人名叫達哈塔，原是漢人，姓佟，入旗的漢人，照例在漢姓之下加“佳”氏，所以姓佟佳氏，他是原屬多爾袞的正白旗籍，以翻譯進士出點，當到吏部尚書，亦為東宮輔保之一，一則為湯斌、耿介不平，再則亦不愿卷人漩渦，所以上疏說道：“臣奉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 這一下皇帝大為困扰，但亦愿采取獨斷獨行的辦法，只有將有關此事的奏疏，一并交吏部議复，复奏是湯斌、耿介、達哈塔俱應“革職”。 “耿介是東宮師傅，來了不多日子，革職回鄉，這變得對不起人了！”皇帝深体人情，這樣對吏部尚書李之芳說：“革職改為免職。他本是道員，以原品休致好了。” 李之芳原是承受明珠的指使，本無意与耿介為難，自然連聲稱是。 “湯斌与達哈塔，改為降五級留任。”皇帝又說，“湯斌原有些錯，眼前略示薄懲，將來我自有恩典。” 雖然皇帝相當寬大，但明珠、余國柱、徐乾學、王鴻緒等人，卻是大失所望，認為這樣一個“大題目”都扳不倒湯斌，將來怕更難措手。需要再接再厲，再找一個題目，非把湯斌治倒了不可。 這個消息傳到湯斌耳中，他不免歎息，湯夫人也知道這些情形，看他力疾從公，身体愈來愈坏，忍不住在侍奉湯斌的時候，要勸一勸他。 “你的做官，辦公事，我從來不敢干預，如今必得要說了。”湯夫人問他：“你做官做得這么苦，到底為了什么？” “讀圣賢書，所為何事？你也應該懂啊？” “我懂，”湯夫人說，“不過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是升平盛世，又不是劉皇叔在白帝城駕崩，諸葛武侯獨力撐持，扶保幼主的情形可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那兩句話用不著。” 湯斌不作聲，但口中無語，心頭有感，而且感触不止一端，但他的性情是從來不知天下有所謂“苦”之一字的人；也不是有意求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心，只是傷心人別有怀抱。 在蘇州的時候，春天他每天采巡撫衙門后園野生的薺菜佐餐；他的長子湯溥實在于心不忍，便勸他說：“爹爹，何必如此自苦？” 起先他戚然不答，說得次數多了，他才吐露他的本心：“你們祖母未殉難之前，每天所食，粗糲不堪，今天我幸而略有成就，但子欲養而親不待，終天之恨，無由彌補，如果稍涉奢逸，我就不能安心。這些野生的薺菜之類，都是你祖母在流寇猖狂的那兩年常吃的東西，我無可一日或 然而生母雖死，繼母猶存，軒大夫人雖比他大不了几歲，畢竟名分是母親，他想到复起服官，外則封疆，內則八卿，亦可說是位极人臣，軒太夫人應該是丫頭老媽子一大堆跟在左右。然而從無一日的迎養，撫心自問，深為不安，如今又接得家書，說軒太夫人体弱多病，去日無多，應該及時告退回鄉，稍稍承歡，才是為人子的道理。想到這里，端然動了歸思。 湯夫人也贊成他辭官，頤養軒太夫人還在其次，湯斌本人的病就很多，必須有個較為清靜的環境來調養。因此湯斌在她的极力勸說之下，親自動筆，上奏陳情；這個奏折的事由是：“圣息高厚未報，微臣積病日深，謹披瀝吁陳，祈賜解任回籍，以免曠職”；以下分作五段，第一段敘恩遇： 教里草茅愚陋，謬荷圣恩，起自田間。优擢侍役，三年謀幄，五月綸扉，星豉頻屑，涓水矣莫報。三吳繁劇之地，尤非薄竊所堪，桔据不遑業胜疊見，豈期未承嚴譴，复邀曠典，入侍青宮，寵遇之隆，無以加矣！ 第二段敘病況： 來巨草木寸質，年逾六旬，精力衰憊，心血久枯，自六月內，胃部作痛，過服克伐之劑，元气益复虛損，飲食嘔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頭目眩暈，因懲至上心切，猶強事藥餌，力疾趨朝，冀追省德愆，薄收复效，不意于八月初七等日，嘔血數次，病遂增劇，痰火上升，虛煩喘急，聞人聲則惊懼，感微風則戰懼，輾轉床褥，形体僅存。 皇帝看到這里，惻然心傷，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敘他母親的病狀： 臣繼母素稟怯弱，夏月得家書，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亂；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頓，四肢拘攣，轉側須人，晝夜涕泣，思臣一見面，臣聞之肝腸迸裂，嘔血几絕。按京臣省親，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請假，惟是巨病勢危，万万不堪供職，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賜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見，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長逝，亦無所恨。 于是，皇帝朱筆親寫一道慰留的手諭，命侍讀學士德格勒去頒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漢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視甚高，平時最喜歡放言高論，批評別人的學問文章，但對湯斌是相當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這樣一個差使。 等到擺設香案，跪听宣諭以后，湯斌的心情相當复雜，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繼母的病況，頗為嚴重，考慮再三，還是要上奏辭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著筆，皇帝倒先傳旨召見了，“湯斌，”他說：“我知道你純孝，視繼母如生母，不過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個兩全之計，我賜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繼母，接了來奉養，不就行了嗎？” 皇帝是想得很好，無奈事實上辦不到，因為軒太夫人病勢很重，長途跋涉，极其勞累；加以湯斌又絕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辦供應，瘦驢破車，雞聲茅店，從河南一路顛簸到京師，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軒太夫人足跡不出里門，也未見得能服京師的水土，所以湯斌堅辭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來。”他磕著頭說：“皇上不舍臣遠离闕下，臣請解職回鄉，省母以后，仍舊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暫領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實在不能放你。暫且過几天再說吧！” 這一過過了十天，不見皇帝提起，在湯斌焦急無計；在余國柱等人，卻當他是戀棧，看皇帝不准他辭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個极惡毒的謠言。 這個謠言是說，皇帝對湯斌异常不滿，因為他不識抬舉，要拿他納入旗籍，漢人入旗，變為滿軍；歸一旗的都統管轄，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動失去自由，從此怕回不得家鄉了。所以一時關心湯斌的人，無不大為著急。正好湯斌上朝，因為病体衰弱，由人扶著上轎，見到的人，以為湯斌是被強制執行，奔走相告，說“湯尚書入旗了！”于是有人為他掉眼淚，有人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會商議，決心去擊“圣聞鼓”鳴冤。后來得到消息，說是屬于誤傳，實際上并無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湯斌經此刺激，病体越發不支，但在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隱忍，抱病入宮；皇太子一看湯斌的臉，大惊失色，“師傅！”他說：“你病得這個樣子！” 皇太子很敬重湯斌，當天就去見皇帝，將他的情形詳細奏陳。皇帝考慮之下，認為湯斌不宜再擔任輔導東宮的重任務，因而一面遣御醫為他診治；一面將他調為工部尚書。 就在這一天，內閣奉旨議事，湯斌因為東宮進講的緣故，自然不能參加，只是忘掉聲明；這一下，左都御史王鴻緒便又算抓住他的短處了，指使御史，上奏彈劾。 彈章一上，照例交議，余國柱等人所擬的處分是，降二級調用——降二級實在是降七級，因為湯斌原有降五級調用的處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時奉准調用，當然連同前案，一并計算，立刻可以降為從四品的官員。 這是惡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攆走湯斌，吏部尚書陳廷敬，心怀不平，要為湯斌說話，“最近剛有同樣的案子，失朝不過罰俸半年，”他說：“何以獨對湯斌尚書不公？” 余國柱等人不听，照原議复奏，以為這下子一定可以把湯斌打下去了。 再也沒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著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湯斌，明珠和他的走狗們害怕了，相顧失色地表示，這不是一個好征兆，擔心皇帝不是偏愛湯斌，是對他們的警告，言不听，計不從，禍將不遠；同時也擔心湯斌會因此報复。 确有人勸過湯斌報复。在他病中，來探望的絡繹不絕，有人勸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說几句好話；或者托人出來，居間調解，湯斌當然不肯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養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勸他采取強硬的報复行動，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輩小人，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們不曉得利害。”他說，“此輩的陰私劣跡，都在老前輩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腦儿抖露出來？倒看看誰忠誰奸，誰善誰惡？” “不！”湯斌不便說自己不愿多事，用軒太夫人來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這樣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傷人；而明珠、余國柱騎虎難下，准備找一個极嚴重的事由，如謀反大逆之類，掀起一場滔天的風波，置湯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國子監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湯斌的理學是“偽學”，也就是指湯斌為偽道學。這個昧良心的奏折，為翁叔元帶來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為他帶來了一場傳遍京師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湯斌的人，亦無從為他聲援，但學術是天下的公器，湯斌的理學以及他個人的修養實踐，昭昭在人耳目，豈容污蔑？而且政治的爭斗，牽涉及于學術，竟至誣指其為“偽學”，無論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為士論所不齒，其中最不平的兩個人，除了口誅以外，還展開了筆伐。 這兩個人，一個就是皇帝亦久聞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為保荐誤時，未能參加“博學弘詞”榮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當葉方藹任明史總裁時，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祿；并特許他參加會試，他在京師是個大名士，會試的考官，都以收錄這個門生為榮，照常理說，進士及第應如探囊取物；誰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闈都喝得醺醺大醉，試卷違誤了規定的格式，致考官愛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沒喝醉，寫作俱佳，格式也對，繳卷時，受卷官隨手翻一翻，指出一處問道：“這兩句話，有出典嗎？” “那兩句話出于李商隱的詩，”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問一句：“你沒有讀過李義山的詩？” 受卷官大怒，但亦無可如何，只有暗箭傷人，把他這本卷子擺在一邊，不發謄錄，考官根本看不見他的文章，自然無從取錄。 以后他又為明珠慕名延聘為西席，納蘭性德對他的文采，傾倒備至，殷殷向學，師弟倆极為相得，但終于為了一句話，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個寵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嚴嵩的寵仆嚴年，為無恥士大夫尊稱為“萼山先生”那樣，安三亦在衣冠縉紳之列，奔走其門的，不知其數，而此人附庸風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詞色，增添聲价。 于是納蘭性德有一天對姜西溟說：“家父素來敬重先生，卻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進言，現在有一個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顏色，則無事不諧。我亦知道這話對先生說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飲，“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是——，”納蘭性德很吃力地說：“是安三！” 姜西溟將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來，厲聲說道：“我原以為你是納蘭家的佳子弟，不料無恥如此！”說完奪門就走。 納蘭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時魯莽，說了不該說的話；見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緊上前牽住姜西溟的衣服，哀聲請罪：“先生，先生！我錯了，千万寬恕我這一回！” 姜西溟掉頭不顧。事后，納蘭性德千方百計想挽回其事，而畢竟不能如愿。但納蘭性德對他，始終敬禮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歸，納蘭性德做了三首詞送他；第一首是自創格調的所謂“自度曲”，題名《瀟湘鐘》，在倦倦之情中，隱隱有請罪之意： 長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際蕭條，無端又听渭城風笛；咫尺層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憶。依依白露丹楓，漸行漸遠，天涯南北。凄寂！黔婁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驢，西風殘照倦游蹤跡。號載江南猶落拓，歎一人知己終難覓。君須愛酒能詩，鑒湖無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師，納蘭性德已經以三十一歲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樣，“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來是朋友，此時卑視其人，寫了一封長信，痛加譏責，當然，從此也絕交了。 在翁叔元，這還不算難堪；最難堪的是他的門生何焯，當面投遞了一封“破門”——斷絕師弟關系的書信。 何焯是蘇州人，寒素家風，終于出了一個讀書种子；他年輕時曾幫助書商訪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遺留下來的孤本及舊家的抄本，經他細心校讀過的很不少。只是腹笥雖寬，性情偏狹，喜歡詆毀前輩；因此落拓京華，頗不得意。 當時京師文壇的主盟，算是徐乾學，以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權相府中的上賓，而財力又稱雄厚，夠資格去博禮賢下士的名聲；何焯就是他門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當面譏斥他人的短處，毫不留余地，因而為人在徐乾學面前進讒，彼此失歡，何焯絕跡于徐家了。 這時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腦袋往上鑽，頗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聲勢。何焯雖是布衣，聲名盛于公卿之間，正是他想羅致的目標。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際，“長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個淺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彈劾湯斌“偽學”的消息一傳，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寫了极長的一封信，當面投向翁叔元，表示著有這樣一位老師，從此“請削門生籍”。那封信寫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間，傳遍九城。 何焯好低毀前輩，好輕薄快意，但對翁叔元的這個舉動，沒有人說他不對，因為學術是非，自有公論，而何焯此舉，正為公論的表現；也因為他是蘇州人，而湯斌對他的家鄉有大思，崇功報德，應該打這個不平——桑梓為公為大，門生為私為小，為大我犧牲小我，不算忘恩負義。 由于何焯此舉，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間，聲名大起，來拜訪道賀致意的，絡繹不絕；其中最興奮的，是何焯的一個門生，也是蘇州人，名叫陳景云，才十九歲，博聞強記，整部《通鑒》，能夠背誦。湯斌在蘇州時，曾經考試秀才，拔陳景云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為湯斌不平的舉動，他無不擁護。 十月間，皇帝謁陵——順治皇帝的陵寢，在喜峰口以西，屬于遵化州的鳳台山，定名孝陵。謁陵事畢，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視近畿之地；指定直隸巡撫于成龍，在霸州接駕。 皇帝巡幸各地，召見守土之官，照例先問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個人，就是陸隴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職為靈壽知縣。這是正定府中最難治的一縣，地瘠民貧，謀生不易，權利的沖突，异常尖銳，所以民風強悍，善斗輕生；陸隴其一到任，就接到許多命案的狀子，坐堂一問，十九起于細故，甚至有為了一碗飯送掉一條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盡地力以增加農產，同時請求上官，少派差役，減輕百姓勞力的負擔；革除賦稅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一面反复勸導，和衷共濟，化除好斗輕生的風气。這樣在任四年，風俗一變；成為直隸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縣。 “臣去年親訪民間利病，陸隴其曾面陳六事，無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龍說：“臣屬下的州縣官，論操守，論治績，陸隴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隸巡撫格爾古德，也保荐過陸隴其，我因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為，還不到收功的時候，所以不曾調動。如今照你所說，果然是個好官，何以不見你舉荐？” “臣荐過的。” “荐過？”皇帝詫异，“凡是這些奏折，我沒有一個輕輕放過的，為什么一點都記不起來？” “其中的緣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龍看一看隨傳在側的高士奇等人，略一遲疑，這樣說道，“容臣另繕密折奏聞。” 皇帝有所意會，于成龍的話不便讓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從，一概回避。 “現在只有我們君臣二人，你有話盡管說；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會有人知道。不過，”皇帝又說，“你未說之前，要作檢點。” 這是告訴于成龍不可作不實之言，“臣不敢妄語！”他說，“几所奏陳，皆有證据。臣舉荐陸隴其的奏折，為大學士余國柱所擱置了。” 皇帝大為駭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卻謀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還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擱置奏疏，壅于上聞？” “皇上不妨徹查。京內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紀錄；跟內奏事處的檔案一查對，真相自明。” 皇帝點點頭，愣了一會又問：“余國柱為什么要跟陸隴其過不去？” “因為陸隴其無從饋贈，他也從不与政府中人通問。在任四年，只進過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見他都見不到；魏象樞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問到余國柱一向恭謹，雖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這樣子肆無忌憚，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龍應聲答道：“恃明珠的勢。”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團，“明珠怎么樣？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跡？” “這——，”于成龍答道：“一言難盡。” “一言難盡？”皇帝惊詫，“是說他的劣跡甚多？” “是！”于成龍說：“臣只說三個人，第一個是蔡毓榮，就是明珠所引荐庇護。” 提起蔡毓榮，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漢軍，康熙九年就當到四川湖廣總督；吳三桂之亂，他奉旨率領綠營兵進剿，調任云貴總督；亂平處理善后事宜，對吳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護，就是得賄縱放，而且還霸占了吳三桂的一個孫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誣奏、納賄行賄种种不法情事，為人檢舉，下刑部審問屬實，定擬斬決的罪；皇帝雖免了他一死充軍黑龍江，但對此一直痛心疾首，現在听于成龍提到，方始恍然，蔡毓榮敢于如此無法無天，原來是明珠的庇護。 “第二個是靳輔。”于成龍說：“靳輔治河，雖与臣意見不合，論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輔，与如何治河無關，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額工費。” “啊！”皇帝矍然，“原來有此內幕！你再說，第三個是誰？” “第三個是湯斌。”于成龍說，“皇上加恩江蘇百姓，蠲減錢糧；明珠居然貪天之功，由余國柱派人向湯斌致意，說江蘇蠲賦，多出于明相國的斡旋，江蘇百姓宜有以酬報。索賄四十万兩！” “四十万？” “是！”于成龍說：“臣不敢妄言，可問湯斌；或者垂詢原任江蘇吳江知縣，行取為御史的郭琇。” “那么，湯斌怎么樣呢？” “湯斌哪里來的錢給他們？為此，明珠和余國柱設計攻走湯斌，一則報复，二則便于向江蘇榨索。” “這就不對了！”皇帝搖搖頭：“湯斌內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詐，一直能夠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窺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龍膝行數步，神色悲憤地說：“如今明珠、余國柱必欲置湯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類，天下將無正人好官。” 于成龍為皇帝解說明珠招權納賄的“巧妙”，總括一句話，是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親信，易于窺測皇帝的意旨，從而哄嚇詐欺。皇帝預備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講條件，說好能以巨金為壽，便可獲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獲罪，皇帝寬大為怀，明珠又會預先透露可能得到的處分，說不是他從中斡旋，必將有如何嚴重的罪名。于是當事人一則感恩，二則畏威，又必以巨金為壽。 听見這一番話，皇帝有如夢方醒之感，同時也深深感到慚愧，自以為凡事虛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還在鼓中。 就這片刻之間，他心潮起伏，激動不已；最后終于作了決定，但卻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獎勵于成龍，“你先下去，我有東西給你。” 皇帝賞賜于成龍一千兩銀子，一匹駿馬。大家都以為那是酬庸他在直隸巡撫任內的政績，卻不是由于振聾發聵之功。 御駕离開霸州，皇帝還想西行，到陸隴其做知縣的靈壽那一帶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說太皇太后政躬違和。皇帝孝順祖母，接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啟蹕回京；不入乾清宮，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宮以東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設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隨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談到明珠的种种劣跡，提出一個疑問：“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納諫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諫，無不親覽，即有逆耳之言，亦從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見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對明珠的印象，已經完全改變；事態嚴重，絕非几句好話所能替他掩飾的，那就得想辦法洗刷自己，避得愈遠愈好。 于是他說：“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動容了，“他敢壓制言路？” “董漢臣即是現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高士奇說，“皇上居寬大之名，宰相有濫權之實。” 皇帝繞室沉吟，很想即時下詔，奪明珠之職。但太皇太后正在臥疾，宜迓祥和，不宜于嚴譴，只好暫且擱下。 十月初八，湯斌偕同工部滿尚書阿蘭泰，專程到通州張家灣去驗看西南運到的棺木。 宮中這時正在大興土木，皇帝預備在紫禁城東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壽宮，作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頤養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發內帑，交西南各省采辦，由水路運進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規格？湯斌的身体已相當虛弱，部屬和家人都勸他，有阿蘭泰去看，也就夠了；秋風多厲，何必跋涉？但湯斌因職責所在，堅持要去；于是与阿蘭泰同車出京，直赴通州張家灣。 來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對了；咳嗽非常厲害，而且气喘不止。 這是湯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發，雖然咳得比平時厲害些，但也不以為意，只不過在妻儿侍奉之下，臥床休息，連醫生都不曾請。 湯斌有四個儿子，本來都在睢州老家讀書，一則侍奉祖母，再則在河南准備應鄉試，這年七月間，老三湯沆先到京城省視；九月間听說湯斌身体不好，老大湯溥，特地由原籍赶來，正是他上疏辭官不許，而皇帝遣御醫診視，病勢已減的時候。湯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興，但仍是懸念著他的繼母的病，對湯溥表示，想辭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親，桑榆景迫，不能親身奉養，心如刀割。 為了安慰老父，湯博說了假話，說他祖母的病，已大見好轉，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師來省父。听得這話，湯斌欣慰無比，認為母子還有相見之日。 但是，他們父子之間，雖在一起，卻一直沒有細談的机會，因為湯斌病勢稍減，立即銷假視事，公事极忙，接著便是到通州勘驗楠木。直到此刻，反因為臥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閒話。 雖是閒話，實在是講立身處世的大道理，湯斌對兩個儿子說：“孟子有言，乍見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就是天理。你們總要時時內省，養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賢的大道。如果只講表面文章，規行矩步，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來是道學，其實是內心不知有真是非的鄉愿，于人于己，皆無益處。” 誰知道這几句話，竟成了湯斌最后的遺言。 縱使抱病，湯斌仍不肯請假，還在打算著第二天一早要到內閣去會議。 湯溥、湯湯，憂心忡忡，卻又無法相勸；怀著心事，輾轉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視，只听喉頭已經“上疾”了。 “爹！爹！” 兄弟倆連聲急喊，湯斌還能答應，但也就是答得這一聲，再也不能說話了。呼吸漸弱，很快地一瞑不視。 合家搶天呼地般痛哭。湯溥是長子，不能不節哀料理后事。親友故舊、部屬，接到“報喪條”，紛紛赶來，只見湯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舊得快破了的藍綢絲棉祆，下身穿一條黑布褲。問起身后之事，湯溥哭著訴說：只剩下八兩俸銀，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 就在這時候，徐乾學送了二十兩銀子奠儀來。湯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湯斌——事實上，他在南書房向皇帝奏陳的話，外間亦絕少人知道；還都認為徐乾學古道可風，收了這筆“雪中送炭”的奠儀，湯家才能買棺成殮。 湯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賜的緞子所縫制的一件朝服。人殮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這樣的境況下，只好用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臨終，照例應有“遺疏”；湯斌臨終一句話都沒有，但仍不能不說“口授臣男溥”奏陳，只是些感恩的話，沒有諫劾，也沒有建議。 凡是敬仰湯斌的，都替他可惜，覺得他死非其時，死在正當他為小人讒害，皇帝不無因為与湯斌爭名而對他怀著成見的時候；他是死得如此凄涼，身為大臣，几乎無以為殮，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為明珠、余國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隱瞞，就是徐乾學、高士奇之流，亦絕不敢表彰湯斌的清廉，變成自暴其貪黷的短處，所以皇帝接到遺疏，只是嗟歎不歡，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許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兩名內閣學士，到湯斌靈前賜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湯斌“偽學”的翁叔元。有人說，這是出于明珠和余國柱的建議，有意刻薄死者；這一層無從究詰，但湯斌雖死，明珠和余國柱余憾未釋，卻在內閣議恤典這件事上，表現得很清楚。 內閣的复奏是，湯斌生前曾有降七級的處分未消，所以不應照尚書的成例賜恤。皇帝素來以寬厚出名，自然不會准奏，降了這樣一道諭旨： 湯斌為巡撫日，廉以自守，屢加升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怀，著馳驛回籍，賜祭如葬故事。 虧得有這樣一道上諭，湯溥兄弟盤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車轎馬，都得由驛站和地方官供給。而湯斌泉下有知，應該感到安慰的是，遺愛在民，身后的哀榮，雖不由于廟堂，卻還出于道路，靈柩所經，路人多下馬拱立，歎息目送，所過州縣，地方耆老，無不路祭。回到睢州時，士紳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聲震天，自動來迎靈的有上万人之多。蘇州百姓接到訃聞，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縣，則紛紛在書院設立湯斌的神主，舉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則頗有人去瞻仰湯斌的故居。板門竹篱，簡陋异常，如不說破，誰也不相信，這就是做過天下第一要缺江蘇巡撫，以及職掌大工，手下有無數名工良匠的工部尚書的住宅。 作為一個大官而言，湯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說是死得其時。 湯斌之死，對郭琇等剛直君子來說，是一大刺激；而對在慈宁宮侍疾的皇帝，卻等于是尸諫，他慢慢明白了，湯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決定展開肅穆政風的大舉措，而以查辦湖廣巡撫張水并，獎勵陝西道御史陳紫芝作為開端。 陳紫芝字非園，他是浙江宁波人，為人峭直，嫉惡如仇。當時的湖廣巡撫張水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運鹽、鑄錢、碼頭交通等等有利可圖的地方，無不想出名堂來舞弊；甚至漢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別大小，按數派錢。貪名傳播遠近，大家都畏憚明珠的勢力，不敢說話，獨有陳紫芝，上疏嚴劾，除了指陳張水江的劣跡以外，同時認為“當日保舉之人，必有賄囑情弊，請一并敕部論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個他相信得過的人，到湖北去查辦。一個是于成龍，一個是山西巡撫，滿洲鑲黃旗的馬齊；另一個是副都御史開音布。 同時皇帝面諭群臣，說張餅貪污，沒有人肯揭發，唯有陳紫芝上疏彈劾，應該升官。于是升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龍、馬齊、開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張水并果有貪污的實跡。皇帝下令革職治罪，張濟被判處了絞刑；保舉張水江的官員，亦都丟了官。 這是對明珠的一大打擊，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會警告，只對打擊展開報复。事由陳紫芝而起，報复便報复在陳紫芝頭上——忽然有一天，四十歲不到的陳紫芝，暴斃身亡。据說，他下朝在朝房遇見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來的“茶”，這就是他暴斃的原因。 盡管明珠的勢力，依舊炙手可熱，但了解內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負擔不重，還可以自我克制，放穩步伐，不至于傾跌；而明珠積惡累累，仿佛拖著一輛沉重的大車，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轉眼之間就會竭蹶殞身。 于是最見机的人開始有了行動，第一個是徐乾學。 徐乾學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從納蘭性德死后，師弟的關系中斷，加以余國柱的排擠，跟明珠也就漸漸疏遠了。同時，他由南書房翰林的文學侍從之臣，轉為總司風憲的左都御史，亦頗思有所建樹，在廷議時，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調和的意見，很快地被朝士分為南北兩党。 既有党派，便成敵對，徐乾學看出明珠已呈不穩之勢，而皇帝整飭政風的決心，在查辦張水并獎勵陳紫芝一事上，表現得相當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斷然作了打倒明珠的決定。 還有一個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時又成了長官与僚屬，于公，他可以鼓勵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紀綱的決心，提出糾彈；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說法，可以打動郭琇的心。 這套說法是為湯斌報仇。湯斌受明珠和余國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對徐乾學的話，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學又以湯斌有思于他的家鄉，跟郭琇對湯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場是相同的；這樣，郭琇便絲毫不覺得徐乾學所慫恿他的話，不是為了替湯斌報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談，徐乾學提供了許多關于明珠的內幕。有些話，跟李光地跟他所說的相同；有些則大相徑庭，而比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學，不信李光地，因為李光地“賣友”這一重公案，真相漸漸揭露，使得郭琇對他的信心大失。 關起門來，一個人悄悄寫好了一道嚴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遞；卻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擱置了下來。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當清兵初入關時，世祖只有七歲，多爾袞大權在握，頗為跋扈。幸虧這位太后跟多爾袞是從小一起被養在宮內的青梅竹馬之交，苦心調護，才使得多爾袞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順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歲，留下四個皇子。當時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輔政大臣”定議，以八歲的皇三子玄燁嗣位，即是當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選擇，是听從她的“教父”，來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湯若望的建議，因為玄燁已經出過天花，不會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樣的悲劇。 這時滿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統一；內有輔政大臣鰲拜的跋扈專擅，八歲的皇帝，全虧祖母教養護持，得以先誅鰲拜，后平三藩。祖孫之間的關系与感情，既与尋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對這位祖母的孝順，不但在古今皇帝當中找不出來，就是上《陳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間，亦應自愧不女口。 當太皇太后病重時，皇帝親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壇上祭，祝文中吁懇上蒼，減自己的壽算，為祖母延壽；太常寺的禮官宣讀祝文時，皇帝涕泗交流，臣下無不感動。但人事已盡，天心難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歲的太皇太后，終于薨在慈宁宮。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號無間”，想起來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喪的儀典，當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辮麻衣，在慈宁宮席地寢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宮內，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宮哭臨；第四天起，改為每天兩次，官民在家齋宿。宮內外各寺廟庵觀，無分日夜，撞鐘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樂。 一般的政務，當然都擱置了下來。這樣過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釋服。照多少年來的傳統，大喪是以日代月；二十七個月縮為二十七天，至此期滿。同時嫡孫為祖母服喪，只是“齊衰杖期”，期為一年，亦非父母之喪的“斬衰三年”。而皇帝下詔，定為三年之喪；哀和過重，妨礙國政，群臣交諫，國子監的太學生伏闕上書，請皇帝節哀順禮。這才勉強把皇帝勸得脫御麻衣，換了素服；由慈宁宮回到乾清宮，不入正殿，在乾清宮東廡設榻暫住。 釋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門听政；政務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彈劾明珠的奏折遞了上去。 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國喪期間，”八音遏密”，不准演戲；同時也不宜舉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敘，場面已經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剎海北岸，是京師有名的巨宅；這天車水馬龍，冠蓋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員，几乎都到齊了。 “郭都老爺到！” 當司間的持著名帖，高唱傳報時，明珠一時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爺？”他問。 “江南道郭都老爺。” 江南道監察御史不是郭琇嗎？明珠始而不信，從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請郭琇一敘，郭琇始終拒絕，不想在這華堂春滿，賀客盈門之際，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寵若惊了。 于是明珠連聲道：“請”，降階親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見了主人，長揖不拜；卻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遞似地。 明珠喜動顏色，“足下今日興致不淺，”他問，“莫非有壽詩見賜？”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說，一面從袖子里抽出一張紙來，遞了過去。 滿堂賓客，盡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張紙上寫的什么？只見明珠讀不多時，臉色大變，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卻是一臉詭秘的笑容。 “郭琇無禮！應該受罰。”他自己這樣說，順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飲而盡，大笑而去。 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勵朝士不畏懼權貴的風骨；因為他顧慮到彈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會交九卿會議，倘或畏懼威勢，瑟縮不言，一片苦心，豈非付之東流？因此，特意出此當面投遞彈章的舉動，表示權相并不足畏。 這自是大煞風景之事，賓主都覺得万分尷尬；壽筵草草終場，賀客紛紛告辭，偌大場面，片刻之間，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會議。都覺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實，十分厲害，可能會惹起不測的天威，當務之急，該去打听皇帝的態度。 皇帝浩歎終日，將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參劾明珠的罪狀，可有虛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國柱背公營私”的事實，計有八款：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揮，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圣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即如陳紫芝之參劾張洪，內并請議處保舉之人，上面諭九卿：“宜一体嚴處”，票擬競不之及。 這一款是事實。皇帝清楚地記得，當時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舉張洴的人；等到自己當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訓等人，保舉張水并不當，一体革職。 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結群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事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系之事，必請命而行。 這更是事實。向湯斌索賄，說江蘇蠲賦，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謊話。以此例彼，則窺測意旨，以示思立威，當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宮，有許多官員等候在中左門，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經郭琇說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利用他所預聞的机密，作出賣風云雷雨、招納權賄的勾當。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寫的是明珠及其党羽，賣官鬻缺的事實： 一明珠結連党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党、寄以腹心，凡會儀、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撫、藩、大出缺，余國柱等無不輾轉販鬻，必索至滿欲而后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看到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為邦本”，他即位以來，最重視的就是愛民，民心馴服，乃是天下能夠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卻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猶有未沾足”的。照他這樣的做法，只要一脫自己的約束，必定橫征暴斂。搞的民怨沸騰，終于萌生亂源。由此看來，明珠真是賊臣？ 就這轉念間，皇帝已有了決定，但處置輕重，還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狀：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价；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輔与明珠、余國柱，交相勾結，每年康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披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异詞。及上另欲要人。則以于成龍方沐圣眷。必當上旨；而成龍官上臬司，不可以統攝，于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議也。及靳輔張大其事，与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議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這一款引起皇帝絕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視察河工時，開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龍總其成，而歸靳輔節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議。當時還覺得他的話极有道理，誰知暗中另有這樣的內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他的傀櫥；看來做皇帝要虛己以听，求得一個“明”字，實在甚難。如果再有成見橫亙胸中，則耳目所及，無一而非偽飾蒙蔽，從今以后，豈可不格外謹慎？ 因此，他對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細，每一個字都不肯輕易放過： 一科道有內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選科道，既与之大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皆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螫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官，恐發其奸狀。常佛倫為總究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霽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 看到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點頭，在燈下自語：“若要天下太平，實非廣開言路，培養有風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經過深長的考慮，決定展開一次大規模的人事革新。明珠應該受到懲罰，是毫無疑義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時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惡极，絕不愿加以誅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終念著他支持撤藩的功勞，格少要寬大處理。 于是首先改組內閣。大學士一共五人，首輔是明珠，革職交領侍衛內大臣差遣；次輔叫覺羅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愛新覺羅族以其与皇帝親屬關系的遠近，分為兩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稱為“宗室”，系金黃腰帶，俗稱“黃帶子”；一种疏遠的宗族，稱為“覺羅”，系猩紅腰帶，俗稱“紅帶子”，勒德洪就是“紅帶子”，隸屬正紅旗，筆帖式出身，是明珠的應聲虫，自然一并革職。 還有個被革職的是余國柱。五去其三，剩下兩個人，一個是曾為世祖草遺詔的王熙，此人熟諳政事，小心謹慎，皇帝決定將他留了下來；還有一個是王熙的同年，順治四年的進士，當過浙江總督，在平耿精忠之亂中立過大功的李之芳，已經六十七歲，精力衰頹，囗婀取容，皇帝決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為了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別召集吏部尚書陳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長的訓諭，他說；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拿出忠心來！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職司，實心任事，才可以不負提拔。他親政以來，不敢絲毫怠忽，所以對于大小官員的行事，無不深知，一再指出缺點，諄諄告誡，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的官員，全然不知勤慎供職，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套同年、門生的關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謀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營私舞弊，這种种情形，他亦無不明瞭，只是隱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發現，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他又說：他最重視九卿科道的會議，期望集思廣益，斟酌至當。結果不過一兩人倡儀于前，其余的應聲附和，馬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參加了會議，卻茫然無知，到散會都不了解議的是些什么？像這樣子，試問國是何憑？ 至于人才進退，關系重大，某人賢、某人不肖，或恐不盡知悉，所以凡遇緊要的差缺，特令會同推舉，一方面讓好人得以出頭；一方面亦是希望被舉的人，心里有這樣的警惕，倘或不是實心奉公，失職得罪，必定會連累推舉的人，于是勉力自勵，力為好官。六部九卿諸臣，如果体會得這番意思，理當從公選舉，才是不負委任。而歷年以來，所舉者稱職的固有；但貪黷的亦复不少，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賄所致。像這些人，自反其咎，雖加正法，亦無足惜；但他實在不忍見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寬大處理。不幸地，寬大變成姑息，姑息足以養奸，積弊愈來愈深，物議沸騰，民憤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劾，豈能再不聞不問？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書科爾坤，戶部尚書佛倫，工部尚書熊一瀟，平日望風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職。消息一傳，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國柱狼狽出京，見者無不嗤之以鼻，真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賢者進用，皇帝經過慎重的考慮，選拔了三個人當大學士，第一個是伊桑阿，他是滿洲正黃旗人，跟湯斌是同年，由禮部主事，循資升任尚書，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滿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禮部尚書任內，辦理太皇太后的大喪，勤慎將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閣。 第二個是阿蘭泰。他家是滿洲八大貴族之一，姓富密氏。阿蘭泰以筆帖式起家，能干而謹慎，當三藩亂起，承旨宣達軍机，詳查明白，而且能夠把握時机，迅赴事功。最難得的是，操行清謹；本來与湯斌同為工部尚書，這時入閣拜相，死者哀而生者榮，運气大不相同。 第三個是漢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肅。他是徐乾學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學，老二元文，老三秉義，合稱“三徐”，而徐元文是他們兄弟中，最杰出的一個。 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的狀元。閒雅方重，敦品勵行，与他的老兄，簡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為他曾充經道講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將他由戶部尚書升任為大學士。 這以后不久，徐乾學、高士奇等人，又為郭琇一疏，嚴劾去職，于是皇帝進行第二次改組政府，老弱貪庸的，紛紛休致回籍。起用熊賜履為禮部尚書，而郭琇則被超擢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湯斌始終被皇帝所誤解，他說：“我待湯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訕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為了有這樣的誤解，終康熙朝六十一年，湯斌生前的德業，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詔以湯斌人祀賢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湯斌得到了一個謚號，而且是极其難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湯斌從祀孔廟。有清一代，以名臣從祀孔廟的，一共只有三個人：湯斌、陸隴其、張伯行。 陸隴其后來亦由知縣行取為御史，歿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兩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蘇學政。死后得官，傳為美談。他的謚號叫“清獻”，照他的官位，不應得謚，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張伯行是湯斌的同鄉，也講理學，也做過江蘇巡撫，號稱“天下清官第一”；但張伯行的清官比較容易做，因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從家鄉帶了錢到任上去用，不如湯斌那樣堅苦卓絕。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冊上的第一名，無論如何不能不推湯斌！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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