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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撫的職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員，嗚炮恭送之下，啟程入閩督師。 在此以前，援閩之師分三路出發。西路以幫辦福建軍務浙江按察使劉典所部新軍八千人為主力；會同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的兩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記名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經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東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連升會同候補知府魏光邴，領兵四千五百人，過錢塘江由宁波乘輪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陸。 這三路軍隊的目標都是閩南——李世賢踞廈門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則在閩南的東西之間流竄。左宗棠的打算是，決不能讓他們出海；由北、西、東三面收緊，壓迫敵人南竄。福建之南就是廣東。兩廣總督毛鴻賓与廣東巡撫郭嵩燾，見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驅賊入粵，則援閩之師，隨賊而至，會形成長毛与“友軍”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著急。 可是由兩員副將方耀、卓興所率領的粵軍，不過八千之眾；福建延建邵道康國器，雖是廣東人，新統一軍，亦多粵籍，卻不能算粵軍，因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廣東大吏。毛鴻賓与郭嵩燾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興入閩會剿，明阻長毛，暗擋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請起用守鎮江的名將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自求振作。 當援閩之師未到以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賢接過仗。林文察是台灣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餉剿淡水的土匪，授職游擊，做了武官；他所統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戰，助林文察當到總兵，獲得“巴圖魯”的名號。王有齡被困杭州時，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衡州；以后歸左宗棠節制，很立了些戰功，補實為福建福宁鎮總兵，不久擢升為福建陸路提督，隨即提兵回台，在他家鄉平亂。 亂党的首領，是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國歷史上陰魂不散的老牌亂党白蓮教的余孽。在彰化名義上辦團練，實際上与長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淪陷，在福建的官軍，多調閩北浙南；戴潮春認為是起事的好机會，三月間由其党羽林戇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領彰化，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被殺。戴潮春自稱“東王”；“南王”是林戇晟；此外還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職有“大國師”、“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等。 這個略仿太平天國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戲台出將入相的場面，由于東南戰局正在緊要關頭，朝廷只應糧道丁日健的力請，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維持一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號召舊部；福建巡撫徐宗干，亦派久官台灣的丁日健領兵赴援，并授為台灣兵備道，督辦全台軍務。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繼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張厝庄、林戇晟敗死于四塊厝，局面可以算是穩定下來了。 不過肅清殘余亂党，亦很費力；尤其是當李世賢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備接應會合，圖謀再舉。左宗棠深恐李世賢、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為此。 林文察見此光景，深感為難，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陸路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對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責無旁貸。仔細考慮下來，還是應該回福建；因為能夠消滅李世賢，彰化的亂党便失去憑借与指望，不戰而自潰。 打定主意，倉卒內渡，同船只帶了兩百親兵。他与李世賢交過手不止一次，不敢輕敵；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擊，那知李世賢早有准備，在万松關設下埋伏，專等他入网。 而林文察則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自感兵力孤單，一路收容了許多散兵游勇，雜湊成軍；如果糧餉充裕，時間從容，而又有得力的幫手，當然可以將此輩漸漸練成勁旅，否則就只有利用他們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仇報仇的心理，淬厲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計。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勢，認為不得不速戰速決；拖下去徒耗糧餉，且難部勒，將不戰自潰。本來左宗棠的檄令，是責成他“力保泉廈”，這是很難的任務，因為漳州以東，直到廈門、泉州，地勢平衍，易攻難守，而況彼此兵力眾寡懸殊。就方略講，應該以攻為守；就利害關系來看，以少攻多，雖然吃力，但与其守而敗，不如攻而敗。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廈而進，在万松關上扎營。万松關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東二十五里的鳳凰山上，為由泉廈渡江入漳的孔道。扎營剛定，李世賢派一隊人馬來攻，用意在試探虛實；哪知副將惠壽不中用，竟讓長毛踩了營盤。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駐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兩天出隊攻擊，小胜而回。 就在這時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溝高壘，勿浪戰求胜；俟浙軍到后，協力規复漳州。”林文察這時不能不听命，駐營在万松岭上，靜候援軍；另由水師總兵曾玉明，在九龍江近海澄縣地方的海口鎮，結扎水營，以為犄角之勢。 這樣守到十月底，左宗棠還未進入福建境內，而先行出發的浙軍，三路合圍之勢，將次形成。李世賢原來是在万松關以西設下埋伏，專候林文察入网；見他按兵不動，而浙軍又已入閩，不能不急著打開一條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發動突襲。 突襲是分水陸兩路進行。襲擊水營的長毛，皆以煙煤擦臉，有意扮成猙獰可怖的鬼相；同時亦用作為“自己人”的識別。曾玉明的水師，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轟擊以處，其余各營，都垮了下來。 在西面万松關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說后路被襲，未戰先亂。副將惠壽，游擊許忠標，壓不住陣，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結果中槍陣亡。潰散下來的亂兵，勉強集結在九龍江東岸，算是保障泉州門戶。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進入福建境界；預定就以此為行轅。行轅所收到的第一件戰報，便是林文察兵敗殉職。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為不悅。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軍的銳气，也傷了他的威名；雖非死有余辜，卻是決不可原諒的。因而出奏時，便不肯專敘此事，只用一個“督師行抵浦城，現籌剿辦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責林文察不听調度，致有此失；幸虧高連升軍一已由福州赶到閩南，泉廈可保無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請；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會优厚。 不過局勢很快地穩住了。左宗棠最擔心的，就是李世賢向東南橫竄入海，所以只要高連升一軍，能自福州南下，及時攔堵，先擋得一陣；等蘇軍郭松林、楊鼎勳領兵航海而來，肅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為此，左宗棠定下東守北攻西壓的策略，最先收复閩南偏北的龍岩；接著會同粵軍方耀所部，收复閩粵交界的永定。 這兩場胜仗才下來，士气大振，指揮更加靈活；左宗棠開始“驅賊入粵”，首先是由毗連江西的汀洲、連城一帶、將汪海洋部下的長毛，往南攆向与廣東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帶。其時援閩蘇軍已陸續到達，与浙軍高連升、黃少春所部，划分防區，而以進取漳州為目標，蘇軍守漳州之南浙軍守漳州之北。這一來，李世賢出海之路是徹底被遮斷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蘇各軍由南北同時出擊，會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賢卻開西門而走，与汪海洋會合在一起，成為“困獸”了。 當時的形勢是東南方面泉、廈、漳沿海一帶，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東北的漏洞，亦已及時防補，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無布置。 西面就是廣東的大埔、饒平一帶，雖有粵軍方耀防守，可是決非李世賢、汪海洋的對手，是誰都看得出來的。然則，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 這個明眼人是遠在京城里的軍机章京領班許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發下來的一個奏折，大為詫异；這個奏折是李鴻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閩蘇軍，會合浙軍分路進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報進攻情形中，有一句話說：“侍逆李世賢潛開西門而遁。”這与同時收到的左宗棠的戰報，情況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進逼漳西大捷，現籌辦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再未變到李世賢由漳州西門而遁；只說“李逆世賢經官軍疊次擊敗，勢日窮蹙；圖由漳北小路繞犯安溪，以抄官軍后路。其計未成，又圖勾結同安土匪，內訌滋事；經离松林凰帶所部兩營馳赴同安，會同道員曾憲德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匪巢洗蕩。”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點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過兩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應該到廿五還不知道。如果已經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報捷？ 這是莫大的一個疑竇，但稍作參詳，不難明白，左宗棠只為李世賢“漏网”，不肯報捷；先說他想“繞犯安溪”，又想“勾結同安土匪”，最后說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將李世賢“漏网”的責任，輕輕推到郭松林頭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緣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來從林文察陣亡以后，福建陸路提督一缺便補了福山鎮總兵的郭松林，雖為署任，總是升官；而如沒有左宗棠的奏請蘇軍援閩，這個武將中最高職銜的提督，請未見得輪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閩而來；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則不論感恩圖報，還是循名責實，都該照建制歸隸他的部下。無如郭松林雖經福建巡撫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終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卻自居于客將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頗難容忍的；只是當郭楊兩軍航海南來之前，李鴻章特為聲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勸駕”。左宗棠曾經同意，此時不便出爾反爾！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時先作一個伏筆，一方面隱約其詞地表示，追擊李世賢是郭松林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將來的情況，果真同安土匪一時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請將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朝廷不能不准，李鴻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來看李鴻章的“援閩獲胜，會克漳州府”一折，才會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賞以外，還有預先為蘇軍留下卸責余地的作用。因為折中舖敘戰況，對于郭楊兩軍的防區及部署，說得特別詳細，一則謂：“東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營扼之；又十里為鎮門，系東山、海澄、石碼适中之地，楊鼎勳以五營扼之。海澄縣為兩軍后路，有山徑可通漳浦，复派三營分布縣城內外，防賊抄襲。” 再則謂：“總兵劉連捷、阜司王開榜在西北；提督高連升、黃少春等軍在東路。自蘇軍扼扎東山，南路已斷。”三則謂：“敗逆向南靖一路紛逃，各營追剿數里，當會同高、黃等軍，折回東南，將東關外放子橋、東岳廟及附近南門新橋各賊壘一律蕩平。”處處可以看出，郭揚兩軍無論防守還是攻剿，都以擔當漳州南面為主，東面其次；然則李世賢開西門而遁，責任誰屬？不問可知。 這樣反复研判下來，許庚身認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權術。從軍興以來，各省帶兵大員，以驅賊出境為慣技；而左宗棠則似乎有意以鄰為壑，包藏著什么禍心。此非早作糾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陳利害，奏明兩宮太后，擬發“廷寄”，首先指出李鴻章已有奏報，漳州克复，“侍逆潛開西門而遁”；接下來便說，“漳州別經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將与汪逆合謀，計圖复逞。現在東南兩路局勢既尚穩固；東北一路亦有劉明燈等聯絡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詔安、平和等城，均為賊踞，該逆必思由此路竄走，已無疑義。粵省饒平、大埔一帶，雖有方耀等軍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當分撥勁旅，繞赴西路，會同粵軍，迎頭攔截，杜其竄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攆走郭嵩燾的時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為蔣益澧下過一次伏筆；并用李鴻章作為陪襯，來提高蔣益澧的地位。這一伏筆，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燾交惡之時，而于“懇請收回節制三省各軍成命”的奏折中，附帶一提：“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將李鴻章調為粵督，而以蔣益澧升任粵撫；這是隱約其詞的試探，朝廷即令沒有明确的反應，但蔣益澧可當方面之任的印象，卻已在西宮太后与軍机大臣的腦中留下了。 此時當然還不能明保蔣益澧升調廣東；是用夾片的方式，在“陳明廣東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蔣。首先就說：“廣東一省兵事實足觀，而餉事亦不可問。軍興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轉強，粵則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餉事或由匱而漸裕，粵則昔饒而今竭矣！”光是這兩句話，便將近兩年的督撫一起攻擊在內；當然，郭嵩燾的責任應更重于瑞麟，因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著便專責餉事，而此正是巡撫的職責；其中并無一語提及郭嵩燾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擊卻集中在郭嵩燾身上，特別提到廣東富饒之區的潮州厘稅。 左宗棠是這樣指責：“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紳士民，詢及潮郡厘稅，合計雜貨之厘、洋藥之厘、汕頭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兩，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為粵東腴郡，而厘稅之少如此，外此已可類推。”這是有意歪曲事實。從錢江創設就貨征稅的厘金以來，最難辦的就是廣東；當郭嵩燾蒞任之初，就曾會同總督毛鴻賓奏明。廣東辦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牽掣。廣東的形勢，“澳門据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為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厘，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幸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廣東的風气与他省不同。廣東的士紳，往往包攬稅捐；厘金開辦之初，亦由劣紳承包，任令侵漁中飽。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為官辦，則原來包厘的劣紳，因為失去特權，心有不甘，從中煽動搗亂，聚眾搗毀厘局之事，不足為奇；官府膽怯怕事，不敢懲辦禍首，反而撤去委員，或調動府縣地方官，以裘發協。而結果是越遷就，越棘手。 從郭嵩燾到任后，以易除中飲，講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頓厘捐，頗有成效，從未設局的瓊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開辦。至于潮州，就廣東而言，偏處東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廣東邊境時，方由潮嘉惠道張銑，設法開辦；數目雖少，但總是一個開端。潮州的民風，因勢利導，好話說在前面，無事不可商量；強制硬壓，則偏不服從。張銑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認厘捐，以后可以陸續增加；而況賊勢方急，官府与紳民之間，為此先起爭執，是件极危險的事。這個看法，郭嵩燾深以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實，只強調每年只收得三万銀子，卻不說這三万銀子來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惡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廣東海關的收入：“聞海關各口所收，每歲不下二百万兩，其解京之數，無從稽考。此項若能由督撫設法籌辦，于正供固期無誤；而于該省籌餉大局，實裨益非淺。特此為二百年舊制，非外臣所敢輕議。”接下來便是保蔣益澧了。他說：“臣率客軍入粵，偶有聞見，自不敢不据實直陳。至兵餉兼籌，任大責重，非明于開濟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市政使蔣益澧，才气無雙，識略高臣數等，若蒙天恩，調令赴粵督辦軍務，兼籌軍餉，于粵東目前時局，必有所濟。” 這就是所謂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話上：“才气無雙，識略高臣數等。”以節制三省軍務的總督，如此推崇，分量實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這樣降心推崇，也實在不類他的為人。因此有人傳了來一個內幕，說是閩浙總督衙門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蔣益澧一万銀子的紅包，力主加這“才气無雙，識略高臣數等”十個字；如果流言屬實，算起來是一字千金。 不過，行賄之說，雖不可知；而就事論事，卻非有此十字不可。蔣益澧的才具如何，軍机大臣大都了解；無不以為他難當方面之任。是故雖經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為粵撫，并利用李鴻章作陪襯，來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終裝聾作啞。現在左宗棠的這十個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裝不得聾，作不得啞了。 不過，裝聾不許，卻可裝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請，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著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馳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糧餉。” 當保荐蔣益澧的奏折拜發之時，左宗棠對克复汪海洋所盤踞的嘉應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發動總攻，一仗大捷，汪海洋為亂槍所殺；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應州城，賊首殲滅淨盡，余孽蕩平。” 這一下等于肅清了長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師回任，各軍遣歸本省；然則蔣益澧“馳赴廣東”，辦何“軍務”，籌何“糧餉”？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蔣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當然早就計議及此，于是借題發揮，對郭嵩燾逼得更緊了。 所借的題目是“高連升帶所部赴任”。高連升的本職是“廣東陸路提督”；如今左宗棠節制三省軍務的任務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則高連升亦應有廣東履任。提督到職，除本標親兵以外，無須另帶人馬；而左宗棠卻囑咐高連升盡攜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亂初平，民心不定，“以資鎮壓”；實際上是有意給廣東出難題，因為高連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銀子的餉銀，當然歸廣東負擔。 可是，廣東歡迎高連升，卻不歡迎高連長的部隊。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責廣東，大發牢騷，說是“臣捫心自問，所以為廣東謀者，不為不至，而廣東顧難之。欲臣一概檄飭高連升所部為旋閩，茲則臣所不解也。如謂高連升軍餉仍應由閩支領，則試為廣東籌之，應解協閩之餉，約尚有三十余万兩，此次資遣各省難民及嘉應州、鎮平縣賑恤平糶米糧及臣均撥鮑超一軍軍米价銀，應由廣東解還歸款者亦約五万余兩。即以此款悉數移充高連升軍餉，以閩餉濟閩軍，約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諸患漸平，陸續裁撤此軍，亦未為晚。”各省協餉，哪一省虧欠哪一省，是筆永遠算不清的帳，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對這一層了解得最透徹，所以能夠侃侃而言，气壯更顯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報，常在最后發議論，此折亦不例外，因為打擊郭嵩燾的緣故，殃及廣東，亦被惡聲：“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廣東；中原盜賊之患，亦起于廣東，當此軍務甫竣之時，有籌兵籌餉之者，應如何懲前毖后，以圖自強？若仍以庸暗為寬厚；以諉卸為能事，明于小計，暗于大謀，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也。合無請旨敕下廣東督撫熟思審處，仍檄高連升帶所部赴任之處，出自圣裁。” 這個奏折，象以前所保蔣益澧的奏折一樣。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紅包的人，密抄折底，寄達浙江，蔣益澧雖是粗材，但畢竟也還有高人，告訴他說：高升之期已不在遠。蔣益澧喜不可言，隨即刻印了廣東巡撫的封條，准備打點上任了。 這個奏折最厲害之處，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燾。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筆鋒，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這是暗示，如果攻郭無效，便要轉而攻端了。瑞鹿在廣東的政績如何？朝中大臣，盡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較之道光、咸丰兩朝若干用事的滿州權貴，雖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認為瑞麟必須保全，因為第一，軍興以來，督撫十分之九為漢人，此是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之事。眼前亦僅只湖廣、兩廣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對瑞麟參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調不可，一時卻沒有适當的旗下大員，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奧援，動他不得。第三，瑞麟雖是庸材，但很听話；尤其內務府的經費，跟粵海關有很大的關連，能有個听話的粵督在廣州，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須安撫左宗棠，不但為了保全瑞麟，亦因為由“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這句話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諭中責備瑞麟，措詞相當嚴厲：“左宗棠凱旋后，粵省安插降卒，搜誅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當留扎勁兵，以資鎮壓。瑞麟既咨催高連升赴廣東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將其部典檄飭回閩？倘閩軍凱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煩兵力，該署督其能當此重咎耶？” 接下來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請：“高連升所部五千余人，計每月餉需不過三万余兩。即著左宗棠檄飭該提督帶所部赴任，月餉由瑞麟、郭嵩燾按月籌給，不准絲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的受這頓申斥，當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燾。 朝廷的意思是決意保全瑞麟，犧牲郭嵩燾來換取左宗棠的“忠誠”。不過上諭于“用人行政”，動輒申明，“一秉大公”，而廣東軍務的貽誤，督撫同罪，不該一個被黜、一個無事。所以運用“打而不罰”，“罰而不打”這個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對瑞麟嚴加申飭是已打不罰；而對郭嵩燾之不“打”，正是將“罰”的先聲。 不過七八天的功夫，有關廣東的政局，一日連發兩諭，一道是由內閣“明發”，“著郭嵩燾來京，以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另一道是僅次于“六百里加緊”的緊急軍報的“廷寄”，分飭浙江、廣東及福建，寫的是：馬新貽奏：巡視海口情形，酌議改造戰船；粵省軍事已定，藩司蔣益澧應否前往各一折。官軍搜捕洋盜，全賴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馬新貽見擬改造紅單廣艇三十號，合之張其光原帶廣艇十只，共計四十號，分派溫州等處各要口；并購買外國輪船一兩只，以為游擊搜剿之用，所籌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請行。仍著馬新貽督飭沿海各將弁，就見有師船，認真巡緝，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諭旨；授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即著蔣益澧赶緊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蔣益澧經朝廷擢膺疆寄，責任非輕，到任后將軍務吏治及籌餉各事宜，力加整頓，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積習，致負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左宗棠驅逐郭嵩燾是為了想占得廣東這個地盤。這個目的在表面看，算是達到了；其實不然。 朝廷接納左宗棠對蔣益澧的力保，雖說是要挾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眾之力對付獨斷獨行的左宗棠，畢竟有其深謀遠慮的過人之處。沒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到頭來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著。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還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蔣益澧這件事上，特加詞色，以為籠絡；第二，廣東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內務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來，洪楊荼毒遍東南，但廣東受災极輕。不過早年為了籌餉，廣東督撫不得不遷就膺專閫之寄的曾國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況不同，收權之時已到；但一則礙著曾國藩，再則以郭嵩燾的出身与居官的績效，如無重大過失，不能隨便調動，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對比，如說要整飭廣東吏治，首先該調的應該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燾。即令退一步來看，至少亦該瑞郭同調；否則諭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話，就變成欺人之談了。 難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燾，卻好可用來作為收權的途徑。黜郭不易；要黜蔣益澧容易得很。因為論他的出身資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將來一紙上諭，輕易調動，決不會有人說閒話。 再有層好處，便是有蔣益澧的比照；瑞麟當兩廣總督，便顯得很夠格了。所以八月間降旨，瑞麟的兩廣總督真除；由署理變為實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兩道上諭：一道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勢日增，懇請開缺”；調左宗棠為陝甘總督。 另一道說：“楊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辦理未能有效；眷顧西陲，實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諳韌略，于軍務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為陝甘總督，以期迅掃回氛，綏靖邊陲。”是特為表明，賦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歷來的規制，封疆大臣的調動，首先將預定的人選召赴到京，陛見稱旨，方始明發上諭；然后“請訓”出京。如果不經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調補，那末新任就該自請陛見請訓；意思是此一調動，必含有除舊布新的整頓之意在內。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詢明白，所以應該請訓。當然，亦有例外，例如軍情緊急，不容耽誤，便可在上諭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對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過，這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另有文章。因為左宗棠由東南舊任赴西北新任，繞道京師，由山西入秦隴，并不算太費事；而況回亂勢緩，已經歷相當時日，与防患將然，深恐一發不可收拾，愈早扑滅愈好的情況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請訓，只為左宗棠的手段，軍机處及各部院都領教過了，要餉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滿足他的要求不到任，豈不麻煩？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調任的上諭到達福州時，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時左宗棠正在大辦“保案”，肅清福建廣東殘匪，出了力的人，固然個個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計，夤緣請托，希翼在保案上加個名字。一時福州城內“冠蓋云集”，熱鬧非凡；及至傳出左宗棠調督陝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補，已搭上了線，可以借軍功升官補缺的人，無不大為失望，因為靠山雖然未倒，卻已移了地方，無可倚恃了。 胡雪岩這時也在福州。左宗棠為了酬謝他在上海接濟軍火糧餉的功勞，特地備好一個“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隨折拜發。這個“附片”是專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單而單獨保荐，稱為“密保”，效用与開單“明保”，不大相同，措詞當然极有分量，說是：“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复后，在籍籌辦善后，极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迨臣自浙而閩而粵，疊次委辦軍火軍糈，絡繹轉運，無不應期而至，克濟軍需。”是故懇請“破格优獎，以昭激勵，可否賞加布政使銜”。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過，使他特別興奮的，還不在布政使這個銜頭，而加了布政使銜，便可改換頂戴。原銜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藍頂子；布政使——藩司是從二品，便可以戴紅頂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紅頂子，极不容易；買賣人戴紅頂子，更是絕無僅有的事；除非象乾隆年間的鹽商那樣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兩個人。是故飲水思源，想起將有得戴的紅頂子，雖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沒有王有齡，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齡的老家去了一趟——贍恤王氏遺屬，是胡雪岩逢年過節的第一件大事；這次登門，完全是感念舊情，哭奠一番。 本來還想親謁墓門，無奈有件大事在辦，忙得不可開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說。 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輪船。左宗棠的意志強毅，蓄志之事，非見諸實行，不能甘心。當時奉命入閩督師，不能躬親料理，卻并未擱下，委托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關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救于古應春；他的路子很廣，認為造輪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國，講到輪船、鐵路、火器的糧良，美國有后來居上之勢。同時美國人不似英國人的狡猾、法國人的蠻橫、德國人的頑固、日本人的陰險，比較易于相處。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國在華勢力，英國最大，法國其次。要制抑英國的勢力，只有利用法國；美國与英國同种，所以与美國合作，等于幫助英國擴張勢力。同時，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創議之人，無故背棄，道義有虧。 其實胡雪岩還有一層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古應春与他多年相處，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鴻章爭權奪利，几已成不兩立之勢，李鴻章辦洋務，倚總稅務局英國人赫德為重；然則左宗棠如果再請教英國人，將會逃不了仍由赫德經手。而赫德与李鴻章互為表里，說不定會向總洋務的恭王与文建建議，制造輪船事務以由兩江經辦為宜。那一來豈不是給李鴻章開了路？ 因此，古應春不再有何主張，只實心實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實際上只跟日意格一個人接頭；因為德克碑已經退伍回國了。一切建船厂的計划、圖樣及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國托人辦理，寄給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應春洽談；一年多下來，已經策划得很周祥了。 到得左宗棠由廣東班師，胡雪岩立即陪著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圖說詳明，非常高興，親自去視察日意格所建議的設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馬尾羅星塔一帶，水清土實，宜于開槽建塢。兼以密邇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來的事，就是籌划經費。造厂買机器、雇募師匠，瞀開辦費要三十多万銀子，厂成開工，材料薪水，每月須銀五六万兩，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預計兩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銀子。不過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計，不過三百多万。 這三百多万銀子，從何籌集？當然煞費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辦起來再說，只要有一百万銀子，能應付得了頭一年，此后欲罷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辦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條維持得下的路子來。 因而粗粗計算，福建海關及本省厘稅，提用之權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屬自己管轄，不會袖手；廣東蔣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當效勞。有此三處財源，盡可放手辦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陳“擬購机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大概情形”。同時應詔陳言，以為剿捻宜用車戰；平回則千里饋糧，轉運艱難，應該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對車戰、屯田之議，不見得欣賞；試造輪船則以為“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准予在閩海關關稅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夠，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時指示：“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鑼緊鼓地干了起來，一面關照胡雪岩通過已調漢口江漢關稅務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細節。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達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擇定馬尾山下，潮平之時水深亦達十二丈的地方設厂；然后議土木、議工匠、議經費，大致妥協，訂立草約，擔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議，由法國駐上海的總領事白來尼擔保。當然，這個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達福州，与左宗棠晤見之下，對于所訂草約，并無异詞，但對所選定的建厂地點，卻有意見，認為馬尾山下是淤沙積成的一塊陸地，基址不夠堅固。因而左宗棠決定邀請白來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個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議，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寫信找胡雪岩到福州來談。正在起勁的時候，忽然奉到調督陝甘的上諭；在左宗棠雖覺突兀，但稍一細想，便知事所必然，勢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時想起歷史上許多平定西域的史實，雄心陡起，躍躍欲試，相當興奮。 在胡雪岩卻是件非常掃興的事，而且憂心忡忡，頗有手足無措之感。因此，到總督衙門向左宗棠道賀時，雖然表面從容，一切如常；但逃不過相知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小同鄉吳觀禮。此人字子儒號圭庵，本來是一名舉人；才气縱橫，做得极好的詩。由于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擔任總理營務處的職司，是閩浙總督衙門唯一參贊軍務，可說是運籌帷幄的一位幕友。 吳觀禮對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這就因為是讀書多少的緣故。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間有落寞之色，當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內心的想法。 “雪岩，”吳觀禮問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話問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實答道：“是的！以后無論公私，我都難了！” “不然！不然！”吳觀禮大為搖頭。 照吳觀禮的看法，出關西征，總得三年五載，才能見功；這當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勢与剿捻不同。捻匪竄扰中原，威脅京畿，在朝廷看，縱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勢急迫，不容延誤。 西征則在邊陲用兵，天高皇帝遠，不致于朝夕關怀，其勢較緩，公事自然比較好辦。至于私事，無非胡雪岩個人的事業，有近在東南的左宗棠，可資蔭庇，處處圓通。一旦靠山領兵出關，遠在西陲，鞭長莫及；緩急之際呼應為難。吳觀禮認為亦是過慮。 “你要曉得，從來經營西北，全靠東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會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為。”吳觀禮拍拍胡雪岩的肩說，“你沒有讀過‘圣武記’，不知道乾隆年間的‘十大武功’。經營邊疆，從前都是派親貴或者滿洲重臣挂帥；如今派了我們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楊以來的元戎勳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兩位兩次；從此以后，只怕曾左要并稱了。” 最后一句話，點醒了胡雪岩；滿腔憂煩，頓時一掃而空。靠山雖遠，卻更高大穩固；了解到這一層，就不必發什么愁了。 “多承指點。”胡雪岩很高興地說，“索性還要費你的心，西北是怎么個情形，請你細細談一談。” “我們先談談造輪船。”左宗棠极堅決地說：“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緊，要我赶出關；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我不會离開福建。” “是的。”胡雪岩問道：“定局以后，交給哪位？”“著！你問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數月，才能有此結果，倘或付托非人，半途而廢，我是不甘心的。這一層，我還在考慮；眼前還要請你多偏勞。” “那何消說得。不過，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為止。”“不然。我离開福建，你還是要管。”左宗棠說，“管的是船厂。這件事我決不能半途而廢，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盤算過多少次，這件事辦成，比李少荃所辦的洋務，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 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于爭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決不因任何的規勸而稍減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難卸仔肩，非“頂石臼做戲”不可了。不過，剛才那句“問在要害”上的話，并無答复，還得追問。 “大人這么說，我當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說，“就不知道將來在福建還要伺候哪位？” “不要說什么伺候的話。雪岩，你最聰明不過；沒有什么你不能相處的。惟其我付托了這個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沒有再說下去：胡雪岩卻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托的，是個很難‘伺候’的人。這就更急著要問：“是哪位？” “沈幼丹。” 原來是丁憂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撫沈葆楨。這在胡雪岩卻真有意外之感。細想一想，付托倒也得人；不過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為法例所不許。兼以丁憂，更成窒礙。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來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給你看個奏稿。” 奏向洋洋千言，暢論造船之利；最后談到主題：臣維輪船一事，勢在必行，豈可以去閩在邇，忽為擱置？且設局制造，一切繁難事宜，均臣与洋員議定，若不趁臣在閩定局，不但頭緒紛繁，接辦之人無從咨防；且恐要約不明，后多民議，臣尤無可諉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須擇接辦之人；尤必接辦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貫注，眾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維，惟丁憂在籍前江西撫臣沈荷楨，在官在籍，久負清望，為中外所仰。其慮事詳審精密，早在圣有洞鑒之中。現在里居侍養，愛日方長，非若宦轍靡常，時有量移更替之事；又鄉評素重，更可堅樂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緒。商之英桂、徐宗余亦以為然。臣曾三次造廬商情，沈荷楨始終遜謝不遑。可否仰懇皇上天恩，俯念事關至要，局在垂成，溫諭沈葆楨，勉輕大義，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制。 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隨時調取；責成署藩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華工、開藝局，責成胡光墉一手經理。緣胡光墉才長心細，熟諳洋務，為船局斷不可少之人，且為洋人所素信也。“好！我就交給你了！”左宗棠站起身，一面走向書案，一面說道：“現在要跟你談第一件大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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