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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就在這時候，江宁發生了一件清朝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怪事：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馬新貽在江宁練了四營新兵，規定每天操演兩次，專習洋槍、抬炮、長矛，每月二十五校閱，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槍打靶，地點就在新建總督衙門未完工前，暫時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對新兵用洋槍的“准頭”如何，看得很認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門，就是箭道，走了來，走了去，不費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親臨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閱之期，因為下雨，延遲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點多鐘看完，馬新貽亦同往常一樣，步行回署。后面跟著負責警衛的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和替總督傳令的武巡捕葉化龍，還有兩三名馬弁。走近偏門，只見有個中年人，用馬新貽家鄉，山東荷澤的口音喊道：“大帥！”
　　接著便跪了下來，雙手捧著一封信，高舉過頂。
　　馬新貽認識這個人，一見便問：“你還沒有回去？”
　　“回大帥的話，盤纏用完了。今天特為來求大帥。”
　　“不是給過你兩次了嗎？”馬新貽的神色顯得頗不耐煩。
　　“是……。”
　　正當那人囁嚅著不知何以為詞時，右面又有人高聲喊道：“大帥伸冤！”接著也跪了下來。等馬新貽回頭來看時，那人突然從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馬新貽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遞，刀已插入右胸。
　　“扎著了！”馬新貽大喊一聲，接著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葉化龍等人，一擁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幫的那個山東人，同時將馬新貽抬回上房，找醫生來急救。
　　這樣一件大事，立刻傳遍全城，無不惊詫万分。于是將軍魁玉、署理藩司孫衣言、臬司梅啟照，還有學政殷兆鏞，一起赶到督署，只見馬新貽奄奄一息，已無法說話，他的兩個已入中年的姨太太嚎啕大哭，跪在魁玉面前，口口聲聲：“請將軍替我家老爺伸冤！”
　　魁玉知道，話中是要請他緝拿指使的正凶。但是魁玉自己也在害怕，在他看裁撤的湘軍，個個都象是指使的正凶。這話不能說，說了保不定連他都會挨一刀。
　　因此，魁玉除了好言安慰以外，不敢說什么擔當的責任的話，只巴望能保得住馬新貽一條命。無奈刺中要害，群醫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終于咽气了。
　　這時，江宁知府孫云錦和上元、江宁兩知縣會審凶手的供詞，亦已呈送到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張文祥，河南汝陽人，做過洪軍李侍賢的裨將。供詞离奇不經，魁玉看了，只是不斷搖頭，連稱“荒唐”。
　　“出缺的原因，怎么說？”魁玉問臬司梅啟照，“這么荒唐的供詞，怎么能出奏？”
　　“是！”梅啟照緊皺著眉說，“主使的人，其心凶毒，不但要馬制台的命，還要毀他的清譽。好在凶手還在審訊之中，只好先含糊其詞。”
　　于是以“行刺緣由，供詞閃爍”的措詞，飛章入奏，到京城那天是八月初二。
　　總督的權柄极重，威儀极盛，居然會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這件事不但令人惊駭，而且無不詫异。因此也沒有一個人不怀疑張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誰，目的何在？卻只有极少數人能夠看出一個大概，這少數人中便有恭王在內。
　　慈禧太后正有喪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視朝。恭王怕嚇著了兩宮太后，不敢多說被裁湘軍流落在兩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嚴訊凶手优恤馬新貽外，談到兩江總督懸缺，認為非曾國藩回任不可。
　　就不為鎮撫兩江的散兵游勇，曾國藩回任也是公私并顧的好安排。論公，曾國藩沒有把天津教案辦妥，只是他為此心力交瘁，大損清譽，朝廷既不忍責備，更不便把他調開，另外派人主持和議，現在有此順理成章的机會，是再好不過。論私，曾國藩回兩江，駕輕就熟，正好休養病体。所以兩宮太后同聲准奏。
　　于是直隸總督便落到李鴻章身上。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一則他有“精兵”可拱衛京畿，再則他也是辦洋務的第一把好手，正好讓他接替曾國藩未能辦成的和局。
　　這一下便宜了李鴻章的長兄李瀚章。李鴻章奉旨帶兵援左宗棠西征，朝廷特命浙江巡撫李瀚章署理湖廣總督，替他“看守老家”，現在李鴻章調為直督，卻不便叫李瀚章回任，因為署理浙江巡撫楊昌浚，雖是曾國藩的小同鄉，卻是左宗棠的“嫡系”。浙江是左宗棠克复的，一直被視作他的“禁臠”，前后巡撫蔣益澧、楊昌浚都是左宗棠所力保，這兩個人的報答便是替他在浙江籌餉。陝甘軍務正吃緊之際，一動楊昌浚就會影響西征的“協餉”，既然楊昌浚不能動，李瀚章就不能回任，由署理而真除，則淮軍的“協餉”，亦仍可取給于湖廣，是件一舉兩得的事。
　　李家雙喜臨門，馬家則是禍不單行。張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馬新貽以外，對于行刺的原因，是否有人指使，堅不吐實。地方官會審時，態度桀驁不馴，將軍魁玉親自審問時，他只說了一句：“我為天下除了一個通回亂的叛逆，有何不好？”馬新貽雖是回教家世，但從洪武初年由武昌遷居山東曹州府，到馬新貽已傳了十八代之久，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著，与陝甘回民風馬牛不相及，可知張文祥話，完全誣蔑。
　　但問來問去，到底有句要緊話漏了出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見得他是被買出來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謀。就因為這一句話，署理藩司，曾受馬新貽知遇的孫衣言，堅持要求刑訊，但是臬司梅啟照和江宁府、上元縣、江宁縣三地方官都不敢。他們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著能在這時滅張文祥口，一用刑說不定就會在獄里動手腳，把欽命要犯報個“刑傷過重，瘐死獄中”，這個責任誰也擔不起。
　　張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詞，但在江宁城內，卻有兩种首尾俱全，枝葉紛披的傳說：一种是說馬新貽与陝甘回亂有關；另一种是說他負義漁色，陷害患難之交。當然，后一個傳說更能聳動听聞。
　　傳說中的馬新貽，在安徽合肥署理知縣時，曾經為捻軍所擒，擒獲他的就是張文祥。但張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馬新貽，不但不向捻軍頭腦張洛行等人去報功，反而加意結納，為他引見了兩個好朋友，一個叫曹二虎，一個叫時金彪，四個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放馬新貽回去，跟撫台說妥當了，再來接他們投降。
　　事情非常順利，張、曹、時三個人都拉了部隊，投向官方。上頭委任馬新貽揀選降眾，編設兩營，因為馬新貽號轂山，所以稱為“山字營”，他的三個把兄弟都當了“哨官”。馬新貽就憑這兩營起家，一路扶搖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楊平定，大事裁軍，山字營遣散，張、曹、時三人都隨著馬新貽到藩司衙門去當差。据說，這時候的馬新貽，已有些看不起貧賤患難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備去接家眷時，張文祥就勸他一動不如一靜，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子從家鄉接了出來，住在藩司衙門里。既來了，不能不謁見馬夫人，恰好馬新貽也到上房，一見曹二虎的妻子，惊為絕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礙著本夫，不能暢所欲為。于是，馬新貽經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總有油水可撈，曹二虎樂此不疲，馬新貽亦得其所哉。
　　這樣不多日子，丑聞傳播得很快，張文祥不能不告訴曹二虎，他起先還不肯相信，暗中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殺他妻子。
　　張文祥勸他：“殺奸須雙，光是殺妻，律例上要償命，太犯不著。大丈夫何患無妻？你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錯，找了個机會，微露其意，誰知馬新貽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僚。曹二虎回來告訴張文祥，張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殺身之禍了。
　　這樣過了些時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這次是到安徽壽州去領軍火。張文祥防他此去有變，約了時金彪一起護送。途中安然無事，曹二虎還笑張文祥多疑，張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壽春鎮總兵轅門去投文辦事，正在等候謁見時，中軍官拿著令箭，帶著馬弁，來捉拿曹二虎，說他通匪。等一上了綁，總兵徐睷戌裝出臨，不容曹二虎辯白，就告訴他說：“馬大人委你動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預備領了軍火，接濟捻匪。已有公文下來，等你一到，立刻以軍法從事。你不必多說了。”
　　曹二虎被殺，張文祥大哭了一場。他跟時金彪表示，一定要為曹二虎報仇。時金彪面有難色，張文祥便指責他“不夠朋友”，愿意獨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張、時二人，就此分手。在這一段傳說中，唯一真實的是，時金彪确有其人，現在在山西當參將。
　　傳說中的張文祥，被描畫成史記《刺客列傳》中的人物。据說，他用精鋼打造了兩把匕首，用毒藥淬過，每天夜深人靜后，勤練刺擊的手勁，疊起四、五層牛皮，用匕首去刺，起先因為手腕太弱，貫穿無力，這樣兩年，練到五層牛皮，一刃洞穿。他這樣做的用意，是假定嚴冬有下手的机會，那怕馬新貽身著重裘，亦不難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從練成這樣一番功夫，張文祥暗中跟蹤了馬新貽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為巡撫的護從太多，無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說，馬新貽被刺時大喊一聲“扎著了！”其實是“找著了”，意思是說冤家路狹，終于被找到了。還有人說，馬新貽被刺，看清凶手是張文祥，說一聲：
　　“是你啊！”接著便吩咐左右：“不要難為他！”
　　這些傳說，繪聲繪影，言之鑿鑿，民間即令是腦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為，不然就會發生這樣一個疑問：張文祥刺馬，到底是為了什么？同時官場中知道張文祥沒有什么詳細口供的人，卻又諱莫如深，頗有談虎色變之慨，因而越發助長了這些傳言的流播，不久連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膽小，不敢多事，有的与湘軍素有淵源，不便出頭。只有安徽巡撫英翰，身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馬新貽私交甚厚，因而上奏，在表揚賢勞以外，“請嚴詰主使之人，以遏詭謀。”京里又有個給事中王書瑞，奏請“添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牽掣窒礙之處，難以縷晰推詳”的話，意在言外，連慈禧太后都動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緊的上諭，指派漕運總督張之万，“馳赴江宁，會同魁玉，督飭司道各員，將該犯設法熬審，務將其中情節，确切研訊，奏明辦理”。此諭剛發，接著又發密旨，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准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
　　張之万是個狀元，也是個“磕頭虫”，他的獨得之秘的強身之道，是每天臨睡以前，磕多少個頭，說是起拜跪伏，可以強筋活血。為人深通以柔克剛的黃老之學，所以也是個“不倒翁”，這時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會成為馬新貽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間接的警告，勸他不可多事，這一下，張之万越發膽戰心惊，一直拖延著不肯到江宁。
　　無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欽差”快去，張之万只好准備動身，把漕標的精銳都調了來保護，數十號官船，在運河中連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艙里不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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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時正值深秋，紅蓼白蘋，運河兩岸的風光頗為不惡，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張之万在船里悶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陣，忽然內急，就近找了個茅廁方便。野外孤露，四無隱蔽，倘或此時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險的事，于是漕標參將，親自帶領兩百親兵，拿槍的拿槍，拿刀的拿刀，團團將茅廁圍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帥張大人”上茅廁。于是張之万人還未到，他的笑話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見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他喊著張之万的號說：“子青，你真正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張之万唯有報以苦笑，“玉公，”他說，“我是奉旨來會審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搖著手說：“你是特旨派來的欽差，專為查辦此案，當然一切听你作主。”
　　兩個人一見面先推卸責任，但彼此有關，誰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濟”商量著辦了。當夜魁玉為張之万設宴接風，陪客有署理藩司孫衣言、臬司梅啟照、候補道袁保慶。孫衣言也是翰林，比張之万只晚一科，他的儿子叫孫詒讓，功名不過舉人，官職不過主事，但聲名极盛，對“墨子”的造詣极深，父子二人都是經師，所以張之万另眼相看。
　　袁保慶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孫衣言于馬新貽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慶，被委為營務處總辦，平日抓散兵游勇，頗為嚴厲，因此為馬新貽帶來殺身之禍，更是耿耿于怀。在席間与孫衣言兩人，极力主張對張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來，才肯罷休。
　　張之万抱定宗旨，只听不說，唯唯否否地敷衍著，等席散以后，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啟照留了下來，這才談到正事。
　　“孫、袁兩公的話，決不可听。”梅啟照這樣說道，“他們為報私恩，不顧太局，難免激出太亂子來。如今江宁城里，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閉門不出，袁篤臣家就是如此。”
　　袁篤臣就是袁保慶。
　　張之万吸了口气：“照此說來，江宁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滌相早早到任，讓我交出了總督關防。”
　　“滌相還在請辭，辭是當然不准他辭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結，還要入京陛辭請訓，這一耽擱，起碼兩個月工夫。”張之万說，“我們就想辦法拖它兩個月！這一案只有等滌相來料理。”
　　“要拖也容易。”梅啟照說，“張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親屬來問，這樣就拖下來了。”
　　“他的家屬在那里？”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縣新市鎮。”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張之万又問，“還有什么遠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個時金彪。”梅啟照說，“張文祥曾供過這個人，也是捻匪那里投降過來的，現在山西當參將。”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啟照問道：“請示欽差大臣，那一天提審？”
　　“我審也無用。”張之万說，“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讞？該有個打算。打算好了我們就照這條路子去走。”
　　梅啟照深深點頭，看著魁玉，魁玉也點點頭，示意梅啟照提出商量好的辦法。
　　辦法是替張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顯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張文祥個人處心積慮，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嚴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為馬新貽洗刷清譽，而且要隱隱含著因為公事認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這樣，馬新貽之死，才能有殉職的意味。
　　這套假口供是如此說法，張文祥本是李侍賢手下的裨將，洪楊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盜有所勾結，同時開了個小押當，隱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馬新貽調了浙江巡撫，海盜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處禁地，名叫南田，向來為海盜所盤踞，馬新貽捉住了其中的頭目邱財青，處以死刑，另外又殺了海盜五十余名，其中頗多張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們的接濟，這一下等于斷了張文祥的財路，因此他對馬新貽恨之入骨。
　　這以后又有一連串的怨恨，張文祥開小押當，而馬新貽因為押當重利盤剝小民，出告示查禁，張文祥生計頓絕，便起了報复的心。又說，張文祥的妻子羅氏，為人誘拐潛逃，讓張文祥追了回來，但人雖未失，卷逃的衣物為奸夫帶走了，一狀告到巡撫那里，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准。不久，羅氏复又潛逃，張文祥追著了，逼她自盡。至此人財兩空，認為馬新貽不替他追贓，以致他的妻子輕視他，于是立志報仇。
　　這里面當然也有片段的實情，象張文祥的妻子，背夫潛逃，即有此事。但從整個供詞看，疑竇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別無更好的說法，也就只有自己騙自己，信以為真了。
　　“不過，”張之万只提出了這樣一個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畫供，有了親供才可以出奏！”
　　不論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這一點梅啟照當然不會疏忽。回去以后，立刻傳見負責主審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縣，傳達了欽差張大人的意思，要他們設法勸誘張文祥，照此畫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個把月，尚無結果。
　　這時的曾國藩，請辭江督，未能如愿，已經交出了直隸總督的關防，正預備入京請訓，天津教案總算已化險為夷，殺了兩批凶手，也辦了張光藻和劉杰充軍黑龍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別回任。大局已經無礙，加之曾國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陳，舉措失机，把張光藻和劉杰辦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難安”，因而亦能見諒于清議。而朝廷為了慰撫老臣，特旨賜壽，由軍机處派人送來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方，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以及紫銅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這年是六十整壽，生日正在慈禧太后万壽后一天，兩湖同鄉，就在不久前要把他點翰林的匾額撤除的湖廣會館，設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張之万和魁玉會銜的奏折到了，說張文祥挾仇“乘間刺害總督大員，并無主使之人”，同時定擬罪名，凌遲處死。消息一傳，輿論大嘩，給事中劉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紛紛上奏，認為審問結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不但輿論不滿，兩宮太后及朝中大臣，亦無不覺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傷國体，而且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心存顧忌，會不敢放手辦事，否則就可能成為馬新貽第二。同時就照魁玉和張之万的奏報來說，前面說張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盜龍啟沄等人，指使他為同伙報仇，因而混進督署行刺，“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后面卻又說：“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由“尚屬”二字，可見魁玉和張之万并未追出實情，所以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這一案不能就此了結。
　　還要嚴辦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辦法？卻有不同的主張。有人以為應該撇開曾國藩，另派欽差查辦；有人以為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以外，還有大學士的身分，此案應歸他主持。兩宮太后召見軍机，仔細商量結果，決定兼籌并顧。一方面尊重曾國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員到江宁，重新開審。同時為昭大公起見，決定用明發上諭：
　　“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文祥所供挾恨各節，暨龍啟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于抵任后，會同嚴訊，務得确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宁，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并馳驛。”
　　鄭敦謹是刑部尚書，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這一榜是名榜，人才濟濟，在咸丰初年，紅极一時。鄭敦謹的官運卻不算太好，翰林散館，當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調來調去當藩司，但頗有政績。直到同治改元，才內調為京堂，升侍郎、升尚書。刑部尚書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當刑部尚書在三年前，恰好西捻東竄，山西巡撫趙長齡防剿不力，帶兵的藩司陳湜，是曾國荃的姻親，本人性喜漁色，部下紀律极坏，慈禧太后得報震怒，大年三十派鄭敦謹出京查辦。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得了革職充軍的處分，而鄭敦謹鐵面無私的名聲，也就傳了開來。
　　因此，上諭發抄，輿論都表示滿意，期待著鄭敦謹也象那次到山西查辦事件一樣，必能將這樁疑案辦得水落石出，河清見魚。
　　鄭敦謹卻是心情沉重，因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軍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詞規避。他已經六十八歲，又是歲暮雨雪載途之際，如果說憚于此行，起碼恤老尊賢的恭王會同情他的處境，然而他終于還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馳驛出京，徑赴江宁。
　　一路上歷盡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國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歲，長談竟夕。這一談，鄭敦謹才深悔此行。因為曾國藩說了實話，御外必先安內，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如果再激出什么變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開釁，洋人決不會象這一次似的，雷聲大、雨點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國藩与鄭敦謹不但是同鄉，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鄉試的舉人。鄭敦謹春闈聯捷，第二年就成了進士，曾國藩則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連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償。所以論科名，鄭敦謹雖是前輩，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論到公事，各有作為。鄭敦謹清勤自矢，執法錚錚，張光藻和劉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絕收受，就是他的主張。誰知迫于朝命，終于還是辦了罪。多少年來的規矩，或是內閣會議、或是吏部議處、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時一定擬得重，留待旨意減輕，以示開恩。張光藻和劉杰原擬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已經過分，而兩宮太后听了寶鋆、崇厚的話，以張、劉二人“私往順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為充軍黑龍江。
　　為此，鄭敦謹耿耿于怀，這時听了曾國藩意見，越覺得滿怀抑郁難宣，不由得就發了牢騷。
　　“不該辦的非辦不可，該辦的卻又不能辦。”他說，“讀書六十年，真不知何以為怀！”
　　曾國藩的牢騷更多，但養气的功夫，他比鄭敦謹來得到家，所以不動聲色地答道：“相忍為國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辦案又是一回事。鄭敦謹那個年過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還好，年初二一早，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祐，領了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儿子毓楨，跪在欽差大臣的行轅門口，放聲痛哭，請求伸冤。好不容易給勸了回去，接著便是袁保慶來拜，鄭敦謹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會試同年，所以袁保慶稱他“老世叔”，為他指出張文祥供詞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竇，要求嚴辦。袁保慶向來心直口快，對曾國藩和魁玉都有批評，張之万更為他隱隱約約指責得一文不值。江蘇巡撫丁日昌丁憂開缺，張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蘇州，催丁日昌交卸，膽小怕事到如此，頗為袁保慶所譏評。
　　“還有人居然在馬制軍被難之后出告示，說‘總督家難，無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請想，疆臣被刺，怎能說是‘家難’？”
　　鄭敦謹也听說過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啟照。“這當然是失言！”他說，“我奏旨跟滌相會辦此案，凡事亦不能擅專。等稍停几日，我再約諸公細談。”
　　過了初五，鄭敦謹會同曾國藩約集江宁的司、道、府、縣會談案情，別人都不講話，只有孫衣言侃侃而談，說指使的人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系极大。又說，民間謠諑紛傳，上海戲園中甚至編了“張文祥刺馬”這么一出新戲開演，明明是誣蔑馬新貽的荒唐不經之談，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為真，做一首詩，說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馬新貽含冤而死，复蒙重謗，天下不平之事，那里還有過于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園編演“刺馬”新戲，轟動一時，連遠在安慶的安徽巡撫英翰，都有所聞，特為咨請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孫衣言所提到的那兩句詩，鄭敦謹無不知道。那首詩出于喬松年的手筆，鄭敦謹跟他雖是同年，也覺得他做這樣的詩，實在有傷忠厚。
　　不過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脫褲褲的習气，養尊處优，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著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所以鄭敦謹這樣答道：“喬鶴儕的話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馬端愍的清譽，總有洗刷的一天。”
　　曾國藩也深深點頭，用馬新貽的謚來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評。至于民間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時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讞以后，我自然要替馬端愍表揚。”
　　鄭、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孫衣言的气平了些。當時決定正月初七開審，照例由首縣辦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欽差行轅，就在二廳上布置公堂，一共設了五個座位，除去鄭敦謹和隨帶的兩名司員以外，另外兩個座位是孫衣言和袁保慶的。
　　這是那兩名司員想出來的主意，因為此案的結果，已經可以預見，怕他們兩人將來不服，會說閒話，甚至策動言官奏劾，別生枝節，所以建議鄭敦謹用欽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孫衣言、袁保慶參与會審。
　　接到委札，孫衣言特為去看袁保慶，要商量如何利用這個机會，追出實情。袁保慶因為曾國藩接任后，仍舊被委為營務處總辦，公事极忙，經常在各營視察。替他料理門戶的是他過繼的一個儿子，名叫世凱，字慰庭。袁世凱這時才十三歲，矮矮胖胖，因為常騎馬的緣故，長了一雙“里八字”的羅圈腿，貌雖不揚，腦筋极好，已脫盡童騃之態，很整個成年的樣子，凡有客來，如果袁保慶不在家，都歸他接待。“慰庭！”孫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揚了揚，“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凱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還不曾過目。”
　　“你拆開看了沒有？”
　　“看了。怕是緊要公事，好專差稟告家父。”
　　“令尊什么時候回來？”
　　“臨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來，正赶得上明天開審。”
　　“我要跟令尊好好談一談。奉委會審的，就是我們兩個人。”
　　孫衣言說，“此案不平的人极多，無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想講話也無從講起。所以我們兩個人的責任特重，等于要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請你先把我的意思轉達，今天晚上我在舍間專候，或是令尊見訪，或是給我一個信，我再來。無論如何要見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訴家父。不過……，”袁世凱笑了笑又說，“我想放肆說一句，不曉得老伯容不容我說？”
　　“說！說！你常多妙悟，我要請教。”
　　“不敢當！”袁世凱從容答道，“我勸老伯不必重視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鄭欽差不過拿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話把孫衣言說得愣在那里，作聲不得。好半晌才用無窮感慨的聲音說道：“我的見識竟不如你！不過……。”他把下面的那句話咽住了，原來是想說：欽差的用心，連個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當局者迷，總之，是太熱心的緣故。”袁世凱老气橫秋地說，“我勸老伯大可辭掉這個差使。”
　　“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孫衣言很堅決地說：“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辭，我要爭！”
　　這种擇善固執的態度，袁世凱再聰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慶是了解的，當夜去回拜孫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爭。
　　第二天一早，欽差行轅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純然是來看熱鬧，有些則是來替張文祥“助威”的。當然，欽差大臣奉旨審問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審理案件不同，警戒嚴密，不得觀審，百姓只能在一府兩縣差役的彈壓之下，遠遠站在照牆邊張望。
　　此外從欽差行轅到上元縣衙門，一路也有百姓在等著張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縣監獄，獨住一間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舖，吃的葷腥，有個相好，釣魚巷的土娼小金子，偶爾還能進去“探探監”，所以養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這天一早，扎束停當，飽餐一頓，然后上了手銬，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欽差行轅。看到夾道圍觀的人群，不由得滿臉得意，看的人也很過癮，覺得張文祥為兄報仇，不但義气，而且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俠義男儿的模樣。
　　孫衣言和袁保慶是早就到了，在花廳里陪著鄭敦謹閒談，談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歎，國勢太弱，難御外侮之際，督署派來當差的武巡捕來報，說張文祥已經解到，請欽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張文祥帶了上來，鄭敦謹看他一臉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問話极其謹慎，而張文祥其滑無比，遇到緊要關頭，總是閃避不答。那兩名司員因為已經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態度，一句來一句去，問是問得很熱鬧，卻非問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慶開口了，他是問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馬新貽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蓋著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個衙門所發？打開來一看，里面是一張畫，畫的一匹死馬，文案上赶緊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卻已不知去向。這張意示警告的畫，究竟是誰弄的玄虛？袁保慶要問的就是這一點。
　　照袁保慶想，如果張文祥真的為了私仇，處心積慮，非置馬新貽于死地而后快，則行蹤愈隱密愈好，豈能事先寄這么一張畫，讓馬新貽好加意防備？這是情理极不通之處。
　　而且，反過來看，果真馬新貽有過那种不義的行為，則此畫的涵意，在他是“啞子吃扁食，肚里有數”，也會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經心，自取其禍？
　　“王書辦！”袁保慶說：“把那張畫取來！”
　　王書辦是上元縣的刑房書辦，張文祥一案的卷牘證据，都歸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張“死馬”的畫，當即取來呈堂。
　　“張文祥！”袁保慶把那張畫提示犯人：“這張畫你以前見過沒有？”
　　他問得很詭譎，因為這張畫以前沒有提出來問過，是最近欽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這張畫來路可疑，特為檢了出來歸案。袁保慶疑心張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說了緣由，他必定一口承認，真相就難明了。所以故意這樣套他一句，如果張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見過”，則送畫的自另有人，追出這個人來，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誰。
　　然而他失望了，張文祥看了看答道：“見過的。”
　　“你在那里見過？”
　　“是我送給老馬的。”
　　“咄！”有個司官拍案叱斥：“豈有此理！你對馬制台，怎么能用這樣無禮的稱呼？”
　　張文祥把雙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沒有。
　　“我問你，這張畫是你親自送到總督衙門的嗎？”袁保慶又問。
　　“是我自己送的。”
　　“你為什么要這么辦？你不想想，這一下有了防備，你還能有僥幸一逞的机會？”
　　“明人不做暗事！先給他個信，教他小心！”張文祥答非所問地，但仿佛強詞奪理，很難駁詰。
　　袁保慶也感覺到了，張文祥實在難對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脫罪，或者想避重就輕，企求著堂上筆下超生，決不敢胡扯惹問官生气。而張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沒有打算活命，若說他有些微畏懼之心，無非怕吃眼前虧，可是堂上定了決不用刑的宗旨，那就連這一絲忌憚都沒有了！因此信口雌黃，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拿他毫無辦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慶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慚的話，仍舊在那幅畫上追根。
　　“那么，這張畫，是你自己畫的？”
　　“這也沒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馬’！”
　　“哼！”袁保慶冷笑一聲：又喊：“王書辦！”
　　“喳！”王書辦趨前听命。
　　“拿紙筆給他，開去手銬，叫他照樣畫一張！”
　　王書辦依言照辦，把那張畫舖在張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筆硯，一張白紙，一一擺好，然后指揮差役開去手銬，把枝筆遞到張文祥手里。
　　就在提筆要畫的那一刻，他忽然將筆一丟，搖搖頭說：
　　“我畫它不象！”
　　袁保慶一听這話，立即拍案喝道：“說！這張畫是誰畫的？”
　　突如其來地這一聲，大家都嚇一跳，張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隨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誰畫的。”
　　“這一說，是個什么人交給你的。是不是？”
　　旁敲側擊地套了半天，終于把意向說明白了，袁保慶是在套問指使的人。張文祥卻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沒有什么人交給我。”
　　“那么，這張畫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袁保慶連連擊桌：“說，說！”
　　張文祥絲毫不為所動，“倒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說，“是我在地上撿到的，想起正好寄給他，當個口信，便這么做了！”
　　這樣回答，跡近戲侮，袁保慶大怒，“好刁惡的東西，真正十惡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慮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夾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條繩子，卻不知多少好漢過不了這一關。鄭敦謹也是不主張對張文祥用刑的，此時便想開口阻止，卻讓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鄭敦謹也明白，一說阻攔的話，便是當眾糾正了袁保慶，逢他盛怒之際，說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時出言頂撞，豈非大失体統？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遞過來，自然必有打消他這個命令的辦法，且等著看！
　　上元縣的差役無不明白，張文祥決不會上刑，簇新的刑具是欽差審問，照例定制，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此時看見欽差不作聲，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顧，于是響亮地應一聲：
　　“喳！”身子卻站在那里不動。
　　袁保慶越發惱怒，剛要出言責備，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鄭敦謹使眼色的那個人，拉開嗓子喊道：“來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們又是響亮地答應。
　　“問得太久了，”那人赶緊轉臉向鄭敦謹說，“請大人暫且退堂休息吧！”
　　鄭敦謹出了翰林院就當刑部主事，這些問案的“過門”，無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慶和孫衣言看了看說：
　　“兩位老兄請花廳坐吧，這里讓他們去料理。”
　　經過這一番周折，袁保慶怒气稍平，方始領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圓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張文祥也決不會“拉下去打”。
　　等他們回到花廳，兩名司官接著也到了，擦臉喝茶抽水煙，亂過一陣，在等候開飯的那段休息的時間內，少不得又要談到案情。
　　“鄭大人！”這回是孫衣言先說話，“今日一審，洞若觀火。張文祥雖奸狡無比，但別有所恃者在，倘無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頑惡！”
　　“喔，倒要請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孫衣言說，“鄭大人兩綰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請教鄭大人，如何才能教張文祥吐實？”
　　“說起來我是三進刑部，不止兩綰秋曹。”鄭敦謹說：“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紀大了，只怕記不周全，三十年前剛分部的時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實，自然也有辦法，無奈不能用！”
　　“想來鄭大人是指的刑訊之制。”孫衣言特為搶在他前面說：“凡命案重案，男子許用夾棍，女子許用拶指，這是律有明文的。”
　　“不錯，律有明文。”鄭敦謹答道，“然而仍舊不能用。這個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經親見，刑用得輕了，熬刑不供，無濟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斃的情事出現，那時我擔處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豈非更對不起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慶幫著爭辯，“夾棍既為律之所許，自然應當用，用過了無濟于事，事后就無遺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鄭敦謹搖著頭說：“‘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誣服，隨意供出几個人來，說是幕后指使，請問，又將為之何？”
　　“自然依法傳訊。”
　　“傳訊不承，難道又用刑求？”
　　“未曾傳訊，安知其不承？”
　　兩個人針鋒相對，展開激辯，一場舌戰無結果而散，反倒耽誤了這天的審問。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說有一營新兵，因為長官苛虐，有嘩變之虞，袁保慶不能不親自去料理，剩下孫衣言一個人參加會審，自更不發生作用。而從這天審過以后，鄭敦謹又鬧病，中間停了几天。事實上審与不審，几無區別，孫、袁二人，爭既爭不過，鬧亦鬧不起來，照例陪坐而一籌莫展，以致變得視會審為一大苦事。
　　在此期間，有好些人來游說解勸，多云張文祥死既不怕，便無所畏，刑訊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來不能早結，則各种离奇的謠言，將會層出不窮，愈傳愈盛，使得馬新貽的清譽，更受玷辱。倘或張文祥竟死在獄中，則成千古疑案，越發對馬新貽的聲名不利。
　　還有一些人則比較說得坦率，而話愈坦率，愈見得此案難辦。他們向孫衣言、袁保慶提出一個難題：張文祥在刑訊之下，据實招供，是湘軍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說不定還會扯上江南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名字，請問辦是不辦？到時候說不定軍机處會來一道廷寄，轉述密旨，以大局為重，不了了之，則欲求此刻所得的結果，將張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許亦不可得。再有少數人的措詞，更玄妙得叫人無法置答，說是倘或因嚴追指使而激出變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國的馬新貽，在九泉之下不安。這樣，孫、袁二人的執持，反倒是違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這樣川流不息地爭辯著，搞得孫衣言和袁保慶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結果，認為張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張之万的審問所得，完全一樣。
　　供詞已經全部整理好，即將出奏，會審的人照例都該“閱供”具名，表示負責。孫衣言和袁保慶，使出最后一項法寶，拒絕具名。
　　“這是無法勉強的事。”鄭敦謹苦笑著說，“案子總得要結，只好我跟滌相會銜出奏。反正凶手是張文祥，定擬了‘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對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會銜复奏時，曾國藩特別附了一個夾片，陳明“實無主使別情”。他是個重實踐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歡發議論以見其能的督撫，純然兩路，無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這樣一個夾片，雖不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痕跡，但确有用處，意思是知會軍机，此案到此就算結束，再也問不出別的來了。這樣，倘或還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軍机處就會替他擋在前面，設法消弭，不致再別生枝節。
　　當然，馬新貽的家屬、舊部，還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發發牢騷，無可作為。朝廷重視此案，兩派欽使，而且對馬新貽的恤典甚厚，總算仁至義盡，這口气還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辦得不徹底，細細想去，也實在有些難處，再加上曾國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聲。不過孫衣言是個讀書人，有筆在手，可以不爭一時爭千秋，他為馬新貽所撰的墓志銘，秉筆直書：
　　“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別有隱情，對鄭敦謹的聲名，是個很大的打擊。他本來就有難言的委屈，從結案以后，就杜門不出，欽差在辦案期間，關防是要嚴密的，一到結案，便不妨會客應酬。而魁玉邀游清涼山，曾國藩約在后湖泛舟，鄭敦謹一概辭謝，只傳諭首縣辦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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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曾國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儀，兩名司官每人一百兩，這在“曾中堂”，出手已經算很闊的了。送鄭敦謹的是二百兩，附了一封曾國藩親筆寫的信，說這筆程儀，是致送同年，不是饋贈欽差，同時表明，絕非公款，是從他個人的薪給中分出來的，請鄭敦謹無論如何不可推卻，否則就是不念交情。
　　鄭敦謹還是“不念交情”，斷然謝絕。到了二月初六，攜帶隨從，上船回京，一路悶悶不樂，每每終宵長吁短歎。這樣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換車北上，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把他接到衙門里去住，留他盤桓數日，鄭敦謹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
　　不久，從江宁來的消息，鄭敦謹和曾國藩會銜的奏折，已奉上諭批准，馬新貽“著再加恩，照陣亡例賜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專祠，用示篤念藎臣，有加無已至意。”而張文祥也就在上諭到達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點在江宁城北小營，曾國藩親臨監視。兩江總督親蒞刑場，監視正法，是從未有過的事，因而引起許多揣測，說倘非如此，或者會有意想不到的變故，唯有曾國藩親臨坐鎮，才得安然無事。
　　鄭敦謹又听到消息，說馬家的報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鉤，交給劊子手作行刑之用。凌遲重刑，數十年難得一見，有人說只“扎八刀”，有點臠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說要用“魚鱗剮”，一片片細切。而張文祥則是介乎其間，用定制的鉤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鉤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張文祥始終不曾出聲。
　　于是鄭敦謹以一种奇怪的、豁達的聲音對張兆棟說：“我的責任已了！該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張兆棟說，“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緊。”
　　“我不回京。”鄭敦謹搖搖頭說，“我回家。”
　　張兆棟愕然，想了一下說道：“想來老前輩出京時就已請了假，順道回籍掃墓？”
　　“‘田園將蕪胡不歸’！”鄭敦謹朗聲念了這一句，又黯然搖頭：“九陌紅塵，目迷五色，我真的厭倦了。”
　　張兆棟大為詫异：“老前輩圣眷优隆，老當益壯，著實還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歸去之志？”
　　“早歸早好。”鄭敦謹說：“滌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駑馬戀棧，只恐真如滌相所說的，‘名既裂矣，身敗在即！’歸去，歸去！岳麓山下，白頭弟兄，負暄閒話，強似千里奔波來審無頭命案！”
　　這一說張兆棟才知是為馬新貽一案，受了委屈，先還當他是發發牢騷，解勸了一番，也就丟開了。誰知第二天一早，鄭敦謹親自來跟張兆棟要求，派一名專差為他遞告病的奏折，同時請張兆棟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長沙，竟真個要辭官回里了。“老前輩何必？”張兆棟說，“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請開缺，也還不遲。”
　　“那就辭不成功了。”鄭敦謹說，“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說到這話，張兆棟不便再勸，當天就派了專差，為他遞折，接著又傳淮安府首縣的山陽知縣辦差，派了一只大號官船，床帳衾褥，動用器具，一律新置，作為對這位刑部尚書的敬意。
　　那兩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勸，而鄭敦謹執意不听。問他辭官的原因，他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說唯有辭了官，才能消除對馬新貽和他的家屬，以及孫衣言、袁保慶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閒言閒語很多。大人這樣子一辦，見得朝廷屈法，恐怕上頭會不高興。”
　　“那也是沒法子的事，”鄭敦謹說，“只怕不高興的不是朝廷，是我們湖南同鄉。然而我也顧不得了！屈法是無奈之事。若以為屈法是顧全大局，以此自寬自解，恬然竊位，豈不愧對職守？”
　　說到這話，那兩名司官心里也很難過。原來是打算著辦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風頭，就象總理衙門的章京陳欽辦天津教案那樣，雖然費心費力，到底名利雙收。誰知年前沖寒冒雪，吃盡辛苦到江宁，落得這么個窩囊的結果，除了曾國藩的一百兩程儀以外，什么也沒有撈到！
　　于是吃了一頓張兆棟特備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陸异途，各奔前程。鄭敦謹趁一帆東風，過洞庭湖回長沙，兩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為同事包圍，都要知道鄭尚書辭官的真相。
　　最后連恭王也知道了，特地傳諭，叫那兩名司官到軍机處去見他，詢向鄭敦謹倦勤的原因，那兩名司官不敢隱瞞，照實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實陳奏兩宮太后，因為兩宮太后也覺得事出突然，頗為怀疑，曾經一再問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說呢，鄭敦謹年紀雖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來其中還有這么多隱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說：“不過他就是告病，也該回京复了命再說，就這么擅自回籍，也太說不過去了。”
　　听她的語意不滿，恭王怕惹出“交部議處”的話來，會引起各方的揣測，又生是非，因而赶緊為鄭敦謹進言：“這一案，鄭敦謹勞而無功，不免覺得委屈。臣等叫人寫信勸他銷假，請兩位皇太后，暫時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讓他銷假。”她說，“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這話就算說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說什么，只答應一聲：“是！”
　　“倭仁的病，怎么樣了？”慈安太后問。
　　“不行了！”恭王微微搖頭，“不過拖日子罷了。”
　　“那是先帝敬重的人。”慈安太后看著右面，用征詢的語气說，“給他一個什么恩典，沖沖喜吧！”
　　“也好！”慈禧太后看著恭王問：“你們倒看看，怎么辦才合适？”
　　問到這一層，恭王恰好可以陳奏擬議中的辦法。大學士本以官文為首，他已在正月里病故，這是個滿缺，該由瑞常以協辦大學士坐升，瑞常空出來的一個缺，照例由六部之首的吏部尚書升任，而文祥是在同治六年就已調任吏部，等著拜相，此時順理成章地得了協辦。但是四位大學士，兩殿兩閣，需要重新安排，官文所遺的文華殿大學士，為殿閣之首，依慣例應該由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士改授，但入閣是倭仁在先，科名亦是倭仁早，因此，倭仁以文淵閣改為文華殿，亦未始不可。
　　等恭王把這番周折奏明以后，兩宮太后一致認可，以倭仁為文華殿大學士。這是名義上的“首輔”，說到做官，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無以复加的高官。但是沖喜沒有能把倭仁沖好，到四月里假滿，再賞假兩個月，并頒賜人參，這就再無銷假之期了。師傅的恤典，一向优厚，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賜謚第一個字自是“文”字，第二個不出大家所料，是理學大臣專享的“端”字。
　　這一下又出一個大學士缺，應該由文祥坐升，以他的圣眷，兩宮太后應該早有交代，但一直不提，就知道事情有變化了。
　　一打听，是兩廣總督瑞麟的儿子，刑部主事怀塔布在替他父親活動入閣。瑞麟是內務府管銀庫出身，家資豪富，兩廣總督又是有名的肥缺，加以瑞麟于慈禧太后娘家有恩，文祥已知道爭他不過。果然，等瑞麟為大婚進貢的珍品一到，兩宮太后親臨檢視以后，慈禧太后有話下來了。
　　“倭仁的遺缺，該誰補啊？”她這樣問。
　　問到這話，即是不愿讓文祥升任的明确表示，好在恭王已跟文祥商量過，所以答奏得很漂亮。
　　“照規矩，該由文祥升補。”恭王手指著說，“不過文祥已經跟臣說了，受恩深重，不敢再邀非分之榮，而且剛得協辦不久，資望還淺，應該多歷練歷練。倭仁病故，空出來的大學士一缺，請兩位皇太后另簡資深望重的大臣接補。”
　　“嗯，嗯！”慈禧太后深為滿意，轉臉向慈安太后問道，“你看，叫瑞麟補，怎么樣？”
　　慈安太后因為瑞麟對“大婚傳辦事件”，相當巴結，表示同意：“講資望，瑞麟也夠了。他是那一年進的軍机？我記得是咸丰三年。”
　　“是！”恭王是跟瑞麟一起進軍机的，記得很清楚：“咸丰三年十月里。”
　　“那就叫瑞麟補！”慈禧太后覺得對文祥有疚歉，便看看他說：“你就讓他一步吧！”
　　听得這話，文祥赶緊跪下答道：“圣母皇太后的話說重了，奴才惶恐之至。奴才自覺蒙天恩補了協辦，受恩已經逾分，實在不敢再作非分之想。目前大婚費用浩繁，除了戶部的正項以外，全靠各省督撫感恩圖報，共襄大典。瑞麟時傳諭交辦的活計、洋貨，都能敬慎將事，如期辦妥，為昭激勵，應該讓他補這個缺，兩位皇太后的圣裁极是！”
　　“話雖如此，瑞麟到底太便宜了一點。”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問，“你今年五十几？”
　　“奴才今年五十四。”
　　“喔！”慈禧太后點點頭說：“那總還可以替朝廷辦二十年的事。”
　　這意思是來日方長，不必爭在一時。文祥便又磕頭謝恩。接著慈禧太后談起洋務，連恭王在內，軍机五大臣，倒有四個兼了總理衙門的差使，而事無巨細，盡皆參与的是沈桂芬。文祥是他的荐主，寶鋆在辦理教案那一段期間，深得他的助力，而恭王雖以軍机領袖，照規在御前召對，只有他一個人發言，但近年來凡屬于照例的陳述，都讓他人奏對，所以此時為了培植沈桂芬，不約而同給了他一個在兩宮太后面前顯露才具的机會。
　　沈桂芬跟李鴻藻一樣，說話都极有條理，但李鴻藻還不免有正色立朝，直顏犯諫的味道。而沈桂芬則是煦煦然，娓娓然，如巨族管家對女主人回話的那种神態，所以慈禧太后覺得格外動听。
　　首先談教案，他說崇厚到了巴黎，因為法國“內亂”，法皇拿破侖第三為普魯士皇威廉第二所俘虜，竟找不到一個可以接受大清國修好致意的君主。而“法相”仍舊堅持羅叔亞所提出來的要求，由張光藻、劉杰為丰大業及被殺教士、修女抵命，同時要崇厚就在巴黎定議。
　　“崇厚告以無權開議。這個答复很妥當，不過崇厚寫信回來，要總理衙門奏請兩位皇太后准他回國。臣等以為斷斷不可。”沈桂芬接著又說：“法國現已戰敗，自顧不暇，此是國家之福，這一案正好趁此了結。臣等以為崇厚必得在巴黎撐著，一回來就會別生枝節，說不定前功盡棄。”
　　“對啊！該這么辦！”慈禧太后深為滿意。
　　接著沈桂芬又面奏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交涉的中日商約辦理情形，以及曾國藩与李鴻章會奏的，選取聰穎子弟赴泰西“肄習技藝”一案。依照中美商約，招選幼童，委派刑部主事陳蘭彬和江蘇同知容閎帶領赴美，學習軍政船政。原奏的辦法是由陳、容二人“酌議章程”，經費由江海關洋稅項下，按年指撥，經總理衙門核議章程，請旨辦理。沈桂芬此刻便是面奏章程大要，听候裁斷。
　　“發憤圖強是要緊的，就怕把子弟教坏了！不過，美國總算還好，天津教案沒有夾在里頭起哄。”慈禧太后想了想又說，“這件案子是早就談過的，曾國藩、李鴻章在洋務上經驗得多，他們這么提議，總理衙門又說該這么辦，我們姐妹倆，自然得依。就怕事情還沒有辦，先就自己鬧意气，象那一年開同文館，惹出多少無謂的是非！現在倭仁也故世了，我不愿意再說他什么，只望大家体諒朝廷，自己委屈一點儿！別盡顧著自己掙名聲，教朝廷為難。”
　　這話在李鴻藻听來，很不是味道，他也象倭仁一樣，絕口不談洋務。”洋務不是不可談，但內如董恂，外如崇厚，仿佛以為中國人生來就該怕洋人，只好把洋人敷衍得不找麻煩，便已盡其辦洋務的能事。而凡有保舉，總理衙門的人，總是优先，各地的海關道，總理衙門更視為禁臠，好象除了他們，就沒有人懂得如何跟洋商收稅？其實不過借机把持而已。這些為清議所不齒的行為，使得李鴻藻看不起辦洋務的人，因而抱定有所不為的宗旨，不沾洋務。當然也就對在洋務上特別巴結的沈桂芬，怀有反感了。
　　因此，這天君臣們談得越投机，李鴻藻越如芒刺在背。等退了朝，卻又不得休息，有個應酬非去不可。上年慈禧太后老母，承恩公惠澂夫人病故，開吊那天，方家園車馬喧闐，只有李鴻藻沒有理這回事，慈禧太后為此大不高興。前車之鑒，這一次可不能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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